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這樣一個以“高效率、快節奏”而聞名的城市裡，的士在市民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每個人可能都接觸過形形色色的的士司機。在或專業高效、或“兜路”亂收費，或熱情善談、或全程“黑面”的背後，香港普通的士司機們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從2019到2020年，“無縫銜接”的暴力社會運動和新冠肺炎疫情，令的士司機們面臨怎樣的生存境況？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三位普通的香港的士司機。文｜香港      羅影在香港這個以“高效率、快節奏”而聞名的城市裡，的士在市民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每個人可能都接觸過形形色色的的士司機（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揸的士工時長收入低靠勤揾食一早5點多出車，傍晚7、8點收工，一天工作近14個鐘頭，每周工作7天，對60歲的的士司機鄭師傅來說，這是常態。早兩年市況穩定的時候，他每天出車時間甚至高達十七、八個小時。鄭師傅早在1981年就入行做的士司機，不過中間斷斷續續地經營過食品貿易生意，“生意做不下去了就轉揸（開）的士，有了新的機會就再去做生意”。2017年，食品生意再次失敗，鄭師傅宣布破產，重新開啟每天十多個鐘的的士司機生涯。因生意失敗而轉開的士的司機不在少數。在香港開的士入行門檻不高，時間又相對自由——雖然大多數的士司機每日開工時間都長達十幾個鐘，但他們認為這是自己的選擇，“有的揀，有事隨時可以停一天，不用被迫OT（加班），不用看老闆臉色”。與鄭師傅相比，50多歲的黃師傅則比較“佛系”：每天早上6點開工，傍晚5點收工，一周只開5天，周六周日休息。在如今的疫情之下，扣除車租、石油氣費，一個月收入大約只有八、九千港元。不過，因為有政府提供的每月6,000元、為期6個月的補貼，而本身住公屋的租金很便宜，黃師傅的這份收入也夠維持家用了。黃師傅1990年代入行，在他的回憶中，90年代是香港的士的黃金年代。那時候沒有普及智能手機，大部分香港人的晚間娛樂是唱卡拉OK、打保齡、去各種會所消費，每晚8、9點後，的士供不應求。同樣在1990年代入行的梁師傅，當年開夜更的士，很快賺夠錢付的士車牌首期，擁有了車牌。持有幾年後，的士車牌價格翻番，2010年，他將車牌賣掉，收益不菲。之後，他租用車行或私人車主的的士車，每日朝六晚六開工，在如今的市況下，每月賺約15,000元左右。在香港，的士車牌是一項很好的投資品。目前，全港共有15,250輛市區的士（“紅的”）、2,838輛新界的士（“綠的”）和75輛大嶼山的士（“藍的”），這一數目已多年維持不變。由於香港特區政府於1998年停止發放新的士牌照，在那之後，要擁有的士牌，只能通過自由市場買賣。供應有限、所有權是永久性的，又能帶來穩定的車租收入，因此的士牌在投資市場上頗受青睞。2015年最高峰時，市區“紅的”牌照成交價高達725萬港元，之後稍有回落，目前在500萬上下。雖然買的士牌也可以像買樓一樣分期付款，但高達百萬元的首期是普通的士司機無力負擔的。香港大部分的士司機是租用車行或私人車主的車來開，每天交數百元固定租金，因此，“時間就是金錢”對他們而言是真真切切的。為了節省時間“踩多兩轉（多跑幾趟）”，很多的士司機都儘量壓縮吃飯時間。鄭師傅一般不吃早餐，午餐也很少約朋友或同行一起吃，“那樣太慢了，我一般是自己去茶餐廳很快解決一頓，車就停在路邊能看得見的地方，有時候碰到警察來抄牌，我飯吃了一半就不吃了，趕緊把車開走。”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染風險令的士司機成了一個高危職業。家人勸他們停工，但這一行“手停口停”，大多數司機在無奈之下還是選擇繼續開工。圖為旺角街頭，的士司機等待客人（圖：中新社）黑暴疫情衝擊低谷中艱難生存雖然辛苦，但幾位的士司機都算樂觀，“累是累的，一天揸（開）十幾個鐘（小時），但在香港，所有服務行業都這樣，大家一樣辛苦。”數十年的士司機生涯，他們見多了各種各樣的乘客，也見慣了高高低低的市況。然而，2019年暴力程度空前的社會運動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令他們大呼“未試過”。持續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不用說，對整體社會經濟打擊巨大，的士行業當然不能倖免。疫情嚴重的時候，很多人居家辦公，學生不去學校，沒什麼人搭的士，機場、關口也都沒乘客。尤其7月開始的第三波疫情期間，政府禁止食肆晚6點後堂食，晚上的街面更加冷清。不少士司機開工一天，除去石油氣費和車租，賺到的錢連吃餐飯都不一定夠。此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染風險令的士司機成了一個高危職業。在一些歐美國家，疫情導致的出租車司機死亡率甚至高於醫護工作者。家人勸他們停工，但這一行“手停口停”，大多數司機在無奈之下還是選擇繼續開工。“只有儘量做好清潔防護嘍”，口罩、消毒水、搓手液這些自不必說，鄭師傅告訴記者，他還自己購買了一台消毒霧化機放在車裡，既為保障乘客也為保障自己。特區政府為的士司機提供的免費檢測，他主動去做了兩次。“近20年來最慘的就是這兩年了”，有的士司機感歎，除了今年初開始的新冠肺炎疫情，2019年持續大半年的黑暴，對他們的衝擊也很大。梁師傅說，自己開了這麼多年的士，從來沒想到香港有一天會變成這樣：“以前就算示威，三條行車線佔兩條，還會留一條給人走的。現在（注：指去年黑暴期間）是佔掉全部的線，所有的路都不給你走，走出去就挨打。”平時同行老友們之間用來相約吃飯飲茶的社交軟件群組，那段時間的主要內容變成了大家互相通報“哪裡又有暴徒堵路了，哪裡又被攔住了”。有心的的士司機，以前也會每日收集交通相關的新聞資訊，比如公共交通工具的班次變更、近期哪裡會有大型群眾集會，等等，這樣他開工時就能選擇合適的路線，“趨吉避凶”。但2019年下半年接連不斷的黑色暴力事件讓司機們防不勝防，“不像以前的那種集會，它有一個固定地方，我避開那條線路、不去那一區就行了，去年是像打游擊一樣，隨時隨地的，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哪裡就又堵上了。”至於暴力程度，更是讓的士司機們大歎“前所未聞”。“那些後生仔簡直玩到癲，玩到好上腦”，最讓梁師傅憤慨的是，暴徒們“整爛交通燈”，“沒有交通燈，那些公公婆婆過馬路好危險的，畢竟不是個個司機都那麼禮讓的。”巴士又時常被迫改路線，平時可以在樓下坐車的老人家，那時候不知道要去哪裡坐車。“我遇到過婆婆要去看醫生，沒有巴士可坐，上了我的的士，我說那裡封路了走不了呀，她說，那你就找一個離得最近的地方給我落車，我再自己走過去。真是好辛苦呀。”鄭師傅受影響更大。2019年10月初，他在一次日常出車時，被堵路的暴徒打斷了四條肋骨，的士車也被砸到完全報廢。雖然受傷嚴重，但鄭師傅並沒有想過放棄這一行。僅休養了一個月，他就重新開工，“一方面是要養家，另一方面，我自己很喜歡開車的，對我來說，開的士是一種享受。”規範行業評價盼有公平競爭鄭師傅從不“揀客”，無論長途客還是短途客，他都禮貌相待。遇到因動作較慢而不受的士司機們待見的公公婆婆，他也不會故意繞開，“有些走路不方便的老人家，搭的士只坐幾個路口，我就順路載他過去，有時候只有兩三個路口，我連車資都不收。”但不是所有的士司機都有這樣的心態。有些司機會拒載短程客或故意兜路、甚至濫收車資，有些司機對待乘客不禮貌、全程“黑面”，由此引致不少香港市民和遊客對“的士佬”的負面評價。鄭師傅希望香港的士行業能推出一個評價系統，以便將優質司機與劣質司機區分開。比如，日本計程車多年前就開始有優良等級的劃分；在台灣，常用來叫的士的手機應用程式裡有一項功能，乘客可以把服務好的司機加入“我的最愛”，日後再叫的士時可以直接選擇。鄭師傅希望特區政府或相關機構也能推出這樣的應用程式，根據的士司機的服務態度，是否有揀客、拒載、兜路或濫收車資的情況，以及交通事故率、交通規則遵守狀況等進行綜合審查，評定優劣等級。困擾香港的士司機的另一個大問題是優步車（Uber）。今年9月，24名Uber司機在上訴後被終審法院裁定非法取酬罪成，每人判罰款數千元不等。雖然判定司機有罪，但終審法院在判詞裡強調，有關的召車服務是否可以在港營運是關乎運輸政策，並非法律問題，法庭無權作出裁決。事實上，自2014年進入香港市場以來，Uber究竟是合法還是非法，一直爭議不斷，界限不清。不時有Uber司機被逮捕的新聞傳出，但Uber平台至今仍在運作，並不斷登廣告招攬司機。的士司機們大多對此非常不滿。梁師傅認為，Uber車不用交“份子錢”，也不用遵守傳統的士行業的各項行規，對普通的士的生意影響很大，“至少影響我們三成生意啦，政府應該有明確的態度，Uber在香港到底合不合法？要是不合法，就應該徹底取締它的平台；要是合法的話，我也可以去做呀。”對梁師傅而言，他並不抗拒變化，但不願去做“可能不合法”的事，更憎惡“不公平的競爭”。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李博揚

香港青年，從至少5年前開始，經常被媒體冠以“問題”二字，時常見報、大肆討論。5年後，這一現象並未消失，這一“問題”仍頻繁見諸報端。“問題”遲遲得不到消解的癥結是什麼？香港青年究竟是不是一個“問題”？有什麼問題？是什麼造成了這個問題？為什麼5年之後仍在討論這個“問題”？還是我們看待的角度出了問題？梁宏正，經民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菁英會榮譽主席，資深香港青年工作者，今年8月當選全國青聯副主席。本刊近期邀請到梁宏正接受採訪，請他講述他所了解的香港青年，和他對坊間相關議論的觀點。希望能夠藉此為讀者提供一個稍為全面的香港青年側寫。文｜本刊記者     周馬麗梁宏正熱情、投入、“衝動”全球每一代青年的特質記者：據我了解，大約至少從5、6年前，“青年問題”開始成為香港社會熱點話題，被媒體廣泛討論報道，最近一兩年更為密集，比如容易被煽動、“泛政治化”等等。您覺得這和您所了解的香港青年的整體印象一致嗎？梁宏正：香港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外向型的經濟和社會，思想比較開放，對國際上的資訊比較敏感。但這不是說所有香港年輕人都容易被煽動，而應該說是從傳媒的角度，更願意報道這些事情。不論哪一代年輕人，在讀書、上大學的階段，包括我這一代人當年讀書時，都比較容易因為看到的報道而相信一些說法和觀點。應該說全世界的年輕人都有這種傾向，比較熱情、容易投入，所以看待事情不一定足夠冷靜，但這也正是年輕人的特質，有熱情、有熱血。所以年輕人還是需要多角度看事情。正是由於青年比較熱情、容易投入、看事情容易不夠冷靜客觀，我們年長一點的，也有責任把正確的觀念和法律道德的底線告訴青年。記者：所以媒體上體現出來的香港青年“泛政治化”的行為和情緒，未必能夠代表香港青年這個整體？梁宏正：我參加了很多和年輕人溝通的場合，我的看法是，在“修例風波”之前，大部分年輕人主要都是思考自己的升學、未來的工作等這類事情，幾乎沒什麼人講太多敏感的政治話題。記者：正如您提到的，個別媒體對香港青年的影響比較大，那麼這些香港青年對內地的認識是否因此存在誤區？梁宏正：我有一個青年朋友，他在香港出生，在國外讀書，回來後加入香港的跨國公司，是一名專業人士，以前一直堅定支持香港“民主派”。他身邊的朋友、接觸的資訊都是“內地沒有法治”，或者“發展的太快了，會出現問題的”這類觀點。他一直覺得和內地相比，肯定是香港好，內地有什麼好？直到有次公司把他派駐北京，工作生活一年後，他的看法完全改變了。之前，他已經是一個在跨國公司工作的專業人士了，雖然年紀也很年輕，但不是校園裡的學生了。然而當他真正去到內地，還是會發覺，以前聽說的和真實看到的內地完全不一樣。其實現在也有不少香港年輕人，因為一些媒體的負面報道或一些政黨的影響，仍然相信自己一踏進內地，內地人就會對他們“洗腦”，所以他們對於去內地很擔憂，感覺充滿危機。但真實情況反而是，當你去到內地，比如北京，如果不開會（兩會等全國性大會——編註）的話，根本沒有人跟你談政治，都是在推薦你哪裡好玩，烤鴨應該去哪裡吃，或者聊今天天氣很冷很乾燥，之類的。根本沒有人一看到你不是本地人，就跟你說，來我跟你談一下我們國家的好處，來給你“洗腦”。沒有的。就像我那位朋友，親身體驗之後才發覺，過去自以為了解的內地，其實是受到一些傳媒或政黨等的影響，而不是真實的內地。於是他開始思考真實的內地究竟如何，這樣慢慢改變了以前的看法。對內地感受正面 和存在意見不衝突記者：您一直組織舉辦兩地青年交流活動，這些活動對於轉變香港青年對內地的看法，起到多大的效果？您對這種效果滿意嗎？梁宏正：我想分享一個交流活動。我本身也是北京市政協委員，除了今年因為疫情暫停外，此前每年我們都會安排香港的中學生跟內地的中學生交流，但不是普通的交流。全國城市按照科技研究發展程度和能力排名，在年輕人這一代的頭三位肯定是北京、上海和香港。這個項目就是把北京和香港創科方面的尖子學生，參加過比賽、拿過獎的，每個城市選二三十人，然後混合在一起，分成小組。5天時間裡，他們都住在一起，分享科技創新經驗，一起做項目，等等。經常有上一年參加過的香港同學，下一年繼續問我們“可不可以再給我一個機會參加”。北京的孩子、香港的孩子基本上都很喜歡。通過5天的一起生活、一起交流，要分開的時候當然也是不離不捨的，有的孩子還會哭，有一些也成為了很好的朋友。我還組織過實習項目，帶香港年輕人到內地城市實習，通常佔用暑假的一個月時間。幾乎所有參與這些項目的香港年輕人都不願意離開，覺得一個月太短，他們都很感動。如果達到的是這樣的效果，成效好不好？當然好，絕對很好。但是比如回到香港，大家談到某些議題，他們的想法跟我們不一樣，或者回到日常生活後，他們的一些正面的感受又受到負面影響、發生了變化，這些都是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們的工作也不能因此就覺得挫敗，因此而不繼續努力推進。每個人對事物的看法都可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且轉變看法也都需要過程，這是正常的，所以我們還是會不斷繼續想辦法給他們創造機會，讓他們認識和看清國家發展，親身體驗和參與國家的發展。尤其是現在的年輕人，不論是對內地還是對全球任何城市的感受，需要他們自己去領會。通過一個月在天津、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實習，了解到在內地生活、交朋友、就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未來做選擇的時候，這些體驗都在他的心裡，供他選擇。可能有些人因此覺得“在內地生活就業好像蠻適合我”，他們就去了；有些覺得“我還是掛念爸爸媽媽，不願意去，還是在香港就業”，也好；有些願意去日本、去新加坡工作，也可以。畢業後選擇到哪裡就業，不意味著要永遠待在那裡。我很多朋友年輕的時候選擇去新加坡工作，待上1年、5年、有了海外工作經驗再回來香港，很多企業可能更願意請他。同理，你去大灣區拿經驗，待上三年，然後希望回香港，也可以。所以也不需要根據參加了交流項目後是否選擇到內地就業深造來判斷效果好還是不好。包括大灣區，大灣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是這個機會是不是給所有香港人的呢？也不一定，因為每個人最關心的方面不同，比如可能有人希望離家近一些。但對於所有香港人而言，如果他們願意選擇這裡，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我認為應該這樣看待。記者：人們可能也會問，是不是只有內心原本就比較“親”內地、抱有好感的香港青年，才會報名參加這些活動？梁宏正：對一個地方感受正面，不一定意味著會認同那裡的所有事情，不一定意味著就會全盤接納、全盤肯定。這是很好理解的，比如來自其他任何國家或者地區的人，他們熱愛自己的家鄉，但也不是一定覺得家鄉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好的、正確的。這是不衝突的。所以香港青年對內地的感受也一樣。哪怕有些事情和他們心裡的觀點不一樣，但他們對這個地方的整體感受是很正面的，是願意去學習、工作、生活的，我認為這就是非常正面的感受，非常積極的結果。“佔中”事件之後，2015年到2018年的三年裡，我們增加很多實習機會，而且這是根據青年們的需求增加的。所以我認為這也可以看出，香港年輕人還是會思考未來的機會在哪裡，並且他們願意去體驗。我還是比較正面的去想。“青年問題”被過度放大的香港社會問題記者：您認為社會對於“香港青年”問題的關注和解決，癥結是什麼？房屋問題、向上流動困難是經常被提到的香港青年困境。梁宏正：買房困難應該說是全香港人的面對的問題，不光是年輕人。我感覺是兩方面，第一方面是年輕人需要的不一定是買房子，當然買房子是其中一項。但我覺得年輕人更願意看到未來有希望，能夠找到一些工作機會，或是一個平台，能讓他們發展自己的長處、大展拳腳。這可能更重要。我覺得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需要跟大灣區其他城市協同發展、尋找機會，令香港年輕人覺得自己面對的不光是香港單一的幾個行業和市場，而是如果希望從事文化或者其他某些方面的工作，還有一個更大的市場、有更多的機會。專業服務是香港突出的長處，如果能在整個大灣區推動香港各項專業都能受到認證的話，這是很好事情，也會讓年輕人覺得有出路。比如，有些青年不一定很想創業，而是想做律師、會計師之類的專業人士，如果他們得知香港的律師、會計等資格在整個大灣區都能通用，會令他們覺得大灣區是很好的就業發展機會。關鍵是大家不要把青年問題放的太大，青年問題是社會眾多問題的其中之一。把握好社會的經濟發展方向、做好社會民生，就會解決很多年輕人的（被媒體大肆報道的那些）問題。而不是突然之間把年輕人的問題放大。有一些人會說香港教育出了問題，香港教育當然是有一些問題，就慢慢改，而不能不停地說是年輕人有問題。年輕人會覺得說“我哪有什麼問題？”對吧？對年輕人一定要誠懇，要夠深入。年輕人不是鐵板一塊，你有沒有誠懇的去幫助他們，他們能感受到。但是反過來說，也不是一定要遷就年輕人的所有想法，不應該，我也是這樣告訴年輕人的。因為年輕人是社會“接班人”，但不是“當家人”。一般中年人是當家人，他們要做好當家的工作，跟年輕人分享經驗、給年輕人創造機會，等等，當然也可以告訴年輕人，覺得他們應該怎麼做。但是如果年輕人不按你說的去做，你不要覺得奇怪。應該是這樣的一個道理。所以我是很有信心的，沒有太多擔憂。首先時間在我們這邊。香港一定會一直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只要國家強大，未來我們有的是時間。有些年輕人現在受迷惑了，我們有對他們進行教育和引導的責任，只要不碰觸底線，有些青年一時轉變不過來沒關係，不用大驚小怪。未來當他們看到種種機會，可能是賺錢的機會，生活的機會，或是體驗科技、文化的機會，等等，我相信他們會轉變看法。從政府層面來說，其實也給年輕人提供了很多機會。有人說現在的年輕人是幸福的，在一定程度上我贊同這個說法，因為我畢業的時候沒有這麼多機會，那時候社會不會擔心你找不找得到工作。而現在的社會很關注青年失業率。幾個月前，特區政府出台了一項短期就業方案，找出2萬個職位給年輕人就業，這在以前是沒有的。所以說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是有的，絕對是有的。如果從這一方面來衡量，我們的工作做的還不錯。梁宏正認為，香港年輕人更願意看到未來有希望，能夠有一些工作機會或平台，讓他們發展自己的長處、大展拳腳。圖為市民在香港舉辦的設計營商周上參觀（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當代青年獨有困惑選擇更多，更難抉擇記者：在您和香港青年的接觸當中，他們在個人事業發展方面有沒有普遍感受到的困惑、困難或不滿？如果有，是什麼？梁宏正：我覺得不一定是不滿。現在的年輕人的確困惑得多。現在社會上的機會多了、選擇多了，反而同一時間你對未來更迷茫，更看不明朗。比如現在很多人在互聯網上做生意或者做網紅，很多年輕人就覺得，身邊有朋友同學這樣做、而且好像賺了很多錢，那我也要學。但是這不一定人人學得來，你可能浪費了一年的時間也做不出成績。現在的香港青年和20年前也不同了。20年前，大多數年輕人提到未來的計劃，都是上大學、畢業後找一家大公司打工。現在我和香港青年聊的時候，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有些是運動員，就希望未來找體育方面的工作；有些喜歡音樂、喜歡文化，就希望在這些領域發展，而不一定是20年前都希望畢業後找一家大公司打工了。但這也令他們的未來比以前更難預估。以前，我進了一間公司，或者一個大公司，能清楚地預計我的未來，比如10年後成為一名經理，收入有多少，等等。而現在就看不到這麼清楚，沒法預計。大公司的機會和以前相比也少了很多。這些都令現在的年輕人對自己的未來發展感到無所適從，心比較難定下來，找準自己的方向，一個明確的目標。這確實和以前相比更困難了。希望來自社會，來自自身記者：您經常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香港青年有許多優點，並且是和內地、外地青年相比的獨特優勢。我們也希望藉此機會請您再強調一下這些優點。梁宏正：香港年輕人在應用方面比較強，思考比較快。相對於研究一個問題本身，他們更看重把問題解決，也更擅長思考怎麼解決方法，想出的解決方法通常也比較有創意。這是一個突出優點。香港青年對專業服務的認受性、對制度的認受性比較強，比較按規矩做事。香港青年應該認清自己的長處。也不要害怕和其他地方的同齡人比較。各地青年有各地青年的長處，香港青年也一樣。大家應該互補長短。記者：假設您是一名普通香港青年，如果對他提一個關於未來發展的建議，只能提一個，您會說什麼？梁宏正：如果說從自身出發的話，我希望是能多角度去看問題、看事情。我和很多年輕人溝通的時候，常常跟他們說，你是“黃色”也好、反對政府也好，我完全不介意，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在香港這個特殊的地方，一定要多角度去思考問題——不要把自己的腦袋“外包”給《蘋果日報》，“外包”給網上的一些討論區。如果一定要看網上討論區，也麻煩你多看幾個（不同立場的）；看報紙的話多看幾份（不同觀點的）。你要有一個持平的想法，多角度地思考問題。（這樣做了之後）你還是覺得反對，那這是你自己分析得來的，我就願意聽。但不要當別人問起你，比如喜不喜歡特首？你把《蘋果日報》今天的頭條背出來給人聽，這不對。另外，因為我自己也經常需要應對不小的挑戰和困難，我認為遇到困難，還是要從正面、直面的角度來看。任何事情都有負面影響，但不停關注負面的話，解決不了問題，會一直處在這個困境，可能5年之後發現依然面對同一個問題。只有正面看待、直面解決，才能出現轉機、進展。所以我也希望年輕人能夠正面去看問題。如果是對外界建議的話，我希望是能夠讓年輕人看到希望——在未來我應該怎麼做，比如5年以內我應該做些什麼？這些困惑能不能給我一個方向，帶領我、啟示我一下。就這樣。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邸倩

