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錦輝《2020年施政報告》提出多項促進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以及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創中心的建議，其中包括鼓勵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內以科技創業、就業的措施。可是，根據「香港廣東省青年總會」有關香港年輕人在大灣區發展的研究報告指出，85%受訪港青關注區內工資水平，77.4%擔心語言障礙，可見不少港青對大灣區創業或就業仍然存疑。雖然政府在財務上願意施以援手，相繼推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計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就業計劃」，但港青對內地營商環境及工作文化並不熟悉，難免會影響他們北上發展的意慾。《施政報告》第54段建議，在深圳與香港一河之隔的落馬洲河套區推行「一區兩園」，並委派香港科技園公司進駐深圳福田科創園區，承租及管理部分地方，充當「二房東」，協助香港創科企業在港深科技園首批樓宇建立之前提早「登陸」，在大灣區發展。多從事B2B業務 瞄準灣區港廠據統計，在2019年香港擁有3,184間初創公司，合共僱用12,478名員工，估計這些公司必然是「二房東」游說的主要目標，不過，它們在大灣區「人生路不熟」，起步並非那麽容易，尤其是面對「商對客」（B2C）商務，不熟悉內地文化將會舉步為艱。針對以上問題，筆者建議打算於河套區發展的香港初創公司多從事「商對商」（B2B）業務，瞄準在大灣區營業多年的香港工廠為客戶目標，幫助它們提升科技水平，進行再工業化，優化其生產效益。在雙方同聲同氣之下，初創公司提供技術，廠商提供內地市場，兩者協作雙得益彰。事實上，不少在大灣區的香港工廠亦真有此需求，自上世紀70年代，港商皆以「前舖後廠」商業模式在廣東省營運，不少早年開設的香港工廠雖然今天仍然存在，但由於內地經濟環境蛻變，當地生產市場競爭力與日俱增，再加上新冠疫情，港廠的生意已大不如前，部分甚至面臨倒閉的危機，所以它們應該盡快轉型，而這需求可以為大灣區香港初創公司帶來機遇。筆者認為，「二房東」在這方面可大派用場，為初創公司鋪橋搭路，聯繫有需要轉型改革的大灣區香港工廠，為兩者拉綫作「紅娘」。科技園公司當「紅娘」 為初企拉綫與此同時，筆者進一步建議「二房東」可以多走一步，幫助廠商設計個人化的「方案公開比賽」，把廠商的需求和所遇上的困難作為比賽之問題，公開讓有興趣的初創公司提案，然後廠商從中挑選出最佳的方案執行，促成大灣區香港廠商轉型。這做法對於一些已數碼化的工廠較為容易，它們可以利用過往的操作數據，透過「二房東」舉辦「駭客松」（Hackathon）比賽，尋找出最佳的大數據分析結果，以及相關轉型方法。總括而言，筆者認為《2020年施政報告》帶有弦外之音，政府似乎有意對「香港科技園公司」負以重任，期望它們能深化香港與深圳合作，共建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在這目標之下，公司將任重道遠，絕非只是《施政報告》中寥寥幾句所說的「承租和管理部分地方」那麽簡單。（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編輯：嚴駿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文/黃錦輝政府於12月10日晚上靜悄悄地推出《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以下簡稱《藍圖2.0》）。前兩份《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分別於2014年及2017年推出，公布當天政府都有大肆宣傳，今次可能是忙於應付新冠疫情的關係，政府一反常態低調處理。然而，筆者認為政府沒有必要這樣做。《藍圖2.0》第二章提出多項善用創新科技應對疫情的建議，政府可以藉此機會，透過傳媒讓市民對政府在創科防疫和抗疫的工作認識更多，使普羅大眾可以安心。不過，若然政府真要面對傳媒的話，必然會面對如何「清零」、何時落實「健康碼」等與內地人流互通息息相關的挑戰性問題，因此必須作好準備解畫，否則會弄巧反拙。《藍圖2.0》出台 提出143項措施與之前兩份《香港智慧城市藍圖》相比，《藍圖2.0》顯然是較「貼地」，合共提出143項措施，當中約半數（70項）是嶄新建議。