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老幼俱易新裝，家家遍懸彩燈

“台灣人一致的願望”

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署，清政府被迫將台灣、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自此台灣開始了長達半世紀反抗日本佔領、殖民統治的鬥爭，祖國大陸也一直在為收復台灣殫精竭慮，尤其在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國收回台灣的目標更加明確。

1941年底，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宣布“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關係者，一律廢止”，割讓台澎的《馬關條約》自然也在廢止之列。1942年4月間，重慶掀起一場聲勢頗大的光復台灣宣傳運動，國民政府軍政要員如孫科、陳立夫、馮玉祥等，或發表廣播演說，或出席宣傳集會，或撰寫紀念文章，闡述收復台灣的意義。1942年11月，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明確表示，“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台灣及琉球，朝鮮必須獨立”。國民黨前主席連戰父親連震東當時還撰寫了《日寇佔領前的台灣》：“台灣必須歸復中國，這是台灣人一致的願望，筆者敢負責任代表六百萬台胞的斷言……戰後台灣必須歸復中國，是最自然的歸結，本不需再加以討論或主張的。”此文在當時引起很大反響。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領導人在開羅召開會議，會後發表《開羅宣言》明確規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如滿洲（中國東北）、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自此中國收復台灣已成定局，為保證接收工作順利進行，蔣介石1944年3月批准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簡稱台調會），由陳儀任主任委員。

陳儀曾擔任福建省主席，非常關注台灣問題。1935年他赴台灣考察，返回福建後撰寫了《台灣考察報告》。台調會成立之初的人員，基本上都是陳儀任福建省主席時的班底，後來增加李友邦、丘念台等台籍人士。台調會成立後，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收集台灣有關資料，到1945年3月，共編成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行政制度、財政金融、貿易、交通、教育等概況資料19種，40多萬字；分類譯出台灣民政、財政、金融、司法、農林牧漁、工商交通、教育七大類法令，約150萬字。二是培訓接收人員，由陳儀牽頭，在中央訓練團舉辦“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招收學員120人，分為民政、工商、交通、財政、金融、農林、漁牧、教育、司法各組訓練，為期4個月。此外還舉辦銀行訓練班以及“台灣警察幹部講習班”等，為接收工作準備了一些骨幹。三是起草《台灣接管計劃綱要》，內容涵蓋內政、外交、軍事、財政、金融、工礦事業、教育文化、交通、農業等15個方面，成為戰後接管台灣的指導性文件。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政府光復台灣正式進入實施階段。當月24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常會、國防最高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表示，台灣不回到祖國懷抱，國家的獨立自由就無從談起，抗戰的目的亦無從達成。他要求全力以赴，完成台灣的光復工作。3天后，蔣介石正式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併兼任警備總司令。9月1日，警備總司令部在重慶成立。

“祝賀的報道在紙上跳躍”

日本投降後，中國戰區劃分為16個受降區，台灣、澎湖為第16受降區。1945年9月9日，長官公署祕書長葛敬恩作為台灣省代表，赴南京參加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他還約見了代表台灣日軍投降的日軍駐台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要求其作好中方入台接收的準備工作。9月14日，中國空軍第一路軍司令張廷孟率部飛抵台北。有報紙報道當時的情景稱：“飛機降落在機場上的一剎那，早已等候在機場上的同胞報以熱烈的掌聲與激情的歡呼。美麗的澎湖，風光旖旎，海港的雄壯，和島上七萬多同胞迴歸祖國的激動心情，非筆墨所能形容。”一下飛機，張廷孟就令前來迎接的台灣總督安藤利吉降下機場上的日本國旗，升起中國國旗。這也是日本投降後第一批入台駐防的中國軍隊。

