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飛龍

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正值美以伊戰爭爆發、世界大變局複雜演變、全球供應鏈劇烈變動之時。中國是世界穩定與發展之錨，“一國兩制”下的港澳是中國式現代化與國際化的發展槓桿。全國兩會不僅是為中國發展把脈定向，也是為全球化和全球經濟增長提供關鍵信心和動力。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一國兩制”仍然是值得關注的亮點。港澳是回歸均已超過25年的“一國兩制”實驗區，在統籌發展與安全方面走出了正確道路，積累了有益經驗。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和2024年分別對港澳的治理與發展經驗做出了精闢總結。同時，面對“一國兩制”運行中的內外風險，特別是來自香港平台的“佔中”、“修例風波”等顛覆性的極端社會運動以及外部勢力干預，中央重塑“一國兩制”法理體系與制度體系，引入《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推動以“愛國者治港”為核心原則的系統化改革，實現了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香港由此形成了“一國兩制”新秩序，並帶動澳門相關制度改革，影響台灣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與接受。以港澳先行先試對台灣回歸產生示範性影響，是“一國兩制”國家制度實驗的初衷和使命之一，這一點至今未變。

在“一國兩制”新階段與新篇章展開過程中，2026政府工作報告繼往開來，重點呈現了如下面向：

第一，“一國兩制”方針的長期堅持與超穩定性。“一國兩制”是港澳繁榮穩定的最大共識，也是港澳作為內地與世界體系之橋樑紐帶的錨定機制。“一國兩制”不只是“五十年不變”，更是“長期堅持”，其根本理由在於中國式現代化的長期性和港澳發展槓桿作用的長期性。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這對我們深刻理解“一國兩制”的連續性與全面準確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從新時代“一國兩制”的法理與政策理性發展來看，“一國兩制”方針的長期堅持需要做到：以“一國”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最高原則；高度自治必須以愛國主義為責任倫理和法律邊界；“一國”是“兩制”的靈魂和方向。只有全面準確理解和運用好“一國兩制”的內在統一性和有機辯證關係，才能確保這一方針不變形、不走樣，才能確保港澳與國家的良性互動與雙贏發展。

第二，以效能主義和發展主義為新篇章主線。統籌發展與安全並適度突出發展的根本重要性，這是“一國兩制”新篇章的主線。過去五年多時間裡，香港的最大主題是維護國家安全，因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安全就不可能有可持續的發展。2026年初發布的第三份香港白皮書即安全白皮書，就是對“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維護國安安全之歷史、制度與前景的系統闡述，其中特別呈現了發展與安全的辯證法。政府工作報告特別提出了“治理效能”，這是“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中最為關鍵的“賢能政治”命題，是忠誠基礎上的進階性治理目標。在港澳賢能政治展開過程中，不僅需要中央的監督問責與政策指導，更需要在選舉和治理過程中“選賢與能”，廣納賢才民智，逐步淘汰“德不配位”、“才不配位”、“尸位素餐”、“機械執行”者，促進社會和解團結，增強擴展新選制的社會政治基礎與民主認受性，整體提升“賢能愛國者”的代表性、合法性與能力基礎。同時，必須在構建更加強韌性、更能展現行政立法“良性互動”之行政主導體制的過程中整體提升政府責任倫理、治理效能和憲制活力。