這些措施分別涉及「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智慧經濟」6大範疇，以及《藍圖2.0》新提出的「智慧鄉村先導計劃」，每項措施的執行進程也明確地列出，讓市民清楚了解香港智慧城市建設的進度及未來目標。細看其中以下幾項措施最有新意：「智慧政府」範疇中提出了21項新措施，是6大範疇中最多，特別是在政府「科技應用」方面，新建議項目多達19項，當中包括機電工程署、懲教署、水務署、建築署、運輸署等部門的應用。由此可見，政府內部近年正積極進行科技及數碼轉型，務求提高政務的效率。12新措施 提升公共衞生水平「智慧生活」範疇中提出多項「善用創新科技應對疫情」措施。這些措施再於第二章中重複，可見政府對科技防疫及抗疫工作之重視。政府在此組措施中合共提出了12個新建議項目，包括利用科技進行環境清潔及機場清洗、推行街市無現金支付、擴大醫管局HA Go應用程式功能、推動網上法律訴訟等。筆者估計，政府把這些抗疫措施納入《藍圖2.0》中，意味這些並不是短期措施，將會於「後新冠疫情」時代持續應用，有助提升香港未來公共衞生水平及文化。全新推出的「智慧鄉村先導計劃」，是《藍圖2.0》中唯一所有措施都是新建議的範疇。計劃建議在遙遠的鄉郊地方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為當地村民提供生活上的方便，以及保障他們面對不同天然災害時的風險。這做法如同舊區活化，在保持原有風貌的設計目標下，令鄉村賦能增值。另外，筆者估計如計劃成功執行，「智慧鄉村」可以提供予城市人一個舒適的居住選擇，也可以幫助政府紓緩未來住房問題，減輕城市中心人口稠密、過分擠擁的壓力。實際上，「智慧鄉村先導計劃」除可提升鄉村的可居住性，也可以利用鄉村的現場環境，作為不同智慧城市科技的測試點。值得一提的是，在「智慧經濟」範疇下的「推動研發和再工業化」領域中，提出與深圳合作開發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這項目可以是另一個智慧城市科技的測試點。然而，兩項措施的測試重點截然不同：鄉村是既有的地方，城市設計存在一定的局限，所以測試偏重於鄉村的賦能增值程度；而河套區發展是由零開始，當中的城市設計包括科技應用可以天馬行空，所以其測試重點偏重於創意創新。「智慧出行」 助融入大灣區把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2020年施政報告》的重點方向，然而《藍圖2.0》中卻沒有半點落墨。這安排難免會局限香港智慧城市的建設，窒礙它在未來與香港經濟發展同步。筆者希望政府不要輕視這議題，以為疫情之下兩地通關無期，而先把大灣區安排暫時擱置；若然待通關後才作部署，未免為時已晚，切記機會永遠是留給有準備者的。事實上，智慧城市科技在這方面可大派用場，例如在「智慧出行」方面，利用創新科技方便兩地車輛通關；在「智慧環境」方面，在擴大兩地工業生產合作過程中可以減少碳排放；在「智慧市民」方面，促進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創業就業；在「智慧生活」方面，讓在大灣區退休的香港人可以遙距地使用香港醫療服務；在「電子政務」方面，讓移居大灣區人士方便地遙距使用香港政府網上服務；在「智慧經濟」方面，簡化兩地商務交易流程等。再進一步，政府可以與大灣區各城市政府合作推行「大灣區智慧香港村先導計劃」，方便港人退休後回鄉定居。筆者相信創科局選擇於2020年年底推出《藍圖2.0》，並非純粹數字上的巧合，似乎是有計劃地趕搭「尾班車」，爭取原定明年2月公布的《2021-2022年度財政預算案》撥款支持藍圖內143個項目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編輯：嚴駿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文/黃錦輝《2020年施政報告》建議改革高中通識課程，計畫「讓這個科目重新成為學生（1）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2）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3）培養明辨慎思能力、（4）以理性分析當代領域的課題」（見第153段）。筆者認為，通識科高中老師於過去十年一直以來在不同程度上都按照這四項教學目標來施教。