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及科技局近年努力推進創科，包括鼓勵政府部門多採用創科方案、推動再工業化、提升中、小學的STEM教育水平，投放更多基礎及應用資源去支持科研等。據悉政府於過去三年付出超過一千億港元，落實多個創科項目，目標之一是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創新及科技中心」，這已成為政府重點政策之一。然而，香港中、小學的STEM教育推廣，與大灣區的香港人才發展似乎互不銜接，若這情況未能盡早改善，香港年輕人未來在大灣區創業、就業的機會便會大打折扣。 政府在《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案》撥款五億元，推出「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畫，向每所資助中學三年提供一百萬元，讓它們自行購置所需的IT設備和專業服務，以及舉辦更多相關的課外活動，加深學生對人工智能、區塊鏈、雲端運算、大數據等（簡稱ABCD技術)嶄新IT的認識。據了解，雖然計畫推出至今反應熱烈，但參與的學校大部分都會跟隨本地IT市場的潮流，偏向採用微軟、谷歌、蘋果、IBM、亞馬遜、三星等外國硬件及軟件科技。這現象無疑會窒礙香港熱愛IT的年輕人往大灣區發展的意欲，對香港市場拓展百害而無一利，並非好事。  有中學IT老師指出，在本地教育科技市場上，上述主流產品或服務以外的選擇並不多。再者，一般老師對大灣區年輕人發展的機遇及需求了解不深，因此不少老師便選擇捨難取易，採取「以不變應萬變」的做法，隨波逐流。內地普遍使用的科技（例騰訊、阿里巴巴、華為等產品）在香港學校的使用率偏低，在現階段這是不變的事實。因此，在商言商，在缺乏生意誘因之下，內地科技公司減少投資香港科技教育市場是可以理解的。但筆者認為它們太短視了，應該把生意目光放長遠一點，瞄準國家十四五規劃的目標，透過科創建設促進香港融入大灣區，而過程中必然會為公司帶來不少商機。  以筆者求學時的經歷為例，四十多年前，筆者本科修讀電子工程學，課程中學習了包括Unix操作系統、Sun工作站、C編程語言、「英特爾」中心處理器、「甲骨文」數據庫等電腦科技，畢業之後這些科技便成為筆者的「搵食」工具，而且使用愈來愈多，也愈來愈深。由此可見，該些公司主動「先入為主」的教育市場策略非常奏效，為公司未來（學生畢業後）創造了不少商機。從經驗所談，筆者建議內地IT公司拋開短視的商業政策，仿效上述做法。如這樣做，公司更可以收一石二鳥之效，一方面可以貢獻國家配合十四五規劃發展，另一方面在生意上「放長線釣大魚」從中獲益。  從整體STEM教學考慮，科技培訓只是橫向教育，並不夠全面，要與縱向非形式化的體驗教育配合。就推動大灣區青年人發展，內地科技公司的參與更加重要。它們可以安排大灣區的工廠訪問、假期實習、科創比賽等活動，讓老師與學生參加，加強他們對大灣區科創文化的認識。這些安排的目的是準備好學生的未來就業、創業能力，同時也可以讓老師們就大灣區社會的需求，設計學生所需的IT課程和設施。  隨着去年學校對「中學IT創新實驗室」項目的反應積極，政府本年度再撥款兩億多元把計畫延伸至小學。政府在未來三年將會向每所資助小學提供最高四十萬元資助，推動「奇趣IT識多啲」計畫，通過課外活動加強小學生對IT的興趣、認識及應用。筆者對政府大力推動中、小學IT課外增潤計畫予以肯定，希望企業可以多為學生未來融入大灣區考慮，與校方緊密合作，提供橫向和縱向的科創教育配套。  近期教育局正在忙於重新編寫中學「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原通識科）課程，筆者認為除了透過傳統的中國歷史、文化、時事等議題教導學生了解國家之外，也可考慮加入更多中國科技元素，讓學生認識國家的先進科技及所創造的成就，增加他們對投身大灣區科創產業的興趣和動力。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外務）副院長 來源：星島日報

因「虛假新聞」造成重大破壞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過後，特朗普團隊在社交網絡中瘋傳拜登選舉舞弊，引發暴徒上街衝擊國會山莊。（路透社資料圖片） 大數據分析是人工智能背後的核心技術。在現實生活中，人工智能從人類日常生活的數據中學習人類文化，從中進行模仿，達至「機器代人」的目標，例如從市民閱讀報章、雜誌的習慣，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日常興趣、甚至其政治立場等，然後針對性地提供個人化的智能服務。 虛假新聞傳播 屢造成重大破壞 俗語云：「樹大有枯枝」，這道理也適用於大數據應用上。