1945年10月17日，國民政府派往台灣接收的陸軍70軍經過四晝夜的海上顛簸，終於在基隆港登岸。當時的《台灣新報》在頭版頭條刊登消息：“全省待望之中國軍隊，今天將登陸於基隆。”台灣民眾聞訊蜂擁至基隆碼頭迎接。1945年10月23日，由26艘登陸艇組成的船隊自閩江口的馬尾港開航，浩浩蕩蕩地向台灣進發。謝東閔、連震東等十餘位台籍人士乘指揮艇，隨船隊前去台灣接收。

曾任台灣省主席的謝東閔因不甘受日本人統治，曾到祖國大陸求學，並一直從事抗日鬥爭。他在《歸返》一書中寫道，“回憶二十年又六個多月以前，我懷着不受異族統治的心情從此地出海，現在能滿心愉悅地從這裏踏上芬芳的家鄉泥土。我也想起五十年前，祖父看到日本佔領台灣，而今我卻看到日本人被逐出台灣，撫今追昔，怎麼不喜極而激動？”

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原主席張克輝曾回憶說：“我們回彰化，火車站到我們學校，還要走30分鐘，一路大家非常熱鬧，拿鞭炮呀，敲鑼打鼓啊，這時候，祖國萬歲在那裏喊。”作家吳濁流說：“由於能夠盡情自由地寫新聞的關係，心情就像是小鳥飛出鳥籠一般。每天祝賀的報道在紙上跳躍，顯得異常熱鬧……”台灣民眾阮美姝回憶父親阮朝日當時興奮的情景：“我父親八月十五日竟然跳回來，人還沒進門就聽到他的聲音，大聲說我們迴歸祖國了，我們要做中國人了，不再做日本人!”

“50年的‘皇民化運動’一天就被風吹掉了”

1945年10月25日上午，中國戰區台灣省對日受降儀式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隆重舉行。受降當天，公會堂門口牌樓上“慶祝台灣光復”6個大字格外醒目，大廳台上懸掛着孫中山先生像，台上還有象徵勝利的“V”形圖案。

上午10時，禮炮齊鳴，中國受降主官、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宣布：中國戰區台灣省對日受降典禮正式開始。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用毛筆顫抖地在受領證上簽字蓋章，據史料記載，安藤利吉體肥、頭大、頂禿，一言不發，垂頭喪氣，執筆簽署降書，即時退席。短短5分鐘，受降典禮結束。陳儀即席發表廣播講話，並代表中國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周知。”

下午3時，台灣各界人民代表在公會堂舉行盛大的台灣光復慶祝大會，陳儀率黨政軍及各方代表出席並致祝辭。有記載稱，台北40余萬市民，“老幼俱易新裝，家家遍懸彩燈，相逢道賀，如迎新年，鞭炮鑼鼓之聲，響徹雲霄，獅龍遍舞於全市，途為之塞”。台灣學者戚嘉林回憶說，那一天，整個台北市都沸騰了，“50年的‘皇民化運動’一天就被風吹掉了”。當時還在中學讀書的廖天欣回憶起在雜誌上看到的文章《光復的意義》，他清楚地記得這段話：“我們在台灣光復的時候，所發現的第一個事實是民族精神的振興，第二是國土的重圓，第三是家人再聚，第四是統一的國家。”

重建中華文化是“重中之重”

10月29日，陳儀頒布訓令“除軍事部分由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負責接收，另令指示外，其原總督府及其所屬各機關文件、財產及事業等項”統歸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隨後，接收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其中，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建立台灣地區軍事接收委員會，開始接收日軍軍用物資。有記載說，“當時在台日軍，尚有16萬餘人，日人亦有29萬餘人，合計有45萬8千餘人，糧足，軍器尚完備”。經過幾個月的時間，共計接收飛機890架、船舶525艘、各種車輛2097輛、各種炮1315門、槍13萬餘支、彈藥680多萬發等。這項龐大的工作到1946年1月底全部完畢。至於日俘、日僑，自1945年12月底開始遣返，1946年4月底基本完成遣返工作，原計劃遣返16.7萬人，實際遣送16.56萬人。

