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修澤

近年來，國內學界開始對人文經濟學進行研究，這是一項帶有創新意義的理論探索活動。1986年，我曾向國家教育部“青年社會科學基金”提出過一項關於“社會主義人本經濟學”的課題申請，但30多年過去，只出版了《人本體制論》《人本型結構論》和《包容性改革論》三部專論著作。而今討論的人文經濟學對我來說是個新課題，因為“人文”與“人本”畢竟不完全等同。人文經濟學的核心要義（即所謂“魂”）是什麼？其理論基調如何把握？框架如何搭建？研究範式是什麼？對於這一系列問題，我還處於思考過程中。

初步考慮，我認為基調可定位為“人文為魂、內化於經、文明交融”。架構大體可按五篇展開（總論篇、三個分論篇、結論篇）。這裏，我圍繞主題和立論，簡明扼要地談幾點不成熟的意見。

1. 首先界定“人文”的內涵，並把“人文思想”作為人文經濟學之“魂”貫通始終

人文經濟學體系採用什麼樣的研究樣式？是人文與經濟“兩個板塊”式？還是“相互關係”式？又或者需要再創一種新樣式？我考慮在研究人文與經濟“交融互動、融合發展”的基礎上，以“人文思想”（或稱“人文精神”）貫通經濟全過程，走一條二者“內化一體”的研究思路。既然以“人文思想”貫通，首先要講清“人文”的內涵的界定標準。

我所見的古今部分文獻的界定標準可以說各有不同。例如《易經》講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的“人文”，指的是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禮儀及其規律”；《尚書》則把“人文”拆為“人”“文”，分別解釋為“惟人萬物之靈”“經天緯地曰文”。《辭海》則認為“人文”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我認為，這一概括比較籠統，似乎未能抓住“人文思想”的核心要義。

“人文思想”的核心要義是“人的發展和人文關懷”，簡言之應突出一個“人”字。在這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為我們樹立了理論典範。這裏，我提供他們在不同時期一以貫之的三段論斷作證。第一段，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體的“每個人”，不是一般“發展”，而是“自由發展”）；第二段，1867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未來社會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自由”前面加了“全面”）；第三段，1894年，恩格斯在致卡內帕的信中說：除了摘出這句（指“每個人的自由發展”） 作為題詞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我認為，上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斷，是人文思想的“精髓”或稱“本質”。

西方馬克思主義也有相關論述。例如，馬爾庫塞就指出“單向度的人，即是喪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也值得我們學習借鑑。

這與浙江有關：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創作的《之江新語》一書就曾涉及“單向度的人”。他強調：“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我認為這句話點破了人的“本質”。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也力主經濟學應把“人”“人的尊嚴”和“人文關懷”等作為基本理念貫穿於經濟學中，以至於她的著作《糟糕的經濟學》和《理想的經濟學》被學界普遍認為是“人文經濟學”名作，甚至被稱為賦予現代經濟“更人文”的著作。

基於上述中外研究的內在邏輯，我建議把“人文思想”的實質即“人的發展和人文關懷”作為人文經濟學之“魂”。

2. 將人文思想“內化於”經濟，促使二者“交融互動、融合發展”，進而使人文與經濟融為一體

人文經濟學如何進行學科定位？研究對象是什麼？我想，既然冠以“人文”，當然需要與文史哲社法等人文社會學科相結合。但是，我認為，人文經濟學還是應將研究對象聚焦在把人文思想“內化於經濟過程”這一問題。因此，不宜“超越”經濟學，將人文經濟學“泛化”為人文社會科學的混合體，同時也不宜視野過窄地把它等同於專業性、部門性的“文化經濟學”。

從中國實際出發，將人文思想“內化於”經濟，我建議在分論篇突出三條重點線。

第一條重點線：將人文“內化於”經濟體制，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理論支撐（體制篇）。

制度是經濟運行的基礎，這也是中國經濟第一位的問題。265年前（即1759年），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寫就了《道德情操論》；17年後（1776年），他又寫就了《國富論》，新書在此前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基礎上，新提出了“理性經濟人”假說和一系列市場經濟思想。通觀兩書，他既講了“人文思想對經濟學產生的意義”（麥克洛斯基語），又講了經濟（市場經濟）和“理性經濟人”等。正如麥克洛斯基所言：“亞當·斯密實踐了人文經濟學，我們也應如此。”我認為，如果不講人文，就會成為“糟糕的經濟學”；如果不講市場經濟，則會失去活力。

上世紀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傳統經濟體制是基於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觀點而構建的，從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計劃經濟體制。

中國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窠臼，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很大成績，下一步應構建更加成熟、更加完整（包含人文思想在內）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人文經濟學可在“上”（人文性政府體制）、“中”（人文性市場體系和市場決定體制）、“下”（人文性微觀基礎和企業體制）、“內”（人文性民生社會體制）、“外”（制度型開放體制）等方面作出努力和貢獻。

第二條重點線：將人文“內化於”經濟結構，為優化“新格局”中的幾大結構提供新思維（結構篇）。

結構是經濟的“骨架”。人文思想“內化於”經濟結構，應重點瞄準以下幾個結構：一是供需結構。從人文出發，應採用“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方略”並把需求放在首位，解決中國居民消費率過低的問題。二是產業結構。在發展新興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和謀劃未來產業中，按照“把文化與經濟融合起來”的思想，增添一些產業的“人文化”色彩。三是區域結構，尤其要總結江浙經驗，發揮各區域的優秀特色文化的作用，以文化的力量推動經濟發展。四是對外結構，把經貿交流和人文交流結合起來。此外，還要顧及經濟與社會的結合部分，如社會分配結構等。

第三條重點線：將人文“內化於”發展方式及相關導向性指標，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發展方式篇）。

發展是人文的基礎，同時也為人文精神提供廣闊舞臺。這裏講的發展，不是粗放型發展，而是高質量發展。一是要創新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而要創新，我在《人本型結構論》一書中提到“心靈的放飛：真正的創意之源”。二是要發揮人本要素的潛能。人類七大生產要素中，除土地、資本外，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四大要素都屬於人本要素，數據要素中也有人的因素。三是要強調“人本要素不是生產工具”。要拋棄“人本工具論”，秉持“人本實質論”。四是要有科學的考覈指標。從國家經濟實力的角度講，可繼續用GDP指標，但從人文角度講，則不應搞GDP崇拜，建議以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作為“人文經濟”的考覈指標。

3. 以人文思想為導向，胸懷天下，促進中外文明的包容與交融

“內化於經”側重於國內經濟層面，若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視野考慮，人文經濟學應把“文明交融”作為基本理念並落實到全部行動中。“21世紀的文明史，將昭示一條規律——包容性體制，總體優越於排斥性體制。”建議抓以下四點：

一是要全面把握文明內涵，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一個也不能少。二是要注重挖掘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為貴”“天人合一”等），同時棄其“官本位”“等級制”等糟粕。三是要注重借鑑、吸收外國（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種文明的優秀成果。四是要上見文明天光、下接中國地氣。可挖掘並發揮“華商（特別是浙商）遍佈世界各國，外商聚集華夏各地（例如義烏等）”之優勢。以此為案例、為依據，闡發中華民族由中華文明走向多元文明包容，進而走向“文明交融”的歷史進程，書寫出人類文明共同體的華美篇章。

（作者係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著名經濟學家，本文原刊於《浙江社會科學》，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