11月19日，“2020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評選結果發布。長沙—— 這座被人們視為“普通中部省城”的城市再次登榜，這也是長沙連續13年蟬聯“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多年來，長沙也相繼蟬聯“全國文明城市”，城市文明程度、市民文明素養持續提升。今年7月，長沙又躋身《2020網紅城市百強榜單》全國八強，名列中部第一，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知名“網紅城市”。近日，記者沿著習近平總書記考察調研長沙的足跡，實地探訪了長沙的發展，深深感受到這座銘刻悠久文化和英勇事跡的歷史古城正迅速發展為創新引領的現代城市，在新時代征程中煥發出勃勃生機！文｜本刊記者    魏東升參加2020 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聚焦‘長沙軟件業再出發’”主題採訪活動的記者合影“北有中關村，南有馬欄山”長沙馬欄山視頻文創產業園坐落於美麗的瀏陽河畔。9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這裡考察當地文化產業發展情況。在這裡，總書記提出，文化產業“既是一個迅速發展的產業，也是一個巨大的人才蓄水池，必須格外重視”。他還提出，創新是企業經營最重要的品質。緊跟習近平總書記長沙調研步伐，為更深入探究長沙高質量發展的奧秘，探索粵港澳大灣區與長沙合作的新機遇，10月27日，本刊記者隨粵港澳大灣區多家媒體來到長沙，參加2020粵港澳大灣區媒體“聚焦‘長沙軟件業再出發’”主題採訪活動，實地探訪了長沙工業園區與企業，實地了解長沙製造業、軟件業等領域的產業基礎和發展情況。從另一角度，感受長沙這座城市的蓬勃生機與無限活力。在採訪活動啟動儀式上，長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邱繼興指出，“硬、軟、新、潮”是長沙產業的特色所在，長沙將最硬的和最軟的產業都牢牢抓在了手裡。“硬”指的是長沙的工程機械等硬核製造業。長沙被譽為製造之城，工程機械之都，製造業佔長沙產業比重三分之一，工程機械業產值佔全國26%。“軟”是指柔性很強的文化產業。2017年，長沙正式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絡，獲評全國首個世界媒體藝術之都，文化驅動已成為長沙高質量發展新引擎。近年來，長沙大力建設馬欄山視頻文創產業園、嶽麓山大學科技城，“文創”“科創”雙向發力，探索出一條高質量發展的“湖湘路徑”。“北有中關村，南有馬欄山”是湖南前省委書記杜家毫最初對馬欄山視頻文創產業園發展提出的美好願景。2015年湖南廣電集團提出打造馬欄山創意聚集區，經多方考察和分析，最終決策馬欄山要對標北京中關村，力爭建成以視頻內容為核心、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V谷”。“中國V谷”得名既因馬欄山從高空向下俯視，似一個巨大的鴨嘴，呈現出一個英文字母“V”字形態，也取英文video（視頻）與victory（勝利）之意。馬欄山視頻文創園總用地面積15.75平方公里，其中創智園借鑒了深圳前海1.5級開發模式，地塊先不出讓，在地塊上搭建臨時辦公產地，將地塊經濟活力提質提速後再進行土地出讓。近年來，馬欄山視頻文創產業園為企業創新打好“技術底座”，建成能提供“雲存儲、雲備份、雲計算”的視頻製作共享平台。馬欄山視頻文創園培育出一批業內頂尖的專業技術成果，包括《開國大典》4k經典修復；山海世界動畫雲渲染技術；工業設計VR建模；5G遠程醫療；人工智能手語播報；5G智慧電台等，在馬欄山，酷炫、時尚、科技感十足的文創產品琳琅滿目。園區也致力於打造數字視頻內容生產大本營、視頻版權交易市場、視頻版權衍生產業聚集區。據統計，創業三年來，馬欄山視頻文創產業園已聚集1,300多家市場主體， 2020年1至9月，實現園區企業營收306.29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5.34%；其中重大項目投資51.87億元，從業人數49,969人。長沙橘子洲頭公園（圖：視覺中國） “拿一線城市工資，住長沙宜居房子，幹全球軟件事業”“拿一線城市工資，住長沙宜居房子，幹全球軟件事業”。最近，深企萬興科技在長沙南站、深圳北站等人流密集的高鐵站打出了這個招聘廣告，一時吸引高鐵站內眾多往來乘客的注意。作為軟環境和市民幸福感的重要評價指標，長沙“房價窪地”成為重要的參考依據之一。長沙通過系列舉措，旗幟鮮明地傳遞出“長沙的住房為長沙市民服務，為來長沙創業就業者服務”的清晰信號。長沙始終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因此吸引了不少企業前來這裡創業，萬興科技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家。10月29日，在座談交流會現場，萬興科技董事長吳太兵向媒體團介紹了萬興科技的業務發展、全球布局和企業文化等情況，同時分享了萬興科技落戶長沙的緣由、入湘後的發展布局等概況。2003年，在深圳蓮花山腳下成立的萬興科技，從最初的幾個人，發展成今天擁有1,200多名員工、年營收7億元的規模，是不折不扣從深圳成長起來的企業。2019年，萬興科技把投資目光轉到長沙，不久就設立了長沙運營中心。今年3月，長沙提出“長沙軟件業再出發”口號後，吳太兵從中看到軟件業發展契機，加快企業擴張計劃。6月，萬興科技率先在長沙信息安全產業園落地了國內的第二總部，並斥資近1.8億元購買園區獨棟辦公大樓。吳太兵表示，數字新經濟時代，萬興科技致力於成為全球領先的新生代數字創意賦能者。進入2020年，伴隨軟件國產替代機遇的到來和“長沙軟件再出發”新浪潮，公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長沙作為創意之都及軟件產業發展新高地，有豐富的創意資源、良好的創意環境，如今更有政策加持，更加堅定了萬興科技“拓長沙，謀全球”戰略布局，未來公司將在長沙打造萬興科技全球運營總部，助力長沙軟件生態圈共建，實現多方共贏。近年來，長沙主攻“三智一芯”：智能裝備、智能終端、智能網聯汽車和功率芯片，以軟件產業的發展賦能製造業、反哺產業鏈，吸引了百度、騰訊、京東、華為等互聯網巨頭紛紛布局，成為繼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之後的“移動互聯網產業第五城”。今年，長沙出台了《長沙市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發展三年（2020—2022年）行動計劃》，瞄準軟件以及應用場景等重點領域精準發力，全力構建“一園五區兩山”產業發展新格局。軟件企業迎來了新一輪發展契機。吳太兵認為，與一線城市相比，長沙對中型軟件企業有著絕對優勢。比如，長沙依託湖南大學、中南大學等高校，有著優質教育資源，利於產學研結合；房價穩定，生活成本與收入相匹配，可以留住人才。吳太兵把萬興科技在長沙的產業布局形容為“二次創業”。他計劃把長沙運營中心打造成萬興科技全球運營總部，“從業務創新、人才引進培養、中小企業扶持三大層面助力長沙軟件再出發。”吳太兵信心滿滿。 “騰籠換鳥”加速向全國輸出新“軟”實力萬興科技所在的長沙信息產業園，位於長沙西部，近年來，產業產值保持高速增長。2020年新引進移動互聯網及應用軟件企業近1,600家，其中9月份全區新增移動互聯網及應用軟件企業就有170家，注冊資本總額近10億元。截至9月底，園區移動互聯網及應用軟件企業總數約1.13萬家，應稅收入達700億元。今年3月，長沙繼續“加速跑”，只用不到50天時間，就在南部片區打造了天心區軟件產業園基地，完成361家綠心工業企業退出，騰出了3,000畝的發展空間，重點發展大數據、地理信息、人工智能、軟件和信息技術等高技術服務業。目前，產業園已招引軟件企業117家，其中全國百強企業12家，持續向全國輸出“軟件+大數據”“軟件+地理信息”“軟件+人工智能”“軟件+人力資源”等為代表的“軟”實力。在這個園區裡，被譽為“新基建”產業獨角獸（人工智能）企業——湖南安博人雲科技公司（肯耐珂薩）與天心軟件產業園共同孵化的螞蟻天承在記者到來之前，剛剛舉行揭牌儀式。未來，螞蟻天承將配合園區規劃與安博人雲的技術，開展大數據處理技術的研究、開發等業務。園區中，另外一家專攻“人工智能手語播報”的長沙千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吸引著記者的圍觀。這是一家既有經濟價值，又極具社會意義的園區示範企業。千博手語關注2,700萬聽障人士的切身利益，用產品幫助他們獲取更多社會資源。此外，用友、浪潮、綠盟、蒼穹數碼等軟件行業巨頭企業也紛紛落地園區。蒼穹數碼的相關負責人表示，其研發的蒼穹土地利用及地籍管理軟件應用覆蓋了全國近800個縣市。在未來，土地利用方面的更多信息化解決方案，將主要從長沙向全國發出。長沙，這座人們熟知的網紅城市，目前正大力優化資源、強化習近平總書記在長沙視察時提出的創新意識，向“文創高地”“科創強省”闊步邁進。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李博揚

我看著凌霄閣，凌霄閣也看著我。一陣山嵐飄過，蒼茫雲海之間，凌霄閣仿佛一艘巨輪，以太平山為碼頭，蓄勢待發，駛向新的彼岸。文 ｜ 香港  趙佳音 凌霄閣從家裡窗戶望出去，能遠遠看到凌霄閣。今年香港雨水特別多，時常看不真切，只呈現出暗淡的剪影。凌霄閣坐落在太平山頂，是香港首屈一指的旅遊打卡地。作為香港最時尚的建築物之一，獨特的外觀被全球數以百萬計的明信片和攝影作品採用，也被印刷在匯豐銀行和中銀香港發行的20港元紙幣上。閣內有許多食肆、特色商鋪，有聞名遐邇的杜莎夫人蠟像館。閣頂則是全香港最高的觀景台，可以把維港兩岸的林立高樓及遠方山色水貌盡收眼底。我第一次看到凌霄閣，還是剛到香港讀書時。記得那是2009年8月底的一天，天氣還很熱，天空卻很藍，好像兒時夢裡的顏色。和幾個同學自香港大學行至山頂，一路鬱鬱蔥蔥，更不時有粉嫩小巧的花朵相伴，讓人神清氣爽，不知不覺沉醉其中。到達山頂已是暮色依稀，華燈初上。一個轉彎過後，凌霄閣高大挺拔的身影忽然出現在眼前，色彩斑斕，光芒四射，既時尚又悠遠。從此，凌霄閣進入了我對香港的歷史文化記憶。這座聳立太平山頂的閣樓式建築，前身是落成於1972年的爐峰塔，著名的山頂纜車終點站。而山頂纜車從1888年起就與香港同行，迄今已近一個半世紀。爐峰塔見證香港經濟騰飛就在爐峰塔落成當年，香港發生了幾件意義深遠的事：7月11日，港英政府撥款150萬元，動員十餘萬人，發起清潔香港運動，也由此開啟了香港發展的一段黃金歲月。8月2日，香港海底隧道（因隧道九龍一端的出入口位於紅磡灣，故多稱紅磡海底隧道）正式通車，這是首條連接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海底隧道，迄今仍是全香港乃至全世界最繁忙的行車隧道之一。同年，隨著《鹿鼎記》在《明報》連載完畢，金庸於12月宣布封筆，標誌著香港新派武俠時代終結。香港社會發生的這一系列變化，是社會矛盾長期積壓所致。1971年，第25任香港總督麥理浩上任之時，香港社會可以說正處於一個黑暗時代：一方面經濟發展財富增加；另一方面監管缺位腐敗橫行，市民怨聲載道，社會衝突一觸即發。港英政府面臨不改革就無以繼續管治的境地。在“清潔香港”名義下，麥理浩鐵腕肅貪，創立廉政公署，並實施十年建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開發新市鎮，興建地下鐵路，推行地方行政改革，使經歷六十年代動亂後的香港社會重拾信心，市民生活大幅改善，一躍而入亞洲四小龍之列。在這樣的背景下，紅磡海底隧道建成通車，促進了維港兩岸經濟發展和社會融合，進一步喚醒了香港人的共同體意識。金庸也許正是有感於香港本土意識的覺醒，中止了他馳騁二十年的武俠江湖。他深知，武俠世界的江湖豪傑，馳騁南嶺北漠，縱橫西域東海，天下之大，不可能是香港這區區邊島容得下的。或者說，武俠小說更適合動盪漂泊的難民社會，而不適合趨於穩定搵生計的香港人。香港再不是移民海外的中轉站，不是顛沛流離中的暫時棲息地，它已經成為一個有著雄厚經濟實力、管治良好的社會。一個立足東南亞，交匯中西方文化，連通海內外市場，融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物流中心為一體的超級都市，呼之欲出。這時候，再來領會當初爐峰塔的設計理念，尤見其妙：從維多利亞海灣凝視爐峰塔，宛如一個人站在高高的山頭上，風雨無阻，向四面八方拱手示禮。這分明是香港這座孤島，置身於南中國海的波翻浪湧之中，希望多方幫襯、求財求福的寓意，這個理念和寓意，使爐峰塔成了香港經濟騰飛和文化認同的建築符號。凌霄閣展示香港繁榮穩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隨著香港旅遊業模式改變，外地遊客大增。除了銅鑼灣購物，山頂廣場是遊客必去的打卡地。1989年山頂纜車進行了現代化改造，運載能力大幅提升。這種情況下，爐峰塔作為纜車的山頂總站和山頂廣場的標誌性景點，接待能力就顯得不足了。不斷有遊客投訴山頂站設備老化，令山頂纜車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香港大酒店倍感壓力。公司經過多輪股東會議，決定重建爐峰塔，以適應新的時代需要。1993年7月，爐峰塔重建工程正式啟動。經過三年多緊鑼密鼓的施工，凌霄閣於香港回歸祖國前夕正式對外開放。這是一個比爐峰塔更霸氣的名字，也更有現代感。據凌霄閣的設計師特里‧法雷爾（Terry Farrell）說，他的改建方案除了著眼於擴大容量、增加功能外，還特意將上半部設計成半圓形，並用全玻璃的中空部分托起，使之看起來像一艘飄浮的飛船。爐峰塔“九七”回歸，為凌霄閣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期。煥然一新的凌霄閣，遠不只是一個纜車站和觀景台，它集藝術館、商場、遊樂場、食肆為一體，成為展示香港繁榮穩定、生機活力的櫥窗。當我2009年登臨凌霄閣時，正是凌霄閣的高光時刻。那時的凌霄閣，正如那時的香港，似一顆鑲嵌在南中國海的明珠，璀璨奪目；如一副舒展於東西方之間的畫卷，既有水墨清新飄逸，又有油畫層次渾厚。整個香港洋溢著一片樂觀景象：GDP穩步增長，市場繁榮，貿易活躍，金融發達，就業穩定……香港回歸後也曾遭遇各種困難，比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但在“一國兩制”的呵護下，香港都挺過來了，並在新的起點上獲得更大發展。一次次從凌霄閣俯瞰腳下這座心儀的城市，聯想到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感受越發清晰。多元包容，寬厚友善，規範高效，現代美麗……便是我對這座城市的理解。我念的是法律專業，剛來時，母語是普通話，卻需要以英文學習，以粵語生活，一時難以融入。但是，無論在校園還是在馬路上，並沒有感到任何不適，也沒有人因此而有任何不耐煩。課餘，可以在街邊魚蛋粉店品賞特色小吃，也可以到高檔餐廳見識正宗的世界各地美食；可以在山海相依的行山徑上親密接觸大自然，也可以坐著百年輪渡欣賞維港兩邊現代化的喧囂輝煌。一切都那麼舒服，每每讓人怦然心動。從凌霄閣俯瞰香港畢業後如願留港工作，先後從事法律和金融業務。這是香港的兩個代表性行業，使我得以真切地感受到更多這座超級都市的氣息。以法治為核心價值，以國際金融中心屹立於世界，精英人才和資本匯聚於此，其專業精神和創造的價值都令人讚歎神往。十多年過去了，我也從一個過客成了扎根於這片土地的一員。可以說，正是香港成就了我。雨歇霧散凌霄閣再次清晰起來此時，白露剛過，秋分未至，太平山時常變臉，前一秒還爽朗明亮，下一秒就細雨濛濛。雨水帶著涼意，不時拂過臉上，思緒回到眼前。自去年“修例風波”開始，到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遊客明顯減少，市民也不再有閑情逸致享受生活，凌霄閣遠沒有了往日的熱鬧。煙雨朦朧中，模糊的輪廓顯得孤獨而無助，恰似當下迷茫的香港。香港這片熱土，讓我收獲了知識，見識了世界，讓我在自己的行業中逐步學習成長。這裡曾經給了我那樣溫暖的擁抱和包容，那樣多的澎湃和遐想，而現在，也給了我切膚之痛，為社會動蕩而痛，為失去的寬闊胸懷而痛。想起“修例風波”期間，我和身邊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自發地組織、參加各類大大小小的活動，撐警、捐贈、清潔香港、和國旗同框……朋友中，有的是剛剛來港念書的年輕學子，有的是來港多年、在這裡成家立業的“新港人”，更多的還是這片土地上土生土長的香港同胞。通過這些活動，我看到了香港青年一代始終堅持的正直和迎難而上的勇氣。今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香港市民積極配合政府防疫工作，表現出來的團結一致、共度時艱的精神，亦讓人動容。有陰霾，就有麗日。雨歇霧散，凌霄閣再次清晰起來。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無數雙眼睛見證了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戰勝困難後的騰飛。在這個變革的時代，中國正闊步邁向世界舞台中心，相信香港社會一定能夠消化戾氣怨氣，消除隔閡疑慮。國安法適時出台，維港畔逐漸恢復了平靜。隨著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香港將逐步找回自身超級聯絡人的定位和優勢，追夢遠航再出發。我看著凌霄閣，凌霄閣也看著我。一陣山嵐飄過，蒼茫雲海之間，凌霄閣仿佛一艘巨輪，以太平山為碼頭，蓄勢待發，駛向新的彼岸。 （作者係全國青聯委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劉一行、莫潔瑩

巾幗何須讓鬚眉。成立於2000年的九龍婦女聯會，經過20年的積澱和打磨，成長為一個成熟且獨具特色的基層婦女團體。聯會創會會長高寶齡女士曾經說過，作為基層婦女團體，一定會：“坐言起行地去維護婦女權益，推動婦女發展，促進性別平等，強化家庭功能，在構建和諧社會方面，發揮我們應有的作用。”20年來，聯會身體力行，躬身實踐，向所有支持和信任她的人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文 ｜ 本刊記者  涂小莉2016年3月，九龍婦女聯會以“動感香港，活力秧歌”為主題，舉行“千人秧歌破健力士記錄”談到20年的成長路，上任會長、現任首席顧問鄭臻女士用了作家畢淑敏的一句話來總結：“深深的話我們淺淺地說，長長的路我們慢慢地走，爭取男女平等、婦女權益這條路，我們要慢慢走，堅持走下去。”一句話，道盡九龍婦女聯會（以下簡稱“聯會”）一路走來的艱辛和收獲。凝聚了九龍城、深水埗、油尖旺、黃大仙、觀塘五區二十七個基層婦女團體和三個社區服務中心，有35,500多名會員的聯會，最大的財富就是一群相互依靠相互信任的義工姐妹。是什麼讓她們充滿力量支持她們走過20年，並充滿希望繼續前行的呢？正如她們所說，是付出、分享和愛，身邊太多人給自己太多感動，讓自己停不下腳步。這裡的愛，既有愛國愛港的大愛，也有愛家愛己愛人的小愛。關愛婦女 追求平等權益改革開放後，香港與內地貿易往來頻繁，使得八九十年代最接地氣的深港貨櫃車司機等香港社會中下層人士風光一時，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家庭問題。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並制定《北京行動綱領》，1996年香港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為香港婦女事業的進步與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與機遇。創會會長高寶齡當時作為區議員接觸了很多基層婦女，她們大多數都是家庭主婦、文化程度不高，很多來自“影子”家庭。九龍婦女聯會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承載著“維護婦女權益，爭取性別平等”的使命和責任，於2000年5月成立。聯會從一開始就不走尋常路，創新性地開展性別平等教育。一連舉辦了“齊建平等家庭”研討會、“男女價值觀”中學生辯論大賽、“家是支持非負擔”家庭崗位探究巡回互動劇場等教育活動。在家庭崗位“你有Say”中學生辯論大賽中，年輕學生們以“到底應不應該有男士侍產假”為辯題，深刻討論有關“家庭崗位歧視”的問題，令他們對“家庭崗位”“平等機會”概念有更深入的認識和認同。一名中二男生在台上說，非常感謝媽媽懷胎十月才有了自己，聽得台下的媽媽們感動流淚。婦女團體跨界舉辦青少年辯論大賽，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也因此引起社會質疑，認為聯會“不安份”。然而，正是因為這份“不安份”，敢想敢做，敢作敢為，才有了“維護婦女權益，爭取性別平等”漫長道路上點滴努力匯聚而成的驕人成就。在聯會的鼓勵、幫助和支持下，很多基層婦女開始關注社會及參與社區建設，實現自身價值。珠姐姐以前是一個幸福的小師奶，平日生活就是打打麻將歎歎茶。於2016年成立婦女會並加入聯會後，她帶領義工們配合慈善團體“齊惜福”，每天到街市回收蔬果，並在區內派發惜食飯盒，幫助無依老人及有需要人士。不僅積極推動社區內義工服務，珠姐姐自己更是第一年義工時數就達到668小時，成為當之無愧的“金牌義工”。塔拉．莫爾在《她力量（打破性別的固有人設，做淋漓盡致的自己）》中寫道：“你無法成為自己都無法想象的那個人”。如果沒有聯會這個善於並致力於“讀懂‘她力量’，實現‘她價值’”的平台，珠姐姐可能也不會想到能成為今天的自己。在聯會，像珠姐姐這樣平凡而不平庸的師奶有很多，她們貢獻出自己的每一份小愛，成就了一份社會大愛。關愛家庭構建社會和諧《孟子》云：“國之本在家。”聯會亦十分重視家庭關係的建設和家庭生活教育的狀況，舉辦了和諧家庭分享會、家庭親子訓練營、家庭教育巡回互動劇場、“開心家庭Ready Go”，以及2012年至今每年一度的“相．信．愛”情滿家園系列活動等，推動重建孝順父母、夫妻相敬和手足情深的家庭觀念。曾引起極大關注的《家—加倍關愛和諧》全港中學生演講比賽，共有39間學校761份作品入選，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家庭教育活動，也是特區政府所致力推崇的官、商、民合作模式的實踐。當時還是初中生的鄭同學寫道，她的家並不是豪宅大院，但一家四口擠在一起，感覺分外溫馨、親密，一家人每天都要一起吃早餐，這也是她一天中最開心的時刻。高中組的譚同學講道，有一年父親節她設計了一張心意卡給爸爸，爸爸表面上顯得很抗拒，但轉過身卻悄悄笑了。她認為，真正的愛，是愛與被愛，需要親子雙方共同付出。聯會還舉辦環保低碳飲食烹飪比賽，倡導家庭和諧、男女平均分擔家庭責任理念。和媽媽組隊參賽獲冠軍的囝囝是一位中四學生，他自己的拿手好餸是“鴛鴦蛋蒸肉餅”；一對80後夫妻一絲不苟地精心制作連心素蛋餅，場面溫馨甜蜜；一對姐弟參賽牽動了家族9位成員來現場觀戰；一家五口參賽、做義工，齊齊整整一個不少，堅持到最後……廚藝比賽的參與過程令大家明白家務的分擔、對家人關愛的回應，有時就體現在一齊“煮飯仔”，或者“番屋企食飯”。愛國愛港 促進文化認同對祖國的文化認同是人心回歸的基礎。經歷了“佔中”、旺角暴亂以及“修例風波”，聯會更加深刻感受到文化融合的重要性，並切實為此付出最大努力。聯會舉辦的“‘愛’弘揚儒學尋蹤”系列活動，吸引了197間學校、逾73,671人參加。連續三年參加比賽的陳同學，第一年僅拿入圍獎，第二年拿了小學組冠軍，第三年更是帶動為小學生的弟弟一起參賽，並分別獲中學組、小學組冠軍。整個參賽過程他們的媽媽都有陪伴，當看到孩子們拿到冠軍，媽媽的臉上滿是笑容。這個系列活動，大大提升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青年學生中的知曉度和吸引力。除了在青少年中大力推廣中國傳統文化，聯會也通過大量文康活動影響社區婦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秧歌舞表演，在13年時間裡被打造成一個街知巷聞的優質品牌。2016年3月，聯會以“動感香港，活力秧歌”為主題，舉行“千人秧歌破健力士紀錄”，並獲納入“欣賞香港”活動。有很多婦女從一開始覺得秧歌舞很土，到後來願意和喜歡參與，對團體理念的認同度也越來越高。聯會通過秧歌舞這個活動載體，在基層婦女中發揮了愛國愛港的文化傳播和凝聚作用。2016年9月24日，“‘愛’弘揚儒學尋蹤”傳統中華文化知識網上競答比賽舉行頒獎禮。圖為中學與小學組冠軍陳氏兄弟及其母親上台頒獎此外，聯會還組織了“華夏文化尋根 粵港秧歌結緣”“辛亥百年 三八新百年”等參觀考察活动，讓香港婦女更多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和偉大發展成就。為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聯會特意舉辦“巾幗獻芳華”主題論壇，並邀請到時任首席會長鄭明明教授、全國政協委員高佩璇博士、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女士，分享她們如何把握改革開放良機，率先響應國家號召，前往內地投資興業，見證了香港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的歷程，展示了巾幗不讓鬚眉的風采。關愛長者 共享耆樂融融秉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使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理念，聯會成立以來，也用心關愛著屋邨的每一位老人。依托劉舜雯富昌互助幼兒中心和海麗慧妍雅集婦女綜合服務中心十幾年來社區連結不斷的積累，聯會詳細了解到屋邨每一位需要幫扶老人家的情況，真正做到了精準幫扶。2016年啟動的“春夏秋冬樂悠遊 路路通無限‘耆’”深受長者們喜愛。年滿65歲的“年輕”義工姐姐擔任導賞員，每兩個導賞員（“年輕”老人家）帶領6個老人家，相伴同遊。一次在海濱公園的遊樂區，一位90多歲的老人家和一位80多歲的老人家搖蹺蹺板，旁邊看護的人心驚膽戰，兩位耄耋老人卻笑得像個孩子。這幅美好的畫面令所有人為之動容，感動不已。“路路通無限‘耆’”活動不僅為老人們帶來了滿滿的愛和樂，也讓參與其中的義工姐姐們獲得了很大的自我成長。義工姐姐珍姐以前不太會說話，做了“導賞員”之後，她成了社區老人們中的大紅人，出去晨運經常會有公公婆婆喊她，“珍姐，你幾時再帶我哋去行街街吖？”每每說到這，珍姐都會不由自主地滿臉笑容，流露出濃濃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在今年這個特殊之年，聯會亦開展了系列跨界別合作社區長者關愛行動。特別是在疫情暴發之初的2月底，一罩難求，聯會星級義工Tony Sir首先想到的是那些獨居或者無依的老人家。於是，他馬上和身邊警隊同事自發捐款15萬多元，募集了5萬多個口罩，分派給屋邨裡的老人們和基層家庭。考慮到老人們下樓領取物資會浪費一個口罩，每一戶的物資和福袋都是義工們送上門的。96歲的劉公公在收到抗疫包和福袋後，非常感動，回贈自己的書法“服務人群 關懷弱勢”與九龍婦女聯會。展望未來 再譜巾幗華章二十載春秋，風華正茂；二十載耕耘，碩果累累；二十載奮鬥，鑄造品牌；二十載努力，根植信任。正如蘇麗珍主席所說“創出幸福一片天，夢想與實踐並行”，在成立20周年的今天，聯會向所有支持信任她的人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發展至今，聯會已經具備了非常堅實的社群基礎，獲得了大量社會信任與支持，今日更有新鮮血液和力量注入，讓聯會的未來充滿了更多期待和希望。秉持“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的陸海女士接棒聯會新一屆會長，她覺得“正如聯會會徽上綠葉裡盛開的花朵一樣，聯會是一朵充滿希望的青春之花，低調樸實如繡球，但是只要有水就會綻放。”聯會亦非常有幸得到百欣慈善基金董事及行政總裁林顥伊博士贊助並親自出任聯會首席會長，陸會長表示：“林博士年輕且極富才華與情懷，相信有林博士領路同行，聯會定會步伐更實，行得更遠。”不見昨夜雨濕處，聊以新顏待今朝。未來沒有奇跡，只有步步奮力，聯會的未來依然需要每一位支持者和參與者共同努力！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劉一行、莫潔瑩