儘管教育局曾於不同時段制定通識科課程指引，包括教育局及考評局分別在○七年及一五年發布及更新了《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一三年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通識教育組和考評局聯合編訂了《通識教育科課程與評估資源套》、一五年根據《課程及評估指引》再出版了《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等，老師對指引有着不同的演釋，在設計課程及教案時趨向自由發揮。 由於對指引的理解存在落差，教育局及學校在通識課程及考試的檢測上難以有效執行。大部分老師通常以「當代領域的課題」（包括時下政治化的社會問題）為教材，可是這類問題往往是沒有明確答案的，更甚者答案是模棱兩可。如何去分析及理解這類問題見仁見智，而且非常依賴老師本身的教學經驗及政治中立程度，實際上老師所設計的課程及其教學方法良莠不齊。因此，特首林鄭月娥近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在過去十年香港通識科的教材及考試題目出現不少爭議。客觀而言，基於上述理由這現象的確難以避免。 在另一傳媒訪問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解釋通識科改革之後，課時會減少，學生可以利用多出的時間選修多一個學科或參與其他學習活動。再者，他曾在公開場合指出在中小學教育中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統稱STEM）課程對香港未來發展非常重要，因此局方會持續投資STEM教育，包括資助學校在設備、教材、師資、實習等範疇的擴展。有見及此，筆者建議學界可以好好利用通識改革所多出的時間推行「當代領域STEM體驗式學習」（STEM Experimental Learning for Contemporary Issues）。 例如，「新冠肺炎病毒」防疫是一個典型的當代領域問題。老師可以教導學生（1）以「科學」（S）原理去了解病毒的特徵及其傳播的環境因素；（2）然後利用合適的「數學」（M）模型去模擬病毒傳播的途徑，並從結果中找出影響力最大的；（3）繼而採用「工程」（E）手段，設計出一套有效的方案去追蹤經過這途徑的疑似疫者；（4）最後選擇適當的「科技」（T）來落實方案，並進行成效評估。值得留意的是這學習方法以STEM為主體，科學化地實踐通識課程的知識基礎、多元知識、明辨慎思及理性分析的四大目標。與此同時，學生也會學習設計具體方案及赴諸實踐。這做法可以教導學生建模和分析（Modelling and Analysis）、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及STEM應用。課程可以為未來有意在大學主修創新及科技相關學科的高中學生打好基礎。 學校可以考慮把「當代領域STEM體驗式學習」納入數學科延伸課程M1或M2，又或者編程課程（Coding Class）中。這做法一石二鳥，一方面可以增加M1、M2及編程課程的「軟技能」（Soft Skills）及應用學習層面，另一方面可以適當地取代將被取消的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IES）部分。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編輯：嚴駿來源：星島日報 

文/黃錦輝《2020年施政報告》建議改革高中通識課程，計畫「讓這個科目重新成為學生（1）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2）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3）培養明辨慎思能力、（4）以理性分析當代領域的課題」（見第153段）。筆者認為，通識科高中老師於過去十年一直以來在不同程度上都按照這四項教學目標來施教。儘管教育局曾於不同時段制定通識科課程指引，包括教育局及考評局分別在○七年及一五年發布及更新了《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一三年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通識教育組和考評局聯合編訂了《通識教育科課程與評估資源套》、一五年根據《課程及評估指引》再出版了《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等，老師對指引有着不同的演釋，在設計課程及教案時趨向自由發揮。 由於對指引的理解存在落差，教育局及學校在通識課程及考試的檢測上難以有效執行。大部分老師通常以「當代領域的課題」（包括時下政治化的社會問題）為教材，可是這類問題往往是沒有明確答案的，更甚者答案是模棱兩可。