網絡上的數據良莠不齊，垃圾信息滿布，當中「虛假新聞」更是全球焦點，因而造成重大破壞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美國於2003年在沒有真憑實據下堅持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而入侵該國，導致死傷無數；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市場研究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s）利用5,000萬個Facebook私人用戶資料發放假信息打壓希拉莉，最終特朗普以爆冷姿態在選舉中勝出；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過後，特朗普團隊內部在社交網絡中瘋傳拜登選舉舞弊，引發暴徒上街衝擊國會山莊等。 在香港網絡社會中，情況也不遑多讓，綫上謠言滿天飛，虛假新聞嚴重影響本地社會秩序和常態，例如有「偽專家」指鹿為馬，錯誤地指出「安心出行」存在私隱外洩風險，令市民抗拒下載使用；亦有網民誤導普羅大眾，刻意指摘新冠疫苗效果不彰，令不少市民放棄接種。這些源源不絕的「假新聞」嚴重拖慢本港抗疫步伐，打擊民生和經濟。 面對虛假新聞對社會的負面影響，科技企業、大學、科研中心等各界沒有坐視不理，無不積極投放資源進行研究，務求找出有效的方法識別及過濾虛假新聞。筆者的研究領域聚焦於「自然語言處理」，研究目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分析及理解文字信息（例如報章內容），而識別虛假新聞亦是筆者近年的主要研究方向。 兩類傳媒資訊 AI處理各不同 傳媒資訊如報章、雜誌等的內容，主要由兩類信息組成，分別為「客觀信息」（Objective Information）和「主觀信息」（Subjective Information），客觀信息描述所報道的事件，包括其前因後果，主觀信息則是記者或受訪者對事件的個人意見。根據傳統定義，大眾視前者為新聞，而後者則為評論，從人工智能角度，處理這兩種信息的目標截然不同。 客觀信息理論上由事實組成，因此要判斷它的真偽，人工智能系統會進行「事實查證」（Fact Check），目的是核對事件是否事實。如果事件是自然發生的，系統可以從它的合理性及科學性進行研究和求證，但若然系統面對的是社會事件，查證便會較為複雜。分析這類新聞的算法，並非純粹是證實目標事件是否發生過那麽簡單，而是把事件在何時進行（When）、那裏發生（Where）、誰人導致（Who）、如何造成（How）等關連證據也進行徹底分析，例如系統會追溯事件發生的歷史，以及牽涉相關人士之間的人際網絡等。 進行這類任務的最大困難是「自然語言理解」（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NLU），因為在這方面的現有技術都是針對特定領域（如法律）而設，並不能普及地應用於日常新聞理解上。 處理主觀信息的手法大有區別，其主要目的是作「輿情分析」（Public Opinion Analysis），讓用戶了解大眾對目標事件所關注的要點及程度。人工智能系統首先利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從評論中挖掘出各評論員的不同論點，然後統計每一論點的支持人數，最後作出結論，例如分析發現大多數香港年輕人認為「在大灣區創業」是正面的。 然而，由於輿情分析的算法主要基於統計學，因此其結果深受數據（即新聞）完備性的影響，常見的現象包括：1、系統並沒有涵蓋所有關鍵持份者，導致其分析結果偏頗或帶有立場；2、由於分析系統並沒有獲取所有論點，因而導致以偏概全的問題，影響分析的可靠性。 缺標準測試數據 礙新聞理解研究 總體而言，無論是「事實查證」或「輿情分析」，兩者與其他大數據分析應用同出一轍，都是非常依靠「機器學習」技術。有效的機器學習，與系統背後所採用的訓練及測試數據質量息息相關。然而，訓練數據不足，以及缺乏標準測試數據，是新聞理解研究的瓶頸，窒礙了它的廣泛應用。 以擁有最先進科研能力的Facebook公司為例，自從特朗普首屆選舉以來，他們便堅決要杜絕「臉書」社交平台上的「虛假新聞」，為此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去研發專責的人工智能算法，但到了今天仍未能完全把過程自動化，還是需要人機互動，以人工智能技術輔助專家團隊作出最終判斷。從另一角度看，此情景又一次反映出坊間盛傳的「機器代人」觀念在現階段並不適於傳媒行業。新聞採集、寫作、而至編輯等工作還是以人為本，很需要真人參與。