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島中學是一所有著75年愛國傳統的學校，其創辦、發展過程凝聚著一大批愛國人士的心血和情懷。本文是香島中學首任校長盧動生前的憶述（由盧動口述，家人陳其暉代筆及整理補充），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回憶了香島中學創辦的那些往事。文｜香島中學首任校長      盧動﹙口述﹚五十年代的盧動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廣州淪陷，我隨廣州大學前往香港並就讀，這也是我第一次踏足香港。我是代表廣東省籃球隊參加舊中國第七屆全運會的籃球明星，在青年學生中有一定感召力，一到港便投入了當地的抗日救亡運動，不久組織創辦了進步青年的抗日團體“紅紅歌詠隊”﹙後改名“虹虹歌詠團”﹚並擔任團長，以後又擔任了香港青委書記。抗戰勝利後，我到元朗中學擔任教導主任。 香島中學辦學初衷當時的香港學校大多數已毀於戰火，包括舊的香島學校，許多兒童在戰爭中失學，建設學校已成為社會的當務之急。1945年底，港英政府教育司署恢復教育行政工作並恢復審批漢文學校的註冊，各種政治勢力和各類辦學團體便紛紛覓地、覓屋，建校、復校。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正好可以利用這種形勢辦一所屬於我們自己的愛國學校，建立一個弘揚民族文化、進行愛國民主教育的基地。這也是我多年的夢想。在香港開展青年運動及教學實踐的過程中，我已經痛感港英政府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惡果。學校掛的是英女皇像，竪的是米字旗，老師講授的是大英帝國不倒的神話，學校的校長、教師哪怕是無意中作出一點當局認為是對大英帝國不尊的舉動，就要受到重罰。在這種教育和薰陶下，學生不了解中國文化、歷史，缺乏民族感情，有的學生甚至連自己是中國人也不知道。而諾大的香港卻沒有一間能夠挑大旗、明確聲言進行愛國民主教育的學校。我想我們應當為下一代開闢殖民統治下的一片綠洲。我將自己的想法向東江縱隊的祁烽和譚天度等領導匯報，並且提出以舊香島（學校）作為辦校的“殼”。抗戰時期我曾在舊香島任教，對該校有所了解，而當時舊香島已在戰火中化為廢墟，正好可以由我們去重新開創。祁烽和譚天度對我辦校的設想非常支持，並作出兩點指示：一是這件事一定要辦，我們必須儘快在香港建立一所自己的學校；二是組織目前很困難，因此錢必須自己去籌。他們還向我介紹了一些進步人士的關係，如朱治平、黃培鋼、楊夷、甘偉光、陳佩雯等同志。陳佩雯又介紹我認識了潘比薇，她是建築商吳炳昌的太太。他們夫婦後來成為復辦香島中學出資最多的人。 創辦新香島中學的過程我緊鑼密鼓地開始了籌建工作，1946年初更辭去元朗中學的工作，全力以赴，做了5件事：一是聯絡朱治平等同志及吳炳昌先生，向他們介紹自己辦學的設想，與他們共同研究辦學宗旨、實施方案。他們都不是大富人家，出於對愛國民主教育的熱忱，出錢、出力，滿腔熱情地投入了復辦香島的事業，共集資10,000元。二是到廣州找到原香島的八位校董會成員，爭取到他們的支持，他們還每人出資2,000元，作為建校費用，其中的馬公武被吸收為新校董會成員。三是到香港教育司署辦理了註冊手續，我自己也被審定了校長資格。四是向當時國民黨政府香港僑教會備案，得到他們的認可。五是選址。在這件事情上，吳炳昌先生作了大量工作。他有身為建築商的便利條件，將九龍運動場道的校舍租給香島中學。經過大家的努力，是年3月，香島中學就正式招生了，首屆學生有300多人。成立了校董會，校董有吳炳昌、潘比薇、楊夷、朱治平、黃建峰、甘偉光、馬公武、方紹謙和我，共9人。我建議由出資最多的吳炳昌先生擔任董事長，獲得通過。我擔任校長。香島全體教職員工合影香島建立後，以鮮明的愛國民主教育旗幟很快在漢文教育界打響了名堂，但同時，其左派形象也引起了港英政府的注意，視學官常常突然襲擊，來校進行突擊檢查，我也常被特務跟蹤，舊香島的老校董則經常對辦校方針及校內事務提出種種異議，企圖改變香島的辦學方向。新生的香島處於十字路口中。為解決香島面臨的這些問題，中共南方局的夏衍和李佳仁專門約見我，商討對策。他們認為，港英當局對香島設置重重障礙，使香島面臨許多的麻煩，而其中最麻煩的是老校董不合作反而處處干擾，製造事端的問題。怎麼辦，他們想聽聽我的意見。我說：遇到麻煩請客送禮解決問題是中策；忍氣吞聲，聽之任之是下策；買斷，使學校完全歸我們所有才是上策。夏公聽到這裡，馬上拍案叫好，說：“就買斷他們！”這個決定使我很興奮，因為這正是我的心願，我立即回校貫徹這個決定。經協商，買斷香島，老校董開價16,000元。資金照例是靠自己籌集。考慮到當時香島已經有了相當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我組織了愛校募集運動，召集全校師生、家長大會，將學校面臨的困難告訴大家，我還告訴大家，香島要像現在這樣辦下去，就要靠大家支持了。全校師生愛校熱情高漲，許多家長當即簽名認捐，許多學生將自己的金項鏈、金耳環摘下來捐給學校，有的甚至把訂婚戒指也獻了出來，場面十分感人。第一次募集大會就收到了17,000多元，最後募得22,000餘元。我將八位舊校校董請到香島作最後一次聚會，並到律師樓辦理交款手續，從他們手中徹底買斷了香島。緊接著不久，連吳炳昌先生等人復校時出資的錢也全部還清。到1948年底，香島已沒有任何債務負擔。可以說，從此，香島完全歸“我們自己”所有了。這一階段，香島的師生以開拓前途的無限勇氣共同奮鬥，使得學校飛躍發展。原有的窩打老道舊址通過法律手續取得了永久居住權，1947年3月又租用了運動場道擴建校舍，繼續招考新生。為了管教上的便利，原來的校址改為小學部，中學部則設在運動場道新校。新生的香島朝氣蓬勃，奮發向上，僅僅兩年時間就發展成1,000多學生的大校。在“香島兩年”的校慶活動中，來賓有三千餘眾，學生家長郭沫若領銜發表意見，讚揚香島的辦學理念及發展成果。 香島中學茁壯成長香島能夠順利復校，並在短期內蓬勃發展，自己籌資買斷所有權，為今後的發展奠定良好基礎，除了靠組織及時指路，提出正確的發展方針外，還得益於四點：一是有一支熱愛國家、熱愛教育事業、高素質的教師隊伍，他們是香島的靈魂。復校時正值抗戰剛剛勝利，許多人才、精英匯聚香港，而社會秩序尚未建立，百業待興，人們都在尋覓出路，使香島得以招聘到優秀人才，其中許多是組織介紹來的愛國人士。當中有著名的學者、文學家、教授、詩人，如陳殘雲、黃寧嬰、王成生、王秋文、沈鈞儒的姪女沈吾華、沈勃等等。他們熱情高漲，積極主動，在授課的同時，積極參與教學研究工作，商討教材教法，特別是重點研究解決課本教材不適應我們的教育理念和要求的問題，採取批判補充（主要是文史科）辦法，在課堂上發揚民主精神啟發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既活躍課堂氣氛又提高教學效果。為提高教學品質，教師認真備課、因材施教，還注意個別輔導。學校還建立了學習互助組和兄弟姐妹班，利用課餘時間溫習功課，取長補短。上述舉措，不但洞釋疑難，加快學生學業進步；同時促進了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感情交流，使香島成為一個相親相愛的集體。盧動與香島學生合影二是有艱苦奮鬥的良好風氣。香島的教職員工都是為著一個共同的崇高目標走到一起來的，雖苦猶樂，不計報酬。由於經費緊缺，香島的教師工資水平低於其他學校，甚至剛開始時只有飯吃，沒有工資。住房條件也很差，我自己有很長時間住在學校的浴室，直到港英當局驅逐我出境時，我仍帶著妻子孩子住在用幾張書桌、櫃子圍起來的學校實驗室裡，連奉命前來押解我的警司也驚異不已。在開展愛校運動、募集資金時，全體教職員工自願將自己當月微薄薪金的20%拿出來支持學校，在香港這樣一個被殖民統治的商港，大多數人都斤斤於專營獲利，香島人的這種精神是多麼的難能可貴！三是有一個明確的辦學方針，旗幟鮮明地推行愛國民主教育。我們制定的教育方針是：“師生團結，加強學習，與社會密切聯繫，貫徹民主教育方針，培養祖國建設人才”。正如我在《香島之歌》中寫的：“香島像一個熔爐，把千百青年鍛煉改造……您教年青的一代走向新生，有了您，祖國多一份光榮。”這個辦學方針，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考慮到了香港社會當時當地的環境和家長對教育的要求。香島堅持這個辦學方針，在港英時期的香港社會中進行新的文化教育事業的探索，不但為香港、為國家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也給社會帶來一縷清新的氣息。四是密切聯繫社會，得到了社會各界，特別是學生家長的支持。我們認為，從教育的意義上來說必須和學生家長相互配合。學校生活只是學生生活的一面，而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則是學生全面生活中更廣闊、更深層的一面。家庭教育的配合是鞏固學校教育成果的有力保證；同時，為了學校的生存和發展，也要爭取社會和家長的關心、幫助。為此，香島開辦伊始就建立了家訪制度，加強學校與學生家長的聯繫；同時，多次舉行“懇親會”，除了邀請學生家長外，還邀請校董和熱心教育人士光臨，通報辦學情況，徵詢辦學意見。社會人士的幫助，不但給我們解決了物資上的困難，還給予了我們正義的支援。當面對壞蛋學棍、國民黨三青團造謠中傷，企圖製造一抹烏雲遮蓋香島這面光輝的旗幟時，香島的朋友們不但不為所惑，反而主持正義驅斥邪魔，使香島中學不但沒有給烏雲遮蓋，還在短短時間裡就在華僑社會中享有盛譽。盧動回香島參加校慶讓我難以忘懷的是當年郭沫若先生對香島的關心和支持。作為學生家長，他經常來學校參觀指導，撥冗出席家長聯歡晚會，在會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讚揚香島的辦學精神與教育成就。他講，如果自己年輕二三十年，定然選擇香島就讀。香島可以在抗戰後留下來的一片廢墟上迅速復校，僅僅3年時間就發展成為有1,000多名學生，設有中學、小學部，有良好校風和學術成果，享譽香江的學校是非常不易的。我講述這段歷史，就是想讓世人了解她凝聚的那種力量，體現的那種精神，散發的那種魅力！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趙   欣監製：姚潤澤

陳幼南，祖籍廣東潮安，現任國際潮團總會執行主席、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廣東省政協委員。1950年陳幼南出生於香港，1969年聖保羅書院畢業，1977年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化學工程博士。他長期致力於團結香港及世界其它地方的潮人，傾力服務鄉親；他大事細作，盡自己所能讓社會更好；他傳承愛國愛港情懷，積極促進香港繁榮穩定。文｜本刊記者 姚潤澤陳幼南（本刊記者 趙欣 攝）在約定的時間，陳幼南準時出現在德輔道西的潮州會館，年過七旬的他留著寸頭短髮，紅光滿面，目光炯炯。在一個多小時的訪問中，陳博士說話不緊不慢，文質彬彬，風範儒雅。 “最重要的是有沒有熱情”陳幼南自小聰穎，學業出色，是名副其實的“學霸”。1969年畢業於香港聖保羅書院，以優異成績考入香港大學醫學院。不過，年少的他對化工情有獨鐘，同時也想到外面去看世界，毅然放棄“讀醫”，遠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攻讀化學工程。因學習成績不錯，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錄取為研究生，跟隨當時化學工程領域數一數二的專家做項目研究。1977年，陳幼南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化學工程博士頭銜，畢業後留在海外開展研究工作。1967年聖保羅書院學生照因父親年事已高以及子女上學等問題，1985年陳幼南從加拿大返回香港。作為“香港飼料大王”陳偉南的兒子，陳幼南需要接續父親的事業，他放棄喜愛的化學，毅然加入飼料行業，前往廣州學習打理生意。為了方便工作，他沒有住酒店，而是選擇和工人一樣住在宿舍。不過生活條件的劇烈變化還是讓他有點不適應，陳幼南回憶道：“要求地方乾淨、有冷氣、有熱水沖涼，但其實這個要求，在當時已有點過分。”面對困難，陳幼南選擇了堅持下來。適逢內地改革開放，經濟社會蓬勃發展，人民群眾對肉類的需求不斷增加，自然也帶動了飼料方面的需求，給企業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場機會。陳幼南一方面積極開拓市場，另一方面通過提高管理水平，善用高新技術，幾年之內便令工廠產量翻了多倍，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公司的業務範圍逐漸從飼料生產擴大到種雞養殖，後面又演變成蛋雞養殖，現在更是把目光轉向食品工藝，做食品進出口貿易，生意越做越大。“中國的市場實際上非常龐大，關鍵是看怎麼樣去做，如果你有本事有資金的話，我覺得有非常可觀的商機，這方面我有深深的體會。”陳幼南感慨企業的發展得益於國家的改革開放，得益於背靠祖國龐大的資源和市場。“外國人拼命都想到中國做生意，你看美國的很多大公司的財務報表，賺錢都是中國區，所以你叫他們離開中國，他們當然不想了。有些國家說要抵制中國，我看沒有一個商人那麼笨，放著那麼好的市場、那麼好的生意不去做，我不太相信。”陳幼南笑著說。不管是學習，還是從事研究，亦或是管理企業，陳幼南都認真踏實去做，努力做出彩。“其實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熱情，關於你選擇的行業如果有熱情，你自然而然就會用功去做，想辦法做好。”陳幼南解釋道。 “願意為家鄉做一點事”  潮州人簡稱潮人，以團結務實、刻苦耐勞、勇於開拓、善於經營著稱於世，名流商賈不計其數。陳幼南在這樣一群人組成的國際潮團總會任執行主席，他長期致力於團結潮籍鄉親，把“熱情”灑在社團事業上，一如他對待其他事情的用心一樣。為凝聚鄉親、共謀發展，他總是親力親為、出錢出力，在推動潮人力量服務香港方面不遺餘力。“全球潮籍人士約4,500萬人，致力將這麼大的一股力量團結起來，是我從事社會事務的初心和宗旨。”陳幼南說。潮人足跡遍布海內外各地，由此聯結起成百上千的大小潮團，但其中從事學術研究的潮人團體則很少，陳幼南說：“其實潮汕人天資聰穎，也有重視教育的傳統。如果能把這些潮汕知識分子聚集起來，既可發揮他們在企業中的作用，又能提升潮人在外的形象。”於是國際潮籍博士聯合會應運而生。1998年榮獲廣州市榮譽市民獎國際潮籍博士聯合會是一個由眾多海內外潮籍博士團體、博士及專家學者組成的國際性、聯誼性、學術性非牟利團體，以“凝聚鄉情、促進學術、共謀發展、服務社會”為宗旨，於2013年在香港成立，由陳幼南擔任主席。時至今日，國際潮籍博士聯合會已凝聚超過2,000多名全球各地、各領域的博士、專家、學者，其中包括10多名中國兩院院士及海外院士，成為全球潮人在學術界的頂級智囊團體。幫助家鄉企業解決技術問題、培訓醫務人員、免費改造工程……陳幼南通過凝聚優秀知識分子，為潮汕和香港發展出謀獻策、貢獻力量。“我們博士會有很多人是願意為家鄉服務的，願意為家鄉做一點事。”陳幼南說，國際潮籍博士聯合會先後舉辦多場論壇，不僅聚集了海內外各領域的優秀潮人，還邀請了哈佛、牛津、清華、北大許多教授，其規格之高令很多學界嘉賓感到驚詫。陳幼南頗感驕傲地回應道：“種種說明我們潮汕人團體不是小圈子，這個網絡是非常龐大的。潮汕人應該心胸開闊，才可以容納其他人，這是我們應該推廣的精神。”社團發展都會遇到新老更替、後繼乏人的問題，如何團結年輕人也是陳幼南憂慮的問題之一，於是他在香港潮州商會任職時便推動成立了青年委員會，培養和發展青年委員成為社團領導人。“後來潮州商會的會董過半是從青年委員會成長起來的，形成了很好的經驗。”陳幼南介紹說，該經驗被廣州、澳門、珠海等潮團組織所吸取和借鑒，漸漸的大家有了組織世界青年潮團的想法，並得到了世界各地潮團的積極響應，於是1999年首屆潮青聯會在香港正式舉辦。“青年潮團慢慢發展了起來，一代傳一代。要大膽把工作交給下一代，放手讓年輕人去發展。”陳幼南表示。陳幼南介紹，國際潮團總會有國際潮籍博士聯合會、國際潮青聯合會及國際潮學研究會、國際潮商經濟合作組織等直屬單位，核心工作涵蓋學術研究、青年、文化、商務等多個範疇。陳幼南正是通過推動潮博、潮青、潮學和潮商四大板塊的發展，努力為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及經濟交流架起一道金橋。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曾評價：“陳幼南博士長期致力促進內地與香港的學術及經濟交流，貢獻良多。”1999年於國際潮青聯誼年會與法國代表陳文雄會面“希望社會多一些正能量”8月3日，第54屆聯校科學展在香港大會堂展覽廳成功舉辦。提起聯校科學展，跟陳幼南可謂淵源頗深，他回憶道：“我是活動的發起人，當時就是希望搞一些有意義的東西，另外也希望引起大家對科學的興趣。”於是在聖保羅書院的支持鼓勵下，陳幼南聯合其它9所中學的學生共同舉辦了第一屆科學展覽，並邀請香港大學教授擔任顧問。聯校科學展就這樣延續辦了下來，規模不斷擴大，現時有超過150間中學和學生參與，並專門註冊成立了籌備委員會。每年的聯校科學展覽都吸引了大量市民參觀，展出成果得到廣泛認同，引發大眾對科學的興趣，促進了科學交流和應用。“想不到今年已經是第54年了，說明活動很有意義，希望社會多一些正能量。”陳幼南欣慰地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陳幼南擔任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期間，還積極舉辦“潮拼天下”頒獎禮，評選表彰在香港社會各界表現突出的潮人精英，通過弘揚榜樣精神帶動更多的人學習效仿。陳幼南解釋道：“他們不僅在香港社會各行各業表現出色，更加熱心參與社會服務，積極就國事港事建言獻策，以‘潮拼天下’的精神，為社會上帶出了一股正面、積極的風氣，垂範而備受追隨。希望在香港的年輕一代之中傳揚延續，發揚光大。”陳幼南一直有一個願景——辦“潮汕大學”。他說：“粵東地區近2,000萬人口，只有一間汕頭大學，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希望辦一間以科研為主的高端大學。”陳幼南為此大計，經常奔走各地，走訪多間大學，聽取專家學者意見，期望在各方資源的配合和努力下，一步步共同實現這個理想。目前，“潮汕大學”已經邁出實質性的第一步，用來申辦大學的依託主體——廣東潮汕高教科技研究院已獲廣東省民政廳批准設立。“該院將依托國際潮籍博士聯合會全球性的人才網絡及粵港澳台豐富的科研資源，打造與國際接軌的高教科研平台，推動粵港科學交流和創新發展。”陳幼南介紹道。陳幼南大事做得，小善也樂意為之。今年中學文憑試放榜前，聖保羅書院邀約舊生拍攝視頻短片，預錄DSE放榜心聲，陳幼南欣然應允現身母校，以古稀之年的親身經驗勉勵舞象之年的師弟，為他們打氣加油，傳承仁者愛心。 “我堅定不會離開香港”常有人說，“出國後，才更愛國”，陳幼南對此深有體會。在異國他鄉留學時，陳幼南感受到了文化差異，經常組織香港留學生聚會搞活動，加強聯繫，結下深厚的友誼。那時內地還沒開始改革開放，大家對內地都有很神秘的感覺。為了增加對祖國的認識，陳幼南和其他香港留學生到處去收羅有關中國的短片回來看。當時看紀錄片《紅旗渠》時，片中中國人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深深震撼了陳幼南的心靈。上世紀70年代中期，內地很多學者出外訪問時會到學校演講，陳幼南一有機會就去聽他們的講座。他記得第一個見到的是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教育家周培源。“他可能是最早一批中國學者到美國訪問，穿著解放裝，很有學者風度。”陳幼南回憶道，外訪學者中有幾位以前也是在美國學習生活，後面放棄美國的生活回到中國做研究工作，投身祖國建設。“當時很開心，聽這些學者的講座，可以多認識一些關於中國的事。從他們的口中，那種對祖國的熱烈感情、濃郁的愛國情懷深深打動了我。”2018年獲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頒授銀紫荊星章對於2019年香港爆發的“修例風波”期間，黑暴分子破壞立法會、燒毀國旗、塗污國徽等行為，陳幼南表示很不理解。“我第一個反映就是很痛心很傷心，不理解年輕人為什麼要幹這種事，我相信有很大部分人對我們的國家一點都不了解，所以需要去認識了解，不要把自己關閉在自己的世界裡面。作為年輕人，也需要自強不息，裝備自己的知識，讓自己去闖世界。”他所率領的潮屬社團發揮國際性社團的優勢和力量，在十幾個主要國家登報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國安法，將香港真實的情況傳遞給西方世界。作為有長期海外生活經驗的海歸，陳幼南堅定看好香港。“香港落實國安法之後，前面是平坦的路，安安穩穩的。愛國的人、愛國的企業家，都會把一個發展前景好的地方作為一個落腳點。我是堅定不會離開香港。”陳幼南不但自己看好香港，還積極推介宣傳香港的優勢與作用。8月3日，在國際潮團總會舉辦的第二期高端論壇上，陳幼南邀請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主席梁振英作題為《環球華商如何用好香港超級聯繫人功能》的演講，吸引了20多個國家和地區39個分會場約3萬人參會。“超乎我的期望，想不到大家熱情那麼高，從中東到巴西都有人看，而且很多是當地僑領，這說明大家對題目感興趣，很想了解，也說明香港的門戶作用依然被大家重視。”陳幼南說。2018年1月15日，陳偉南、陳幼南、陳誠傑祖孫三代在潮州祖屋前攝9月19日，香港特區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圓滿結束，陳幼南成功當選，將與其他選委會委員一起負責提名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及選出行政長官、選出其中40名立法會議員，以及提名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等事宜。“很榮幸被委以重任，為港選才，我們將堅持‘愛國者治港’原則，多傾聽各方面聲音，廣納民意，為香港選好德才兼備的管治人才，推動香港實現良政善治。”陳幼南說。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趙   欣監製：姚潤澤

