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 樊小菊

中日兩國政府應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加強合作協調，應對地區和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挑戰，共同承擔起地區大國的責任。雙方仍需繼續相向而行，並不懈努力，使得中日關係改善發展的勢頭長期持續。

2024年11月1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秘魯首都利馬會見了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雙方就“共同努力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構建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達成一致。此前，日本國家安保局長秋葉剛男於11月初訪華，中央外辦主任王毅與其舉行中日高級別政治對話，確定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的大方向，為領導人會晤做好了前期準備。利馬會晤一周後，中方宣布，自11月30日起，對包括日本在內的9個國家持普通護照人員試行免簽政策。12月25日，日本外相岩屋毅於聖誕假期訪華，中日就人文交流達成10點共識，岩屋外相表示，將放寬中國人赴日旅遊簽證發放條件，便利雙方人員往來。其後，石破首相多次表達訪華意願，一再通過媒體對外強調加強兩國高層交往的重要性。可以看出，近期中日高層以各種方式持續互動，兩國關係呈現相向而行、改善發展的良好勢頭。

日本新一屆政府對華認知出現積極轉變

長期以來，中方秉持睦鄰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則，希望同包括日本在內的周邊國家發展合作共贏的雙邊關係，而日本的領導和決策層則長期是中日關係的最大“變量”之一。近年來，日本政治精英的對華認知負面傾向明顯，以防範、警惕為主。官方文件如2022年底推出的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將中國稱為“前所未有的挑戰”，近幾年出版的《防衛白皮書》、《外交藍皮書》等，都將中國視為防範對象乃至“威脅”。而新聞媒體則集中關注中日海上執法力量對峙、台海局勢緊張等，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如前首相安倍晉三、麻生太郎，甚至一再宣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對外展示出與美國一起共同實施對華“威懾”的姿態。這推升了日本社會的對華嫌惡情緒，歷年的民調顯示，日本受訪民眾對華沒有好感的比例長期在80％以上。而這一社會氛圍又進一步牽制了日方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的意願和動力，使得日本在跟隨美國遏制中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尤其是在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日本甚至開始主動塑造冷戰式的陣營化對抗，中日關係因此受到嚴重影響。

在此背景下，日本新首相石破茂上任就成為中日關係改善的重要契機。石破首相雖自稱保守政治家，但他與安倍等傳統的自民黨保守政治家有著明顯區別，不僅在歷史問題上有著較為客觀的認識，對於受日本侵略戰爭之害的亞洲人民也表達過明確的歉意，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也展現出更加理性和穩重的一面。石破對於中日關係重要性的表態就說明了這一點。在當前日本的對華輿論較為負面的氛圍下，反復強調中日高層交往的重要性，反映出石破本人對改善中日關係的意願和決心，對於引領日本社會轉變對華認知無疑將起到積極作用。同時，石破在其數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形成了獨特的安全政策理念，他在強調美日同盟對日本具有重要意義的同時，也主張與美國構建更加對等的同盟關係。石破任命的外相岩屋毅在訪華前接受採訪時表示，日本曾採取錯誤的國策，不能重蹈覆轍，應堅持走和平道路，中國不是日本的“威脅”等，反映出石破內閣更加客觀、理性的對華認知，而這是改善中日關係的重要前提。

內外困境促使日本轉變對華政策

石破本人及其閣僚的政策主張是促使日本轉變對華政策的主觀因素，而從客觀因素上看，日本政府面臨的內外困境進一步助推了其對華的政策轉變。內政層面，自2023年底以來，執政的自民黨一直受困於“黑金”醜聞，在2024年10月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落敗，失去眾議院多數政黨地位，使得石破政權淪為弱勢政權。為了維持政權穩定運營，石破領導的自民黨不得不在內外政策上本著更為謙虛、謹慎的態度，採取更加務實、穩重的措施，避免出現重大失誤遭致“倒閣”命運。從對外政策來看，此前岸田政府奉行對美“一邊倒”政策，尤其是在俄烏衝突爆發後，日本更是以美西方集團的重要成員自居，主動塑造“新冷戰”對抗，利用主辦2024年G7峰會等多邊外交場合推行所謂“新現實主義外交”，實則加大力度跟隨美國遏制中國和俄羅斯，外交政策明顯失衡。因此，石破需要在岸田對外政策基礎上進行回調，以使日本外交更加平衡，對衝一味追隨美國可能產生的風險。

從外部環境看，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對日本外交形成了新的挑戰和巨大壓力。由於特朗普要求盟友分擔更多責任，尤其是提高防衛預算，在貿易戰中並不對盟友網開一面，這使得日本面臨維護美日同盟和保護自身國家利益的兩難選擇。早在美國大選開始前，日本國內就在熱烈討論“假如特朗普再次當選”這一議題，表現出強烈的憂慮和警惕。因此，特朗普再次當選對日本而言可謂“噩夢成真”。第一次特朗普執政時期，時任日本首相安倍竭盡所能拉近與特朗普的個人關係，試圖緩解困境，然而石破首相似乎缺乏此種溝通渠道和性格特質，與美國正面的討價還價將不可避免。如果任由中日關係一直低位徘徊，日本可能面臨對美、對華關係同時惡化的不利局面。同時，中日關係不好無疑將使日本在與美國的交涉中更加被動；而中日關係取得進展，將使日本在對美交涉中處於更為有利的地位，不管是提升軍費開支的交涉還是貿易方面的談判都是如此。因此，作為冷靜、理性的決策者，石破首相應該能看到其中的利害，著力改善中日關係是其理性選擇。

