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錦輝 時光倒流至1984年，時任香港總督尤德（Edward Youde，任期1982年-1986年）是英國政府委任的官員，他的任務是代表英國管治香港。若遇上管治問題，港督便會諮詢「老闆娘」（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尋求協助。顯然，當時的治港者是熱愛英國、處處維護英國利益、由英國首相委任的官員。試想，英國管治香港，怎可能委派反對自己的人士當港督？！由此可見，無論是在回歸前後，「愛國者治港」理所當然。 現代跨國企業在國外開設分部時也有類似安排。若然海外分總部的總裁並非「自己友」的話，他可能會把當地的生意弄得一塌糊塗，更甚者若然他是該公司競爭對手的「臥底」，更不排除會把當地生意賣掉或據為己有。這些陰險招數在商場經常出現，見怪不怪。俗語云「日防夜防，家賊難防」，同樣道理，如果治港者是「臥底」的話，產生「無間道」政府，那麼香港就可能成為國家安全的大漏洞。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時的中方領導人早已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回歸後香港之治理方針。實際上，這些概念沿用至今，是屬於三個不同的管理層次的關注點，分別是「原則」（Principle）、「執行」(Implementaion)及「特點」(Characteristic)層。 首先，中央政府一直以來都相信在「執行」上，港人絕對有能力管治好香港，實踐「港人治港」。落實「港人治港」的大「原則」是治港者必須要堅守「一國兩制」，即治港者一定要愛國，要以「一國」先行，全心全意地以國家為主體，尊重「兩制」的差異，真心為香港市民服務。 有效的「港人治港」建基於由哪位港人來治理香港。中央政府一直以來賦予港人推薦治港者人選的權利。然而，政府要如何有效做好選舉，確保選出「愛國愛港」人士執政呢？這是目前香港選舉制度未解決的問題。正因如此，國家非常重視「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把它列入為今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重要議案之一。 在「愛國者治港」的大原則之下，「港人治港」的「港人」必須是「愛國者」。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日前在專題研討會上，對「愛國者」的定義和標準已有清晰說明。此次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之後，特區政府就應盡快落實、設計一套清晰並有公信力的評審機制，確保提名標準可貫徹執行。 「愛國者治港」不光是針對特首選舉，也包括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各級公務員，以及重構增權後的選委會，這樣香港才能真正地確保「愛國者治港」，從而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治久安，全社會聚神凝力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發展機遇，打造香港經濟新動力，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確保香港持續繁榮穩定。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來源：文匯報

文/黃錦輝 期待已久的新冠病毒疫苗科興及復必泰BioNTech 近日陸續抵港，市民已開始分批接種疫苗，頭一批的疫苗接種安排算順利。然而，一些市民對疫苗仍有疑慮，希望了解兩種疫苗該如何選擇；另外，有市民質疑既然科興及復必泰初期來貨不多（少於二百萬劑），而國藥疫苗已在內地（包括澳門）廣泛使用，為何政府不引進國藥呢？筆者並非生物科學家，但從數據分析角度看，政府的決定是可以理解的。  政府專家指出，要直接比較兩種疫苗不切實際，亦不科學化，因為兩者的臨牀測試（即找人去試接種，然後觀察他們的反應），在不同地方、時間、羣組中進行，而且測試所採用的標準也不一樣，科興是採用「世界衞生組織」（WHO）的標準，而復必泰則採用「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FDA）的標準。