在新冠肺炎疫情巨大衝擊下，世界各國生產活動或放緩或停止，人流物流受限，供應鏈產業鏈堵塞不暢，全球聯通融合面臨巨大挑戰。疫情下各國隔離封閉與“一帶一路”倡導的互聯互通相背而行，“一帶一路”建設因而受阻，“一帶一路”國際輿論環境也隨之出現了一些新變化。面對這種情況，應系統總結梳理，謀劃應對之策，對外講好新形勢下的“一帶一路”故事，增強中國的國際輿論話語權，為“一帶一路”倡議順利推進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文｜北京    鄭東超位於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的中老鐵路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老撾“變陸鎖國為陸聯國”戰略對接項目。工程於2016年12月全面開工，中老鐵路隧道、橋樑和路基工程已完成超過90%，計劃2021年12月建成通車。圖為中老鐵路班納漢湄公河特大橋（圖：新華社）疫情衝擊之下國際輿論仍對“一帶一路”保持充分信心疫情及其帶來的連鎖綜合效應成為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受疫情影響，全球勞動力、原材料、資金等生產要素流動性減弱，一些“一帶一路”項目進度可能減緩。多數受阻項目的東道主國輿論對此有客觀認知，能夠認識到困難是暫時，是可克服的，不會影響項目整體建設，對順利完工保持信心。新冠肺炎疫情不會阻滯“一帶一路”項目整體進展。老撾《萬象時報》、馬來西亞《星報》等多家東南亞媒體關注中老鐵路建設，看好其對老撾經濟的促進作用。哈薩克斯坦外交部國際關係委員會成員、“一帶一路”專家俱樂部成員阿依達爾 ，阿姆列巴耶夫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依然可期，疫情不會影響“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英國議會跨黨派“一帶一路”和“中巴經濟走廊”工作小組創始人希迪齊教授稱，疫情後中英兩國有望在基礎設施和連通性規劃上開展有效銜接，特別是在英國北部地區發展規劃上，通過“一帶一路”把北部地區的發展繁榮與其他地區有效關聯起來。期待疫情後“一帶一路”對全球經濟恢復能夠發揮“引擎”拉動作用。南非主流媒體“每日獨行者網”刊文認為，“一帶一路”發展勢頭一定程度受到疫情影響，但仍可為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提供強勁動力，非洲國家和區域組織應繼續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合作，使其真正成為非洲大陸打造區域價值鏈、發展製造業和創造就業的平台。尼日利亞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查爾斯 ，奧努奈居肯定“一帶一路”倡議團結合作的理念在疫情時期發揮重要作用，認為非洲各國作為倡議關鍵夥伴，應在“後疫情時代”通過更堅定地參與“一帶一路”進程來實現經濟復甦。被譽為“金磚之父”的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主席吉姆 ，奧尼爾勳爵認為，疫情危機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有望引領全球經濟復甦和發展。讚賞“健康絲綢之路”具有前瞻性。美國彭博社評論認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健康絲綢之路”體現出比“一帶一路”倡議更能獲得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善意。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專家認為，中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醫療支持，疫情是中國展示領導能力和責任的黃金機會。新加坡《海峽時報》稱，“健康絲綢之路”將幫助北京在滿足其“一帶一路”倡議夥伴的長期需求的同時，緩解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彈。美國《財富》雜誌和《芝加哥論壇報》均認為，打造“健康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貿易和基礎設施倡議的延伸。全球疫情並未澆滅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熱情，也沒有讓沿線國家失去信心。其中關鍵原因在於，中國在過去七年裡切實抓準了沿線國家的需求，通過扎實推進，取得具有普惠性的建設成果。即便是遭遇暫時困難，沿線國家仍舊給予“一帶一路”足夠的耐心和信心，並將之視為疫情後恢復經濟的重要抓手。10月21日，2020年第1,000 列“義新歐”中歐班列從鐵路義烏西站發車，駛往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圖：新華社）一些西方媒體炮製不實論調， 企圖唱衰“一帶一路”和中國發展前景囿於新冠肺炎疫情對“一帶一路”造成暫時困難，涉“一帶一路”國際輿論環境有所波動。尤其是一些西方國家媒體本就一直對“一帶一路”持偏見、否定甚至敵視態度，疫情不僅未改變它們對“一帶一路”的負面感觀，反而使這種情況有所加深。這些媒體藉機炮製了一連串的質疑聲音，企圖在國際社會唱衰“一帶一路”。鼓噪“一帶一路”難以持續論調。部分“一帶一路”項目因資金、人員、原材料難以一時到位，進度受到一些影響。西方媒體對此故意誇大，拋出“一帶一路”建設進展受挫、項目停止、資金鏈斷裂等不實言論，聲稱項目難以為繼，將成為“爛尾工程”，這讓外界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行穩致遠產生疑問。英國路透社誇大“一帶一路”建設受影響程度，宣稱疫情防控致使人員流動和物資供應受阻，甚至預測“一帶一路”倡議可能成為疫情造成的“黑天鵝”效應的受害者。美國《基督科學箴言報》將多國為防止疫情擴散而設置的種種限制視為“一帶一路”倡議受到遏阻的關鍵要素。炒作“債務陷阱論”。疫情發生後，多數沿線國家經濟遭受衝擊，償還債務問題愈加突出，部分西方國家媒體趁機炒作“債務陷阱論”，將共建國家放在不平等的位置上，有意勾畫中國“惡劣債主”的負面形象。日本《外交學者》刊文指出，疫情暴發後“一帶一路”多數沿線國家陷入困境，根據亞洲開發銀行初步評估，巴基斯坦將承受82億美元損失，以此抹黑中國利用“一帶一路”開展“債務陷阱”外交。誤讀“數字絲綢之路”為“技術地緣政治戰略”。今年以來，“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繼續引發西方國家的進一步警惕和排斥。從最開始推行大型基建項目發展到目前逐漸拓展到信息技術建設和推廣，此番舉動被一些媒體視為“中國的數字雄心”，稱中國高科技企業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歐亞大陸參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與美國在技術創新領域開展競爭，是中國“新型霸權”和地緣擴張的表現。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稱，中國對“一帶一路”倡議及其所有數字項目的雄心壯志，是“新型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西班牙“環球網站”也稱，建設“數字絲綢之路”已經成為中國實施“技術地緣政治”戰略中極為重要的舉措。宣揚“共建國家對華警惕論”。一些西方國家媒體用“兩難”“平衡”“警惕”“擔憂”等詞匯描述共建國家在中國提供的“廉價融資”與美國的對華戰略對衝之間選邊站的矛盾心理，部分共建國家媒體也隨之唱和。美國彭博社、《外交學者》雜誌網站、《福布斯》雜誌稱，巴基斯坦、印尼和中亞國家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對中國的不滿和對倡議項目的消極態度。此外，部分西方媒體利用涉及疫情的問題，向發展中國家煽風點火，削減其對“一帶一路”的積極性。例如，部分西方媒體向一些非洲國家的政府和民眾鼓噪“非洲公民在華遭受種族歧視”的不實報道，導致他們對中國、中國人民和中非合作產生一定負面觀感，甚至有非洲國家傳出威脅退出“一帶一路”的聲音。這些負面論調與一些西方國家擔憂懼怕中國崛起不無關係，它們總是認為中國的強大代表著非西方模式的崛起，打破了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西方模式，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於是乎，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粉墨登場。部分西方媒體將“一帶一路”視為中國擴張地緣政治的工具，熱炒所謂中國借此“輸出過剩產能”“污染環境”“製造債務陷阱”等一系列負面論調，以降低“一帶一路”倡議的國際吸引力。類似負面論調或將伴隨中國崛起的全過程，對此我們應做好充足的心理準備，以理性冷靜態度視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挑戰，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派遣援助醫療隊，中國醫護工作者與其他國家的醫護人員攜手抗擊疫情。圖為在馬爾代夫首都馬累附近的胡魯馬累醫院，73 歲的老人侯賽因（中）成功接受手術後，豎起大拇指感謝中國眼科醫療隊（圖：新華社）講述好傳播好“一帶一路”故事，增強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世界上任何發展倡議都要面對多元甚至極化的輿論評議，“一帶一路”亦未能例外。無論是積極褒揚，抑或消極貶損，都是正常現象。關鍵是要明辨是非，冷靜觀察，辯證分析，對於批評性的善意提醒，要有寬廣胸襟，虛心接受並改進；對於惡意抹黑無端攻擊，要據理力爭、寸步不讓，以良言驅走惡語。腳踏實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夯實傳播“一帶一路”內核支撐。一個事實勝過千言萬語，能夠輕松擊破不實之詞，封住悠悠之口。建設好“一帶一路”是傳播工作見實效的根本前提，否則就會成為“無土之木、無源之水”，說服力不強，導致“我說人不聽，人聽卻不信”的尷尬局面。鑒於此，應及時總結疫情帶給“一帶一路”的負面影響，採取措施，加以彌補，趕上因為疫情而耽誤的工期，以實際成果向外界展示，“一帶一路”能夠經受住考驗，具有強大的韌性和彈性，對外唱響“一帶一路”光明前景論。精選疫情下逆勢前行的“一帶一路”故事，給沿線國家注入更多自信。疫情下不乏砥礪前行的“一帶一路”故事，可以將疫情期間獲得重大進展的項目、在國際抗疫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項目等搜集起來，集結成冊，用多語種向全球發布。比如，疫情期間泛歐5C走廊高速公路項目波黑查普利納段平穩推進，可保按期完成；面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大面積斷航停航，中歐班列逆市上揚，截至今年11月，中歐班列全年開行已達10,180列，再次創造新紀錄，並運送大量防疫抗疫物資，在歐亞大陸間構築起“生命之路”。不回避外界質疑指責，積極回應化解輿論壓力。隨著“一帶一路”深入推進，國際社會少數人士對“一帶一路”負面評價越發“專業化”“精細化”，不再是倡議提出初期大而化之的指責，更多是對具體領域的指手畫腳。在這種情況下，應匯總外界對“一帶一路”的質疑點，抓住邏輯漏洞，開展精準回擊。一方面要針對“一帶一路”負面輿論點，舉辦智庫、企業、政府等領域人士參加的國際研討會，破除外界對“一帶一路”的誤解。另一方面，做好發展中國家的輿論宣傳工作，推動中外媒體合作，聯合製作“一帶一路”專題節目，消解國外民眾對“一帶一路”的錯誤認知，增加民眾好感度，避免這些國家被一些西方媒體“帶偏節奏”。提升對外傳播國際化水平，讓“一帶一路”聲音唱響國際。“一帶一路”倡議源自中國，卻屬於世界。中國一家難以完成，需要世界其他國家共同努力。保持“一帶一路”在國際社會的持續吸引力，“一帶一路”建設方能行穩致遠。要深度推動“一帶一路”話語體系、傳播平台的國際化，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表述，靈活運用國際互聯網社交媒體，引導熟識海外社交軟件和輿論特點的智庫專家參與傳播工作，深入講好“一帶一路”故事，讓“一帶一路”深入人心。（作者係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李博揚

11月1日至11日，中國郵政快遞企業共處理快件39.65億件，其中11月11日當天就處理了6.75億件；11月16日，中國今年的第700億件快件發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郵政快遞業克服一切困難率先實現復工復產，第一時間打通了抗疫搶險的“生命線”，也為全國各行各業復工復產、確保老百姓生活必需品供應和經濟社會正常運行提供了重要支撐保障。國家郵政局局長馬軍勝近日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表示，郵政網絡是全國唯一一張通達所有行政村的寄遞網絡，在助力我國脫貧攻堅方面亦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快遞業的蓬勃活力，也彰顯了我國經濟復甦的良好勢頭和強大的消費能力。文 | 本刊記者  馮琳馬軍騰武漢抗疫：郵政航空拼著命冒著雷衝下去記者：郵政快遞業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最早復工復產的行業之一，回顧疫情最嚴重的艱難時刻，率先復工復產一定很不容易吧？郵政快遞業在助力我國復工復產方面開展了哪些工作？馬軍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與政策支持下，基於對郵政快遞業在保障應急物資運輸及助力經濟社會復甦方面重要性的認識，國家郵政局做出郵政快遞業需先於其他行業實現復工復產的科學研判。在確保落實好中央疫情防控各項要求的前提下，國家郵政局提早部署，按照“精準有序、梯度推進”原則，自2月7日起有序啟動郵政快遞業復工復產工作。我們主要做了幾項工作：一是全力保障防疫物資和居民基本生活用品的運遞。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我們提出的口號是，“疫情不退，我們不退”。疫情期間我們開通了兩條綠色通道，一條是國內的，國內各地的防護用品，口罩、防護服、ECMO都由我們緊急運抵。第二條是國際通道，當時國內疫情很嚴重，很多海外華僑在國外購買的防護用品怎麼運回來？我們運回來！這兩條綠色通道取得的效果是很明顯的，從1月23日到6月10日共運遞防疫物資48.98萬噸，運遞抗疫包裹3.98億件，動用車輛8.75萬輛次。在空中機隊方面，那時候絕大部分客運飛機都停了，郵政快遞飛機佔全國貨機數量的三分之二，我們往武漢飛了779架次，很多武漢一線醫生的緊急物資都是我們送的。最緊張的一次，當時武漢的防護服僅剩2萬多件，怎麼辦？我們到全國去收集，後來從廣東、廣西收集到了20萬套，但那天武漢下很大的雷雨，按照平時飛機是不能降落的，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的航空機隊，拼著命、冒著雷，為救助更多的人，在兩次雷電很短的縫隙時間內捨命衝了下去。“雙十一”期間，中國郵政集團廣州航空郵件處理中心一片繁忙景象。圖為11月10日，在中國郵政集團廣州航空郵件處理中心，工作人員在總包待發區內作業（圖：新華社）復工復產：10個半月處理700億件快遞二是勇於擔當、科學謀劃復工復產。我們全行業動員復工復產之后，國企、民企、外企，全面地動員起來。2月中旬全行業復工復產達到六成，3月就基本回復正常了，連武漢郵政快遞業到3月底也復工復產了八成。在此過程中，國家郵政局按日調度，分析研判行業存在的問題，分地、分業、分企、分時細化實化措施，出台了暫緩消費者申訴考核、延長許可到期辦理及年度報告時限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優化環境，減輕基層負擔，各級郵政管理部門積極為企業解決人員用工、車輛通行、末端投遞和復工審核等方面的實際困難，推動行業加快復工復產。到4月底，行業生產能力已恢復到正常水平。三是強化國際郵政業抗擊疫情合作交流。郵政快遞行業在抗疫方面做的一些工作、取得的一些經驗，要和世界各國分享。有些數據我到今天還是比較驕傲的，我們400萬快遞小哥，每天每個工作人員至少接觸100個人以上，但是到現在為止整個郵政快遞業沒有一個員工在工作期間感染新冠病毒。郵政快遞業復工復產工作可以簡單概括為四句話，那就是：人民有需要、企業有擔當、社會有支持、政府有推動。3月12日，快遞員李傑（左）隔著柵欄給客戶遞送包裹。他曾作為快遞小哥的代表出席了3月9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因為緊張到舌頭打結的樸實表現被網友們稱為“緊張哥”（圖：新華社）記者：我們發現無人機配送、機器人配送等新型配送方式已經投入使用了。目前我國整體智能物流業發展水平如何？下一步會不會擴大應用？馬軍勝：快遞行業天生就要和信息結合起來。“快遞”是在規定時間內把文件、印刷品、包裹，遞送到收件人，同時一定要附帶有信息來跟蹤。快遞的起因就是這樣，和原來傳統的模式不同就是有信息跟蹤。快遞發展當中，信息化水平同步發展。多年來，經過大家共同努力，整個行業信息化水平比較高。首先基本實現了快遞跟蹤，而且不是簡單跟蹤收投幾個點，而是基本上實現動態跟蹤。這幾年，電子地圖、圖示化也在推進。快遞業是大數據歸集的行業，在利用數據分析運行、經營、維護、管理、安全監控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智能化快遞水平這幾年取得了良好發展效果。剛才你提到無人機、無人車的問題，這個技術是快遞智能化新興技術。受空域資源限制和性價比限制，無人機配送要大規模普及還需要一個過程。無人車現在只是在限定區域用，比如在道路無障礙的校園、機關大院內。無人車的技術沒有問題，使用場景還需要不斷完善，但是在有些特定場景下它的作用明顯。比如疫情期間在武漢金銀潭醫院，我們為安全起見搭建了無人機郵路來運送藥品和防疫用品。又比如，藏區採收的松茸在日本市場很受歡迎，由於對松茸的品質要求很高，松茸從高山上採摘到運至山下，要在8小時內用冷鏈送到日本。過去很難達到，現在採摘後可以通過無人機運到山下歸集。記者：在前不久的“雙11”電商購物節中快遞量又創下了新紀錄，郵政快遞業是不是已經擺脫了疫情的影響？馬軍勝：當前，郵政快遞業已基本擺脫疫情影響，日均2億多件已成常態，日均服務用戶4億多人次，服務民生作用更加凸顯。今年1-10月，全行業業務總量累計完成16,336.4億元，同比增長28.4%；快遞業務量累計完成643.8億件，同比增長29.6%，超過了2019年全年業務量。到11月16日，今年我國第700億件快件正式誕生。僅用時10個半月就完成700億件快遞業務量，不僅凸顯了我國快遞市場的蓬勃活力和巨大潛力，也彰顯了我國經濟復甦的良好勢頭和強大的消費能力。尤其是“雙11”期間，各電商平台的系列促銷活動帶動了快遞業務量的顯著增長。據統計，11月1日至11日，全國郵政、快遞企業共處理快件39.65億件，其中11月11日當天共處理快件6.75億件，同比增長26.16%，再創歷史新高。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的智能物流機器人今年“雙十一”物流高峰期間每日可送包裹3,000餘件。圖為一台智能物流機器人自動識別道路上的騎行者並緊急停車（圖：中新社）郵政快遞行業今年的生產運行恢復好於預料。原因有幾個：一是我們應對疫情沒有退縮，率先復工復產，佔得了先機。同時通過我們的服務也贏得了很多粉絲，包括新粉絲。過去年輕人用我們業務的多，最近很多老年人也開始用了，這是一個變化。二是由於疫情，線下恢復有一個過程，業務往線上走，確實這個方面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利好消息。三是今年農村市場啟動的比較快，慢慢形成氣候了。四是國際疫情比較嚴重，過去快遞包裹寄進來，現在是大量包裹寄出去。受這幾個因素影響，今年郵政快遞行業的業務發展還是令人鼓舞的。我們知道，郵政快遞業是國家重要的社會公用事業，是服務生產生活、促進消費升級、暢通經濟循環的現代化先導性產業。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郵政快遞業在降低病毒傳播風險、保障防疫物資運輸寄遞、維繫社會正常運行、促進生產流通和居民消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郵政快遞業迅速實現復工復產，在實現自身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為全國各行各業復工復產，確保老百姓生活必需品供應和經濟社會正常運行提供了重要支撐保障，在“打通大動脈、暢通微循環”方面的先行作用得到充分發揮。脫貧攻堅：郵政系統構建全國唯一通達所有建制村的寄遞網絡記者：我們了解到，目前全國55.6萬個建制村全部實現直接通郵。今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請問對用好包括村郵站在內的郵政基礎設施網絡、進一步助力脫貧攻堅，您有何思路？馬軍勝：去年8月，全國已經實現了所有建制村直接通郵，這是非常艱巨的任務，也是很大的“民心工程”。2015年前，全國有3.6萬個建制村不是直接通郵。當時的通郵主要靠熟人到鄉鎮辦事來進行郵件捎帶，這樣的服務標準是達不到要求的。中央在民族工作會議作出了一個決定，要求郵政快遞行業在2020年之前實現建制村直接通郵。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在此問題上站位很高，克服了重重困難，最終完成了這項艱巨任務。全國建制村實現直接通郵為暢通城鄉雙向物流、助力脫貧攻堅，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保障。這是郵政服務農村、服務貧困地區最基礎的物流網絡，一定要把它用好。11月12日，石進全將包裹送到漁船上。他是福建省寧德市三都澳海域唯一的海上郵遞員。他的父親曾搖著櫓為鄉親服務了23年，子承父業的石進全也已經在這條海上郵路走了20多年（圖：中新社）一要注重發揮郵政縣鄉村三級網絡優勢，在做好法定郵政普遍服務的基礎上，通過郵政網點、網絡和服務點對接，疊加政務、警務、稅務等便民代辦業務，提升服務功能。二是在寄遞物流網絡上狠下功夫。郵政網絡是全國唯一一張能通達所有行政村的寄遞網絡，所以線下資源十分豐富，其他網絡幹不了的事郵政網絡都可以實現。去年郵政網絡收投農村包裹超20億件，助力農產品銷售165億元（人民幣，下同），還可以進一步發揮這個網絡的優勢。三是用這個網絡可以給農民兄弟送上郵政的金融服務。郵政的金融服務在農村地區還是比較發達的，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郵政郵儲銀行發放涉農貸款餘額達到13,500億元，郵政金融精準扶貧貸款餘額達902億元，累計投放扶貧小額貸款143億元，這些為支持“三農”作出了重大貢獻。四是著力培育農村的精準脫貧項目、脫貧能手，通過典型來帶動區域脫貧致富。在這方面近幾年做了大量實踐，並取得了一些有效經驗。有些典型和案例不僅獲得全國脫貧攻堅獎項，還被聯合國選進了全球減貧最佳案例。比如江西瑞金鳳崗村90歲的農民廖奶奶，她做了一輩子的鹹鴨蛋，對選材是比較講究的，鴨蛋要選用一個禮拜內的新鮮鴨蛋，另外要用當地的泥土加上她自己炒的鹽巴、燒的鍋灰，要醃夠40天。這麼好手藝的鹹鴨蛋，靠廖奶奶走街串巷一個月就賣幾百個。我們就想，這麼好的手藝怎麼不包裝、不發展起來呢？於是給廖奶奶貸款30萬元，把她的產品包裝成統一品牌“廖奶奶鹹鴨蛋”，統一流程、統一平台、統一銷售。“廖奶奶鹹鴨蛋”開始時候一個月賣幾百個，逐漸賣到幾萬個，去年賣了80萬個。今年1-8月，疫情那麼嚴重的情況下，她的銷售額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100%。廖奶奶賣了上百萬個鴨蛋，她自己做不完，怎麼辦？把村裡的貧困人員組織起來，搞了一個2,000平方米的車間，養鴨的、醃蛋的、銷售的，全部組織起來，短短三年時間形成了一個較大的規模。所以郵政要不斷挖掘這種典型，培養典型，通過典型來帶動一個村、一個區域脫貧致富。記者：下一步郵政快遞業如何穩定脫貧攻堅產業支撐，打好脫貧攻堅收官戰？馬軍勝：我們要堅定不移落實中央決策部署，首先要確保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同時也為明年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做好銜接。我們主要開展幾項工作：一是要以“快遞進村”來突破農村末端服務的難題。雖然郵政行政村已經直接通郵了，但是快遞直接遞送進村裡面的比例現在只佔到40%左右，還有60%的快遞到農村是放在鄉鎮的。今年我們瞄準這個目標繼續努力，在鞏固“快遞下鄉”、鞏固郵政直接通郵的基礎上，推進“快遞進村”工程，準備用3年時間解決這個問題。二是大力培育名優農特產品，形成集群，帶動產業鏈，這個前景比較大。這幾年我們培育“一地一品”“快遞金牌項目”，反響都很好。一個地方適合種什麼就種什麼，而且種出精品來，從種子、種植、護理到最後產品的篩選、包裝，形成產業鏈，這是現代農業發展。一個地方搞一個金牌項目，一個地域基本上就活了。比如江蘇沭陽種小花卉，整個縣裡的農民都種這個，一年能賣出2億盆的小花卉到全國各地。三是要深化和上下游的合作，共同提高效能，特別是上游平台。今年直播也是非常火的，要抓好線上線下融合發展，提升農產品的線上銷售水平。兩地合作：內地快遞企業將香港視為“出海”重要支點記者：近年來，國家郵政局或內地郵政快遞系統與香港方面有過哪些交流合作？馬軍勝：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內地與香港在郵政領域一直保持著較為密切的交流與合作，近來兩地郵政領域的交流更是日益密切，合作愈加緊密。國家郵政局作為內地郵政快遞行業的主管部門，與香港郵政署建有聯繫機制，每年定期組織高峰論壇、人員互訪等活動，在政策層面保持溝通，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對郵政領域的重要指示和部署，研究推動新形勢下兩地行業進一步深入交流。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後，國家郵政局多次組織召開專題研討會，邀請港澳郵政共同研究商討郵政行業落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實施方案，取得了積極成果。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作為內地郵政企業，一直與香港郵政署保持著密切的業務往來與合作，雙方在服務跨境電商、郵件經轉等方面已形成較為成熟的合作模式，在重要題材郵票發行、集郵文化產品開發等方面開展了廣泛的合作。在國際和地區郵政事務中，國家郵政局、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香港郵政署和澳門郵電局共同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攜手參加萬國郵聯、亞太郵聯等國際組織的會議和活動。記者：您如何評價香港的物流業發展水平？馬軍勝：香港物流基礎設施完備、交通運輸條件優越、貨物清關便利，物流業成為香港的重要經濟支柱之一，其發展水平居於世界前列。香港作為國際物流中心，在航空貨運方面擁有全球最大的航空貨運站和三家高效空運中心；在海運方面擁有全球集裝箱吞吐量最大的國際樞紐港。包括敦豪、聯邦快遞、聯合包裹等在內的全球主要快遞物流企業和航空貨運公司都在香港設立了轉運中心。內地快遞企業也將香港作為“出海”的重要支點。香港快遞業近年來保持快速發展，具有以下四大特點：一是國際業務佔主導；二是航空快遞佔主導；三是增值服務多，附加值高；四是郵政服務質量高、創新能力強、覆蓋程度好。我相信，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香港物流業將迎來更大發展空間，為香港經濟作出更大貢獻；同時，也將更好服務大灣區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以及地區和全球貿易發展。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劉一行、莫潔瑩

