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張清語李天源

“在保家衛國的抗日戰爭中，香港人從來沒有缺席。”1941年，香港淪陷，在隨後這段最為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中，東江縱隊（前身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如同黑暗中的星火，全力抗擊日本侵略者、營救盟軍戰士及愛國人士。近日，本刊記者訪問了當年東江縱隊戰士陳亮明、巢湘鈴之女陳凱倫及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國際工作小組組長黃作梅的姪女黃文莊，與讀者共同分享與傳承屬於香港人的抗戰故事。

陳亮明、巢湘鈴：香港伉儷的抗戰故事

在藍天碧海、人群熙攘的旅遊勝地長洲島，曾經也有過一段驚心動魄的抗戰往事。東江縱隊戰士陳亮明、巢湘鈴之女陳凱倫告訴我們：“在保家衛國的抗日戰爭中，香港人從來沒有缺席。”

“七七事變”後，全民抗日戰爭開始，各地學生罷課遊行，號召社會各界參與抗日救國，香港學生亦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1937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成立香港學生賑濟會（學賑會），以“一分錢運動”、募寒衣、戲劇義演等方式為援助內地抗戰募集資金。陳亮明與巢湘鈴都廣泛參與抗日救國學生運動，他們都是香港學賑會成員。出生於長洲的陳亮明組織長洲青年開展抗日宣傳活動，1937年，巢湘鈴在香港巴士工會向工友宣傳抗日救亡，教唱抗日救亡歌曲。1938年末至1939年初，香港學賑會先後組織了四個青年回國服務團，到廣東各地服務，訪貧救急、宣傳抗日。據陳凱倫口述，當時她的父母陳亮明與巢湘鈴被分配在回國服務團第一團，奔赴廣東南路（今湛江地區）。1939年，2人於5月、10月相繼加入共產黨。

“香港學生們紛紛覺醒，深知‘有根才有樹，有國才有家’的道理，他們對國家局勢敏感，深知國家的千瘡百孔，萌生了濃厚的愛國情懷，許多人都選擇投身於抗日愛國運動中。”

當時的長洲島僅幾千人，就有黨員十幾名。陳凱倫的父親陳亮明擔任中共香港長洲工委書記。巢湘鈴則返回香港島，協助二哥巢永森做地下黨工作。“我的舅舅在港督府擔任秘書，是英文很好的高材生，兄妹二人的感情也很好。”這期間巢湘鈴的主要工作是交通員和情報員，陳凱倫告訴我們，曾經發生過一件非常驚險的事情，足以顯現巢湘鈴的機智。當時巢湘鈴參與的地下黨中的一部分人即將撤回內地，在屋內籌備返程路費的時候，日本人突然闖進來。裝著路費的箱子一經發現，後果不堪設想。“當時一屋子人都傻了，不知道怎麼辦時，地下黨的一位領導叫了她一聲‘小妹’，然後把裝著路費的箱子一腳踢給她。”巢湘鈴反應極快，接過箱子，隨即將裙子撒下，把箱子當凳子坐下，一下子把箱子遮蔽得嚴嚴實實，假裝在看書，裝著路費的箱子才沒有被日軍發現，既保護了經費也保護了地下黨全部同志。驚險過後，地下黨的領導激動地緊緊抱住“小妹”，一切盡在不言中。巢湘鈴的機靈和勇敢也為地下黨在秘密大營救中選擇她護送大導演蔡楚生奠定了基礎。

1941年12月25日起，香港淪陷，日軍大肆搜捕抗日志士、文化名人，東江縱隊的前身——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展開“秘密大營救”，共有三條線路，長洲島是“海上西線”（由香港島至澳門，再轉至內地）的關鍵中轉站，按周恩來的指示，重要的文化人、年紀大的、身體虛弱的就走這一條海路，部分容易被認出的電影界、戲劇界人士也經由此路線轉移。陳亮明於長洲參與營救夏衍、梁漱溟、范長江、金山、金仲華、王瑩、蔡楚生、司徒慧敏、李少時、廖夢醒夫婦等，巢湘鈴亦假扮“外甥女”協助陳曼雲（黨內同志）掩護著名導演蔡楚生撤出香港。在無數位戰士們的守護下，“秘密大營救”裡，共800餘位愛國文化名人、民主人士成功撤出香港。