如何去分析及理解這類問題見仁見智，而且非常依賴老師本身的教學經驗及政治中立程度，實際上老師所設計的課程及其教學方法良莠不齊。因此，特首林鄭月娥近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在過去十年香港通識科的教材及考試題目出現不少爭議。客觀而言，基於上述理由這現象的確難以避免。 在另一傳媒訪問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解釋通識科改革之後，課時會減少，學生可以利用多出的時間選修多一個學科或參與其他學習活動。再者，他曾在公開場合指出在中小學教育中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統稱STEM）課程對香港未來發展非常重要，因此局方會持續投資STEM教育，包括資助學校在設備、教材、師資、實習等範疇的擴展。有見及此，筆者建議學界可以好好利用通識改革所多出的時間推行「當代領域STEM體驗式學習」（STEM Experimental Learning for Contemporary Issues）。 例如，「新冠肺炎病毒」防疫是一個典型的當代領域問題。老師可以教導學生（1）以「科學」（S）原理去了解病毒的特徵及其傳播的環境因素；（2）然後利用合適的「數學」（M）模型去模擬病毒傳播的途徑，並從結果中找出影響力最大的；（3）繼而採用「工程」（E）手段，設計出一套有效的方案去追蹤經過這途徑的疑似疫者；（4）最後選擇適當的「科技」（T）來落實方案，並進行成效評估。值得留意的是這學習方法以STEM為主體，科學化地實踐通識課程的知識基礎、多元知識、明辨慎思及理性分析的四大目標。與此同時，學生也會學習設計具體方案及赴諸實踐。這做法可以教導學生建模和分析（Modelling and Analysis）、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及STEM應用。課程可以為未來有意在大學主修創新及科技相關學科的高中學生打好基礎。 學校可以考慮把「當代領域STEM體驗式學習」納入數學科延伸課程M1或M2，又或者編程課程（Coding Class）中。這做法一石二鳥，一方面可以增加M1、M2及編程課程的「軟技能」（Soft Skills）及應用學習層面，另一方面可以適當地取代將被取消的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IES）部分。（文章觀點錦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編輯：嚴駿來源：星島日報

文/黃錦輝 螞蟻集團原定計劃在上海及香港於11月初同步上市。消息一出，兩地股民隨即蜂擁而至，爭相認購，在香港錄得388倍超額，非常火熱。可是在上市前夕，中國四大監管機構（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和國家外滙管理局）於11月2日晚上突然約談螞蟻集團管理層，包括控制人馬雲、董事長井賢棟和總裁胡曉明，之後上海證券交易所及香港聯交所相繼公布暫停螞蟻集團上市的決定。  螞蟻集團暫緩上市，原因甚多，但中國政府不希望人民步美國人「先使未來錢，借貸度日」之後塵，已嚴格管制網絡小微貸業務公司。 兩地星斗股民慘遭一盆冷水，使他們獲利的希望落空之餘，更有不少股民蝕了借「孖展」的手續費，賠了夫人又折兵。 據上交所解釋，螞蟻集團「所處金融科技監管環境發生變化等重大事項」導致集團「不符合發行上市條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同時，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指出，螞蟻集團上市申請被暫緩的決定「是基於切實維護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利益的綜合考慮」。筆者藉本文利用一實際商務案例，解釋副行長所述的「維護論」。 「雙十一」瘋狂購物 消費者易透支 11月11日是阿里巴巴在中國內地每年大力推廣的「雙十一」網上購物節（又稱「光棍節」）。天貓零售購物網站於當天提供超便宜的品牌貨品，吸引內地網民瘋狂消費。據天貓報道，今年「雙十一」的銷售額為4,982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增長26%，紀錄再創新高，阿里巴巴賺得盤滿缽滿，然而其主要收入並非來自零售。 「雙十一」瘋狂購物節無可否認是十分之成功的商業模型，它充分利用貪婪的人性--貪便宜、貪擁有、貪方便。