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問一號」登陸火星、「神舟十二號」太空艙連接、國家航天科技團訪問、月球土壤在港展覧等成就和活動，再次在港掀起航天熱潮，市民津津樂道。中國航天科技有今天的成就，並非一帆風順，而是荊棘滿途，最大障礙莫過於被國際太空組織制裁，主要是由美國牽頭。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國防部大力推行「星球大戰計畫」，聲稱是進行國家戰略防禦。自冷戰之後，美國在軍事上一直視中國為主要敵人，因此無所不用其極把中國排斥出太空大門。例如美國於一九九八年發射「國際太空站」上太空，目的是建設一個美國及其合作伙伴國家（包括俄羅斯、日本、加拿大和歐洲）可以共用的國際太空實驗室，中國並沒有被邀請參加。 美國對華的態度從來沒有軟化過，美國太空總署堅持與中國在太空征途上割席，最近更於六月廿三日向國會眾議院聽證會提出 ，要求政府永久將中國排除於國際太空站項目之外。 雖然中國在太空探索計畫上多年來受到國際諸多阻撓，但一直沒有半點鬆懈。「天問一號」探測器、「祝融號」火星車、「神舟十二號」飛船、「天和核心艙」太空站等都是「中國製造」。再者，火星探測「一步登天」、飛船與太空站自動順利連接等行動也是自己研發的成果。所以今天中國航天工程的成就確實很值得全球華人驕傲。 環顧世界經濟。中美貿戰日益白熱化，美國近期多次出招打壓中國科技企業，例如停售「中興」通訊設備、制裁「華為」的晶片及軟件操作系統、禁用「抖音」視頻社交平台等，目的同出一轍，是為了阻止中國高科技發展。可是事與願違，這些政策似乎只是隔靴搔癢，被打壓的中國公司在業務上只是略受影響，而科技發展依然强勁，並把美國對華制裁的「卡脖子」技術逐步克服過來。客觀看來，美國施壓有點徒勞無功，不但未能有效阻止中國的發展，反而成為中國科學家前進的催化劑。 加上美國政府正在忙於疫後經濟重整，難以兼顧其他長遠投資計畫，例如涉及龐大經費的太空計畫更是難上加難。再者，從軍事角度看，美國太空計畫是為了美國國家戰略防禦而設，一旦美國航天科技落後於他國，美國的世界軍事一哥地位便會被動搖，屆時國際軍事平衡又如何維持呢？ 回到教育範疇，筆者於六月十三日在本欄發表《科技教育應與國情教育互動》一文，建議政府在「通識教育科」改革中加入國家科技相關課題，讓學生從另一角度了解國家歷史和發展，而航天計畫正是一個好好的案例。由「神舟十二號」的成就，吸引香港中小學生對國家航天科技的關注，然後利用這例子講出中國國情及科技發展的故事，包括在外交摩擦、被國際孤立、科技及貿易戰等外間壓力之下，中國政府自强不息，永遠向前，銳意要在世界科技發展舞台上力爭上游，逐步從「跟跑」、「陪跑」，以至未來「領跑」的地位。 「北斗衞星」、「嫦娥五號」、「天問一號」、「神舟十二號」所獲得的階段性成果，的確值得香港學生體會，並為國家的成就引以為傲。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榮譽會長來源：星島日報

「深度偽造」（Deep Fake）技術利用人工智能進行人體圖像合成，基本上是將已有的圖像或影片「疊加」（Superimpose），從而偽造出一套仿真度超高的圖像或影片。例如，麻省理工《深度學習入門》課程的第一課，老師利用「深度偽造」開發了一段美國前總統奥巴馬發言的錄像，內容是由他親身介紹「深度學習」。儘管總統對人工智能科技一竅不通，但錄像卻栩栩如生，初接觸者都信以為真。 「深度偽造」把人工智能技術發揮得淋漓盡致，可惜它卻經常被不法之徒使用，例如偽造名人的性愛影片，以及散播「假新聞」，近年多不勝數，全球瘋傳。在政治上，去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特朗普及拜登雙方的支持陣營都發放不少「深度偽造」的假新聞，打擊對方的聲譽。 有網民認為自己並非知名人士，也非政客，絕對不是黑客的攻擊目標，因此「深度偽造」對他們影響不大。不過隨着此技術最近又有新進展，功能進一步提升，已經被應用於大眾的日常生活之中。「臉書」的人工智能組（Facebook AI）推出「文字風格刷」（Text Style Brush）技術，用戶只需要提供數個手寫字串，「文字風格刷」便能學會他寫字的筆風，之後便可以為所欲為，以同一樣之寫字風格進行大規模抄寫，以假亂真。 除了數碼版的抄寫員之外，抄寫機器人的研究也炙手可熱。中小學生得悉這發明當然十分之雀躍，他們熱切期待這發明能盡快被轉化為產品，解決他們被老師罰抄之苦。然而，在工商業界的應用場景中，這技術推出之後，文件被冒簽的風險便難以避免，影響營商。 現實生活中，「深度偽造」技術會引發道德和法律問題，首當其衝的是「侵犯版權」，受害者的圖像在未經他人同意之下被濫用，也會導致當事人的「私隱外泄」，所造成的後果可大可小，偶一不慎會令受害者聲譽受損，甚至乎家庭破裂。