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錦輝 政府表示「爭取清零」是抗疫的目標，但行動只是有限度出擊，去年九月雖然得到國家醫療團隊來港拔刀相助，卻仍沒推行強制性全民檢測。最近政府開始變招，利用「圍封小區」進行小範圍續步強檢，但市民對這突擊封區、上樓逐家逐戶敲門的做法卻有不少劣評，認為效果不彰。  根據政府的報告，前線團隊於一月廿三及廿四日圍封佐敦進行小區檢測，行動涉及超過一百五十幢樓宇，進行了超過七千次病毒檢測，當中發現到十三宗確診個案，比率為百分之零點一七的另一次行動，在三百多個檢測樣本中找到一宗確診個案， 陽性比率約百分之零點三。一月廿八日，在北角東發大廈A至D座的行動中，未有發現確診個案。  政府對行動表示滿意，認為行動可以及早識別確診者，並將他們送往治療，而「圍封小區」行動中前線工作人員的努力也無庸置疑，但總體而言，筆者卻不能完全認同政府以封小區形式進行抗疫的決定，認為行動效果遠遠偏離清零目標。理由是清零除了要檢測識別確診者之外，還須杜絕區內無感染居民之後確診的機會。例如在佐敦小區的陰性檢測居民，若於解封之後在區外活動而受感染，然後把病毒帶回區內，那麽封區檢測便如同虛設，徒勞無功。  雖然政府曾經說，若區內檢測之後再有人確診，不排除會再封區重檢，但如此一次又一次封區，行動便沒完沒了，勞民傷財，不切實際。  我們可將香港封區與內地封區行動作比較。最近北京順義區出現五宗確診個案，市政府毫不猶豫連忙封區進行抗疫，雖然檢測人數以十萬計，但任務在數天之內便完成，順義區很快便回復清零，居民可以重返市內各區作業及活動。表面上看，香港佐敦和北京順義區封閉式檢測的安排非常類似，香港仿效北京的做法順理成章，出錯機會微，但實際上兩者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在北京，全市疫情已清零，市政府必須防止市內其他地區被感染，因此要確保順義區完全乾淨，才允許區內居民外出。但香港情況卻不一樣，香港其他地方並未清零，所以雖然小區經封區檢測而「淨身」，但解封後病毒絕對有可能經人傳人從大區輸入，小區不排除再出現確診個案。因此，兩件事情不能相提並論。 上述分析指出，大區「清零」是抗疫的基本條件，而小區檢測是持續「維零」的手段而已。因此，香港政府必須重新認真考慮，包括再請求國家醫療團隊來港，進行全港性全民強檢，然後使用主動式「健康碼」，追蹤疑似確診者，盡快把他隔離。  可惜政府對上述兩項措施都無能為力，疫情緩和因而遙遙無期，大家只能望天打卦，期望疫苗接種盡快面世。  另外，政府現時所推行的抗疫措施，似乎主要針對維護市民的生理健康，而甚少關注市民的心理健康，但筆者認為這兩者同樣重要。例如，突然封區非常擾民，市民每天都擔心甚麼時候輪到自己的住區，更有些預先知道的市民，會刻意不回家避開檢測，過程中部分市民與政府不斷在鬥智鬥法，對他們難免產生很大精神壓力；又例如兩人聚餐的限聚令，使一家三口每晚必須屈在細小的家裏食飯，毫無空間出外「唞唞氣」共享天倫。  這些場境加上日益增長的失業率，升斗市民會感到莫大沮喪，若然情况持續不變，恐怕到了疫情過後，雖然市民死不了，但不少人可能因為政府舉棋不定、朝令夕改而「黐晒線」，造成長遠的創傷！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表（外務） 來源：星島日報

文/黃錦輝 螞蟻集團香港、上海兩地上市計劃臨門一刻突然被煞停，不少股民因此而虧蝕。事件成為全國熱話，網民認為「螞蟻教父」馬雲在去年《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中的大膽言論觸怒了中央，導致政府有所行動。筆者卻不以為然，認為「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央政府對螞蟻集團的商業模式一直關注。峰會中，馬雲提及「中國金融根本就沒有系統」 。鑑於螞蟻集團於過去幾年獲利甚豐，金融市場呈現被操控之嫌，中央政府擔心螞蟻的營商手法會壟斷市場，因此不可坐事不理。 公私營合作行之有效 去年底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制定了未來工作的八大任務，包括「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從時間序分析，很明顯中央政府是劍指所有數碼金融巨擘，並率先向馬雲及旗下螞蟻集團進行調查。 所謂「亂世出英雄」，這概念很適用於過去十年的中國內地金融市場。正如馬雲暗示中國金融市場的治理不健全，適逢十年前訊息產業興起，不同企業藉此機會在網上搵錢，百度、阿里巴巴、騰訊（BAT）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們在過去多年賺到盤滿缽滿，馬雲更多次成為中國首富。本來這些企業在內地的訊息產業市場中各據一方，分別於網絡訊息搜尋、網上銷售及財務、社交網絡及遊戲等主要範疇，與中央政府互相協調，開創各自的商業市場。這做法與全球政府常用的「公私營合作」模式（ PPP）大同小異。 然而，BAT與中國政府合作模式不同之處在於它們公私之間的合作關係較為鬆散。十年前，內地數碼金融市場初興起時，這安排尚可接受，但今天市場狀況已完全顛覆了。市場規模不斷地增長，參與投資的星斗市民亦愈來愈多，因而構成極大的市場風險，「一子錯」便很容易會影響全國發展大局。正因如此，中央政府不敢怠慢，積極地進行整頓，特別是針對科技金融產業。 