在琳琅滿目、價格便宜的天貓購物網站上，加上背後「人工智能推薦系統」從旁慫恿，令消費者買個不停；當消費者缺錢的時候，螞蟻集團轄下的「花唄」小微貸服務便會自動「大獻殷勤」，提供貸款。申請貸款的手續非常簡單，消費者亦毋須提供入息及身份證明，「花唄」很容易地從「支付寶」帳戶過數。再者，「花唄」也會透過客戶過往的消費習慣分析他的信用，以及判斷客戶可承擔的借貸金額。「花唄」業務是以小微型貸款為定位，所以提供的貸款金額都是目標消費者可以負擔的數目，平均約兩三萬元人民幣左右，消費者抱着一年一次的心態，往往都會欣然接受。 免人民先使未來錢 步美後塵 「花唄」小微貸服務鼓勵中國網民（尤其是年輕網民）先使未來錢。先看看美國現況，使用信用卡購物已是美國國民的日常生活文化，事實上不少美國家庭已是「無卡不行」。根據fool.com針對2020年美國信用卡研究的報告，美國於2020年第一季之流通信用卡約5,100萬張，61%美國人持有一張或以上信用卡，當中平均每人擁有4張，2019年第二季平均信用卡負債額是每人6,194美元；由salaryexplorer.com負責調查的另一報道指，美國人於2020年平均月薪是7,892美元。在如此緊絀的財政狀況下，似乎不少美國人每個月都要借貸度日。 返回國內，第十九屆五中全會就「十四五規劃」及「2035年遠景目標」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水平」的建議，且要「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基於這些大原則，中央政府是絕對不會讓中國人民步美國人「先使未來錢，借貸度日」之後塵。因此，中央暫緩螞蟻集團上市，要求它重新審視及加緊管治其小微貸款業務，是大有理由的。 阿里巴巴轄下公司在「雙十一」各司其職，「天貓」負責提供貨品在網上銷售，「支付寶」負責收錢、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花唄」負責為有需要的消費者提供小微貸款服務，而後兩者是螞蟻集團的子公司。由此可見，「天貓」在上游直接面對消費者，同時亦間接提供顧客予下游兩間公司。在這條網上銷售鏈中，「支付寶」及「花唄」同一命運，其商業模型無客不行，生意十分依賴「天貓」。 螞蟻集團計劃上市後與過百間金融公司合作推出聯合貸款，由於阿里巴巴控制整條銷售鏈，不少想參與的公司都避免得罪阿里巴巴，願意在每次貸款合作個案中接受較低的利潤。 倘螞蟻接受監管 須縮信貸規模 在單筆聯合貸款中，中國銀保監會針對開展網絡小微借貸業務的公司的出資比例不得低於30%，而其餘70%從合作夥伴進行融資，但目前「花唄」業務並沒有達到這要求，反映大部分的貸款資金皆是外來的。如此這般，「花唄」可以無本生利。若然螞蟻集團願意接受政府的監管要求，必須補充資本或收縮信貸規模，否則便不能保證監管合規，不過此舉難免會打爛「花唄」的如意算盤，大大減少集團的收入。 以總體金融制度而言，中國政府已開始對開展網絡小微貸業務公司動用的槓桿率進行嚴格限制，包括非標準形式融資不得超過淨資產的1倍、標準化形式融資則不得超過4倍等。理論上，這些監管措施可以防止類似2008年美國「雷曼事件」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在中國發生。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傳言說螞蟻集團上市被煞停，與馬雲在「2020年外灘金融峰會」的言論有關，說他觸怒了中央。筆者認為國家領導層絕對不會那麼小器，事實上集團所建議的未來金融科技商業模式，難免在內地帶來不可控的金融結構及社會風險，嚴重挑戰中央政府堅持建造全國和諧及穩定社會的大原則。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編輯：潘麗麗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文/黃錦輝《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努力發展經濟，成績斐然，全球有目共睹。今天中國經濟地位全球第二，美國則因此視中國為威脅或「眼中釘」，不擇手段地打擊中國，企圖壓抑中國的發展勢頭。美國從科技上打壓中國最典型的就是打壓華為，從零部件、軟件、應用、市場等方面進行圍堵和打壓，華為沒有被美國壓倒，以超強的遠見和科技貯備，開放合作的方式和姿態繼續為全球提供最先進和安全的通訊服務。美國對華為的打壓不會得逞，對中國的全面打壓和圍堵都終將失敗。2020年10月30日，華為在上海舉行新品發布會，人們在發布會現場體驗華為新款手機（圖：新華社）美反華勢力極力將中美關係推向「新冷戰」局面 美國政府無所不用其極，四處點火，出招打擊中國。