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部分省區市“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時強調，科學制定和接續實施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一條重要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重要政治優勢。謀劃“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準確把握“十五五”時期的階段性要求，着眼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緊緊圍繞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合理確定目標任務、提出思路舉措。本文初探四點思路與建議。

認識“十五五”時期經濟發展改革的三個“跨越性轉變”

“行棋觀大勢，落子謀全局。”準確把握“十五五”時期所處的國內外大勢是制定科學合理發展策略的基礎。從國際環境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積極踐行自由貿易理念，大幅開放市場，順應經濟全球化和新一輪科技革命特別是數字化浪潮，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較為順暢的階段。然而，當前全球貿易增速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擡頭，加之俄烏衝突、中東局勢等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發酵，對全球供應鏈和金融市場造成衝擊，我國面臨的國際市場可能遭遇較大的風浪和較強的衝擊，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

從國內發展來看，筆者認為，我國發展與改革正面臨着三個“跨越性轉變”。

第一，由“規模速度型”向“高質量發展型”的跨越性轉變。我們國家正義無反顧地向過去那種過多依靠擴大產能、增加產值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告別”，而使經濟轉向追求質量與效益的新階段。這要求在經濟增速合理的基礎上，更加註重經濟結構的優化、創新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在科技創新上，應從“製造大國”向“創新強國”進行轉型，這場轉型不僅關乎產業升級，更是國家競爭力重構的戰略抉擇。

第二，由“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跨越性轉變。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勞動力規模隨人口的增加而擴大，這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現在我國勞動力依然充沛，但“人口紅利”的明顯減少是不爭的事實。與此同時，筆者在研究《人本體制論》和《創新立國戰略》過程中，深感隨着國人科學文化素質顯著提高、健康水平持續改善，“人才紅利”已經明顯呈現。因此，在“十五五”時期，更應注重提升人力資源配置效率，筆者認為，中國實現“三高”（即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需“高人”，“高人”重點有三大人群，即：勞動者、科研人員、企業家。人本根基扎得深，就能激勵調動人，從而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注入活力。

第三，中國市場化改革由“商品市場化”向“要素市場化”的跨越性轉變。黨的二十大報告和二十屆三中全會貫穿一個改革亮點——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重在完善要素市場制度，這是深化經濟改革的必然趨勢和戰略選擇。我國全社會商品和服務價格市場化程度在2022年就已經達到97.5%，但包括勞動、土地、資本、知識、技術、管理、數據七大生產要素在內的要素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需要從市場配置改革入手，提高要素市場化的程度。

建議將“人類發展指數”納入“十五五”相關指標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謀劃“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為根本價值取向，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穩步推動共同富裕。

法國經濟學家佩魯（Perroux）在《新發展觀：基本原則》一書中指出，真正的發展必須是經濟、社會、人、自然之間的全面協調共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Sen.Amartya）也提出“以自由看待發展”的理論，強調發展的本質在於“擴展人的可行能力”。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十五五”時期，我們應注重覆蓋全人群、全生命週期的人的全面發展。在此，筆者建議將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納入“十五五”時期設置的相關指標。

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由健康長壽、知識的獲取和生活水平三部分內容構成，它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是衡量“每個人”全面發展的指標體系。將“人類發展指數”納入“十五五”相關指標，一則，有助於促進中央提出的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於人”，圍繞人的全面發展優化資源配置，將公共資金和國家資源優先用於覆蓋全人群、全生命週期的健康、教育、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二則，促進各地區各部門更加註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以滿足全社會各個群體生存和發展的新需求。三則，在國際上，切實提高我國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榜的排名，增強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的戰略主動權。

從應對國際變局的“保、進、創”高度，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

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十五五”時期推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們的“立意”，應該再“高”一些——不僅從中國國內現實切入，而且從應對“國際變局”高度思考和把握。在當前國際形勢動盪，特別是大國戰略利益“移向亞太”的新局勢下，我們怎麼辦？筆者認為，可抓“保”“進”“創”三個關鍵。