「公私營合作」是公共建設經常採用的開發模式，主要由政府部門與私營企業合作，提供公共設施的建設和服務。這模式一方面可以讓政府聘請專業公司去建設公共設施，另一方面可讓私營企業從中牟取應得的利潤，雙方互惠互利達至雙嬴。事實上，香港政府早期已推行「公私營合作」，一直行之有效。成功的例子包括紅磡海底隧道，這項目早已完結，而且經營權亦已交回港府。 在「公私營合作」項目的運作上，政府主要擔當監管角色，私人企業執行。兩者的工作在過程上必須要有默契，互相緊密協調，維持良好關係，如此般項目才可順利進行；反之，項目不排除會爛尾收場。近期馬雲被中央約見、阿里巴巴被調查、螞蟻集團上市計劃被煞停等事件相繼發生，這些事件反映企業和政府的合作欠缺協調，更可能出現分歧。同類事件雖然也有發生在其他企業身上，例如騰訊最近因違反「反壟斷法」而被懲罰，但嚴重性遠比不上是次螞蟻集團事件。 整頓數碼金融市場陣痛難免 理論上，任何政府在進行「公私營合作」項目時，中斷與自己不配合的夥伴之合約正常不已。中斷合作所造成的損失並非一面倒的，政府也要付出沉重代價，因為要在短期內另覓代替公司並不容易。若然中央真的要懲治螞蟻集團，要找一間能代替它的公司也並不容易。最後，筆者估計中國未來在整頓數碼金融市場時難免會出現更多陣痛，但長痛不如短痛，徹底「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才是一勞永逸之舉。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名譽會長來源：《信報》

文/黃錦輝候任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上周出席參議院商務委員會聽證會時，表示要維護美國電訊網絡，確保不受中國企業影響，但言詞中她拒絕承諾將中國電訊公司華為列入美國貿易黑名單，可見白宮易主後，美國政府為了本國企業的利益，對中國科技企業的封殺或有所鬆動。然而中國自主研發科技以避免被美國操控，仍不可鬆懈，而發展第三代半導體更是關鍵。  去年9月15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勒令禁止台積電、英特爾、高通、聯發科、美光等大型晶片生產商向華為出售先進晶片，企圖截斷華為通訊產品（包括手機）的生產鏈，重錘打擊其全球生意。然而，拜登團隊似乎意識到這算盤敲不響，理由很簡單，晶片產業是美國高新科技的重要支柱，而近年中國是它們的最大市場。所謂唇亡齒寒，晶片禁售令必然會導致「攬炒」，至少在短期內會嚴重影響美國經濟。所以，雷蒙多沒有承諾繼續制裁華為，是為了美國的宏觀利益，從經濟角度是明智之舉。  雖然美國政府對華為不會完全斷絕供應先進晶片，但筆者相信其仍會運用這「武器」，採取「時收時放」的供貨策略，藉此作為與中國在不同議題（包括政治和商貿）上討價還價的籌碼。無論如何，華為料可先鬆一口氣，在短期內，其Mate 40及更先進型號的智能手機，將可以部分回復量產，重新上架。 長遠而言，中國的資訊及通訊科技（ICT）產業不可能持續地被美國政府牽着鼻子走。中央政府也很了解這情況，洞悉到國家唯一出路是科技自主創新，正因如此，這目標也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重點之一。在市面傳統半導體「矽」集成電路（Silicon IC）生產方面，中國在晶片製造的光刻機、多晶片封裝及電子設計自動化（EDA）技術一直落後於美國，必須在未來五年急起直追。中國尤其缺乏光刻機技術，幸而全球主要製造商荷蘭的ASML公司表明不會受制於美國，願意與中國合作。至於其他兩方面，雖然中國有進行相關研究，但技術進度還是較歐美遜色。不過，筆者認為以中國政府的決心，再加上科技企業界充裕的專材人手和物力，在「十四五」期間後來居上，是大有可能的。  筆者認為中美晶片科技戰爭的主戰場並不在「矽」，而是在「十四五規劃」瞄準發展的「第三代半導體」。「第三代半導體」的主要材料是「碳化矽」（SiC）、「氮化鎵」（GaN），這與「第一代半導體」材料的「矽」（Si）、「第二代半導體」材料的砷化鎵（GaAs）相比，面積比較小，效率比較高，而且散熱速度比較快。這些特性使「第三代半導體」技術適合應用於5G設備、加速快充電器、新能源電動車等產品上。雖然美國在這方面的研究比中國早，但據悉在現階段沒有任何國家在「第三代半導體」的技術上佔主導地位，這戰埸仍然是百駒競跑。若然中國能及早押注下去，努力加快研發步伐，便可望提升國家科技企業的競爭力。  以華為作例子，據statista.com預測，至二○二五年，全球5G市場的規模高達二百四十億美元。正因如此，華為策略性地選擇以5G為骨幹的「物聯網」、「智慧城市」、「智能生產」等大型工商業應用為其未來的目標市場，反而大家所熟悉規模較小的智能手機的客戶端市場，只是其次。實際上，華為在5G技術研發經過多年努力，己經跑在世界前到，成就傲視同儕，據IPlytics Platform去年十月報告指，華為擁有近三千項5G專利，比其他公司為多。如果華為能進一步發展「第三代半導體」技術，那麼就能同時間擁有「第三代半導體」、5G技術知識產權以及5G市場等三大法寶，在資訊科技及通訊市場上便會如虎添翼，可在競爭力上超前。  屆時中國便有足夠籌碼與美國在世界經濟及政治舞台上正面交鋒，一較高下。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來源：星島日報