積累信任共同應對不確定性

高層交往因疫情中斷是近幾年中日關係持續僵冷的重要原因之一。2023年11月，兩國領導人在舊金山會晤，重新確認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2024年5月，李強總理在韓國出席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期間會晤時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雙方確認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加強各層級對話溝通；2024年10月，習近平主席致電石破茂祝賀他當選首相，強調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共識，全面推進兩國戰略互惠關係；2024年11月的利馬會晤中，兩國領導人再次確認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釋放中日關係持續改善的積極信號。高層交往的逐步恢復，使得中日關係在政治引領下逐步回暖向好。

隨著高層交往逐步恢復、相向而行，中日各層級交往和合作取得積極進展，為兩國改善和發展雙邊關係積累了相互信任。2024年7月，中日副外長在東京時隔四年半重啟戰略對話；11月，王毅與日本國家安保局長秋葉剛男舉行中日高級別政治對話，重申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共識，致力於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兩國黨際和立法機構之間的交流得以重啟：2024年5月，中聯部部長劉建超訪日，與日本政要廣泛接觸；7月，時任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森山裕訪華，確認協調重啟“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同月，日本眾議院副議長率跨黨派議員團訪華，為2018年以來首次；8月，自民黨前幹事長二階俊博率領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代表團訪華；2025年1月，日本執政黨代表團時隔6年多再次訪華。

安全領域，通過舉行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中青年軍官互訪交流等，中日海洋及防務層面的合作逐步重啟。2025年1月，解放軍東部戰區代表團訪問日本，與日方舉行指揮官級別的防務溝通，受到高度關注。

經濟層面，日本仍然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國、第二大出口對象國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國，而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夥伴和進口來源國、第二大出口對象國。2024年，兩國經濟界積極恢復和強化雙邊交流，雙方企業代表團恢復互訪，進一步確認深化互利合作。10月，兩國央行續簽雙邊貨幣互換協議；11月，約220家日本企業參加了第七屆中國進博會，共享中國發展新機遇。面對美國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執政為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帶來的挑戰和不確定性，中日兩國合作應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顯著上升。11月，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涛和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武藤容治在會晤中積極評價中日出口管制對話機制、中日優化營商環境工作組啟動並取得良好成效，同意舉行中日服務貿易對話。此外，中日還就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染水排放問題達成共識。

中日關係行穩致遠需不懈努力

上述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是雙方相向而行的具體體現，為雙方增強各領域相互信任奠定了基礎。中方認為，當前的中日關係仍處於改善發展的關鍵時期。“關鍵”意味著對於未來的走向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也意味著當前的改善勢頭並非完全不可逆轉，需要著眼長遠穩步推進。應當看到，制約中日關係改善發展的因素既有認知層面的，也有客觀現實層面的。認知層面，日本高層對華認知的積極轉變，助推雙方增進高層交往和政治互信，有利於為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創造良好氛圍。客觀現實層面，美日同盟對中日關係形成的結構性制約，在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執政背景下可能出現局部鬆動，這對於中日關係的改善和發展同樣是有利因素。但同時，中日之間歷史、領土等老問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安全上的互不信任，仍將長期影響中日關係的穩定發展。加上兩國國民間的相互好感度長期低迷，實現中日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社會基礎仍然薄弱。

中日關係對於兩國而言都是事關國家發展與和平穩定的重要雙邊關係。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日本一直是挑起中日關係矛盾、衝突的主動方，而挑起矛盾後日本政府往往通過媒體進行輿論塑造，將責任推給中方，這是日本國民對華感情惡化的主要原因，而國民感情的惡化反過來又助推日本政府實施更加強硬的對華政策，形成惡性循環。當前，日本方面顯現出改善中日關係的意願，這是中國引導、推動中日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契機。

於中國而言，讓日本國民了解真實的中國、形成客觀理性的中國觀，是亟待解決的一大課題。2024年底，“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達成10項共識，涉及教育、旅遊、體育、文娛、地方交流等多個方面，其中特別提到“著力改善民意和輿論環境”。雖然中日關係未來還可能面臨日本政局變化等不確定性，但兩國加強各層級、多領域、全社會的交流和對話，對於中日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無疑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2025年日本將舉辦世博會，2025—2026年也是中日韓文化交流年，中日兩國民眾有望通過更多的交流、互動增進了解。兩國政府應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加強合作協調，應對地區和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挑戰，共同承擔起地區大國的責任。為此，雙方仍需繼續相向而行，不懈努力，使得中日關係改善發展的勢頭長期持續。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5年2月號，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