這個暑假,中國電影不僅在國內市場收穫不俗票房和口碑的影片,也正代表中國電影走向海外:
粵產潮汕方言劇情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自6月起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澳大利亞等地陸續上映,海外累計票房已超1億元。
8月11日最新上映的《歡迎來龍餐館》以《中東往事》譯名登陸海外,將反戰主題與美食題材融合,憑藉跨文化溫情故事收穫熱烈反響。
有人說,《給阿嬤的情書》用一封僑批,《歡迎來龍餐館》用一頓飯,向全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讓不同地域的人看得見、聽得懂。不少影評人則認為,當前中國電影人已經建立了一種全新的全球電影敘事講述邏輯和評判標準。

過去,《封神》《哪吒》等神話大片承載着中國古老、絢爛、深厚的文明積澱,是一種面向世界的“自我介紹”;而《給阿嬤的情書》《歡迎來龍餐館》等現實主義新作是在告訴世界,中國不僅是一個經濟體量龐大的國家,更是一個由無數具體的人組成的、會流淚的真實社會。
無論是含蓄的情感表達,還是以誠待人、兼容幷蓄的處世之道,東方文化在這些當代故事中悄然溶解於現實主義肌理深處,成為支撐人物命運與情感走向的精神底色,在國際傳播中展現出了一種剛柔並濟的獨特力量。
“這種源於現實韌性的質感,遠比神話大片中百折不撓的虛構英雄更具說服力與震撼力。”中國社會科學院視聽文旅研究中心主任冷凇說。

冷凇認為,這些影片在海外引發的廣泛共情,指向了“中國故事的共通性”正在逐漸為世界所認可。隨着國家越來越強大,底氣越來越足,中國電影的敘事語境已經逐漸跨越文化隔閡,在全球敘事版圖中嶄露頭角。
共情基礎:小人物面對的選擇和困境具有跨文化普遍性
“江海萬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遙遠。”以僑批為引,《給阿嬤的情書》立足潮汕鄉土,講述南洋華僑的鄉愁與親情,用一段跨越山海的家書故事,感動了無數海內外觀眾。影片不僅在內地票房突破20億元,在海外多地票房表現也十分亮眼:
在新加坡,該片累計票房超2000萬元人民幣,成為2026年新加坡年度華語票房冠軍;
馬來西亞、文萊地區總票房近3500萬元,位列當地華語片年度票房之首;
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太平洋群島市場票房超1100萬元,暫居2026年澳大利亞華語電影年度票房冠軍;
……

身為土生土長的潮汕電影人,導演藍鴻春坦言,“下南洋”的歷史是潮汕人共同的記憶:“我們經常會聽到長輩說哪個親戚下南洋回不來了,要麼沒有消息了,要麼就是一直在那邊寄錢回來,撫養家鄉的小孩到上大學。我們都是聽着這樣的故事長大的。”《給阿嬤的情書》塑造的南枝、木生、淑柔等角色,在樸實又不過分煽情的鏡頭語言中,也與廣大觀眾們記憶中溫暖而親切的長輩形象悄然重疊。

今年6月17日,《給阿嬤的情書》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檳城首映,兩地均有上千名觀眾到場觀影,反響熱烈。
該片新加坡發行方之一克洛弗影業董事經理林德表示,新加坡許多華人的祖輩都有從中國“下南洋”的經歷,因此容易與影片產生共鳴。更重要的是,影片以小人物的故事為切口,抓住了“人與人之間的友情、愛情、親情、同鄉情”,能夠觸動更多觀眾。那一封封泛黃的僑批背後,是一份跨越山海的情義與守望,通過電影藝術,將海內外華人的心再度連結起來。
《歡迎來龍餐館》則通過在海外打拼的中國人視角展現戰爭中的情感選擇與人性光輝,帶來了反戰主題的創新表達。琳琅滿目的中式美食和戰火紛飛的現實通過蒙太奇手法交織,人們盼望着“炊煙起”而“硝煙息”, 一句“好好吃飯”貫穿全片,展現了普通人在面對戰爭時內心最真誠、懇切的期盼。

