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常修澤

值此《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研究》叢書出版之機，我想就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發展問題，談談自己的粗淺看法。

立足於國內研究大灣區戰略的實際，我試圖從一個“大時代”的視角，按照縱向的“三個時段”，即過去（八十年代）、現在（近年）和未來（新階段）展開談。這裡貫穿一條線，就是“開放改革，粵港合作”。

一、20世紀八十年代：深圳特區的“新經濟體制模式（蛇口模式）”就是“粵港合作”的早期產物

當前，國內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做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明顯的。這次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的四本《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研究》叢書，就是其中的科研成果。在閱讀的過程當中，我產生一個想法：我們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其“歷史鏡頭”是否再“拉長”一些。

2023 年，我讀了李羅力新著《築夢輝煌：解碼深圳騰飛的奇蹟》。書中，羅力同志以一位“深圳崛起史”的親歷者，運用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揭示深圳40多年來騰飛奇蹟的時代“密碼”和理論邏輯，其中，創造深圳奇蹟的“特區經驗和精神”，本身就滲透了“粵港合作”歷史意涵。我自己對此也有感受。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與今天參會的李羅力、唐杰、郭萬達都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理論研究。1983年，羅力同志先行一步來到深圳調研，他寫了一篇當時有影響的研究報告：《雙重匯率制在經濟特區中對貨幣的影響及其解決辦法》。文中，他對“雙重匯率制”及其“對貨幣的影響”問題，做了考察、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是第二年來深圳調研的。這年春節剛過，谷書堂教授帶領南開大學調研組到深圳調研，當時谷老師分配我重點調研“蛇口”。深入調研後，我感到這裡產生了一個對中國改革頗有啟發的模式，就是蛇口萌發的“政治上社會主義、經濟上類似香港商品經濟的模式”。這是中國第一批改革者把“香港經濟模式”帶入內地，開“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創舉。

有感於此，我寫了一篇論文，題為《蛇口工業區開發建設的基本經驗及其啟示》，並提交當年（1984）在莫干山召開的“中青年改革討論會”。會後，《經濟日報》在“中青年改革討論會論文摘登版公開摘登了這篇論文。

文中引了列寧的話“連馬克思對這一點也隻字未提，沒有留下一段可以引證的數據和無可辯駁的啟示就去世了，因此現在我們必須自己來找出路”。是的，關於未來“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是前無古人的嶄新問題。相反，他們認定，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傳統經濟體制的“基因”，而第一個向這種“體制基因”挑戰的，就是中國深圳的蛇口。

《築夢輝煌：解碼深圳騰飛的奇蹟》第四章第一節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深圳的市場經濟比其他地方搞得更好。其實，這一章題目已經赫然揭示出，“市場經濟：創造深圳奇蹟的立足之本”可以說是抓住了深圳騰飛的“根本”。

研究這一段歷史，有什麼價值呢？這對今天我們研究大灣區有什麼啟示呢？我認為，深圳蛇口開創的新模式內涵之一，就包括“深港合作”，它始於“深”的蛇口，“港”的招商局。正是由於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深港合作”，才使深圳“殺出一條血路”，成為“中國改革第一先行區”。這段歷史蘊含的時代價值，值得今天我們繼續挖掘。

二、21世紀20年代的今天：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既有進展，也有“軟肋”和“短板”

現實怎麼樣呢，看了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的《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研究》叢書，我對大灣區的現狀有了進一步了解。

這套書主題鮮明，它緊緊瞄準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並已列入國家重要的發展戰略。叢書亮點突出，我看了以後歸納為四個字：“一跨三點“。羅力教授這部新作《深港合作：共建跨境高科技產業基地》作的是“跨境研究”，既有深圳一部分，還有香港一部分，赫然列在封面上的，是“深港合作”。

郭萬達教授講的《前海》，劉偉校友講的《南沙》，趙恆煜博士講的《橫琴》，屬於三個點，各有特點，地域上也有代表性。因為粵港澳大灣區 9+2 的“9”可分三組，叢書各找了一個，即：珠江東岸深、莞、惠，找了深圳的《前海》；珠江西岸的珠、中、江，找了珠海的《橫琴》；北邊頂部的廣、佛、肇，找了廣州的《南沙》。這三個點正好形成一個“三角形”，裡面涉及產業發展部分更有鮮活事例，折射了大灣區的改革氣息，很吸引人。