另外，偽造的「失實謊言」不但會影響當事人，很多時也會影響整個社會，例如煽動種族仇恨便是其中駭人聽聞的例子。 另外，有網民認為「深度學習」是人工智能版的「二次創作」手法，能提供無限創意空間，但筆者對這觀點不以為然。「深度偽造」背後的基礎技術是「深度學習」，這技術的核心任務，是從既定的訓練數據中，利用科學算法去學習輸出及輸入數據之間的配對模型，之後用戶便可以利用該模型，為未來新輸入的數據進行輸出的推算。古語道：「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利用「深度學習」所訓練出來的人工智能系統，在預設應用範圍內運作是絕對可行的，不過當系統遇上從未學習過的輸入數據時，它便可以會推算失準，因而作出錯誤的決定。理論上人工智能系統的研發目標是「機器代人」，而「深度學習」主要集中在輸入與輸出的配對而已，做法無疑窒礙創意，影響人工智能的應用原創性。 「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深度偽造」並非一面倒只具破壞性，問題在於使用者的出發點，例如有藝術工作者利用這技術把已故的明星「重生」，出現在電影中，增加電影的可觀性，上述奧巴馬介紹科技的短片便是類似的成功個案。歸根究柢，「深度偽造」一詞帶有誤導性，把這項先進人工智能技術貼上了負面標籤，令一般人視之為不良的算法。 因此，筆者建議業界改名，把這技術中性地稱為「深度模仿」，這將有助釋除大眾不必要的疑惑。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來源：星島日報

人工智能早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於美國面世。1956年一班權威科學家在美國「達特茅斯會議」（Dartmouth Workshop）聚首，會議中首次制定人工智能研究計劃。計劃的目標是鼓勵電腦科學界着力研發能夠擁有人類智能的機器（軟硬件）。可是經過60多年的努力，機器代人的目標離開現實還是有點距離。今天人工智能的通用性仍然偏低，只可以在特定領域及重複性極高的任務上派其用場，實際上應用範圍頗為局限。 《三字經》云：「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學，不知義」，不論怎樣，機器要模仿人類必須首先懂得學習。因此，「機器學習」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技術，而且電腦科學界一直精益求精，努力不懈地把這技術強化。上世紀由於軟硬件設施的限制，「機器學習」技術的進展緩慢，影響了人工智能的發展。不過，近10年隨着軟件（例如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DL）及硬件（例如圖形處理器，Graphic Processing Unit, GPU）科技的突飛猛進，人工智能的功能得以大大提升，其應用亦日益普及，圖像處理、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等商業應用像雨後春荀般湧現，全球無處不在。然而在商言商，企業家往往為了盡快把產品及服務推出市場會不惜一切，罔顧「機器學習」中的一些技術盲點。此舉會影響產品及服務的質量，增加用戶在使用時的安全風險。 孔子《論語．為政》道：「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從軟件工程角度而言，一套高效的人工智能系統設計是不能單憑既定規則（Rule-based）的，不然的話所造出來的系統的覆蓋率便會很低，影響系統的可靠性。因此，先進的人工智能系統都是建於「機器學習」，這結論與上述觀點不謀而合。然而，過程中機器不能只顧「硬學習」，對所學的知識不求甚解，面對錯誤的知識仍「照單全收」。這陋習正是今天大行其道之「深度學習」技術的通病。簡單而言，「深度學習」是以「黑盒」（即不透明）方式作業，為輸入和輸出進行配對，做法只計效果而並沒有探究配對成功的原因。可惜商人一般都急功近利，只顧盡快把產品推出市場而忽略這技術上的漏洞，導致產品的功能大受影響（「罔」），可靠性受損。晉朝哲學家傅玄在《太子少傅箴》中指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有效學習需要學與思並重，可是現時的「深度學習」卻未能做到。在現實應用中工程師一旦發現人工智能系統失效，他才會重新進行學習，把系統效能更新，但新舊系統交替需時，往往數以月計，效果大受影響，不設實際。 俗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不論採用什麼算法，「機器學習」背後的操作模型主要是基於這概念。