簡而言之，一般市民只關心接種了疫苗之後是否等於免疫，所以臨牀測試結果對他們來說只是兩極化的答案──接種後有事或無事。然而在現實情況中，除了兩極之外，測試者會有不同反應，而各地醫療專家會因應當地不同的需求作出判斷，決定這些反應是否安全。例如，世衞標準分為十級，由第一級無症狀感染，到第十級因感染死亡，中間夾雜了輕、中、重度感染，而且這些感染度的病徵（例如頭暈、發燒等）各地不同準則，難以與其他疫苗作直接比較。  近期一些網紅充當「專家」，對香港選用的三種疫苗科興、復必泰及還未啟動接種的牛津/阿斯利康進行評論。這些「專家」慣常靠批評政府的方法「博出位」來搶點讚，但他們並不熟悉醫學，所說的都只是順口開河，混淆視聽，對香港疫情控制毫無幫助。本地疫苗專家委員會多次公開重申，疫苗最重要的是安全及保護率達到世衞標準，而科興和復必泰疫苗都能滿足到這些條件，因此適合在香港使用。  另外，要進行可靠的臨牀測試，樣本規模（即參與接種測試的人數）愈多愈好，觀乎最近以色列進行的測試，所牽涉的人數便多達一百二十萬。而且，樣本內需要包括適量的感染者，以測試接種者防禦病毒的能力，即在帶病毒的羣組中，觀察他們有沒有被感染。正因如此，國藥測試反而遇上問題，因為內地已幾近清零，感染的個案非常少，無法製造一個合適的測試環境。因此，香港的專家決定暫不採用國藥疫苗，是有道理的，因為在缺少感染的環境下，不管接種的疫苗是那類，結果也不會產生感染，這樣的話，臨牀測試便形同虛設。  儘管如此，不少要往返內地工作的市民仍然希望打國藥疫苗，並要求政府協助他們自費到深圳接種，過程中不出關，完事後立即回港，而透過這安排，所有持有接種證明的港人便可以踏足內地，不用隔離，方便他們上班和探親。然而，這做法即使實行，只適用於進入內地，他們回港卻不能豁免，因為香港暫時還未承認國藥。單邊通關對香港本土經濟影響頗大，人流「有出無入」絕對不利香港重振經濟。何況內地當局仍認為港人有傳播風險，不會輕易開關。 最後，政府過去推行的抗疫政策，包括保持社交距離、封區檢測、安心出行等措施均是治標而不治本。  香港要有效控制疫情，必須有賴市民充分合作，盡早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因此，政府於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指出，將會撥款八十四億港元，採購二千二百五十萬劑新冠疫苗，目標是在今年內為大部分市民接種；再者，政府也將設立十億港元疫苗保障基金，應付接種新冠疫苗後出現嚴重不良反應的人士的賠償，希望推動多數市民接種，達到群體免疫的目的。這的確是香港能否打勝疫戰的關鍵，政府和各界都應該盡最大努力齊手推動。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來源：星島網

文/黃錦輝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於2020年11月15日由15個成員國（包括東盟10國、中國、日本、韓國、澳洲及新西蘭）簽署成立，經濟規模將達到23兆美元，約佔全球GDP 3成，成為世界最大規模貿易協定，對全球影響深遠。因此，RCEP是中國拓展「國際外循環經濟」的策略性目標，也將會是未來5年「國家十四五規劃」的經濟發展重心。香港與RCEP成員國一直有密切的貿易往來，本港2019年貿易總額中，RCEP成員國佔比高達87%，近5年香港與東盟各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了22%。（資料圖片） 廣東比鄰東盟 佔地理優勢 廣東省比鄰東盟，在發展RCEP市場上佔有地理優勢。根據中國海關報告顯示，2020年東盟為廣東省第一大貿易夥伴，雙方進出口貿易額高達8,651.4億元，增長7.3%。與此同時，香港與RCEP成員國也一直有着密切的貿易往來，本港2019年貿易總額中，RCEP成員國佔比高達87%，近5年香港與東盟各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了22%。 不少經濟學者預測，RCEP將進一步推進香港與東盟各國的貿易，而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的擴大，將會促使雙方從傳統經濟朝向數碼經濟轉型，因此必然是「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的新機遇。