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主要包括周邊外交、大國關係、發展中國家外交和多邊外交等方面。 其中，聯合國外交是多邊外交的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 所謂中國的聯合國外交，可以理解為中國處理與聯合國的關係並借由聯合國開展國際交往的外交活動。 作為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中國始終是聯合國事業的堅定支持者，始終是多邊主義的積極推動者，始終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的堅决維護者。文 ｜ 上海 張貴洪 楊理偉聯合國萬國宮中國聯合國外交的幾次重要歷史機遇中國的聯合國外交曾很好地把握了幾次非常重要的機遇，這對中國的發展進步和整體外交、對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都具有極其重要和積極的意義。 從歷史角度看，中國的聯合國外交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5-1949年，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發起國和創始會員國之一，也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第二個階段是1949-1971年，國際社會同時存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下，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繼續行使中國的代表權 ；第三個階段是1971年以後直到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1945年4-6月，中國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成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內的10人代表團參加舊金山制憲會議。 依國際正義處理國際爭端、由大會發展和修改國際法、促進教育文化合作事業等三項“中國建議”被寫入《聯合國憲章》，為聯合國的創建作出了獨特貢獻。 按照四個發起國英文首字母順序，中國是第一個在憲章上簽字的國家。 中國為反法西斯戰爭作出巨大犧牲和重大貢獻，當之無愧地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從而確立了在國際社會的大國身份和地位。1971年10月25日晚近10點，在紐約聯合國會議大廳裡，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進行的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76票讚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全面恢復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圖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左一）在會場開懷大笑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第2,758號决議，新中國重返聯合國，包括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使聯合國真正成為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的國際組織。 20天后，以喬冠華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出席第26届聯大，許多會員國在大會上致歡迎詞，整整持續了六個小時。 喬冠華團長在會場開懷大笑，被西方記者形容為“震碎了聯合國議事大廳的玻璃”。 以《喬的笑》為題的照片登上了《紐約時報》，還獲得了普利策新聞攝影大獎。 由于中國大陸當時正處在“文革”之中，與世界聯繫較少，聯合國成為中國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 這標誌著中國多邊外交的全面開啓，也成為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從敵對到友好的轉折點。1974年4月6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大第29屆會議並發言1974年4月，剛剛恢復工作、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出席聯大第六届特別會議，是第一位到訪聯合國的中國領導人。 當時已身患重病的周恩來總理破例親自率領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的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以及各界群衆4,000餘人在首都機場組織了一場盛大的歡送儀式，為鄧小平和全體團員送行。 4月10日下午，在萬眾矚目之下，鄧小平健步走上莊嚴肅穆的聯合國大會講台，從容不迫地向國際社會闡述了“三個世界”理論，提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並宣布中國永遠不稱霸、不當頭、不做超級大國，發展中國家是中國在聯合國的主要依靠力量。 他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結束發言步下講台落座後，中國代表團的席位前頓時出現一條長長的祝賀隊伍，各國代表列隊紛紛前來祝賀，他們熱情地同中國代表握手擁抱，真誠地表達說：“講得太好了”，“你們是非分明，理直氣壯地說出了發展中國家的心裡話”，“感謝你們為中小國家伸張正義”，“我們將永遠同中國團結戰鬥在一起”……1974年4月10日，出席聯合國大會第6屆特別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在大會發言後，各國代表前來祝賀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不僅陸續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原子能機構等聯合國系統內的許多機構，而且開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中國在維和領域的貢獻和影響不斷擴大，顯示了中國和平大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現在，中國是第二大維和出兵國和出資國，中國軍隊成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關鍵力量，參與維和行動成為中國聯合國外交和多邊外交的亮點。2016年5月31日，中國維和士兵申亮亮與戰友司崇昶共同擔負馬里維和營區2號門崗執勤警戒任務時，一輛不明身份車輛突然加速衝擊防衛設施。申亮亮和司崇昶依法向這輛車開槍射擊，阻止其闖入營區。距離哨位十幾米遠處，這輛車撞上防護墻翻倒在地，當車上500多公斤炸藥爆炸瞬間，申亮亮將戰友推開，自己壯烈犧牲，年僅29歲。他因此被追記一等功，並被聯合國授予哈馬舍爾德勳章。30年來，像申亮亮一樣的16名中國官兵在維和行動中壯烈犧牲，這些英雄用生命踐行了中國向聯合國許下的維護世界和平的莊嚴承諾。2001年，中國加入在聯合國系統中屬於相關組織的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入世談判歷經15年，其間，中國代表團換了4任團長，美國換了5位首席談判代表，歐盟換了4位。中國代表團最後一任團長龍永圖笑言，他為復關和入世談判去世界貿易組織總部不下50次，按航空公司的里程獎勵計劃，他從航空公司拿到的免費機票足以飛往月球。成功加入世貿組織是中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里程碑，標誌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歷史新階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實現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主要外部原因，幫助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06年，香港第一位女性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女士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成為第一位擔任國際組織和聯合國專門機構最高領導職務的中國人。這位有“明星”風範的“鐵娘子”從香港地區衛生事業的“當家人”轉型為全球防控傳染病和流行病的“守護神”。現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中國人擔任了其中4個專門機構的“一把手”。此外，夏煌大使擔任聯合國秘書長非洲大湖地區特使，龐森大使擔任聯合國納米比亞駐地協調員等。這些都是中國多邊外交的重要突破。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出席聯合國成立七十周年系列峰會。三天兩夜，六場多邊峰會、八場雙邊會見、兩場重要活動，轉場時間最短僅三五分鐘，習近平主席的“聯合國時間”緊張忙碌、成果豐碩，向國際社會展示了中國領導人的大格局、大智慧、大手筆。中國宣布一系列支持聯合國的措施和行動，與聯合國共同主辦南南合作圓桌會和婦女峰會，中國與聯合國的合作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萬國宮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宇宙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共有一個家園。”2月10日，這一重大理念寫入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非洲發展新夥伴關係的社會層面决議”；3月17日，寫入聯合國安理會關於阿富汗問題的第2,344號决議；3月23日，寫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糧食權”兩個决議；11月2日，又寫入聯大“防止外空軍備競賽進一步切實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兩份安全决議……這充分說明，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聯合國憲章》精神和價值的傳承與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與聯合國的和平、發展和人權事業結合起來。75年來，中國與聯合國的關係經歷了複雜的過程。面向未來，中國的聯合國外交同樣充滿機遇，中國與聯合國的合作具有巨大潛力。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並發表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夥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圖：新華社）中國聯合國外交面臨一些現實挑戰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的聯合國外交面臨重重挑戰。近年來，美國不斷單方面向中國挑起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等，聯合國很有可能成為中美角逐的“新戰場”，這對未來的國際秩序、國際領導權和全球治理將產生决定性影響。在今後一段時間，中美在聯合國和國際組織的戰略競爭或將成為“新常態”，但方式和特點會有一些不同。無論是特朗普“簡單粗暴”、對多邊主義產生“破壞性”影響的極端方式，還是拜登上台後可能實施的一系列對華戰略新手段，中美在聯合國和國際組織爭奪領導權和主導地位的競爭或不可避免。這不僅對中國的聯合國外交是一個挑戰，而且會影響到中國與其他大國、與周邊國家、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此外，李登輝和陳水扁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時期，聯合國少數會員國多次提出所謂台灣“入聯”提案，但都被拒絕，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有關台灣的議題可能成為中美衝突的“引爆點”。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性公共衛生和經濟社會危機，成為聯合國成立以來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之一。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和未來可能更大更多的全球性挑戰，世界需要一個“升級版”的聯合國。聯合國要通過變革實現轉型和升級：一是其使命從防止戰爭轉變為應對全球問題；二是其工作從國際合作轉變為全球治理。在聯合國的變革中，中國不僅要做聯合國改革的推動者，而且要做全球治理的引導者，這對中國的聯合國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安理會改革是聯合國改革的重中之重。安理會改革是大勢所趨，但一直“雷聲大雨點小”。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是積極推動安理會改革還是被動適應？在“擴常”問題上持什麽立場？等等。這些都考驗著中國的聯合國外交。中國在聯合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但是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還需進一步提升。比如，中國在减貧、維和、婦女、南南合作等領域的貢獻和優勢比較突出，中國是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和推動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優等生”，應優先考慮如何把貢獻和影響轉化為話語權和影響力，爭取引領性。比如，中國提出了親誠惠容的周邊睦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美美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一帶一路”等理念和倡議，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同，需要通過聯合國和國際組織，使其實現機制化和議程化，成為“世界語言”“世界方案”。比如，要做好政治上、法律上、行政上的各種準備，爭取機會和創造條件，把國內某些城市的經濟優勢轉化為國際化優勢，探索吸引聯合國機構總部或分支機構落戶中國的創新路徑。比如，針對中國在聯合國存在職員代表性不足，中高層管理和專業人員不足，以及特使、顧問和報告員不足等問題，要加大培養和推送中國的聯合國人才力度，使中國職員在聯合國人員結構中的佔比，與中國對聯合國的財政貢獻、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與中國對聯合國的重要性相稱。2018年11月25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停車場出席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2018。圖示林鄭月娥（後排左七）、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榮譽顧問唐英年（後排左六）和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主席陳晴（後排左八）與參加三公里領袖挑戰賽的健兒合照（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香港可以成為中國聯合國外交的“明珠”香港獨特的區位優勢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使得香港從近代開始就在中國大陸和外部世界之間發揮著重要的互聯互通作用。參與聯合國事務是香港對外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聯合國外交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歷史上，香港參與聯合國有著深厚的淵源。1945年4月，《大公報》創始人胡霖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之一，赴美國舊金山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見證了聯合國的成立。回歸之前，英國治下的香港不具有獨立的主權資格，因此不能成為聯合國系統內相關組織和機構的正式成員。但是隨著香港經濟的發展和在國際交往中地位的提升，香港以英國代表團的身份和英國成員衍生出來的資格參加了萬國郵政聯盟、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等聯合國所屬的專門性機構及其活動，這為香港回歸後參與聯合國部分專門性機構的工作打下了基礎。回歸祖國之後，“一國兩制”框架下的香港與聯合國交往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據基本法第二章第十三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第七章就“對外事務”又作了更詳細的規定。在中央的授權下，香港積極參與聯合國有關外交活動，國際影響進一步提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以國家為單位參與的聯合國專門性機構中，香港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或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該組織或成為其聯繫和附屬成員；在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聯合國各類組織和機制中，以“中國香港”的名義成為其組織成員。自回歸以來，香港加入了近20個不以國家為單位的聯合國系統下屬的組織機構，涉及經濟、社會、文化、衛生等各個領域。二是香港非政府組織發揮民間社會組織的國際影響力，深度參與聯合國各項議程。香港婦協等多個非政府組織已取得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諮商地位，獨立地在經社理事會發表意見和參與聯合國工作，並不同程度地參與和影響一些重大的國際决策。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香港婦協主席何超瓊女士、監察顧問伍淑清女士作為非政府組織代表出席聯合國第42届人權理事會會議，向國際社會介紹香港的真實情况，表達香港大衆希望儘快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的心聲。如今，越來越多的“香港面孔”閃亮聯合國的大舞台。 特區政府官員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組成的特區代表參與了數百次聯合國有關委員會和專門機構的會議。 2019年國家推送香港特區青年赴聯合國系統擔任初級專業人員（JPO），首批參加JPO項目的香港青年分別來自特區政府行政署、機電工程署、天文台及香港廉政公署。 他們於2020年1月起赴聯合國紐約總部、日內瓦辦事處、維也納辦事處及世界氣象組織任職，任期兩年。 這既體現了香港專業人才服務國家外交的獨特優勢，也是香港青年在聯合國框架下參與全球治理的難得機會。 此外，許多香港的體育和文藝界人士擔任聯合國各類組織和活動的形象大使，依託其個人的社會影響力為聯合國的各項工作進行推廣宣傳。 早在1994年，知名藝人黎明就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首位華人“國際青年特使”，一年之後，他被正式任命為兒基會國際親善大使。 一次出訪巴西，黎明考察了街頭流浪兒童、童工、遭受商業性剝削和携帶艾滋病毒的兒童等弱勢群體的生活狀况，他把這些經歷紀錄下來，通過圖片展覽和電視節目展示給公衆，喚起各界對落後國家和地區兒童的關注，籌得了大量善款，為聯合國慈善事業獻出了一份香港愛心。香港參與聯合國活動的歷程表明，一個日益發展、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高的祖國，是香港擴展與聯合國交往的根本支持和保障。 進入新時代，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開展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外交，香港的作用不可小覷，香港的參與不可缺席。 香港應“以己之長，為國所需”服務於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成為中國聯合國外交的一顆“明珠”。（作者分別係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劉一行、李博揚

