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灼見政治

文｜黃錦輝聯合國安理會就接納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4月中進行投票。根據安理會規定，決議草案需所有常任理事國無反對意見且至少9票贊同方可通過，此次投票15個成員國中，雖有12國表示支持，但由於美國的一票否決（英國與瑞士棄權），故該決議草案未能獲得通過。美投否決票 致草案未通過隨後，聯合國大會於5月10日召開緊急特別會議，重新審視這一議題。會議最終以壓倒性的143國支持、9國反對及25國棄權，確認巴勒斯坦符合《聯合國憲章》規定的會員國資格，支持授予巴勒斯坦更多權利的決議，以及呼籲聯合國安理會重新考慮允許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此舉顯示了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入聯的認可。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代表採取了現場絞碎聯合國憲章的激進舉動，公開反對，稱聯合國憲章遭到濫用，不應接納其視為“恐怖組織”的實體成為會員國。西方媒體長期以來對巴勒斯坦及部分穆斯林組織的報道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公眾認知，將它們普遍描繪為威脅和平的力量。然而，全球範圍內從以色列內部到阿拉伯世界乃至歐洲的廣泛支持聲音，特別是青年群體對巴勒斯坦的同情與認同，表明了國際社會對此問題的另一種態度。這反映了人們對於衝突雙方歷史積怨及當下困境的不同解讀，以及對實現和平的共同渴望。從根本上分析，巴勒斯坦與猶太人之間由來已久的摩擦與衝突，構成了這一系列事件的核心。“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每當衝突或戰爭爆發，雙方均各執一詞，要外界判斷孰對孰錯，冀輕易停止爭端實在是異想天開。“解鈴還須繫鈴人”，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法極度依賴於衝突雙方的互相妥協。持續的戰事唯有通過當事雙方主動停止，才可能真正終止，從外界觀察可見，巴勒斯坦在卡塔爾、埃及等國的斡旋下，並得到美國的背後支持，已舉行了多輪會議，旨在探討停火協議。最近巴勒斯坦方面已對協議條件表示同意，並予以公布，這本是向前邁出的一步；遺憾的是，這些條件並未能滿足以色列的要求。以色列堅決主張巴勒斯坦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扣人質；此外，以色列反對各方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立場，也是談判的重要條件之一。暴露美雙重標準 虛偽面目在此背景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公開表態，明確拒絕承認任何未經其直接參與或認可達成的協議。這一強硬立場直接導致了近期以軍對加沙地帶發動的地面攻勢，不僅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還發生了不幸誤擊事件，聯合國維和部隊車輛亦受波及。因此，如何促成巴以雙方達成共識，實現長期和平，無疑是一項複雜且艱巨的任務，需要更為深入和全面的考量。在關於巴勒斯坦入聯的決議中，美國拜登（Joe Biden）政府又暴露出其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常遭詬病的雙重標準：一方面擺出努力阻止中東局勢升級的姿態，另一方面卻繼續推動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再者，華府口說不反對巴勒斯坦建國，另一方面卻在聯合國會議中投反對票阻止巴勒斯坦在聯合國享有更多權利。這些舉動盡顯美國的虛偽面目。今年11月即將迎來新一屆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在財政預算審批上借題發揮，質疑拜登政府對外援助的必要性，特別是當國內面臨諸多社會經濟問題之時，如社會福利缺失及邊境移民危機。再加上美國國內近日的學生運動，亦為接下來的總統大選帶來新的變數。民主黨分歧 拜登左右為難事實上，部分猶太財閥並不支持以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加沙地帶採取類近的種族滅絕政策的戰爭策略，他們意識到，從長遠來講，很難將上億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徒趕盡殺絕，與其長期衝突，不如坐下來和巴勒斯坦談判，接受聯合國的兩國方案。因此，民主黨內部對拜登政府對以色列的軍援亦產生分歧。如此一來，拜登左右為難，會否在因巴勒斯坦的人道主義問題而輸掉總統大選，不確定性又增加了。 （作者係立法會議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來源：灼見名家

文｜黃錦輝根據國際調查機構於2023年7月發表的報告，香港的5G可用率在亞太及歐洲地區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政府於2020年4月推行5G通訊，現時5G覆蓋率已超過香港人口的90%，核心商業區的覆蓋率更高達99%，當中包括市區主要地點及港鐵全線共98個站，用戶已達到650多萬人，接近九成人口；而且政府非常進取，持續地增強香港5G發展。2023年《施政報告》公布一系列新措施，就此政府於今年5月13日在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中，向議員介紹有關5G發展的新措施和最新進展，並諮詢議員意見及建議。新措施包括：通過資助加快擴展鄉郊及偏遠地區的流動網絡基建設施；加強大型公眾活動場地的5G網絡容量，例如中環海濱活動空間、香港體育館、啟德體育園、會展、亞博館、維園等；在新建及重建樓宇預留空間，裝設和維持流動通訊設施，便利流動網絡商增設基站；在公眾設施上裝置更多基站點，例如巴士站上蓋、公眾收費電話亭、多功能智慧燈柱等。