據陳凱倫口述，香港淪陷後，擔任地下黨書記的父親陳亮明派地下黨員利用與當地富商的關係，打入富商組建的保安團，並與地下黨的力量一同控制其中一個小隊，繼而建立地下黨的武裝力量。長洲島之所以能夠成為大營救的中轉站，就是因為這裡有一個堅強的地下黨組織和武裝，能保證被營救人士撤退的絕對安全。陳凱倫介紹道，香港淪陷後，陳亮明一度與上級失去聯繫。在這種情況下，長洲地下黨必須自己行動，於是作出第一個決議：收集武器彈藥，為武裝鬥爭作準備。

地下黨通過情報了解到該富商購入了一批新的武器裝備，有一門大炮，長槍、短槍各六七十條，輕重機槍各兩挺，及武器修理設備。地下黨決定將其偷獲，輸送到游擊區，於是密謀將沿線崗哨請到酒樓吃飯然後灌醉，酒樓配合，拖延上菜時間，第二小隊的成員伺機偷出裝備，藏在長洲醫院海邊的草叢中，再將武器裝備送到大嶼山大浪村，再伺機從大浪村運到元朗交到游擊隊手裡。後來，陳亮明又從長洲動員了六、七十個青年人到元朗參加游擊隊。

1942年，陳亮明奉命前往大嶼山開闢革命根據地，並與巢湘鈴在那裡結婚。陳亮明組建港九大隊大嶼山中隊並擔任指導員。在大嶼山中隊時，陳亮明以軍事行動擾亂駐港日軍，突襲偽警察所、日偽軍駐地，主持學習班增強軍隊素養，並於1945年奉命籌建麒麟大隊，參與迫降駐梅窩日軍。

巢湘鈴負責南區情報工作，並在長洲建立情報站。“大嶼山的山路特別難走，環境艱難。我的媽媽是在城裡長大的，家境相對富裕，作為一個‘香港小姐’，能夠自發地做這樣的事情，相當不容易。”1944年的時候，巢湘鈴母女、陳亮明母親等人被日軍捉住。“我的媽媽是被一個漢奸出賣的，日本人只知道她是陳亮明的老婆，但因為‘陳亮明’是化名，我父親的原名是叫‘梁惠章’。她一口咬定自己是‘梁惠章’的妻子，日本人只好表示先把她放了，她有高度的警惕，害怕日軍佯裝放她，實際會跟蹤她，騙日軍說要回長洲，在碼頭上船關閘那一刻，突然從船上跳回碼頭，在艙門關閉前跳下船逃脫了。”陳凱倫告訴我們，即使父親為避免家人受害而改名字為陳亮明，但最終家裡一共有三口人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爺爺和姑姑被日本鬼子在海上槍殺，連屍首都找不到，剛出生的姐姐隨母親入獄死在監獄。”

“我的父親為人很豪爽，與和他一起戰鬥的戰士們關係很好，在撤退以後，他也常常想念留在大嶼山的那群戰士們，惦記他們的情況。”她的母親巢湘鈴愛唱歌，許多抗日救亡歌曲和蘇聯歌曲她都會唱，其中最愛的是那一首哥哥教她唱的《送別》。當年地下黨成員們撤回內地時，巢湘鈴就唱起這首歌為戰友們餞行。許多年後，當和平年代到來，曾經的東江縱隊戰友們來探望她時，病榻上的她也為他們再次唱起這首歌。

陳凱倫表示，香港國安法落地、23條立法通過以後，自己感到社會對於東江縱隊的歷史更為關注，提到東江縱隊時，人們對這些抗日英雄愈發敬重與懷念。她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故事是香港人身邊的故事。”她說：“我們香港人本身就是中國人，我們的前輩就是保家衛國的。香港人心中的愛國情懷，根深葉茂、從未間斷。”

“番書仔”黃作梅：

獲英王勳章的共產黨人

在東江縱隊港九大隊中，有這樣一群飽讀“洋書”、通曉外語的“番書仔”，為營救盟軍戰士、促進國家間的友好交往、對抗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卓絕的貢獻。於1916年出生於香港的黃作梅即是其中一員。黃作梅的姪女黃文莊告訴我們，當時黃作梅在家中的11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黃文莊的父親黃作材是黃作梅的五弟。黃作梅在皇仁書院畢業後，考取了香港大學，卻因家貧而未能入學，供職於政府物料管理處及皇家海軍船塢，於1942年加入港九大隊的前身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1942年2月初港九大隊成立後，組建港九大隊國際工作小組，黃作梅任組長。各方面配合下，營救了不少的英軍。因此，在桂林的英軍服務團派人找到東江縱隊要求合作。黃作梅幫助英方建立了英軍服務團秘密情報站。

