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浸會大學創新及轉化研究院 童祁

引言：當新質生產力遇見文化出海

今年五月交相輝映的深圳文博會與香港文博會，已成為觀察大灣區文化高質量發展最生動的窗口。在這場雙城盛事中，從多模態人工智能的數字交互，到前沿潮流文創的國潮創新，科技與文化的跨界交融處處涌動。這不僅集中展現了技術對傳統藝術的重構，更讓外界清晰地看到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與“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雙重戰略重疊。長期以來，這兩大定位在特區政府的統籌下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在本地產學研的微觀實踐中，兩者仍有待形成更深層次的合力——傳統的科技轉化往往偏重於生物醫藥、微電子等硬科技賽道，而文化交流則多聚焦於傳統藝術展覽與演藝層面。然而，隨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空間計算與具身智能加速重構全球文化產業鏈，下一輪文化話語權的競爭，已不僅是故事內涵的解構，更是科技載體與商業轉化效率的對決。在“十五五”規劃強調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與深化制度型開放的宏觀背景下，將科技與文化深度耦合的“文化科技”（CultureTech），正是香港最具非對稱優勢的突破口。香港亟需拓寬產學研視野，將自身打造成無可替代的“數字文化超級聯繫人”，以高效的科技轉化機制，賦能中華文化高質量全球出海。

一、獨特底氣：香港發展文化科技的非對稱優勢

作為連接內地與全球的橋樑，香港在發展數字文化產業上擁有不可替代的機制與生態優勢。其核心優勢在國際規則銜接與離岸版權交易體系。中華文化資源如故宮、敦煌及非遺IP的全球商業化，離不開與全球市場接軌的商業框架。香港依託普通法系，擁有高度國際化的知識產權保護條例、資產估值與仲裁機制。這使得內地的文化IP在港完成科技賦能後，能夠無縫對接國際商業慣例，迅速獲得全球資本與跨國市場的制度信任。

在此基礎上，香港作為國際數據樞紐，更具備數據要素雙向開放的獨特離岸合規環境。在多模態大模型演進高度依賴高質量數據集的當下，香港既能高效承接內地深厚的文化數據溢出，又能完美對接國際數據安全與隱私標準，是開展文化AI大模型跨國訓練與跨境應用的理想試驗場。

這種規則銜接與數據優勢，最終在香港敏捷的市場轉化能力中得到閉環。縱觀全球數字文化巨頭的發展，其核心在於硬技術、好故事與快迭代的三位一體。香港作為離岸金融中心，天然具備將高校實驗室裏的前沿算法快速封裝為高流量商業產品的全鏈條金融與市場生態。

二、透視現實：偶發性爆款與系統性轉化的代溝

審視香港當下的文化科創本地版圖，一個鮮明的悖論正橫亙在產業發展面前。一方面，香港從來不缺引領全球潮流的創意土壤與頂尖創作者，近年來風靡全球的潮流玩具IP“Labubu”便是本土藝術家設計才華的典範。然而，Labubu的全球爆發，本質上是“香港原創內核”成功對接到內地潮玩大廠強大的供應鏈、資本與全球發行管道後的共贏成果。這一經典案例恰恰揭示了香港文化創科的結構性痛點：這種兩地優勢的深度耦合，目前仍高度依賴於藝術家的“個人偶發機遇”，在香港本地並未能轉化為系統性、規模化的產業聚攏效應。由於缺乏常態化的雙向對接機制與本土數字文化的產業鏈支撐，許多優秀的本土創意與前沿科研成果依然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態。

這種產業端的“系統性不足”，在產學研轉化的微觀實踐中，則映射為外部評價體系與傳統資助機制的客觀掣肘。長期以來，社會各界及現行的創科評估機制，往往高度向生物醫藥、微電子、先進材料等有明確靜態專利指標的傳統硬科技賽道傾斜。相比之下，外界對於“文化科技”或“藝術科技”（ArtTech）作為新質生產力核心組成部分的戰略價值，在資源配置上仍缺乏相應的傾斜力度。這使得高校在推動相關前沿領域的知識轉移時，往往面臨着缺乏針對性資助渠道的現實挑戰。