另外，政府將確保5G頻譜供應，於今年第四季分別為850/900兆赫、2.3吉赫及首次推出的6/7吉赫頻帶的頻譜進行拍賣，以提供合共510兆赫頻譜作公共流動通訊服務之用。筆者對於政府積極地發展5G，十分認同，高效的通訊網和基礎建設是推動數字經濟的關鍵成功因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CSF），政府必須與時並進，緊貼先進通訊科技之世界發展趨勢。據報，內地相關部門已經着手構建“低軌衛星”（Low Earth Orbit Satellite）通訊網絡，並預備發射超過2.6萬顆衛星，打造一個覆蓋全球的通訊網絡，足以與美國SpaceX的“星鏈”（Starlink）計劃抗衡。然而，政府是次提交立法會的諮詢文件，主要針對光纖網絡、5G等技術，沒有提及“低軌衛星”通訊網絡。以目標為本，政府在現階段不落墨是可以理解的，但筆者相信未來10年之內，香港將可以大規模運用國家的“低軌衛星”通訊網絡。因此筆者建議政府盡快進行整體通訊規劃，探討如何利用6G、“低軌衛星”等技術，促進香港數字經濟發展，提升香港環球競爭力（Global Competitiveness）。“低軌衛星”是指距離地球地面約160公里至2000公里範圍之間運行的衛星。在通訊應用上它因為近距離，能提供比5G更低的通訊延遲和更高的頻寬，這些優點在現實中可大派用場。舉例，應用在即時通訊：“低軌衛星”提供全球通訊服務，由於它們距離地面較近，減少了訊號傳輸的延遲和能量損耗，因此無論是電話、數據傳輸，甚至是偏遠地區的網絡連接，“低軌衛星”都非常適用；天氣觀測與預報：“低軌衛星”能夠提供關於大氣狀況的即時數據，幫助氣象學家追蹤風暴、預測天氣變化，從而保護人們免受自然災害的影響；地球活動觀測：“低軌衛星”有助環境監測和向“地理訊息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提供關鍵數據，例如監測森林砍伐、海洋污染、城市擴展等，對於研究氣候變化、自然資源管理和城市規劃等領域至關重要。再例如，最近“低空經濟”成為大灣區發展的熱門話題，無可避免要實踐無人機在空中通訊（尤其是於偏遠地方），“低軌衛星”網絡因而不可或缺。另外，“低軌衛星”在軍事應用上對國家安全尤其重要。俄烏戰爭愈演愈烈，在戰爭初期，烏克蘭的通訊網絡因為地面基站與通訊設備被俄軍炮火毀壞，需靠SpaceX的低軌衛星“星鏈”網絡提供及時且可靠的通訊連接，並在短時間內支援烏克蘭最重要的軍事通訊；“星鏈”亦協助烏軍操控無人機偵察、精準定位及即時回傳敵軍位置。由此可見，中國在全球定位任務上（無論是軍事或物流等應用）絕對不能假手於人，所以自立自強，努力研製自己的“低軌衛星”技術理所當然，香港亦可把握這個機遇，發掘國家“低軌衛星”帶來的無限商機。 （作者係立法會議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文｜黃錦輝近期美國校園內湧動的抗議浪潮不僅映射出國際衝突的陰影，也深刻觸及全球人道主義的敏感神經。學生們作為年輕且充滿理想的和平追求者，自發地站出來在各大院校舉行示威活動，明確反對暴力，特別是對發生在加沙地帶的、針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殺表達深切的人道關切。他們呼籲美國政府暫停對衝突的支持，這一行動無疑體現了全球民眾的共同願望，給美國政府施加了顯著壓力。學生人道關切 體現民眾願望僅管美國國會近期通過了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撥款，但政府同時也在與以色列進行談判，強調應避免過度行為，重視人道主義問題。然而，以色列軍方的持續行動引發了全球憤怒，促使學生和年輕人集體發聲，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也終於在公眾面前表態，他表示尊重並捍衞學生和平示威的權利，這是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當和平訴求轉化為對校園設施的破壞時，這種行為不僅違背了和平示威的本質，更是對民主精神的背叛。遺憾的是，拜登的發言似乎並未緩解對峙氛圍。隨着各州警察力量的介入，校園內的情勢陡然升級。示威者在校園的角落駐紮，用圍欄圈起自己的領地，高呼口號表達不滿。在緊張且易燃的環境中，微小的摩擦都可以迅速演變為肢體衝突，警察被迫採取行動以恢復秩序，包括使用強制手段制伏個別激動的學生，甚至有報道指出，在個別不幸事件中，警方不僅用爆音彈對學生拳打腳踢導致對方昏迷，還有警察開槍。回顧201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發生的暴力事件，大家不難發現一些似曾相識的情景。美國政府曾公開表態，稱這些事件是“美麗的風景綫”，並評價那些學生“使用暴力是爭取民主自由”的行為，認為學生有權這樣做。當時也有人批評，認為警察不應該進入校園。警入校園清場 揭美雙重標準然而，實際上，如果你當時看過電視或者現在回頭審訊這些案例，你會發現校園已經變得混亂不堪。有暴徒在中大和理大製汽油彈、侵佔和損毁學校設施。幸運的是，香港的警察保持克制，尊重學校的決定，大部分警察沒有直接進入校園。相比之下，美國的情況又如何呢？美國警察不顧一切衝入校園，使用催淚彈等暴力手段來鎮壓學生。這再次顯示出美國政府存在雙重標準。這導致愈來愈多的學生反對美國政府的行為，全球也出現了其他國家的學生示威，捍衞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權利。正值美國大選年的關鍵時刻，11月的投票日臨近，拜登面臨前所未有的棘手局面。作為國家領導人，他必須謹慎平衡國內外的複雜利益關係，尤其是在處理涉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這一敏感議題上。拜登既要考慮美國政壇中佔據重要地位的猶太人群體的感受，又不得不正視加沙地帶令人痛心的人道主義危機，而對此似乎缺乏有效干預手段，顯得束手無策。