例如在雙邊經貿關係方面，美發動對華貿易戰，向中國強徵大額進囗關稅；在航空產業方面，美以防疫為由限制中國航班飛抵美國；在地緣政治方面，美國務卿蓬佩奧混淆是非、挑撥離間，聲稱中國在南海的相關主權權利「完全不合法」；在「新冠肺炎病毒」抗疫方面，美總統特朗普更是惡語相向肆意栽贓甩鍋，稱病毒為「中國病毒」，利用此為藉口妄言要求中方賠償；在科技產業方面，美國更變本加厲，打擊中國，特別以制裁華為為例，拳拳到肉，毫不留情地欲把該企業置於死地。就美國這些無賴霸淩行為，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兩會」一個記者招待會中公開指明，這是美國某些政治勢力把中美關係推向「新冷戰」。美國過去掌握第四代通訊（4G）及互聯網技術，在這條件之下，其經濟發展一飛沖天。不過時移勢易，中國（以中興及華為帶領）的通訊科技近年發展迅速，漸漸在第五代通訊（5G）技術上後來居上並超越美國。美國深知「誰得網絡誰得天下」，因此總統特朗普一上台便馬上連環出招，打壓中興及華為等中國國際通訊巨擘，阻止中國繼續發展5G，避免中國控制全球通訊網絡及經濟市場，威脅其霸主地位。  美國多方位出擊打壓中國 自去年年中，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華為成為美國頭號打擊對象。在美國政府連番煽動之下，多間美國資訊及通訊科技（ICT）公司和組織相繼出招夾擊華為的供應鏈，包括推行生產、軟件、應用及銷售多方面的封鎖措施。一是「生產封鎖」：美國把華為及其相關的子公司納入黑名單，要求美國晶片製造商停止向它們繼續供應生產華為設備所需要的零部件。二是「軟件封鎖」：「谷歌」停止向「華為」提供Google Play 及「安卓」（Android）作業系統支援服務，令華為移動設備在未來無法下載及使用「安卓」應用程式（App）。三是「應用封鎖」：美國以信息安全為理由禁止政府部門採用華為設備，更進一步威迫利誘盟國，促使它們加入抵制行列，擴大全球封殺範圍。例如，近期英國下令要求華為退出國家所有電訊基建項目。四是「銷售封鎖」：美國更妨礙國際市場自由，逼使各國電訊商停止出售華為手機及平板電腦等設備。五是「個人封鎖」：雖然與科技無直接關係，但同樣影響華為的還有孟晚舟事件。華府利用加拿大政府，於2018年12月1日以兩國司法互助為理由，趁華為公司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溫哥華轉機之際將她逮捕。此行為理據薄弱，但加國為討好美國「大佬」而不惜卑躬屈膝，願作其犬馬，並把孟軟禁至今。所謂「禍不及妻兒」，美、加同謀合汙的卑劣舉措難以服眾，更引發涉及中、美、加三國的司法、政治、外交等爭抝。可惜當今世界似乎已經接受了「誰大誰惡誰正確」的歪理，各國政府皆只顧「自掃門前雪」，忍氣吞聲，不願得罪美國，站出來伸張正義。美國如此蠻橫無理的所作所為，實在令人咋舌。 華為未雨籌謀  迎美方挑戰 面對不同層面的封鎖，華為仍然處變不驚，見招拆招。事實上，它們早已有準備，十多年前已開始投放資源於科技研發，近年的研發投資約佔公司每年總收入之15％，2020年公司總研發金額高達200億美元。華為早前分別推出自行研發的「麒麟」晶片及「鴻蒙」操作系統以抗衡美國軟件及硬件供應的制裁。再者，「中國製造2025」、「智慧城市」等國家投資策略，「一帶一路」、「雄安新區」、「粵港澳大灣區」等大型建設，為中國電訊及互聯網產業在區域及內地創造龐大市場，同時亦為華為帶來無限商機。由此看來，美國封鎖中國的戰略算盤未必打得響，反而更可能弄巧成拙，例如截斷美國資訊及通訊科技（ICT）供應商針對華為生產線的訂單、停止美國工商業界提早使用 5G通訊網絡服務、拖慢美國「智慧製造」「智慧城市」等項目的進程。在技術和商務上的封鎖與制裁，其實華為亦可以應付，但面對孟晚舟的「個人封鎖」之粗暴行為，華為只能依法行事，在加國的法律框架之下據理極爭，取回公道。 把技術公開  與環球業界共享 令人出乎意料之外，去年正當中美貿易戰僵持不下之際，華為始創人兼行政總裁任正非突然宣布願意出讓華為的5G技術包括其源代碼予美國及其他國家。任總的決定極之聰明，一舉多得。首先，華為開放源代碼可讓美國親身測試一下其5G技術是否安全，此舉有助釋除美國以至全球對於其5G保安漏洞的疑慮。第二，因為其他國家都可以利用華為5G技術開拓自家產品，5G市場這塊「餅」便會做得更大，各國通訊相關企業均可受惠，而非華為獨肥。第三，華為積極的開放態度令全球對中國企業另眼相看，一反中國私人企業過往在國際市場上封閉的形象。第四，華為擁有全球最多5G技術的知識產權，他們願意把5G知識產權出讓，促使一些在這方面研究較為落後的國家（例如美國）從後趕上，在這安排下有利各國協同，加快全球5G技術發展。