日本在殖民統治末期為進一步同化台灣人，開啟了所謂“改姓名”運動。但多數台灣人消極應付，《台灣日日新報》1944年1月的報道稱，1940—1943年，更改姓名人數有12萬多，約佔台灣總人口的2.06%。1945年12月12日，台灣公布了《台灣省人民回覆原有姓名辦法》，宣布“凡台灣人民使用之姓名為日本式者，統准予在三個月內向所在村（裡）辦公處申請回復原有姓名，山地同胞無原有姓名者，準參照中國式姓名方式自定姓名”。1946年1月12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又頒布《恢復台灣同胞國籍令》，宣布“台灣人民原系我國國民，因受敵人侵略，致喪失國籍”，茲國土重光，其原有我國國籍的人民自1945年10月25日起應即一律恢復我國國籍。

台灣當時剛擺脫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百廢待興，但消除日本文化的影響、重建中華文化被認為是“重中之重”。陳儀曾在給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的信中寫道：“台灣收復以後，應做工作自然很多。但弟以為最重要的一種卻是教育。台灣與各省不同，他被敵人佔據已四十九年。在這四十九年中，敵人用盡心計，不斷施行奴化教育。不僅奴化思想而已，並禁用國文、國語……這真是十二分的危險。”

1946年4月，行政長官公署成立了“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藉由國語講習班、說國語運動等做法強力推行國語，同年9月更進一步禁止台灣人說日語、廢止報紙日文版等。陳儀還決定設立編譯館，並邀請同鄉好友許壽裳到台灣主持這項工作。1946年6月，許壽裳從上海飛赴台北，出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復中文的母語地位。許壽裳認為，台灣需要“把已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肅清，同時提倡民主，發揚科學，於五四時代的運動目標以外，還要提倡實踐道德，發展民族主義”。台灣省編譯館在1947年5月因“二·二八”事件的影響被撤銷，雖然只存在不到一年，但它為當時台灣社會文化重建、“去日本化”以及“再中國化”立下汗馬功勞。

此外，台灣省有關部門還更改帶有日本殖民色彩的地名。長官公署於1945年10月公布《台北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從台北、基隆、高雄三地做起，規定在縣市政府成立兩個月內，將所有街道的日本名稱一律改為具有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揚“三民主義”或紀念重要人物的名稱。其中，台北市設立中山路、民族路、民權路、民生路等，其餘多為大陸省會和重要城市名，如南京街、重慶街等等，其他縣以上城市幾乎也都有中山路。《民報》還提到，當時新竹市政府下令嚴禁市民穿日本式兩齒木屐，中式無齒木屐則不在限制之列。1946年，10月25日被台灣省政府定為“台灣光復節”。

“勝利歌兒大家唱，台灣光復不能忘”

今天是台灣光復80周年紀念日，我想從台灣光復與抗戰勝利、台灣光復與中華民族、台灣光復與反“台獨”鬥爭三個方面，簡要講述台灣光復的歷史故事和歷史意義。

一、台灣光復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成果之一。1945年10月25日，“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在台北舉行，“慶祝台灣光復”的標語張貼於會場最高處。同日，台灣台中地區隨後舉行慶祝台灣光復大會，大會主席說：“今朝舉行在台日軍之降伏式，典禮隆重，意義淵深。台灣光復，於是名實雙備”。

說來頗有意思，在日語裡“降伏”是“光復”的同音詞，在中文裏“日軍降伏”是“台灣光復”包含的本來應有之義，“勝利”則是“台灣光復”慶祝活動的基調，如《台灣光復節歌》所唱“勝利歌兒大家唱”。