《感恩這一課（增編版）》（2013年），是香港理工大學前校長潘宗光教授榮休5年後修訂出版的回憶錄。這部著作實錄了潘教授的人生重要足跡，再現了他從一無所有的基層貧困少年，到成為科學家、大學校長的奮鬥歷程。他說：“我回顧人生，最深刻的領會就是‘感恩’。”他要通過這部回憶錄，感恩和紀念曾經幫助過他的人，包括他的親人、師長、同事、社會和國家。這部著作是經歲月打磨沉澱的作品，它可啟迪當今青年的前進方向，幫助樹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文｜香港     樂山潘宗光感恩親人  代代傳承優良家風潘宗光教授1940年出生於香港，自小家境貧窮。他孩提時父親去菲律賓打工，母親在香港一邊做工，一邊帶著哥哥、妹妹和他，生活十分艱辛。純樸的母親對這小兒子將來何去何從，左右為難，於是去寺廟卜卦。幸運的是，卦文上說這孩子有“狀元命”，一定要讀書才有大好前程。他的母親高興了，發誓無論生計如何艱難，也要省吃儉用讓小兒子讀書。潘教授回憶說，這一個“簽”本是風俗的做法，但給了慈祥母親莫大的鼓勵！如果沒有母親的堅定決心和家人親戚接濟資助，他根本就讀不成書。舅父幫他代交學費，姑媽接受寄養，奶奶常常格外關心他。他因此度過了9年不失溫暖的少年時光。大人們潛移默化的教誨，令他懂得人不能沒有根，不可以忘本。他也從中悟到了苦難是最好的學校，是人生的考驗，而家是溫情的港灣，是風浪中堅強有力的依靠。正如金庸先生在為《感恩這一課》一書所寫的推薦序言中所說：人生在世，第一是要感謝父母的大恩。潘教授不僅常常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後輩要傳承優良家風，他還倡導傳承傳統文化，自2004年起連續4年提出全國政協提案，主張將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列為法定假日，相關提案終於在2007年底獲得了國家批准。 感恩師長  無私傳遞學術薪火潘教授回憶，自己年輕時，得到老師的鼓勵最多。他認為，要讓一名年輕人成功，鼓勵是很重要的，而對他而言鼓勵讀書是唯一的出路。他中學時代的老師和校長，就很懂得鼓勵學生。少年時，潘宗光因家庭負擔沉重，覺得前程渺茫，在小學時考試經常“包尾”，中學仍然不見好轉。班主任岑老師了解到他的難處，和藹地說：“你要好好學習，我可以向學校申請替你減免一半學費”。潘宗光從此勁頭十足，發誓不辜負老師的期望。結果期末考試，他的成績名列全班第六名，獲減免一半學費。班主任鼓勵，“如果你再考好些，我可以向校長推薦，減免你全部學費”。潘宗光如被注入了全新動力。到了初三期末考試，他拿了第三名，獲學費全免。進入高一時，校長對他說若能再接再厲，連堂費也可以豁免。結果，他以第二名的成績，不用交一分錢而能坐在課堂上，這是當時全校唯一一位。到了高三時，在校長的鼓勵下他從中文班轉讀英文大學預科班，最後考取到當時本港唯一的大學——香港大學。在香港大學教書潘宗光入讀香港大學時，他萌發了一個信念，即“好好讀書，將來當個教授。”他在化學學科表現出類拔萃，在系主任的推薦下，1964年，他獲取獎學金到英國倫敦大學讀研究生。1967年7月拿到博士學位，在導師的推薦下，赴加州理工學院做博士後研究。完成博士後，他回到母校香港大學任教。他在港大化學系做得相當出色，爭取了較多科研經費，建設了較好的實驗室。他專注於無機化學方面的研究，主攻元素釕。1984年，諾貝爾獎得主、斯坦福大學化學系陶畢教授（Professor Henry Taube）來信指出他在釕金屬問題的研究上很有突破性，亦啟發了陶畢教授團隊的思路。一年後陶畢教授再次來信，宣稱他們退出競爭，將此研究空間拱手相讓給潘教授團隊。憑著在研究領域卓越的成績，1979年10月他獲得了倫敦大學資深科學博士學位。1985年及2001年，他先後兩次受到諾貝爾獎委員會邀請，作為諾貝爾化學獎的提名人。2008年精進愛心社夏令營，一眾社員大合照潘教授在無機化學研究上打開了一個大大的礦，讓後來者循此路徑獲得成功，香港大學支志明院士就是其中傑出的一位。潘教授回憶說，支志明跟隨自己讀博士，兩年後特別安排他到加州理工學院跟隨自己的博士後導師學習，作聯合培養。支志明畢業後，潘教授也推薦了他在港大任教。潘教授後來轉做理學院院長，專心於行政工作，同時大力扶持支博士承接他的研究工作，並直接使用他創立的實驗室。不擔心研究經費、實驗設備和研究題目，直接招研究生，實現了彎道超車，支志明38歲就獲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任詠華院士原本要報考潘教授的博士生，潘教授把她介紹給了支志明，成為學生的學生。任詠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於38歲獲評院士。師徒三人皆成為無機化學領域傑出的科學家，港大化學學科的世界聲望由此奠定。精進助學金資助證書頒授儀式感恩同事  同心打造事業高地潘宗光在香港大學工作22年順風順水，他感恩同事，特別是化學系主任佩恩教授（Professor Douglas Payne）對他的大力提攜，一路從講師到講座教授。1983年，港大理學院全體同事一人一票，推舉42歲的潘宗光教授擔任院長，一連三屆。這為他後來到理工大學任校長鋪平了道路。1991年1月，潘宗光教授出任香港理工學院校長。他帶領全體同事，順利推動理工學院於1994年11月升格為理工大學。為打響理大國際聲譽, 令理大獨樹一幟發展為應用型大學，他大膽聘請企業家為副校長，填補他在企業管理方面的不足，與工商界及政府建立聯繫。他在任上共推出三個策略性計劃，通過戰略驅動學校發展，頂住校內外壓力，穿越改革的黑暗隧道，建立起傑出高效的行政團隊。在大力支持理工科的應用研究外，他更打造屬於理大的品牌學科，瞄準了酒店及旅遊管理、設計（產品及服裝）、紡織製衣及醫療學科，相關科研成果為國家載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火星探測工程及2008北京奧運會提供技術和設備支持。他發揮了6年立法局、15年全國政協委員的廣闊人脈網絡優勢，在校長任上籌得22.5億港元，大大改善校園設施。他恬淡樸素，虛懷若谷，行事以智慧，慈悲常在心，溝通在前頭，經常傾聽年輕人的聲音，凝聚全體同事，同心同德打造理大事業共同體。潘教授在理大18年。2008年12月理大為他舉行了榮休晚宴，筵開百席，場面盛大，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筆賜賀信和墨寶。 感恩社會  用心用情關愛青年潘教授從美國博士後畢業，原本可以留在美國工作，當時香港的條件亦不如美國，但他認為“英雄可以造時勢”。他於1968年聖誕前夕回到了香港大學，為“教黃皮膚的學生”感到自豪。他全心全意做教育，幾十年與學生亦師亦友。但他並不囿於書齋和大學象牙塔，適時去從政，拓寬視野，把握大千世界律動。他於1985年秋獲委任為立法局議員。1986年中國要在深圳建大亞灣核電站，不巧蘇聯這時有一個核電廠發生爆炸事故，引起港人集體恐慌。潘教授參加兩個專責小組論證此事，以科學的理據解釋大亞灣核電站的安全指數，支持國家建核電站，這在當時一度被貶損為“親中”、“左仔”。潘宗光感到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與現象，都跟隨著“成住壞空”，可以在佛教中得到解釋。2005年，他與太太及好友一同創辦了精進慈善基金，並擔任會長，遍灑菩提種子，如此精進不懈。基金創辦16年，全部是朋友的無私資助，每年捐資300萬元人民幣，資助6所內地高校的近2,000人成長成才。與此同時，潘教授每年也會到各校與學生會面，跟他們分享人生道理，希望培育他們正確價值觀。那些在人生關鍵時期受資助的同學，都親切稱他 “潘爸爸”“潘爺爺”。與“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教授合照感恩國家  做報國奮進“一個潘”1964年，潘宗光在英國倫敦大學讀博士，當時中國落後，到處受到歧視，英國同學嘴裡說的是“中國是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中國沒有前途”，他心裡十分難受。有一個晚上，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引爆成功，令他嘗到了做中國人的自豪，英國同學卻說“是不是弄錯了”“會不會是蘇聯造的”。“位卑未敢忘憂國”，在英國他體會到這句話的份量，他認為中國人不能低人一等。這種情緒不只是個人的，更是國家和民族的，他想如果將來有能力，一定要幫國家做些事情，國家好，全世界華人都得益。他從此開始了在異國近乎孤獨的自我奮鬥，“戰場是實驗室，武器是專業和勤奮。”一些同學從未見過潘宗光這樣勤奮的學生，將他的勤奮定量為“一個潘”，以他的姓氏為單位來命名勤奮的程度。在倫敦大學能得到“一個潘”的學生，只有潘宗光一人，其他都是零點幾個“潘”。這雖是趣談，卻產生了化學反應，他的努力在較短時間裡幫助導師解決了研究瓶頸。導師自此經常帶他參加學術會議，未畢業就發表論文，在倫敦大學名噪一時。在加州理工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時，導師格雷教授（Professor Harry Gray）對學生說：“大家要用功些，‘一個潘’就來啦”，引起滿堂歡笑。潘宗光一心想幫助國家發展，早在1970年代，就每周到廣州中山大學無償上課一天，維持了一年時間。當時香港大學還沒有招收內地研究生的渠道，1971年始他幫助中山大學培養博士生，讓當地博士生在他的實驗室工作，畢業拿中山大學的博士學位。可說是開內地學生在香港讀研究生的先河。潘宗光認為今日的香港，是與祖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不是香港回歸祖國，他根本沒有機會在理大施展抱負。理大自香港回歸祖國的當天就每日升掛國旗，體現香港理工大學是祖國眾多大學中的一員，更與浙江大學建立合作關係。潘教授認為一個人的愛國可分良心、感恩、承擔、付出、犧牲五個層次。良心，對大是大非問題，不可違背良心，不可做任何傷害國家和民族的事。感恩，我們受到國家的照顧，得以享受穩定的生活，所以必須感恩國家和上幾代人的努力。承擔，要承擔自己對社會的責任，盡力本責工作，有能力應多貢獻國家。付出，當有能力為國家付出，心態上不要計較會有多少回報。犠牲，當國家有困難時，我們要願意犠牲小我，完成大我。潘宗光於2008年底退休後只專心做兩件事：一是投入精進基金的慈善事業，二是學佛及修佛。《心經》是他最用力研究的典籍，一個人要是把心靈管理好，那麼把生活和事業管理好並不難。潘教授曾擔任香港理工大學校長達18年之久。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後，理大校園每天都會升起國旗及區旗潘宗光投身大學教育40載，擔任香港理工大學校長18年，任過兩屆立法局議員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獲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他深感命運的用意常事先不為人知，過後才令人覺察它的精妙布局，人生的危機亦是一個轉機，逆境往往是一個全新的起點，可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係中央政府駐港機構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趙   欣校對：邸   倩監製：周馬麗

高鐵是中國向世界展示的一張亮麗名片。中車集團已成功打造出世界首套最高時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車和最高時速400公里高速動車組，並成為全球最大的軌道交通裝備企業。中車集團實現“領跑”跨越的秘訣是什麼？未來將如何繼續推進高質量發展？本刊記者就此專訪了中車集團黨委常委、副總裁王軍。王軍自1985年參加工作起一直從事鐵路機車車輛和高速列車的研發、製造和技術管理工作，參與和見證了中國高鐵從無到有、從追趕到引領的全過程。他告訴記者，面對一個個挑戰，別無他法，只有一個選擇：無畏向前！文｜本刊記者      魏東升  馮琳9月10日，王軍作為科技工作領域代表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與中外記者見面交流（圖：中新社）車輪飛馳，不覺經年。從“萬國機車”到“復興號”動車組，從普通鐵路到高速鐵路，從“追趕時代”到“引領時代”，一次次科技的進步，一次次速度的飛躍，既見證了中國軌道交通裝備的發展，也見證了中國綜合國力的飛躍。在這不凡的歷程中，中車集團代表中國科技創新力量的扛鼎者，也一路淬煉成為全球最大的軌道交通裝備企業。中車集團黨委常委、副總裁王軍，是中國高速列車技術創新與產業化的主要建設者與領軍人，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一等獎、二等獎，以及詹天佑铁道科學技術大獎等。從業36年來，王軍一直奮戰在中國普速、高速、高原、高寒等鐵路科技創新與產業化一線，為實現中國高速列車技術由落後追趕到國際引領的反超、中國中車產業規模躋身世界軌道交通裝備製造行業首位、中國鐵路六次大提速、青藏鐵路、高速鐵路、城市軌道交通、磁浮交通等重大工程作出突出貢獻。 高鐵成為中國向世界展示的一張亮麗名片記者：從1952年新中國自主設計第一台蒸汽機車“八一號”下線，到如今中車集團成為全球最大的軌道交通裝備企業，您如何看待近70年來中國軌道交通裝備事業的整體發展成就？王軍：作為中國軌道交通裝備產業的領航擔當，可以說中車的奮鬥史即是中國軌道交通裝備業的發展史。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共有機車4,069台，分別來自9個國家30多家工廠，機車型號多達198種，被稱為“萬國機車博物館”。從1952年我國第一台蒸汽機車“八一號”下線開始，到1958年成功研製第一台幹線內燃機車“巨龍號”、第一台電力機車“韶山1型”，1969年成功研製我國第一列地鐵列車……中車逐步構建起完整的軌道交通裝備研發體系和製造體系，能夠自主研製蒸汽機車、內燃機車、電力機車、客車、地鐵、貨車等各類產品，滿足了我國軌道交通運輸的需要，成為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動車組停靠在武漢動車段的存車線上，準備進行檢修和保溫作業（圖：新華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軌道交通裝備製造業煥發出新的生機。中車開始進行內燃化、電氣化改造，研製生產不同類型、不同用途的機車、客車和貨車，推動機車車輛實現更新換代，為我國鐵路六次大提速提供了裝備支撐。與此同時，我國鐵路貨車實現時速由70-80公里向時速100-120公里的升級換代、載重也由60噸級升級到70-80噸級。從2004年開始，在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下，軌道交通裝備製造業開啟了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艱辛歷程。經過近4年努力，2008年我國第一條設計時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際鐵路開通運營，同年，和諧型系列大功率機車研製成功。以此為標誌，我國軌道交通裝備開始躋身世界先進行列，中國高鐵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到2020年底，我國高鐵營業里程達到3.79萬公里，佔世界高鐵總里程的69%；其中，時速300-350公里的高鐵運營里程1.37萬公里，佔比為36%；時速200-250公里的高鐵運營里程2.42萬公里，佔比為64%。投入運營的高速列車近4,000組，佔世界高速列車總數三分之二，實現了時速350公里商業運營，創造了時速420公里交會試驗世界紀錄。從“和諧號”創造世界鐵路運營試驗最高速，到“復興號”樹立世界高鐵運營新標杆，再到“綠巨人”進藏入疆，近4,000列高鐵列車奔馳在祖國廣袤大地上，鑄就“大國重器”，實現從追趕到領跑的偉大跨越，成為中國遞向世界的一張亮麗名片。2015年新中車集團成立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曾三次視察中車，勉勵我們持續領先領跑，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永遠掌握主動權。總書記點讚道，“‘復興號’高速列車邁出從追趕到領跑的關鍵一步”，“我國自主創新的一個成功範例就是高鐵”。在全球軌道交通裝備競爭格局中實現“領跑”跨越記者：與歐美日等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對比，中國軌道交通裝備業的實力和水平如何？您認為中國在此領域能在國際上取得跨越式“超車”發展的秘訣是什麼？王軍：全球軌道交通裝備製造企業主要集中在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進入21世紀後，我國高速鐵路經歷了跨越式發展，軌道交通裝備製造產業快速崛起，在全球競爭格局中也實現從“跟跑”“並跑”到“領跑”的跨越。同時，在國家政策和基礎設施投資的驅動下，我國軌道交通裝備行業發展迅猛，已經形成了自主研發、配套完整、設備先進、規模經營的集研發、製造、試驗和服務於一體的軌道交通裝備製造體系，整體研發能力和質量水平大幅提升。特別是以高鐵為代表的軌道交通裝備已成為我國先進技術出口的名片，得到國際市場客戶的認可好評，樹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結合中車的發展來總結我國軌道交通裝備業在這一快速發展過程中取得成功的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一是得益於我國的新型舉國體制，全國“一盤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二是以我國“八縱八橫”高速鐵路客運專線為代表的鐵路網建設，提供了一個超大的市場需求，拉動高速鐵路交通裝備實現跨越式發展；三是中車目前是我國唯一一個軌道交通裝備產業化集團，因此能夠實現行業統籌布局、統籌發展；四是中車具有完整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形成了一個良性的開放互動平台和一套科學的創新機制；五是中車建立了“開放、協同、一體化、全球布局”的科技創新體系，提出“探索一代，預研一代、研製一代，裝備一代”產品研發路線；六是企業培養了一批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隊伍。總的來看，中車能夠實現從弱到強、從追趕到領跑、從本土企業到跨國企業的重大跨越，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始終堅持創新引領，始終堅持協同創新、開放創新和自主創新相結合，並形成了中車人“敢於擔當、舍我其誰，勇於創新、志在必得”的創新精神。這是中車成為“央企典範”的寶貴經驗，更是中車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而奮鬥的深刻啟示。9月22日，在廣西柳州市柳江區，動車組列車從稻田旁駛過（圖：新華社） “十四五”努力實現科技創新進一步高質量發展記者：目前，中車集團不僅在全球範圍內產業規模巨大，而且在技術方面已經成功打造出世界首套最高時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車和最高時速400公里高速動車組。這是否已達到我國軌道交通裝備業發展的頂點？“十四五”時期，中車還將在哪些方面持續發力、實現科技創新的高質量發展？王軍：今年7月，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統在青島成功下線，這意味著我國經過近20年的持續研究和技術積累，基本建立了高速磁浮交通全系統的自主研製能力，形成了成套工程化技術和自主可控的產業配套能力。但這絕不是頂點，而是一個新的起點！7月20日，由中車集團承擔研製、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我國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統在青島成功下線，這是世界首套設計時速達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統（圖：新華社）作為中國製造業的一張“金名片”，“十四五”期間中車應當也必須擔負起科技自立自強的創新主體，努力實現科技創新的進一步高質量發展。為此，中車將從現階段“市場需要產品，產品滿足市場，產品帶動技術”向“技術驅動產品，產品引導市場，市場檢驗技術”轉變，通過技術驅動產品升級，實現持續的創新引領和市場引領。在國家重大需求方面，“十四五”期間中車將積極開展高速磁浮的工程化研究，包括磁浮系統的一體化規劃、低成本建設等。中車還將開展基於既有高鐵線路時速400公里高速智能動車組的研製，力爭在實現時速400公里高速運營的情況下，噪音、人均能耗等指標保持甚至優於現有高速列車的水平。在提升基礎研究和技術原創能力方面，中車將持續整合內外部創新鏈能力，強化整體布局，科學謀劃建設技術學科體系和產品數字化研發平台，推進科技創新能力高質量發展。加強與中車產品相關的新材料、新工藝、智能化和新能源等領域的技術創新融合，並加強應用基礎技術研究。同時要積極影響、培育、引導上下游產業鏈發展，確保產業鏈安全，力爭做好軌道交通裝備產業的產業鏈鏈長。軌道交通裝備的核心要素不僅僅是速度，更安全、更智能、更綠色同樣是我們的發展方向。隨著時代的發展，人民對更快捷、舒適、安全的運輸裝備提出了更高的需求，這也是我們軌道交通裝備技術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十四五”期間，為了滿足客戶對產品安全、智能和全生命周期服務的需要，中車將充分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5G、北斗等先進技術，從產品的設計、製造、運營、維保等全流程進一步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此外，為助力國家雙碳目標的實現，中車也制定了自己的雙碳行動計劃來降低產業鏈和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主要通過新材料、新能源等技術的應用來提升產品能效、降低能耗、提高材料回收利用比率。除了軌道交通這一核心業務，中車在風電、新能源商用車、新材料等領域也在國內具有較強競爭實力，並在環境治理、氫能產品等方面也開展了相關業務，這些新興產業也都能夠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戰略目標貢獻力量。 加快融入“軌道上的大灣區” 以優異產品服務香港民眾記者：廣深港高鐵自2018年開通後持續服務廣深港人民，伴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持續推進，中車將如何進一步參與大灣區內的軌道交通建設運營？王軍：2010年11月，港鐵公司啟動廣深港高速動車組項目的招標工作，中車四方公司成功中標。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鐵正式開通，讓廣深港之間實現1小時通勤，為粵港人民的便捷交流構建起了橋樑。截至今年10月，廣深港高鐵共計輸送三地乘客2,326萬人次。近日，大灣區最快地鐵——由中車株機公司與廣州地鐵集團聯合打造的廣州地鐵18號線首通段已正式開通運營，這是我國首條時速160公里的全地下市域快線，乘客的體驗反饋是“又快又穩，感覺像是坐高鐵！”此外，由中車廣東公司研製的新一代城際市域動車組也將於明年起為粵港澳大灣區軌道交通提供服務。隨著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落地實施，為加快融入“軌道上的大灣區”，中車將充分發揮在軌道交通裝備的優勢，繼續致力於提高科研、技術、服務水平，拓寬軌道交通產品在國鐵、城際、市域等市場的運用，推動深入參與大灣區城市軌道交通項目合作，推動大灣區軌道交通安全、綠色、智能化發展。記者：兩地民眾家喻戶曉的慈善項目——香港“健康快車”，被稱為“火車上的慈善醫院”。我們了解到您曾負責第一列“健康快車”的研製工作。除此之外，中車與香港方面還有哪些交流合作？未來是否會為香港城市內部的軌道交通建設提供支持與服務？王軍：“健康快車”是經特別設計建造的專門從事慈善醫療活動的流動的眼科列車醫院，源起香港回歸時贈送給內地的禮物。目前“健康快車”共有四列，由中車四方公司負責研製。我也有幸作為項目主任設計師主持了第一列“健康快車”研製工作。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那天，我還在香港參加了第一列“健康快車”的交車儀式。香港回歸以來，中車與港鐵公司更是保持著良好的長期深度合作關係。除了廣深港高鐵項目外，2015年又在國際競標中成功中標香港市區線地鐵車輛採購項目，項目共93列車（744輛），是港鐵史上最大規模的新列車採購，也是中國境內最大的一筆地鐵車輛訂單。目前，車輛正處在陸續交付和調試階段。因香港市區線項目執行出色，港鐵公司分別於2020年8月和2021年6月，授予我們“安全表現獎”和“質量金獎”。未來，中車將一如既往地深入參與香港的城市軌道交通建設，繼續以優異的產品服務香港民眾。不久的將來，大批由中車提供的現代化列車，將融入香港人民的生活中，給他們帶來更便捷、更舒適的出行體驗。另外，中車與港鐵公司也在開展多項前瞻性合作，以智慧列車為基礎，以健康管理和清潔能源等新技術為支撐，中車將積極運用多年來在列車新技術研發和清潔能源方面的積累，為港鐵優化車輛運營貢獻中車智慧、為香港早日實現碳中和貢獻中車力量。 產業報國勇於創新 星光終不負趕路人記者：您主持了我國高速列車多項重大工程項目的研發，一路參與並見證了“和諧號”“復興號”高鐵的研製與誕生。您個人在科研道路上有什麼感受？有哪一瞬間令您難忘？王軍：自1985年參加工作後，我一直從事鐵路機車車輛和高速列車的研發、設計和技術管理工作。非常有幸，我趕上了中國鐵路快速發展的重大機遇，參與和見證了中國高鐵從無到有、從追趕到引領的全過程，在創新團隊和廣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攻堅克難，完成了“和諧號”“復興號”高速列車的系列化研製。36年來，我始終牢記初心使命，以產業報國、勇於創新為己任，希望能讓中國高鐵跑得更快、行得更穩，乘坐更舒適、出行更便利。3月28日，由中國鐵路成都局集團有限公司組織中車成都機車車輛有限公司打造的“熊貓專列”正式載客啟程。“熊貓專列”均為兩人間或四人間的臥舖包間，全列覆蓋5G無線網絡，配備有獨立衞生間、恆溫淋浴、移動點歌和影音娛樂系統、餐酒吧和棋牌室（圖：新華社）中國高鐵建設自2004年全面啟動至今，短短的十餘年時間內，走過了發達國家三四十年的發展歷程。其實，在每一代高鐵產品研製過程中，都會遇到方方面面的難題，技術掌握、產業化建設、體系形成尤其難。 2008年啟動的“和諧號”CRH380A的開發就很有代表性。高速動車組是高精尖技術的集大成者，隨著速度的攀升，技術難度呈幾何級數增大。而時速380公里動車組在世界上沒有先例，必須也只能依靠自主研發。系統集成、輕量化、抗蛇行運動失穩、抗高速脫軌等一系列挑戰性問題擺在面前。從細節來看：有技術層面的，比如氣動頭型設計優化的問題；有產品層面的，比如大斷面鋁合金型材開發的問題；還有產業管理層面的，比如人才、供應鏈、產業能力建設等等。CRH380A型動車組研製，是我們經歷的當時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科學研究試驗：450餘項仿真計算、1,050餘項地面試驗、2,800餘項線路試驗，實現了系統集成、頭型、輕量化車體、轉向架等關鍵技術的重大突破。尤其是2011年12月3日在京滬高鐵棗莊至蚌埠間的先導段聯調聯試和綜合試驗中，動車組跑出時速486.1公里的運營線運營車世界最高試驗速度！這份成果來之不易，星光不負趕路人，勝利屬於所有中車人。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邸   倩監製：魏東升