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促進大灣區發展RCEP經濟上，可以發揮其引領帶動作用，尤其是在金融科技應用方面，必可派上用場。 結合RCEP時代背景，以及國家數碼經濟發展大趨勢，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國家促使數碼人民幣（eCNY）為RCEP貿易主要貨幣，有助推動RCEP數碼經濟發展，深化中國在RCEP市場的影響力；並充分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及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的豐富經驗，在香港建設「離岸數碼人民幣結算中心」，打造香港成為中國與RCEP成員國之間的「貿易超級聯絡人」，同時也可逐步推行數碼人民幣國際化。 二，中國金融機構在RCEP貿易中廣泛採用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支持貿易去中心化，提升基於數碼人民幣的交易效率，並透過區塊鏈加強中國企業及RCEP組織內盟友公司的關係。再者，建議以大灣區為國家RCEP區塊鏈樞紐，並以香港為對外國際窗口。 利用港健全法制 推監管科技 三，利用香港的健全國際法律體制和豐富的金融治理經驗，針對RCEP商業活動推行「監管科技」（RegTech）。RCEP商業活動將廣泛使用數碼人民幣及區塊鏈技術，因此金融市場在RCEP內不斷拓展，同時也使當中的貿易及金融在技術及操作上，遇上不可預測的風險。利用創新數碼方案（即「監管科技」）去監管貿易和金融運作，可以確保數碼人民幣的合法流通使用，以及區塊鏈交易的可靠性，嚴防數碼經濟罪案發生。 四，國家引領中資跨國企業開拓RCEP商業保險市場，並利用「保險科技」（InsurTech）促進其數碼經濟發展。數碼人民幣以及區塊鏈金融和貿易推動產業創新，創新業務無迹可尋，成效難以準確預測，所以存在相當高的風險。 所謂「有危必有機」，這情況將有利保險產業發展，然而傳統保險工具並不適用於跨國的RCEP數碼經濟市場，業界必須利用科創，推出數碼化創新保險產品，為RCEP工商界提供高質的風險管理服務。香港保險業務運作良久，服務水平深受全球認同，建議大灣區工作小組創造環境，讓香港發揮所長，與內地保險業聯手，減輕大灣區企業憂慮，進軍RCEP市場。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榮譽會長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文/黃錦輝 下年度《財政預算案》新鮮出爐，第九十至一百一十二段提出多項創新科技建議，當中五項是今年推出的新措施，涉超過一百億元的額外撥款。與往年的《預算案》相比，這數目不算多，但在政府去年有巨大財赤的情況之下，對創科投資沒大增長是可以理解的。  概括而言，《預算案》創科篇的新措施包括撥兩億元推行「奇趣IT識多啲」計畫，資助小學籌辦ⅠT課外活動；「創科實習計畫」恒常化，資助本地STEM大學生及企業參與在職實習；促進公共服務數碼化，令個人及業界有效地使用「智方便」數碼認證，便利他們進行網上交易；向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加大對初創的融資支援，總金額分別為三點五億及二億元；以及再注資「創新及科技基金」，兩年總金額九十五億元。過去一年疫情肆虐，產、學、研各界都受到重創，今年政府額外撥款，有如一場及時雨，使本地創新科技產業可以持續發展，暫時避過經濟寒冬。  然而，值得政府關注的是，在落實這些建議時如何處理人手不足的問題。舉例，在基金申請方面，申請數目將會隨着注資金額加大而增長，所以現有的行政人手會應接不暇，未能妥善地審閱所有申請項目。因此，筆者建議政府考慮另外撥款增加所需人手，避免申請時間被拖延。  《預算案》指出政府「正全力推動位處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創科園）的發展。……預期第一批設施可於二○二四至二○二七年分階段落成」。雖然這計畫的時間表與《預算案》無直接關係，但其竣工時間不禁令創科業界人士擔心。