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4年5月11日，由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指導，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和中央黨校出版集團聯合主辦的黨的創新理論研究宣傳座談會在杭展開。以下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常修澤先生的發言實錄。

理論創新與“三脈”聯動

我發言的標題是，《理論創新與“三脈”聯動》。“脈”是命脈的脈，脈搏的脈。講三點：是什麼？為什麼？怎麼做？

一、理論研究與宣傳應是什麼關係？

今天這個會，主題是討論理論創新與理論宣傳問題，首先要搞清二者關係。

我自1979年春到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理論研究，至今已45年。經過幾十年的研究實踐，我的體會是：理論研究與宣傳的關係，是“兩支隊伍，一個使命，相互成就，共同發展”。

今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中央媒體都到會。我想以我與幾家報紙的關係作為案例，來說明兩支隊伍是怎樣相互支持的。

第一個案例：《人民日報》。我的第一篇學術研究文章是在《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的，時間是1980年5月9日。我用這個史料來說話，講相互關係。1979年我到南開經濟研究所後接受的第一項調研任務，就是參加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組織的“東北調查”。這年10月，我被派到黑龍江省，調查了70天，看到一個現象——所有制結構工業部門基本上是“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回校後我經過研究相關資料發現，這不只是東北的問題，整個國家工業部門也存在著國有經濟“幾乎一統天下”的現象。這一個現實情況引發了我的思考。

經過幾個月的研究，我個人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應該是“長期並存，比翼齊飛”。說是“長期”，但至於多長，我當時也不清楚，我只認為應該長期並存，而且這兩個翅膀應該是“比翼齊飛”。我當時沒有用“民營經濟”這個概念，因為當時我還沒有那麼高的思想認識，我用的是“非國有經濟”。這篇《長期並存，比翼齊飛》文章在《人民日報》發了以後，有意思，當天的《新聞和報紙摘要》曾予廣播。

經過四十五年的發展，如今我們國家的非國有經濟發展有目共睹，特別是浙江在發展非國有經濟方面，更是一馬當先。整個中國有兩個改革開放的先行區，一個是廣東，一個是浙江，但是我比較研究後認為，浙江的改革更帶有“本土性”（廣東還帶有港澳和海外的外延影響）。現在情況：據我掌握，去年中國的民營企業有5200多萬家，不算個體戶，光說企業形態的民營的（我說的這個民營是一個廣義的民營，就是除了國有的、官辦的以外，我都看作是民營，包括集體所有制）5200多萬戶，按戶數計算佔全部企業的93.2%，這個比重從個數來講是比較可觀的，當然從資產來講，還是國有資產數量可觀（國有總資產800多萬億），民營資產比它少得多。有意思的是，去年（2023年）的十一月份，中央的媒體搞了一個叫做“唯改革者進”的報道，裡面重提“比翼齊飛”，回想起來多虧當年《人民日報》理論部支持。

第二個案例：《經濟日報》。1984年9月我參加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這個會是在浙江德清縣莫干山舉行的（史稱“莫干山會議”），感謝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浙江人民給中青年提供了一個這麼好的討論改革理論的平台，在歷史上是留有痕跡的。今年恰好是莫干山會議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莫干山會議，代表怎麼產生？“五不講”：不講學歷，不講職務，不講職稱，不講名氣，不講關係，就講一條，“以文選人”，拿東西來給國家改革獻計獻策，這個“五不講”精神是很寶貴的。我提交給大會的這篇《從蛇口工業區開發得到的啟示》，“最大的啟示是：政治上實行社會主義，經濟上借鑒香港的商品經濟模式，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承蒙經濟日報社錯愛，經濟日報社理論部從124篇參會文章中選出18篇，發在《經濟日報》專版上，給了中青年學者很大支持。

第三個案例：《光明日報》。我在1986年曾向國家教育部提出一個青年社科基金課題，申請《建立社會主義人本經濟學》。經多年研究，出了第一本人本經濟學的專著《人本體制論》（後又出版了《人本型結構論》）。2008年《人本體制論》出版後，《光明日報》理論部孫明泉同志轉年搞了一個長篇訪談，用了書中一句話作標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作為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理論巡禮成果之一。

以上這三個案例，只是理論界研究的滄海一粟。理論宣傳對理論研究的意義，我有三點感悟：第一，對國家來說，它能反映理論界的研究、探索與突破，宣傳是一種反映；第二，從世界來說，它能展示中華學人對文明的思考和見解，宣傳是一種展示；第三，對個人來講，它能記錄其研究成果，宣傳是一種歷史“留痕”。

二、理論創新，勢在必行，且任重道遠

今天重點研究理論創新，我說，勢在必行，且任重道遠。為什麼？我從兩個方面分析，一從體制創新角度，一從技術創新角度。

以體制創新為例，我個人提出一個看法跟朋友們商量，就是中國經濟體制的“基因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傳統理論的基因認為，市場不是個好東西。經典作家的原話是：“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他說得斬釘截鐵，就是要消除它。基本觀點就是：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跟社會主義是格格不入的，是水火不容的，要社會主義就不能搞商品經濟，要搞商品經濟就不是社會主義，這是傳統的看法。這個東西是“基本原理”嗎？我說它不是基本原理，但它只是“某個具體的個別的論斷“嗎？好像也不是，我感覺它比基本原理小得多，但比某個具體論斷大得多（屬於重要的甚至是基調性的論斷，這個“設想”裡面有沒有“一點空想”的成分？）。這種東西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很大的影響，認為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水火不容”，骨子裡是反市場的，正因為反市場，他們才主張搞計劃經濟體制。