“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所確立和保障的行政主導，絕對不是行政獨大，也不是行政長官個人意志，而是憲制秩序中行政長官與行政權的相對主動性、主導性與整體協調性，且主要體現於行政立法關係上依據基本法進行的合法、理性、專業、負責、雙向且具大局意識和適當之政策競爭空間的“良性互動”，不能偏廢和失焦。傳統選制下的“惡意拉布”肯定不是“良性互動”，但片面凸顯行政獨大和行政長官個人意志而偏離“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構建之憲制秩序結構理性與合理制衡預期的單向主導也不是“良性互動”。新選制下，政治反對派已經制度性出局，但合乎基本法秩序的政策競爭空間與立法會的民主代議憲制功能必須得到規範性尊重和發揮，立法會要做政府的“共治諍友”而不是“簡單隨從”，如此才能真正團結凝聚香港主流民意並切實提升依法治理效能。而唯有全政府的效能主義與全社會的發展主義的同頻共振，唯有對“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所確立之行政主導制憲制初衷、原理、規律與功效的全面準確理解與運用，才能催生出香港真正的“賢能政治”，並以此為基礎建設香港優質理性的“民主政治”。

第三，融入國家與聯通世界的“新全球化”戰略定位和發展意識。香港作為“一國兩制”最重要的制度與發展槓桿，其長期的主導作用是接通中國內地與西方市場體系，引入外部資金與技術，並提供中國企業與政府機關的經濟現代化、治理現代化的制度學習機遇。即便是回歸後遭遇的金融危機和憲制危機，也是國家學習成長的契機。但是從十八大以來，國家發展的主體性、世界性和全球化內涵及影響力快速上升，“東升西降”結構性演進，美西方在經濟、政治、法律和文化上面臨嚴重保守化和衰退化挑戰，特朗普主義加速了這一世界歷史的調整進程。這就對“一國兩制”的發展提出了雙重挑戰：其一，如何合理延續香港與西方的傳統紐帶關係以適度緩和中西方脫鉤風險並儘量延長“一國兩制”傳統平台紅利？其二，如何戰略上認知和認同中國式現代化的全球化內涵與創新價值並用好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家戰略機遇以提升拓展香港的全球化功能與競爭力體系，打造深度融入國家又更廣泛聯通世界的“新香港”之國際地位。由此，在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世界歷史進程中，香港的融入國家與聯通世界就具有了本質性的創新發展內涵，具有了傳統西方紅利與新全球化中國紅利的雙向雙重收益槓桿，並在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之外有可能拓展構建全球文化中心與全球治理中心的新格局，並構成中國為世界提供公共品的最佳孵化平台。

第四，以更全面的港澳“一國兩制”示範台灣，推動兩岸完全統一進程。在中央政策檔包括政府工作報告中，“一國兩制”是貫穿港澳台的國家大計，在港澳是回歸後的優良治理和高品質發展，在台灣則處於凝心聚力實現國家統一突破的“總體方略”與具體行動相結合的特殊階段。“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長期以來污名化“一國兩制”，更是借2019修例風波之名宣揚所謂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貶低扭曲之態盡顯。而對中央來說，堅定不移堅持“一國兩制”，就不僅是建設好香港、澳門之需要，也是牢牢掌握兩岸關係主導權與主動權並全力塑造國家統一大勢之需要。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儘管沒有明確提及或重申“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但字裡行間折射出“一國兩制”的原理、智慧和實踐導向。港澳發展得愈好，“一國兩制”對台示範力和影響力就愈好，國家統一進程就愈順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鬥爭與融合相結合的對台工作政策思路和方法，一方面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勢力，另一方面堅定推進兩岸融合發展。打擊的是破壞兩岸統一的反對勢力，融合團結的是愛國愛台的進步力量，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服務於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   

總之，在“十五五”開局之年，2026政府工作報告對“一國兩制”範疇內港澳治理與發展以及台灣回歸大事的政策論述和實踐指引，是充分考量國際政經形勢、國家發展戰略和港澳台具體情況的穩健而精準的科學判斷，是“一國兩制”新階段與新篇章展開的可靠依據。統籌發展與安全，以高水準安全保障高品質發展，這是港澳需要遵循的“真經”。堅持鬥爭與融合相結合，全力塑造統一大勢，以“一國兩制”智慧和方法推進祖國統一進程，這是對台工作的“真經”。2026政府工作報告為國家統一與港澳台發展提供了科學政策框架和光明前景。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