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對我來說，是一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說熟悉呢——是因為小時候，我們四合院的房東就是天津人。那時候我覺得天津口音很洋氣，帶着一點“貴族感”。

說陌生呢——是因為雖來過多次，卻多是“走馬觀花”，沒有熟人帶路，很多地方只能說是“看到了”，不能說是“看懂了”。

這一次卻大不一樣。有《健康週報》田露老師的精心安排，這一趟的收穫，確實不一般。

一、住進利順德，漫步五大道

我第一次到天津是1971年。那時候我上中學，被評為優秀學生代表，獲得了一次“特殊待遇”——去三條石參觀“工人血淚史”，接受階級教育。只記得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北京城。

但這次我真沒想到——我居然住進了利順德大飯店。

利順德始建於1863年，當年由李鴻章主持修建。它經歷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社會主義建設時代，見證過民族屈辱，也見證了祖國復興。說它幾乎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同頻共振者”一點也不誇張。

從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周恩來到一代名將蔡鍔、張學良，從晚清重臣李鴻章到遜帝溥儀，從歷任民國大總統到各色軍閥政客，從美國總統格蘭特、胡佛到各國勳貴，從文化巨匠嚴復、梁啟超到教育名家嚴修、張伯苓，從十世班禪大師到京劇泰斗梅蘭芳，中國人民熟悉的老朋友西哈努克親王等都曾在利順德留下足跡和故事。

我覺得“天津是很會做事”的，在酒店地下室專門開闢了一處700余平方米的博物館。我見過不少博物館，像這樣開在酒店裡的，實在是少見。一走進去便能真切感受到：歷史的厚重不是貼上去的，而是沉浸每一磚一瓦的建築和細節裡的。

民間有句老話：“百年曆史看天津。”天津的街道不像北京那樣多是南北分明的十字路口，很多地方都是五岔路口，轉來轉去就找不到北了。

外出旅行去哪裡固然重要，與誰去更重要。這次我們有幸請出了“五大道活地圖”——張振東老先生。

張老爺子退休後義務講解五大道歷史已24年，如今已經84歲高齡，精神頭比年輕人還足。他邊走邊講，問不倒、也不厭其煩。我剛問五大道是哪幾條，他沒有直說，而是先教我一個順口溜，“馬睦大常重”，用天津話諧音念起來像“馬目大長蟲（長蟲是天津話對老虎的另一種稱呼）”——馬場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慶道，這一下子就都記住了。

張老師帶着我們漫步五大道，邊走、邊看、邊講述五大道的歷史和發生在這裡的故事：毛澤東主席曾住過的潤園、民國外交家顧維鈞的故居、末代皇帝溥儀的舊宅、抗日名將吉鴻昌的寓所，以及清末太監大總管小德張親自設計修建的慶王府等代表性名宅。一路走來，我深深感到：五大道2000多棟房子，沒有一棟重樣，其魅力正在於“東西合璧、妙趣橫生”——刀叉遇上筷子，茶館比鄰咖啡館，西裝搭配馬褂，東西方的碰撞隨處可見，卻又和諧共生。

二、北疆博物院

我喜歡看博物館。這趟來天津，最讓我“如願”的，便是終於親眼見到了北疆博物院。過去我只是聽說，現在終於可以親眼看見它的原始風貌，確實不一樣。

北疆博物院是天津最早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前身叫“天津黃河白河博物館”，後來名稱變過，如今叫天津自然博物館。它也是中國較早的一批自然歷史博物館，館藏特別豐富。有趣的是，別的地方常叫“博物館”，這裡卻叫“博物院”。一字之差，氣質都不同——像北京的、台北的“故宮博物院”，你就能感受到那種級別不同。

這裡不得不提一位重量級人物：桑志華（Emile Licent）。他是法國博物學家、昆蟲學家，也是一位天主教神甫。1914年他來到天津，創建北疆博物院，並明確表示：自己採集的標本都要留在天津，讓它永遠屬於這片土地。

我覺得歷史上探險家有兩類，一類把珍品帶走，一類是把畢生蒐集的成果留在當地，讓當地資源和文化因此更加豐盛，桑志華顯然屬於後者。他在中國整整度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探險里程超過五萬公里，採集標本20余萬件，其中不少是世界獨有的，取得過不少震動學術界的重大發現。

北疆博物院在20世紀30年代就被譽為“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館”。歷經百年，它是中國近代少見的綜合性自然博物館：古生物、古人類、動物、植物都在其中，甚至還能看到中醫藥元素。如龍骨、麻黃、黃芪、北艾草……。當年桑志華為了做對比研究，還特意帶來西方標本，如歐麻黃標本，與中國麻黃做對比。現代分類學之父——瑞典博物學家卡爾·林奈的原著《植物種志》（Species Plantarum）被視為植物命名法的起點。