一是“保”，即力保國家安全和民族安寧。如何確保？“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風浪或挑戰，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勢在必行。全體國民，無論何人，所有企業，無論國企還是民企，都應團結一致。基於此，建議對民營經濟要有這種新的思維，即從“增強全民族凝聚力”這一戰略高度，思考並確立民營經濟的戰略地位及發展價值。

二是“進”，即中國應積極參與“進”國際新秩序的制定中。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是世界各國的普遍期待。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理應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從推動經濟發展上來說，中國應積極參與“多邊+雙邊+諸邊”協定重構，為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與調整作出更大貢獻。同時，從地域上來說，中國在加強全球經貿合作上應繼續“進入”相關地區。在這方面，全國應學習浙江發展“地瓜經濟”的經驗，把對外開放的“藤蔓”延伸到域外更多地方去。

三是“創”，激發民營企業創新活力。2024年，筆者在杭州調研了一批新興民營企業，它們在AI技術革命領域迸發出澎湃活力。進一步調研發現，浙江的民營企業之所以能在創新上不斷取得成果，關鍵在於政府部門“牽好線、搭把手”，營造寬鬆包容的創新環境。尤其是對於初創型科技企業，浙江給予它們足夠的空間，讓年輕創業者“心靈放飛”敢闖敢幹。

把握好新科技革命帶來的三個層次的“倒逼”

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全面推進“十五五”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着力點，而科技創新則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進而影響上層建築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荀子在《天論》中有名言，“天行有常”“應之以治則吉”。此處講的“常”,就是客觀規律，如能順應規律治理國家,其結果必然“吉祥”。“十五五”應從時代的高度“應之以治”。建議把握好科技創新帶來的三個層次“倒逼”。

第一個層次是對“生產方式”的倒逼，特別是倒逼其中經濟結構的調整與變革。經濟研究表明，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結合部，有個“生產方式”問題，突出表現爲“經濟結構”。一是供需結構：重在進一步“拓需”，即以拓展需求為重點，着力創建需求導向的“需求與供給相結合”的供需結構。二是產業結構：重在進一步“拓數”，即以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質生產力”為引領，因地制宜創新產業結構。近年來，數字科技、能源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倒逼了我國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高端裝備製造產業、新材料產業、新能源產業、智能及節能環保產業、數字創意產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十五五”時期要繼續瞄準發展新興產業，同時還要以更大力度以科技賦能“傳統產業”，同時謀劃“未來產業”。三是區域結構：“開拓”區域經濟協調化新局。四是“拓綠”：以“綠色”為底色，創新“可持續發展”的環境資源結構。這些結構性問題，不僅關乎“十五五”時期，而且也關乎未來。

第二個層次的“倒逼”是對“生產關係”的倒逼，要求生產關係及其制度與之適應。這是必然的趨勢。但這裏筆者特別提請注意：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作了最新表述，即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共同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框架，改變了以往的單一傳統定義，這體現了黨中央對“經濟制度體系”認識的深化。並且這一表述在黨的二十大黨章修正案中得到確認和完善。這就要求我們在“十五五”時期，必須繼續在所有制結構、分配製度與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個方面，以更大的勇氣和魄力推動改革創新。

第三個層次是對某些社會事業部門的倒逼。隨着人工智能的爆火，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甚至社會科學研究等部門，都將遇到新的挑戰。例如，對於從事理論研究的同行來說，面對DeepSeek的記憶力、捕捉力、分析力和概括力，如果你沒有新思想、新觀點，淨說別人說過的話，顯然不行。而當前，社會領域的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的優化配置仍不太理想，這就倒逼着推動某些社會事業部門的改革。

總體而言，“十五五”是承上啟下的關鍵五年。“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面對國內國際最新發展態勢，我們要有戰略眼光，高質量編制“十五五”規劃，前瞻性把握國際形勢發展變化對我國的影響，因勢利導對經濟布局進行調整優化，引領全社會力量朝着既定的戰略目標前進。

（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