文/黃錦輝  八達通公司擁有20多年「拍卡式」電子支付的經驗，理當可以在跨境數碼人民幣支付服務派上用場。（資料圖片） 內地第二批數碼人民幣試點城市，包括上海、海南、長沙、青島、大連及西安等，已開始籌備活動。去年正值深圳經濟特區開放40周年，該市成為首個大規模數碼人民幣的試點，深圳市政府以紅包方式，向5萬市民發放合共1,000萬元，鼓勵市民多以數碼人民幣消費。上海市於今年1月5日則以另類方式推行，在上海交通大學附屬同仁醫院以「可視卡」形式，發行數碼人民幣錢包予醫生，讓他們在院內使用。 內地傳媒為事件作大肆宣傳，不過筆者認為，未免有點小題大做。以儲值卡形式作無現金支付根本毫無新意，全國皆是，同仁醫院的「可視卡」，與一般內地大學生使用的飯堂傳統儲值卡，在支付功能上大同小異。 滬醫院儲值卡 醫生數碼人幣錢包 所以，似乎傳媒的目的，純粹是為了「告知天下」，上海已成為數碼人民幣的第二批試點城市，而同仁醫院應用是落實計劃的第一炮。然而，以醫生專用的儲值卡消費作宣傳的標題，未能夠充分顯現數碼人民幣對上海普羅消費者的好處。 事實上，上述同仁醫院和大學飯堂所用的支付卡，都屬於儲值卡，兩者均利用拍卡支付，並以銀行轉帳方式自動充值。兩者的不同之處，是所儲存的人民幣形式，前者儲存的是數碼人民幣（亦是這次宣傳中本來的主角），後者則是實體人民幣。從消費者角度而言，過程中錢不過手，所以用什麽人民幣，理論上他們無必要知道。 筆者認為，上海市政府選擇以醫院場景作頭炮宣傳，效果未必太好。首先是應用只局限於醫院範圍，而深圳紅包發放則涉及全市；再者，受惠者局限於醫生，不包括留醫病人，而深圳的受惠用戶是全城市民。 以醫院作頭炮宣傳 效果似欠佳 由此看來，上海在推廣數碼人民幣方面，與深圳相比較為遜色。 不過，從管理角度，上海市政府的安排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從小做起，新式支付卡在醫院操作，容易監管，減輕風險。從醫生用戶開始，也是較容易掌握，醫院可以數碼人民幣支付醫生部分工資，鼓勵他們多在院內消費，一舉兩得。然而，無論安排如何妥善，一般普羅大眾對醫院內部行政又怎會關心呢？ 「可視卡」的特點，是它的可視化介面功能，在卡面上有個視框，用戶可以從中閱覽自己的戶口紀錄。其實這項技術並不創新，不少高級會所都採用它作為VIP會員卡，凸顯貴賓會籍地位，據悉可視卡的售價是普通卡的10倍，難怪同仁醫院只發給醫生使用。 院方曾經說過，「脫離手機的支付模式主要是為便於運用智能終端困難的人群使用數碼人民幣」，筆者認為這一點尤其重要。利用手機支付服務的先決條件，是用戶必須擁有一部智能電話，以及內地銀行戶口，兩者必須綁定。然而，對於不是長居內地的人士而言，例如香港居民及外國遊客，未必那麽容易滿足這些條件，從而構成「數碼鴻溝」的社會問題。 支付卡是有效的解決方案，以本港的八達通為例，遊客可以很容易從便利店購買，避免他們在港消費時受阻。盡管如此，八達通卡的這個優點，在過去幾年卻沒有人關注。 爭取大灣區 作數碼人幣試點 筆者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向中央爭取成為數碼人民幣試點，特別是推行跨境支付。大灣區可以仿效上海市，採用支持「數碼共融」的支付卡做法，並且逐步落實計劃，例如以落馬洲河套區先行先試。港深兩市政府可以採用八達通作為數碼人民幣錢包，八達通公司擁有20多年「拍卡式」電子支付的經驗，其金融治理經驗也非常豐富，八達通卡理當可以在跨境數碼人民幣支付服務，派上用場。 「一卡兩地」存在的障礙，是「一國兩幣」的問題，為紓緩這問題，八達通與深圳通約10年前曾經合作，推出帶有兩個錢袋的「互通行」卡，可是市民的反應一般。筆者建議，兩市政府可以讓河套區成為獨立小區，區內不設現金，以數碼人民幣為通用貨幣，並以八達通為硬錢包。為進一步配合安排，於河套區上班人士均以數碼人民幣發工資，以及只可以透過「八達通」卡消費。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文/黃錦輝 拜登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總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祝賀之餘，亦提及上屆特朗普美國政府「在中美關係當中埋了太多的雷，需要排除；燒了太多的橋，需要重建；毀了太多的路，需要修復」，筆者深表同意，特別在中美兩國科技合作互利方面，更須如此。環球科技創新發展就是需要中美這條國際大橋，把全世界的科學家、企業家、用戶等聯繫起來，為推進人類科學及文化作出貢獻，美國新總統應以此為大前提，改變上任的錯誤，致力把這條破了的橋重新搭建起來。  以互聯網科技為例，已故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高焜教授，五十年前遠赴英國讀書和研究光纖科學，之後被美國企業界慧眼看中，將之發揚光大，發明了全球普及的互聯網，改變人類生活，造福世界。若然當時這條連接各國的「科技大橋」被截斷，恐怕今天超過四十九億用戶（佔全球人口百分之六十三)的互聯網便不會存在，大眾隨時隨處輕鬆上網的生活常態便會大受影響。  過去四年，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及前國務卿蓬佩奧，大力推動不公平的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嚴重打壓中國跨國科技企業，包括禁止美國及其盟國的企業向中方公司供給先進零部件、提供生產代工服務、購買和使用中方產品、提供推廣及銷售服務等，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受害的中資企業包括中興、華為、微信、TikTok等，牽連甚廣。