有海外觀眾評價,《歡迎來龍餐館》以極為冷靜、客觀的視角展現了戰爭給中東地區帶來的苦難,“它講述了一個既引人入勝又令人心酸的故事,同時又不乏人性光輝”。
片中,大廚徐福(沈騰 飾)和大堂經理馬俊生(蔣奇明 飾)從未想過成為名垂青史的英雄,卻在戰火紛飛時堅守龍餐館,以美食撫慰人心,更在生死存亡之際選擇了“大義”,而這樣的感人瞬間,在現實世界中也曾多次發生。
影片導演文牧野擅長打造現實主義題材,從《我不是藥神》到《奇蹟·笨小孩》,再到《歡迎來龍餐館》,他始終關注小人物的故事,創作視角卻逐漸開闊。“我們看見世界,世界也在看見我們。”他表示,《歡迎來龍餐館》雖以海外為背景,但講述的依然是中國人的故事。如今中國人在電影裡講好好吃飯、和平、追求幸福,世界聽得懂,也會感同身受。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教研部研究員孫佳山認為,《給阿嬤的情書》和《歡迎來龍餐館》不約而同地以小人物視角切入,這有利於讓觀眾以平視甚至輕微俯視的視角進入影片的故事當中。兩部影片都具有非常強的紀實性、非虛構特徵,摒棄了過於戲劇化的敘事起伏,也是能夠引起海內外觀眾廣泛共鳴的關鍵原因。

冷凇認為,過去的中國電影走向世界往往依賴兩種成熟的敘事策略:一種是以濃烈的色彩和繁複的儀式,滿足某種東方主義想象的民俗奇觀;另一種是武俠功夫的肢體語言,以跨越語詞藩籬的動作美學成為通行全球的“文化護照”。
但《歡迎來龍餐館》和《給阿嬤的情書》的突破之處在於,它們主動放棄了這些久經檢驗的“安全牌”,轉而將鏡頭沉入中國最平凡的日常肌理,讓畫面的底色浸滿人間煙火,只留生活的原味。“龍餐館裏那個面對賬本發愁的老闆,阿嬤手中那封永遠沒有寄出的信,這些意象觸動的不是海外觀眾對‘中國’的好奇,而是他們對‘人’的共情。”冷凇說。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羅昕同樣認為,這兩部電影讓中國故事回到了“人”的層面,片中人物面對的選擇和困境具有跨文化普遍性。“鄉愁、親情、身份認同、在異鄉打拼的孤獨與堅持,這些情感不依賴特定文化背景。海外觀眾可能不了解中餐和僑批,卻能理解一個父親為家庭作出的犧牲,也能理解一個年輕人發現祖輩經歷時的複雜情緒。加上電影對現實質感的還原,海外觀眾感受到的是可信的個體經歷。”羅昕指出,這種共情基礎比展示抽象的文化符號更持久,也更容易轉化為主動推薦和社交討論。
視角轉變:中國電影從“我們有什麼”轉向“我們如何生活”
近年來,隨着中國電影工業化進程不斷加速,海外發行經驗逐漸成熟,越來越多的優秀國產影片走向世界。脫胎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封神》《哪吒》系列,憑藉對神話世界的瑰麗想象和強大的電影工業能力在海外引發熱議。如今,偏重現實主義表達的《給阿嬤的情書》和《歡迎來龍餐館》,其故事本身和情感表達成了海外觀眾更為關注的焦點。
“即便我與故事本身並無個人關聯,我想我仍會不由自主地對角色產生關切之情。對家的渴望是普遍存在的,無論這種離鄉背井是出於自願還是迫不得已。”一位海外觀眾在觀看《給阿嬤的情書》後在海外平台留下了動人的影評,“那些漂泊在海上的人渴望能在堅實的大地上重新扎根。我們通過交換那些微小的、脆弱的文字碎片、信封,乃至如今的屏幕,不斷維繫着彼此間的紐帶。”很多海外觀眾同樣表示,即使聽不懂潮汕話,他們依然能讀懂片中的幽默和深情。
《歡迎來龍餐館》則讓海外觀眾看到了有別於好萊塢主流敘事的“反戰”表達。正如孫佳山所言,《歡迎來龍餐館》《南京照相館》等影片的出現,代表中國人在反戰題材創作上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影片沒有明確設置‘黑白是非’這樣簡單的二元對立,也沒有誇大個人在戰爭中的作用,而是將普通中國人的價值觀、情感結構和認知方式,放置在中東這樣一個異域的環境,用不動聲色的方式呈現戰爭的苦難、人性的掙扎,形成了強烈的情感衝擊和感染力。”