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榮譽會長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近日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公開表示，香港至今對「虛假新聞」沒有法例定義，因此政府並無相關法例來防止「虛假新聞」的散播，但若「虛假新聞」引致煽動仇恨、分化社會或挑撥仇恨，新聞發布者有機會觸犯包括與國家安全有關的罪行，屆時警方必會執法嚴懲。筆者認為香港政府必須盡早正視「虛假新聞」問題，防止它持續發酵，對社會造成不可收復的深度破壞。就此筆者建議政府可以考慮以科技為主導，推行以下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短期策略，利用人工智能(A I) 技術輔助警方和其他有關部門進行「事實查證」（Fact Check），以核對新聞是否符合事實。如果事件是自然發生的，系統可以從它的合理性及科學性進行研究和求證 ，不過若系統面對的是社會事件，「查證」便會較為複雜。分析這類「新聞」的算法，並非純粹是去證實目標事件曾否發生過那麼簡單，而是把事件在何時進行（When）、哪裏發生（Where），誰人導致（Who）、如何造成（How）等關連證據也進行徹底分析。例如人工智能系統為了「查證」是否屬實，會追溯事件發生的歷史及其牽涉相關人士之間的人際網絡。  然而，進行這類任務的最大困難是「自然語言理解」（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NLU），因為在這方面，現有技術都是針對特定領域（如法律）而設，並不能普及地應用於理解日常「新聞」上。  從另一角度看，這做法是在事發之後而進行的，例如警方發現一宗罪行（如盜竊）便進行偵查，翻看過往新聞，並查證其事實。如此，警察的行動純粹是為案件搜證，而並不導致以「虛假新聞」入罪。所以，這做法較為被動，主要是治標而並不能治本。  第二部曲是中期策略，以法律為主導。此舉針對「虛假新聞」的產生，堵截它的源頭。這做法須為防止「虛假新聞」立法，嚴懲惡意偽造新聞的不法之徒。不過，政府立法必然會惹起爭議，其中一個緩衝方案，是仿效Facebook 處理假新聞以人機互動的做法，首先利用「事實查證」系統識別可疑的「虛假新聞」，然後把它轉送至專責的法官進行專業審視及裁決。  第三部曲是長期策略，以教育為主導。此舉的目的是推行全民傳媒教育，教育普羅市民辨別數碼新聞的真偽。數碼新聞已成為主流，網媒分秒必爭，爭相把新聞盡快放上網，成為市場的領頭羊。可是，一些網媒為求捷足先登，不惜放棄中央化專業編輯程序，例如省略內容校對，影響新聞質量。由此可見，「去中央化」是當今網上數碼新聞的製作模式，顛覆傳統編輯手法。在這操作下，因一般市民從未受過媒體製作教育，又怎能識別呢？例如不會刻意分別新聞內容中的「個人評論」及「事實報道」，而把一些帶有立場的「評論」當作事實，顛倒是非。因此，如透過人工智能系統的輔助，提升一般市民分辦新聞真偽的能力，長遠而言有助防止「虛假新聞」氾濫。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來源：星島日報

早前《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討論大灣區發展，九市兩區領導皆有出席，並在會中發言，特首林鄭月娥指出，香港有優秀的基礎科研能力，配合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先進生產技術，可共同推動大灣區發展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而香港也可發揮大灣區人才基地的作用，從海外引進人才。從工程科學者角度看，筆者極贊同此方向，香港地方雖小，但擁有五所全球排名一百以內的大學、八隻初創「獨角獸」、十六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四十五位國家兩會院士等優越條件，可以充分利用其高等教育及科研優勢，促進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攜手建設國際創科中心，這也可為年輕一代未來就業創業開創一條出路。 為鼓勵年輕人多參與大灣區科創產業活動，香港政府今年初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畫」，支持約七百個創科職位，讓大學畢業生在香港和另一大灣區城市，從事創科工作。此外，政府正積極興建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推動香港和深圳科創合作，估計將會創造約四千八百個創科職位。