然而，受影響並非只是中國一邊，世界各地與這些跨國企業合作的大批公司，以及使用它們產品或服務的民眾，也都不能倖免，深受其苦。  以5G通訊科技為例，中國通訊企業（如中興、華為）於十多年前已開始進行5G研究，創造了不少5G知識產權，事實上今天中國擁有全球多達百分之三十以上的5G專利，傲視同儕。這些中國跨國通訊巨企於兩、三年前已開始與各國政府洽商，計畫在當地開發5G基建及提供通訊服務，無奈在特朗普及蓬佩奧等的橫蠻干預之下，不少計畫裹足不前，甚至胎死腹中，嚴重窒礙5G技術的發展，以及人類享受智慧生活的美夢。特朗普及蓬佩奧的所作所為損人不利己，令全世界許多企業、科研者和民衆望而生怨。  拜登就職演說中強調國家團結、加強與世界合作、反種族歧視、反政治極端主義。他上任第一天便簽署多項行政命令，當中不少牽涉推翻特朗普的決議，包括停止退出「世界衞生組織」（WHO）程序、重返《巴黎氣候協定》等。這些舉措除了其實際效能之外，亦能與聯合國及其成員國重修舊好，有助美國短中期發展，正規地重回國際經濟舞台，相信在科技合作方面也將如此。 筆者預料拜登政府會加快步伐與中國在科技上重新啟動合作機制，包括在醫療科技方面，一齊對抗全球新冠疫情；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一齊促進全球數字經濟轉型；在基礎研究方面，一齊加強全球深度科技合作等。再者，筆者估計拜登在上任初期，會向中國釋出善意，放寬一些現有的限制，例如美國晶片禁售予華為、美客戶禁用微信、TikTok被逼出售等打壓行為等，將略為放鬆。  在環球商業社會中，中國與美國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多年來彼此間是敵亦是友，兩者的關係錯綜複雜，所謂「商場如戰場」，所以拜登即使對中國有些鬆動，但能維持多久，仍是未知之數，隨時有反覆。不過，筆者相信中國政府絕對不會被動待變，會繼續努力做好自主科研，盡早加強核心技術研發，未雨綢繆，提防美方再過橋抽板。國際形勢變幻多變，上述策略方向是正確的。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來源：星島日報

文/黃錦輝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的目的是讓市民記錄曾到何處，如果該地方有人染疫，下載者可收到通知，知道自己有感染風險。現時參與計畫的商戶約六萬多戶，而用戶下載的數目約四十餘萬次，然而，推行這措施未必能有效防疫，因為用戶掃描商店二維碼的行為是自願性質，不少用戶嫌麻煩往往過門而不掃。創科局正與大學合作研究，把二維碼（即商店、交通工具的記錄）以藍牙推送至用戶手機內 。這技術去年已於新加坡實施，證明對防疫有很大幫助，當局應加快推行，並全力將應用程式擴至全民下載，才可發揮功效。  外界直覺地以為商戶可使用商店內既有的WiFi裝備來推送電子地址予「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但這在現實中難以奏效。首先，不是所有香港商戶都擁有WiFi，因用電量頗大，而且使用店內電源，所以不提供WiFi服務的小商店(如食肆、零售店鋪)比比皆是，而的士、小巴等交通工具之車廂內地方狹窄，也難以裝置WiFi。  針對上述問題，創科局考慮採用以低功耗藍牙（BLE) 為基礎的iBeacon「微距定位技術」。「微距定位技術」硬件裝置較細，普遍面積約一枚五元硬幣，內裏包含一片鈕扣電池。裝置在操作中會不斷廣播帶有識別碼的低功耗藍牙信息，有效接收距離可由一米之內至十米之外。商店或的士、小巴等，在適當地方（如門口）放置「微距定位技術」裝備，客戶進入時便不用如以前一樣先掃二維碼，商店的電子地址記錄透過加强版「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便可以自動傳送到用戶的手機內，不留任何痕迹。  二維碼是被動通訊技術，而「微距定位技術」是主動的，有市民擔心個人私隱會被外泄，質疑技術的可靠性，因而抗拒使用。其實大家不用憂慮，「微距定位技術」的任務是把二維碼送到用戶手機內，毋須用戶為「打卡」而操心。  使用「微距定位技術」時，耗電是商戶與用戶會考慮的問題。商戶方面，貼在商店門口的「微距定位技術」裝置所用的電池須定期更換，可能要做點工夫，但不耗用店內電力。用戶方面，因他必須開啟手機上的藍牙功能，才能接收到商店「微距定位技術」裝置所發送的信息，故他要在進入商店前啟動加强版「安心出行」，程式便會啟動手機上的藍牙。不過，用戶即使把加强版「安心出行」長期開着，以今天手機的技術，在正常運作下，即使長期開啟，耗電量也很低，用戶在這方面不用太擔心。  另外一個問題是信息干擾。「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可能會同時間接收到多個商戶地址碼，需要用戶自行挑選。若然商店與商店之間的「微距定位技術」裝置能保持一定距離的話，信息干擾便可以避免。因此，政府在推行新措施時，要給商戶提供清晰的指引。  關於市民對使用此應用程式會否泄露私隱的憂慮，筆者已在前文詳細釋疑，主要是該程式只集中於接收而並不會發信息，用戶私人資料不離機，而用戶與衞生防護中心有一條「私家」信息上載通路，其他部門並沒有參與。