這種兩難境地迫使拜登不得不採取行動，公開表態以期挽回可能流失的選票，尤其是來自學生和年輕群體的支持——他們構成了其選民基礎的重要部分。拜登公開表態 未能平息風波然而，拜登的行動並未能完全平息風波。以色列國內對國際社會的反應表示憤怒，質疑美國及全球學生的抗議浪潮，堅稱以軍行動是出於正義，旨在維護猶太人和以色列的領土權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對消滅哈馬斯的決心堅定不移，即使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積極穿梭外交，試圖促成巴以雙方停火；即使哈馬斯宣布接受埃及和卡塔爾的斡旋，願意接受停火協議並釋放人質，但似乎仍未能觸動內塔尼亞胡改變立場，以色列戰時內閣亦一致決定在加沙地帶南部城市拉法的軍事打擊將會繼續進行。拜登公開表態 未能平息風波預計美國政府可能會採取更加強硬的措施向以色列施壓，甚至可能推動內塔尼亞胡下台，以此冀打破僵局。拜登政府或許期待這一變動能在11月大選前實現，以免選情因中東政策的爭議而進一步受損。 （作者係立法會議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文｜黃錦輝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突飛猛進、日益普及，業界近期更利用人工智能推出「死人」服務生意。服務商利用「深度偽造」（簡稱「深偽」）技術生成數碼化身（虛擬人，Avatar），讓已故者在元宇宙（Metaverse）「復活重生」，就此用戶可以延續與已故親朋密友對話，慰藉心靈。「深偽」技術對大眾並不陌生。近期，有不法之徒利用視頻電話盜取對方的面相及語音訊息，然後用以詐騙，例如利用此類面相及語言樣本定製所屬的虛擬人，用來欺騙其親戚朋友，索取金錢或其他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隨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興起，業界利用這技術增強虛擬人的真實度，就此除了被仿效者的外形、語氣之外，系統更加入其面部表情、說話風格，甚至他的性格和其他個人背景，令生成形象更栩栩如生，一時難以分辨真假。這種生成式人工智能做法適用於死者「復活」服務，可令在世者延續親情。這種服務在中國尤為熱門，特別是在今年4月初清明節前後。中國人長久以來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自古形成了重孝道、重親情、重家庭的傳統，人工智能化身為那些失去親友的人提供了一種與逝者聯繫的新方式。但事實上，這些化身僅是虛殼而已，缺乏靈魂，它們所表達的內容只是其製造者所塞進系統內的虛設對白，未能表達到被仿效者生前的風格和感情。如此「冷若冰霜」的表現，恐怕在世者難以接受。因此，要維持化身的溫度，有人工智能專家建議用戶應於在世時上傳其記憶紀錄，令他們死後的角色能夠被保留下來。但這做法難免牽涉個人私隱，試問誰會願意自己生活行蹤被暴露呢？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日趨成熟，虛擬人的溫度和智慧亦隨之急速提升，甚至變得非常獨立，能夠自主自決。有社會科學專家認為於不久後的將來，「虛擬人」會產生群聚效應，構成一個（或多個）基於人工智能推動的社區，而且它會與實體社會並行及不停互動，互相影響。因些，專家預測「人工智能的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 of AI）將會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目標是探討在人工智能社會中各虛擬人之間在相互合作時表現出的行為特徵。此課題可以透過傳統社會科學為基礎，研究範疇包括： 心理學：虛擬人的個性、意識、認知等特質；社會學：虛擬人的互動及社會行為；經濟學：虛擬人在經濟活動中的互動；政治學：虛擬人在政治活動中的行為及所構成的現象，例如它的政治立場、理想等；語言學：虛擬人在溝通時所用的語言模式，並與實體人的語言模式比較。生成式人工智能建基於大型語言模型，因此如何建模去突顯虛擬人的社會（例如個性化）、經濟（例如投資手法）、政治（例如立場）、語言（例如風格）等特徵，也是「人工智能的社會科學」之重要研究方向，對未來社會發展舉足輕重。虛擬人與實體人的社會行為互相影響。當今常見的例子包括實體人沉浸於網絡游戲世界不能自拔，將其在遊戲中虛擬人的性格搬到現實生活中，甚至瘋狂殺戮；因這類行為而導致的人間慘劇在實體社會屢見不鮮。再者，以政治活動為例，實體政客經常利用虛擬代理人在網絡上軟性地進行政見推廣（洗腦），刻意去影響實體人的政治傾向。這做法是選舉期間常用的招數，萬試萬靈。由此可見，虛擬與現實社會行為交叉的現象將會愈來愈明顯，這反映出「人工智能的社會科學」的重要性，社會不容忽視。 （作者係立法會議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文｜黃錦輝上訴庭日前裁定律政司上訴得直，批出臨時禁制令，限制發布「港獨」歌曲《願榮光》。《願榮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煽動仇恨和破壞法治，繼續任由傳播，只會荼毒年輕人。禁制令明確針對具有犯罪意圖的不法行為，令市民和包括社交平台在內的各相關方知所行止、奉公守法。2019年修例風波，本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動盪，當時有不少煽動性的文宣和歌曲出現，不僅對國家的安全和穩定造成了威脅，也對本港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構成了嚴重的挑戰。直至香港國安法出台後，亂局才得以平定。不過，反中亂港者賊心不死，「港獨」歌曲《願榮光》仍持續於網絡傳播。值得注意的是，《願榮光》已多次在不同場合被冒用作所謂香港「國歌」播放，引起廣泛社會爭議。「獨歌」的傳播，或令人誤會香港是一個主權國家和擁有自己的國歌。對於國歌的使用和傳播，國家有着明確而嚴格的規定。任何形式的誤用或濫用，都是對國家尊嚴的褻瀆。