因此，配合「大灣區青年就業計畫」，未來將會有更多香港年輕人到大灣區「揾食」，發展他們的事業。  在促進科研方面，國家科技部、廣東省政府及深圳市政府，自從數年前允許內地研究資金「過河」到香港以來，已投放了約半億港元，支持香港的大學和研發機構進行更多國家關注的科研項目，大大增進兩地高校科研合作，進一步築固大灣區的上游科創實力。  在科創融資方面，近期多家中國跨國科創企業選擇在香港首次或二次上市，例如「百度」於三月上市，市值達七千一百二十九億港元，他們來港上市的目的很明顯，就是看準大灣區市場。  至於初創企業的發展，政府兩年前推出「創科創投基金」，鼓勵投資於本地創科初創企業，促進大灣區的創科生態環境。投資夥伴負責向政府推薦合適的投資對象，政府會與之以約一對二的比例，共同投資於合資格的初創企業。於過去兩年，基金已投資了十九家本地初創公司，金額高達一億多港元，吸引的私人投資超過五億元，涉及業務涵蓋供應鏈管理、電子商貿、金融科技、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透過與「大灣區共同家園發展基金」合作，政府大力鼓勵本地初創企業積極拓展大灣區市場。  總言之，科創產業競爭激烈，尤其是在大灣區營商，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香港企業必須加倍努力，但筆者認為，香港正加速融入大灣區的科創發展，未來將機遇處處，只要年輕人肯努力、勇於創新、不懼勞苦，是必會成功的。  環顧全球在新冠疫情下的經濟發展走勢，中國是唯一在疫情階段性受控之下，逐漸復工復產的國家，內地市場亦慢慢回復正常。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經濟復甦明顯走快一步，佔有優勢。香港是大灣區的一分子，應好好把握內地經濟循環所帶來的機會，促進本地「後疫情」的經濟復原，而創科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名譽會長來源：星島日報

按照美國慣例，總統拜登於當地時間四月二十八日到國會發表其上任百天的演講。美國傳媒似乎有點擔心拜登的政治魅力，恐防觀眾、讀者對他的新聞不感興趣，所以紛紛把「歷史性首次兩位女性（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總統百日演講出現」作標題，吸引大眾眼球。一如所料，根據《華盛頓郵報》與《美國廣播公司》的民意調查，美國民眾對拜登的滿意度為52%，42%的人不認同他的表現；不謀而合地在《全國廣播公司》及《霍士新聞》的調查，拜登的支持率分别為53%及54%。據報道，拜登上任百天的民意滿意度是美國在戰後所有總統中排名倒數第三。不過值得拜登陣營感到少許欣慰的是與上屆總統特朗普相比，拜登百天的支持度還是略高一籌，超出約10%。 筆者非政治學者，也不是美國居民，所以對美國政治的認識實在有限，對拜登總統百天的支持度難以評論。但是換個角度從系統工程科學分析，筆者認為他的新政策略是正確的。在管理層面看，政府在運作上基本上是個政務系統。在一般系統設計中，「回饋控制」（Feedback Control）是常用的工程技巧，工程師會收集系統輸出的訊息，用作評估輸出結果的效能。若然效能與預期目標有差異的話，工程師便會修改系統進行優化。同出一轍地，前總統特朗普「瘋狂」施政，導致美國社會及經濟動盪，因此拜登上任立志「收拾殘局」。 特朗普在任四年一共簽署了220項行政命令，而拜登在競選時已清楚表態，反對特朗普的部分行政命令。拜登總統上任短短一百天便簽署了40項行政命令，當中推翻了19項特朗普的決定，例如:- 取消對穆斯林國家國民的入境禁令;- 撤回對非法移民的嚴厲執法;- 取消人口普查不計算無證人口的做法;- 廢除南方邊境的緊急狀態令;- 停建美墨邊境圍牆;- 重新鞏固「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手續」;- 重新給予聯邦僱員組織工會的權利;- 重新讓跨性別人士參軍;- 取消美加之間的「基斯通」（Keystone）輸油管道計劃；- 重啟「奧巴馬醫保」計劃；等。 此外，特朗普在任時專注國家經濟發展，疏於抗疫，結果弄巧反拙，導致美國經濟呆滯不前。因此拜登上任後把抗疫視作首要任務。他亦不負眾望，百天内已有兩億國民接種了新冠疫苗，遠超於他上任時所承諾的一億人接種目標。美國從特朗普時代每人數以十萬計的新冠病毒確診人數而至今天大幅收歛，拜登總統在抗疫上確是功不可沒。 在環保方面，特朗普為維持美國工業生產力，下令美國政府退出「巴黎氣候協議」（Accord de Paris )，此決定無疑得罪了世界各國。拜登總統於就職後首日便立刻下令華府重返「巴黎協議」。再者，拜登於4月22日召開線上「世界領袖氣候高峰會議」（Leaders Summit on Climate），並宣布美國將會在2030年前，將碳排放量減少50%至52%，高於外界期望的目標。