創新科技日新月異，相關產業發展迅速，且看在過去短短十年深圳創科產業發展快速，超越香港，若然河套區開發要再等三至六年，香港的創科活動肯定會被深圳及大灣區其他城市拋離得更遠，恐怕將來就算河套區建設得極漂亮、先進，「港深創科園」亦將會無用武之地。  政府是了解這問題的，並於今年《施政報告》指出「兩地（港、深）政府正研究在香港園區首批樓宇落成前，由香港科技園公司承租及管理深圳福田科創園區的部分地方，讓有興趣開展大灣區業務的機構和企業先落戶深圳科創園區」。這項計畫的詳情及所預算的經費非常重要，但《預算案》中卻沒有半點落墨。  另外，坊間對發放五千元電子消費券尤其關注，有輿論認為政府應該仿效去年的做法，真接派發現金給市民，批評財爺用的方法複雜。財爺解釋派發消費券與派錢的目的不一樣，今年目的是為了刺激本地消費，令本地商戶從中受惠，促使本土經濟盡快復甦。他所說甚是，過去兩年多香港先後經過社會事件及新冠疫情等嚴重打擊，導致旅遊業全面停擺，本土經濟大受影響，商店、餐廳、娛樂場所等一蹶不振，市面百業蕭條，更有不少商戶相繼停業，經濟情況慘不忍睹。因此，盡快令本土經濟復甦是政府當務之急，況且《預算案》中也有其他更大刀闊斧的紓民解困建議，顧及普羅百姓。  從創科角度看，「電子消費券」有助促進香港推行數碼經濟及無現金支付，鼓勵用戶多使用「儲值支付工具」在本地商戶購物。然而，前車可鑑，觀乎近期「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措施，有市民擔心長者和無手機者使用時會有困難。為避免這情況，政府將會與多個「儲值支付工具」平台合作，包括長者習慣使用的「八達通」儲值卡。不過商戶使用「八達通」需要支付行政費用，加重了他們的營運成本，特別是對小型商戶（如街市小店）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筆者建議政府考慮額外資助他們，在一定期限內幫助他們支付這筆營運費用。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來源：星島網

文/黃錦輝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2021-22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以稱《預算案》）演辭中建議「提振經濟」，並提出多項創新科技措施（見演辭第90至112段），計劃在未來3年內會額外撥款約100億港元，推動教育、大學生實習和電子政務，以及加大力度支援初創企業及創科基金。  《預算案》建議加大對初創的融資支援，政府會分別向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旗下的基金注資，並擴大兩個基金的涵蓋範圍，對初創公司是場及時雨。 政府繼去年推出「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資助中學籌辦課外活動，增加學生對IT的興趣之後，在今年《預算案》中建議額外投放2億元，擴闊計劃的覆蓋範圍至小學，讓每間本地小學在未來3年可獲得40萬元專款資助，推行「奇趣IT識多啲計劃」（見演辭第92段）。 科普教育對創科發展非常關鍵，愈早推行愈好，環顧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內地、歐洲、美國等，對小學生科普教育都十分重視，值得香港學習。 創科實習計劃恒常化 紓人才短缺 政府去年推出「創科實習計劃」，資助本地大學生參加本地、內地及外地的創科實習工作，各大專院校及業界均反應熱烈，據報去年暑假超過1,600名學生以及1,000家公司參與。以大灣區為例，隨着區內創科產業不斷地開放，愈來愈多港商移師到大灣區發展，筆者認為，《預算案》建議把計劃恒常化（見第93段）來得合時，既可以讓更多大學生體驗大灣區創科工作，亦可以幫助業界紓緩創科人才短缺的問題，一舉兩得。 《預算案》建議未來2年向「創新及科技基金」合共注資95億元（見演辭第104段），支持旗下17個資助計劃和50多個研發實驗室未來3年的工作，不少業界也可以從中受惠，亦有助企業為「後疫情」經濟作好準備，幫助它們進行技術升級，甚至是商務轉型。 擴融資支援 初企及時雨 《預算案》亦建議加大對初創的融資支援，政府會向科技園公司旗下「科技企業投資基金」注資3.5億元，以及向數碼港的「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注資2億元，並且擴大2個基金的涵蓋範圍至B輪或後期融資（見演辭第107段）。 