保良局已植根香港143年，“保赤安良”是保良局的立局初衷，自創局之始，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中，由庇護婦孺到辦學，到拓展多元化社福服務，保良仝人一直為促進兒童與青少年的福祉不遺餘力，擔當不同的使命角色，為青年、為新世代推展連繫更多機遇，同創更好未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展至今已近兩年，憑藉各界同心努力，本港疫情得以緩和，然而“後疫情時期”的社會民生仍面臨種種挑戰，依然需要大家守望同行。保良局仝人冀望能夠凝聚社會各界，連結關愛善心，與青少年同心同創更美好的明天。文｜香港保良局於中學文憑試考獲優異成績的保良局學生與保良局主席林潞合影創路築夢 為青少年尋找機遇“保赤安良”是保良局的立局初衷，自創局之始，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中，由庇護婦孺到辦學，到拓展多元化社福服務，保良仝人一直為促進兒童與青少年的福祉不遺餘力，擔當不同的使命角色，為青年、為新世代推展連繫更多機遇，同創更好未來。響應特區政府青年政策，保良局推出多項有利青年向上流動的計劃，為新一代締造機遇。保良局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的旗艦項目——全港最大青年宿舍“保良局李兆基青年綠洲”興建如火如荼，可望於明年落成。青年綠洲的願景，非僅是供青年以相宜價格租住自己的居所，更是締造青年追夢發展的平台。在籌備青年綠洲項目的過程中，保良局廣邀青年參與，包括透過焦點小組訪談共同策劃藍圖，更連繫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學生發揮創意，為青年綠洲製作吉祥物等。落成之後，青年綠洲亦將配合保良局各項青年發展服務包括職涯規劃、創業基金等等，協助青年累積資本，建立人際網絡，創路前行。青年綠洲項目既獲特區政府撥款14億元（港幣，下同）興建，並承蒙李兆基博士捐出私人土地，充份體現“官、商、社”各方為青年同心同創。配合特區政府推動青年創業政策方針，保良局獲得青年發展委員會——“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資助，推出“‘創業經理人’——保良局青年創業發展服務”，協助青年發掘香港或其他大灣區城巿的創業新商機，擴闊視野，實踐創業夢。計劃廣獲青年創業者踴躍支持，收到近600份創業計劃申請，第一輪結果已於九月底揭曉，挑選出5隊隊伍為其提供60萬元創業資金及7隊隊伍為其提供12.5萬元創業資金。而保良局亦會為所有參加隊伍提供各項創業支援服務，助其開拓人脈網絡，完善業務計劃。保良局現正為第二階段參加計劃的隊伍提供創業支援服務，幫助更多年輕創業者拓展在大灣區的發展機遇。保良局在紫荊雜誌社支持下舉辦“百年歷史·當代中國”圖片展，提高學生對中國近現代發展歷史的認識 培德育才 成就積極正向好青年保良局的教育服務一直精益求精，力臻卓越，今年受到疫情影響，教學活動難免受限，但師生不懈努力之下，保良局屬下學校於各項公開試均創出佳績，屬校學生在香港中學文憑試（DSE）取得驕人成績，其中一位更成為全港最佳成績三名考生之一。另外，屬校多名學生亦於多項國際文憑試中取得優秀甚至滿分成績，更創歷來最佳成績紀錄，碩果纍纍。“培德育才”乃是保良局超過半世紀以來的辦學宗旨，在傳道授業、精進學養同時，培育學生品德修養亦是我們始終如一的教育使命。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保良局於屬校積極推行國家安全教育，教導學生國家觀念與國民素養，成為守規守法、才德兼備的好公民；早前本局兩度邀得專家學者為屬校校長及老師舉辦國家安全教育講座，往後本局亦會繼續連繫專業團體和人士舉辦講座及工作坊，加強屬校員工對國家安全的認知，以支援學校推行國安教育。為進一步加深同學對祖國的認識，增進他們的家國情懷，保良局於不同階段教育中，同樣融入國民教育元素，自幼兒教育開始教導學生尊重國旗國歌，並於及後的課程中教授國家歷史及國情觀念，培育良好國民素養。近月保良局亦舉行“百年歷史·當代中國”圖片展，於屬下超過30所中小學間巡迴展出，提高學生對中國近現代發展歷史的認識。多年來，保良局亦於屬校積極推動正向教育，重視品德發展。本局自2019年起於屬下部份幼稚園及小學推行“正向教育發展計劃”，今年將進一步擴展，於屬下各幼稚園推展“豐盛小人生”正向教育項目，而保良局小學亦獲資助進一步推廣正向教育，通過課堂教學、親子講座工作坊等，營造快樂正向校園環境，培養學生積極正面的價值觀。航天科學家團隊到訪保良局屬校，與17所屬校中學生對話交流多元發展 開闊青少年眼界現今社會瞬息萬變，保良局一直深信多元發展、開拓眼界能讓青少年終身受益，迎接未來挑戰。今年6月，國家衛星導航技術領軍人物之一，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工程副總設計師、北斗三號衛星首席總設計師謝軍及航天科學家團隊，親臨保良局屬校舉行“航天科學家團隊進校園”活動，與17間屬校中學生對話交流，啟發他們的探索熱誠，期盼同學再於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範疇精益求精。近月本局屬下17所中學學生代表同獲參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諮詢會，與行政長官交流對社會政策的觀點，增進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投入與認知。早前的奧運熱潮振奮人心，尤其本局屬校畢業生劉慕裳歷史性贏得空手道銅牌，實在令保良仝人欣喜鼓舞。保良局一向非常重視屬校學生的體藝發展，於體育及藝術培育上長期投放大量資源，廣設課外活動獎學金鼓勵學生發展興趣同時追求卓越，今年開展的“少年劍神培訓計劃”，亦期望能延續劍擊活動的熱潮，為未來香港孕育更多體育精英，並透過運動培養學生專心致志、自律自強的個人修養。運動亦是促進團結共融的優良媒介，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大家都見證各國人民的彼此結連。在保良局教育服務早前開展的“三保樂同行”活動中，同讓屬下主流學校與特殊學校師生，一同參與多項體育運動，同心同樂，充份實踐“傷健共融”的理念；而屬下社會服務單位推行的“長幼勁舞團”活動，就讓長幼兩代透過舞蹈合作交流，發揮“同心共融 善與人同”的精神。保良局屬下17所中學學生代表參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諮詢會，與行政長官交流對社會政策的觀點感恩支持 凝聚善心創明天保良局各同事均盡心盡力，特別在疫情起伏的艱難時期，前線同事無不時刻以受眾福祉為前提靈活應變，無間斷服務。從活用科技為院舍長者聯繫家人抒解思念，嚴守衞生保障健康；到幼兒服務製備教材，緊密跟進以延續學習……種種的細心關顧，處處的專業盡心，是保良局上下超過300個服務單位同工，對逾80萬受眾不變的承諾。保良局服務基層人士，實有賴社會各界對其善業的深厚支持，在過往的籌募活動中，一直見證各方機構企業、廣大市民的踴躍參與，捐輸出力。無論是保良局推展的“關愛無限．共跨逆境”扶弱計劃、“保良之友”月捐計劃、現正開售的保良局慈善獎券，以及各式的籌募項目，均希望今後繼續獲得各善長鼎力支持，一起集結善心，特別在“後疫情時期”為青少年發展伸出援手，攜手實踐“同心共融 善與人同”的信念，凝聚團結香港社會，為新世代締造更美好明天。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趙   欣校對：邸   倩監製：連振海

香港仔黃俊瑯由一個熱衷社會運動的學生，到選擇赴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並逐漸成長為香港青年內地創業的“引路人”，他的經歷頗具啟發意義。在擁抱灣區、逐夢未來的路上，黃俊瑯不僅成就了自己，也成全了一批年輕人，實現了個人價值的升華。文｜本刊記者      姚潤澤黃俊瑯（本刊記者 魏小旋 攝）甘當港青內地創業的“盲公竹”黃俊瑯出生於1991年，是一名土生土長的香港90後，2014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及行政專業，曾任該校學生會會長。他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跨國企業做訓練生，雖然這個工作機會難得，也是他希望的安穩環境，但是做了一年後，黃俊瑯還是決定辭職。“我反思過，覺得這個工作可能不太適合我，我主要還是希望從事跟人溝通的工作，也希望做一點事情。”黃俊瑯說。於是，2015年他開始了自己的創業生涯。黃俊瑯選擇深圳作為創業之地，從經營一個網絡服務平台開始，經過一年左右的運作，成功獲得融資，在香港和深圳引起了較大反響。之所以選擇到內地創業，源於他對內地的再認識。雖然小時候也隨父母到過內地，但始終印象模糊，感覺有點落後。直到大學時一次跟隨學校的交流團到內地參觀考察，他才有了新的觀感。“我的最大感受是前後變化，因為有10年沒回去過，10年變化非常大。”他回憶道，小時候沒有高鐵，從深圳去東莞要坐兩個小時的小巴；現在內地高鐵發達，可能只要15分鐘就能從深圳去到大灣區任何一個地方。“城市發展迅猛、社會穩定、創新創業氛圍濃厚”，黃俊瑯驚喜之餘，也萌生了到深圳創業的想法，“從企業和創業角度來說這些都是重要條件”。初到內地創業的黃俊瑯，工作和生活上也遇到了許多不適應。去成都出差時，雖然知道當地喜歡吃辣，但是當點了個清炒大白菜竟然也是辣的，直言“頂不住”。還有一次從廈門回港，買了從廈門北到香港的高鐵票，但是當時不知道分廈門北和廈門兩個站，結果跑到廈門站候車，導致錯過那班高鐵。當天已沒有其他班次到港，他只好從廈門打車到潮汕站，再搭乘別的高鐵回港。類似的“水土不服”有很多，對政策不了解、對環境和市場不熟悉⋯⋯黃俊瑯在創業路上走了不少彎路，但他堅持了下來，不但成功度過了適應期，而且逐漸成為熟悉大灣區內地城市政策的行家裡手。正因為經歷了許多挫折，黃俊瑯更深切體會創業者的艱難，尤其是香港青年隻身到內地打拼的不易。為了讓更多的香港青年可以圓自己的創業夢，他決定和幾名香港專業人士一起打造青年科創谷，希望用自己的經驗幫助更多想到內地創業的香港青年，甘當他們的“盲公竹”，幫助他們探路、找路，實現創業夢想。“還沒創業的，我們希望啟發他；創業中的，我們就看有什麼能幫助他；已經成熟了，我們就考慮有沒有一些資源可以對接……”黃俊瑯介紹道，科創谷的核心功能是服務，了解每個項目在不同時間、不同階段的需求，提供“一企一策”的項目孵化和加速發展服務。團隊重點協助進駐科創谷的港澳初創項目，解決好“水土不服”問題，包括工商註冊、稅務、人才招聘、商務活動開展等細節，讓企業騰出更多時間和空間，專注於培養核心競爭力。同時協助初創項目調整和優化商業模式，實現企業更有效率地對接內地和海外市場，實現做大做強。2019年9月6日，由中山市南區辦事處、香港高鋒集團共同籌建的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中山市南區國際青年科創谷正式投入運營。這是繼前海、廣州之後，黃俊瑯參與的又一孵化項目。他鬆了一口氣說：“這3個月，我多數時間駐扎中山，忙著籌備南區科創谷，終於見到成效。接下來，又要到各城市之間當‘空中飛人’，搭建不同的創業孵化和加速平台。”黃俊瑯投身創業孵化和加速工作多年，他的團隊在搭建創業孵化平台領域不斷進取，先後在香港、深圳、廣州、中山、南京、石家莊、成都等地都開辦了科創谷。其中僅前海科創谷一個基地，成立來已經服務超過130個香港創業企業。他坦言，“我們就希望為香港青年布局一個全國性的創業孵化器。下一步還打算在韓國釜山開一個，逐漸走向國際。”從大灣區出發，走向國際，黃俊瑯在成全他人的路上也成就了自己。目前，黃俊瑯是香港高鋒集團的合夥人及副總裁、G-Rocket國際加速器聯合創始人及行政總裁。 近年來，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正在成為香港青年的新選項，他們在粵港澳大灣區創業、就業，搭上大灣區發 展高速列車。圖為香港青年在深圳創意公司工作（圖:中新社）倡導溫和理性方式爭取進步學生時代的黃俊瑯也是激情熱血青年，思想也曾簡單易偏激，熱心於社會運動，曾參與“佔中”，但隨著個人不斷成長，對社會特別是對國家日益深入的了解，他逐漸變得成熟與理性。他坦言，“年輕的時候，特別是做過學生組織工作，肯定是有‘熱血’、會‘激進’。但在學習成長過程中，發現通過溝通、談判形式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好的方法。”他認為，即使在世界範圍，對於不同的政治、社會議題，很少需要通過“打架”或者是以社會動亂方式來解決，那樣也不可能解決。因為在社會混亂的情況下，會導致整個社會福利、民生及經濟問題的出現。“我們提倡通過理性溝通，以溫和的方法去解決問題，爭取社會進步，而不是訴諸暴力。”他直言，相信大部分香港青年都是愛香港，以香港利益為出發，那就應該理解，在一些問題上各方尚未達成共識時，越“鬧”只會產生更多矛盾，只能讓解決事情的大環境變得更加糟糕，社會發展不了。“與其這樣，年輕人不如將眼光放得更長遠些，與特區政府合作，解決一些最核心最急迫的社會問題，讓自己未來的路更好走一些。”10月7日，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宣布解散，曾任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會長的黃俊瑯指出，學生組織在大學裡有獨特定位及歷史價值，除了承擔服務同學會員的工作外，亦積極參與大學發展事務，同時還是同學成長的一個重要地方。他認為應該保全學生會，通過溝通、商討的方式訂立學校與學生會的良性關係，讓學生會發揮正面的積極作用。“無論是社會議題，或者是政治議題，我都秉持著通過溝通溫和理性的方法去爭取一些進步。”黃俊瑯補充道。近年來，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正在成為香港青年的新選項，他們在粵港澳大灣區創業、就業，搭上大灣區發展高速列車。圖為香港青年在深圳創意公司工作（圖:中新社） 幫助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青年應該把握住國家發展的歷史機遇。”黃俊瑯肯定地說，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很龐大的經濟載體，能夠滿足香港青年無論是在就業還是創業方面的發展需求。他分析道，當前，內地無論在土地運營、稅收優惠、產業合作、人才交流、人才待遇等方面，都向香港青年、企業提供了實實在在的培育和發展空間。對於不少香港青年對整個大灣區政策不了解，或了解片面，或只知道個名字、不了解具體內容和申請流程，“這就要通過我們這些香港青年機構去解析給他們知道。”黃俊瑯說。他把幫助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成自己的職責。“香港是一個經濟環境發展得很完善的地方，在這個國際化平台上我們青年人應該發揮它的優勢，把眼界擴展開來，比如擴展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這樣人生將擁有更多的機會，你可以在整個大灣區就業、創業、生活，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而不是限於香港。”黃俊瑯表示，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背靠祖國，面向國際，因此抓住國家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可以著眼廣闊的國際市場。為了讓香港青年更順暢的融入整個大灣區，黃俊瑯團隊不斷開展各種交流活動。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每一年他們都會組織三、五十名香港青年到內地體驗實習，加深對內地的了解。活動深受香港青年歡迎，經常是幾百、上千人爭搶幾十個名額。“定期舉辦一些活動，目的就是讓香港和內地創業青年結識彼此，並成為夥伴，這樣工作和生活都會進展得更加順利。”黃俊瑯介紹，香港青年和內地青年經驗不同，各有優勢，把有國際視野的香港青年和熟悉內地市場的內地青年放到一起，加上國家的大政策，會有一個很好的融合和發展。此外，黃俊瑯團隊還組織一批創業導師定期為創業者們開展相關培訓，以及舉辦各種活動讓創業青年們交流、分享各種創業項目。“在這過程中，我們也見證了很多青年，包括我自己的同輩的一個性格的改變，有一個成長的機會。”黃俊瑯欣慰地說。今年9月，中央推出具針對性的惠港青年八條措施，包括為香港青年提供實習、赴內地交流和就業機會，推出創新創業項目支持計劃，在多項全國性青年科創賽事中優化拓寬香港賽道等，力求破除藩籬，打通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的“最後一公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中央加強力度給香港青年提供優惠措施，它銜接了就業、創業、生活三大領域，相信未來5到10年，去內地發展形勢大好。”黃俊瑯表示，雖然過去三大領域也有一些政策，但是感覺有點散，現在中央統籌起來，發揮的功效更大。他建議，特區政府要跟內地相關部門保持溝通，充分利用好政策，出台相應的措施確保更多香港青年更積極也更加便利到內地發展。“我們未來也會推出一些計劃，引導更多的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創業，這是我們原則性的目標。”他同時希望，香港的青年也要努力走出去，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和眼界，以適應形勢發展需要。“再多的宣傳也不及個人親身去體驗”，他建議青年朋友多到內地走走看看，實地了解，親身體驗，加深對國家的認識，主動擁抱國家發展，這樣才能在歷史洪流中激流勇進，實現人生價值。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李博揚監製：姚潤澤

“報紙的副刊儼然成了文化創作園地，孕育出香港流行文學的黃金年代，也是香港文學的黃金年代。”“在海外推廣華文文學，有助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香港可以繼續發揮窗口優勢，成為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平台。”“我希望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這本身也是推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基礎，因為文學是原創的，許多電影、戲劇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香港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推動大灣區內文化的交流互通，推動香港文學在大灣區的文學場域找到更緊密的連接，帶來香港文學發展的更大機遇。”當今香港文壇的“代言人”，知名作家、出版家，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接受採訪時如是說。文｜本刊記者      黎知明     邸倩潘耀明接受本刊專訪（本刊記者 邸倩 攝）香港文學的黃金年代記者：作為當今香港文壇的“代言人”，您可以介紹一下香港文學的情況嗎？潘耀明：香港文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當時大批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士或避戰亂、或為了海外宣傳而來到香港。他們在香港期間進行了大量的文學創作，形成了早期香港文學的獨特風貌——南來文學。南來文學的代表作家有茅盾、夏衍、戴望舒、蕭紅、端木蕻良、曹聚仁、許地山（落華生）、張愛玲等。到了六十年代，香港的本土文學開始萌芽，掀起了文社潮。文社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香港幾乎每一所大學和中學都成立了文社。我當年所在的中學也成立了一間文社，我是文社的主筆。文社定期出版油印刊物，到要出版的時候，就會在《華僑日報》刊登信息──《華僑日報》設有香港文社動態的園地，讓讀者來取閱。這個時期誕生了一批追求純文學寫作的本土文學作家，如舒巷城、海辛、崑南、馬朗、葉維廉、西西、也斯、小思、羈魂、凌亦清、阿濃、何福仁、陳浩泉、韓牧、盧因等，我也恭忝末席。但香港畢竟是商業社會，若以商品價值衡量純文學寫作，其價值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本土文學雖已開始發展，但始終只存在於民間，只局限於個人行為。於是，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流行文學應運而生，出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流行文學作家，比如金庸、倪匡、三蘇、宋玉、馮鳳三等。當時香港報紙都會設副刊，他們就在副刊上發表小說連載、怪論、雜文等。其中還流行一種“三及第”文字，即白話、文言、粵語（特別是俗語）的混合文體，妙趣橫生，小市民很受落。這些流行作品很受讀者歡迎，受眾範圍非常廣，可惜後人沒有整理出來，很是遺憾。一些熱門作家往往很高產，有人一天可以寫一兩萬字，如倪匡、三蘇等。他們為多家報館供稿，同時寫著不同的小說，而門口總是守著許多報館的送稿人，稿子一寫完就馬上拿去報館排版付印，匆忙間甚至出現送錯報館的情況。報紙的副刊儼然成了文化創作園地，孕育出香港流行文學的黃金年代，也是香港文學的黃金年代。這些流行文學都屬於商業化創作，但其中不乏很多好作品。不論是嚴肅文學還是流行文學，好的作品總是會流傳下來的，像中國的“四大名著”，在過去也都是流行文學。後來，隨著報紙副刊連載的取消，創作土壤沒有了，流行文學逐漸式微，香港文學越來越走向邊緣化，純文學的創作空間則更加萎縮。