在羅昕看來,中國電影正在把文化表達的焦點從“我們有什麼”轉向“我們如何生活”,這種變化與中國當下國際形象和國際責任的變化具有一定關聯。
“當今中國不僅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鮮明的國家,也是全球事務治理中的重要參與者。中國電影的國際表達也需要更豐富,既要講中國的歷史、神話和美學,也要講中國人與世界的關係,講海外華僑華人的經歷,講普通人在全球變動中的命運。這種敘事更容易讓海外觀眾把中國經驗和自身經驗並置,形成平等對話,建立更廣泛的理解基礎。”羅昕認為,從這個角度看,現實主義題材的興起正是中國電影參與全球對話的一種成熟表現。
冷凇指出,中國電影的國際敘事呈現出的變化趨勢,本質是我們國家的國際傳播範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這種轉變的核心,就是從‘單向輸出’的生硬,轉向了‘平等對話’的從容,只是以平實的姿態,講述人與人之間共通的情感、困境與抉擇,反而讓世界看到了一個更真實、更可親近的中國。”

精準觸達:社交平台打破傳統發行壁壘 海外上映之路更順了
以前,中國電影在海外上映要等發行、抽配額,但近幾年,國產影片的海外上映之路走得更順了。
孫佳山注意到,《給阿嬤的情書》《功夫女足》《八仙!》等新近影片都是在國內上映不久後就能登陸海外院線,海外觀眾與國內觀眾的觀影“時差”大大縮短。“這是中國電影產業發展過程中一個了不起的突破,對於電影等文化產品、服務‘走出去’,進一步推動有效的國際傳播,有着直接的媒介支撐作用。”

大量優秀的中國電影在海內外同步熱映之際,小紅書、TikTok等社交平台也成為全球觀眾了解中國電影、無障礙交流觀影感受的全新渠道。
羅昕認為,社交平台的出現改變了中國電影出海的傳播路徑:“過去國產影片出海主要依賴國際電影節、海外發行商和主流媒體評論,現在小紅書、TikTok等平台讓海外用戶可以直接看到中國觀眾和創作者分享的真實內容,也可以自己參與討論。社交平台還打破了傳統宣傳的單向模式,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戶可以在同一電影話題下進行交流。”
通過算法的精準推送,身處東南亞的華僑華人能夠與中國的同胞們分享自己祖輩的“下南洋”故事,甚至有人順着網線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親人;《歡迎來龍餐館》中飾演扎伊德的埃及演員謝里夫·薩比,入駐小紅書後來到每一個提及他的帖子下評論,感謝中國觀眾對他的喜愛和支持。而眾多對影片細節的討論,也讓身在世界各地的觀眾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牽出一條珍貴的精神紐帶。

埃及演員謝里夫·薩比入駐小紅書,回覆網友留言。
冷凇指出,社交平台打破了傳統國際發行體系的固有壁壘,讓一部中國電影得以直接觸達全球觀眾;而短視頻的碎片式傳播也帶來了敘事語態的全面升級。
“以往,海外觀眾必須走進影院,完成完整觀影流程,全盤接納一套陌生的敘事邏輯與文化體系,才能完成內容接收,整個過程的文化准入門檻極高。而社交平台所提供了一種‘碎片化的親密’,這些電影‘碎片’不要求觀眾支付高昂的文化入場券,卻能在算法的精準分發中,與散落世界各地的潛在共情者悄然相遇。”冷凇說。
當前,中國電影已成為一張國際傳播的重要名片,也讓中國敘事體系以更加感性、鮮活、日常的方式開始在國際社會廣泛傳播。當中國電影開始具有全球視野,從單一的“商業輸出”邁向更具深意的“文明對話”,目標也不再侷限於票房收益的賬面數字,而是藉由一個個真實有溫度的中國故事,塑造可感可觸的國家形象,在異域土壤中收穫超越語言的情感認同與價值共鳴。
“但必須正視的是,中國電影出海目前仍存在跨文化劇本打磨能力有待提升、海外本土化宣发能力不足、出海品牌化體系尚未建立等短板。”冷凇認為,中國電影的創作還需要進一步平衡本土特色與國際通識,拓寬海外宣发渠道,從單點爆款拓展出穩定的類型IP、作者品牌和長效傳播矩陣,纔有望形成規模化、體系化的全球影響力,“中國電影出海,歸根結底是一場關於耐心的修行。真正的文化影響力從不誕生於熱搜,而誕生於日復一日的、不為人知的抵達。我們正在學習擁抱這個過程,這本身就是最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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