舉例言之，1945年10月25日即台灣光復當天出版的《前鋒》光復紀念號，刊有作者署名為“介舟”的《台灣光復歌（擬民間歌調）》：“五十年台灣，六百萬同胞，現在復歸咱祖國！這可比，撥開雲霧，解消風雨，霎時間重見天日！可恭喜，出頭天，莫非是天有理，也是祖國大犧牲所致。着認真，着知己，守禮節，知廉恥，再建新台灣。”又刊有作者署名為“孔乙己”的《台灣光復》：“蓬萊寶島，賊據多年。民生困極，復見青天。如今光復，玉露均沾。山川煥色，草木增妍。三民善政，無私無偏。光華若日，照徹群邊。”陳茂雲《國語會話讀本》（台北國語普及會1945年版）書前有羅家倫作詞、闕仲瑤譜曲的《凱歌——為勝利而歌唱》，歌詞唱道：“勝仗，勝仗，日本跪下來投降。祝捷的炮像雷般響，滿街爆竹煙花飛揚。漫山遍野是人浪，笑口高張淚如狂。向東望，看我盟軍浩浩蕩蕩掃殘敵，如猛虎驅羊踏破那小小小扶桑。河山再造日月重光。”閩南語歌仔冊《西歐大戰光復新生台灣》（台北新興書局1945年11月出版），在唱完“西歐大戰”後，轉而唱“光復新生台灣”，歡呼、興嘆道：“台灣澎湖愛歸宗”，“日本以經（同“已經”——編者注）無政權，咱個台灣免伊管”，“講咱中國真勇敢，萬項忍耐有所望”，“台灣着是美齡島，蓬萊寶島未僥（意為“不會”——編者注）顧。台灣割乎伊明治，天理有報照無論，天地替咱民報冤，黃金看做赤仁涂，頭尾以經五十年。到今大漢出頭天”，“咱是一等個國民，盡忠報國常要緊，同胞心肝卻相瓦”。

二、台灣光復增進了台灣同胞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1945年1月15日，台灣同胞、清末秀才汪受田（字藝農，台灣進士汪春源長子）在《台灣研究季刊》創刊號發表《台灣收復後之文化消毒運動》。其文略謂：“台灣同胞，離開祖國懷抱，快要五十年了。在這五十年中，他們並沒有一天忘懷祖國，表現在剛淪亡的三十年內，不斷髮生過轟轟烈烈的抗日革命運動，雖然在侵略者暴力壓制之下，沒有獲得成功，但這種革命高潮，卻深深地醞釀。一直到了祖國發生神聖抗戰的今日，更具體的有計劃的在準備行動。現在抗戰勝利的路程，已經一天接近一天，同盟國在海上佔絕對的優勢，台灣該是接近收復的時期了，這不僅是祖國同胞的熱望，而且是六百萬台灣同胞迫切的願望和要求。台灣不論在地理上、歷史上，都是中華民族生存上不可割裂的部分，在距今一千年已經有我們先民開墾的足跡，它和福建僅隔一衣帶水。”文中又謂：“凡事預則立，教育是建國的基礎，特種教育的實施，尤為台灣收復後的一支清血劑，非有精密的計劃，和淺近易行的方法不可。台灣同胞本來具有豐富的愛國心情，在歷史上曾為扶明覆國的最後堡壘，今後必為海上擊敗日本的前鋒，雖然經過敵人五十年的毒化，但今日台灣同胞，依舊保留着中華民族的血素，他們熱情愛國的胸懷，是永遠不會磨滅的，主要的是在我們怎樣去啟迪他、扶助他。”汪受田於此一再提及中華民族：“台灣不論在地理上、歷史上，都是中華民族生存上不可割裂的部分”，“今日台灣同胞，依舊保留着中華民族的血素，他們熱情愛國的胸懷，是永遠不會磨滅的”。

1945年10月18日，《台灣新報》載《高山兄弟歡天喜地》，其文曰：“我三星期以來，巡訪新竹州下竹東、大湖及蘭陽方面的山界。各地的高山兄弟，聽到日本降伏之喜訊，也同我們兄弟一樣，手舞足跳。他們極喜歡，切實要變中華民族，這樣希望也要本省人後援始可達其目的。又關於‘高砂族’的名稱也希望抹消，叫做山的兄弟可也。山的兄弟有日中（近日）遣代表要歡迎陳長官之計劃雲”。此時“陳長官”即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尚未到台主持受降儀式，台灣少數民族便以“切實要變中華民族”而“高興得手舞足跳”，這是值得注意的。日本降伏、台灣光復的消息傳來，台灣各地都在學唱、傳唱《義勇軍進行曲》，“中華民族”也隨《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傳遍台灣各地。