基於此，用戶的私隱可得到保護，而將來如落實以藍牙傳送信息，私隱保障都是一樣。  總言之，「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推動集體全民抗疫，用戶參與除了可以提升社會公共衞生、有助香港整體抗疫之外，自己亦可以盡早了解有否潛在感染危險，在這一舉兩得下，市民應接受用藍牙於程式內記錄所到之處。再者，新加坡利用獨立追縱器來記錄市民出行地點(即 Contact Tracing) ，操作也是採用藍牙技術，系統已實行了多月，因使用方便，用者已有數百萬人，效果令人滿意，發揮了防疫效果，亦未見私隱泄漏問題，所以香港市民可以放心。  因此，政府應加快落實强制下載「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以及盡早推出用藍牙傳送的功能，向徹底追蹤疫情的目標邁進。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来源：星島日報

文/黃錦輝  人工智能是國際媒體公認2021年資訊科技發展之重點（中通社資料圖片） 過去一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嚴重影響世界經濟及人類生活摸式，各地民眾自願或被限制多逗留在家中，減少社交接觸已成為全球社會的「新常態」（New Normal），在家工作、視頻會議等活動，對大眾而言已經習以為常。疫情至今未有受控的迹象，而且有專家認為，人類未來要適應與新冠肺炎和其他新變種傳染病毒共存，所以由疫情衍生的「新常態」將會持續。多間國際科技經濟顧問公司預測，2021年全球創新及科技發展將會聚焦於提升普羅大眾及各行企業，在「後新冠」生活與作業的舒適度及便捷度。 在2021年，企業將會持續鼓勵員工盡量在家工作，遙距作業，一方面可以減低員工受感染及病毒傳播的風險，另一方面亦可以減輕營運成本，因此企業大有理由推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在家工作的關鍵「使能技術」（Supporting Technology），上班一族雖然在家中工作，但依然要時刻對市場動態、客戶需求瞭如指掌，所以不少專家都認為，人工智能科技於2021年將會更加大行其道，深入民生。與此同時，這趨勢將會為業界創造無限商機，據網上數據統計公司Statista.com估計，全球人工智能市場於2025年將會高達1,260億美元。 應用行為分析 了解員工顧客交流 專家預測，人工智能將會更多應用於「行為分析」（Behavioral Analysis）。企業會充分利用此技術，了解不同持份者的日常行為，包括其綫上綫下的一舉一動。例如，在家工作的員工與顧客交流，多是在社交媒體平台、雲端會議上進行，此類工具一般會保留所有對話紀錄，未來企業將對這些紀錄進行分析，以監督企業和員工遵守相應規章制度、深入了解客戶上網行為及其需求等；再進一步，有關分析可以幫助企業更精準地計劃未來商業戰略。 又例如，商業車輛營運商可以利用車上的遙感器，實時監察駕駛者的駕駛行為，包括緊急煞停、急轉彎、開快車等，然後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分析，評估所有司機的表現，確保團隊駕駛的安全性。美國資訊科技研究和顧問公司高德納（Gartner）稱這類分析技術為「行為聯網」（Internet of Behavior，IoB），並預測行為聯網將會是2021年科技新趨勢之首。 利用機器人 減低病毒傳播風險 機器人（Robotics）是人工智能技術的重要範疇，美國商業雜誌Forbes預測，機器人於2021年將會廣泛被應用。例如在疫情期間，機器人在護理和輔助生活領域中興起，這些「醫護機器人」將會變得愈來愈重要，尤其是面對最容易受到感染的社會成員（例如老年人）時。在這情況下，「醫護機器人」可以提供新的溝通渠道，老年人可藉此獲得全天候無間斷的家庭助理，以及簡單的陪伴服務。 另外，因為在家工作的原因，辦公室將會經常空無一人，但定期的辦公室維護和保養工作在所難免，因此企業將會更廣泛利用機器人，提供清潔及保安等服務；無人機（Drones）將用於提供重要藥物到遙遠山區的居民，配備電腦視覺功能，亦將會用於監視公共區域的人流，以識別病毒傳播風險增加的地方。 這些應用場景在香港並不常見，但在國內外卻需求甚殷。 資訊科技網媒Analytics Insight認為，隨着人工智能應用於「後新冠」經濟中不斷擴展，人工智能道德倫理（AI Ethics）的需求亦相應增長，成為2021年科技發展的新趨勢。醫療及教學是常見的人工智能應用範疇，然而不少現有的系統，均不能為自己所作的決定或建議提供合理解釋，難免使用戶質疑系統的效能。因此，未來人工智能科技發展除針對功能增值外，亦會偏重道德倫理維護的技術。 可解釋人工智能 維護科技倫理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DL）是製造人工智能系統的關鍵技術。它利用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算法，對輸入數據進行表徵分析（Feature Analysis）及學習，從而構建出一個對應的信息處理模型。「神經網絡」是一套端對端（End to End）的學習運算方法，過程中網絡對輸入數據進行自動學習，找出最佳的結果作為輸出。經過多年研發，神經網絡的準確性非常高，例如應用於圖像識別的表現已超越人類。