而《願榮光》這首歌曲，由於其特定的背景和歌詞內容被頻繁用於煽暴播「獨」活動中，其煽動性和分裂性不容忽視。在申請禁制令的過程中，特區政府遵循了嚴格的法律程序，確保禁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此前，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當局在向谷歌提出下架相關歌曲視頻時，被告知須證明搜尋結果違反當地法律，並須有法庭手令方可移除，因此政府決定申請禁制令。不過，在法庭作出裁決後，多個音樂串流平台上不同版本的《願榮光》仍未下架，相關歌曲視頻仍可在谷歌旗下的YouTube搜尋得到。各社交和視頻平台應尊重及遵守本地法律，盡快依法移除有關內容，尊重香港法治，保持國際形象，不應再拿言論自由當擋箭牌，為散播「港獨」、挑戰法治的非法行為提供便利。有反中亂港者抹黑特區政府對該歌曲煽動仇恨的指控，並認為法院沒有為有關煽動仇恨的內容訂出一條清晰的界線。不過，言論自由作為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之一，其行使必須建立在尊重國家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之上。在香港，言論自由必須在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國安條例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等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行使。今次法庭裁決，正是基於這一原則，對言論自由進行了合理的限制和規範，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穩定，保護社會的和諧與繁榮。禁止播放《願榮光》是特區政府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而採取的必要措施，廣大市民和媒體機構應該清楚法律底線，更應自覺遵守法律，對「獨歌」說「不」。   （作者係立法會議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文｜黃錦輝美國參議院於當地4月23日以大比數通過TikTok“剝離”法案，要求TikTok在不超過一年的時間從母公司中國科技企業“字節跳動”（ByteDance）中剝離，否則該社交視頻應用軟件便被要求全面下架，禁止在美國運作。這套“不賣就禁”的野蠻法案，如此強盜邏輯，令人咋舌。美國和中國是競爭對手，美對華政策一直非常強硬，持續重手出擊打壓中方。以科技經濟領域為例，上屆特朗普政府已經開始嚴厲制裁中國龍頭企業，包括中興、華為等通訊設備公司，無所不用其極，禁止政府部門使用該等公司產品、禁止全球生產商向該等中企提供芯片、禁止相關產品在美上架、禁止金融界對其投資等，拳拳到肉。這些蠻橫無理的手段旨在窒礙中企的生存及發展，從而令美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維持“霸主”的控制性地位。美窮追猛打 早於特朗普時代事實上，美國打壓TikTok亦早於特朗普執政時代開始，當時美國污衊TikTok會把客戶的視頻內容及私人信息發送給中國共產黨，所以要求TikTok公司將數據中心設在美國本土，並且要受到當地監管。最終TikTok把數據儲存任務交托予美國數據科技公司“甲骨文”（Oracle），而且重組公司董事局，成員以美國人為主。TikTok做足功課，滿足美方要求，此場牽涉美國“國家安全”及“數據私隱安全”的風波才得以略為平息。雖然TikTok這一方案花費不菲，但公司能逃過一劫，CEO周受資的堅持物有所值。隨着拜登總統上台，繼續向TikTok窮追猛打，除國安及私隱外又再另加指控，擔心TikTok的崛起會影響美國社交網絡市場，沖淡Meta、Instagram及Google等平台的市場佔有率，對美國科技公司構成嚴重商業威脅。拜登因此改變策略，把矛頭直接瞄準外國公司控制的應用程式，而非僅針對“數據偷運到中國”的商務問題。倘撤出美 字節跳動影響有限另外，華府亦指摘TikTok荼毒年輕人，令他們沉迷上網，且擔心其變成資訊戰新武器，對美國青年灌輸中國思想文化，進行滲透洗腦。就此，去年美國蒙大拿州首當其衝，發出禁用TikTok令。這次“不賣就禁”法案更是變本加厲，拜登政府毫不隱晦地迫使TikTok賣盤，企圖踢走其母公司“字節跳動”。儘管拜登總統已簽署法案，但美國政府能否如願以償，達到搶奪TikTok股權的目的呢？這中間還存在未知之數。TikTok的CEO周受資已公開表態指，公司必然會上訴到底。他堅稱法案是違憲的。美國的《通信法》的確有禁止外國個人和公司成為美國公共廣播電台或電視台擁有者的法例，但它未必適用於“新媒體”。美國國會認定TikTok是一家由中國控制的電視頻道，然而矛盾的是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卻管不了TikTok這類“新媒體”，所以用現有法例給“新媒體”治罪存有疑點。再者，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確規定，美國公民有權從國外獲取思想、信息以及接觸海外媒體。據聞，TikTok只佔“字節跳動”總營收量和每日活躍用戶人數的一小部分，所以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公司寧可在美國關閉這款應用程式，也不願意賣給潛在的美國買家。實際上，關閉TikTok對“字節跳動”的業務影響有限，公司又不必放棄TikTok平台的核心演算法。這可能是公司最佳的選擇。大選在即 背後或另有盤算概括而言，華盛頓政府指摘TikTok對美國造成多樣的威脅，主要包括“國家安全保障”“數據私隱保護”“經濟和技術競爭”及“文化干預”等，所以扭盡六壬要鏟除TikTok。然而，筆者相信背後另有打算。事關美國總統大選在即，而TikTok擁有1.7億美國用戶，拜登擔心黑客會利用TikTok進行政治干預，影響其選情。 （作者系立法會議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By Wong Kam-faiThe coordinated food security arrangement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the nation and its people. Follow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Water Quality Regional Control Strategy for the Mirs Bay Area, conducted by Shenzhen and Hong Kong in 2003, both parties have consistently evaluated this collaboration, assessed the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control strategies, and devised essential supplementary measures to make further progress i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nd safeguard Mirs Bay.In 2023,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s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under the Marine Fish Culture Ordinance, allocated four new fish culture zones, including Mirs Bay, for mainly intensive operation. Additionally, in the same year, the Shenzhen Marine Development Plan (2023-35) was released, proposing to coordinate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arine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Mirs Bay sea area and islands, and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for co-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land development and sea area utilization in Shenzhen and Hong Kong.In the context of the country’s strategy to develop a strong maritime nation, a State-level marine ranch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Mirs Bay, Shenzhen, to promote th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of the traditional fishing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ustainable ecological fishery industry. As Shenzhen and Hong Kong are connected by the sea, and both are promoting modern aquaculture in Mirs Bay, it is imperative for them to collaborate to devise a comprehensive plan for the preserv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ll of the bay, to unlock its development potential.There is room for enhancing collabo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rs Bay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For instance, there needs to be mor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for expedi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irs Bay between the two cities. Moreover, regarding data flow, the unrestricted cross-boundary exchange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 and materials should be realized to collectively advance Mirs Bay’s development into a modern marine industry. Additionally, the two sides’ strengths have yet to be fully leveraged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Mirs Bay.In light of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to