透過這些舉措拜登爭取挽救美國在世界環保舞台上失去的領導地位。 雖然筆者認為拜登「矯枉過正」做法的方向正確，但效果如何還要視乎具體落實的情況。要成功推動新政，拜登必需得到共和黨的支持。然而共和黨似乎不以為然，反對他的百日新政建議。據美國傳媒報道，民主黨選民90%滿意拜登新政，共和黨選民卻只得13%。因此外界估計共和黨議員將會在國會中投反對票，令拜登未來施政舉步為艱。 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政治鬥爭在美國議會是「家常便飯」，雙方經常互相角力及協商，從中爭取各自的最大政治利益。因此，拜登對新政受阻是絶對不會坐事不理的，他會採用民主黨常用的手段，設法與共和黨妥協，利用一些兩黨存在共同目標的議題去利誘對方，進行政治交易。就此拜登在國會百日演説中多次提及中國包括在軍事、科技和經濟上的威脅，以及中國香港、新疆、台灣等政治問題，這些都是兩黨承認嚴重影響美國整體利益的議題，政府必需正視。拜登在任内必然會利用這些議題，與共和黨協商，讓對方獲得適當的好處，從而換取他們對百日新政的支持。 由此可見，這此美國關注的中美議題非常複雜，政治味道極濃，毫不客觀。美國更利用其控制的國際傳媒，把議題無限放大，激發全球民粹，惡意地誣衊、醜化中國。近年香港也被拉入這場中美角力的旋渦中，成為美國政府點名打壓的市場目標之一。本地工商業界也因此對香港未來國際市場的發展潛力有點擔心。不過筆者卻認為業界人士無需「自己嚇自己」。環球市場變幻莫測是常態，香港成功商人很清楚「適者生存」的基本道理，所以他們的營商手法都非常之靈活，遇到困難時都會積極面對，不會輕易放棄，最終困難便會迎刃而解。因此，筆者相信面對美國制裁，香港業界必然能另謀出路，而香港憑著「背靠祖國，面向國際」的市場優勢，再加上創新及科技、國際金融、完善法制的實力，在大灣區及RCEP的國内及國際市場必然可以另有作為。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名譽會長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於四月二十二日在廣州主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特首林鄭月娥也有參加。會議中韓正副總理指，香港和深圳在科技創新領域的互補性很強，要積極做好相關對接工作，規劃建設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面對中央提出「港深合作」的要求，香港政府應該怎樣部署呢？就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香港政府銳意於落馬洲河套區興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並與深圳市政府達成協議，攜手開發兩地科技創新合作區，以先行先試的政策加快實施科創產品化、商業化。政府估計港方第一期園區將分階段於二○二四年至二○二七年期間落成。有見及此，政府建議由「香港科技園公司」承租及管理深圳福田科創園區的部分地方，讓有興趣開展大灣區業務的機構和企業先落戶深圳科創園區。筆者對此表示非常贊同，原因是此舉可避免因「合作區」建設的延誤而影響港深創科發展。  然而，筆者認為香港政府在深圳科創園區的任務不局限於「二房東」的角色，只關注「承租和管理」。政府可以另外開設「商務發展辦公室」，提供科技轉移及市場開拓服務，充當香港的大學及研發中心在大灣區的「盲公竹」，協助有關機構把研究成果轉化為商業產品，然後進一步開拓大灣區科創產業市場。事實上，科學家一般都不擅長於巿場的產品研發，或把科研成果產品化，而大部分香港科學家對大灣區內地市場更是摸不着頭腦。所以，他們在大灣區闖關初期，極需要熟悉內地的人士幫忙，為他們鋪橋搭路。  香港本地推動科技轉移本已不容易，要將香港科技轉移至大灣區更是難上加難。例如在不同的知識產權法律之下，在深港科創合作園內維護和管理香港創新科技的知識產權，將非常具挑戰性，必然與香港或深圳本地的處理方法不太一樣。因此，香港政府在深圳河套開設「辦公室」的另一工作，是學習及盡快適應深圳當地的法規，之後便可以協助香港企業（尤其是初創公司）攀過進入壁壘（Entry Barrier)，為他們在深圳及大灣區發展拆牆鬆綁。  筆者認為，推動港深科創合作除了科技創新之外，體制及機制創新也同樣重要。政府不宜把「辦公室」視為在河套建設工程竣工之前的臨時應變項目；反之，政府應策略性地部署其成為「港深創科合作園」的先鋒，充分利用，加緊與深圳市政府協作，雙方聯手制定一套互利互惠的雙贏創科政策。待二○二四年至二○二七年河套區落成後，這套創新的體制便大派用場，適時地在「港深創科合作園」內廣泛使用。