這種外部支撐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前沿科技與文化場景的深度融合。許多涉及多模態大模型、計算機視覺、觸覺交互等有望重構文化敘事方式的底層前沿算法，在大學實驗室內往往因為缺乏專項的跨學科轉化資金與跨界大廠對接渠道，難以在早期實現與文化、遊戲或互動娛樂具體業務場景的精準對齊。這導致大量的優質科研成果無法像頂尖文創IP那樣，在孵化初期就順暢融入兩地產業鏈的浩大勢能中，這也正是本港產學研轉化亟需在“十五五”開局之年破局的方向。

三、破局之策：如何構建香港的文化科技轉化新生態

要打破外部資助機制的客觀掣肘，併為兩地產業的常態化耦合搭建橋樑，香港亟需在產學研機制上實施一場由政策引導、市場賦能的生態重構。首要的突破口在於優化現有的創科資源配置，組建跨主體的文化科技聯合加速平台。特區政府應當發揮政策引導的槓桿作用，改變過去各高校科技轉移工作受限於單一資助渠道的被動局面。通過由教資會或創新科技署設立專項的“文化科技轉化與藝術創科基金”，引導並鼓勵將跨高校的多模態大模型、計算機視覺、區塊鏈等硬核工程實驗室，與文化創意、數字媒體領域的頂尖院系進行跨校、跨學科的深度綁定。通過引入專業化的聯合孵化機制，配置兼具技術背景與國際商業經驗的“科技經理人”團隊全程陪跑，才能將高校積壓的底層前沿算法，精準轉化為能夠賦能潮流文創的數字生產力。

在此基礎上，香港必須積極引入國際科技大廠與成熟商業引擎的戰略視野，探索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大灣區文化IP數字化共創機制”。我們要改變過去單純依賴高校自籌或政府單向補貼的模式，推動高校創科平台、跨國風險投資與數字娛樂巨頭共同設立定向創投基金，建立“香港研發內核、大廠賦能運營”的常態化對接管道。我們可以嘗試由政府與行業協會牽頭，將諸如“Labubu”等本土頂尖潮流文創IP，以及內地深厚的傳統文化資源進行數字化版權解構，作為“共享試驗場”向高校科研團隊定向開放。通過聯合實驗室或工程中心的模式，將高校的圖形渲染、人機交互等前沿技術直接置入大廠成熟的全球發行管道中，以清晰的市場反饋和全鏈條的供應鏈支持，倒逼學術界的成果快速轉化為高流量、高增值的數字文化產品。

這種市場化的共創最終需要在一個安全合規的環境中落地，這要求香港充分發揮自身制度優勢，積極打造全球“離岸AI文化合規沙盒”。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發展的今天，全球數字文化產業正面臨數據版權歸屬與跨境模型訓練的共同挑戰。香港應當依託普通法系、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國際營商環境，率先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關鍵節點，建立一套既鼓勵跨國大模型訓練又確保版權合規的離岸制度沙盒。這一機制可以允許高校科研團隊與內地文創企業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利用豐富的文化數據集進行大模型研發，並在港完成國際化的版權認證與合規審計。此舉將吸引全球頂尖的AI創客團隊以香港為跳板，開發下一代互動敘事與虛擬現實產品，從而在合規安全的前提下駛向全球藍海。

結語：在智能科技與數字文化深度融合時代彰顯香港擔當

當前，人工智能與前沿數字技術正加速與實體經濟、文化產業深度滲透，智慧旅遊、數字創意與數字貿易正在重塑全球文化產業鏈。對於身處國家創新戰略前沿的香港而言，這不僅是一個科技爆發的時代，更是一個倒逼我們打破體制壁壘、重塑產學研治理格局的轉型期。

客觀而言，從打造“Labubu”式的潮流爆款到實現中華文化的廣泛傳播，其核心競爭力已不再侷限於單項創意的偶然突破，而在於能否構建一個要素集聚、自我進化的創新生態系統。在國家深化制度型開放與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宏觀框架下，香港科技轉化的視野應當走得更遠、站得更高。

面對“十五五”規劃賦予的高質量發展新使命，香港唯有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超大規模市場與完備產業體系的深度耦合優勢，通過制度創新激活高校科研人員的創新活力，將自身真正打造成無可替代的“數字文化超級聯繫人”。這不僅將為香港自身的創科轉型注入獨特的文化內涵與增長動能，更將在服務國家“文化出海”戰略、提升中華文化國際話語權的宏觀大局中，交出一份彰顯香港擔當的時代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