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柏琿

近日，波士頓諮詢公司（BCG）發布的《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揭示了一個里程碑式的轉變：香港管理的跨境財富規模達到約2.95萬億美元，以微弱優勢首次超越瑞士，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這絕非一個簡單的排位更迭，而是全球財富秩序深度“大重組”的鮮明信號，印證了世界經濟重心東移這一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

BCG將這份報告命名為“大重組”（The Great Reordering），可謂切中肯綮。這場重組的核心，是跨境財富管理的競爭範式，正從百年來以瑞士為代表的“中立、安全、保密”模式，轉向以香港和新加坡為引領的“亞洲財富增長+地緣政治分散+資本市場入口+家族辦公室生態”的全新模式。香港此次登頂，正是這一宏大敘事下的必然產物。

國家發展的“戰略接口”，成就全球財富的“超級聯繫人”

香港之所以能站上巔峰，根本原因在於其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稟賦。BCG報告明確指出，香港管理的資產中超過60%與內地資金流有關。這恰恰揭示了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財富進行全球配置“第一接口”的戰略地位，而不是一個普通的離岸中心。

這一地位的背後，是三種強大的國家發展紅利的疊加：一是隨着內地高淨值人群和企業家財富積累進入新階段，資產多元化配置的需求蓬勃興起；二是內地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資本必然尋求更廣闊的全球投資機遇；三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地緣政治避險與司法轄區分散配置成為現實考量。香港憑藉“一國兩制”下的普通法體系、聯繫匯率制度、高度成熟的國際金融網絡，以及與內地市場的“超級聯繫”，完美承載了這些複合型需求。香港的核心競爭力，正在於其“既極度靠近增長源頭，又全面連接世界”的橋樑角色，在國家發展與安全的宏大棋局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獨特功能。

金融市場的“深度定價”，重塑財富管理的“造血功能”

一個真正的全球財富管理中心，不能僅是資金的“保管箱”，更須是資產的“定價器”和“發動機”。2025年，香港金融市場的強勁復甦，為財富規模的躍升提供了澎湃動力。港交所數據顯示，2025年香港IPO集資額高達374億美元，同比激增231%，重登全球首位。這不僅是數字的勝利，更意味着香港為企業家財富變現、再配置與全球資產組合搭建，提供了高效的資本平台。

南向資金淨流入同比增長74%，全年股權資本市場融資額同比增長164%至1030億美元，這些數據生動地表明：香港的財富管理，已深深植根於一個具備深度流動性、活躍交易生態和全球機構廣泛參與的資本市場之中。投資者在這裏不僅能夠“存錢”，更能通過IPO、二級市場交易、跨境理財通等機制，實現財富的“創造、增值與傳承”。這比單純的私人銀行記賬功能強大得多，也更具韌性與活力。

政策創新的“系統集成”，引領跨境配置的“制度型開放”

香港的成功，離不開特區政府因勢利導、主動作為的政策創新。近年來，一系列環環相扣的政策“組合拳”，系統性地強化了香港財富管理的吸引力。從優化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擴大參與機構與產品範圍；到為家族辦公室提供清晰的稅務安排，打造亞洲家族財富樞紐；再到完善私募基金附帶權益的稅務優惠，以及前瞻性地搭建數字資產與代幣化產品的監管框架，香港正在有條不紊地做一件大事——將內地財富的國際配置，從零散化、非正規的渠道，全面升級為制度化、合規化、可監管的跨境財富管理體系。

這正是更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生動實踐。截至2025年中，已有22家銀行獲准分銷數字資產相關產品。今年 4月10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又公布首批獲得牌照的穩定幣發行人名單，這標誌着香港虛擬資產監管正式進入“持牌經營”新階段。香港不僅在傳統金融領域鞏固優勢，更在數字金融新賽道上搶佔先機，展現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與時俱進的創新魄力。

不是“零和博弈”，而是“雙核驅動”的亞洲新格局

有人將香港與新加坡的競爭視為一場零和博弈，但BCG的報告描繪了更宏大、更準確的圖景：亞洲正在形成一個“雙中心結構”。新加坡以2.1萬億美元規模緊隨其後，其優勢在於政治穩定、家族辦公室生態成熟，以及作為東南亞和印度財富的“安全港”與中立平台。

正如筆者早前在《文匯報》撰文，香港與新加坡，並非在爭奪同一塊存量蛋糕。香港的核心腹地是體量巨大的中國內地及北亞地區，強項在於資本市場和“中國入口”；新加坡則更側重於東南亞、印度及全球尋求多元化的家族資本。兩者功能互補，共同構築了亞洲財富管理的“雙核引擎”，這將極大提升亞洲在全球財富治理中的整體話語權，標誌着全球財富版圖上，一個與紐約、倫敦、瑞士比肩而立的新極已經形成。

居安思危的前瞻遠見，指向更高質量的全球財富管理中心

榮登榜首固然可喜，但BCG報告亦點出香港模式的“結構性脆弱性”——與內地經濟的緊密聯繫，既是最大優勢，也是潛在風險來源。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戰略認知。

香港未來能否持續領先，不僅在於數字的增長，更取決於能否將“中國財富入口”升級為“亞洲乃至全球財富的多元資產配置中心”。這不僅要求我們持續深化與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也要更積極主動地開拓東盟、中東、歐洲等多元客戶與資金來源；不僅要繼續做強股票、債券等傳統市場，更要在家族治理、另類資產、數字資產、綠色金融等新興領域構築體系化優勢；最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勢下，都堅定不移地捍衛普通法制度、國際仲裁和專業服務的公信力，這是香港最深厚的制度護城河。

香港超越瑞士，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國家實力投射於國際金融秩序的必然結果，是“一國兩制”事業取得舉世公認成功的有力證明。這更是一次深刻的歷史性啟航。未來的全球競爭，不僅是管理規模之爭，更是制度可信度、規則靈活性與全球資源整合能力的終極較量。我們堅信，只要香港繼續緊抓國家發展的歷史性機遇，堅守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的核心價值，必將在全球財富“大重組”的浪潮中，從一個輝煌走向另一個新的輝煌，為服務國家金融強國建設貢獻更大力量。

（作者係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