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樂士

譯|本刊記者王慧娟

記者：您在法律界的成就廣為人知，但收藏愛好卻較少被提及。最初是什麼激發了您對收藏的興趣？是否有某件藏品或某個瞬間成為您收藏的起點？作為一位嚴謹的檢察官，您如何平衡法律工作的理性思維與收藏家的好奇心？兩者是否有意想不到的交集？

江樂士：我一直對歷史深感興趣，學生時代最鐘愛的便是歷史課。在決定攻讀法律專業前，我曾認真考慮成為一位歷史學者。歷史不僅可以揭示文明演進的軌跡，更蘊藏著避免重蹈覆轍的智慧。珍藏歷史文物如同與先輩直接對話，讓歷史變得鮮活可觸。當意識到某件藏品曾被先祖經手時，那種跨越時空的精神聯結往往能令人產生奇妙的共鳴。

學生時代我和大多數男孩一樣喜歡集郵，大學時期則轉向收藏書籍和名人手跡。成為律師後，我開始收集英國銀器，不過像許多新收藏家那樣缺乏系統性，只要覺得有趣就會收入囊中。移居香港後，我的收藏擴展到同治時期的瓷器、歷史明信片、舊勳章，以及晚清至民國時期的文物等。如今，我主要收藏的是中國歷史影像（含港澳）類文物，但遇到特別有趣的物件也會涉獵其他領域。

雖然在收藏過程中我有過不少「頓悟時刻」，但1991年在天津市場發現清代二品官員珊瑚頂珠的經歷卻最為神奇，這個意外收穫激發了我對清代官制器物（包括冠服、配飾等）的持續熱愛、關注和研究。優秀的檢察官需洞察案件的本質，睿智的藏家則要讀懂物品的內涵和外延。兩者都需去偽存真，也都面臨著被贗品蒙騙的風險。但隨著經驗的積累，對兩者都逐漸熟悉，更能夠穿透迷霧識破騙局。

記者：能否介紹一下您收藏的主要方向？哪些歷史時期或主題最吸引您？在您的藏品中，哪一件對您個人或歷史意義最為重大？為什麼？

江樂士：如前所述，我的收藏興趣非常廣泛。除曆史照片外，目前我的藏品主要聚焦清朝末期紀念品（如畫像、明信片、畫冊）、中英兩國歷史典籍以及清代官制器物（如官服、頂戴、配飾等）。我的藏品大多具有獨特價值。同治皇帝幼年所穿的九龍朝袍品相完好，堪稱瑰寶。2023年購得的香港總督梅含理（1912-1918任職）家族相冊六卷，收錄了大量珍貴的歷史瞬間。最新入手的清代公文匣來自上海古玩商，專家確認這是現存孤品。

記者：每位收藏家都有一個夢寐以求的藏品。您是否曾追尋過某件難以獲得的珍品，最終是否如願以償？能否分享一次難忘的收藏經歷，是偶然邂逅，還是多年尋覓的結果？

江樂士：確實偶得過多件珍品，如在烏蘭巴托意外發現的清代紅寶石頂珠、翎管與花翎。但更多是靠耐心尋覓的，例如，維也納拍賣會競得的清代官員玉領飾，巴黎市集淘到的補服方巾。清代官員冠飾皆有翎羽（一品至五品佩孔雀翎，六至九品用鹖羽），我至今仍在尋找存放翎羽的翎盒，這類器物存世極少。

記者：您的收藏中是否有與香港相關的物品？這座城市的獨特歷史如何體現在您的收藏中？

江樂士：我收藏有香港早期的明信片、旅遊手冊等文物。如前所述，梅含理總督退休後定居我的故鄉薩福克郡，其相冊極具史料價值。去年，在油麻地二手店發現1952-1962年香港律政司祁樂富的典禮假發（保存於原裝錫盒中，狀態完好）更屬意外之喜。協會同僚也藏有令人驚歎的香港文物：古酒瓶、歷史文獻、電車戲票、黑膠唱片及銀器等。

記者：對您而言，收藏的意義在於保存歷史、懷舊情結，還是其他更深層的追求？您認為守護正義與守護歷史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共通之處？

江樂士：歌德曾說「收藏者是快樂的」，此言不虛。無論在中環摩羅街還是旺角街市，發現珍品時的喜悅無可替代。藏家們既享受同行間的交流，也樂於向公眾展示收藏。他們不僅是歷史的守護者，更是往昔與未來的擺渡人。正如箴言所說：欲知今日，必曉昨昔。維護法治與傳承歷史確有相通之處，二者皆是文明社會的基石，需要我們共同珍視。

記者：對於香港年輕一代的收藏愛好者，您會給予什麼建議？您希望未來如何與公眾分享或傳承您的收藏？如果可以選擇穿越到與您藏品相關的任一歷史時刻，您會去哪？最想帶回來什麼？

江樂士：建議年輕藏家從小眾領域起步，選擇興趣所在且價格適中的品類。初期難免失誤，需甄選可靠商家。通過不斷試錯積累經驗，逐步形成專長。有些藏家缺乏規劃，易受獵奇心理驅使，但建議新人最終要確立核心收藏方向。隨著藏品體系的完善，尋寶過程將帶來無上樂趣。收藏這項雅好能打破人際藩籬，開拓視野並締結深厚友誼。

所有藏家都會考慮藏品歸宿問題。若後代無此雅好，畢生珍藏恐將流散。我希望這些藏品最終能入藏香港的有關博物館或高校、文博機構，儘管種類龐雜，但仍期待它們能以完整面貌傳諸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