盡管如此，它的自動學習算法以「黑箱式」作業，並不透明，形成神經網絡以至人工智能在工商業應用中的不足之處。因此，踏入2021年，「可解釋人工智能」（Explainable AI，XAI）技術將會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總結而論，人工智能是國際媒體公認2021年資訊科技發展之重點，其他熱門科技包括5G通訊、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伸延實境（Extended Reality）、量子運算（Quantum Computing）等。宏觀分析，在「後新冠」的「新常態」下，正如高德納專家指出，科技發展趨勢將會環繞以人為本（People Centric）、不限位置（Location Independence）及彈性輸送（Resilience Delivery）3大主軸。本文主要針對人工智能科技，概述不同國際媒體對該科技未來發展的預測。人工智能是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4大範疇之一，因此筆者認為，本文所述的發展領域頗值得本地官、產、學、研各界認真參考。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文/黃錦輝 踏入2021年，不少國際科技顧問公司紛紛對新一年科技發展作出預測。不約而同地，它們都認為「人工智能」（AI）將會持續影響全世界，是未來科技發展趨勢的首選。「人工智能」（AI）於2021年將會更加普及化。大規模的人工智能系統需要先進的「算法」、「算力」和「數據」去處理不同大少的案例。 「算法」：在算法方面，「已訓練」（pre-training）深度學習技術將會是研發人員的焦點。深度學習是近年最有效的機器學習算法，但由於人工智能所面對的應用問題愈來愈龐大及所涉及的範圍愈來愈廣，以傳統的方法進行深度學習效果不彰。因此，科學家建議採用已培訓好的模型作為起點，在這基礎上加入與當刻應用場景相關的數據再進一步培訓。近期，美國「開放人工智能」（OpenAI）公司研發的GPT3在自然語言處理（NLP）領域中大受歡迎。GPT3是一個利用1750億個函數的超大型神經網絡所製造的通用語言模型，利用它人工智能工程師可以開發不同的應用系统，例如聊天、作詩、問答等機器人。以前每當要開發同類型系統，工程師都要從零開始，花費大量資源，而效果也不太好，而善用GPT3便可以扭轉乾坤。筆者預測這趨勢會持續，GPT3算法將會炙手可熱，產出更多有創意的人工智能應用。 雲計算中心將使用量子電腦 「算力」：要滿足大型人工智能所需要的超強算力要求，計算機科學家近年埋頭苦幹地研究「量子計算」（Quantum Computing）技術。筆者預測未來「雲計算」中心都會使用量子電腦。簡單而言，量子電腦將複雜任務分解成許多簡單任務，然後每個任務以高速處理。相比之下，傳統電子計算機存在限制，因為任務必須按順序出現。正因如此，如果面對太複雜或者數據量太大的任務的話，想找到解決方案就會耗費很長時間。許多時候問題太龐大，從數學層面看，即使是最強大的超級電腦也沒有辦法突破序列任務設定的障礙，但量子計算機可以。「量子計算」是通過疊加原理和量子糾纏等次原子粒子的特性來實現對數據的編碼和操縱。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內，「量子計算」只存在於理論上，但近期的研究已經開始出現曙光。專家估計在未來的5至15年，一款有實用意義的量子電腦將會面世。事實上，「量子計算」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必爭之地。中國也不例外，「量子計算」是《國家十四五規劃》中的重點科技自主發展領域。 「數據」：人工智能技術建基於大數據分析，因此數據收集對人工智能的效能尤其關鍵。數據來源五花八門，並非從電腦中讀取資料那麼簡單，例如在智慧城市應用中包括氣候變化、交通狀況、空氣質素等實時訊息。「物聯網」將會在未來城市滿布，把不同裝備有遥感器的物體連接起來，使它們能可以各自收集數據之餘，也可以彼此之間互聯互通。城市設計師可以利用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對市內設施的運作進行優化。近年「物聯網」發展方向之一是加強遥感器的計算能力，使它能在採集數據之餘亦在本地進行數據分析。這做法變相把傳統「物聯網」智慧化，構成一個分布式的計算網絡，推行「邊緣計算」（Edge Computing）。 簡單而言，「邊緣計算」把原本由「雲計算」中心處理的大型服務分解，切割成更小和更容易管理的部分，分散到邊緣的智能遥感器去處理。如此這般，邊緣的遥感器更接近於用戶終端裝置，可以加快數據的處理及傳送速度，並減少延遲，加快把實時的簡單任務解決。再者，遥感器可以充當前處理器（Pre-processor）把本地的數據過濾或包裝之後，傳送給雲端或其他遥感器進行協同運算。另外一個好處是私隱保障，私人或機密數據可以留存在邊緣的遥感器內，毋須受到於雲端可產生的數據外洩之風險。 換個角度從應用看，過去一年「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肆虐，世界各地社會出現「新常態」，「在家工作」、「視像會議」、「網絡討論會」（Webinar）、「網上購物」等活動已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分。