在香港社會日益走向即食文化的今天，已無法再產生職業作家，而能夠稱得上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大多是高校的學者或教授。他們有優渥的薪資和假期，毋須靠文學寫作來謀生，也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創作。2011年12月，在潘耀明策劃下，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等機構舉辦了“第三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了余光中、陳若曦、陳丹燕、尤今等作家舉行講座 華文文學助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記者：您怎麼看華文文學的國際地位？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前景如何？潘耀明：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越來越多的海外華人主動學習中文，許多國家也開始重視漢學研究。據我了解，韓國有50萬人學習中文，近200所大學開設中文系。即使對於不懂中文的外國讀者來說，他們對中國作家也越來越熟悉。隨著信息技術發展，很多中國作家的作品在出版後很快就被翻譯成多種文字迅速傳播，一些作家也獲得了國際獎項。可以看出，華文文學（或原文為華文的文學）的國際影響力正在提升，發展前景令人樂觀。余光中先生曾經說過，華文文學將來會成為世界影響最大的文學，也最能被普遍所接受。因此，我們應該重視華文文學作品的翻譯，特別是要邀請海外的漢學家進行翻譯，他們是深諳中華文化的外國人，能翻譯出既忠實於原著精神，又符合海外受眾閱讀習慣的作品，如莫言作品的英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海外推廣華文文學，有助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獲得世界的認同。2005年10月，在我倡議推動下成立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聯會動員了一大批學術精英和傳媒名流，整合了亞洲、美洲、歐洲和澳洲等全球30多家文學社團，是具有世界意義的第一家旅遊文學聯會。如今，旅遊成了多數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與旅遊相關的文學作品，受到海內外作家及廣大讀者的認可。聯會發展至今，舉辦了多次學術研討和文化交流活動，推動了很多人參與華文旅遊文學創作，帶動了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也進一步帶動了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 由潘耀明策劃，香港作家聯會主辦的“我的創作觀”文學講座，2018年11月3日於香港科技大學舉行，中國作協主席、中國文聯主席鐵凝率領代表團到港出席並擔任主講嘉賓倡建香港文學館記者：香港曾被標籤為“文化沙漠”，而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你認為香港距離這個目標有多遠？潘耀明：我認為香港並不是文化沙漠，香港的優勢在於其開放與包容。過去在海峽兩岸較為封閉的時期，香港就是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窗口，是兩岸文學的重要集散地。中國大陸的新文學從這裡走向台灣，台灣文學、外國文學從這裡走向中國大陸。放眼國際，香港更是一個國際文化交流的窗口，我們能在香港看到各國文化的交匯聚集和交流溝通。未來，香港可以繼續發揮這一窗口優勢，成為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平台。然而，在香港文化自身的培育和發展上，香港是有欠缺的。以香港文學為例，香港至今沒有一間用以收集香港作家史料和研究本地作家的文學館，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文學交流場所。蘇童說我經常在很吵鬧的酒樓舉辦文學講座，其實這反映了香港文學的尷尬現狀——活躍於民間，局限於民間。我到過很多國家，探訪過很多城市，發現他們都有文學館，比如日本，即使是很小的市鎮，他們也建起了文學館。而在北京，則有中國現代文學館。為此，我與饒宗頤、金耀基、曾敏之、劉以鬯、李焯芬、海辛、也斯等逾30多位香港文學、學術、藝術界名人曾於2004年共同發起籌建香港文學館的倡議。然而當多位發起人已經故去，籌建文學館仍無進展。在政府大力打造的西九文化區內，已經建成和正在籌建的有故宮文化博物館、戲曲中心、演藝綜合劇場等多個大型文化場地，唯獨缺少了文學館。文學是原創的作品，許多電影、戲劇、話劇等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從文學視角來看，香港文化雖然不是沙漠，但文化的創作環境是沙漠。我希望特區政府能重視我們的倡議，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除了收藏香港作家的文獻資料外，也為香港文學提供一個活動、研究、交流的永久性場地，以此鼓勵香港的文學創作，培養更多本地作家，這本身也是推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基礎。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國家戰略的提出與發展令人鼓舞。我希望香港可以好好利用自身的優勢，推動大灣區內文化的交流互通，推動香港文學在大灣區的文學場域找到更緊密的連接，帶來香港文學發展的更大機遇。內地文學的市場很大、平台廣闊，又特別重視原創文學的發展。香港作家能擁有較多在內地平台發表作品的機會。目前，有關大灣區文化發展的高端論壇在廣州、深圳、澳門都有舉辦過，我一直期待能在香港舉辦，這對於推動香港進一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推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大有裨益的。 潘耀明的新書《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每個作家都有生動的故事記者：您的新書《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搜集匯總了您與許多文壇名家大師交往時的書信、字畫、照片等珍貴資料，嚴家炎先生給這部書的評價是，“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應該是獨一無二的”，您可以談談這部書的創作初衷嗎？潘耀明：我在報館當記者的時候認識了曹聚仁先生，他是中國有名的作家，他寫的《魯迅評傳》很有影響。那時候我們的報館辦副刊，會收到一些有名作家的來稿，曹先生就會鼓勵我們年輕人就此做一些研究。他說如果能細水長流堅持下去，就會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我聽進了他的建議，便開始研究中國文學名家，同時收集他們的資料。六、七十年代香港還沒有電腦，我在家裡客廳擺了一組櫃子，就像中藥鋪裡的藥櫃一樣，一格格貼上作家的名字，然後將我收集到的資料對應放入，如此收集了幾十位作家的資料。那個年代，通訊交流尚不方便，我手頭這些舊資料難以和作家本人核實。國家改革開放初期，我因為在一家文學雜誌當編輯，終於有機會與這些作家交流。我們會邀請一些文學名家發表作品，主要是通過書信進行往來溝通，慢慢地，我和這些作家就熟絡起來，一些過去收集的資料也有機會去核實了。我和他們交往的時候，我們之間不是讀者與作家的關係，不是訪問者與受訪者的關係，而是朋友的關係。那個年代，大陸物資較匱乏，有些作家喜歡喝咖啡，我會買一點給他們帶過去，有些作家到了晚年視力不好，我會買放大鏡給他們。俞平伯先生喜歡抽煙，我每次去內地公幹時都會給他帶上一些。我非常景仰他們，他們在生活上有什麼需要，包括一些內地購不到的藥品、醫療器械等，我都會儘量幫助他們。就這樣我得到很多作家的信任，他們跟我無話不談，許多還成了忘年交。這些書信以立體而非平面的形式呈現出我們之間的情誼。在此之前，我出過《當代中國作家風貌》正、續編的文學評論集（五十萬字），都是純文字展示。後來，我就想把這些書信、照片都整理出來，讓讀者生動了解這些名家寫作的背景以及書信背後的故事。我相信，每個人都是立體、多元、多面的，他們各有不同的生活、寫作及感情經歷，這些經歷對他們的寫作影響很大。 年輕人要培養傳統文化底蘊記者：您對愛好文學的年輕人有什麼寄語？潘耀明：華文作家在創作時，不能切斷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只有在深厚的傳統文化土壤中，才能孕育出多姿多彩的優秀華文作品。文學大師如錢鍾書、俞平伯、沈從文、茅盾、冰心、巴金、老舍、吳祖光、金庸先生等人，正是因為他們豐富的傳統文化涵養，才能寫出一部部經典名篇。他們即使是寫白話文，寫通俗小說，也是扎根於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中，沒有羼雜外來語，是純粹的漢語。年輕人應該向這些大師們學習，多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多讀些經典傳統文學，把自己的文化底蘊培養起來。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李博揚監製：姚潤澤

9月30日，日本前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在執政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以明顯優勢勝出，成功當選第27任總裁。隨後在10月4日臨時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首相指名選舉中，岸田文雄當選日本第100任首相，並立即組建了新內閣。10月8日，岸田文雄在國會眾參兩院發表就任首相後的首次施政演說。在談及日中關係時，他表示與中國構建穩定的關係對兩國、地區以及國際社會來說很重要，要與中國繼續對話，就諸多共同課題開展合作。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岸田新政權將給中日關係帶來哪些新改變，未來中日關係走向何方，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關注。文｜北京     顏澤洋岸田對華政策延續強硬態度岸田目前領導的岸田派源於宏池會，該派系是1957年時任日本大藏大臣池田勇人按照前首相吉田茂的思想創設，是自民黨內最老的派閥之一，素有“和平主義”“重經濟、輕軍事”等“鴿派”傳統。岸田本人性格溫和，鬥爭性不強，但在自民黨總裁選舉期間為爭取保守派大佬支持，他刻意強調對華強硬，上台後的人事部署也對此形成策應。選舉期間凸顯對華強硬。岸田選舉時宣稱“對付中國”將是其當選後“首要任務”。軍事方面，岸田認為中國高超音速導彈發展迅速，日本周邊安全環境日益嚴峻，主張增加軍費，加強宙斯盾艦與雷達建設，考慮擁有攻擊敵方導彈基地的能力，不再堅持國防開支控制在日本GDP的1％以下。經濟方面，岸田稱對中國經濟行為深感震驚，將新設內閣大臣負責經濟安全與DFFT（自由可信賴的數據流通），推動制定經濟安全相關法律，確保半導體等供應鏈穩定。領土問題方面，岸田認為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主張充實海上保安廳力量，實現海上保安廳和自衛隊無縫對接。另外，岸田宣稱日本重視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等基本價值觀，將新設負責人權問題的首相助理，將與價值觀一致的夥伴合作，有效應對涉港、涉疆等問題。人事部署延續保守傳統。岸田當選自民黨總裁後不久便確定了主要黨務人選。其中最重要的職位幹事長由甘利明擔任，負責制定黨的政策方針的政調會長由安倍親信高市早苗出任，原副首相、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則被任命為黨的副總裁。可以看出日本執政黨大權仍然主要由“3A”體制（指安倍晉三、麻生太郎和甘利明，三人姓名英文首字母均為A打頭）把控。內閣人事方面，對外政策最有影響力的兩個職位外務大臣和防衛大臣仍然由茂木敏充和岸信夫留任，表現了岸田內閣對外政策將保持一貫性，日美“2+2”等對美機制以及對華外交和安全政策不會出現大的變化。主要人事布局除了繼承以往保守傳統，還增添了所謂的“岸田特色”，第一次設置了經濟安全保障大臣的職位，由小林鷹之擔任。小林常年在甘利明手下工作，出任過防衛政務官，是日本政界主張對華強硬的代表性人物。10月4日，日本自民黨新總裁岸田文雄當選日本第100任首相後立即組建內閣。圖為岸田文雄（前排中）在東京的首相官邸率閣僚合影（圖：新華社）施政方向仍是以美為主。岸田認為今後十年最重要的是日美關係，強調日美同盟是外交基軸，日本應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等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強化合作，推進“印太構想”，構建“民主同盟”。岸田主張積極推進日美“軍事一體化”，加速與美情報領域合作對接，特別在經濟安全方面深化日美合作。首次施政演說中，岸田文雄同樣表達了對日美關係的重視，表示日本將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東盟、歐洲等盟友合作，靈活運用四方安全對話，強力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日本將帶頭把作為印度太平洋地區、乃至作為世界和平繁榮基石的日美同盟提升到一個新高度。保持對華溝通，試圖維持平衡。小泉內閣時，岸田曾強調日外交須“保持平衡”，僅靠美國非常危險，與中國構建良好關係，日本才能發揮外交主體性。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以及國際形勢變化，岸田觀點也隨之發生改變，向美偏移明顯，但同時也承認日中經濟關係對日本也至關重要，主張以日美關係為軸心維持日中對話，穩定兩國關係。 5月19日，位於山東青島西海岸新區的青島日本“國際客廳”正式揭牌納客以來，舉行了多場展示、交流活動，已經促成了不少日本企業簽約落戶，成為中日雙方加深合作的對外開放新平台（圖：新華社）未來中日關係發展大方向不會變岸田新政權勢必為中日關係帶來新機遇和新問題，但大方向不應隨之改變。首先，中日關係穩定發展仍是雙邊共同需求。中國方面，多次強調把握兩國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向前發展是中國既定方針，不會因一時一事而改變，即便中日關係曾經面臨嚴峻局面，中國的大方針仍然沒有改變。當前中國正開啟第二個百年征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中國需要穩定健康的中日關係來營造有利外部環境。日本方面，面對中國快速發展尚未形成統一的對華共識，對中國政策時有搖擺。但需要看到，中日兩國永遠是搬不走的近鄰，近些年日本也從中國的快速發展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如果認為中國是威脅進而遏制圍堵，不僅會浪費日本的國家資源，惡化雙邊關係，也不利於日本長遠發展。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維護和發展中日友好合作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洲乃至世界和平、穩定、繁榮。其次，中日經濟關係仍然緊密。近年中日貿易額維持在3,000億美元左右，按國別排名，日本依然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國、第二大出口對象國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中國則連續十四年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國。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率先復工復產，日本對華出口隨之大幅增長。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統計數據，2021年上半年，日本對華出口同比增加約27％，達1,012億美元左右；對華進口同比增加約15％，達902億美元左右。據中國國家商務部統計，長期以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穩定增長，是中國累計最大的外資來源國。隨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簽署，未來中日經貿關係或更加緊密，但日本加強經濟安全保障，未來中日在高精尖方向的經濟合作或受影響亦不能忽視。第三，固有問題仍會長期存在。中日之間存在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和台灣問題等固有老問題，老問題隨著新時代發展總會呈現不同的嚴重程度——兩國友好時問題暫不會浮上水面，兩國關係惡化時問題也隨之放大。近來隨著中日面臨的國內外形勢變化，固有問題愈發凸顯。長期來看，這些問題的解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兩國不斷的對話協商，需要合適的內外部條件，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可能會是一個長期過程。第四，中日關係仍會受制於美國因素。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為基軸的基本面短期不會改變，這決定了日本對華政策很大程度受美國影響。特朗普執政期間加大貿易保護力度，日本同樣面臨美國關稅壓力，另外特朗普政府對盟友的態度也讓日本深感不安，此時日本對華合作需求上升，中日關係有了改善動力。拜登上台後，強化同盟戰略，在印太地區強化美日合作和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對華政策很快轉變、失衡，從近期日本對華表態和自民黨總裁競選的涉華論點來看，今後日本對華政策主動性空間不大，依然隨美起舞。2020 年2月29日，在日本東京的池袋站前，在日華僑華人志願者團體“口罩熊貓行動小組”向當地民眾免費發放口罩，一名小志願者（左）將兒童用口罩送給日本小朋友（圖：新華社）中日需共同引領兩國關係健康發展中日兩國穩定健康的雙邊關係不是輕易獲得的，未來仍需雙方多管齊下，共同努力，一起構建。政治引領是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的穩定器。自1972年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經歷了許多波折，很多時候都是以中日領導人的高層會晤引領兩國關係回到正常軌道。因此，中日兩國都應保持政府、政黨和議會交流，開展外交、安全、經濟、文化等領域對話，及時就雙邊關係中的重大問題進行深入溝通，化解彼此疑慮，防止戰略誤判，避免被其他國家和某些政客“帶節奏”。兩國需積極培育民眾感情。根據中國外文局與日本言論NPO聯合進行的2020年中日關係輿論調查結果，中國受訪者對日本的總體印象持“很好”和“相對較好”的比例為45.2％，與2019年基本持平；對中國持好感的日本受訪者僅有10％左右，較2019年下降5個百分點；而對中國印象“不好”的日本受訪者較2019年上升5個百分點，高達89.7％。2021年中日關係輿論調查顯示，對日本印象“不好”的中國受訪者上升至66.1%，對中國印象“不好”的日本受訪者上升至90.9%。可見中日兩國民眾彼此好感度基數不高、差距較大，甚至有惡化趨勢。民間友好是中日關係優良傳統，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實現，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雙方“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不懈努力。在信息化時代背景下，如何應對網絡媒體對兩國關係的影響，是雙方應當高度重視的新課題。兩國政府應加強對媒體的正確運用和引導，努力使兩國民眾客觀準確地了解和認識對方，逐步扭轉兩國國民感情惡化的勢頭。雙方分歧需兩國共同努力管控。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在短期內難以徹底解決，需要雙方保持戰略耐心，努力尋找切實管控分歧的有效之道，不激化矛盾，不影響雙邊關係大局。雙方應共同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和有關承諾，慎重妥善處理歷史、領土等潛在風險和挑戰，利用已有的磋商機制並繼續協商建立高水平交流機制，進一步做好危機管控，避免擦槍走火，共同維護兩國周邊的和平穩定環境。（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學者）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邸倩校對：李博揚監製：張晶晶