北疆博物院是目前國內唯一的一座原址、原建築、原藏品、原展櫃、原文獻資料完好保存至今的百年博物館，是中國近代博物館發展史上的一座“活化石”。

在這裡我只看到了一個“複製品”，但彌足珍貴，因當年北大裴文中先生髮現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已經遺失，現存的這件是用原頭蓋骨複製的模型。

悠悠百年，它傳遞的是科學精神、博物精神、工匠精神。

關於桑志華，我還想說一句：學無國界，他是自然科學領域的“白求恩”。

三、兩份報刊一段情

說來我和天津的緣分，還有兩份報紙和一段中醫藥情。

第一份是《大公報》，1902年在天津創刊，被譽為中國報刊史上的“活化石”。雖最後紮根香港，卻與天津淵源極深。

我從2009年開始與《大公報》結緣，連續五年開設窗口專欄“中振說中本草”，從“說艾葉”開始，到後來的中醫藥考察足跡與心得——我的中醫藥科普由此啟程。

第二份是編輯部設在天津的《健康週報》。2019年起，我在上面開設欄目：先是“花中有藥，藥中有花”二十四節氣系列；後來又推出“中振話綱目”的欄目，一做就是四年。也正因為這份積累，後來才能把“中振話綱目”做成喜馬拉雅200講。原稿216期一期不落地刊登在《健康週報》上。

這次在天津，我見到了《健康週報》的許琳老師與田露老師。他們盛情邀約，達成新的口頭約定：未來幾年，繼續把《本草無疆行者歌》欄目開起來辦下去。

四、三個“仁堂”本一家

這次來天津，主要目的當然還是看藥。說到天津的藥，就繞不開同仁堂、樂仁堂和達仁堂。

我對同仁堂的認識，從小時候開始。我在北京市崇文區花市上頭條，對面衚衕是打磨廠，那裡有同仁堂的老藥店。後來我工作了，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生藥研究室的樂崇熙老先生正是同仁堂樂家老店的第十三代傳人，因為大排行他是第二十五，別號“同仁堂二十五爺”。

樂老師博學謙遜，那時我和樂老師都準備出國，常一起練習英語口語。他最先糾正我的發音：“我不是mountain岳(yue)，我是music樂(yue)。漸漸我們成了忘年交，他給我講了許多同仁堂的往事。

2017年樂崇熙老先生在病榻上用顫抖的手寫下了“中振好友留念”幾個字，並託人將他的遺作交給了我。大宅門裡那些塵封的往事，終於通過樂老師的筆寫了出來。

說起來，同仁堂、樂仁堂、達仁堂三家同出一脈，都是北京同仁堂分出去的。可以說是“三家分晉”，也可以說是“花開三朵”。

樂氏家族從明朝永樂年間從寧波來到京城。1669年樂顯揚創辦了同仁堂藥室，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樂鳳鳴在前門外建立同仁堂藥鋪，1723年雍正元年，同仁堂被指定為宮廷供藥的藥鋪。同仁堂還有一幅店訓：“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享譽中外。

根據樂崇熙先生的介紹，在老樂家十二世家族中，在中藥業取得最優異成績的，便是他的七伯父樂達仁先生。

樂達仁先生精明強幹。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後，他親睹國恥，深感切膚之痛，由此激發了愛國之心，立志發憤圖強，期待實業救國。1897年至1901年，他以清光緒年間駐德國及荷蘭大使呂海寰隨員的身份，赴德國等歐洲國家遊學四年。在此期間，他學到了大量知識，並考察了德國的著名企業，尤其是拜耳藥業公司。

樂達仁先生深知，只有國家富強，中國人才能有尊嚴，由此確立了實業救國的想法。回國後，他踏踏實實進入同仁堂，從學徒工做起。學成後，他積極倡導中藥改革，認為這是振興中藥的關鍵。他先後在北京、青島、西安、長沙、福州、長春、香港等地開設同仁堂的分號。在天津創建的達仁堂更成為民族藥業的一面旗幟。此次到天津實地考察，更讓我加深了這份感受。

樂達仁先生是一位愛國的企業家，多行義舉。1921年，他拍板建立達仁女校，邀請愛國教育家馬千里任校長，鄧穎超等進步青年擔任教師。

日前我回北京為先人掃墓時，在北京福田公墓意外驚喜地尋到了樂達仁先生的墓。

在福田公墓的一塊展牌上，第一位介紹是“沉默的榮耀”的主人公吳石將軍……最後一位是樂達仁先生。

五、藥王也“分家”