因此，這項先鋒工程必可以節省不少政府在策劃上的工夫和時間。  再者，筆者建議政府集合香港各大學及應用研究中心的科研能力，在河套區開設一所國家級的實驗室。雖然現時香港的大學已各自設有不同領域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例如港大的「合成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科大的「先進顯示與光電子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大的「轉化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城大的「太赫茲及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等，但主要都是由各自所屬的大學作主導，而國家實驗室的優點是在於中央統一策劃及管理。  筆者相信在「港深創科合作園」內，創新科技和體制可以互相配合，再加上集中資源調配，國家實驗室必然可以把港深打造成為具實力的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更有效地為國家作出貢獻。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來源：星島日報

四月二日台灣花蓮發生嚴重鐵路事故，滿載乘客的火車與從山坡滑下的工程車相撞，造成四十九人死亡，包括年輕的火車司機。台灣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翻看列車的「黑盒」，了解到司機看到工程車時已盡全力煞車。死者已矣，台灣鐵路管理局堅持殉職司機英勇盡責，然而，卻有部分人認為司機若於意外發生之前能及早慢駛，撞擊力便會大大減輕，死傷人數便不會如此慘重。雖然筆者對此評論不盡同意，但這一說法也是當頭棒喝，引發幾個技術問題：為甚麽司機是唯一的把關者？為甚麽到了最後七秒鐘，他才知道前面有失事工程車？這些問題，也值得香港設計運輸糸統的人思考。 以香港為例，維護鐵路安全是政府機電工程署轄下鐵路科的任務，它們對鐵路沿線遇到任何不尋常的事宜，均會作好預防措施。例如，若政府或建築商要在鐵路旁邊進行山坡維修工程，該部門便會預先通知港鐵，要求它在開工前進行風險評估，以及據結果設置適當安全設施，如在路軌旁建設防止山泥傾瀉的保護圍板等。不然的話，政府及港鐵便不允許工程開展及火車起動。  再者，港鐵亦會有系統指示司機駛進那段路軌之前減速慢駛。由此可見，緊急煞車為台灣出事列車的司機最後一着，如此的鐵路安全程序設計實在太脆弱。所以筆者認為是次意外不是司機出錯所致，而是系統出了根本問題，台灣鐵路局犯了嚴重行政錯失，罪不可恕。  另外，輿論矛頭也直指工程車車主，認為他是意外中的罪魁禍首。根據台灣傳媒報道，花蓮地檢署經過多日偵查之後，近日決定以「過失致死」、「過失毀損軌道」及「肇事逃逸」等罪名起訴工程車司機。該司機大意失職，鑄成大錯，被檢控確實應該，但筆者認為政府把所有責任歸咎於他，亦於理不合。工程車司機是前線工作人員，並非確保工地安全的負責人，這責任應由地盤主管及承建商所負，台鐵未能做好把關工作亦難辭其咎。具專業水平的工程公司，一般會定期為前線員工包括司機進行工作安全培訓，避免意外發生。例如，公司可以教育工程車司機在地盤斜坡停車時，除了要再三拉好「手煞掣」之外，也要額外地在各車輪底加上防溜裝置，避免工程車向後滑移。因此，事故中工程公司並沒有做足培訓，是另一行政失誤，公司難辭其咎。  慶幸同類事故在香港鐵路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即使在兩年前動亂期間，雖然暴徒屢次企圖破壞鐵路設施，包括拋棄雜物於車軌上、打爛掛空電纜等惡意破壞行為，但在政府和港鐵的專業配合之下，情況得到妥善地控制，由於控制系統運作良好，列車在極惡劣環境之下，仍然能提供有限度的服務，而且沒有發生傷亡，當中關乎管理與科技的實力。  香港鐵路系統非常安全，絕非偶然，是有賴政府及港鐵公司的「企業治理」（Enterprise Governance）素質和經驗，以及兩者之間的長期緊密協作，而達至的成效。由此可見，「太魯閣號」事故間接地凸顯出香港在運輸管理和技術上的「軟實力」，可惜本港傳媒較傾向報道事件的因由，卻忽略了相比之下香港在此方面的優勢。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來源：星島日報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主題講座中講者多次提及到網絡及科技安全的重要性，筆者作為資訊及通訊科技（ICT）業界人士，非常認同這觀點。