2024年，我實地考察了大灣區9家中的5 家。先是6月份考察了珠江東岸，在東莞觀音山參加“全國縣域經濟發展大會”期間，順便調研了“樟木頭”一帶的最新情況；並在南開校友靳朝暉同學的帶領下，前往深圳理工大學和南方科技大學了解科技創新情況。12 月份，我又由粵西湛江、茂名地區進入珠江西岸，調研了廣州及西岸的珠海和中山，接觸了學界、企業界和政界諸多朋友。

考察之後，我總的看法，一分為二，有成績，也有“短板”。成績方面，比如剛剛發布的《2024中國企業“前十名”》（見下表）：

可以看出，中國企業第一名是台灣的“台積電”，拔得頭籌；深圳騰訊拔得二籌，後面還有深圳的平安保險、比亞迪和華為，深圳作為一座副省級單位，“前十名”中佔居四席，這在中國所有城市中是最多的。這張表反映在整個中國，今天的深圳是站在前列的，其中多是民營企業，也有國有企業。

當然，也要看到問題和軟肋。國內現在存在的幾個軟肋，大灣區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比如經濟放緩、失業較重，特別是民營企業。我認為還是“預期不穩、信心不足”。雖然，信心有一定恢復，但是一些深層問題還沒有解決好。前不久，我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提出了民營經濟發展的六條建議，這裡面有一些需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除此以外，還有資本外流等問題。這些就不多講了。

三、瞄準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三點思考與建議

下一步怎麼辦，這裡提三點思考與建議：

（一）建議重點瞄準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制度問題”。

根據我在幾個省的調研，感到這是當前我國經濟研究中的一個“短板”。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作為一個新的綱領性文件，在貫徹落實中，存在一個值得重視的傾向，就是論及區域發展戰略時存在重政策，輕制度。比如，我到了東北、西南和中部地區調研，他們都是摳住地區牌號詞，包括“東北全面振興取得新突破”、“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和“中部地區加快崛起”等。我說，摳住地區牌號詞是對的，但是，看看中央文件說的可不是這麼簡單。我全段引一下，看看完整的意思是什麼。

“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構建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健全推動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東北全面振興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區加快崛起、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的制度和政策體系”。

很明顯，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中談及地區發展戰略，前面有四個字，叫做“健全推動”，關鍵是後面推動“制度和政策體系”。我認為這段話是一個內在緊密聯繫的邏輯體系，第一段前提是“健全推動”，第二段是各自重點即“地區牌號詞”，第三段“制度和政策體系”是根本落腳點。

在這個“制度和政策體系”中，“制度”是第一位的，“政策”是第二位，不可錯位，不可顛倒。但是據我調研，有些地方好像沒有完全把握精神。例如近來對“自由貿易港”自上而下有個提法，叫作“促進自由貿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我想問一句，開創中國自己的“自由貿易港”，第一位的靠制度創新，還是靠政策落地，為什麼突出提政策，而不提製度，據說已經這麼定了，我說，可否給有關方面提個補充性建議，我們揉和一下，重新界定一下核心政策內涵，把制度裝到核心裡，看看這樣能否緩解一下現實缺憾。

這也值得我們大灣區9+2注意。剛才發言中，綜合開發研究院郭萬達校友十分強調“制度安排”和“制度創新”，我有同感，這對港澳和內地9 家都需要。

現在粵港澳大灣區用的詞叫作“更好發揮高質量發展動力源”，這是粵港澳需要“破題”的地方。京津冀、長三角，加上粵港澳，這是中國內地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大動力源。從實際發展的態勢來看，我個人評估，南邊的兩個（長三角和粵港澳）比北邊的京津冀動力稍足一些，但這三大動力源，怎麼把動力鼓得更足更大，我認為根本是制度。

