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秋紅

2026年2月9日上午，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對與黎智英犯勾結罪相關的三宗案件（統稱“黎智英案”）在前期分案審理的基礎上進行了併案量刑，其中黎智英被判刑合計20年監禁、《蘋果日報》三家關聯公司分別被判罰款3，004，500港元；陳梓華、李宇軒分別被判處6年3個月監禁和7年3個月監禁；張劍虹等6名被告分別被判處6年9個月至10年刑期不等的監禁。黎智英案是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後首例獲判罪成的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案件，該案的量刑裁決系統闡釋了勾結罪量刑的原則與方法，展示了罪刑相適應原則如何在個案中加以實現，充分彰顯了香港高水平法治。

香港國安法與本地法律結合適用

香港國安法第三章第四節規定了勾結罪的構成要件及其處刑問題、第三章第五節則涉及其他的處罰規定。在量刑方面，香港國安法第29條以“罪行是否重大”為標準將勾結罪的量刑檔次分為兩檔，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於“罪行重大的”，又分為無期徒刑與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兩個量刑檔次。在黎智英案的量刑裁決中，審判庭結合香港國安法第三章規定的其他罪名和其他條款，對第29條的量刑規定進行立法原意的解釋，準確把握立法精神，明確了涉及外國實體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應當從重處罰的原則和對共同犯罪案件中的首要分子、積極參與者、一般參與者分級處罰的原則。對於香港國安法未作規定的量刑問題，則適用本地量刑法律及原則，包括先前判例中所確立的量刑步驟、量刑原則、量刑因素等，以實現與香港國安法規定的兼容、銜接、互補。

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兼顧並重

在黎智英案的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中，均充分保障了各被告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以及其他訴訟權利，尤其是黎智英的代表律師團隊由多名律師組成，其中香港資深大律師彭耀鴻擔任主要辯護人，定罪程序中的律師團隊成員包括關文渭、黃雅斌、董皓哲、李峰琦、姚穎彤等多位本地律師，而量刑程序中的律師團隊成員包括關文渭、黃炳熙、唐思佩、馬嘉駿、李律資等多位本地律師。在量刑程序中，黎智英的代表律師針對相關法律的理解和適用發表了異議，對於量刑提出了求情理由，控方進行了回應和舉證反駁，量刑裁決書對於控辯雙方的主張及其理據做了分析和裁斷。在實體量刑方面，審判庭法官從法律規定出发，採用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等多種法律解釋方法，尋求最佳解釋方案，遵循量刑原則與量刑方法，綜合考慮各種法定量刑情節和酌定量刑情節，對各被告作出了罪刑相適應的量刑裁決。量刑裁決書進行了充分的釋法說理，彰顯了“量刑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得以實現”。

量刑裁量體現法理情有機融合

在該案中，審判庭對於黎智英所犯勾結罪，依法認定屬於“罪行重大”。儘管外患罪相比內亂罪性質更為嚴重、儘管黎智英在共同犯罪中屬於主犯，但考慮到串謀犯與實體犯的差異以及其他相關因素，審判庭在無期徒刑與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兩個檔次的法定刑中並沒有選擇法定刑中的最高刑——無期徒刑，而是選擇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此基礎上，審判庭全面審視了案件的所有情況，包括：罪行發生的背景；串謀使用的平台及影響面；串謀經過預謀；串謀具有連續性；串謀涉及多方當事人；事實上外國已對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採取了制裁、封鎖、敵對行動等，確定基準刑為15年監禁。考慮到“黎智英是串謀的主腦和推動力”這一加重因素和“黎智英年事已高、健康狀況及單獨囚禁的綜合因素將使其監獄生活比其他在囚者更為困苦”這一減輕因素，最後依據整體性原則確定黎智英的總刑期應為20年監禁。對於從犯，均給予了認罪減刑；對於充當控方證人的從犯與未充當控方證人的從犯在量刑上予以區別對待，前者給予量刑扣減，後者不予量刑扣減；對於充當控方證人的從犯，又根據其在案件中提供配合的程度以及協助行為的價值大小，分別給予不同的量刑扣減；同時，仔細並全面考慮每位從犯證人的個人情況和求情陳詞，分別給予不同程度的量刑扣減；對於個人情況的考量，包括具有正面良好品格、及時認罪、對慈善事業的貢獻、家庭困境等。從總體上看，量刑裁決將法理情有機融合，體現了量刑裁決不僅“求真”，而且“求善”，是科學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結合。

在刑事案件的審判中，與定罪公正相比，量刑公正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因為它不僅面向“過去”——懲罰犯罪，而且面向“未來”——矯正犯罪。在量刑領域，法律的規制功能是較為有限的，大量的裁量空間留給法官，以實現個別化的刑罰政策。黎智英案的量刑以法律規定為基礎，通過嚴格的法律解釋促進了量刑規範的明確化；通過對量刑規範的法理闡釋以及在個案中的具體運用，保障了量刑裁決的公正性和適當性；通過獨立、公正、透明的量刑程序和充分的量刑說理，保障了量刑裁決的公正性以及可接受性。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院長、教授，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