從理論創新角度來說，經過四十五年的改革，體制的“基因再造”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我認為中國的基因還需要繼續再造，這個任務並沒有完成，任重而道遠。

第一，從歷史維度研究。從歷史上看，中國長期缺乏商品經濟意識而存在高度集權的思想。對過去傳統體制的弊端我們雖有反思，但是我認為，總的看仍反思不到位。

第二，從理論維度研究。中共十九大召開一個多月後，2018年1月，某著名大學有人發表文章，他斷章取義地引用《共產黨宣言》的話，宣揚“消滅私有制”而閹割了馬克思原文“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重要前提。馬克思講的是消滅什麼私有制？他說得很清楚是：“消滅資產階級的私有制”，不是消滅人民的私有制。這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外，“資本到底姓什麼？”我在1992年出版的《資產重組》一書提出“資本中性論”，似乎也沒完全解決。

第三，從國際維度研究。視野放開，我國政府在2021年9月提出申請加入CPTPP，因為從總體上看，CPTPP的經貿標準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們才申請加入，但是去年未能加入。深挖下去，這裡有國企改革問題、隱性壁壘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勞工權益保障問題等等，這個也倒逼我們繼續再造。

第四，從現實維度研究。這裡面離目標還挺遠，所以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我和研究團隊已經完成《中國要素市場化配置大綱》（書稿），有四十多萬字。中國改革走到這一步，必須要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知識、技術、管理、數據這七大要素。

總之，經濟體制必須要用市場化的思路進行改革。我覺得有些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需要理論創新。

從科技創新角度來講，最近提出“新質生產力”。我看到《浙江日報》發表的“之江智庫”這篇關於新質生產力特徵、生成機制與布局協同文章，這是智庫研究的成果。新質這裡面還是有需要探討的地方，比如說新質的“質”，到底是“質量的質”，還是“性質的質”？在實踐中，怎麼把新質生產力與特質生產力以及優質生產力結合起來，等等。要是往更深處挖掘，我們如何成為新質生產力的代表？這裏面也有很大的研究和探索的空間。

總之，無論體制理論創新還是科技創新領域，都有一些未解之謎，需要繼續探討、創新。

三、“三脈”聯動

我從1984年莫干山會議後就跟《浙江日報》有交往，近些年來聯繫更加緊密，根據我的觀察，歸納成“三脈”。

第一個，是緊扣國家戰略性的“命脈”。例如這本《問答中國》（之江會客廳訪談錄），是剛剛由中央黨校出版集團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出版的。這裡面有幾組標題，第一組是，思想引領,比如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組是，改革創新，比如說《中國：如何推動動力變革》；第三組是新發展格局, 比如說《怎樣更好高質量發展？》；第四組是共同富裕。中央讓浙江當共同富裕的先行實驗區，到底共同富裕是什麼意思？（我曾接受浙報訪談，題為《從發展大局看共同富裕》，認為應是“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不是無差別的共同富裕）：第五組是政府治理等等。這裡的選題，實際上是我們國家在改革發展中的一些重大的戰略性、命脈性問題。這個脈抓得好。

第二個，是匯集人脈。浙江是個經濟大省，但不是一個社科大省，實事求是地說，它的社科界專家遠不如北京上海多，但據我了解，這些年他們能夠“北上，南下，東進，西拓”，主動邀請國內的一些知名學者參與——比如說，首都經濟學界的張卓元先生，哲學界的胡福明先生。他是中國改革史上重要的的人物，他的最後一篇文章是浙江日報搶救出來的，這是他“生命的絕唱”，很難得的。還有史學界的王巍先生，他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專家，還有其他學者。我看了“之江會客廳”的匯集本《問答中國》以及《學習有理》兩本書，另外再加上《思想人生》，大體有50多位專家，其中大多數是非本地的，匯集人脈不錯，這就給浙江的理論研究與宣傳打開了一個新的天地。我個人到外地調研的時候，理論部潘如龍主任也曾多次到京外的東北、山東、浙江莫干山、廣東深圳、海南找我，功夫下得很深。

最後一個，是“心脈”。我今天想跟朋友們深入討論這個問題，理論宣傳怎麼能打動人？怎麼才能更深刻？往哪裡深？我說要挖掘內心世界深層的東西，所謂深層的東西就不是淺層的，更不是表層的，深層的東西是什麼？我今天舉胡福明先生在《思想人生》談當年是怎麼寫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例，他講，當年他寫這篇文章是冒著極大風險的，他的原話是“我已經做好了‘坐牢’的打算”。這裡我覺得就挖到了他的內心深層。而且進一步再挖：他這種思想哪裡來的？在《思想人生》裡，我看到，當胡福明談起為什麼會寫這篇文章時，挖到他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當時的團中央書記來北大作報告，這位書記號召人們“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善於判斷是非”，特別強調“不要當唯唯諾諾的應聲蟲”，我想可能就是這句話點撥了胡福明。“不要當唯唯諾諾的應聲蟲”振聾發聵。據我讀史記所知，“諾諾”是《史記·商君列傳》裡的一句話：“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諾”就是yes，yes,“諤”是“諤然”（俗話說“發愣”），這真是挖掘了學者（“士”）內心深層的東西。我在3月18日《浙江日報》文章談了九年前《人本型結構論》書中的一句話，“創新創意之源：人的心靈放飛”。你要真創新嗎，一定要心靈放飛。同樣，國家要想做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就需締造一個讓萬眾“心靈放飛”的良好環境。

就講這些，不當之處，大家批評。

（本文根據錄音整理）

來源：“莫干山研究院”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