來到樂仁堂大門口，最搶眼的是一尊藥王像。說到“藥王”，一般人自然會想到孫思邈，其神像特徵是“坐虎針龍”。

但是天津這座藥王像供奉的卻不是孫思邈，而是東漢開國功臣邳彤。在中國供奉邳彤的地方，我只見過兩處：一處是北藥都安國（古稱祁州），再一處就是這裡——天津樂仁堂。

關於這位藥王的來歷，民間有不少傳說。鄭金生教授是一位嚴謹的醫藥史學家，他在《藥林外史》《醫林掃徑》中曾對藥王廟的歷史沿革進行過翔實考證。1985年，我曾隨鄭教授到過安國，他實地給我介紹了這段傳奇。

但學術歸學術，民間更喜歡的是傳奇——就像陳壽的史書《三國志》少有人問津，而羅貫中的小說《三國演義》更為人津津樂道一樣。

現在民間流行的版本大致如下：北宋初年，宋太宗之弟秦王趙廷美重病不愈，一位自稱來自祁州（今安國）南關的遊醫獻藥後離去。秦王康復後，宣稱是祁州南關“皮場廟神”顯靈。後世文人覺得“皮場”不夠文雅，於是把“皮場廟”的神話附會到當地名將邳彤身上，進而形成了一場“造神運動”。因“皮”與“邳”諧音，且當地有邳彤墓，官方便將神蹟附會於邳彤，開始興建藥王廟。明清時期，安國成為藥材集散地，藥商借“皇封藥王”之名捐修廟宇、舉辦廟會，尊邳彤為行業保護神。由此，這位東漢太守完成了從地方土地神到“虛構皮場神”，再到“皇封藥王”，最終成為“藥業祖師”的華麗轉身。

明代萬曆以後，逐漸形成廟會經濟。祁州能成為國家級藥材集散地，與地緣密切相關。藥王廟的存在，會把藥商群體凝聚起來，也會藉助“藥王”威望提高影響力與聚心力，吸引客商，助力藥業繁榮。

樂仁堂這座邳彤藥王，我這次經覈實，是一位在安國創業的香港藥商請到天津來的，這也是民間信仰與商業智慧交織成的一段傳奇。

正如鄭金生教授總結的：藥王是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人們根據不同的需要創造出來的。紀念先醫功績、祈禱身家平安，乃至振興當地經濟、弘揚傳統文化，這些原因都促成了一代代的藥王產生。至於誰是真藥王、誰是假藥王，實在沒有辨析的必要了。

六、天津與中藥出海

天津是港口城市。自開埠以來，便是對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在中藥出海方面一直扮演關鍵角色。

天津本無長城，中成藥從天津出口卻打響了“長城”品牌；

天津不是栗子的主產區，可在日本的糖炒栗子被叫作“天津栗子”；

天津鴨梨其實產自河北；

羚羊感冒片出口後被稱“天津感冒片”……。

這些都說明天津在中成藥出海中的品牌影響力深入人心。

我為什麼對樂仁堂、達仁堂這麼熟？因為在日本學習工作十年，其中七年在“星火”的日本漢方製藥企業的漢方研究中心工作，主要從事中成藥的進出口標準研究。那七年裡，我參與十幾種中藥出口標準的申請，其中不少正是天津樂仁堂與達仁堂的產品：天津感冒片、海馬補腎丸、至寶三鞭丸、舒筋丸、活絡丹、補中益氣丸、雙料蔘茸丸、蔘茸補血丸……

那時，每年都有天津藥界的朋友與我共同在同一研究室工作，此次天津之行，老友重逢，倍感親切。漢藥入東瀛，我們共同走過了一段艱辛、充滿挑戰卻又十分有意義的路。

這次在天津，我不僅參觀了樂仁堂、達仁堂、隆順榕、京萬紅的博物館，也實地看到了保留傳統手工技藝的包金衣牛黃清心丸、安宮牛黃丸的製作；同時也看到了現代化的GMP生產線——大蜜丸、小蜜丸、水蜜丸……從藿香正氣水到藿香正氣軟膠囊，劑型演變就像中藥現代化的生動縮影，傳統與現代相結合，中成藥將造福更多的人群，最終走向更廣闊的國際市場。

七、尾聲

天津美食很多，飯桌上老友一聚，天津味兒就出來了。十八街麻花兒、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還有一小碟兒糖餅，席間，朋友們禁不住聊起天津相聲名家高英培先生《釣魚》裡的名段。“二兒他媽媽，給我烙兩張糖餅！”你一言，我一語，餐桌上笑聲不斷。

在津期間，恰值五大道海棠節，天津街頭，春意盎然，勃勃生機，整個城市如同鮮花般綻放。

天津就是這樣一個有歷史、有文化、有歡樂、有幽默、接地氣，有活力的城市，祝願天津的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