例如，人工智能可以學習巴赫的音樂，然後用它的風格來編新曲，而一般人都難以分辨出巴赫的真偽。概括而言，要模仿一些重複性較高的應用「機器學習」綽綽有餘，不過如此這般的「機器化」學習（learning mechanically）卻無法表達人類的情感和創意，但這正是人類「智能」的重要特質。 最後，《論語．學而》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悦乎。」仿效人類，人工智能系統一經開發後要盡快付諸應用，並以滿足用戶需求為首要任務。但「學無止境」，所以人工智能系統亦應持續學習，就此上述「機器學習」、「深度學習」所面對的學習問題非常迫切，必須盡早解決，不然的話全球人工智能發展便難免會受阻。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榮譽會長來源：信報

警方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拘捕了壹傳媒5位高層，凍結旗下《蘋果日報》等3家公司1,800萬港元資產，並起訴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和《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二人在法院提堂後還柙。根據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解釋，被捕人士涉嫌串謀通過在《蘋果日報》及網上刊登數十篇文章勾結外國勢力，呼籲外國對香港特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制裁或敵對行動，危害國家安全。 事件發生之後不久，非建制派馬上鋪天蓋地批評政府，公開誣衊政府「打壓新聞自由」、「以言入罪」、「秋後算賬」云云。筆者對此不予苟同，認為警方行動合理合法。 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香港法治指數地位屢獲肯定，香港警察是忠誠的執法者，採取任何行動都必須按照法律進行。是次拘捕行動也不例外，警方是經過法院的批准，持有法庭手令，才到《蘋果日報》執法，取得與案有關的證據。反對人士所指的「打壓新聞自由」，實在理據不足，難以服眾。「新聞自由」不是違法擋箭牌，若內容構成罪行，特別是危害國家安全，再加上行動與外國勢力勾結，必然是嚴重違法，警方因此必須要嚴肅執法。 不少標榜自由民主的西方國家，他們的「新聞自由」同樣要遵守法律，一旦越過雷池半步，執法部門便同樣會對新聞媒體依法追究，絕不會因為傳媒的身份就投鼠忌器。例如，美國在「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在華府準備軍事打擊塔利班之際，《美國之音》卻準備播出對塔利班政權頭目的採訪。美國國務院得知後表示反對，但該媒體仍堅持要播出，結果有關負責人被美國政府依法追責。針對此事，《華爾街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政府決定辭退《美國之音》人士職務，正是為了讓該媒體真正地發出美國的聲音。至於對涉嫌違法的媒體進行搜查及檢控，在西方民主大國事實上更是司空見慣。 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實施，反對人士批評警方在壹傳媒總部蒐證時，檢取了大批當天之前的新聞文件，似要秋後算賬。但這指控不盡不實，並帶有煽動民意之嫌。實情是警方收集法例實施前的資料，純粹是用作查案之用，不會視為罪行。《蘋果日報》高層將報紙當作煽暴縱「獨」工具，等待他們的，將是法律的正義審判。（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來源：文匯報

QS世界大學排名榜新鮮出爐，香港五所大學的排名在百名之內，包括港大（22）、科大（34）、中大（39）、城大（53)及理大（66）。QS排名榜反映出香港的大學之國際化及研究水平屬世界一流。有網民認為香港的大學教育逐漸退步，筆者並不苟同，香港只是一個七百四十萬人口的小城市，當中存在五所QS百大學府，乃是全球之冠，殊非容易。這成就顯示了香港的教育、研究、國際化的軟實力優勢。 世界大學排名榜眾多，除QS榜之外，英國THE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美國新聞世界大學、上海ARWU世界大學等排名均為人熟悉，而他們的評審標準不一。 值得注意的是，港大、科大、中大在2021年泰晤士榜中排名分別為39、56、56，而在同年US News榜中，港大及中大分別排行83及95位。香港本地大學在兩榜均穩佔百名之內，可見香港學府的水平普遍被國際承認，然而如何使用這些數字，卻是見仁見智。