最近，中國科學院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科研團隊首次在實驗室實現了以二氧化碳為原料，不依賴植物光合作用，直接人工合成澱粉。這不僅是中國科學界的一大步，也是人類科技史上里程碑式的顛覆性突破，對未來解決糧食危機、應對氣候變化乃至加速人類文明的整體發展進程都具有非凡意義。文｜北京      秦易圖：視覺中國無需植物和土地，不再倚賴自然的光合作用，而是像在生產車間釀造啤酒那樣把澱粉源源不斷地製造出來——這是天方夜譚嗎？中國科學家告訴你，這是現實；以二氧化碳和電解過後的氫氣為原料，就能合成澱粉！近日，中國科學院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的科研團隊在人工合成澱粉方面取得重大技術突破。在實驗室裡，他們在國際上首次實現了從二氧化碳到澱粉分子的全合成。北京時間9月24日凌晨，該項研究成果在線發表於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科學》雜誌。這一“無中生有”技術，不光是中國科學界的一大步，也是人類科技史上里程碑式的顛覆性突破，對未來解決糧食危機、應對氣候變化乃至加速人類文明的整體發展進程都具有非凡意義。 9月23日，中國科學院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馬延和研究員在發布會上向媒體介紹人工合成澱粉研究成果（圖：新華社）“從無到有”開闢澱粉生成新路澱粉屬於高分子碳水化合物，是由單一類型的糖單元組成的多糖，因此它的合成機制是一個複雜的過程。經過大自然上億年的造物演化，澱粉主要由玉米等農作物通過自然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生成。光合作用，即綠色植物吸收太陽的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富能有機物，同時釋放氧氣的過程。但“自然造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農作物吸收二氧化碳後，需在適宜的溫度、光照、生長周期等多種因素的複雜調控下，經過約60步代謝反應和細胞組件間運輸，才能最終完成光合作用、實現澱粉的合成與積累。自然光合作用只能利用低能量密度的太陽能，理論上能量轉化效率不超過2%。並且農作物的種植通常需要較長周期，同時還需投入大量的土地、淡水、肥料等資源。光合作用是地球生態圈最重要的能量循環機制之一，可以說人類的食物都是大自然光合作用的饋贈。截至目前，持續了一萬多年的農業種植，仍是生產澱粉的唯一途徑。那麼除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外，還有沒有效率更高地利用二氧化碳和光能來生產澱粉的方式呢？人工合成澱粉研究就是要“從無到有”開闢一條新的道路。經過6年的探索攻關，中科院科研團隊從近7,000個生化反應中設計創製出了一條顛覆性的澱粉製備方法——ASAP路線（Artificial Starch Anabolic Pathway）。從能量角度看，植物光合作用的本質是將太陽光能轉化為儲藏在澱粉中的化學能。中科院團隊從這一過程中汲取靈感，想到了光能—電能—化學能的能量轉變方式：首先通過光伏發電將光能轉變為電能，讓光伏電水解產生氫氣，然後通過催化利用氫氣將二氧化碳還原生成甲醇，把電能轉化為甲醇中儲存的化學能，再進一步通過酶的催化反應把甲醇合成為澱粉。理想很振奮，但現實中面臨諸多挑戰。由於澱粉的天然合成路徑是經過長期自然選擇進化而成，其中的各個酶之間都能夠很好地適配協作，可人工設計的反應路徑卻未必如此。為了解決酶的適配問題，科研人員利用合成生物學的思想，挖掘與改造了來自動物、植物、微生物等31個不同物種的62個生物酶催化劑，最終優中選優挑選出10個酶，再以一種類似“搭積木”的方式逐步把一碳的甲醇轉化為三碳的二羥基丙酮，再轉化為六碳的磷酸葡萄糖，最終聚合成直鏈和支鏈澱粉。這是世界上人類第一次在實驗室裡實現了從二氧化碳合成澱粉的整個過程，不僅克服了化學和生物協同催化的障礙，跨越了生化反應能量傳遞的鴻溝，而且顯著提升了澱粉合成的速度與效率！與自然界合成澱粉共約60步反應相比，中國科學家創製的ASAP路線僅需要11步核心反應，明顯降低了合成的複雜度。且整個過程的能量轉化效率可達10%，遠超光合作用的能量利用率，讓高效固定二氧化碳、高效合成澱粉成為現實。圖：視覺中國打開人類發展困局的“金鑰匙”從三餐果腹的米麵糧食，到隨處可見的紙張、棉紡、洗護化妝品、藥品膠囊殼，處處皆是澱粉的身影。從幾千年前農耕文明發祥，到近百年間工業文明的革新，澱粉不僅為滿足人類生存提供了全球80%以上的熱量，而且已經成為重要的工業原料，可製成約3萬多種產品。從古至今，澱粉之於人類的生存與文明的進步舉足輕重。但正如前文所述，澱粉的生成主要倚賴植物光合作用，投入多、產量低，人們只能依靠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其弊端就是很可能出現糧食生產不均、供不應求的局面。由多家聯合國機構聯合撰寫的《2021年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估計，2020年全世界有7.2-8.11億人口面臨饑餓，有近23.7億人無法獲得充足的食物。全球糧食安全引發關注，危機不容小覷。此外，淡水、耕地資源本就有限，加之過度使用化肥導致的土地和水源污染，以及工業化背景下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又在進一步加劇地球的負荷，造成更深層次的資源短缺、環境污染、氣候變化，令解決糧食問題難上加難。從遺傳雜交育種到分子設計育種，世界各國一直在努力推進農業生物技術從而提高糧食產量。那麼有沒有可能換一種思路？好比與其苦思怎樣提升一輛車的性能，不如乾脆再造一款新車？在國際相關科學領域，這個想法由來已久。如果澱粉能夠實現人工合成，不僅效率高，對環境污染少，對能源需求較少，而且還可以大量吸收二氧化碳、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是打開當前和未來人類發展困局“一舉多得”的“金鑰匙”。在此背景下，糧食澱粉可持續供給、二氧化碳轉化利用順勢成為當今世界科技創新的戰略方向。擺脫植物進行二氧化碳固定，設計人工生物系統不依賴植物種植進行澱粉製造，是世界各國科學家多年來的夢想，也是國際上研究的熱點和難點。2015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楊培東團隊構建出了一套“人工光合作用”系統，通過納米線和細菌組成的系統，模擬自然界的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和水轉變成碳水化合物。2016年，德國馬普研究所報道了第七條人工設計的固碳途徑，二氧化碳轉化速率是自然卡爾文固碳循環的兩倍。2018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更是提出了二氧化碳製造葡萄糖的百年挑戰計劃。2020年，以色列和澳大利亞科學家通過人工定向進化首次實現異養大腸桿菌和酵母固定二氧化碳進行自養生長（異養是只利用有機化合物生成，自養是直接用固定二氧化碳生長）。縱覽全球，人工合成澱粉的國際科技競爭可謂白熱化。但是在中國ASAP路線提出之前，二氧化碳到澱粉的從頭人工合成還從未有過突破。2015年，在中國科學院重點部署項目和天津市財政專項的支持下，中科院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組建起了一支當時平均年齡30周歲的優秀青年科學家團隊，正式向人工合成澱粉與二氧化碳生物轉化利用這一事關國家長遠和全局的科技戰略制高點發起“進攻”。2018年7月24日，人工合成澱粉在中科院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的實驗室裡誕生了！從外觀上看，它跟從玉米、薯類等農作物中提純出來的澱粉無異，白色的粉末狀物質溶解後遇碘會變藍。經過核磁共振檢測，人工合成澱粉與自然界中澱粉的分子結構組成對比結果一致。這意味著，無論是分子成分還是理化性質，人工合成澱粉與自然生產的澱粉是一模一樣的。這是人類從認識自然，向學習自然、超越自然邁進的一大步！ 距產業化應用還有相當長距離8月30日，中科院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蔡韜副研究員在實驗室展示人工合成澱粉樣品（圖：中新社）9月16日，在中科院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實驗室，孫紅兵科研助理在整理實驗日記（圖：新華社）僅把澱粉合成出來並不是科學家探究的終點！此後的兩年多時間內，中科院團隊持續優化實驗成果，最終將澱粉的合成效率比最初提高了100多倍。按照目前技術參數推算，這一人工途徑的澱粉合成速率是玉米澱粉合成速率的8.5倍。在充足能量供給的條件下，理論上1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應器年產澱粉量相當於我國5畝玉米地的年產澱粉量。對此，《科學》雜誌新聞部執行主任梅根·菲蘭認為，該研究成果將為未來通過工業生物製造生產澱粉這種全球性重要物質提供新的技術路線。美國工程院院士延斯，尼爾森表示，這項研究的整合和應用將有助於解決人類未來面臨的重大挑戰。中科院院士趙國屏讚歎，這是一項具有“頂天立地”重大意義的科研成果。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堅認為，這項工作是典型的“0到1”的原創性成果，不僅對未來的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具有革命性的影響，而且對全球生物製造產業的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人工合成澱粉研究的初衷，是希望推動傳統農業模式下非常慢的、大面積種植的澱粉生產方式向高效化、集中化的工業車間生產模式轉變。如今實驗已經成功，離工業化生產還有多遠呢？任何一項基礎研究走到實際應用的道路都是漫長的。就人工合成澱粉的產業化挑戰而言，一方面，在工程生物學基礎理論和工程設計方面仍有許多問題有待攻克，比如要做好各種酶的分離純化、要讓酶在細胞外保持活性、要應對每一步合成過程後酶的活力下降等等；另一方面，從控制過程成本初步計算，只有澱粉合成的電能利用效率再提高數倍，澱粉合成的碳素轉化速率再提高數十倍，才能與農業種植的成本競爭。中科院副院長、黨組成員，中科院院士周琪指出，人工合成澱粉的成果尚處於實驗室階段，離實際應用還有相當長的距離，後續還需要儘快實現從“0到1”的概念突破到“1到10”和“10到100”的轉換，最終真正成為解決人類發展面臨重大問題和需求的有效手段和工具。經科技部批准，目前中科院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正在牽頭建設國家合成生物技術創新中心。除了繼續攻克澱粉合成人工生物系統的設計、調控等底層科學難題之外，他們還要推動成果走向產業應用，讓人工合成澱粉的經濟可行性接近農業種植，預計未來5到10年可建立起工業化示範裝置。屆時，以工業尾氣為原料，利用光伏等可再生電源分解水提供氫氣，就能夠在化學反應器中進行二氧化碳高效還原，在生物反應裝置中合成澱粉。人工合成澱粉儘管距離實際應用還需時日，但其之於世界發展的潛力遠景卻令人飽含期待和想像。解決溫飽問題未來不用再“靠天吃飯”。糧食生產可以擺脫耕地和自然環境資源的限制，只要能建造澱粉生產工廠，高山峽谷、沙漠冰原這些沒有種植作物條件的地方都可以用來產糧。溫室氣體逐漸減少，生態環境逐步改善。從源頭來看，澱粉生產工業化後，化肥農藥的生產減少，對土地水源的污染減少，生產化肥形成的碳排放量也隨之減少。從末端看，二氧化碳被工廠大口大口吸入生產澱粉，且土地退耕還林後又可進一步降低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澱粉食品口感更豐富，營養又健康。傳統澱粉多為大分子支鏈澱粉，而經人工合成的澱粉避免使用農藥，而且結構可控，比如所合成的直鏈澱粉具有機體消耗慢的特點，可幫助維持血糖平穩，合成的小分子澱粉則具有較好的起泡特性。總而言之，根據科學團隊估算，如果未來該人工合成澱粉系統的成本能夠降低到與農業種植相比具有經濟可行性，將會節約90%以上的耕地和淡水資源，避免農藥、化肥等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促進碳中和，提高人類糧食安全水平，推動形成經濟社會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作者係中科院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趙   欣監製：連振海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評價和肯定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習主席的講話，提倡學習和弘揚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驅為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這對於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促進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具有重要意義。筆者在北京聆聽了習主席的重要講話，不僅切實感受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與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精神一脈相承的歷史連接，更強烈感受到“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的時代強音，內心無比振奮和激動。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與辛亥革命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有責任為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作出特殊貢獻。文｜香港     姚志勝10月9日上午，紀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圖：新華社）嚴正警告“台獨” 堅決反制外來干涉習主席強調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他說，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我們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站在中國百年歷史大趨勢的角度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對兩岸關係和祖國統一事業發展作出的科學判斷，表明“和平統一”仍是祖國大陸的對台政策主軸。這一點值得包括兩岸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好好學習，認真體會，付諸實踐。必須看到的是，祖國統一面臨兩方面的威脅：第一個威脅是“台獨”分裂勢力。這是祖國統一的最大障礙，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患。對此，習主席發出嚴正警告，凡是數典忘祖、背叛祖國、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必將遭到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審判。然而，民進黨當局領導人蔡英文在“雙十”講話中仍然鼓吹謀“獨”言論，圖謀勾連外部勢力，而且首次提及兩岸“互不隸屬”，赤裸裸地販賣“兩國論”。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係決不是“國與國”關係，所謂“互不隸屬”，再次暴露民進黨當局謀“獨”本質。如果蔡英文當局仍然執迷不悟，不回到“九二共識”政治基礎的正軌，而是繼續以武拒統、倚美謀“獨”，將來有一天必然會遭到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審判，而且，這一天正在臨近。祖國統一的第二個威脅是外來干涉。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上某些反華勢力糾合起來，打“台灣牌”遏制中國發展，妄圖重演70多年前朝鮮戰爭的一幕來阻止中國統一。習主席再次向世界宣示：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這顯示了祖國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定力、決心和信心。 台灣問題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必須有領導中國人民前進的堅強力量，這個堅強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110年前發動辛亥革命，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探索了道路。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願，從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中國共產黨就始終不渝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氣概，開闢了偉大道路、創造了偉大事業、取得了偉大成就，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弘的史詩。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繫、命運所繫，只有堅定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才能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定性因素在於祖國大陸的發展強大。習主席強調，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節點上，習主席這篇重要講話重溫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行者的偉大業績及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國家統一的偉大理想，述歷史、講大勢、明方向、展信心，立意高遠，繼往開來，意義重大。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在中華大地上恣意妄為，封建統治者孱弱無能，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孫中山先生說過：“‘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演進大勢所決定的，更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意志。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強國時代；今天的中華民族，正向世界展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正以不可阻擋的步伐邁向偉大復興。祖國大陸完成統一大業的雄厚基礎和綜合能力正在不斷增強。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 （從上到下）湖北、廣東，以及美國舊金山、加拿大溫哥華等地陸續舉辦活動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香港可為統一大業作出特殊貢獻香港是孫中山先生革命活動的重要策源地，與辛亥革命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是中國近代史上緊密聯繫海內外中華兒女的重要橋樑。為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和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攜手香港多家愛國愛港社團和社會各界人士，專門成立了“香港各界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系列活動籌備委員會”，在香港隆重舉行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大會等系列活動。在香港舉辦紀念活動，緬懷孫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驅的歷史功勳，讓中華兒女透過莊嚴儀式表達追思和崇敬情懷，是香港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使命。回歸後的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在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中央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開啟了香港長治久安的新階段。香港社會要弘揚孫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驅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推動香港“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發揮香港在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特殊重要角色，為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出無愧於時代的貢獻！（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邸倩校對：李博揚監製：黎知明

香港要發揚獅子山精神，著力搞好經濟建設，加快“再工業化”進程，發展科技創新產業，在國家的全力支持下，香港要快馬加鞭、發奮圖強，建設更美好的明天。文｜香港       孫少文 孫少文香港的工業和製造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大規模遷移到珠三角地區，這是當時企業發展的必然選擇。作為細小的外向型經濟體，香港土地資源緊缺，人力成本高，不適宜發展大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跨入二十一世紀，香港乃至世界整體的經濟環境，都發生很大變化，隨著製造業開始向智能製造轉型，勞動密集型工業亦升級為高增值、高附加值的技術型產業。香港作為國際經貿中心，背靠內地，面向世界，擁有完善的金融和知識產權服務體系，能為技術型企業在融資、向外擴容和向內擴展方面提供諸多便利，這些都令 “遷出去” 的工業、製造業有了 “走回來” 的可能性和可行性。2015年全國兩會，我提交提案，建議 “加快在港建設國際高新工業園區、打造香港成為世界科技之都”，提出通過 “再工業化”，發展高端製造業和創科產業，培植催生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亦可藉此充分發揮香港在金融、貿易、航運和物流四大傳統支柱產業的行業優勢，進而保持優勢、延續優勢。特區政府在2015年底成立創新科技局，更在2016年首次將 “再工業化” 列入施政報告。事實上，回顧過往二十多年，政府一直嘗試推動創科產業，從1998年組建創新科技委員會起，先後成立創新科技署、五個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園、應用科技研究院等，然而實質的收效不大。根據政府統計數據，2008年創新及科技產業佔GDP的比重為0.7%，逾十年後至2019年僅微升至0.9%。如何突破瓶頸，發展創科產業，亟待破局。 對標“十四五”規劃  找準癥結做實事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賦予香港新的定位：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對香港的分工定位一脈相承，體現國家對香港創科產業發展的期待和決心。同期更出台一系列政策部署，如加強粵港澳產學研協同發展，推進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便利創新要素跨境流動等等。可以說，香港正迎來發展創科產業的最好時機。要把握機遇，主動求變，找準癥結，調整和明確香港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方向和策略，做到既有長遠藍圖，也有短期目標；時間上遠近結合，規模上大小結合；力求對行業、市場的實際需求作出快速回應和反應，下功夫切實發揮香港的自身優勢，才能真正融入大灣區發展，助力國家的“雙循環”建設。香港科學園（資料圖片）提起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最受關注的當屬河套地區的發展規劃。按照規劃，全面建成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將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創科平台，預計每年對經濟的貢獻可達520億港元，能創造約5.2萬個職位；第一批設施預期在2024年至2027年分階段落成。毋容置疑，這是香港乃至大灣區創科產業未來的重頭戲，但見效需時。香港過往的產業結構單一，製造業空心化，缺乏產業鏈，都是制約創科產業發展的客觀存在。但問題既然不是一天形成的，亦不能單靠某個項目解決。創科產業的發展藍圖有遠景、中景和近景，應該從整體上把握。