世界對美國當選總統拜登的期望是巨大的。美國的盟國希望看到一個更加友善的領導者，而不是火力全開的拆台者。美國的“對手”希望看到一個更加理性的交往者，而不是情緒化、非理性的冒險者。中國則希望看到一個更加穩定、可預測的夥伴，而不是拋卻歷史、出爾反爾、不斷掀起中美關係狂風惡浪的攻擊者。可以說，特朗普對現行國際秩序的拆解有多深，對中美關係的創傷有多大，拜登背負的期待和責任就有多重。然而，拜登能抓住中美關係再出發的機遇嗎？文｜北京 沈雅梅當地時間5月18日，美國前副總統、民主黨人喬·拜登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舉行的集會上發表演說（圖：新華社）拜登對華政策含有積極元素拜登在參議院任職36年，擔任奧巴馬總統的副總統8年，從政經驗豐富。據美國媒體稱，拜登競選期間組建的人才庫有2,000多人，分為20個工作組，在內外政策準備上做了扎實的工作。與特朗普讓自己的團隊充滿局外人的做法不同，拜登準備用尊重政府職能、在相關領域有數十年工作經驗的專業人士填充政府崗位。這主要包括四類人——長期追隨拜登的“嫡系”親信、奧巴馬政府時期的高官和企業家、民主黨建制派裡的外交人才骨幹以及一部分反對特朗普的職業外交家和共和黨人。可以預期，拜登將更加依靠團隊，更加重視共識，特朗普時期那種總統外交言行和政府政策相互脫節的現象可能會減少，美國對外政策會更加理性、穩定、可預測。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拜登在制定對華政策時可能會遵循一般外交原則，外交語調有望變得更為職業，對華競爭將更加有序，對敏感議題如台灣問題的處理也將更加謹慎。雖然拜登不大會推翻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但也不大可能實施超常規的極端行動。發生類似關閉領館、限制媒體等事件的概率降低，這將有助於部分降低中美戰略誤判的風險。從政策理念看，拜登及其民主黨團隊繼承民主黨的傳統自由國際主義，對華態度更加穩健、務實，注重塑造整體性的對華戰略，這可能為中美關係帶來一定轉圜空間。雖然拜登與特朗普一樣，也認同中國是美國的“首要戰略競爭者”，主張“美國必須對中國採取強硬措施”，但他認為用極限施壓的手段不僅無法使中國屈服，還會造成冷戰式災難，關注點從對中國“下絆子”轉向增強美國自身實力。隨著更多主流經濟學家進入白宮，這些人並不主張打對華關稅戰或是把金融系統當作遏制中國的工具，並且反對用簡單化的“一刀切”辦法來認定對美國國家安全有威脅的高科技產品和供應鏈。如果美方重新考慮對華貿易戰，降低某些產品關稅稅率或豁免某些行業，比如放寬對TikTok的限制、歡迎中國留學生，這將有助於部分釋放中美經濟、科技關係及人文交往的活力。最大的變化在於，拜登及其團隊願意與中國開展嚴肅的戰略對話，進行合作，以便從中獲利。2020年4月，100多位美國前政要和學者發表聲明，在將新冠肺炎疫情歸咎於中國的同時，稱“美國不能把這次全球危機交給中國處理”，“中美應合作對抗疫情”。當時，拜登團隊的國務卿熱門人選安東尼．布林肯、蘇珊．賴斯、國防部長人選米歇爾．弗盧努瓦等人均簽署了這份聲明。8月公布的民主黨新綱領也寫明，為防止“中美競爭使全球穩定陷入風險”，“美國將尋求與中國在氣候變化、防擴散等存在共同利益的領域進行合作。”拜登還在多個場合談及，美國將“與盟友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一同推進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這些合作議題若能落地，可能成為中美關係穩定之錨。美國對華競爭加劇的趨勢未變美國奉行對華“戰略競爭”的路線已確立，這既是特朗普執政遺產，也是美國兩黨共識，繼任者難以推翻。特朗普執政後的各項政策主張充滿爭議，但他確立對華競爭路線卻贏得普遍認同，被美國媒體譽為“第一個敢對中國示強的美國總統”。國會兩黨惡鬥不止，處處叫板，卻能以少有的跨黨派一致，順利通過十數項反華議案，用法律手段鞏固了對華政策措施。在美國政府、保守派媒體和自媒體的洗腦攻勢下，美國對華民意迅速惡化。2020年7月30日皮尤民調顯示，高達73%的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比僅僅三個月之前高出7個百分點，比三年前同期高26個百分點。這進一步約束了繼任者政策轉圜的空間。雖然拜登屬民主黨溫和派，但他的團隊裡既有重視地緣政治博弈的強硬派，也有更重視意識形態和人權問題的自由派，將在這些領域加大對中國打壓的力度，對華強硬路線仍會延續。雖然拜登表面上不說“美國優先”，但他宣稱打造“服務中產階級”的外交承襲了一些特朗普元素。例如，拜登也強調所謂與中國“公平”“對等”交易，推動製造業回流和“購買美國貨”，保護就業和創新，擺脫在關鍵供應鏈上的對華依賴。他也承認大國競爭不可避免，尋求遏制中國，將技術競爭置於對華競爭的前沿，旨在確保美國在攸關未來的基礎科技方面擁有超出中國的絕對優勢。因此，拜登可能不會立刻全面取消對華關稅，不會放鬆針對中國高科技公司的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而是將實施更有分寸、更有選擇性的經濟和科技脫鉤計劃。由於拜登代表著美國大企業、金融公司和高科技公司的利益，他可能會更強勢地要求中國進行經濟制度的結構性改革。上述相關領域的“特朗普遺產”在很大程度上會成為“拜登資產”，成為拜登向中國施壓的槓桿。拜登還將更新對華政策“工具箱”，把此前針對中國的雙邊、力量型對抗轉向多邊、制度性圍堵。新增“工具”之一是與聯盟關係的修復與和解。與特朗普把盟友視為“包袱”不同，拜登把盟友視為“力量倍增器”，外交第一要務是修復一段時間以來受損的聯盟關係，可能停止四面出擊的貿易戰。在此基礎上，美國將把“建立美國盟友和夥伴的同一陣線”作為“應對中國挑戰最有效的辦法”，提升美國的影響力。“工具”之二是用規則、價值觀、意識形態等因素“捆綁”中國，對中國崛起進行遏制。拜登也從所謂“民主”與“專制”的角度看待中美分歧，稱要與亞太地區民主國家形成更緊密的捆綁，“在這個決定美國未來的區域推進共同價值觀”。可見，印太戰略仍將是拜登對華外交的重點支柱。歸根結底，美國“不能讓數字時代的規則由中國來書寫”，要讓環境、勞工、貿易、技術、透明度等規則“繼續反映民主國家的利益和價值觀，確保民主社會繁榮”。如果拜登能推出一項得到盟友支持的多邊戰略，以美國力量、西方規則、盟友體系為基礎，聯手對華施壓，中美競爭將進入一種更深刻、對中國來說處理起來更棘手的狀態。此外，從現在到拜登上台並非“真空期”，美國大選爭議仍存，中美關係仍有可能成為美國黨爭的“附帶損傷”。從普選票數量看，特朗普和拜登分別得到了有投票資格選民中一半的支持，成為史上總統大選中得票最多的落敗者和勝選者。這既反映出美國社會分裂、政治極化因大選而更加惡化；同時也折射出，在美國疫情以每日新增10萬例、死亡總人數超過25萬的背景下，“特朗普主義”依然強勁，說明美國國內反全球化的社會基礎依然強大。特朗普除了對選舉結果發起法律挑戰，仍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來鞏固執政成果，打壓民主黨，並框定下一屆政府的政策走向。特別是反華鷹派人物盤踞在特朗普政府中高層，他們尋求綁架新政府對華政策，以此積累自身的政治資本，繼續在國內權力結構中佔有一席之地，因此可能加大對“中國議題”的政治操弄。11月17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在明知行動時間已不夠用的情況下，發布《中國挑戰的方方面面》報告，提出美國處理對華關係要完成的十大任務，就是意在給特朗普政府塗脂抹粉，並給繼任者劃定軌道。中美雙方政府應當抓住機會力爭實現中美關係“軟著陸”拜登承諾要癒合美國的分裂，他上任後的四個優先事項是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經濟復甦、種族平等和氣候變化，外交方向上當務之急可能是修復聯盟關係、重返國際議程、重建美國聲譽、恢復盟友對美國的信心，對華政策短期內不大可能成為他的優先。這就使得中美關係相對於前一個時期的急速下跌而言，可能存在一個時間上的“喘息期”。如果中美能夠圍繞抗疫、經濟復甦、氣候變化等開展務實合作，可能還會帶來雙邊關係轉圜的新空間。2019年5月22日，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參加畢業典禮時拍照（圖：中新社）另一方面，拜登執政後將面臨艱巨的內部整合任務。如果屆時佐治亞州的兩場補選結果使共和黨人控制聯邦參議院，這將使他陷入在國會共和黨人、民主黨建制派和進步派之間“走鋼絲”的困境，嚴重制約他推進外交雄心、調整對華政策的能力，甚至會影響他能否得到國會批准他的內閣最高職位人選。如果拜登不得不更加內顧，外交重點又不完全集中在中國，那麼中美競爭的對抗程度有望暫時得到部分緩解。無論從短期還是中長期看，拜登上台都為中美關係走出“特朗普式”的震盪、重塑關係模式帶來了新的機遇。中美雙方政府應當抓住機會，主動作為，建立日常聯繫，重啟高層戰略對話，聚焦雙邊和多邊議題合作，加強政策協調和溝通，力爭實現中美關係“軟著陸”。最起碼，當今世界力量格局正在迅速演變，當拜登解決國內問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外部世界不會原地等待，而這也將是世界各國拉住美國、促其回到國際合作中來的重要助力。（作者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劉一行、李博揚

近年來，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教育部出台了多項便利香港學生在內地學習發展的政策。近日，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表示，目前，具備港澳招生資格的內地高校達到380所，有超過1.6萬名港生正在內地高校就讀，與內地學生享受同等學費、住宿費、醫療保障等政策，和內地學生一樣享受就業指導，獲得就業報到證和就業協議書，同時享有中央財政為港澳台學生設置的專項獎學金。內地與香港中小學、幼兒園締結“姊妹學校”1,600餘對，教育交流不斷深入。文 | 本刊記者 魏東升 莊蕾田學軍內地與香港大中小學及幼兒園均有合作交流，港澳台同胞可在內地參加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記者：近年來，內地與香港在教育領域的交流合作正在深入扎實地積極推進，您能否介紹一下具體情況？田學軍：香港回歸祖國以來，教育部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指導下，積極支持內地與香港教育機構、學校、教師及學生加強交流往來，深化合作，與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共同推動兩地教育交流合作實現良性互動，得到眾多愛國愛港人士廣泛參與和支持。兩地教育交流合作已基本形成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從專項計劃到普遍參與、從日常參訪到務實合作、從政府主導到社會支持的教育交流合作格局。內地與香港教育合作交流空間不斷拓展。圖為第二屆兩地青年校長論壇上，兩地教育者分享心得一是交流平台日益健全。教育部在基礎教育領域與香港教育局合作實施“姊妹學校”項目，在高等教育領域啟動“萬人計劃”，成為兩地教育交流“雙引擎”，使師生交流覆蓋面更廣、程度更深。目前，“萬人計劃”已涵蓋100多所內地高校和香港主要高校，每年合作舉辦師生交流項目300餘個，資助1萬餘名香港高校師生來內地交流、訪問、學習。內地與香港中小學、幼兒園締結“姊妹學校”1,600餘對，成為兩地基礎教育領域參與度最廣的交流品牌項目。教師交流方面，自2004年起，教育部堅持多年舉辦“港澳教育界人士國慶訪問團”等活動，推動內地與香港教師互動交流，幫助香港教育工作者了解祖國教育事業發展。此外，兩地高校自發成立了粵港澳高校聯盟、滬港大學聯盟、京港大學聯盟、內地與港澳法學教育聯盟等一系列區域性、專業性合作平台，凝聚發展合力。二是合作深度不斷增強。經過多年實踐，兩地高校間交流合作已逐漸由單一的師生交流向探索學分互認、合作辦學、科研創新、聯合育人等深度合作模式發展，合作“升級”進程明顯加快。科研創新方面，內地與香港高校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先進製造等重點領域積極推進聯合共建實驗室、創新中心等。合作辦學方面，香港高校已在內地設立19個合作辦學項目和2個具有法人資格的合作辦學機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籌建工作快速推進。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教育部將支持更多香港高校將校園“延伸”至內地城市，為兩地學生提供更加豐富的學習體驗、更加廣闊的學習空間。三是合作空間更加廣闊。長期以來，港澳教育界人士積極參與國家教育工作，在多個全國性教育學會協會、學術科研機構和評審委員會中都有港澳專家任職。越來越多的國家級平台、項目、全國教育性評優評選活動面向港澳同胞開放，包括香港學校在2018年首次參評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並榮獲一等獎。港澳學生踴躍參與全國性學生競賽活動，與內地學生同台競技，例如在第五屆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中，共收到港澳地區參賽項目170個，其中斬獲金獎5項、銀獎12項、銅獎19項。2020年上半年，兩地高校克服疫情影響，積極開發“雲課堂”“雲遊學”“雲會議”，不僅體現出兩地師生的交流熱情，也成為對交流新形式的探索，“線下+線上”的交流模式使距離更近、更便捷。記者：2019年，教育部辦公廳等三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港澳台居民在內地（大陸）申請中小學教師資格有關問題的通知》，請問目前是否有香港居民成功獲得在內地中小學任教的資格？田學軍：2019年1月，教育部出台政策允許在內地（大陸）學習、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台同胞申請參加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符合條件的可認定中小學教師資格。據統計，2019年當年已有800多名香港居民申請參加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其中在廣東省獲得教師資格認定的近50人，成為香港青年人才來內地發展的新機會、新選擇，相關政策受到香港同胞歡迎。7月22日，2020年港澳青年學生南沙“百企千人”實習計劃啟動禮在廣東省廣州市南沙區“創匯谷”粵港澳青年文創社區舉行。除境外港澳學生外，這個活動也吸引了不少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內地高校的港澳青年學生參加。圖為港澳青年學生與崗位負責人（右一）對接（圖：中新社）港生在內地高校就讀人數已超1.6萬名，允許有關高校保送錄取港澳學生記者：我們發現選擇到內地高校求學的香港學生越來越多。請介紹一下目前內地高校招收培養香港學生的有關情況。田學軍：從今年香港學生報考內地的情況看，儘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多項港澳台招生考試延期舉行，但香港學生報考內地高校熱情不減，2020年通過多種途徑報考內地高校的香港學生超過1.2萬人。其中，依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申請內地高校的香港考生近4,000人，同比增長13%。目前，在內地高校學習的香港學生已超過1.6萬名，錄取新生人數逐年攀升。教育部積極支持內地高校招收香港學生，通過擴大招生院校範圍，拓寬招生渠道，加大對港招生宣傳力度等多種途徑統籌推進對港招生工作。目前，香港學生可通過參加普通高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學生考試、面向港澳台地區招收研究生考試、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以及自主招生等多種方式報考內地高校。具備港澳招生資格的內地高校達到380所，招生總體規模逐年擴大。教育部今年還出台政策，允許有關高校可參照普通高校保送招收內地學生辦法，保送錄取優秀港澳學生（運動員），對於在學業或者體育方面有突出表現的優秀港澳高中生，在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可以保送錄取到內地高校。為鼓勵吸引香港學生赴內地求學，教育部連續多年組織有關高校赴香港舉辦“內地高等教育展”，參展院校多為“雙一流”建設高校以及支撐區域發展的特色優質學校，可以滿足香港學生的多樣化需求。近兩年，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便利香港學生在內地學習發展的政策，力度更大、內容更實，提高了香港學生的“獲得感”和“歸屬感”。目前，香港學生與內地學生享受同等學費、住宿費、醫療保障等政策，和內地學生一樣享受就業指導，獲得就業報到證和就業協議書，同時享有中央財政為港澳台學生設置的專項獎學金，獲獎學生比例達30%，為更多的香港學生來內地學習創造更好的經濟條件保障。在培養過程中，教育部指導有關高校針對港澳學生特點，專設憲法與基本法、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傳統文化課程，增強港澳青年學生的國家意識與愛國情懷。同時，舉辦港澳台學生“開學第一課”、港澳台學生主題徵文比賽、港澳台學生中華文化知識大賽，為學生展示良好風貌搭建平台。港澳居民隨遷子女可在內地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大灣區內地城市率先設立香港子弟學校或子弟班記者：越來越多的香港同胞選擇到內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生活發展，教育部對於保障港澳居民子女在內地就讀中小學有何政策？田學軍：近年來，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越來越多的港澳同胞選擇在內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投資興業、定居生活，保障港澳居民隨遷子女在內地平等接受義務教育，是幫助港澳同胞扎根內地的“定心丸”。目前，港澳居民子女在內地可與內地居民子女一樣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各地對港澳居民子女在內地學校就讀實行“歡迎就讀、一視同仁、就近入學”的政策，逐步建立完善以居住證為主要依據的隨遷子女入學政策。其中，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積極探索，先行先試，為港澳居民子女設立兩所香港子弟學校，並在廣州、深圳、佛山、中山等城市的18所學校設有港澳子弟班，為港澳籍學生在內地接受義務教育提供多元選擇。深圳市已允許港澳籍學生與非深圳戶籍學生一樣，按積分制入讀深圳市內公立學校，改變了港澳籍學生以往只能入讀民辦學校的情況。北京、上海、浙江等多地也已陸續出台港澳居民隨遷子女入學細則，切實保障了港澳同胞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在非義務教育階段，部分省市已明確港澳居民子女可享受與當地戶籍居民同等的待遇入讀幼兒園，滿足一定條件的學生可在當地參加中考、入讀高中。香港教育是國家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部將為香港師生到內地學習交流提供更多便利記者：未來教育部在促進內地與香港教育交流合作方面有何規劃？田學軍：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習近平主席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專門談到“要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香港青年不僅是香港的希望和未來，也是建設國家的新鮮血液。香港教育是國家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是香港的獨特優勢，在國家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只會加強，不會削弱。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國家科技創新中心等國家戰略疊加實施；統籌推進“雙一流”建設、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等教育領域重大決策部署陸續出台，香港在深度對接國家戰略、服務國家發展方面將大有可為。教育部將和香港特區政府共同努力，繼續支持香港特區教育發展，深入推動內地與香港教育交流合作工作。一方面，教育部將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發揮主體責任，加強對青少年的憲法和香港特區基本法以及國家歷史文化教育，通過學校開展國家安全教育，促進香港青少年健康成長，維護校園教書育人的良好環境，維護內地與香港健康穩定的交流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將為香港師生來內地學習和交流提供更多便利，為香港同胞參與國家教育工作提供更多機會，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培養更多新生力量。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哈元源、莫潔瑩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擘畫了未來五年中國發展的宏偉藍圖，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建議》第57節以“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為主題，對“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保持港澳繁榮穩定提出了明確要求、作出了戰略部署。這對於新時代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鞏固和提升香港的競爭優勢，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香港與祖國內地一道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重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具有重大的方向性、指導性意義。香港社會應正確領會、深刻認識到《建議》所釋放出的關於國家和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信號，抓住新的發展機遇，凝聚共識謀發展，在和祖國內地攜手發展中鞏固既有的競爭優勢，創造新的競爭優勢，使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再上新台階。文 | 北京 孔世平香港的繁榮穩定與祖國內地發展息息相關香港的命運同祖國緊密相連，香港的發展與祖國息息相關，香港為祖國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祖國是香港發展的最大靠山。這是凡尊重歷史的人都必須承認的一個基本事實，是香港社會應有的一個基本共識。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香港同胞既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可以說，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香港與祖國內地同胞一起創造了香港發展和祖國內地發展的奇跡。比如，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鞏固和提升，就與祖國內地的發展密不可分。貨物進出口貿易總值方面，國家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兩地僅有35.4億美元，到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時，躍升至507.7億美元，到2007年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時，兩地的貨物進出口貿易總值更是達到了1,971.14億美元。2007年以後的數據也顯示，無論是進口、出口還是轉口貿易，香港和祖國內地這方面的數據都數倍地高於香港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再比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與內地同樣關係密切。香港長期以來一直是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近年來內地推出的“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促進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鞏固和提升。香港還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擁有最豐富的人民幣離岸產品。事實證明，內地的持續快速發展為香港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鞏固了香港的傳統優勢，並為形成新的競爭優勢開闢了廣闊空間。香港發展的最大優勢就在於有內地作靠山，在於和內地優勢互補攜手發展，這也可說是香港發展的大邏輯。香港發展的最大優勢就在於有內地作靠山，在於和內地優勢互補攜手發展，這也可說是香港發展的大邏輯。11月20日，第二十三届北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在北京舉辦雙向投資重點項目簽約儀式，12個簽約項目涉及金額折合38.86億美元，涵蓋軌道交通、醫藥健康、金融服務等領域（圖：中新社）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在“一國兩制”下，國家的快速發展，事實上已將香港帶入了世界經濟增長最具活力的地帶。香港的經濟發展周期與內地的走勢高度關聯，顯示兩地的要素流動程度不斷提高。香港在不斷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既使自身得到了發展，也為國家發展發揮了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要抓住“十四五”和未來更長時期國家發展的機遇，就必須準確把握、倍加珍惜“一國兩制”下香港所具有的獨特優勢，把愛祖國、愛香港，建設香港、建設祖國有機融合在一起，切實建立起“共擔、共享”的使命感。“十四五”時期香港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建議》描繪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進一步展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光明前景。這一切實可行、鼓舞人心的目標，必將激發起海內外中華兒女強大的愛國之心、報國之舉，匯聚起建設現代化國家、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對香港來說，這是一個為國家作貢獻、為香港謀發展的難得歷史機遇。《建議》指出：“支持特別行政區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一帶一路’功能平台，實現經濟多元可持續發展。”香港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十四五”乃至將來更長時期，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在國家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優勢明顯增強的大背景下，香港的這一優勢將進一步得到鞏固和提升。