better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the two sides for expediting the rehabili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rs Bay and to achieve mutu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through cooperative efforts i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I mak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The two cities should enhance collaboration based on the Water Quality Regional Control Strategy for the Mirs Bay Area to balance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two sides should not only collaborate to safeguard the ecosystem of Mirs Bay but also work together to harness the potential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ocean power” strategy.To foste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irs Ba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 cooperation framework be established, a joint task force be formed to develop the bay, the scale of sea-based aquaculture be scientifically determined, planning convergence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strengths of both sides utilized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environment and restore habitats, thus avoiding redundant construction and competition, and ultimately achiev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Furthermo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rine industries in Mirs Bay, it is essential to utilize support measures to facilitate scientific research effectively. Thus, in formulating a cooperation framework between the two sid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rs Bay, it is crucial to leverage the excellent cross-boundar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of the Hetao Shenzhen-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Zone in the Lok Ma Chau Loop.This includes utilizing the “white list” system and the dedicated international data corridors.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introducing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related industrial chains in the Lok Ma Chau Loop. This will enable the free cross-boundary flow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 and materials, leading to cost savings and enhanced progress in research and commercialization.It is essential to leverage Hong Kong’s advantag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blue granary” for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The authorities have not only continued to suppo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s fishing industry into a sustainable or high value-added mode of