過去1年疫情影響全球投資市場，創科投資也難以倖免，不少香港活躍的創科投資者也被迫重整投資策略，因此筆者認為這建議對初創公司是場及時雨，政府的額外投資可解短期之急，避免它們在臨門一腳被疫情踢出局。 政府去年底推出「智方便」一站式個人化數碼服務平台，便利市民使用電子政務。政府計劃於2022年把表格和牌照申請全面電子化，大部分政府繳費可電子支付，屆時「智方便」更能大派用場。《預算案》提出，金管局正聯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研發企業版的「智方便」數碼身份認證平台（見演辭第44段），讓企業透過電子渠道認證企業身份，便利更多電子商務。 全球正踏入「後疫情」數碼經濟時代，電子政務、電子商務等活動將日益頻繁，因此提供「智方便」及電子支付服務，只是針對用戶便利的需求，要提升服務的效率，筆者建議政府同時研究使用「區塊鏈」技術，推行「去中心化」交易及業務處理。 總言之，過去1年疫情肆虐，香港經濟大受影響，政府為援助經濟及紓解民困投入不菲，令財政赤字去年升至歷來新高。在這麽困難的情況下，政府依然適度地支持創新科技發展，殊不容易，反映出政府創科發展的堅持。因此，筆者十分支持今年《預算案》之科技篇，並希望各項建議盡快落實。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榮譽會長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文/黃錦輝 世界各地正積極發展「智慧城市」，愛沙尼亞是成功的典範，譽滿全球。香港也非常進取，政府去年底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提出「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及「智慧經濟」六個發展範疇，並具體提出130多項措施，當中包括約70項現時仍在落實或正持續進行、2017年底《藍圖1.0》所推出的措施。雖然政府在努力，但香港在「智慧城市」建設的進度，與廣州及深圳比較的確較為落後，特別在「智慧經濟」範疇尤其顯著，例如移動支付在穗、深已成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踏入2021年「新冠疫情」未見緩和跡象，在迫切情況下，政府未來工作主要集中在抗疫防疫是意料中事，但香港「智慧城市」建設恐怕又會被拖延。在缺少時間的限制之下，筆者建議政府先聚焦解決一些內地的「短板」。 政府宜聚焦解決內地「短板」 「智慧經濟」利用創新及科技來促進城市的經濟活動，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推行商務個人化，提升效率，推高銷售；利用「物聯網」減輕工商業的消耗，優化生產和服務；利用「車聯網」減少道路堵塞，優化物流等。這些設施有效地推動工商界開源節流，企業從中獲利不淺。有美國經濟報告指出，「智慧城市」每年可以帶動全球5%經濟增長，10年後總額可達20萬億美元。然而，業界往往只顧報喜而甚少報憂，「智慧城市」經濟發展可觀是事實，但同時亦會引發諸多社會問題。 例如筆者的內地博士生於去年聖誕節長假期間，在宿舍中收到一個內地公安電話（來電顯示86110），說他在北京的銀行賬戶被人盜用，要求他立即轉幾萬元人民幣到內地某戶口，才能解決這問題。由於對方知道他的電話、內地身份證及內地銀行戶口等號碼，該學生差點信以為真。當然這明顯是一宗電話騙局，幸好學生即時聯絡筆者，最後報了案，事件才沒有進一步發酵。眾所周知，類似電話騙局在香港經常發生，這案例只屬冰山一角，不過這次發生在自己的學生身上，筆者感覺特別深刻。這些事件的弔詭之處在於，為什麼對方知道受害者在內地的個人資料呢？估計這是因為內地的數碼經濟非常蓬勃，內地商人常以鼓其如簧之舌利誘用戶，慫恿他人登記成為該公司的會員，過程中用戶不知情地暴露了自己的個人資料。由於內地訊息監管不嚴，這些資料很容易落在匪徒手裏。 發展「以人為本」 港法律擁優勢 筆者從內地網上視頻得悉一位老翁去年春運欲買火車票回鄉過年，但由於他沒有移動支付裝置而被拒，他即場痛哭，場景可憐。雖然他是個不懂科技的長者，但是否代表他連買車票的權利也可被如此剝削呢？ 幾年前筆者訪京，有一晚在滂沱大雨中站立街頭，由於當時筆者所使用的手機沒有安裝任何「呼車」的應用軟件程式，所以無法找到的士，最後唯有冒着大雨徒步回酒店。