無論如何，香港得到的評核是正面的，因此政府也經常掛在嘴邊，利用世界大學排名榜作全球宣傳。 雖然世界大學排名不一，但香港高等教育具國際化及研究出色的事實，皆有堅實根據。最近，香港教資局於五月二十四日公布「2020年研究評審工作」結果，評審各參與大學於二○一三年十月至二○一九年九月之間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也包括兩項新增評審元素：一是「研究影響」，用作評核大學與社會相關、具高經濟效益或社會價值的研究；二是「研究環境」，評審大學在支持研究方面的策略、資源和基礎設施。三百名國際學術界翹楚，合共評審了約四千二百位合資格教師所提交約一萬六千項研究成果、三百四十個研究影響個案，以及一百九十個研究環境單位。 教資會在總結中指出，獲評審的研究項目中，有七成獲國際專家評為「國際卓越」水平或以上，包括百分之二十五獲評為「世界領先」水平、百分之四十五為「國際卓越」水平。這成績客觀地反映出，香港確實是一個國際級的研究中心，與上述世界大學排名榜的結果不謀而合。 香港各大學在「2020年評審工作」表現卓越，但它們的研究工作當然不會就此而滿足，會繼續努力尋求進步。隨着近年世界各國政府加大研究經費，面對當今的科創新世代，全球大學的研究競爭力亦會相繼提升，就此香港各大學必須自强不息，持續奮鬥，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包括在「研究成果」、「研究影響」及「研究環境」等範疇上精益求益。 筆者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本地大學的一個非常策略性的機遇。一方面，各大學可透過大灣區的人口及市場，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創新解決方案，造福大灣區社羣，從而擴大香港學府的「研究影響」。另一方面，各大學可善用大灣區的重大科研設施、大量和多元化的科學樣本等條件，進行更深更廣的研究，進一步提升其國際研究水平。再者，大學積極參與大灣區研究合作，將有助鞏固香港在國家「國際科創中心」之地位，一舉兩得。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來源：星島日報

有「雜交水稻之父」尊稱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袁隆平教授與世長辭，全國哀悼，不少與他素未謀面的老百姓，包括中、小學的教師和家長，長途跋涉到靈堂敬禮悼別，場面動人。可是袁教授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沒有引起太多關注，學生對他在科學上的貢獻所知不多，筆者認為以後科技教育應與國情教育增加互動。 袁隆平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發明了創新的水稻生產方法，挽救了當時受饑荒之苦的中國人民。據統計，中國可種植的耕地佔全世界的百分之七而已，要在這偏小的範圍內生產足夠的糧食，來養活十四億人民，殊不容易。事實上，袁教授的農學研究成果更惠及全球，尤其是對面臨糧食不足的第三世界國家，更是貢獻極大。雖然香港對饑荒問題冷淡，國家卻不敢鬆懈。國務院總理李克强在今年「兩會」時指出，國家「糧食產量保持在一點三萬億斤以上」是中央的重點工作之一。 與此同時，總理亦建議「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建設，持續改善環境質量」、「繼續加大生態環境治理力度」、「扎實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各項工作」等大型自然科學工程。一般人會視這些工程為典型的環保及保育任務，目的是推動地球持續發展，提升人類生活環境質素。例如大家特別關心空氣中存在大量PM2.5而造成霧霾，而這些只有2.5微米的懸浮微粒可穿透人類肺部氣泡，隨着血液在身體內循環，對人體的健康會帶來很嚴重的威脅。此外，這些工程實際上與中國糧食生產也息息相關，因為被污染的空氣、水源及土壤，必然影響糧食質素。如人民吃不飽，又怎能維持經濟發展步伐？若無法維持發展勢頭，國家又如何與強國競爭呢？ 最近教育局宣布高中通識教育科將於下學年進行改革，改名為「公民及社會發展科」，當中設有四大主題，包括「『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及「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加強國民身分認同及國情元素。