operation, provid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odernized fisheries but also designated land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and 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city. This will attract renowned European marine universities to establish branches in Hong Kong, paving the way for mor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irs Bay “blue granary” .In addition, Shenzhen Dapeng New District i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enzhen Ocean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al Deep Sea Science and Research Center. It is suggested that Shenzhen and Hong Kong deepen cooperation, exchange modern and high-yield aquaculture technologies, and strive for the expansion of ecologically critical species and resource restoration to enhance the biological species and resource volume in Mirs Bay,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lue granary of Guangdong and Hong Kong.The author is a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 associate dean (External Affairs), Faculty of Engineering,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Professional and Senior Executives Association.The views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BAUHINIA MAGAZINE.Source：China Daily

文｜黃錦輝中醫藥的承傳、發展和創新已經成為中國戰略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不僅關乎國家的醫療衛生安全及自主的大局，也涉及到中醫藥在純粹醫療衛生以外的領域，例如創新科技、產業發展、中華文化傳承、國民教育、國際關係、經濟民生等範疇。建立嶺南中醫藥傳承中心本港在2019年正式啟動“中醫藥發展基金”，以促進香港中醫藥界發展及提高業界整體水準。基金資助範疇多元，致力於全方位推動本港中醫藥發展。香港中成藥品牌在內地其實也十分受到歡迎，可是目前辦理相關手續較為繁複且耗時長，讓很多從業者望而卻步。因此，筆者經過與香港“跨界別關注中醫藥聯席會議”等組織的交流，提出以下建議。筆者認為當局可以建立“嶺南中醫藥傳承中心”，從而保留傳統中醫藥流派。政府、院校和中醫業界可考慮整合民間的傳統中醫藥資源，包括人才、古法、民間驗方、臨床經驗以及各醫學派別的獨有理論和臨床經驗，從而在民間高手因年齡關係青黃不接時提供及時支援，避免源遠流長的中醫藥傳統流失，甚至導致民間臨床驗方和功法失傳。此外，中醫藥在本港的傳承基於歷史原因具備獨特性，與內地中醫藥的發展始終存在某些差異。但是，筆者在與“跨界別關注中醫藥聯席會議”討論之後均認為，純傳統中醫藥的延續與當今中醫藥的創新發展可以並行不悖，相互作用，這是香港的獨特使命以及優勢。設互認制度及產學研平台透過在本港設立“嶺南中醫藥傳承中心”，可以加快香港發揮國家中醫藥傳承及國際化的角色，並將兩岸四地的純傳統中醫藥資源和人才結合起來，保留還沒有失傳的中醫藥學派、理論、功法及臨床經驗。國家當前自主建立的中藥標準體系暫未完全與港澳台地區相容對接，各地註冊完成的中藥還需在對方監管部門進行再次註冊。但傳統中藥淵源相同，又同處“一國”，各地中藥註冊制度卻並不互認，這種現象明顯不理想。就此，筆者建議內地與港澳台地區認真商討並制定中藥註冊互認對接的政策措施。同時也應一併檢視現行中成藥註冊制度，包括申請時間、經典名方申請管理等問題，筆者建議制定一套可內部對接的標準體系，這將更易於未來中藥被其他國家所接受，而港澳地區可擔當內地與世界宣傳弘揚中醫藥的橋樑。此外，筆者希望在特定對接機制下，香港註冊中成藥可以毋須在內地再重新註冊，或是可以縮短其在內地註冊的時間及成本，對內地來港的註冊中藥亦然，從而給市民帶來更多選擇。我們可以建立橫跨兩岸四地的中醫藥產學研合作平台，從而促進企業、高校和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共同開展中醫藥產品研發和技術創新。筆者認為當局可讓兩岸四地的高等學府、中醫院、研發機構及產業界一同培訓，滿足發展需要，特別是中醫藥國際化的需要。推動中醫藥保健產業的發展現時中醫藥相關的產品和服務方興未艾，充分顯示市場對中醫藥在治療、保健及健康管理方面的龐大需求，國家人口結構老齡化加速，西醫藥在治療某些疾病方面亦顯得不足，特別是針對慢性病及治療後的副作用和後遺症，中醫治未病，中醫藥保健產品正可填補這個缺口。筆者認為中醫藥發展牽涉創新科技、產業化、知識普及、中華文化傳承等方面，因此建議國家相關部門應積極致力發展中醫藥行業成為大健康產業。 （作者系立法會議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