如果說河套地區規劃是遠景和中景項目，那麼“再工業化”則是近景，政府應該加大力度、加快速度積極推動。“再工業化” 不是重新搞大規模生產製造，而是鼓勵和扶持以創新科技和智能生產為基礎的先進製造業。香港本地亦有不少這種類型的企業，佔地規模小，附加值高，能帶動研發需求，創造優質的就業機會；在上下游產業鏈中有一定基礎。以這類企業為切入點，同時發揮香港在科研、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優勢，加快以高端製造、精密製造為主體的“再工業化”進程，帶動創科產業發展，逐步形成產學研一體的本地產業鏈，亦是為河套項目全面落成熱身和做好準備。 全面提升管治效能  政府在2016年已將“再工業化”作為工作重點寫入施政報告，亦調配土地資源，推出優惠政策，以土地開發成本的價格為高科技產業提供土地及設施，如本港科技園下屬的位於大埔、元朗和將軍澳的三個工業邨就是一例。同時亦為扶持“再工業化”推出資助項目，如“再工業化資助計劃”、“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等，唯獨收效較理想水平仍有距離。有媒體報道指，工業邨內已發展樓宇的平均地積比率只達到最高整體地積比率的一半左右，三個工業邨的空置率都不低，由3.8%至12.5%不等。而另一邊，不少希望在港發展智能製造和科技創新的企業苦於空間限制，難以擴展。社會對“再工業化”的成效質疑，指工業邨的土地資源若不能善用，則應考慮改變用途，改建為住宅。民生住房問題要解決，但從長遠看，保障工業邨的土地資源供應，支持和推動“再工業化”進程，促進香港創科產業的發展，仍是必要和必須的。通過“再工業化”的過程，令香港自身具備一定潛力的產業，進一步做大做強，打造一個新的產業集群，這些對未來香港經濟發展的作用不可估量，將逐步進化為香港新的產業支柱，給香港經濟注入新的活力。從另一個角度看，則反映政府需全面提升管治效能，充分利用好土地資源，將資源調撥給有需要的企業，實現精準扶持，才能真正把“再工業化”的資源投入，轉化為實際的經濟增長動力，發揮應有的建設效益。事實上，包括土地資源在內的各類資助的申請流程和審批手續都應該儘量簡化，提高行政效率。業界一直有聲音表示，政府雖然有資助計劃，但申請過程複雜，審批時間長，輾轉之後已錯失最佳時機，令資助項目的效果大打折扣。內地近年來一直積極推動簡化公共及其他政府服務的手續和行政流程，取得積極成效。毗鄰香港的深圳就採用一站式服務的方式，從行政管理到審批制度上創造便利條件，大幅縮短各類申請的處理時間，值得學習和借鑒。無論是土地資源還是資助申請，政府均應適時作出檢視和調整，以變應變，與時俱變，才能與時俱進。不久前特區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順利進行，為落實“愛國者治港、良政善治”邁出堅實的一步。良政善治的落腳點就在於為經濟民生、為社會發展解決實際問題，辦具體事情。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政府要盡力全面提升管治效能。 為青年人提供多元發展機會  加快“再工業化”不僅有助改善香港存在已久的產業結構單一化問題，亦能對香港社會的長期發展帶來多重效益：通過為本地大學生提供更廣闊的就業機會，激發青年人的創新精神，鼓勵青年人創業，為其創造向上流動的機會，將從根源上解決青年人所面臨的發展問題。論及創科產業的人才資源問題，一方面是吸納海外人才、一方面是鼓勵本港人才到大灣區發展。這的確是一種途徑，但除了這種引進來、走出去的方式，也要儘可能創造優質的本地就業機會。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最新數據，香港八所大學每年的畢業生約為2.8萬人，當中約有20%的人修讀資訊科技或工程與科技專業，與創新科技產業密切相關。這接近6,000人的畢業生全部到大灣區的其他城市尋找就業機會並不現實，必然有一部分因為自身的客觀原因，選擇留港發展。 “再工業化”則為這一類畢業生中有志投身創科產業、並希望留港發展的年輕人入行提供了機會。 首屆城市創科大挑戰吸引不同年齡的學生和各界精英參賽。決賽和總決賽於10 月15 及16 日舉行，讓創科人才展示各種創新方案（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在創科人才資源上，要以分流、分層、多元、多渠道的方式，提供不同發展機會，留在香港發展亦可，到大灣區的其他城市發展亦可；可以繼續留在高校內從事科研，或是直接進入產業鏈的某個環節；個人自主創業可以，到現有的創科企業內謀求發展亦可以。加快“再工業化”進程，一方面是通過發揮香港在科研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地方，以創新科技為依託的智能生產，在本地發展高增值產業及產業鏈，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培養本地的科創產業氛圍。隨著大灣區內創科產業的不斷發展和融合，從長遠有助於灣區內創科人才的自有流動和流通，從而帶動整個灣區內創科產業的協同發展。        國家全力支持 香港亦當自強在東京奧運會上，香港代表團取得了一金二銀三銅的好成績，充分體現出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和引以為豪的獅子山精神。香港亦要發揚這種獅子山精神，著力搞好經濟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快“再工業化”進程，發展科技創新產業，走進內循環、促進外循環。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到“十四五”規劃，國家為香港的發展和持續繁榮穩定，創造了有力的環境和條件。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香港所需，國家所長。香港有著“一國兩制”的優勢，在國家的全力支持下，香港亦當快馬加鞭、發奮圖強；提升管治效能，建設更美好的明天。（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趙   欣監製：高   峰

國家商務部與香港特區政府近日共同簽署《關於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合作備忘錄》。香港企業是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的重要參與者。作為一項惠港政策，這一備忘錄的簽署有利於香港以合作區為平台，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同各國各地區開展交流合作；有利於促進內地與香港優勢互補，進一步促進“內地+香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三方合作，實現各方共同發展；有利於進一步深化內地與香港經貿合作關係，推動香港在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發揮“重要通道”作用，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文｜北京     曹亞偉 9月1日，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帶一路”專員葉成輝博士（右）與國家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司長王勝文（左二）在第六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以視頻形式簽署《關於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合作備忘錄》，就境外經貿合作區的建設和發展加強交流合作（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香港企業是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的重要參與者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抓手，近年來，境外經貿合作區蓬勃發展，日益成為與沿線國家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有效載體，持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境外經貿合作區不僅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載體，更是開展多邊合作的開放平台，為深化國際產業鏈合作發揮了積極作用。香港企業是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的重要參與者，憑借在東盟等地區深耕多年的豐富經驗，以合作區為平台，與內地及東道國企業開展了密切合作，在提升國際競爭力、深化區域經貿協作的同時，也為合作區高質量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各方共商共建合作區的強烈意願。為進一步鞏固既有合作成果，推動合作區更好地為香港企業海外經營提供支持，強化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獨特作用，商務部與香港特區政府商定簽署《關於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合作備忘錄》（以下簡稱《備忘錄》）。“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願景轉變為現實，為開放型世界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為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貢獻了新方案。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引領下，中國企業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為東道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全球經濟增長作出了積極貢獻。香港具有高度開放的經濟體系和全球化商業網絡，既是重要的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也是內地對外開放的重要橋樑和窗口。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通道，香港具有“一國兩制”獨特優勢，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推動“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互利合作、共同發展。“十四五”規劃綱要對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了新的定位，要將香港打造成為共建“一帶一路”的功能平台。“一帶一路”建設是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支持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有利於促進內地與香港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有利於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有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近年來，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取得積極成效。目前，納入商務部統計的境外經貿合作區涵蓋加工製造、資源利用、農業產業、商貿物流、科技研發等多種類型，累計投資約470億美元，上繳東道國稅費近60億美元，為當地創造超過38萬個就業崗位。其中，在“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區累計投資近400億美元，上繳東道國稅費44億美元，為當地創造超過33萬個就業崗位。商務部積極支持香港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2018年，內地與香港召開經貿合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設立了“一帶一路”建設合作專責小組，正式啟動在“一帶一路”國家開展內地與香港企業合作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試點工作，為香港業界提供更多投資環境政策信息和投資機會。2018年12月，內地與香港經貿合作委員會首次會議召開。在“一帶一路”國家開展內地與香港企業合作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試點工作正式啟動（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商務部與香港特區政府及有關單位通過舉辦系列交流促進活動，為香港企業參與合作區建設發展搭建合作平台。2019年，舉辦“一帶一路”貿易投資政策與實務交流會，聚焦境外合作區，鼓勵香港企業把握投資機遇，參與合作區建設發展。2020年，共同選定位於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及印度尼西亞的一系列重點境外園區進行試點對接，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主辦“香港－印尼：共啟商機”視頻會，為香港更好參與合作區建設提供支持，搭建合作平台。2021年6月，舉辦“香港工商界走進‘四國五園’線上交流會”，邀請中國駐外使領館經商機構和合作區負責人介紹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和柬埔寨等四個國家的五家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營商環境、產業發展和園區建設情況等，吸引香港工商界代表300餘人和內地企業家100餘人參會，受到各界廣泛好評。到境外開展合作區建設順應國際化潮流當前，世界經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跨國跨區域合作加快推進，多邊、雙邊投資合作需求強勁。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升。內地企業到境外開展合作區建設既具備了較好的國內經濟條件，同時也順應了國際化持續推進的潮流。一是積累了寶貴的園區建設經驗及協同發展優勢。中國已建設了5個經濟特區和200多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有力地促進了對外開放合作和經濟持續增長，也為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二是具備了一定的產業優勢。中國企業在鐵路、電力、船舶、通訊、鋼鐵、石化、建材、輕工、家電等領域已經形成了較強的產業優勢。在充分考慮東道國的實際需求、資源稟賦、配套能力、市場條件等因素基礎上，以產業合作為先導開展合作區建設。三是與國際社會經貿合作互補性強。當前，國際產業體系深度調整，世界經濟加速融合，各國在努力發展自身經濟的同時，也積極尋求加強國際合作。特別是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在加快推進工業化進程，中國同國際社會經貿合作互補性強，在諸多領域存在深化合作的良好基礎和條件。因此，加快推進中國與世界各國間的合作區合作，有利於不斷提高雙方經貿合作的質量和水平、推動地區經濟融合、加快推進工業化進程、擴大就業、改善民生，為東道國乃至世界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目前納入商務部統計的境外經貿合作區涵蓋加工製造、資源利用、農業產業、商貿物流、科技研發等多種類型，為當地創造超過38萬個就業崗位。圖為1月14日在埃及蘇赫奈泉拍攝的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大門（圖：新華社）推動香港在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發揮“重要通道”作用香港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在國際經貿合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參與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中具有獨特的優勢。一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具有成熟的國際化金融市場和專業的配套服務能力，可以幫助合作區搭建投融資平台，打造有針對性的融資和保險產品，實現多元化融資。二是專業服務優勢。香港在專業服務領域具有獨特優勢及豐富經驗，可以在法律、諮詢、金融投資、保險、稅務、審計、環境保護、建築設計、供應鏈管理、航運物流、爭議解決等方面為合作區建設發展提供專業服務，不斷提升合作區建設實效和水平，為東道國輸送先進的管理理念和專業服務。三是人才優勢。香港具有國際一流的教育培訓水平和國際化人才體系，支持合作區與香港加強人才交流合作，借助香港人力資源優勢，完善合作區人才引進和培養體系，打造合作區人才高地。四是國際化經營優勢。香港企業具備先進的經營理念、廣闊的國際視野和較強的合作意識，在項目開發、招商引資、建設物流和商業網絡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與內地企業共建合作區，可以打造“內地+香港”企業聯合拓展國際市場的合作平台，提高企業國際經營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備忘錄》的簽署，有利於香港以合作區為平台，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同各國各地區開展交流合作；有利於促進內地與香港優勢互補，進一步促進“內地+香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三方合作，實現各方共同發展；有利於進一步深化內地與香港經貿合作關係，推動香港在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發揮“重要通道”作用，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者係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對外投資合作研究所副所長，大小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邸倩監製：連振海

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簡稱珠海航展）是當今世界五大航展之一。2021年9月28日至10月3日，第十三屆珠海航展在廣東省珠海市國際航展中心舉辦。在為期6天的航展展會上，共有105架飛機、30餘部雷達等裝備進行了動靜態展示，一批代表世界先進水平的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新成果作了“全球首發、中國首展”，受到海內外極大關注。在航空工業館的中心位置，一個大型旋轉展台上同時醒目地展示殲-20、運-20、直-20和攻擊-11的大比例模型，它們是“20”家族主要成員的四款先進軍機，代表場館現場“空中打擊”“戰略投放”“低空突防”和“察打與協同”四個分展區，背後是相應的四大航空作戰裝備體系，各有眾多戰鬥機、運輸機、直升機和無人機，以及對應的武器裝備。這些“明星”裝備集中反映了中國空軍戰略轉型的新成就，展示了中國航空工業的雄厚實力，不僅為廣大軍事發燒友所津津樂道，也是每一個懷著強軍夢、強國夢的國人的熱切期盼。文｜北京     郭達10月1日，在廣東珠海舉行的第十三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迎來首個公眾開放日。圖為中國空軍八一飛行表演隊為觀眾進行飛行表演（圖：中新社）“空中打擊”：中國首款第五代戰鬥機殲-20“空中打擊”方面由殲-20領銜，包括殲-10CE、殲-16、殲-11B等一系列主力戰機，以及以最新PL-15E遠程空空導彈為代表的先進對空、對地打擊武器裝備。其中，殲-20等戰機的一些性能數據是首次披露。殲-20隱身戰鬥機是中國研製的一款具備高隱身性、高態勢感知、高機動性等能力的隱形第五代戰鬥機。展板數據顯示，殲-20的機身長21.2米，高4.69米，翼展13.01米，最大飛行速度達到2.0馬赫。殲-20採用了單座雙發、全動雙垂尾、DSI鼓包進氣道、上反鴨翼帶尖拱邊條的鴨式氣動布局。殲-20與F-22、F-35、蘇-57並稱為當今全球航空領域最強的四款型號戰機。作為中國首款第五代戰鬥機，殲-20融合了全球多種已經在使用的優秀戰鬥機的特點，具備很強的隱形性能、機動性能。比如，美國F-35的光電分布孔徑系統（EODAS），也被技術人員整合到殲-20戰鬥機上，使其成為世界上第二款應用EODAS的戰鬥機。殲-20是首款採用鴨式氣動布局的隱身戰鬥機，加上已採用的局部等離子體隱身技術、反無源探測塗料，可以使戰鬥機隱身性能達到或超越世界上第一款進入服役狀態的五代機美國F-22戰機。殲-20的最大速度為2.0馬赫，小於F-22和蘇-57兩款重型隱身戰鬥機的2.2馬赫，而且F-22的最大俯沖速度達到2.5馬赫，但大於F-35的最大速度1.6馬赫。在已知的第五代戰鬥機中，只有殲-20採用腹鰭，F-22、F-35、蘇-57都沒有採用腹鰭。殲-20的鴨翼和雙垂尾是全動的，國外已知的第五代戰鬥機中，只有蘇-57帶有全動垂尾，F-22和 F-35都是常規的固定垂尾加可動舵面。殲-20側彈艙採用創新結構，可將導彈發射掛架預先封閉於彈艙內，發射時展開至於機體外側，同時配備專為殲-20量身定做的PL-15和PL-21空空導彈。F-22採用的是矢量發動機，發動機噴口推力可以上下變動；而殲-20用的發動機還不是矢量的，是屬於標量的。殲-20也可以由一架打開雷達探測多個目標並利用數據鏈傳輸給其他幾架保持雷達靜默的飛機，實現較隱蔽的接敵與攻擊，這也是F-22典型的攻擊形式。數架殲-20組成的編隊足以控制大片的空域，再加上其超音速巡航能力、強大的主動式電子對抗能力，預計殲-20將具備與F-22相當的作戰能力。另外，同蘇-57和F-22相比，殲-20機長與機身橫截面的比值增加了20%，這種設計可在速度不太高的超音速飛行時提高空氣動力利用率，並加強飛機的載彈艙力和燃料攜帶量。飛機的較大內置彈艙可攜帶多種空對空導彈、空艦導彈和空地導彈，使得它具有強大的攻擊力和全方位打擊能力。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展出的殲-20模型（圖：新華社）殲-16D電子戰飛機首次亮相，也是本屆航展一大驚喜。殲-16D作為專職電子戰飛機，具備“偵、攻、防一體”綜合作戰能力，是專門針對防空壓制任務而改進的機型。電子戰機又被稱為“電磁刀斧手”，用於切斷和斬斷敵方的雷達網和數據鏈網絡信號，讓對方的指揮官無法聯絡到各作戰部隊，然後各個擊破。在進行空中進攻作戰中，殲-16D所承擔的防空壓制作戰任務將非常關鍵，為進攻機群掃清地面防空威脅，甚至對空中攔截的敵方戰鬥機進行干擾和致盲。該型機可有效對抗預警探測、指揮通信、攔截打擊等要素構成的先進防空體系，體現了中國空軍空中信息攻防體系建設所取得的成就，標誌著中國空軍在奪取空中戰場制空信息權、破擊對手空防體系方面擁有了有效的手段和能力。