（二）建議大灣區內地九城市把“要素市場制度”作為制度創新的“攻堅戰”。

既然大灣區發展第一位的是“制度創新”問題，那麼，我們的思路怎麼落到制度方面，怎麼樣增加動力源，中共二十大報告和二十屆三中全會決議都強調指出，要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我建議把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與發揮動力源作用，兩者掛起鉤來研究。

大灣區怎樣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是下一步制度創新和實踐推進的重要問題。七大要素，我把它分為三組，第一組是人本要素，包括勞動力、知識、技術和管理；第二組是物本要素，包括土地、資本；第三組是數據要素。2024 年 6 月，我在大灣區東莞“全國縣域經濟發展大會”闡述了自己的“要素三放論”：

一是，人本要素要放手，就是對於勞動者、知識、技術和管理（企業家）要放手，現在放手不夠，尤其對於知識技術要素，特別是管理要素。直到今天，文件裡面仍然迴避管理要素（企業家市場），這是不可或缺的。大灣區應該在中國爭當“創建企業家要素市場的先鋒”。

二是，物本要素要放活。首先是土地，包括農民的承包地及其經營權要放活，流轉再流轉。還有宅基地的資格權和使用權也要流轉起來，中國這方面的資源閒置相當嚴重。還有資本要素，所有物本要素都要放活，要充分發掘土地和資本的潛能。

三是，數據要素要放量。現在量遠遠沒有釋放出來，尤其是該投入市場的數據要素，要儘快釋放出來。

中國應該成為一個流動的中國、開放的中國。實行“要素三放論”，我們的民族、國家纔有希望。

（三）應對國際變局，建議粵港澳大灣區抓住出“保、進、創”三字訣

第一是保。目前，國際變局愈演愈烈，每天都有新的看點。在大變局當中，中國怎麼辦，怎麼力保國家的安寧，大灣區怎麼辦。

保靠得住的是誰，我寫了一個報告，真正靠得住的還是自己的人民”。我建議，人不分體制，地不分南北，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老子《道德經》第十五章說，‘’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我理解是，天下渾濁，誰能靜之以清。天下安穩，誰能動之以生（生機勃勃）。”這裡有深刻的哲理。

第二是進。從國際秩序來說，進到哪裡去？現在面對二戰以後國際秩序的重新調整、分化組合。在這樣的格局之下，中國作為負責任國家，應積極參與新國際秩序的制定或修訂完善。從地域來說，建議北邊“合作開遠東，穩定東北亞”；南邊“攜手發南洋，鞏固東南亞”。粵港澳大灣區正好在這裡，粵港澳的目光可能需要更多的瞄向南洋。

怎麼發揮大灣區在鞏固東南亞中的戰略作用。綜研院作為中央25 個高端智庫之一，建議與馬洪基金會和綜研院一起，研究怎麼和東南亞建立更廣泛的國家智庫聯盟，其中，特別要關注越南的改革動態。我前不久到湛江雷州半島的烏石港調研，它對面就是越南下龍灣和海防市），那裡的漁民都知道越南的一些“革新”信息，比如官員財產公示、變動國資委等等，我們應及時研究並上報。

第三是創，就是科創。這方面有卡脖子短板。去年我四次去杭州， DeepSeek引起我關注。今年1月13日我發表了文章，建議全省推廣求索模式（見下圖）。我實地看了杭州很受震撼，因為他們提出了人類未來面臨的問題，不只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可能是千年甚至更長。

最近中國科技創新界提出一個“杭州模式”概念。深圳怎麼辦，廣東怎麼辦，大灣區怎麼“鍛長板、補短板”。其實在這方面，大灣區本身就有很大潛力。例如，在珠海就有朱嘉明教授主持的橫琴數據研究院，這是珠海的寶，也是大灣區的寶。最近，嘉明先生在北京中譯出版社出了他的新著，《第三種存在：從通用智能到超級智能》。

我看了此書，感到視野開闊，縱橫捭闔，他提出數千年的人類文明基於兩種存在，第一種是物理性和物質的存在；第二種是精神和意識的存在。而人工智能正在創造“第三種存在”。面對未來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人+環境”的複雜生態系統，大灣區可以大有作為。

（作者係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洪基金會名譽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