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崑

近期社會輿論聚焦於民主黨未獲提名出戰區議會選舉一事，社會就此出現兩極聲音。一種聲音是揭露民主黨多年來政治計算的惡行，未獲提名“入閘”實屬咎由自取，此一觀點實屬正確，筆者毋須重覆相同觀點；另一種聲音是指控北京乃至愛國陣營，在2010年民主黨與中聯辦開啟溝通會面以促成民主進程之路後，接連受到本土激進派的連番攻擊，北京及建制派未有施以“緩手”，導致溫和民主派“和理非”路線受到排斥，引發激進思潮在後來的急速膨脹。故此，北京有道義上的責任“照顧”民主黨的政治利益。

筆者對於後者的意見頗有一番感受，這是由於2010年可算是香港政局的關鍵轉捩點。當年1月，時任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兼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決定訂立表決“死線”，限制議員發言以阻止拉布，而她所屬的民主黨是支持通過高鐵撥款，在大是大非的關鍵節點上就事論事，未有與本土激進派合流“為否決而否決”。需要知道的是，當時的政治氣候絕對是“立場先行”，民主黨未有以政治利益為掛帥，當時勇氣實屬可嘉。

直至當年的6月，政改方案獲得民主黨的支持，得以在立法會獲得通過，才可使香港政制有循序漸進邁向普選的空間，當時是香港整體社會樂見的結果。事實上，筆者當年是身在遮打花園現場（註：舊立法會大樓旁），作為“政制向前走大聯盟”的參與人，親眼目睹劉慧卿走出立法會並向愛國陣營請願區的支持者揮手，表示未來民主黨與愛國陣營是可以有更多合作的空間，而愛國陣營支持者當時亦以掌聲回應並肯定劉慧卿的善意舉動（註：當時為政改方案表決前夕）。當年這兩大政治事件，促使社會大眾的主流意見認為，“和理非”的民主路線是阻止社會分化並走向政局大和解的唯一方式。

可以說，民主黨當時是可以藉由向北京釋出更多誠意，引導泛民主派走向和平、理性、務實的民主道路，推動香港社會向前走。但後來的政局發展出現急劇變化，問題關鍵在於民主黨未有“釋出更多”誠意，才導致其黨走到今天的惡果。

政黨的影響力以至“生死存亡”，是與議席（立法會及區議會）的多寡有不可或缺的必然關係。由於當年民主黨支持高鐵撥款，以及政改方案得以通過，民主黨受到本土激進派的連番追擊，“和理非”路線受到泛民主派普遍質疑，導致2012年民主黨的立法會選舉受到拙敗，失卻泛民主派的統領地位。更甚者，民主黨於選舉結果後，多次高調表示當年與中聯辦的會面是錯誤的判斷，後來的局面更是演變為民主黨走上兩面不是人的尷尬路線。

不過，一切皆是民主黨咎由自取，怪不得人。必須指出的是，不僅是在2010年政改方案提出的關鍵之年，北京其實早在回歸以來，多次向民主黨釋出善意，或明或暗地指出民主黨必須與支聯會“割席”，這是構成雙方信任的基本條件。

這裡必須嚴肅地指出，這一基本條件是與政黨的行動綱領以至香港社會的整體繁榮與穩定有高度必然的關係。支聯會每年的“六四晚會”是作為統領本地以至海外華人民主力量的大型集會，在一定程度上與海外的分離勢力有特定的內在聯繫，因而受到全球媒體的注視，民眾亦注意到支聯會的其中一條行動網領為“結束一黨專政”。對於北京來說，這不僅是在威脅全國政局的穩定，稍一不慎更會助大國內分離主義的勢力，危害社會大眾的生命安全。

我們不能看輕一個政黨或組織所倡議的行動綱領，而行動綱領可以指是政黨或組織在一定的時期內，按照其規定的目標或願景而須落實的行動。簡單地說，結束一黨專政絕對是支聯會要“履行”的行動目標。按照現今政局的結果倒推來看，支聯會過去高呼的行動綱領口號，是不斷地向社會大眾以至青年學子描繪“終結政權”後的美麗新世界圖像，如果我們只是輕描淡寫地認為“口號只是口號”，並不構成實際影響，這是非常錯誤的觀點。

2009年始起反高鐵運動，2010年違法公投運動、2012年反國教運動，以至2014年違法佔中運動等等，無一不是泛民主派在學界號召青年學子執行其運動目標，以達到其政治目的。說白了，當口號落實成為行動綱領，是很容易在社會大眾當中形成一鼓作氣的政治風潮，風潮構成行動，從而引爆一次又一次的大型社會運動。

對於北京以至本地的愛國者來說，民主黨即使在其宣言、政綱以及行動綱領上表達了“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從未公開表示過“割斷”與支聯會的密切關係，不僅未曾嚴肅指正支聯會其行動綱領的錯誤示範。更甚者，過去民主黨更是傾全黨之力參與支聯會的年度集會，以行動支持其所倡議的行動綱領。

進一步說，從民主黨整體的路線演變來看，可以指出其黨格一直在作出政治利益的算計。首先是怯於選舉錯敗後失卻統領民主派的地位，繼而主動截斷與北京更進一步的溝通渠道；其次又怕得失本土激進勢力的支持，容許黨員以個人身份參與2019年“黑暴”運動（註：早於2009年反高鐵運動，民主黨已默許黨員以個人身份參與運動）；最後就是今天想在選舉留存政治影響力，多次表達民主黨的“和理非”路線卻未能“入閘”的無奈。因而，社會大眾是有合理質疑民主黨參與選舉的誠意與正當性。

說實話，2010年北京容許中聯辦與民主黨進行會面，是未曾設定會面的先決條件，包括民主黨必須與支聯會割席，這充分顯示北京一直釋出最大程度的善意，希望香港有穩定向前的民主進程。惟民主黨最終未有依社會大眾利益為依歸，主導泛民主派抗拒與激進勢力的合流，更未有對個別黨員的過激言行與荒腔走板的行徑作出譴責或予以追究。這不僅失去民心，更失去政黨應有的黨格。

歷史沒有如果，但假如歷史可以重來，只要民主黨堅持肯定2010年政改方案與中聯辦會面的成果，緊扣與北京的溝通路線，激進主義勢必未能形成後來一發不可收拾的勢力。所以，一直算計政治得失的民主黨，面對今天自身的困局，是過去歷史對其進行公允的清算。

（作者係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