筆者建議在課程中，多注重國家科技發展，加深香港學生對國家先進科技，例如「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五百米口徑全球最大的球面無線電望遠鏡「中國天眼」、促進5G應用的「北斗衞星導航系統」，以及認識科技策略，包括為甚麽國家要自主創新？為甚麽要解決「卡脖子」技術問題？「國情教育+科技教育」可使學生從科學角度了解國情，例如深入認識袁隆平的農學科技研究 ，如何對解決國家糧食問題作出貢獻。 筆者另一建議是，學校在推行STEM教育中也可加入國情元素，例如向學生介紹大灣區建設及國家面對的挑戰，然後教導他們如何利用科技去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適逢政府撥款五億元，推出「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畫，向每所資助中學提供一百萬元，讓它們自行添置所需的資訊科技設備和專業服務，以及舉辦更多相關的課外活動，加深學生對人工智能、區塊鏈、雲端運算、大數據等技術的認識 ，政府可以考慮利用這計畫，鼓勵學校落實「科技教育+國情」的建議。 此外，筆者希望新設的「公民及社會發展科」及增潤的STEM教育可以雙管齊下，增加本地高中學生對科學、科技的熱誠，為香港培養更多立志承傳「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光纖之父」高錕教授等科技偉人的未來新一代，為香港、國家、全人類作出貢獻。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來源：星島日報

全球創新及科技產業發展迅速，香港亦緊貼潮流，積極推動創科。在過去幾年政府在這方面的投資超過一千億元。促進創科，人才最為重要，因此政府非常重視中小學STEM教育。雖然這方面是教育局的重點任務，但近期政府資訊科技辦公室也積極配合，政府在二○一九年度撥款五億元，推出「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畫，向中學提供三年共一百萬元，讓它們自行購置所需的IT設備和專業服務，以及舉辦更多相關的課外活動，加深學生對人工智能、區塊鏈、雲端運算、大數據等嶄新IT的認識。政府今年更把計畫延伸至小學，撥款兩億多元推出「奇趣IT識多啲」計畫，未來三年向小學提供最高四十萬元資助。 無論如何，教育局和政府資訊科技辦公室「雙劍合璧」，旨在透過廣泛STEM教育提升本地青年的「科技素養」。根據台灣科技教育學者所指，素養是「知識 + 技能 + 態度」，培養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以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的挑戰。「科技素養」的範圍包括：青年學會使用科技來解決問題，並且鼓勵科技使用者不斷地反思科技所帶來的正面及負面影響。針對「資訊素養」，香港教育局也曾發布過相關的文件，不約而同地目標一致。  在操作上，學界對政府大力推動中小學STEM課外增潤計畫持不同意見。對於熟悉STEM教育的學校而言，它們可以利用政府的資助加強學校現有的設施，當然鼎力支持。然而一些對科技陌生的學校，要求它們適當地使用這筆資助，卻並不容易。  理論上，「科技素養」教育主要以非形式（non-formal)教學方法推行，以經驗學習法（Experimental Learning)為主導，與日常課堂形式(formal)教學互相配合。再者，培育學生「科技素養」要因材施教，就此學校可以考慮以三級制進行：第一級是「全校普及教育」，目的是安排學生參與，強調生活化、以體驗為主的多元化活動，例如在校內的各式科普活動、網上資料、參觀科學館等。這級的重點是在跨學科體驗，讓學生認識科技在日常生活中和未來工作上所能帶來的好處。  老師從第一級中尋找出對科技有興趣的學生，邀請他們進入第二級的「小組興趣班」，進一步栽培。這級聚焦於動手能力，以小組形式學生與老師進行項目設計及系統開發，讓學生把科技知識學以致用。老師為了增加學生的投入感，可以把項目主題與學校的重點學科領域（例如時裝設計）掛鈎。  第三級是「精英班（校隊）」，由對科技具特出表現的學生組成「校隊」參加校外（甚至乎國際級）比賽，讓科技專才開濶視野，公開地從體驗中學習。  推行三級制「科技素養」行動，學校需要一套評測標準去量度校方、老師或學生的科普水平（第一級）、科技興趣和動手技能（第二級）及創新能力（第三級）。再者，前線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以這標準所獲得的數據，科學化地進行分析，然後策略性地設計STEM課程。  最後，學校「科技素養」評測絕非香港專有問題，全球教育界都正面對，值得一提的是，由多所英國大學組成的「編程學院」（Institute of Coding）所推出的測試標準已在當地廣泛使用，至今已為兩萬多名參與者進行評估，它們的做法值得香港教育界參考。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來源：星島日報