從貿易方面來看，國家實行高水平貿易便利化政策，進一步優化貿易結構，降低關稅總水平，努力消除非關稅貿易壁壘，大幅削減進出口環節制度性成本，推動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邁進，將為香港貿易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從金融方面來看，國家健全和保障境外投資的法律、政策和服務體系，繼續加強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充分發揮香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將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和提升。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創新在國家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居於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強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回歸以來，建設“創新之都”一直是香港不懈的追求。國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將極大促進香港創新能力的提升。《建議》明確指出，“支持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香港擁有很強的科研能力，不少領域的科研水平是世界級的，八所公立大學和多個學科，排名居於世界前列，同時科研方面的國際合作和交流也十分廣泛。這些都是香港依托創新提升競爭優勢的有利條件。香港社會應發揮好這些優勢，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國家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歷史機遇，進一步加強與內地在基礎研究、科技研發、人才培養、成果轉化等方面的合作，把潛在的科技創新能力轉化為生產力，轉化為創新優勢。可以預計，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積極投身其中的香港將煥發新的競爭力。香港是“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城市，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香港具有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既是重要的參與者，也是受益者。香港要發揮好在金融、法律等專業領域服務的獨特作用，努力打造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台，強化解決“一帶一路”建設項目投資及商業爭議的服務功能，把國際聯繫廣泛、專業服務發達等優勢和內地市場廣闊、產業體系完整、科技實力較強等優勢結合起來，通過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助力國家建設，實現自身發展。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沿著正確軌道前行對香港來說，“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的舞台。“十四五”時期香港要發揮好優勢，用好舞台，最重要的就是全面準確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確保“一國兩制”沿著正確軌道前行。《建議》明確指出，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政策措施。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十四五”乃至未來香港要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提升發展新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特別行政區自身競爭力結合起來。可以預計，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積極投身其中的香港將煥發新的競爭力。圖為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圖：朱洪波/ 視覺中國）從香港回歸以來的實踐來看，強化以下三個方面的社會共識十分重要。一是必須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憲法是國家根本法，是全國各族人民意志的體現，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淵源。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定了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度化、法律化。二是必須堅決落實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對港全面管治權是國家行使主權的體現。香港是直轄於中央的地方行政區域，其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的授權並接受中央的監督，這是理解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邏輯起點。三是必須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要堅決防範外部勢力的干預，決不能容忍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製造混亂、危害香港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只有明確“一國”是本、是“兩制”的前提，擁護憲法所確定的國家根本制度，認同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尊重中央依法擁有的對港全面管治權，自覺承擔起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責任，香港才能以正確的姿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才能安享“一國兩制”下的制度紅利，才能抓住“十四五”乃至未來更長時期國家發展所帶來的機遇。面對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一遠景目標，廣大香港同胞應以主人翁意識，以國家整體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為依歸，把“一國兩制”的使命擔當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緊密結合起來，抓住歷史機遇，鞏固既有競爭優勢，培育新的競爭優勢，在“十四五”時期實現香港新發展，為國家作出新貢獻。（作者係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哈元源、莫潔瑩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全球經濟，加之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抬頭並大行其道，致使世界經濟面臨深度調整，各種不穩定不確定的風險和挑戰加劇。儘管如此，中國不斷擴大開放的口號和行動始終如一、從無動搖。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11月5日至10日，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如約開啟並圓滿閉幕，展示了中國堅持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心。本屆進博會是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中國舉辦的一場規模最大、參展國別最多、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國際經貿盛會，生動詮釋了中國如何以“一屆安全、精彩、富有成效的博覽會”同世界各國一道開放合作、化危為機，攜手共創人類更加美好的明天！文｜北京  丁理11月4日晚，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在上海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頻方式發表主旨演講（圖：新華社）繼續增長！第三屆進博會累計意向成交726.2億美元“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不僅要年年辦下去，而且要辦出水平、辦出成效、越辦越好。”這是2018年習近平主席對進博會提出的期待和要求。梳理前兩屆進博會成果——首屆進博會共有172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參會，3,617家境外企業參展，展覽總面積達30萬平方米，累計意向成交578.3億美元；第二屆進博會吸引了181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參會，3,800多家企業與會參展，展覽總面積36萬平方米，累計意向成交711.3億美元。然而第三屆進博會是在今年這樣一個特殊時期舉辦的，疫情防控壓力、世界經濟低迷、經濟全球化面臨割裂……這些因素都使得本屆進博會能否延續“越辦越好”的宗旨成為眾人分外關切的未知數。11月10日，中國國際進口博覽局召開閉幕通氣會，第三屆進博會交出了亮眼“成績單”。總體來看，本屆進博會延續“新時代，共享未來”的主題，克服不利影響，統籌疫情防控和辦展工作，在各方合作意願熱度不減的支持下，成功實現了“越辦越好”的目標。不僅總展覽面積比上屆擴大近3萬平方米、近40萬名專業觀眾註冊報名，而且舉辦了政策解讀、對接簽約、投資促進等類別的共101場配套活動。最終按一年計，第三屆進博會累計意向成交726.2億美元，比上屆增長2.1%。本屆進博會受到了國內外各界首腦和領袖的熱烈回應。11月4日晚，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進博會暨虹橋國際經濟論壇開幕式上通過視頻發表主旨演講。巴基斯坦、南非、智利、烏茲別克斯坦、塞爾維亞、西班牙、巴布亞新幾內亞、匈牙利等8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及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衛生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4個國際組織負責人線上發表了視頻致辭。與此同時，145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231名部級以上官員，以及110位世界500強企業及國際智庫代表共同出席了線上開幕式，還有69個國家駐華使節和國際組織駐華代表線下參會。本屆進博會保持了高水平的辦展質量。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參展企業攜411項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首發首展，世界500強及行業龍頭企業參展回頭率近80%。只需1分鐘，一張使用過的辦公廢紙，經過碎紙處理、纖維分離、強化黏合就可以神奇地輸出成為全新的再生紙！打印機巨頭愛普生研發的這套“打印—再生—打印”無水再生紙系統，在本屆進博會上為全球首創、亞洲首發。已是連續三屆參展的通用電氣，今年帶來了包括通用電氣最高效的燃機、單機容量最大的陸上風機等“三大首展、兩大首發”展品，並且簽署了航空、燃氣發電等多項業務的新訂單。米其林是進博會的新朋友，雖是第一次參展，但誠意滿滿地展示了世界上最大的輪胎——礦業輪胎MICHELIN XDR 3，同時還在中國首發了Symbio氫能源M型電堆包，並一口氣簽下了未來三年長期參展的合作備忘錄。看！進博會已然成為這些國際知名參展企業全球新品的首發地、前沿技術的首選地和創新服務的首推地。本屆進博會相比去年吸引了更多香港企業參展。據香港特區政府的數據顯示，今年有約240家香港企業參加進博會，數目比去年增加近20%。其中，有45家香港公司和組織是通過香港貿易發展局的安排連續第三年參展，在貿發局設立的“香港服務業展區”和“香港產品展區”集中展示了包括設計、物流、通訊、基建及建築等專業服務和創新技術。這表明越來越多的港企港商希望能藉助進博會這扇“窗”，敲開更大的海內外市場。此外，香港旅遊發展局以“Open House Hong Kong”（再遇．就在香港）為主題，在本屆進博會設立了約200平方米的香港旅遊展區，以多方面展現香港風貌、吸引環球旅客。安全第一！“人、物、場館”三方面嚴密防疫在“特殊時期”舉辦進博會，確保防疫安全是首要前提、重中之重。畢竟今年以來，全球會展行業幾乎處於冰封狀態。雖然中國疫情防控成效顯著，但要一時容納來自海內外數量巨大的展商和展品，依然考驗著進博會的管理水平。為此，上海為本屆進博會制定了嚴格的疫情防控整體方案，重點聚焦“人、物、場館”三方面安全，全面落實“全程閉環管理、全鏈條可追溯、全量核酸檢測、全部查驗准入、全面環境清消”五大防控舉措。一是今年進博會所有參會人員必須進行核酸檢測，並要求檢測結果7天內有效。所有從國外入境的參會人員需進行入境檢疫、提供健康聲明、進行體溫監測及核酸檢測，且都必須進行14天的隔離。二是對所有進口物品開展檢驗檢疫，對所有進入展區的物品消毒、檢測。從10月開始，當瑞典、德國、波蘭、丹麥、捷克、西班牙等國家展品密集從洋山港入境時，上海洋山邊檢站就將防疫環節前置到船舶航行階段，邊等候船舶靠港、邊開展信息排查，在船舶抵港之前準確判定涉疫風險。三是對展廳場館進行“無死角”式的嚴格消殺，採取錯時、分流、限流舉措控制場館瞬時人流數量。展會期間，一支400人的專業消殺團隊，每天都要對展廳、公共區域等進行全面清潔消毒，對電梯、衛生間、門把手等高頻次使用區域或接觸點進行不間斷擦拭消毒。消殺工作每天一直持續到觀眾離場後的深夜，這樣既保證了消毒效果，又能減少第二天消毒劑的殘留和對人體的危害。另有一支愛國衛生和健康促進專職志願者隊伍，每天在場館內巡迴開展疫情防控宣傳，提醒館內參展者和工作人員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維持無煙環境等。本屆進博會展館內設有5個醫療站、26個臨時觀察處置點；展區周圍12輛救護車隨時待命，其中6輛是負壓救護車；後方還有遍及上海各區的33家進博會定點醫院作支撐——形成了一條應急轉運的強化版醫療保障鏈。本屆進博會還充分運用了上海“一網統管”大數據流轉服務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走過安檢門，人臉識別、芯片驗證同步進行，證件信息與體溫檢測、核酸檢測等健康信息自動精準匹配，大幅提高觀眾進場速度，真正實現了“無感知、非接觸、可追溯”。此外，5G、VR等技術同時賦能多個線上雲展廳的進行，打破了疫情對地理和時空的阻隔。“隔離14天也值！”這是眾多國外參展商的心聲。正是得益於進博會嚴格周密的防疫舉措，他們在自身安全有了保障的前提下，才能放心融入和享受這場全球性的貿易盛會。呼吸機、ECMO（體外膜肺氧合）、核酸檢測儀器……一批國際先進的公共衛生防疫設備、前沿技術、最新服務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熱門產品，在本屆進博會首次設立的公共衛生防疫專區閃亮登場。這一展區最開始規劃展覽面積2,000平方米，但因為參展企業熱情太高，一再擴容至1.2萬平方米。公共衛生防疫專區的設立意義非凡，因為在這裡能看到全人類合作抗疫的努力和智慧，能展望世界各國攜手共建公共衛生體系的美好藍圖。事實已經證明，新冠肺炎疫情不僅沒能阻礙第三屆進博會安全舉辦、精彩開展和富有成效地閉幕，反而賦予了它更豐富的內涵。進博會不僅已經成為國際採購、投資促進、人文交流、開放合作的平台，更是一項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全球共享的國際公共產品。逆流前進！中國擴大開放有底氣、有自信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進博會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時堅定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世界經濟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從歷史上看，不管遇到什麼風險、什麼災難、什麼逆流，人類社會總是要前進的，而且一定能夠繼續前進。”怎麼前進？如何前進？無論是疫情蔓延的2020年，還是過去兩年，習近平主席在每一屆進博會上都反復強調和重申“開放”與“合作”的重要性。惟有始終秉持開放與合作，才能真正做到“亂雲飛渡仍從容”，才能在逆流的挑戰中持續向前。當然，開放與合作對中國來說，從來不會只是言語上的大旗。以進博會為支點，中國正在一步一步用扎實的行動舉措來兌現自己不斷擴大開放的諾言。在前兩屆進博會期間，習近平主席曾向世界鄭重宣布，中國將進一步降低關稅、提升通關便利化水平；中國將不斷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放寬外資市場準入，繼續縮減負面清單；中國將保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堅決依法懲處侵犯外商合法權益特別是侵犯知識產權行為；中國將繼續鼓勵自由貿易試驗區大膽試、大膽闖，加快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打造開放新高地……再回首之時，這一條條承諾都已落在了實處。2020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和《優化營商環境條例》正式施行。2020年發布的全國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由2019年的40條縮減至33條，自貿試驗區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由37條縮減至30條。中國多次降低進口關稅，2020年1月1日起又對850餘項商品實施低於最惠國稅率的進口暫定稅率。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在北京揭牌成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在今年增至21個，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深圳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實施方案發布實施。截至目前，中國已與26個國家和地區相繼簽署了19個自貿協定，又與138個國家、31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1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今年進博會上，習近平主席又提出了三個“致力於”，強調要致力於推進合作共贏的共同開放、致力於推進合作共擔的共同開放、致力於推進合作共治的共同開放。他還表示，下一步中國將秉持開放、合作、團結、共贏的信念，繼續出台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壓縮禁止進口限制進口技術目錄等一系列擴大開放的重要舉措。這表明，儘管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加劇抬頭，但是中國不會因之閉戶，反而還會把門越開越大。當然，“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中國之所以選擇堅定不移地推動全面擴大開放是因為有底氣、有自信！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製造已經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世界經濟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又積極參與國際分工，擴大進口積極推動貿易夥伴經濟增長。2001年至2019年，中國進口貿易總額年均增長12.6%，高出全球平均水平6.3個百分點。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各國帶來嚴重衝擊，也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創。面對複雜嚴峻的國內外環境，中國科學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在全球率先恢復生產生活秩序。今年前三季度，中國GDP增速實現由負轉正，同比增長0.7%；實際使用外資7,188.1億元，同比增長5.2%；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23.12萬億元，同比增長0.7%，三季度進出口總值創下季度歷史新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中國將是疫情衝擊下今年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我們再從一個更長遠的視角來看，“十四五”的篇章即將掀啟，中國也已經敏銳地開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國擁有14億人口，中等收入群體超4億，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保持全球最具潛力大市場的地位。未來10年，中國累計商品進口額預計有望超過22萬億美元。中國廣闊的內需市場和巨大的消費潛力，不僅是推動國內大循環的源動力，而且將激發後疫情時期世界經濟重回正軌的新潛能。誠如習近平主席所說，“這絕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更加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不僅是中國自身發展需要，而且將更好造福各國人民。”疫情之下、困頓之時，“各國走向開放、走向合作的大勢沒有改變”。中國仍將以開放合作的大國之姿主動擁抱世界，共擔責任、共克時艱，相信“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作者係國家部委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李博揚