雖然筆者是遊客，但也是否應該同其他人一樣享有自由呼車、自由出行的權利呢？ 上述案例反映儘管內地數碼經濟發達，但運作上仍然存在不少盲點。「智慧城市」發展是以人為本為前提，外界不應該單是以「錢」來衡量其效能。實際上，城市安全包括保障個人私隱、縮小數碼鴻溝、防止數碼歧視等方面的重要性，與經濟發展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與內地城市相比，筆者認為香港在這方面大有優勢，政府可以發揮香港法律之長處，推行「城市大腦」數據治理，打造香港這「智慧城市」成為大灣區內的「國際安全之都」，吸引跨國企業以香港為基地，進軍大灣區大展鴻圖。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榮譽會長來源：信報

文/黄錦輝 今年元旦電視播放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燈火匯演」 ，一千架裝有LED的無人機在維多利亞港上空共舞，形似一羣「電子螢火蟲」，拼湊出一連串以香港特色為題的圖案，包括馬照跑、金紫荊、金融中心、天壇大佛、港珠澳大橋等，整個表演非常精采，色彩斑斕的圖案設計令人歎為觀止。今年農曆新年的煙花匯演因疫情取消，政府本可用更大規模的無人機燈光表演代替，可惜沒有這樣做，其實如在西九文化區舉行，既可免訊號干擾，人流也較分散，又可推動創科，應是更勝一籌的賀歲匯演。  元旦僅僅十分鐘的精采維港「燈火匯演」，背後凸顯香港多方面的優點。在創科應用層面，匯演充分利用無人機的技術，以中央控制台小組操作，比煙花控制的人手資源較少；在創意設計方面，控制「電子螢火蟲」在夜空跳舞，本身就充滿創意，且可以千變萬化。再者，燈火圖案設計比煙花設計更靈活、更富藝術感，而且圖案的顯示度更清晰，更具觀賞性。在環保方面，無人機可以多次重用，而煙花是一次性的，更會製造大量污染物，相比之下，無人機燈火匯演無疑在環保上明顯較優勝。  在科學普及教育方面，這類匯演讓市民大眾尤其是學生多認識創科與藝術，一反他們固有「科技只是工具」思維，這改變既符合其興趣，也有助鼓勵更多學生未來投身創科行業。  今年「燈火匯演」別具特色，與過往香港的類似表演有點差異，就是演出的實時性，表演並非現場進行，而是預先錄影。主辦方解釋這安排逼不得已，主要是為了避免人羣聚集，但這似乎非唯一原因。香港試用無人機「燈火匯演」早有先例，香港旅遊發展局曾在「美酒佳餚巡禮」中，安排一百部無人機晚上表演，但其間受到訊號干擾，約一半無人機墮毀，部分更墮海，損失慘重，旅發局也因此中途腰斬節目。所以，今年的活動未能現場進行，極可能與主辦方避免訊號干擾的風險有關。  事實上，維港兩岸是中央商業區，高樓大廈林立、WiFi無處不在，通訊電波籠罩四周，容易做成訊號干擾。尤其是在一千架無人機共舞的情況之下，燈火表演受到干擾的風險必然大增。另一方面，維港兩岸的大廈滿布燈光設置，四周偏亮，難免影響無人機燈火表演的觀賞性。這場景猶如拍照時的背光情況，照片效果當然不太理想。  無人機表演在內地與國外愈來愈流行，除了應用於節日大型表演外，不少商戶亦採用無人機做宣傳，例如歌星周杰倫於二○一九年在澳洲雪梨僱用無人機在空中「繪字」向太太表達愛意、上海黃浦江利用無人機，表演進行消防員招聘等。反之，香港在這方面的商業發展相當落後，缺乏適合表演場地是問題之一，另一個問題是人才培訓不足。商業無人機培訓除了在控制技術上之外，編隊、表演、藝術設計等範疇也很重要，可是香港在這些方面的培訓遠遠落後，做成商戶要依靠昂貴的外判服務。  康文署因疫情取消今年春節煙花匯演，令不少市民失望，其實政府本可用無人機取代，卻並沒有這樣做。若然理由是擔心訊號干擾風險，政府大可以把匯演移師至偏離中央商業區的西九文化區進行。該區代表着香港的創意文化，作為表演場地別具意義。再者，政府更可邀請港產無人飛機公司DJI提供技術支援，利用這個機會展示香港的創科實力。今年沒有使用創新方式演出迎新春，有點可惜，但願明年可以順利成事，年內也可考慮應用於一些節日慶祝和盛事中。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來源：星島日報

