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為何要譯作“Xiqu”而非“Chinese opera”？德國觀眾為何在觀看越劇《梁祝》時離席抽泣？美國導演如何在中國找到破題之方？

正在上海舉辦的首屆中國戲劇梅花獎國際化優秀劇目展演中，一樁樁劇壇往事作為鏡鑑被重提。中外戲劇人共同探尋，中國戲劇如何走出“平等對話”的國際化新路徑。

譯名之變

2011年9月在廈門舉行的第33屆世界戲劇大會上，國際戲劇協會與中國戲劇家協會共同將戲曲的英文譯名定為Xiqu，而非被更多使用的Chinese opera（中國歌劇）。相應地，各戲曲劇種也用音譯，如京劇是Jingju，而非Peking opera（北京歌劇）。

“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立的表演藝術組織，國際戲劇協會認為有必要讓國際社會對戲曲有一個更深層的認識。”國際戲劇協會總幹事陳仲文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那次正名不僅關乎術語準確，更是維護文化多樣性、促進藝術平等交流的實踐。”

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藝術總監、劇作家喻榮軍認為，將戲曲譯為Chinese opera，是將其強行納入西方歌劇框架，人們會以歌劇標準審視戲曲，如追問戲曲是否有女高音、是否有指揮等，這容易導致戲曲被視為一種帶有東方特色的歌劇變體，其獨有的“唱唸做打”美學體系被遮蔽。

“這不僅是一個翻譯問題，更是一次平等化的文化正名，有助於戲曲在世界舞台上建立自己的定位和話語體系，從而體現中國的文化主體性。”他說。

事實上，類似情況早有他山之石。日本四大古典戲劇，能（Noh）、狂言（Kyogen）、歌舞伎（Kabuki）、人形淨琉璃（Ningyo Johruri Bunraku）的英文名都使用日語音譯，並已取得國際共識。

在術語翻譯上“正名”，更需在美學闡釋上“立言”。

上海崑劇團黨總支書記張詠亮表示，戲曲的美學與西方戲劇迥然不同——一根馬鞭象徵千軍萬馬，幾步圓場代表萬水千山，只有清晰傳遞這種寫意、簡約、含蓄的美學特徵，才能真正幫助海外觀眾理解戲曲這門藝術。

“與戲曲這種傳統藝術形式相遇的價值，並不在於將它轉化成我們熟悉的事物，而在於理解它承載的藝術哲學、身體經驗、美學體驗、文化記憶。”陳仲文說。

情感之通

多年前，浙江小百花越劇團攜新版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赴德國威斯巴登演出。雖然票賣得不錯，時任團長茅威濤仍忐忑於當地觀眾的反響，直到聽朋友說了一件事。

演出進行到“樓台會”段落，朋友發現一名外國觀眾離席，追出劇場竟看到她在偷偷抽泣。交談中，這名女士說因為太難過，怕哭出聲來影響其他觀眾。面對是否看懂的詢問，她說：“當然看懂了。一個人失去摯愛時的那份疼痛，全世界的人是一樣的。”

以自己的方式表現人類共通的感情，正成為中國戲劇融入世界劇壇的文化自覺。

“我們只是用中國傳統的戲劇藝術來外化出一個愛情故事。”10餘年後憶起這段往事，茅威濤仍然感慨萬分，“語言不是問題，法語音樂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在中國也很受歡迎。”

法國利摩日法語區藝術節藝術總監哈桑·卡西庫亞泰同樣認為，語言不是外國觀眾欣賞戲曲的障礙：“全世界最容易讓人共情的莫過於愛、善良、智慧等人類共通的情感和品質，而戲劇正是它們的凝練表達。”

中西方戲劇對於人類情感的共鳴，也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和審美取向。同是講述生死愛情，莎翁筆下羅密歐與朱麗葉走向現實性的悲劇終結，但崑曲中杜麗娘與柳夢梅能超越生死相愛，越劇裡梁山伯與祝英台更化蝶重生，這體現了中國人的浪漫想象與樂觀精神。

“戲劇自誕生以來，就是作用於人的精神和心靈的。”中國戲劇家協會顧問、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羅懷臻表示，新的時代條件下，戲曲工作者應深入挖掘並闡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獨特的東方敘事與全球觀眾對話。

豫劇《程嬰救孤》彰顯中華民族的大義擔當；舞劇《朱䴉》傳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願景；京劇《鎖麟囊》蘊含東方智慧的處世哲學；秦腔《再續紅梅緣》詮釋堅貞不屈的紅梅品格……

“本次展演的10個劇目，從不同角度展現了中國人看待生命、理解世界、表達情感的獨特方式，希望各國戲劇節與藝術機構負責人通過觀看演出和對話交流，更好走進中國戲劇的美學世界。”中國劇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陳涌泉說。

合作之融

中外戲劇交流史上，兩段傳奇讓人津津樂道。

18世紀30年代，紀君祥的雜劇《趙氏孤兒》經傳教士翻譯傳入歐洲，其弘揚的忠義與犧牲精神與歐洲啟蒙思想倡導的理性價值觀相契合，引發伏爾泰等多位歐洲作家的改編熱潮，為歐洲戲劇注入新的題材與思想元素。

20世紀30年代，梅蘭芳先後訪問美國、蘇聯，不但演出一票難求，更獲得卓別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布萊希特等名家的推崇，對西方戲劇產生了深遠影響，為其反思自身傳統、革新理論與實踐提供了一個非寫實美學的東方參照。

面對全球化語境，除出國演出的慣常方式外，合作創排日益成為中國戲劇“借船出海”的新路徑。

薩摩亞藝術家與中國四川涼山演員合作的《星迴》，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永恆的哲學命題；法國導演和中國演員合作的《悲慘世界》，結合現實主義表演風格與法國戲劇理念；中國導演執導匈牙利演員的《聖·拉茲洛國王》，融入戲曲的唱法和表演程式；中國導演執導希臘演員的《趙氏孤兒》，雙語呈現古老的“復仇難題”……這些演出實現了中外戲劇的藝術融合，使中國戲劇以多種方式“化”入世界劇壇。

當然，真正的跨文化交流絕非單向輸出，而是在對話、碰撞中彼此激發，共同生長。這種雙向奔赴正在重塑中國戲劇與世界的關係。

2009年6月，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導演系主任莉茲·戴蒙德，應邀赴上海戲劇學院參加首屆國際導演大師班。彼時，她正準備指導本校學生排演莎翁戲劇《冬天的故事》，但苦於找不到教學思路，還擔心在中國的教學影響本職工作。

“當看到中國學員創作出五個風格迥異的、尤其是融合話劇與戲曲語彙的表演片段，戴蒙德激動不已，認為每一個片段都是絕妙的導演構思和樣式創造，為她回國教學解困。”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主任盧昂回憶道。

“文明因交流而豐富，因互鑑而多彩。”陳涌泉說，期待中國戲劇界與更多優質國際戲劇節平台加強合作，在更廣闊的國際舞台上激發新的靈感、結出新的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