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柏琿

2026年2月，兩台名為“Phantom MK-1”的人形機器人，從美國舊金山出發，悄然運抵烏克蘭。它們的製造方——Foundation公司，已拿到美國陸軍、海軍和空軍合計2400萬美元的研究合同。《時代》周刊2026年3月的這一報道，似乎只是俄烏戰場無數新聞中的一條。但它像一枚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漣漪卻遠不止於頓巴斯的泥濘戰壕。

這不是科幻電影《終結者》的劇情預告，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當人形機器人開始出現在現代戰場上，我們不得不追問：人類是否正在打開一個無法關閉的“潘多拉魔盒”？在科技進步的狂飆中，我們還有沒有能力實現自我約束，從而避免被自己創造的武器反噬？

從“偵察支援”到“自主殺戮”：一條危險的下行通道

根據現有資訊，Phantom MK-1目前的用途被限定在“前線偵察支援”。但稍微了解軍事技術發展邏輯的人都知道，偵察與打擊之間，只有一行代碼的距離。一旦機器人具備了在前沿陣地自主機動、識別目標、傳輸信息的能力，為其加裝武器系統並授予“開火權”，在技術上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

事實上，烏克蘭戰場上早已不是人形機器人的天下。路透社報道指出，烏軍需要“數以萬計”的地面無人車輛用於後勤、補給和傷員後送；烏克蘭國防部也宣布，僅2025年前7個月，就有40款國產地面機器人獲准投入使用。FPV無人機已經“主宰”了戰場上空。換言之，機器人蔘戰不是未來，而是現在。只不過，它們目前大多還像遙控玩具一樣，由人在後方操控。

但真正的危險在於“自主性”的逐步賦予。當通信被幹擾、延遲無法忍受時，軍方就會有強烈的動機，讓機器人在“失去聯繫”的情況下自己做決定——包括是否開火、向誰開火。DARPA的RACER項目、五角大樓的Replicator計劃，都在全力攻克複雜環境下無人系統的自主導航與決策能力。一旦這些技術與武器結合，一台能夠自主識別並攻擊人類目標的機器人，就不再是《終結者》的幻想，而是工程問題。

從“機器輔助人殺人”，到“機器自主決定殺人”，這是一條極其危險的下行通道。而我們，已經站在了通道的入口。

人的控制還能保留多久？——國際社會的集體焦慮

聯合國和國際社會並非沒有警覺。

202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79/62號決議，明確重申：國際人道法完全適用於自主武器系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5年5月更是直言：“能夠在沒有人類控制的情況下決定奪取生命的機器，在政治上不可接受、在道德上令人憎惡，應該被國際法禁止。”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也長期呼籲，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新文書，禁止不可預測的自主武器，禁止以人為目標的自主攻擊，並對其他自主武器施加嚴格限制。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截至今天，世界上仍然沒有一部已經生效的、專門針對自主武器的全球性強制條約。《特定常規武器公約》（CCW）框架下的政府專家組仍在談判，各方在“什麼是適當的人類控制”“哪些系統必須禁止”等問題上分歧嚴重。

與此同時，技術卻在以摩爾定律的速度迭代。外交官們還在爭論術語定義，工程師們已經部署了下一代自主集群。這種“技術狂奔，治理跛腳”的錯位，正是當前最令人擔憂的局面。

中國的立場：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出發的清醒與剋制

在這場關乎人類未來安全邊界的大討論中，中國的態度至關重要。

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多次明確表達了對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LAWS）的嚴重關切，並主張：必須堅持“人類控制武器”的基本原則，反對賦予武器系統自主決定奪取生命的權力。中國支持在CCW框架下，就禁止和限制LAWS開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談判。

這一立場，根植於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慎戰”“止戈為武”的智慧。中國深知，一旦自主武器氾濫成災，沒有哪個國家能獨善其身——它們會降低戰爭門檻，增加誤判風險，甚至可能被恐怖組織利用，反過來威脅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

當然，中國也清楚地看到，美國等軍事強國正在將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快速實戰化。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一方面需要發展必要的自主無人防禦能力，維護國家安全；另一方面，必須守住“人類在致命環節的控制權”這條紅線。不率先跨越，也不被動跟隨，而是主動參與規則制定，推動形成普遍接受的國際規範——這應該是中國的戰略選擇。

中國可以做什麼：從倡議到行動

擔憂不能止於嘆息。面對人工智能武器化的浪潮，中國完全可以、也應該發揮建設性引領作用。

第一，推動聯合國框架下的實質性談判。中國可以利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負責任大國的地位，聯合“全球南方”國家以及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等關鍵行為體，爭取在2026-2027年推動CCW談判取得突破，至少就“禁止完全自主的、以人員為目標的攻擊系統”達成初步協議。

第二，提出“中國方案”，引領技術標準制定。中國可以組織國內頂尖的人工智能、軍事倫理和國際法專家，制定一套可操作、可驗證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分類與管控標準”，例如明確“有意義的人類控制”的技術指標（響應時間、干預權限、數據記錄等），並將其作為國際談判的備選文本。

第三，加強國內立法與倫理規範。中國應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範》等文件基礎上，進一步出台專門針對軍用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系統的管理辦法，明確研發、試驗、部署的審批流程和責任追究機制。同時，在軍事院校和國防科研體系中，系統植入“科技向善”“武器倫理”教育，從源頭培養負責任的軍事科技人才。

第四，倡導建立“人工智能武器化風險早期預警機制”。中國可以提議在聯合國裁軍研究所或日內瓦國際人道主義排雷中心等機構下，設立一個信息共享平台，用於通報自主武器系統的測試、部署和意外事件，降低誤判和升級風險。

在技術的懸崖邊，我們仍需選擇人性

Phantom MK-1在烏克蘭的泥濘中行走，只是一個開始。未來十年，我們會看到更多形態的機器人出現在更多戰場上。技術本身沒有善惡，但使用技術的人類有。

人類之所以為人，不在於我們能造出多麼強大的武器，而在於我們能夠約束自己不去使用那些“能夠卻不應使用”的力量。從禁止化學武器到禁止地雷，國際社會曾多次證明：即使在大國競爭的時代，人類仍然可以達成共識，為戰爭劃下底線。

今天，人工智能武器化帶來的挑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因為它觸及了“誰決定生死”這個最根本的問題。如果我們把決定權交給了機器，那我們不僅輸掉了戰爭，更輸掉了人性。

中國有句古訓：“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在人工智能武器的時代，這句話需要新的解讀：技術雖強，失德必危；戰爭雖遠，忘約必近。

中國完全有能力、也有責任，成為那個在技術懸崖邊拉住繮繩的力量。不是為了某一個國家的利益，而是為了整個人類文明的長久生存。畢竟，當《終結者》的場景不再只是電影時，沒有哪個國家、哪個人，能成為真正的贏家。

（作者係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