根據國際調研機構IDC於去年第三季公布，人工智能（AI）市場於2020年的全球收入超過1,500億美元，按年比較增長約12.3%。（中新社資料圖片） 根據國際調研機構IDC於去年第三季公布，人工智能（AI）市場於2020年的全球收入超過1,500億美元，按年比較增長約12.3%，並預計至2024年，全球AI市場收入會超過3,000億美元，5年複合年增長率（CAGR）為17.1%。然而，面對全球人工智能市場的增長，世界各地政府並沒有盲目地接受，有政府對AI應用對社會及人民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憂心忡忡。 針對此問題，歐盟委員會早於2020年初發布《人工智能白皮書》，探討人工智能技術及應用在歐洲的優勢及可靠性，並就歐洲如何促進人工智能發展及解決相關風險進行研究。該委員會更於今年4月進一步推出人工智能監管草案（簡稱《草案》），建議全面禁止大規模監控，以及基於人工智能的社會信用系統。 實際上，這草案被媒體視為《人工智能白皮書》的法律延伸，目的在於為具可靠性人工智能的實踐提供牢固的法律框架。本文概論《草案》所提出的原則，以供本地科技創新業界參考。 人臉識別 禁大規模無差別應用 「人臉識別」技術在全球大行其道，尤其是在保安場境中的軍事和民事應用，更是如雨後春荀。由於「人臉識別」存在侵犯個人隱私的風險，不少政府對於其廣泛應用有保留，例如美國三藩市政府已全面禁止該技術在公開場合使用，而香港政府則因為民眾團體反對，需要重新考慮多項基於「人臉識別」的保安應用方案。 不過，歐盟委員會成員並非一面倒全面禁止使用此技術，因此《草案》建議，在歐盟各地推動全面禁止無差別的大規模應用，但在以下3種特定情況下，可獲寬鬆處理：1、尋找失蹤兒童；2、解除恐怖襲擊的威脅；3、在法律允許範圍內追查特定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廣義而言，「人臉識別」是生物識別的一種，因此《草案》的建議也適用於如指模、掌紋、虹膜等個人生物特徵。 社會信用系統 勢損公平公正原則 歐盟委員會認為，利用人工智能根據社會行為或人格等特徵，進行用戶信用評估，會造成不可預見的後果，導致個人或特定群體的權益受到損害。現實中不同的社會文化，會產生不同的算法（判斷）偏見，而算法偏見將直接對信用評估產生影響，如此社會信用系統必然會侵蝕社會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則，因此，《草案》提出禁止落實相關的人工智能應用。 在這方面的典型例子，首當其衝的是數碼化的執法和法院系統。《草案》指出，執法當局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可能會導致權力嚴重失衡，侵犯個人基本權益。如果訓練這些算法的數據質量不高，或算法的準確性及穩健性未能達到執法要求，那那麼程序性正義、公平審判權、辯護權及無罪推定的權利就會受到嚴重衝擊。 歐盟委員會尤其將個人風險評估、測謊儀、辨別情緒等應用歸為高風險，而在刑事訴訟中，基於人工智能技術對證據進行可靠性評估，對嫌疑人的性格特徵進行判斷，或基於過去的犯罪行為進行推定等行為，也被歸為高風險應用範圍。 總言之，雖然《草案》沒有明確地提出落實細節，但歐盟委員會在這方面的工作是具前瞻性的，是當今首個建議以法律手段禁止人工智能「操控」人類思想的機構。事實上，歐盟在科技立法工作上不斷地追求體制創新，《草案》是繼《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DPR）之後再一次領先全球之舉，值得香港政府為加強創新及科技發展進行「檢視現行法例和法規」過程中借鏡。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榮譽會長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全球人工智能市場迅速增長，但世界各地政府卻沒有盲目地全面接受，部分對人工智能應用的負面影響憂心忡忡。以歐洲為例，歐盟委員會於今年四月公報一份人工智能監管草案，建議禁止大規模監控及基於人工智能的社會信用系統。 草案的基本原則，是數據擁有者的權利必須得到合理合法保障。大數據分析是人工智能的促成技術，其效能與背後的數據息息相關。歐盟了解到在數據分析者一廂情願之下（尤其是在商業應用方面），他們會有意或無意地侵犯了數據擁有者的權利。因此，歐盟於二○一六年推出《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DPR），目的是保護歐盟個人數據，包括擁有者的私隱權、知情權、問責權、删除權等。