該機與美國的F-15E和俄羅斯的蘇-35S電子戰機是同等水平。殲-16掛載的電子戰吊艙與美國海軍EA-18G“咆哮者”電子戰機上的諾斯羅普．格魯曼研製的AN/ALQ-218吊艙功能相似，這是一種用於探測、識別、定位和解析射頻發射源的高性能無源信號智能傳感器系統。美國海軍的EA-18G“咆哮者”電子攻擊機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專們用於干擾和摧毀敵方雷達的特種飛機之一，掛載有三種型號的電子吊艙。憑借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為其設計的ALQ-218V（2）戰術接收機和新型ALQ-99戰術電子干擾吊艙，EA-18G可以高效地執行對地空導彈雷達系統的壓制任務。殲-16D電子戰機配備多達6枚反輻射導彈，用於瞄準敵方雷達。此外，殲-16D電子戰機也配備了基於霹靂-12空對空導彈而發展的LD-10反輻射導彈。 “戰略投放”：中國新一代軍用大型運輸機運-20“戰略投放”方面包括運-20、多型運-9運輸機，以及未來的重型運輸直升機等。運-20運輸機代號“鯤鵬”，是迄今中國自主研製的新一代軍用大型運輸機，最大起飛重量220噸，載重超過66噸，其裝載能力與世界主流大型運輸機的裝載能力相當，是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運-20研發參考俄羅斯伊爾-76的氣動外形和結構設計，融合美國C-17的部分特點。與中國空軍現役伊爾-76比較，運-20的發動機和電子設備有了很大改進，載重量也有提高，短跑道起降性能優異。運-20採用常規布局，懸臂式上單翼、前緣後掠、無翼梢小翼，擁有高延伸性、高可靠性和安全性。運-20作為大型多用途運輸機，滿載時航程大於7,800千米，可在複雜氣象條件下執行各種物資和人員的長距離航空運輸任務。觀眾在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展館參觀運-20等模型（圖：新華社）運-20作為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款200噸級飛機，其結構設計、複合材料運用方面與C-17還存在一定差距。C-17採用4台超過18噸推力的發動機，最大起飛重量實測可到272噸，而運-20採用的是4台D-30-KP2發動機，單台推力僅12噸。這是運-20與C-17差距最大的地方。C-17是唯一能空投美陸軍超大型步兵戰車M2的飛機，也可與其他車輛混合裝載M1主戰坦克。巡航速度M0.77，低空最大巡航速度648千米/小時，海平面空投速度213—463千米/小時，進場速度213千米/小時，實用升限13,715米，起飛場長2,286米，著陸場長915米，航程4,630千米。C-17機長為53.04米，運-20機長為47米；C-17高度為16.79米，運-20高度為15米；C-17最大起飛重量285噸，運-20最大起飛重量為220噸。從以上性能參數和技術水平來看，C-17擁有更大的貨艙空間以及運載重量，中國運-20都無法與其相比。此外，由於採用了先進的吹氣襟翼設計，C-17具備戰略和戰術運輸能力，飛機可以從大型機場直接降落到過去僅僅能降落C-130的簡陋跑道，這種功能運-20同樣不具備。在航空電子方面，得益於中國近年飛速發展的電子工業，運-20在這方面可能與C-17沒有差距，甚至更好。總體看，運-20優於俄羅斯的伊爾-76，與其最新改進的伊爾-476性能相當。目前在承載能力上略低於C-17。近年來，運-20在抗疫戰線、出國演習、國內演訓中表現出色，體現了中國空軍的戰略運輸能力。 “低空突防”：填補中國運輸直升機領域空白的直-20在“低空突防”方面，除了最新的直-20，還有直-8、直-10ME、直-19E、直-9WE、直-11E等一系列直升機，它們共同組成能力銜接的低空突防直升機裝備體系。直-20戰術通用直升機是中國自主研製的中型雙發多用途直升機，應用了電傳飛控、旋翼防/除冰等新技術，可在晝夜複雜氣象條件下，遂行機降和運輸等多樣化任務，具有全域全時出動能力。直-20戰術通用直升機配合運-20的投送能力，中國陸軍力量能夠迅速被投送到熱點地區，並形成機動突擊作戰能力，搭載直-20等機型的中國海軍大型兩棲突擊艦，能夠更好地應對諸如島礁沖突等風險。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展出的直-8模型（圖：新華社）直-20在吸收美國“黑鷹”設計理念的同時，也加入了中國特色的技術，外形細節大有不同。20世紀80年代，中國首次從美國引進了UH-60通用直升機，即我們常說的“黑鷹”直升機，數量達24架。直-20戰術通用直升機是中國自主研製的中型雙發多用途直升機，採用單旋翼尾槳、低位後置平尾構型，採用低阻氣動外形、高性能旋翼氣動布局總體設計，配裝兩台國產的先進渦軸發動機，應用電傳飛控、旋翼防/除冰等新技術。該型機兼具良好的平原和高原使用性能以及擴展兼容性，基本運輸型平台可快捷拓展為其他任務狀態。在飛控方面，直-20採用電傳操縱系統，乃中國之首款電傳飛控直升機。直-20彌補了中國在10噸通用直升機上的短板，可用於執行運輸突擊、空軍及後勤支援任務，甚至還可改裝成預警機、反潛作戰飛機等使用。直-20的另一大亮點，就是採取了五葉的旋翼布局，較“黑鷹”還多一葉。直-20的出現填補了中國在運輸直升機領域的空白。如果用直-20和20世紀80年代最初製造服役的那批“黑鷹”直升機相比，直-20自然更加先進；但如果與“黑鷹”直升機家族的最新改進型號相比，直-20就不一定能佔據上風了。直-20真正要對標的，應該是現階段美國正在使用的這批“黑鷹”，或者是最新研發改進的“黑鷹”直升機。2019年5月，美國“黑鷹”家族最新成員HH-60W“威士忌”戰鬥救援直升機首飛成功，該機作為“黑鷹”的最新改進型號，大量採用先進航空技術，包括擁有全新燃油系統，內部油箱容量是“黑鷹”的兩倍之多；換裝了新型發動機，功率有明顯提升，燃油消耗率卻更低，可靠性、壽命都有提升。另外，HH-60W“威士忌”戰鬥救援直升機還配備有先進的航電設備，擁有強大的支援火力武器套件和先進完善的主、被動直升機自衛防禦系統，有效提升了該機執行戰鬥搜救任務的能力，提升直升機的戰場生存能力，西科斯基公司號稱它是全球最先進的通用直升機，如果是和它進行對比，直-20就沒有太多優勢了。 “察打與協同”：首次聯袂亮相的多款無人機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展出的攻擊-11模型（圖：新華社）壓軸出場的是由各種無人機組成的“察打與協同”分展區，其中攻擊-11、無偵-7和無偵-8等多款無人機同時第一次亮相。攻擊-11無人機是以對地攻擊為主要任務的無人作戰飛機，採用內埋式彈艙，兩個彈艙最多可攜帶8枚制導炸彈。依靠優秀的隱身能力，可在嚴密的對抗體系和高威脅環境下執行任務，打擊對方高價值戰略目標。攻擊-11是一架無尾飛翼，具有高度隱身特性，採用單台發動機，前三點起落架。其起落架艙和彈艙艙蓋都採用鋸齒形隱身設計，這顯示整個無人機擁有出眾的隱身能力，是目前世界上較為先進的一款隱身察打一體無人機。此外，該機發動機尾噴口也進行了隱身化處理，降低雷達信號的同時還可以降低紅外信號。現場展示的數據顯示，攻擊-11機長12.2米，機高2.7米，翼展14.4米，最大起飛重量達10噸。其作戰半徑超1,500千米，航程超4,000千米，能以0.9馬赫高速飛行。作為比照，美國X-47B無人機翼展約19米，最大起飛重量20.2噸，巡航速度為0.9馬赫，航程為3,889千米。蘇霍伊S-70“獵人”與X-47B相仿，翼展20米，最大起飛重量20噸，航程達6,000千米，最大時速達到1,400千米，可爬升的最大高度為18,000米。較小的法國達索“神經元”無人機翼展為12.5米，最大起飛重量7噸，飛行速度約為馬赫數0.8，升限約10,000米，航程達800千米，具有雷達和紅外雙重低可探測性、可進行網絡中心戰、可使用精確制導防區外攻擊彈藥等最新一代無人戰鬥機的典型性能。無偵-7與無偵-8首次聯袂亮相，讓人充滿聯想。無偵-7高空長航時電子戰無人機，主要執行邊境偵察、領海巡邏等任務。細節顯示，館內展出的無偵-7是貨真價實的實機。採用“Φ”型連接翼氣動布局，機載基本系統以三代戰鬥機高可靠多餘度系統為基礎，導航系統國際領先，任務載荷居於國內高端。該無人機已經在全疆域使用中展現良好的環境適應性。現場數據顯示，無偵-7無人機長14米，機高3.9米，翼展22.8米。無偵-8機長11.5米，機身高2.2米，機寬6.7米。這款飛機的巡航高度可以到18,000米，巡航任務航程可以達到4,500千米，被外界稱為中國版的“全球鷹”，是一種戰略級無人偵察機，搭載多種偵察設備，而且速度比“全球鷹”更快，堪稱戰略之眼。美國“全球鷹”曾經是全球最大無人機，長時間佔據世界無人機第一把交椅，目前翼展尺寸依舊是最大的。“全球鷹”的特點就是飛得高、飛得遠、留空時間長，可以在任務區上空連續飛行40個小時，起飛重量現在已經發展到了12噸，可以實現跨州飛行。無偵-7無人機是世界上首個採用菱形聯翼結構設計的大型無人機，相較於“全球鷹”，無偵-7不僅外形優勢突出明顯，性能也同樣可圈可點。為了飛得高、飛得遠，達到跟“全球鷹”類似的目標，無偵-7採用了結構強度更好的聯接翼，因此無偵-7在升限、速度、爬升力方面超過了美國的“全球鷹”。無偵-7較強的隱身能力也是它的優勢之一。與美國“全球鷹”相似的是，設計師在無偵-7很多部位使用了吸波材料，對方雷達波、發射波過來就可以被它吸收。所以無偵-7具有非常優異的隱身性能，可以大幅減少對方雷達的探測距離，可以減少一半或者三分之一，這就很好提升了戰場的生存能力。無偵-8作為新型高空高速無人機，是空軍無人機裝備體系中的高端裝備，具有快速查證戰場目標、核查突擊效果的能力，可利用高度和速度優勢突破對手防空體系，利用配裝的偵察任務設備獲取高分辨率目標圖像，為各級作戰部隊提供偵察和打擊效果評估情報。彩虹-6是一款大型、高空高速、長航時、多用途無人機。彩虹-6機長15米，翼展20.5米，最大起飛重量7.8噸，接近美國MQ-9“死神”無人機，是翼龍-2無人機的近2倍；偵察型載荷0.3噸，察打一體型載重2噸，是MQ-9的1.5倍，翼龍-2的5倍；最大飛行速度800千米/小時，巡航速度500—700千米/小時，是MQ-9或者翼龍-2的2倍；偵察型航程12,000千米，察打一體型航程4,500千米；最大升限12,000米。彩虹-6能夠承擔高空偵察打擊、海上反潛及巡邏警戒、遠程預警探測、近距空中支援等作戰任務，標誌著彩虹無人機的型譜向著高空高速領域邁進，進一步滿足未來多種作戰樣式需求。（作者係百望智庫首席專家）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趙   欣校對：魏小旋監製：張晶晶

群之所為事無不成，眾之所舉業無不勝。著眼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家“十四五”規劃為香港未來發展謀劃了重點，明確了四個傳統領域及四個新興領域的發展方向。香港也在國安法出台及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雙重保障下，步入良政善治新篇章。10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在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挖掘經濟增長潛力以及解決本地深層次社會矛盾方面提出許多新的舉措，多方突破、亮點紛呈、深具魄力。文｜香港      王磊 結合施政報告各項舉措，切實把握歷史發展機遇，當以“金融中心”與“創科中心”建設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加強金融和創科的深度融合、相互賦能，進一步通過創科引領、金融支撐的發展模式，打造“金融·創科”雙子星產業體系，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構建美好新未來。 金融創科並舉謀劃美好未來的必由之路國家是香港發展的強大依托，香港則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更是受益者。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度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承擔新發展格局下的歷史使命，將是香港未來發展的最優路向，更是破解發展瓶頸的不二法門。就服務國家所需而言，“金融·創科”雙子星產業體系有助於豐富“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時代新內涵。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香港從“打破西方封鎖，支援內地建設”到“響應國家號召，貢獻改革開放”，再到“雙向開放，做好超級聯繫人”，始終圍繞著國家所需的時代主旋律，發揮所長，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內地與香港也在經濟發展歷程中，資金、人才、技術等核心要素優勢互補、相輔而行，兩地產業不斷轉型升級，成就了彼此的發展奇跡。當下，國家經濟發展增速換檔進入新常態。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圍繞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創科產業成為未來發展核心，香港應當夯實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打造國際創科中心，承擔新發展格局下世界金融和創科高地的歷史使命，繼續貢獻國家發展大局。從香港自身發展來看，“金融·創科”雙子星產業體系能進一步發揮既有比較優勢，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同時助力破解社會矛盾。“金融”是香港既有競爭優勢以及核心推動力，香港擁有與國際市場接軌的成熟金融體系，是全球金融網絡中的重要交匯點；“創科”則是香港最具潛能的新興推動力，香港擁有多所世界一流高校、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簡單透明稅制，為創科發展提供良好土壤。然而，受限於歷史因素及固有機制的掣肘，香港自港英時期累積的深層次矛盾未得有效解決，產業結構失衡、收入分配不均、階層流動性固化等問題嚴重。結合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北部都會區概念，香港可發揮好國際金融中心優勢，解決創科產業及區域建設過程中的投融資難題，通過南北兩個都會區域的協同發展，助力破解香港社會現存的青年就業、土地房屋、貧富差距等困局。由此，通過打造“金融·創科”雙子星體系，香港在貢獻國家所需、融入發展大局，承擔創科實踐歷史使命的同時，也能優化自身產業結構布局、激發新增長極、破解結構性失衡難題，使香港經濟朝著更多元豐富的方向邁進。從香港自身發展來看，“金融·創科”雙子星產業體系能進一步發揮既有比較優勢。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同時助力破解社會矛盾。圖為在生產力促進局開放日，一位小朋友與智能機器人互動（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建設交相輝映的金融創科雙星體系在新的發展時期，香港需將金融與創科產業深度融合，形成相互賦能的發展新氣象。雙星體系的建設緊密聯繫、內在統一、不可割裂。香港應充分發揮國際金融中心融通資本和成熟法制、稅制體系以及國際化大都市的既有優勢，摒棄傳統開發區建設舊有模式，在政府配套政策積極引導之下，充分發揮國際化和市場化的優勢，探索多元金融服務機制。為創科企業成長各階段持續吸引全球範圍內的資本及人才，逐步破解本地創科產業在資金投入、勞動力結構、企業家群體及發展空間等方面的缺陷，為建設創科中心切實提供全方位支撐，實現高質量發展；與此同時，創科中心的建設又能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金融產業生態圈，培育全新業務和產品形態，拓寬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為香港金融中心持續發展提供動力。在良好營商環境中，產業格局有序提升，國際資本、人才聚集與產業發展有機融合，金融和創科均衡並進，邁入更高的發展層級，最終形成交相輝映的雙星體系，有力支持並融入中國崛起的發展大業。創科產業發展的特點是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長周期，前期需要大量的風險資本投資以及政府產業政策的扶持。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國際化的創科營商環境。著名的創科企業大疆無人機及人工智能企業商湯科技，二者分別孕育於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受限於資金、政策、產業鏈配套及市場開拓等發展需求，不得不北移至內地城市發展，牆內開花牆外香，未能在本港扎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於如何將金融和創科有機結合，硅谷的成功經驗與先進模式可供香港借鑒。得益於完善的金融創科服務體系，硅谷常年穩坐全球電子工業王座，引領全球計算機行業的發展方向。早在20世紀80年代，以蘋果公司為代表的一批創科企業強勢崛起，吸引眾多風險資本齊聚硅谷。此後數十年，硅谷創科企業的成長一直得到風險投資長期陪伴，貫穿於研發到產業化的各個環節。截至2020年底，硅谷有一千多家風投公司，其創新風險投資常年佔全美風投總額1/3左右。風險投資深度參與創科實踐，為創科企業發展的全周期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保障。 資金、企業、人才是支撐雙星體系的三項要素特區政府施政報告中提到，在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具體舉措方面，將從完善上市制度、擴大互聯互通、稅務寬減、增加創科用地、加大科技投資等多方面協同推進，為金融和創科產業的發展創造良好政策環境。為此，在政府現有的政策基礎上，可進一步通過“外引內聯”的市場化機制，從資金、企業、人才三方面入手，面向全球匯集高質量發展要素，從而形成兩個產業間緊密聯動、交相輝映的產業發展格局。對創科產業的培育引導，政府應調整“小恩小惠，小修小補”的過時模式，不應該成為投資主體，而是通過理順營商環境，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作用。圖為中環金融及商業區夜景第一，資金方面：搭建風投基金平台。搭建風險投資基金平台，完善產業長線風投機制。香港金融業發達，並不缺乏廣泛意義上的資金，而是缺少創科風險資本，金融和創科之間的鏈接並不盡如人意。2020年，特區政府成立的“創科創投基金”對中小創科企業投資額僅為3.8億美元，佔硅谷全年投資的百分之一。對創科產業的培育引導，應調整“小恩小惠，小修小補”的過時模式。政府不應該成為投資主體，而是通過理順營商環境，積極搭建多元主體的市場風投基金平台，讓風險投資基金去選擇投資對象進行投資，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作用。特區政府須鼓勵並引導市場主體設立針對創科企業的風投基金平台。在整體社會層面樹立對於創科產業發展的共識，以市場化機構為主體，通過有針對性的稅收優惠吸引海內外各類基金來港注冊並展業，遵循市場化資源配置原則，推動社會資本踴躍地“投早”“投小”。其中，稅收方面，除繼續落實近年來推出的《基金免稅條例》以及“私募股權基金稅務寬減方案”之外，還可進一步加強優惠寬減力度以及擴大所適用的基金範圍。再者，在港中資企業可結合自身優勢，承擔風投基金平台主要參與者的角色，協同推進多元化多層次的風投平台建設。此外，香港可進一步完善針對創科企業的投融資退出鏈。為更多具備潛力的國內外中小創科企業提供包括合併、收購、上市等方式在內的便捷退出機制，以完備的運作模式吸引多元的基金來港，打造覆蓋種子投資、天使投資、VC（風險投資）、PE（私募股權投資）等各成長階段的風投基金平台，實現對創科企業成長各階段的全覆蓋，進一步拓寬香港金融職能的維度，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多元屬性。第二，企業方面：形成總部經濟效應。吸引全球創科企業匯聚，形成國際化科研總部集群。緊密契合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深港河套平台建設”以及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鏈接深圳南山、福田、羅湖等地“口岸經濟帶”發展。借鑒離岸公司運營模式，以離岸注冊方式吸引創科企業由海外回流，在北部都會區積聚眾多離岸創科公司，為吸引來的風險投資資本形成豐富的投資標的。通過離岸注冊方式，可主要把握兩類創科企業：其一為已有紅籌架構且於海外上市的創科企業，其二則為初具規模的中小創科企業。前者面臨經濟實質法案等國際規則變化所帶來海外運營成本增加的壓力，從而把注冊地回遷香港；後者則著眼於未來海外融資需求，設立香港平台以提前出海布局。中資金融機構應主動利用跨境業務的優勢地位，積極為兩類創科企業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務，形成集聚經濟效應。由此，在創科企業注冊地回遷或設立香港平台的基礎上，進一步鼓勵其在港打造國際總部，充分利用港深既有的產業優勢，定位為資金、技術總部。目前，跨國科技企業進駐意願不大，要引進國際化企業落戶，香港須主動為其解決問題、提供支持、推出定制優惠政策，形成港深跨境“產學研金”模式，真正實現香港和深圳工商服務業以及基礎科研設施都能為創科企業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同時，在高校和業界、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充分利用國際化大都市的優勢，構建“旋轉門”，打造多元化的創科環境。一方面，使研究成果能夠進入市場，業界經驗能夠進入課堂；另一方面，既鼓勵大企業裡有想法的人才自主創業，也透過彈性雇傭機制保障創業未果的人士向大平台回流的機會。第三，人才方面：構建引才留才體系。構建並完善“事業有前景、激勵有層次、生活有保障”的多層次人才政策體系，吸引全球科學家、企業家、投資家來港發展，緊密配合、協同發力，把人才優勢轉化為創新優勢。結合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北部都會區概念，香港可發揮好國際金融中心優勢，解決創科產業及區域建設過程中的投融資難題，助力破解香港社會現存的青年就業、土地房屋、貧富差距等困局。圖為位於新界北部的落馬洲管制站（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多樣激勵，築巢引鳳。一是政策激勵，政策傾斜主要集中在為創科人才提供包括工資、津貼、獎金等物質獎勵；二是精神激勵，主要是通過表彰、授予榮譽稱號等，增加創科人才在精神層面的滿足感。更好地發揮人才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關心人才的自我再生產，合理培養、有效激勵、持續使用，促成以人為本的人才激勵機制。人才融合，助鳳高飛。科學家、企業家、投資家三者對構建香港“金融·創科”雙子星體系的重要作用不可偏廢，尤其是某些戰略性前沿產業的攻關，迫切需要三者攜手共進，激發人才聚合的協同效應，加快基礎研究和產業創新精準結合，不斷實現由點到面的突破，持續推動創科產業發展並實現質的飛躍。全面保障，鳳翔無絆。營造人才歸心的良好生態，保障人才對於住房、教育、醫療等問題不存後顧之憂，增強人才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體而言，可加大北部都會區的基礎教育學位供給，擴充並連通港深優質醫療資源，推動居住空間和產業空間的協同規劃，實現由產業園區到產業社區的升級，構建宜居宜業、美好幸福、持續發展的生活環境。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著眼百年變局，共創香港未來。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及以對外聯繫的重要窗口，香港應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發展機遇，發揮自身“外引內聯”的功能，打造“金融·創科”雙子星產業體系，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深信東方之珠必將繼續保持繁榮穩定，堅定地維護“一國兩制”偉大實踐行穩致遠。（作者係香港華泰金控CEO、香港特區第六屆選委會商界（第三）委員、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碩士研究生導師）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趙   欣校對：魏小旋監製：黎知明