11月25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2020年施政報告。回首即將過去的2020年，香港經歷了多重考驗，亦在危機中萌發著新機。近日，全國政協常委、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創會主席、香港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在京接受了本刊記者採訪。他表示，去年以來，在“黑暴”事件、中美貿易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香港社會經濟遭受重創。幸好中央及時出手、撥亂反正，香港國安法的出台猶如一枚“定海神針”，迅速扭轉了香港局勢。而在“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建設框架下，尤其是中央明確打造對內對外雙循環發展的新格局形勢下，香港彰顯了“一國兩制”的巨大優勢，因此他對香港未來充滿信心。文｜本刊記者  魏東升國安法是香港社會發展的一個“分水嶺”記者：近兩年來，香港經濟受“黑暴”、疫情和中美關係的影響，可謂處在風口浪尖之上。您如何看待當前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蔡冠深：香港的經濟社會遭遇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大變局，在這個大變局裡面，我認為最重要的有三個因素。第一是去年發生的“黑暴”事件對香港社會的衝擊非常大，衝擊了香港的法治、經濟等方方面面的信心，香港社會的價值觀等受到很大的影響。那些亂港分子的暴力行徑在香港歷史上是鮮有發生的。這種暴行對香港這個法治社會來講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做夢都不曾想到香港會發生這樣的惡劣事件，可以說這是非常可怕的情況。第二是今年起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當然這是一個全球性事件，但是疫情對香港這個全外向型的經濟城市影響更大。因為香港的發展除了吸引外資外，更重要的是吸引遊客，可現在與其它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是雙向封關，這種情況下，香港的航空公司面臨裁員、減薪，酒店入住率直線下降……餐飲業、旅遊業、會展業，凡是跟外面遊客進出相關的行業，全產業鏈都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經營困難。第三是中美經貿摩擦的衝擊。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也是一個獨立的關稅區。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是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所以中美貿易摩擦之下，香港成了一些人用來鉗制中國發展的前沿，因此還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比如關稅限制、我們在內地工廠生產的產品貼上“中國製造”的標簽後將面臨的出口限制等問題。在這個大環境下，我們看到今年6月至8月香港的失業率達到了6.1%，今年第三季度香港的GDP按年下跌3.4%。整個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嚴峻形勢。今年7月至9月，香港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失業率升至11.7%（圖：中新社）眾所周知，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完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亟待完善，相關工作也嚴重“缺位”，以至於回歸以來一些“反中亂港”勢力、外部政治勢力乃至“港獨”勢力在香港頻頻活動，並最終釀成了去年大規模的“黑暴”和社會動亂，嚴重損害了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極大地破壞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幸虧中央及時出手，制定和實施了國安法。雖然少部分人對國安法有不同聲音，可我們要看效果。效果就是：國安法的頒布，成為香港由亂到治的分水嶺，成為香港長治久安的“定海神針”。國安法出台後，香港社會迅速發生了轉變。那些縱火、暴力行為都慢慢消失，香港社會可以說基本穩定了，市民的安全有了保障。此外，香港工商界對國安法普遍都是非常贊成的，信心也在慢慢恢復。對外商來說，去年香港發生“黑暴”事件的時候，他們都擔心在香港的財產以至人身安全，但國安法出台後，他們的焦慮擔心沒有了，對香港重拾信心。香港是內地經濟雙向發展不可替代的平台記者：根據目前情況，您對香港未來的經濟走勢有什麼預判？蔡冠深：首先我們無可否認，香港經濟近幾年來確實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可是香港的優勢也是得天獨厚的，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有強大的祖國在背後支撑，我們擁有一個人口龐大的市場。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是中國內地經濟“引進來”和“走出去”雙向發展不可替代的一個優質平台。中央已多次聲明，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所以我們對“一國兩制”充滿信心。“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既是北京又是上海，也可以是倫敦和紐約，也就是說內外兩方面的優勢我們都兼備。尤其是國家最近決心打造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香港作為這個雙循環戰略樞紐的地位將更加突顯，所以，我非常看好香港未來的發展。習近平主席講過的一句話，我印象很深——“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這句話我的理解是，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也不變，所以這兩種制度之下內地與港澳會長期優勢互補，携手對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進行最好的協調配置，這對中華振興只有好處沒有壞處。香港要加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這樣一個大的國家發展戰略。圖為香港新華集團與大灣區城市肇慶的肇慶新區管委會簽署港肇合作示範區項目投資框架協議，左五為蔡冠深回歸到香港本地經濟形勢，我們可以參照一些數據：今年香港的IPO融資總額依然是全球第一位，流入香港的資金源源不斷，這正是國際社會對頒布國安法後的香港仍然保有信心的表現。再看港元指數，如果大家對香港沒信心的話，肯定是買美元跑掉了，港元指數肯定會掉下去，但現在基本穩定在7.8左右，所以我說香港穩不穩先看金融。這些數據足以說明香港的金融體系是健全的，也由此可以看出，外商和外資對香港是有信心的。第二個能够對香港經濟未來作預判的領域是房地產市場。現在有很少一部分人對香港的未來有顧慮、想移民，對此我的看法是香港是自由社會，你想來，歡迎；想移民，也無所謂。由於疫情的關係，香港經濟出現了下滑，所以香港房地產市場的增長也會下調。可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仍有很多購買力很強的房地產買家，也有許多在香港排隊買房的人，所以香港市民對房地產還是有剛性需求。有人賣房移民，馬上就有人接手。所以可以看到，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問題不大，因為金融和房地產市場基本上都是穩定的。記者：作為香港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在您看來，香港工商界目前對香港的發展前景持什麼態度？蔡冠深：據我了解，香港本地工商界對經濟發展的信心基本上都恢復過來了。當然疫情的打擊是無法避免的，譬如說餐廳不能開門、限聚令導致生意額不足等等。但這不是信心問題，是疫情打擊下產生的問題。只要我們沉著應對，逐步學習內地的先進做法，並在國家支持下運用疫苗等科學手段，疫情終將會過去。至於外商，雖然逆全球化風潮嚴峻，“去中國化”也依然是一些外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但是我們更要看在港外資企業真正的行動是什麽。我看到的是，很多外商不光沒有走，反而正在努力經營或加大投資。我最近接觸比較多的是日本的企業家，他們都說全球的經濟體在疫情之下能保持正增長的只有中國，因此他們看好中國的市場前景，認為能够繼續在中國贏利。要知道在“內循環”機制的推動下，中國爆發的內需總量是不得了的。中國國內的購買力這麽強，這些外商不來中國投資還能去哪裡呢？所以他們還是要在中國、在中國香港投資。香港是聯結內外“雙循環”之間的一個“關鍵點”記者：剛才您也談到香港第三季度本地生產總值較去年同期實質下跌3.4%，跌幅較前兩個季度雖有收縮，但特區政府強調經濟形勢仍然令人憂心。您認為香港經濟要怎樣才能從疫情中復甦？蔡冠深：疫情衝擊之下，我們看到，第一，中國是唯一一個實現了GDP正增長的經濟體，也就是說我們這個龐大的市場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第二，面對疫情，我們國家政策調整得很快，提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那麽，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剛好站在了雙循環的連接點上——在“內循環”裡，香港同北京、上海、深圳一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外循環”裡，香港又是跟紐約、倫敦比肩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光講“內循環”是不行的，沒有“外循環”就沒有活水。而香港就是盤活這池“活水”的一個關鍵點，香港是“8”字“雙循環”之間的那個連接點。香港背靠祖國又面向世界，是一個重要的樞紐。香港理應發揮“超級聯繫人”的優勢，為促進我國經濟雙循環發展再作貢獻。記者：具體來看，香港參與國家雙循環發展有哪些著力點？蔡冠深：首先，香港應當進一步加強深港合作。今年紀念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的時候，很多人提出深圳將來會不會取代香港啊？我認為不會。第一，深圳到今天取得的成就，沒有香港是辦不到的。香港一直是深圳最大的投資來源地和最大的支撑者，深圳的成功與香港密不可分。第二，深圳和香港本來也不存在惡性競爭的問題，應該是互相合作的關係。實際上，深港合作是好比“華爾街加硅谷”這樣的一種模式。國家對深圳的定位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而香港就類似華爾街。當然香港的科研力量也很強，可是在香港能落地的產業有限制；深圳的金融資源比不過香港，但是在產業落地方面有優勢。所以不要老說誰替代誰，這兩座城市各有各的強項，我們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強強聯合。其次，香港要加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這樣一個大的國家發展戰略。大灣區是“9+2”城市群，香港、澳門、深圳、廣州這4個大灣區中心城市中，香港還有一個引領的作用在那裡。國家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構想之一，正是以與世界全面接軌的700萬人帶動7,000萬人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同時也帶動整個中國的進一步改革開放。我們回首一下，內地改革開放前40年，香港跟廣東珠三角共同打造了世界工廠的一部分。那個時候是粗放型的投資，製造業一哄而上，沒有考慮綠色環保、可持續發展等長遠問題。40年後，我們國家的產業要轉型升級了，這意味著更高層次的規範化，對現代化服務業的需求更加殷切。這樣一來，香港的法律、會計、顧問、建築等一系列的專業服務、現代服務，都可以進一步投入大灣區。大灣區開放了我們國家7,000萬人規模的這樣一個最富裕的市場，為香港創造新的巨大商機。另一方面，進一步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對香港來說也非常重要。“一帶一路”建設基本上就是內地企業要“走出去”，香港在改革開放過去40年裡是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同時內地接近60%的資金也是通過香港“走出去”的，所以我認為香港的地位沒有變，將來也一樣。11月15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第四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領導人會議。東盟十國以及韓國、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領導人與會。會議結束後，李克強與各國領導人共同出席並見證RCEP 簽字儀式，商務部部長鍾山代表中國在協定上簽字（圖：新華社）舉一個實在的例子，2018年商務部和我們香港中華總商會一起推動成立了“內地——香港‘一帶一路’工商專業委員會”。為什麽內地和香港要在“一帶一路”工商專業領域加強合作呢？我們知道，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很多、成功的不少，可他們走過的彎路和遇到困難的也不少，而與世界各地都有廣泛經貿聯繫、熟悉海外法規和投資環境正是香港的強項。因此，香港的工商界跟內地的央企、國企一起結合“走出去”，也是香港一個巨大的發展前景和機遇。RCEP對中國有好處等於對香港有好處記者：我們了解到，多年來您一直致力於推動香港與東盟地區的深度合作，也曾努力助推香港加入RCEP。11月15日，在歷經8年談判後，RCEP終於成功簽署。您有什麼感受？您怎麼評價RCEP未來對香港的助益？蔡冠深：通過多年的爭取，香港已經成功加入了“東盟10+1+1自貿區”協定。我們還一直在努力推動香港加入RCEP，原本希望可以形成“東盟10+5+1”式的RCEP框架。遺憾是的，由於各方認為RCEP十五國的簽署更有迫切性，香港的加入只好先緩一下，最終簽訂的是“10+5”的協定模式。但無論如何，我認為RCEP的簽署對中國絕對有好處，對中國有好處也就等於對香港有好處。現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潜力的自由貿易區就是RCEP了。RCEP框架以亞洲國家為主，中日韓加上東盟10國，另外兩個國家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從區位版圖可以看到，香港正處在RCEP的地理中心。雖然香港沒有直接加入RCEP，但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香港又是自由港，所以RCEP的簽署對中國好、對其它14國好，對我們香港也好。大家知道，過去我們強調世界經濟一體化，鼓勵打破貿易壁壘。但現在在新的地緣政治背景下，美國採取的是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其他一些國家也紛紛效仿，導致原來美國要主導簽署的TPP最終也不了了之。因此，在我看來，RCEP可以說是目前在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國際背景下的一個難得的新突破。這個突破給了中國非常大的好處，一是RCEP自貿圈裡面最大的經濟體是中國，二是這15國裡目前在疫情之下唯一有GDP正增長的也是中國。而中國外循環的節點正是香港，香港在其中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溝通中外的作用。所以，我對RCEP始終都是看好的，一直都是支持的。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劉一行、李博揚

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在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舉辦的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致辭，不僅對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人大決定”)作出權威解讀，而且體現了以香港國安法和人大決定為標誌的中央關於“愛國者治港”的新思維。文 | 香港 盧文端1987年4月16日上午，鄧小平會見在京召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的全體委員（圖：中新社）愛國愛港者治港 反中亂港者出局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反復闡述的一個重要思想觀點。那麼，如何做到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既切實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又有效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港人福祉，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不斷向前發展？關鍵在於落實“愛國者治港”，要求治港者真誠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既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公職人員必須遵從的政治倫理，也是基本法的明確規定。對此，張曉明在講話中特別強調兩點：一是在香港社會崇尚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核心價值之前，應當加上“愛國”一詞；二是當下關於治港者標準問題的討論非常必要，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義。事實上，中央一直強調堅持“愛國者治港”。早在1984年6月，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鄧小平明確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及標準，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鄧小平對治港者的精闢論述，是基於中國憲法的應有之義，也成為基本法的重要精神內核。基本法第104條及其解釋都清楚體現了這一要求。但不能不看到的是，基本法第104條雖然規定了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但對於不符合“擁護”和“效忠”的言行缺乏具體的規範和處理程序。由於涉及基本法的相關條文，特區政府不能自行決定，必須從憲制層面上加以解決。人大常委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對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清楚列明4條觸碰底線的行為：一是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二是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三是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四是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立法會議員如果有觸碰這4條底線的行為，就不符合“擁護”和“效忠”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人大決定還規定，“依據上述規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布。”人大決定明確了立法會議員不符合“擁護”和“效忠”言行的法律後果和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程序，不僅為特區政府即時取消4名反對派議員資格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也是為今後處理此類問題立規明矩。張曉明在致辭中說，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這是“一國兩制”下的一項政治規矩，現在也已經成為一項法律規範。張曉明的這個表述，可謂是擲地有聲，精闢點出了人大決定的要義和中央關於“愛國者治港”新思維的核心：只有愛國愛港者才能進入包括立法會在內的香港特區政權機構，反中亂港者將被拒之門外，已經進入者也要被清除。“愛國者治港”標準適用所有公職人員張曉明的講話強調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體現了中央靠制度規則根治香港亂象、實現撥亂反正的新思維。香港國安法止暴制亂，人大決定立規明矩，就是這種新思維的最重要標誌。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要求治港者必須是愛國者，天經地義。“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不只是指立法會議員，而要涵蓋所有公職人員，特區政府需要制定相關的法律規定，這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重要內容。香港國安法第6條規定，香港特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安法第35條進一步指明了需要宣誓“擁護”和“效忠”的公職人員包括立法會議員、政府官員及公務人員、行政會議成員、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員、區議員。香港國安法和人大決定為特區政府今後進行相關立法工作，進一步提供了法律支撐。香港社會在歡迎人大決定根治立法會攬炒行為的同時，也關注到區議會的攬炒亂象。應該看到的是，“愛國者治港”同樣對區議員有要求，特區政府也會按照“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完善相關制度，以淨化區議會生態，根治區議會亂象。一些區議員肆意“攬炒”、衝擊“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行為，也將受到規範和處理。6月30日，香港愛國團體“保衛香港運動”舉辦集會，慶祝香港國安法成功立法及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張曉明指明了反對派溫和人士的出路中央一直希望反對派陣營中的溫和人士能夠成為忠誠於“一國兩制”憲政體制的“忠誠反對派”。所謂“忠誠反對派”，也就是不能違背“愛國者治港”的要求。當人大決定明確就立法會議員資格作出規定之後，之前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已經被依法認定不符合參選立法會議員法定要求和條件的人，自然就要面對DQ的後果了。顯然，人大決定所針對的是那些不擁護基本法、不效忠香港特區的違誓議員，並非排斥所有反對派人士。那些捆綁式“鬧辭”的反對派議員，是他們自行“出局”。不過，在中央看來，人大決定是國家憲制性的法律文件。反對派議員的“鬧辭”行動本身就是對抗人大決定，挑戰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底線。這已經違反了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規定，以後參選難免要面對DQ的命運。至於其他的反對派溫和人士則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張曉明今年7月1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回答國安法的問題時說得很清楚：香港是多元社會，政治上也是多元的，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已體現中央的政治包容，反對派還是可以長期存在，還是可以有不同的政見，包括反對政府的主張。他說，鄧小平同志當年講過，香港回歸之後還是可以罵共產黨，但是不能夠把它變成行動，變成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也就是說，“一國”有底線，“兩制”有邊界。香港反對派陣營應該好好做一番反思，並且做適當的調整。張曉明這次講話更是明確指出，底線守得越牢，政治包容空間越大。這也就是說，只要反對派中的溫和人士作出調整，能夠守住人大決定所列明的4條底線，自然就會有自己的議會空間。張曉明的講話指明了反對派溫和人士的出路。有人說，反對派議員“鬧辭”之後，立法會沒有了反對聲音，對香港不是好事。對此，張曉明在講話中作出了針鋒相對的回答：立法會不再有無休止的“拉布”和動粗，不再有“攬炒”的政治綁架……大家齊心協力謀發展，何愁經濟復蘇無期、民生改善無望、香港地位不保？實際上，反對派陣營面對人大決定，已是軍心動搖，許多人對前途感到茫然。一些溫和人士開始醞釀退黨以新的身份參政，一些中間人士也在推動組黨參選。相信反對派議員“鬧辭”出局騰出的議會空間，不久就會被填補。（作者係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哈元源、莫潔瑩