再者，《條例》更適用於全球，可以監管歐盟境外第三方對個人數據的處理操守。所以，人工智能草案與GDPR掛鈎，對國際人工智能的商務發展，將會影響深遠。  另外，草案提出人工智能使用的大原則，目的是禁止開發極高風險的人工智能應用，包括：  一、禁止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在不知不覺中操控人類意識，代替用戶作決定或扭曲其行為，繼而對他造成身體或心理的傷害。類似應用在今天虛擬世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例如不良社交媒體利用虛假或極端主義訊息，進行自動推薦，誘導客戶作非自願的決定。  二、利用兒童或殘疾人士的脆弱性進行誤導，對他們造成傷害。這原則與歐盟一貫對弱勢社群的重視和保護之政策同出一轍。  三、推行社會信用體制。歐盟委員會認為若然人工智能系統根據人的社會行為或人格等特徵進行用戶信用評估的話，這行為會造成不可預見的後果，導致個人或特定群體的權益受到損害。現實中不同的社會文化會產生不同的算法偏見，這將直接對信用評估產生影響。這樣的社會信用體系，侵蝕社會公平公正基本原則，因此草案提出禁止乃是理所當然。  歐盟委員會續指，高風險的社會信用評估應用場景主要集中在社會保障、就業和教育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在就業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對工作人員進行評估或監測，屬於高風險行為，因為算法可以左右員工的職業前景和生計。與此同時，由於算法有機會存有偏見，因此人工智能會對婦女、殘疾人士或長者在工作上產生歧視，令個人的隱私權受到威脅。  在教育方面，利用算法進行招生錄取、評估學生水平等同樣存在高風險，這做法很可能會影響被評者一生受教育的機會，還會產生社會固化的問題。在社會保障系統方面，人工智能參與決策過程將對民生產生重大影響，例如利用人工智能去分析某申請人，來決定他是否能獲得銀行貸款、財政補助、保障性住房、電力電信等基本服務，但由於種族、殘疾、年齡、性取向等各種因素，算法很可能延續社會存在的歧視，使弱勢社群問題日益惡化。  人工智能是香港政府創科發展的四大領域之一，政府亦計畫檢視現行法例和法規，筆者認為歐盟的人工智能監管草案值得政府參考。然而，香港是一個國際經濟大都會，工商業界在人工智能法律的草擬過程中，必然有相當多的要求，他們會盡力爭取最大的個人經濟利益，為此輕視社會道德。因此，政府要保障大眾的利益，以及平衡社會道德，將會面對重重挑戰。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來源：星島日報

完善選舉制度在立法會通過，在新制度之下，筆者非常支持政府增設科技創新界，擴大原有資訊科技界的專業覆蓋範圍。筆者在香港從事工程科學教育接近30年，見證資訊及通訊科技產業的發展，特別在過去十多年，隨着國家國際化的進程，今天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應用像雨後春筍般，全球無處不在。香港特區政府一直重視創新及科技發展，於過去兩三年投資超過千億元，並且聚焦與粵港澳政府配合，大力發展大灣區。 筆者認為新增的科技創新界可以配合香港的科技創新發展，對香港參與國家「十四五」規劃非常關鍵。科創界比原有的資科界覆蓋的領域更廣，合資格團體的組成分為三大部分：（一）國家級科研平台；（二）與創新科技發展密切相關的公營機構；及（三）參與政府科創發展諮詢的學術組織和專業團體。具廣泛代表性的平台，有利香港與內地科研機構協作，開拓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市場；透過香港不同的應用科研中心及科創基礎設施，促進香港科技轉移及科研商業化工作；深化官、產、學、研溝通及合作，讓政府多了解香港科創產業的需求等。 完善選舉制度對香港「後疫情」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尤其關鍵，筆者認為新制度下之政府必能選賢任能，為香港選出一批既愛國又專業，能為香港及國家作出貢獻的科技創新人才。筆者期望新一屆的科技創新界的選委會委員、立法會議員及特首可以將香港盡快拉回正軌，積極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協作發展，打造香港特區成為國家的國際創新及科技中心。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外務）副院長來源：香港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