編者按：《香港營商環境報告：優勢獨特  機遇無限》發布後，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紫荊》雜誌11月號發表署名解讀文章，介紹了特區政府發布營商環境報告的初衷、背景，以及香港可為全球投資者提供的機遇。全文如下：文｜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中環商貿區（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香港多年來都是一個享譽全球的營商好地方，不但充滿機遇，還擁有獨特的優勢讓各地的投資者、企業可以把握這些商機。可是，近年外間不時被西方媒體傳播的不盡不實資訊所誤導，對香港的發展及營商環境存有一些誤解。所以我最近公布了《香港營商環境報告》，希望把香港故事說好。具體來說，報告有三個目的：第一，以正視聽——就着一些錯誤的信息、扭曲的觀點，以客觀的事實作出反駁；第二，明確根本——將香港實存、客觀的優勢有系統地羅列出來，並闡述香港未來的發展機遇；第三，積極推介——幫助投資者（特別是外國投資者）了解香港的形勢和優勢。我樂見報告獲得廣泛的關注，並有不少正面的迴響。 “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獨特制度優勢香港過去的成功、今天的發展和未來的機遇，都離不開國家的發展和對香港的支持。近年國家發展一日千里，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大幅提升，並正步入新的發展階段。2020年內地生產總值達到101.6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4.7萬億美元），首次突破百萬億大關。隨着經濟總量不斷增加，國家與其他經濟體的經貿聯繫不斷加深，在全球經濟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內地佔全球生產總值的比重（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會由2020年的18.3%，進一步上升至2026年的20.2%，反觀美國和歐盟在2026年的比重將分別下跌至約15.0%及14.0%左右。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在聯合國大會中所言，“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中國的崛起，為全世界帶來的不是威脅，而是機遇。9月27日，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左）在副政府經濟顧問梁永勝（右）陪同下就發布《香港營商環境報告：優勢獨特  機遇無限》於添馬政府總部會見傳媒（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香港作為聯繫國家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超級聯繫人”，可以為國家發揮“引進來、走出去”的功能，是國家無可替代的一道重要門戶。本地以至海外的企業和投資者都能透過香港，利用國家給予香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和其他便利措施“走進內地”，獲得龐大的商機。內地企業也可利用香港作為跳板，把業務拓展至海外其他地方。這讓香港在助力國家發展時，也為自身創造更多機遇。香港能夠把握國家經濟迅速發展的契機，實有賴“一國兩制”賦予的獨特制度優勢，令香港擁有一套與國家其他城市不同的經濟制度。香港在基本法下保留了商業世界熟悉的普通法制度，尊重法治、司法透明且獨立。基本法同時鞏固了香港其他固有優勢，包括單獨關稅區、自由港政策、資金和資訊自由流動、簡單低稅制、廉潔和高效的政府、健全的規管制度、公平的競爭環境等。再加上我們蓬勃而穩健的金融體系；世界級的基礎設施及數碼電訊設施；人才匯聚；多元化的國際大都會生活和區位優勢等，為香港建構了一個獨特和優越的營商環境。 國安法實施有利投資環境不過，以上的營商優勢須在社會安全穩定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揮。2019年的“黑暴”，令香港社會動盪不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挑戰“一國兩制”底線，一度對香港的營商環境及投資前景造成嚴重損害。可幸的是，隨着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中實施，香港社會迅速回復安寧穩定，市民的生活和經濟活動回復正常，營商環境得以恢復，也增強了本地和海外投資者的信心。隨後香港選舉制度的完善，為“愛國者治港”的全面落實提供堅實保障，並提升特區政府的治理效能，讓“一國兩制”得以行穩致遠，為投資者提供更佳、更穩定的營商和投資環境。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本地商界普遍表示認同及支持，認為有利投資環境，增強投資者信心。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一周年之際，多個研討會、民意調查和不少社會領袖在報章的撰文均反映商界的正面迴響。另外，美國、奧地利、英國和馬來西亞等外國商會經過實際觀察和特區政府的深入解說後，亦大幅消除了原先的擔憂，並認同香港未來機遇處處，對國際企業來說繼續是理想的營商地方。我們也見到不少金融機構，包括保險公司、銀行、財富管理公司等，在過去一年多繼續擴充在港的業務。鹿特丹時間9月29日，香港駐歐洲聯盟特派代表於“荷蘭香港友誼晚宴”上，向荷蘭企業家分享最新出版的《香港營商環境報告：優勢獨特  機遇無限》（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最新數字顯示，母公司源自境外的駐港公司數目逾9,000家，另有3,700多家初創企業在港設立，兩者均創新高。這些公司涵蓋不同規模、不同行業以及來自不同地方，充分顯示外資企業、海外投資者對香港的營商環境繼續保持信心。今年5月，香港舉行了StartmeupHK 2021創業節，吸引了來自103個經濟體，近40,000名參加者，也印證香港對國際企業和投資者極具吸引力。 “十四五”香港可擔起更重要角色開拓更廣闊發展空間隨著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中實施，香港社會迅速回復安寧穩定，市民的生活和經濟活動回復正常，營商環境得以恢復，也增強了本地和海外投資者的信心。圖為香港市民在街邊店鋪選購服裝（圖：中新社）乘着上述各項競爭優勢，香港在國家“十四五”時期必可擔起更為重要的角色，並可開拓更廣更闊的發展空間。特別是“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提升八個中心的國際競爭力，當中除了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以及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四個傳統中心的地位之外，還包括國際航空樞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四個新興領域的建設和發展。行政長官在剛發表的施政報告中也提出多項舉措，支持香港在這八個方面更好地把握發展機遇。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扣進國家經濟內循環的最佳切入點，讓香港企業和在港投資者能更容易地開拓內地龐大的內需市場。近期公布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為香港的創科、金融和其他服務業發展提供更多的新機遇。為進一步深化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尤其是深圳）的經濟合作，特區政府已宣布將構建面積達300平方公里、宜居宜業宜遊、以創科產業為經濟引擎的北部都會區，讓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的經濟定位一直都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有國家的支持，“一國兩制”的護航，香港定能繼續繁榮發展，為在港經營的不同企業，提供源源不絕的商機。（大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趙欣校對：魏小旋監製：連振海

一向以來，香港經濟發展的重心在港島及九龍，施政報告提出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跳出過往的思維，重點發展新界北部區域，以解決房屋和就業問題，同時推動創新科技成為未來的發展方向，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北部都會區”成為香港新發展的大方向，賦予了香港人以新的希望、新的動力。文｜香港特區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      陳智思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年中曾表示希望香港告別劏房及籠屋；而不久前，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駱惠寧也走訪了漁民、科技創業青年、視察劏房及籠屋住戶等。對於如何解決香港土地與住房供應不足，以及香港發展方向等問題，各方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本屆任內發表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抱有不少期望，也使得該份施政報告公布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成為社會關注焦點。 有助解決香港土地困境多年來，土地供應不足成為香港面臨的巨大挑戰，用地缺乏限制了香港的發展，亦帶來其他各種不同的難題，其中房屋問題最為明顯。此外，在創科發展方面，土地不足問題令不少企業把目光轉移至香港周邊其他城市。特區政府的最新建議是建設北部都會區，使其成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地區。北部都會區佔地面積約300平方公里，即近乎香港總面積的三分之一。連同元朗區和北區現有的住宅單位，預期發展後的北部都會區可提供逾90萬個住宅單位數目，容納約250萬人居住。都會區的職位數目可由現時約11萬個增加至65萬個，其中15萬個職位與創科產業相關。現時，香港北部不少地帶仍有待全面發展，有些村落只建有幾層高的房屋，大片未開發土地與相鄰高樓大廈林立的深圳形成強烈對比，香港仍然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正如投資上忌諱“把全部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香港的經濟重心也不可只側重於金融地產業。施政報告提到“再工業化”策略，未來將大力發展創科產業，發展以新技術及智能生產為基礎的先進製造業。但無論任何發展，土地問題仍是首要解決的問題。興建中的河套地區港深創科園佔地87公頃，其總樓面面積相當於3個位於白石角的香港科學園，但與深圳科創園區超過300公頃的面積相比，香港的創科用地甚為缺乏。《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提出，將河套地區港深創科園與落馬洲/新田一帶地方整合為新田科技城，當中與創科相關的土地估計約佔240公頃，並會聯同深圳園區組成共計540公頃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以更好推動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北部都會區”成為香港社會熱議焦點。圖為10月6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政府總部主持《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記者會（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發展北部都會區和新田科技城為香港的長遠發展作出了規劃，建構出更美好的願景。世界不斷變遷，若不提前做好準備把握機遇，機會逝去後就難以追回。因此，我們絕不能“食老本”，否則會被周邊地區超越甚至淘汰。香港除了繼續發展金融業等固有優勢產業外，我們仍需抓緊市場新機遇，發展創新科技與高端製造等產業，這是當今時代的大勢所趨。坦白說，深圳在創科與高端製造業上的發展比香港超前很多，香港有不少方面需要跟深圳學習，特區政府可與深圳方面加強溝通合作，以發揮最大的效益。 具體落實必須把握好時間表一向以來，香港經濟發展的重心在港島及九龍，《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跳出過往的思維，重點發展新界北部區域，以解決房屋和就業問題，同時推動創新科技成為未來的發展方向，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然，有了藍圖，如何落實至關重要，香港人最關心的是所涉及的金額和時間。在金融財務方面，我相信待時機成熟時會有不同的集資方式，所以我並不擔心會為政府帶來龐大的財政負擔。至於時間方面，行政長官曾回應說，落實整個計劃預計要20年。不少人覺得這時間未免太長，但老實說，“北部都會區”的概念豈會是一時三刻可完成的呢? 所以，這將是一屆甚至兩屆以至往後幾屆政府的工作。這裡最重要的是，“北部都會區”的概念是香港新發展的大方向，賦予了香港人以新的希望、新的動力。“北部都會區”賦予香港人以新的希望、新的動力。圖為深圳河兩岸的深港兩地景觀（圖：《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報告書）具體落實的話，未來要做的事還有很多，比如展開討論諮詢、進行政策研究、草擬可行性報告、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等，然後立法會、區議會、地區團體等機構和團體要參與進來，推動收地程序等步驟。在整個項目發展過程中會涉及多條法例和法定程序，可能需要作出多方配合或修改，也需要一定的時間。過往香港有不少基建項目因為種種原因推遲落成，錯失了發展機遇，值得吸取教訓。我們一定要把握好時間表，可以研究在前期工作，如討論諮詢等前期程序方面能否有再壓縮的空間，同時監督好每一個環節和程序的落實，以加快整個計劃的進度。 政府應以積極態度推動計劃行政長官在立法會上表示，特區政府將大刀闊斧精簡法定和行政程序，改革行政機制及工作流程。當前，在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保障下，立法會已重回理性討論的氛圍，政策討論與法案審議變得更有效率，相信這有助加快審議和推行《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與其他新建議的項目一樣，《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或許會遇到包括環境保育和其他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和挑戰，期望特區政府能堅持到底、咬實牙關，以積極態度解決種種難題；亦希望社會各界包括商界能全力配合項目的發展，讓計劃儘快展開，使香港再次乘風破浪，飛躍前行。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趙欣監製：黎知明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表示，施政報告以具突破性和前瞻性的思維，提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第一份由香港特區政府編制，在空間概念及策略思維上大幅度跨越港深兩地行政界線的策略行動綱領，為香港的長遠發展前景謀定新方略。北部都會區集合港深兩地優勢，匯聚海內外人才，成為推動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重要引擎。對粵港澳企業來說包含了龐大機遇，希望未來特區政府和粵港澳的企業家一起將願景和機遇逐步化為現實。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連同繼續發展的金融服務重點“維港都會區”，這個“南金融、北創科”的“雙重心布局”，將更有效配置珍貴的土地和人才資源，引領相關的基建、設施和服務配套，營造更便捷宜居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在此發展布局下，香港的南北兩端將呈“啞鈴式”的發展，盛載著兩大經濟引擎，讓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表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打破以往“南重北輕”及“職住不平衡”的情況，並可改善現時南下的交通壓力。政府會馬上展開相關工作，研究跟進其中建議。 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北部都會區對香港長遠發展非常重要，是投資而非單純支出，可以透過融資等不同方式籌集資金，不擔心“北部都會區”會對本港構成財政負擔。 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表示，本港地少人多是阻礙創科發展的瓶頸，今次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發展規劃，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將會與落馬洲或新田一帶地方，整合為“新田科技城”，並會聯動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帶來創科發展機遇。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表示，香港回歸多年以來，已經沒有新型的新市鎮去發展，而房屋問題亦受著土地的限制所困擾，對民生有很大的影響，北部都會區發展為香港經濟、土地供應提供願景及希望。前海與“北部都會區”不是互相競爭的關係，希望香港和深圳合作去發展，產生“1+1大於2”的協同效應。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希望為北部都會區發展制定流程時間表，要與大灣區經濟發展融合有時效性上關聯，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發展。要一往直前做好發展，切勿再像過去一樣，受到程序、政治或社會的雜音所干擾，錯失良好的發展機遇。 經民聯主席、立法會議員盧偉國表示，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計劃除了有助解決香港市民的住房問題，更涉及香港未來的整體發展，投資發展亦將帶來充足可觀的回報，不應“未做先擔心”，建議政府可考慮推出債券，以紓緩現金流不足的壓力。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表示，北部都會區的規劃，是歷史的選擇，也是時代的選擇，將為新界北乃至整個香港帶來翻天覆地的巨變。民建聯訪問了939名市民，84%受訪者支持北部都會區發展。期望政府儘快落實具體細節，在執行部門及機制上作出優化，以精簡程序的方式壓縮發展時間，加快完成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計劃成立“香港北部都會發展聯盟”，負責宣傳推廣北部都會區， 並且提供建議給政府參考，也期望能做到促進政府與民間交流的橋樑角色。 全國政協委員、新民黨常務副主席黎棟國認為，北部都會區屬香港未來鴻圖大計，計劃能切實解決香港房屋問題，同時比鄰深圳高新科技地帶，有望加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帶來新機遇、新景象，計劃充分顯示行政長官對解決香港住房問題花了極大心思。 香港中華總商會表示，北部都會區發展建設，透過地理特徵、經濟功能、生態環境、交通聯繫及發展政策等具體規劃，形成一個具規模的城市空間布局，既滿足本港經濟和民生發展需要，同時為強化香港與深圳合作做好積極部署，期望特區政府儘快公布都會區的具體細節，積極聽取社會各持份者意見，共同為香港長遠發展籌劃新方略。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認為，北部都會區這項極具前瞻性和現實意義的發展規劃有助於優化香港的空間布局，不但可以有效地增加土地供應，還可為本港產業的多元發展締造機遇和條件，更可透過發揮港深優勢互補、激發邊境經濟的潛力，幫助香港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未來北部都會區將成為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的重要支撐。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表示，行政長官以更宏觀的角度，一定程度為香港未來發展作出勾畫，讓大家看到將來香港“維港都會區”“北部都會區”互相輝映的遠景，令人振奮。 香港工業總會表示，北部都會區發展有助業界解決長久以來在港發展先進工業的土地掣肘，相信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將會助廠商更確實部署在港投資先進製造業，並善用邊境的地理優勢，與大灣區的產業群深度合作。 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主席、北區區議會議員陳月明表示，打鼓嶺區是香港的一片“寶地”，居民希望該區得以發展，港府可以同深圳合作互助互利，推動人流、物流、經濟流，大力推動發展口岸經濟，帶動本港經濟發展。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前主席梁福元稱，希望政府用不同的方案去徵收土地，或者公私營合作發展，最好多徵詢鄉議局、鄉事和持份者意見。 北區鳳凰湖村原居民易渭東表示，有發展每個人都很開心，希望政府能跟村民溝通，商討如何安排讓農民不用搬遷。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趙欣監製：姚潤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