文/黃錦輝 每年農曆新年，香港中聯辦都會安排酒會，與本地各界朋友慶祝，共同迎接新春佳節，今年當然也不例外。然而，因應疫情的情況，今年酒會換上一個創新的、別具心思的線上「雲酒會」。今年各方好友可以安坐家中在線上聚首一堂，透過雲端視頻接受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及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以及來自本地不同行業不同年齡和來自內地不同省市的老百姓送來之祝褔。酒會形式雖變但熱情不變，令我深切地感受到遠方傳來的温暖。「雲酒會」中駱主任也帶來習近平主席的慰問，並重申國家對香港的關懐和支持風雨不改，無論香港在什麽困難情況之下祖國都是香港堅强的後盾。 視頻全長約13分鐘，內容豐富。駱主任以「四個瞬間」道出其過去一年對香港的感受。香港國安法在港實施，平息了社會的暴亂；國家醫療團隊抵港，義務援助港府抗疫；國慶中秋「雙節」駱主任落區家訪，慰問百姓，了解民情；內地香港合作舉辦大型燈火匯演，共同慶賀2021年的來臨。實際上，這四個瞬間不但只對駱主任來說是難忘，對不少香港市民來說亦感受良多。大家目睹在過去一年國家對香港關懷備至，和港人共進退。再者，駱主任視香港為家，賀詞中語重心長，他對香港未來發展充滿信心，認為在「一國兩制」方針、「憲法與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權利」、「港人生活習慣方式」、「香港自由市場優勢」等因素的持續不變之下，香港一定會穩定繁榮。他並衷心希望香港市民能「早日摘下口罩正常生活，擼起袖子攜手奮鬥。」 「雲酒會」短片真情橫溢，我特別喜歡那3位天真爛漫穿上解放裝的香港小女孩，她們的出現反映出國家關心香港的下一代，她們的衣反映出香港與國家在未來的深度融合，而且她們的笑容反映出香港融合國家充滿喜悅，這也傳達出國家期望香港政府抓好教育，為香港未來培育出愛國愛港的領袖。最後，我也深信「陰霾終將被驅散，香港這個家一定會變得更好！」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表（外務）來源：文匯報

文/黃錦輝 政府表示「爭取清零」是抗疫的目標，但行動只是有限度出擊，去年九月雖然得到國家醫療團隊來港拔刀相助，卻仍沒推行強制性全民檢測。最近政府開始變招，利用「圍封小區」進行小範圍續步強檢，但市民對這突擊封區、上樓逐家逐戶敲門的做法卻有不少劣評，認為效果不彰。  根據政府的報告，前線團隊於一月廿三及廿四日圍封佐敦進行小區檢測，行動涉及超過一百五十幢樓宇，進行了超過七千次病毒檢測，當中發現到十三宗確診個案，比率為百分之零點一七的另一次行動，在三百多個檢測樣本中找到一宗確診個案， 陽性比率約百分之零點三。一月廿八日，在北角東發大廈A至D座的行動中，未有發現確診個案。  政府對行動表示滿意，認為行動可以及早識別確診者，並將他們送往治療，而「圍封小區」行動中前線工作人員的努力也無庸置疑，但總體而言，筆者卻不能完全認同政府以封小區形式進行抗疫的決定，認為行動效果遠遠偏離清零目標。理由是清零除了要檢測識別確診者之外，還須杜絕區內無感染居民之後確診的機會。例如在佐敦小區的陰性檢測居民，若於解封之後在區外活動而受感染，然後把病毒帶回區內，那麽封區檢測便如同虛設，徒勞無功。  雖然政府曾經說，若區內檢測之後再有人確診，不排除會再封區重檢，但如此一次又一次封區，行動便沒完沒了，勞民傷財，不切實際。  我們可將香港封區與內地封區行動作比較。最近北京順義區出現五宗確診個案，市政府毫不猶豫連忙封區進行抗疫，雖然檢測人數以十萬計，但任務在數天之內便完成，順義區很快便回復清零，居民可以重返市內各區作業及活動。表面上看，香港佐敦和北京順義區封閉式檢測的安排非常類似，香港仿效北京的做法順理成章，出錯機會微，但實際上兩者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在北京，全市疫情已清零，市政府必須防止市內其他地區被感染，因此要確保順義區完全乾淨，才允許區內居民外出。但香港情況卻不一樣，香港其他地方並未清零，所以雖然小區經封區檢測而「淨身」，但解封後病毒絕對有可能經人傳人從大區輸入，小區不排除再出現確診個案。因此，兩件事情不能相提並論。 上述分析指出，大區「清零」是抗疫的基本條件，而小區檢測是持續「維零」的手段而已。因此，香港政府必須重新認真考慮，包括再請求國家醫療團隊來港，進行全港性全民強檢，然後使用主動式「健康碼」，追蹤疑似確診者，盡快把他隔離。  可惜政府對上述兩項措施都無能為力，疫情緩和因而遙遙無期，大家只能望天打卦，期望疫苗接種盡快面世。  另外，政府現時所推行的抗疫措施，似乎主要針對維護市民的生理健康，而甚少關注市民的心理健康，但筆者認為這兩者同樣重要。例如，突然封區非常擾民，市民每天都擔心甚麼時候輪到自己的住區，更有些預先知道的市民，會刻意不回家避開檢測，過程中部分市民與政府不斷在鬥智鬥法，對他們難免產生很大精神壓力；又例如兩人聚餐的限聚令，使一家三口每晚必須屈在細小的家裏食飯，毫無空間出外「唞唞氣」共享天倫。  這些場境加上日益增長的失業率，升斗市民會感到莫大沮喪，若然情况持續不變，恐怕到了疫情過後，雖然市民死不了，但不少人可能因為政府舉棋不定、朝令夕改而「黐晒線」，造成長遠的創傷！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表（外務） 來源：星島日報