醫療及公共衞生專家估計疫情將難以受控，人們仍要與病毒共存一段長時間，所以難免要持續適應疫下的生活新常態。 四大科研趨勢漸成形 未來，當工廠員工從疫情大流行期間關閉後重返回工作場所時，他們將會明顯地注意到工作環境及模式之區別。例如，工廠內滿布傳感器用來確定員工是否定期洗手、閉路電視利用計算機視覺技術來監察員工是否有遵守常戴口罩的規律、透過揚聲器來警告違反協議的員工。再者，公司收集這些行為大數據以作分析，從中了解各員工及其團隊的工作表現，並在有需要的時候進行人事調配，優化工作流程。 科技如何使普羅大眾在「新常態」下舒適地生活，成為多間國際科技顧問公司認定的2021年科技發展的主要目標。總括而言，筆者預測「人工智能」、「深度學習」、「量子計算」及「邊缘計算」將會是未來科研的大趨勢。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來源：信報

文/黃錦輝 政府為加強防疫，於去年底推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讓市民下載。用戶可憑此記錄自己到過的地方，從而可盡早得悉自己是否曾經去過確診者同時出現的地方，盡快求診。然而，由於是自願下載性質，這個應用程式的下載量甚低，至去年底僅有四十餘萬人次，原因是不少市民對運作依然存有種種疑團，誤以為在使用過程中，其私隱及行蹤會被泄露。事實上，這全是誤解，只要看清楚這個應用程式的運作細節，當知個人私隱不會被取走。既然如此，為達到抗疫之效，政府應考慮推動全民下載。  疑惑一：用戶每到一個已登記的地方（例如餐廳），可掃描它的二維碼(QR code)，記錄自己的行蹤和時間，將之存在手機內。有市民擔心其行蹤會被記錄在某地方，或上傳到政府的數據庫內，令個人私隱外泄。  其實，用戶掃一掃二維碼，相關地點的資料便會記錄在手機內，但不會被外傳。二維碼是被動(passive)的技術，沒有記錄功能，簡單而言，它只能提供該處的電子地址而已。再者，該應用程式只能唯讀（Read Only），並沒有書寫（Write）功能，所以程式不可能會上載任何訊息。  疑惑二：用戶若曾前往某確診者同時到過的地方，該程式便會自動通知他，提醒他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但有人認為，政府必然早已知道自己的個人資料，不然，它又怎能與自己聯絡呢？  政府確會定時把確診者曾到過的地方的名單，以廣播方式傳給所有「安心出行」程式用戶。每個收到名單的應用程式，便會把手機內存的用戶行蹤名單，與接收到的名單互相匹配。如果找到相同的地點的話，程式便會發訊息通知用戶，提醒他是緊密接觸者，有可能受感染，必須盡快接受檢測及隔離。整個過程是單向進行的，應用程式在運作中並沒有輸出任何訊息，政府是以廣播式傳送，不須採用用戶個人資料。事實上，用戶下載該程式時，政府並無要求他提供個人資料，又怎可能點對點地與個別用戶直接聯絡呢？  疑感三：確診或初步確診的用戶，可以使用該應用程式向衛生防護中心報告，上傳行蹤記錄。有用戶擔心，這做法間接會暴露自己的私隱。  事實上，用戶是直接把資料送給衛生防護中心，其他部門全不知情。而且過程會有雙重保密：一、用戶要使用一個一次性的個人識別碼，才能起動服務，傳送訊息；二、個人資料經過加密後才上傳，做法非常安全，可保障不會被其他人取用。  概括而言，在上述首兩個操作中，該應用程式只接收而並不發出訊息，用戶私人資料不離機；在第三個操作中，該應用程式充當中介人角色，連接用戶和衛生防護中心，及提供一條私人訊息上載通道，其他政府部門並沒有參與。由此可見，政府針對「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的私隱保護做足功夫，市民不用太憂慮，可以放心下載使用。  一些市民的心理是，既然其他人不參與，自己參與亦沒有太大帮助，所以對下載不積極。為了改變這情況，提高下載率，以發揮抗疫功效，政府不排除要市民強制下載使用。筆者也認為政府應對此積極考慮，因為該應用程式並非只是為維持公共衛生，參與者透過疑似確診通知功能，可以盡早知道自己是否有可能感染，盡快求診，進一步檢測，這既為自己，也為香港整體的安全，市民又何樂而不為呢。  全民下載只是第一步，如何令用戶每次到訪一個地方都「打卡」也很關鍵。就此，政府正研究加強記錄方式，包括連接「藍牙」和感應器，市民便毋須掃瞄二維碼都可以登記出行記錄。這方法比自行掃二維碼有效，應盡快實行。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來源：星島日報

文/黃錦輝  透過物聯網，物體可以互聯互動，透過協同效應提升城市的整體策劃及運作效率。（中新社資料圖片） 根據《維基百科》定義，智慧城市（Smart City）是指利用各種資訊科技或創新意念，整合城市的組成系統和服務，以提升資源運用的效率，優化城市管理和服務，以及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 不同國家對建設智慧城市懷着不同的出發點。有美國研究報道指出，在2045年全世界65%至70%人口將會在城市居住；亦有專家預測，隨着城市人口的增長，全球超過1,000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將會從2016年的28個，增加至2030年的41個，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動的趨勢在所難免。