筆者於1996年和多位資訊及通訊科技界內資深人士和專業團體一起努力，成功向當時臨時立法會和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爭取成立立法會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 很可惜，自回歸以來資訊科技界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和立法會議員的席位，大多數都成政客的囊中物，專業人士卻被拒諸門外。政客更肆無忌憚地利用這些政治平台來阻撓政府施政，嚴重拖延香港發展。他們居心叵測，顯然非愛國之輩。政客能夠佔據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的主要原因是選舉制度的漏洞。今次政府提出「修訂」，改善上述資訊科技功能組別選舉的不足之處。 首先，政府的條例草案把科技覆蓋範圍擴大，由「資訊科技」擴展為「科技創新」，當中除了資訊之外也覆蓋生物及其他物理科技範疇。科技創新是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重點發展領域，是次改動反映出國家對香港的科技創新能力之重視，期望香港能夠發揮其科創能力，更積極參與國家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與此同時，香港也要加入維護國家安全團隊，做好科技安全工作。 第二是選舉方法的改善。選委會內科技創新界設有30席，一半是由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香港院士提名產生，另一半是由合資格團體選民選出。後者的做法是團體負責制，比起以前由個人選民選出的做法能更有效地選賢任能，原因是這些專業團體對參選者的專業能力及經驗均了如指掌，而並非依靠「誰大誰惡誰正確」的不專業手段選出來。 第三是覆蓋的領域甚廣。合資格團體的組成分為三大部分：（一）國家級科研平台；（二）與創新科技發展密切相關的公營機構；及（三）參與政府科創發展諮詢的學術組織和專業團體。宏觀而言，透過具廣泛覆蓋性的委員會，他們肩負起建議和監督香港政府在科技創新發展的重責，包括與內地科研機構協作，開拓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市場；透過香港不同的應用科研中心及科創基礎設施，促進香港科技轉移及科研商業化工作；深化官、產、學、研溝通及合作，讓政府多了解香港科創產業的需求等。 政府的修例建議更能選賢任能，為香港選出一批既愛國又專業，能為香港及國家作出貢獻的科技創新人才。筆者期望新一屆選委、立法會議員及特首可以將香港盡快拉回正軌，積極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協同發展，並按「十四五」規劃打造香港特區成為國家的「國際創新及科技中心」。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來源：文匯報

若然銷售員向你推薦某件產品卻沒有給你合適的理由，又或者醫生在判斷你患上危疾時沒有向你解釋筒中原因，相信任何人遇到上述情況都難以接受。不過，這情況在現今世界卻愈來愈普遍。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下，數碼經濟大行其道，線上服務已成為普羅大眾日常生活一部分，例如網上購物、電子醫療等服務廣受歡迎。這些系統所具備的先進功能，是利用深度學習技術，為客戶提供貼身的人工智能服務。然而，深度學習以「點對點」（P2P）和「黑箱」（Black Box）形式進行，所以系統輸出的答案一般是無法解釋的，令用戶摸不着頭腦，「用戶友善」（User Friendly）度甚低。 針對這個問題，電腦科學家着手研發「可解釋人工智能」（Explainable AI，XAI）技術。顧名思義，其任務是有系統地去了解究竟深度學習算法如何產生某個特定結果。較多人使用的「可解釋人工智能」算法是從訓練數據集當中，找出對結果有最大貢獻的樣本，然後從該樣本抽取出特徵作為解釋。例如，訓練集中有3張圖片：金魚、麻雀和螞蟻，分別代表魚、鳥和蟲類動物，基於此集而訓練產生的人工智能系統，會把一張燕子的圖片定性為鳥類，透過「可解釋人工智能」技術，專家可了解到這決定主要是因為輸入的圖片（燕子）是受到訓練集中麻雀那張圖片的影響；進一步分析兩張圖片，專家發現兩者有着共同的特徵，包括翅膀、喙等；就此，專家便可以解釋燕子是鳥類動物因為它有翅膀和喙。系統精準度 視乎訓練集 在實際環境中，訓練集是超大規模的（遠遠多過3張圖片），「可解釋人工智能」技術要從中挖掘出最具影響力的樣本殊不容易，這正是電腦科學家的研究重點。其中一個折衷的方法是重用訊息，科學家可以把每一次分析的結果結合成為一個智識庫（Knowledge Base）。