文/黃錦輝 螞蟻集團香港、上海兩地上市計劃臨門一刻突然被煞停，不少股民因此而虧蝕。事件成為全國熱話，網民認為「螞蟻教父」馬雲在去年《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中的大膽言論觸怒了中央，導致政府有所行動。筆者卻不以為然，認為「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央政府對螞蟻集團的商業模式一直關注。峰會中，馬雲提及「中國金融根本就沒有系統」 。鑑於螞蟻集團於過去幾年獲利甚豐，金融市場呈現被操控之嫌，中央政府擔心螞蟻的營商手法會壟斷市場，因此不可坐事不理。 公私營合作行之有效 去年底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制定了未來工作的八大任務，包括「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從時間序分析，很明顯中央政府是劍指所有數碼金融巨擘，並率先向馬雲及旗下螞蟻集團進行調查。 所謂「亂世出英雄」，這概念很適用於過去十年的中國內地金融市場。正如馬雲暗示中國金融市場的治理不健全，適逢十年前訊息產業興起，不同企業藉此機會在網上搵錢，百度、阿里巴巴、騰訊（BAT）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們在過去多年賺到盤滿缽滿，馬雲更多次成為中國首富。本來這些企業在內地的訊息產業市場中各據一方，分別於網絡訊息搜尋、網上銷售及財務、社交網絡及遊戲等主要範疇，與中央政府互相協調，開創各自的商業市場。這做法與全球政府常用的「公私營合作」模式（ PPP）大同小異。 然而，BAT與中國政府合作模式不同之處在於它們公私之間的合作關係較為鬆散。十年前，內地數碼金融市場初興起時，這安排尚可接受，但今天市場狀況已完全顛覆了。市場規模不斷地增長，參與投資的星斗市民亦愈來愈多，因而構成極大的市場風險，「一子錯」便很容易會影響全國發展大局。正因如此，中央政府不敢怠慢，積極地進行整頓，特別是針對科技金融產業。 「公私營合作」是公共建設經常採用的開發模式，主要由政府部門與私營企業合作，提供公共設施的建設和服務。這模式一方面可以讓政府聘請專業公司去建設公共設施，另一方面可讓私營企業從中牟取應得的利潤，雙方互惠互利達至雙嬴。事實上，香港政府早期已推行「公私營合作」，一直行之有效。成功的例子包括紅磡海底隧道，這項目早已完結，而且經營權亦已交回港府。 在「公私營合作」項目的運作上，政府主要擔當監管角色，私人企業執行。兩者的工作在過程上必須要有默契，互相緊密協調，維持良好關係，如此般項目才可順利進行；反之，項目不排除會爛尾收場。近期馬雲被中央約見、阿里巴巴被調查、螞蟻集團上市計劃被煞停等事件相繼發生，這些事件反映企業和政府的合作欠缺協調，更可能出現分歧。同類事件雖然也有發生在其他企業身上，例如騰訊最近因違反「反壟斷法」而被懲罰，但嚴重性遠比不上是次螞蟻集團事件。 整頓數碼金融市場陣痛難免 理論上，任何政府在進行「公私營合作」項目時，中斷與自己不配合的夥伴之合約正常不已。中斷合作所造成的損失並非一面倒的，政府也要付出沉重代價，因為要在短期內另覓代替公司並不容易。若然中央真的要懲治螞蟻集團，要找一間能代替它的公司也並不容易。最後，筆者估計中國未來在整頓數碼金融市場時難免會出現更多陣痛，但長痛不如短痛，徹底「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才是一勞永逸之舉。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名譽會長來源：《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