“當時日本人查得很嚴，他們就在深水埗開設了‘廣恆雜貨鋪’，以人來人往的雜貨鋪作掩護。”黃文莊告訴我們，當時她父親的一家人都在店裡，“雜貨鋪登記註冊在黃作梅名下，我大姑是收錢的，爺爺是掌櫃，爸爸也在店裡幫忙，輔助情報工作。”據《港九大隊志》所述，英軍服務團的惠州辦事處將情報及物品帶到雜貨店，轉交國際小組代送，英國總部給在港人員的經費、指令、文件等也都送到雜貨鋪。通過東江縱隊與英軍服務團的密切合作，諸多盟軍士兵從日軍的控制下被解救了出來。“在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我們的盟軍也知道了，中國共產黨有這麼一支隊伍，能夠幫助他們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逃生。”黃作梅和武裝人員亦帶領美軍偵查隊深入香港腹地，近距離拍攝啟德機場軍事目標，幫助美軍第14航空隊轟炸啟德機場，摧毀駐港日軍的作戰能力。

直到1943年，因聯絡人員被捕，聯絡站的位置暴露，黃作梅的父親、妹妹和五弟被日軍抓走，“我爺爺和大姑很快就被放了出來，但我父親被關了許多天，因長期待在黑暗中，出來後一看到太陽就暈了過去。”黃文莊的父親黃作材在獄中看到日軍以照片搜捕大哥黃作梅，但同樣被抓的情報工作人員們無一人願意指認。出獄後，黃作材發現，因雜貨店被搗破，缺乏謀生手段的父親已餓死家中。日本侵略者對香港民眾的荼毒殘害，可見一斑。

在黃作梅撰寫的《東江縱隊營救國際友人統計》一文中，對成功營救人員的數量有不完全統計，共營救英國人、美機師等89人。1946年，英軍服務團最高負責人賴特上校返回倫敦，向英國政府闡述了東江縱隊及黃作梅對抗戰的傑出貢獻。1947年，英國國王喬治六世邀請黃作梅到倫敦參加慶祝第二次大戰勝利遊行，並授予他MBE（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勳章。當時《倫敦憲報》刊登頒發勳章人員名單：“雷蒙．黃，學生，九龍。為表彰其在1945年9月2日前，對英軍東南亞軍事行動作出的貢獻。”黃作梅成為當時唯一獲得英國國王授勳的共產黨人。

抗戰勝利後，黃作梅重返香港，籌備東江縱隊駐港辦事處，後任辦事處主任。1947年，黃作梅擔任新華社倫敦分社社長，1949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在工作中，同事們將黃作梅喚作“阿梅”。1955年4月11日，在前往印尼出席萬隆會議的途中，其搭乘的專機克什米爾公主號被台灣情報機構安裝炸彈炸毀，黃作梅身亡，年39歲。黃文莊回憶到：“大兒子（黃作梅）犧牲以後，我奶奶就哭啊哭，老是流眼淚。”

在講述黃作梅時，黃文莊說：“為了心目中的理想，他願意付出自己的一切。”她認為，港九大隊戰士們的故事“本來就是香港人的故事，只是沒人講”，要將發生過的事講述出來，不講出來就沒人知道這段歷史。她曾擔憂：“再過幾代，可能都沒人記得香港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傳承東江縱隊的記憶，能讓香港年輕一代深刻理解家國的厚重內涵，明白和平的來之不易。2008年，黃文莊加入了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和居港的東江縱隊後人們積極投入香港抗戰記憶的研究保存工作中。他們出版了《克爾日記：香港淪陷時期東江縱隊營救美軍飛行員紀實》等書籍，在新青聯組織的“‘港’不完的愛”青年正向思維計劃兩年活動中，向一千多名青年學生講述香港抗戰史。作為現任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秘書長，她將和同伴們努力向年輕一代傳揚東縱精神。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5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