如此這般，系統運作時間愈長，智識庫內所建立的資料便愈豐富，「解釋」的效率同時亦會愈高。再者，系統所建立的智識庫理論上是通用的，可以應用於其他人工智能場景，一舉多得。 以上討論的前設是，人工智能系統所輸出的結果是對的，惟現實中系統有機會誤判。這是因為輸入的資訊（如圖片）雖然在學習過程中從來未出現過，但卻與某訓練樣本類似，例如樣本是馬，輸入是鹿，系統可能會錯誤地「指鹿為馬」。在這情況之下，「可解釋人工智能」也可派用場，它可以用作為檢測器，當找出解釋之後，讓專家評估其準確性，並進一步分析當中的錯處。公司可以使用檢測器來修改人工智能系統；政府部門也可以利用此技術，為人工智能產品檢測和認證，確保產品的安全性。數據技術員及檢測員吃香 由上述可見，數據驅動（Data Driven）人工智能系統的準確性及可靠性，跟其背後的訓練數據集的質量息息相關。電腦科學入門課程中提出「垃圾入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是深度學習以至人工智能的基本原則。因此，人工智能工程在系統開發過程中，必須做好深度學習前期的數據搜集、篩選、標注等準備工作。這些工作是資訊科技業界應運而生的「數據技術員」、「數據檢測員」等新工種。在日益增長的全球人工智能市場下，這類工作將會愈來愈搶手。香港在這方面的職業培訓也應作好適當的準備，鞏固本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創科中心地位。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來源：信報

新冠疫苗接種計畫自3月26日正式展開以來，已有近60萬市民接種了第一劑疫苗，佔香港總人口約9%，但數字不太理想。事實上，這比例與由英國政府所統計的全球新冠疫苗接種率（4月9日版）相比，仍然偏低，例如英國的接種率是56.7%、美國是52.3%、中國（包括港、澳）只是10.8%。 儘管政府不斷地努力推廣，專家亦多番肯定疫苗能有效地加强免疫力，同時大大減低社區感染風險，但市民反應仍然冷淡。從公共衞生角度看，接種疫苗是每個市民義不容辭的責任，但對個人利益而言，不少人認為儘管風險低，但既然自己「無病無痛」，為何要冒這個險呢？倒不如先看看其他人接種後有甚麽反應，才作打算。有見及此，為提升接種疫苗的個人誘因，政府近日推出多項「利誘」措施。  政府計畫於4月底推行「疫苗氣泡」，逐步開放不同的商業場所，其中食肆將會分階段先行先試。這安排對於「宅」在家中多時的市民，是個大解放，因此筆者估計不少人會樂於配合，並主動接種疫苗。然而，消息公布後，不少食肆負責人擔心落實時，員工難以確認顧客是否已有接種疫苗。其實他們毋須過分憂慮，最簡單的方法是「目測」。政府會發給已接種者一張證明，食肆員工可於顧客入座前，要求對方出示證明，進行人手檢視。  不過這做法出錯率高，特別是在繁忙時段，為優化檢視的操作，有資訊科技業界人士建議政府利用「二維碼」技術製造電子「疫苗證書」，然後採用類似「安心出行」App的做法，顧客在入座前掃一下作確認。然而，前車可鑑，政府在推出「安心出行」時被部分市民質疑，擔心政府會透過「二維碼」竊取用戶私隱及行蹤，筆者估計部分人使用「疫苗證書」時，亦會有此心理陰影。其實他們未免太杞人憂天了，用戶被追縱的真正風險不在「二維碼」掃描，而是在手提電話訊號本身，多數市民平日卻對此情況處之泰然，反而對防疫的「二維碼」有不必要的疑慮。話雖如此，筆者認為要市民接受「疫苗證書」，政府必須做好前期推廣工作，解開他們的心結。  另外，政府正與疫情相對穩定的地區探討建立「旅遊氣泡」，參與雙方將會互認大家所採用的新冠肺炎病毒疫苗，從而「開關」放人。例如，新加坡便是最早與香港探討建立「旅遊氣泡」的首個國家，計畫早前因為第四波疫情而推遲，待疫情回復穩定後，兩地政府將會繼續進行。  接種疫苗是早年到外地旅遊必須做的事，沒有認可的醫生健康證明信，是不能入境的。因此，筆者認為今次「旅遊氣泡」的操作安排不會太難。在數碼時代，兩地健康互認已簡單多了。歸根究柢，最關鍵的因素是雙方是否承認彼此所採用的疫苗。以新加坡為例，其採用的疫苗是Moderna及復必泰，而香港則是克爾來福（「科興」製造）及復必泰，兩者存在50%差異，需要雙方政府互認。  「旅遊氣泡」計畫是好事，但令人費解的是，既然雙方可在疫苗不完全一致的情況下，香港政府仍可與新加坡建立氣泡，那麽香港為甚麽不先考慮與內地城市互通呢？畢竟內地與香港通關的好處，肯定多於國外遊。反正政府亦正在大力推行「回港易」及「來港易」計畫，除了要求回港或來港者要進行核酸檢測外，如加上「疫苗護照」，就更加一勞永逸。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來源：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