11月11日，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原定9月6日舉行的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被依法裁定因違背基本法而提名無效的四位第六屆立法會議員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梁繼昌即時喪失議員資格。在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11月17日舉辦的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法律高峰論壇上，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致辭表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是關鍵”，“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這是‘一國兩制’下的一項政治規矩，現在也已經成為一項法律規範”。張曉明的講話使香港社會對DQ“攬炒”派議員有了更清晰更明確的法律認識。文 | 香港 譚錦球撥亂反正，明確法律規範準確認識“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在實踐中發展，需要不斷完善法律制度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正如張曉明指出，“把基本法當作一部‘活的法律’，通過立法解釋等辦法，放大基本法的適應性”，“‘一國兩制’實踐進入了‘五十年不變’的中期，許多問題已充分暴露”，“著眼於確保未來26年乃至更長時期內香港的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系統謀劃‘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完善工作，不僅有現實必要，而且條件也基本具備”。但是，部分香港輿論過去對“一國兩制 ”缺乏全面準確認識，甚至故意混淆是非、誤導公眾，炮製了諸如“人大釋法和決定干預香港高度自治、破壞香港司法獨立”“憲法在香港不適用”“香港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等論調，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公布後，香港大律師公會聲稱其有損香港司法獨立，嚴重誤導了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 ”的認知，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對此種種論調，張曉明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已經到了正本清源、把一些習非成是的東西改過來的時候了”。“攬炒”派議員徹底背棄就職誓言所作所為完全不得人心立法會是香港管治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眾多事關經濟民生大計的法例、撥款及財政預算案都要經立法會審議批准。立法會有效運作，關係到香港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立法會議員屬於公職人員，必須效忠國家、擁護基本法、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這既是法律規定，也是治港者必備的政治條件。11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一眾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見媒體，表示支持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然而“攬炒”派議員在立法會搗亂破壞，拉布流會，逢中必反，甚至以暴力“攬炒”相威脅，令立法會無法正常運作。據統計，特區政府於本立法年度擬提交20項條例草案予立法會審議，因反對派議員拖延，很多未能審議通過。原本十幾分鐘就可以完成的立法會內委會主席選舉，延耗了6個月、15次會議仍未完成，結果是導致大批議案積壓，一些本可惠及納稅人、殘障人士以及與房屋供應、公眾健康保障等民生息息相關的法案未能得到及時通過。“攬炒”派議員還阻礙基本法23條立法、國歌法等法案通過，干擾香港和內地的正常合作融合，或煽動或參與社會運動，勾結本土極端勢力和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等等。事實證明，這些行徑完全背棄了當初他們就任議員時的宣示誓言。只有將“愛國者治港”法制化，將特區行政、立法和司法管治機構中的“反中亂港”分子清理出去，才能實現愛國愛港者治港，才能保證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清除立法會“反中亂港”分子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鄧小平先生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提出“愛國者治港”，並提出“愛國愛港”三大標準：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就是說治理香港的隊伍必須以熱愛祖國、熱愛香港的香港人為主要成分，特區政權必須掌握在愛國者手上。但是“攬炒”派議員錯誤地以為，實行“港人治港”就要接受反對派逢中必反的“無理要求”，他們的所作所為根本不符合“愛國者治港”的基本要求，逐漸淪為“港獨”保護傘。四名“攬炒”派議員被依法DQ後，反對派議員又上演鬧辭，徹底暴露他們拒絕認同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的本性。香港要繼續發展，特區政府必須重視民意，拿出管治魄力權威，堅持愛國者治港原則，以果斷措施制止議員肆意妄為，堅決解除不遵守誓言議員的席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受到香港民意堅決擁護，在決定推出前，紫荊研究院等多家權威機構的民調顯示，超過六成市民不支持被取消參選資格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留任。決定推出短短五日時間，共有超過200萬人參與聯署簽名支持人大常委會決定，很多市民贊同此舉完全合憲合法合情合理。這些都說明，愛國愛港核心價值已經得到港人廣泛認可。香港社會需要凝聚共識，團結拼搏，找回獅子山精神，恢復繁榮穩定。（作者係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席、香港義工聯盟主席）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哈元源、莫潔瑩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11月25日公布其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以“砥礪前行　重新出發”為題，推動香港重拾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強化防疫抗疫工作，力爭“清零”，讓香港早日走出疫情困局、讓香港重新起動，重回正軌。文｜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 張建宗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定下十分明確的工作目標，務求在政治體制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在經濟發展上著力鞏固和提升香港優勢，多元並進，及在民生建設上繼往開來，力求解決香港眼前和長遠的社會問題。 堅持“一國兩制” 盡顯管治決心施政報告提出200多項新措施，當中不少都具突破性、開創性和前瞻性，充分表現出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帶領香港重回正軌的決心和承擔。施政報告以兩個專章“中央全力支持”、“堅持‘一國兩制’”，詳盡闡述中央對“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對香港特區一貫支持，可以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而香港也可以繼續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及“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作用，積極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行政長官於11月初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訪問北京、廣州和深圳，與中央相關部委和廣東省政府商討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措施，獲得非常正面的回應。施政報告引述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於月初的話：“凡是有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增進香港同胞切身福祉、有利於促進內地與香港融合發展的事情，中央都會全力支持。”施政報告以兩個專章詳盡闡述中央對“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對香港特區一貫支持。圖為在香港中環展示的國旗和區旗（圖：新華社）行政長官訪京的成果包括七大範疇：一、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發展。中央支持在今年年底前全面落實早前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原則上通過的24項政策措施，近期將出台的有容許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指定港資醫療機構使用已在香港註冊的藥物和常用的醫療儀器、放寬內地人類遺傳資源過境香港作研究用途、在港珠澳大橋實施“港車北上”的便利和加快落實“跨境理財通”。二、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中央支持深化兩地金融互聯互通，逐步擴大“互聯互通”合資格股票範圍，同意加快香港上市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和內地科創板股票在符合特定條件下納入標的。三、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中央支持香港國際機場按市場化原則投資入股珠海機場，參與其運營發展，進一步深化合作，建設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機場群。四、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中央支持香港與深圳共同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深圳園區和位於落馬洲河套的香港園區，實踐“一國兩制”下，位處“一河兩岸”的“一區兩園”。五、完善港深陸路口岸建設。中央支持香港深化與深圳合作，優化落馬洲╱皇崗口岸，在位處深圳的新皇崗口岸採用“一地兩檢”，以釋放香港口岸區超過20公頃土地作其他用途，並於稍後進一步共同探討羅湖口岸的優化。在參考了港珠澳大橋“港車北上”的經驗後，研究在港深陸路口岸亦實施“港車北上”政策。六、港企開拓內地市場。中央支持廣東省聯同香港貿易發展局及有關商會，為港企提供政策諮詢、培訓和企業對接服務，以便港商拓展內銷管道和對接電商平台。七、防疫抗疫。中央支持並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採取一切“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必要措施，在香港疫情可控的情況下，通過“健康碼”互認，逐步有序恢復粵港人員往來，並支持香港確保新冠病毒疫苗供應，在有需要時，預留一定數量的內地研發或生產的疫苗供香港市民使用。近日，香港新一波疫情一觸即發，現時的頭等大事仍然是抗疫。施政報告指出，我們必須採取一切“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措施嚴控疫情，進一步增加防疫措施的精準度，力爭在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和配合下達至“清零”，期望可早日符合恢復兩地人員往來的目標。 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應有之義行政長官指出，當前其中一項急切要做的事是對特區的憲制秩序和政治體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為恢復社會穩定帶來顯著效果，鼓吹“港獨”及與外部勢力勾結的情況已漸漸減退，而街頭暴力行為也大幅減少，市民終於可以重新依法享有其基本權利和自由。特區政府將竭盡所能，履職盡責，對《香港國安法》規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有效地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與此同時，要做到全面保障國家安全，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強宣傳和教育，提高香港居民的國家安全概念和守法意識，亦會善用每年的“憲法日”和“國家安全教育日”，進行更具規模的公眾教育工作。我們定必堅定不移地繼續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全面準確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大灣區為主軸 重新起動引擎持續的疫情對於香港以至全球的打擊都是前所未見，但我們更加要做好全方位的謀劃，轉危為機。施政報告指出，香港應聚焦內地市場的商機，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大灣區發展為切入點，積極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和國際循環的“促成者”，為香港經濟注入源源不絕的動力。行政長官提到11月初與廣東省及深圳市領導會面，雙方同意大力推動跨境基礎設施的建設及通關便利化、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現代服務業合作、教育、人才培訓和青年交流、共建優質生活圈等多項具體合作項目。施政報告指出，香港應以大灣區發展為切入點，積極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和國際循環的“促成者”。圖為深圳灣公路大橋 發展創新科技 吸引顯赫學人特區政府銳意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與深圳在創科發展上緊密合作，共同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深圳園區和位於落馬洲河套的香港園區。施政報告建議動用20億港元，推出為期五年的“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吸引更多國際創科人才。擁有7,000萬人口的大灣區發展潛力十分巨大，能為香港青年人提供事業發展機會。為鼓勵和支持青年人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和發展事業，特區政府將動用4億多港元，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名額2,000個，部分為創科職位，鼓勵在香港及大灣區有業務的企業，聘請及派駐本地大學畢業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此外，特區政府將成立“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作為一站式資訊、宣傳及交流平台，進一步支持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創新創業。 破格為民措施 培育正確觀念施政報告亦在房屋及土地供應、教育和青年發展、可持續發展、醫療衞生等範疇提出多項新措施，當中包括不少創新、跳出傳統框框的構思，同時兼顧到香港在短、中、長期的發展。房屋是市民“衣食住行”中的重要生活條件，也是達至“安居樂業”民心所向的基礎。特區政府已覓得330公頃土地以興建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滿足未來十年公營房屋單位的需求。政府亦會實施先導計劃資助受疫情嚴重影響的酒店和賓館單位作為過渡房屋用途，並以破格思維同意試行以現金津貼紓緩基層家庭因長時間輪候公屋而面對的生活壓力。施政報告在房屋及土地供應方面提出多項新措施。圖為香港公屋 加強國家意識 促進民族認同教育是培育人才的關鍵。去年發生的社會事件，令不少人再次質疑香港教育的成效，我們不忍見到政治滲入校園，學生捲入政治漩渦，甚至被誤導參與違法及暴力行為，因而負上法律責任，影響一生。學校應著力推行價值觀教育，包括加強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加強學生對國家歷史、中華文化和國情的認識，深化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是培養學生國家觀念及國家安全意識的基礎工作。而教育局亦會以多元化活動，讓中小學生全方位認識國家發展、憲法和基本法、“一國兩制”的實踐、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尊重和維護國旗和國歌這些國家的象徵，以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以及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責任感。面對經濟不景，政府明白香港勞工市場正面對巨大壓力，亦十分關心基層市民可能面對的困難。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創造就業，增加再培訓名額，優化社會保障安全網等措施，以紓解民困。未來一年，特區政府會加倍努力、不遺餘力地嚴控疫情，重振經濟，重整社會秩序。作為一個極具活力和開放的國際大都會，我深信香港必定繼續向前邁進、再創輝煌。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李博揚

11月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出台，因應《決定》內容，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四名立法會議員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以及梁繼昌即時喪失議員資格。本次《決定》不僅為立法會恢復正常秩序打下了法律基礎，更重要的是其內容清晰定義了未來公職人員的標準，回歸“一國兩制”以及基本法設計的初心，那就是必須是由“愛國者”治港，任何人，特別是公職人員，都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以及主權統一。 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譚耀宗譚耀宗《決定》合情合理合法，是人心之所向“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是對香港社會而言最有利的制度，更是中國領導人偉大的歷史創舉，這其中包括了幾個核心的要素：首先，“一國”是“兩制”的前提，若不承認“一國”的前提就不會有“兩制”的存在；其次，“兩制”指的是社會制度的不同，即香港不實行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並不是將香港和內地割裂開來，全國都是一盤棋，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是毋庸置疑的；還有，“港人治港”中的“港人”指的是愛國者，早在1984年，鄧小平先生就已經明確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而這三個要素，是基本法設計的理念和初心，共同構成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核心精神。然而在去年的“修例風波”中，反對派不僅公開支持“黑暴”活動，更是勾結外國勢力制裁香港，被取消資格的4位議員更是其中的積極分子。他們多次到國外遊說美國政府制裁香港，並且在公民黨寫給美國國會議員的正式信件中公開提到要求美國國會儘快通過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種種劣行足以證明這四人並非真心擁護香港基本法和效忠特區，完全違背了成為立法會議員時的誓言。立法會是香港特區重要的政治架構，是絕對不允許破壞“一國兩制”以及國家安全的議員繼續留任的。同時，作為立法會議員，他們有責任和義務去反映市民的聲音，然而這些議員通過“拉布”、不斷點人數等手段製造流會，干擾了立法會的正常運作，在多個民調中，大多數市民對於留任立法會的反對派議員表現不滿，因此本次《決定》不僅合情、合理以及合法，更是人心所向，為“一國兩制”的穩定發展打下了基礎！“港人治港”重回正軌，公職人員要有擔當在《決定》生效時，有人質疑《決定》是為了打壓立法會中不同的聲音，將立法會變成“一言堂”，從而使得所有政府的法案都能夠快速通過。這種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香港社會向來是包容以及開放的，歡迎所有不同的聲音，只要是有利於“一國兩制”發展、有利於香港社會進步以及有利於香港市民利益的意見政府都應該聽取。然而，近幾年“本土派”興起，“港獨”勢力出現，這已經觸及國家和民族的底線。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分水嶺則是在於是否承認“一國”的原則問題。但是我們看到自去年以來反對派無論是和“黑暴”還是“港獨”勢力都未有進行“割席”，這也就說明了他們已經背棄“一國兩制”，並徹底地淪為外國勢力在港的代理人，公然地與國家和民族為敵，這是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不能容忍的。所以，本次《決定》針對的是立法會議員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的主權，尋求外國勢力干預特區事務，或作出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並非打壓不同的政見以及言論自由。同時，《決定》也再次回歸了“愛國者治港”的初心。《決定》中所列舉的法律依據中很重要的是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十二條以及第五十四條，這兩條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義務維護國家統一以及國家安全，並且不能做出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有人也會質疑憲法的內容是否可以直接套用到香港，其實這兩條法律已經在香港國安法中實現了本地化，在香港國安法總則第六條第一款和第二款中已經明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以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都應當遵守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高峰論壇上也再次強調，在未來，“愛國”應該和“自由、民主”一起，成為香港的主旋律，每一個香港公民都要培養出愛國意識。我認為任何公職人員都必須遵守《決定》的精神，今後無論是公務員、區議員、立法會議員還是各種具有重要公共職能的委員會的委員，“愛國”應該是對其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公職人員沒有國家意識，很難相信他們會真誠擁護“一國兩制”、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難以履行公職人員的使命。11月12日，香港市民在上環簽名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的決定（本刊實習記者 劉一行 攝）特區政府和建制派共同做好民生和經濟發展的工作《決定》生效後，反對派議員集體鬧辭，現時立法會建制派已經佔到絕對多數，這是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所面對的政治新生態，政府和建制派都應該調整理念來應對新的問題。在過去一年的立法會工作中，由於“修例風波”的影響，立法會整體工作都被嚴重拖延，在新的環境下，相信政策的審議效率會提高，這就要求無論政府還是建制派都應該回歸到為市民服務的初心，使得政府所推出的政策更能惠及全民。新的政治生態，對政府和建制派之間的互信亦是一種考驗。建制派和特區政府是榮辱與共的關係，建制派秉持著“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則來監督政府施政，只要政府的政策能夠惠及全民以及有利於“一國兩制”的發展，建制派將會全力支持。與反對派不一樣的是，建制派對政府的“非其非”並不是要打擊政府的威信，而是希望政府能優化政策，做到真正將市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特區政府應該和建制力量相向而行，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在制定和落實政策的時候既要專業科學，也要充分掌握社情民意，急市民所急，在解決社會民生重大問題方面作出突破，讓市民看到新的政治氣象。在提到政府管治的時候，我們不能忽略一個群體，那就是公務員，公務員是政府架構中最重要的部分，過去香港公務員體系的高效與廉潔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然而，現時香港無論是外部還是內部環境都有了較大的變化，公務員隊伍墨守成規是無法滿足市民的期望的，難以有效解決長期積累的社會深層次問題，更難以應對重大社會危機，就像去年的反“修例”動亂以及今年的疫情。筆者認為公務員的制度也需要與時並進，消除官僚保守的弊端，鼓勵公務員更積極進取地投入工作，配合政府施政方針，為市民解決實際問題。最後，這也是對建制派自身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打鐵還需自身硬”，未來建制派在政策倡議中必須要使得政策更有深度、更有廣度以及更具有可行性，科學地進行深入調查研究以及廣泛地聽取來自不同階層市民的聲音，唯有這樣才能不辜負建制派的使命以及市民大眾所寄予的期望。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2月號編輯：李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