三、台灣光復引發戰後對“台獨”分裂活動的第一回合鬥爭。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召開的“舊金山會議”上，美國代表團就戰敗國部分殖民地的歸屬問題提出了“聯合國託管制度”（又稱“國際託治制”“國際託管制”）案。1945年5月16日，“舊金山會議”尚在進行時，台胞謝東閔在《台灣民聲報》發表《國際託治制與台灣》稱：“我想為不折不扣收復台灣，我們應向國際託治制會議提供備忘錄，重申開羅會議的決定不可更改，同時透徹地說明台灣歷史、民族及地理等，皆與中國不可分，必須保證中國的領土完整，主權神聖”“（國際託治制）台灣除外。因為它攸關中國安全，中國福利；它是百分之百的中國領土。此外，中國自身也要徹底覺悟，要態度明朗，立場堅定。由於國際託治制的提出，我們更覺得中國應準備武力收復台灣；同時在政治上的措施，例如籌備台灣省政府，在‘憲法’列舉條文加入台澎，選擇台胞代表台灣人民參政等，尤迫切需要實施，俾便以公開事實，爭在和平之前，清正世界視聽，杜絕意外之變。”

謝東閔是台灣彰化人，時任國民黨中央直屬台灣省黨部（駐地在福建永安）宣傳科科長。香港《華商報》1946年3月13日第1版載文揭露美國間諜（其中有一名黃姓“美籍台人”）“在台製造託管運動”的內幕。文中記1946年2月14日孫中山之子孫科到達台北，他在台灣的幾次公開講話裡一再“放炮”，怒斥美國間諜。他說：“我深信台灣永屬中國。但是有些外國記者卻製造台灣分離運動的消息，這是荒唐無稽的”“在台灣美國領事館的台籍通訊員，經常供無端消息給美國記者，而這些美國記者卻已戴了有色眼鏡，於是一條條的造謠新聞就出現在外國報紙上”“中國不能容忍外國人來煽動不安，製造謠言，侮辱中國。”該文還報道，台北“中央社”主任葉明勳（福建浦城人，福建協和大學畢業生）也嚴詞怒懟上門“踢館”的美國間諜卡度。

廖文毅是戰後台灣第一波“台獨”思潮的關聯人。台灣光復後，他很快接近和接受“國際託管”“台灣地位未定論”“住民自決”等“台獨”論調。廖文毅組織的“台灣民眾聯盟”於1948年4—5月間在香港成立。該聯盟主張“推翻蔣政權在台的統治，建立代表台灣各階層人民利益的民主獨立政府，待整個中國政治確定走上民主軌道之時，依人民投票以聯邦之一單位加入中國民主聯邦”。1948年5月22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在香港《華商報》揭露：廖文毅及其“台灣民眾聯盟”是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團體”。

在今之台灣，“台獨”分裂勢力妄圖製造對於台灣光復的集體失憶。在我看來，這是有如拔着自己的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民進黨前主席陳水扁說過的話）的。近日，民進黨祕書長徐國勇居然說“台灣沒有光復節”。從徐國勇等人的言行看，“台獨”分裂勢力不僅否認“台灣光復節”，而且否認“日本降伏”的勝利和台灣光復的意義；他們想變為日本人，自外於中華民族；他們從事的是罪孽深重的“台獨”分裂活動。然而，《台灣光復節歌》等“勝利歌兒”80年來一直在傳唱、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80年來不斷在鑄牢、反“台獨”鬥爭80年來從未停止。

今天又逢“光復節”，讓我們高聲歌唱《台灣光復節歌》另一段歌詞：“台灣光復不能忘。不能忘，常思量。”（汪毅夫是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