中央政府於2017年4月1日在河北省成立雄安新區，定位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目的是為了紓緩北京人口過於擁擠而產生的諸多「大城市病」，例如交通擠迫、空氣污染等問題；同樣地，韓國政府於10多年前開始在距離首爾40公里興建「松島」，目的亦是為了疏解首爾及其他大城市日益澎漲的人囗問題。 不論是智慧化現有的大都市，或是興建新的智慧城市，兩者面對的都是城市基礎建設因人口增加而構成的問題，交通、食物、水源、能源、環境，衞生、安全等與市民衣食住行息息相關的公共系統，都會承受極大負荷。所以，未來的智慧城市將充分利用信息和通訊技術（ICT），通過大數據及自動化，提高城市的效率和可持續性，應用範圍廣泛，主要涵蓋「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及「智慧經濟」（詳見《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 物聯網協同效應 提升城市效率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是智慧城市的「使能技術」（Enabling Technology）。簡單而言，它是一個由不同物體組成的信息網絡，而每一件物體都裝設有自己的小型電腦（稱「遙感器」），並具備獨立的編號。透過物聯網，這些物體除了可以由中央控制，也可以互聯互動，透過協同效應提升城市的整體策劃及運作效率。根據信息科技研究公司高德納（Gartner）估計，全球互聯的物體（遙感器）於2025年將多達750億件，以當年之預測世界人口82億人作基數，每個人周圍將平均環繞着約9個遙感器，使人與物的蹤迹在物聯網下無所遁形。隨着智慧城市的興起，物聯網充滿商機，網上統計平台statista.com推測，在2025年全球物聯網市場將會高達1.6兆美元。 智慧城市內遙感器設備甚多，包括了移動設備、可穿戴設備、家用電器、醫療設備、工業探測器、監控攝像頭、汽車等，它們所收集的數據，給市民的工作及生活帶來一場新的信息革命。官、產、學、研各界可以利用這些信息，加深了解普羅大眾的生活模式，進行分析及優化，以制定新政策及提供新的貼身服務。與此同時，物聯網設備可以把目前許多需要人力的工作（例如監視、管理、維修等）自動化。 針無兩頭利 恐增私隱憂慮 不過「針無兩頭利」，雖然物聯網提高經濟效率、公共安全及個人生活，但同時也會加重社會對於網絡安全和個人私隱的擔憂。恐怖分子、犯罪集團及敵對勢力可以利用物聯網作為新的攻擊手段，例如黑客可利用物聯網控制車輛導致意外、智能電廠遭黑客入侵可導致全區停電等；再者，物聯網中所包含的大量數據，也會成為政府實施針對人民監控的誘惑，從而進一步引發私隱和安全之間的對抗，香港「智慧燈柱」計劃所引發的爭論便是一個好例子。 物聯網收集大量數據後，政府會利用大數據（Big Data）技術進行分析，從中洞悉社會狀況，因此大數據是智慧城市建設的另一「使能科技」。美國市場研究公司國際數據資訊（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預測，全球總數據量高達175 ZB（皆位元組，即10²¹元組），這龐大的數據量將會創造無限商機，而智慧城市是其中的重要市場。據statista.com預測，全球大數據市場總值於2025年將會達至900億美元。 城市數據中隱藏了各種關於消費習慣、公共健康、全球氣候變化，以及其他經濟、社會、政治等多方面的信息。這些數據對城市優化可大派用場，例如在「智慧出行」中，利用車輛實時流量信息，分析並制定疏導交通的方案；在「智慧醫療」中，利用閉路電視信息，分析在醫院出入人士有否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等。 大數據分析 尋優化城市最佳方案 未來，政府處理超大量動態數據的需求將會愈來愈迫切，大數據技術能夠從這些散亂的數據中，識別並提取出與智慧城市有關聯的信息，進行深度分析，尋找優化城市運作的最佳方案。可是，雖然大數據已成為全球資訊科技界的熱點，但現時每年只有不到10%的數據會被運用，除大大浪費了數據的應用潛質外，也會有意無意地造成「以偏概全」的結果。 隨着社交網絡的普及化，而且大量數據持續被公開，例如香港政府推出的「資料一綫通」公開數據平台，利用大數據分析作業的人士愈來愈普遍。不過，要注意的是，商用及民用大數據分析難免會產生不同的社會問題，例如有些用戶會利用公開數據分析出來的結果，迫使政府或其他機構對其政策負責，引發政府加緊限制數據開放性，導致政府與市民之間在數據權責上的衝突；另外，商界濫用數據推行未經用戶同意的個性化營銷、政府罔顧市民個人數據的擁有權進行非法監視、大數據盜竊等，這類事件在社會出現已不足為奇。 最後，智慧城市建設是中央政府未來的發展範疇之一，香港政府亦不甘後人，於去年12月10日推出《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可見智慧城市將會創造不少本地創業及就業機會，工商業界不妨考慮，聚焦於物聯網及大數據這兩項關鍵技術的發展。同時，政府必須制定適當的治理政策，防止上述社會問題的產生，否則將弄巧反拙。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來源：香港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