第五，若然美國及其他國家願意接受華為5G技術的話，華為便可以避免世界通訊市場出現兩套或以上的通訊制式，而是以中國技術為核心的單一制式標準，這對華為而言較為有利，包括公司可以在國際5G標準上擁有適當的話事權。事實上，華為自2018年已逐漸成為國際5G通訊技術標準的「規則制定者」。華為公開5G技術不單能夠把「餅」做大，更可以把全球5G市場的門檻拉低，令更多企業能較輕易地加入市場競爭，大大增加5G市場的靈活性。在這情況下，華為若然要穩操勝券的話，必須未雨綢繆，最有效的方法是趁美國及其他國家在追趕中國5G技術期間，華為利用先行者的優勢鞏固其市場實力，例如在5G產品上持續推陳出新。如此這般，就算及後美國及其他國家的5G技術日趨成熟時，他們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依然難以與華為相比。尤其是在「智慧城市」、「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等重大國家項目的驅動之下，中國在未來幾年必然會創造大量應用需求，滿載5G商機，這絕對有利華為業務穩步發展。 華為願增加透明度 卻吃力不討好 除了共享5G技術之外，華為也願意增加公司的透明度。例如它於2018年在布魯塞爾開設「網絡安全透明中心」，主要目的是加強華為與客戶、安全專業人士、政府機構及其他行業利益相關者的溝通和協作，從而釋除他們對華為的數碼和網絡安全方案之疑慮。再者，華為在英國運營了20年，目前在英國設有4個研發中心，分別位於伊普斯威奇（Ipswich）、布里斯托（Bristol）、劍橋（Cambridge）和倫敦。這些安排顯示華為是一間名符其實的國際企業，業務遍布全球，並非只靠中國。另外，華為在行商之餘亦不忘參與公益活動，以5G回饋社會，盡其世界公民責任。例如，華為幫助中國移動於4月30日在珠穆朗瑪峰海拔6,500米前進營地建造全球海拔最高的5G基站。加上此前已在海拔5,300米、5,800米建成的基站，中國5G訊號已實現對珠峰北坡登山路線及峰頂的覆蓋。此舉意義重大，有助維護登山者的安全，讓科學家能夠更安全地登山探索及了解世界「第三極」的自然生態。攀登珠峰風險極高，據悉迄今約有4,800多人成功登峰，而途中不幸喪生的登山者超過300人，死亡率大約是8%-9%。可惜的是儘管華為努力地向外界彰顯其獨立性、可靠性及透明度，但卻於事無補，它們仍然被美國視為「眼中釘」，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美國對華為窮追猛打，更毫不掩飾地去遊說盟國（尤期是「五眼聯盟」國家）加入戰線，旨在將華為趕至絕處。歸根究底，它們並非真正針對華為技術所構成的全球威脅，而是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於7月1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蓬佩奧所說的一番話：「華為唯一的錯，就是它是中國的。」  5G市場為中國在中美貿易戰中創造優勢 近年中國政府在全國興建5G網絡，並利用5G技術開發大規模的物聯網應用，積極配合內地「智慧城市」建設。此舉一箭雙雕，既可以提升人民的生活質素之餘，亦可以為中國通訊產業（包括華為）開拓內需市場。以華為移動電話為例，憑著十四億人口的內地市場，在短期內可以抵消公司因中美貿易戰而失去的歐美市場。華為業務在內地起步之後，公司必然會進一步部署國際市場策略，首先從友好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始拓展國外市場。在商言商，當華為生意越做越大，屆時歐美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公司便不想與錢鬥氣，懶理特朗普的威逼利誘，與華為重修舊好。在地球的另一方，美國無論在5G的技術或市場上均較為落後，再加上「新冠狀肺炎病毒」疫情所造成的本土經濟影響，客觀看來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長遠而言中國在「中美貿易戰」中贏面應該較美國為高。不過，這樣的理性分析卻未必適用於美國狂人總統特朗普身上。美國大選當前，有誰人能預測到他會為了拉票而作出什麽出乎常理的行為呢？前車可鑑，觀乎前總統布什在大選前決定攻打伊拉克以拉攏民心，因此大動干戈必然也是狂人特朗普的其中之一個選項。若然他真的如此選擇的話，世界便會更加混亂了！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0年11-12月號第98-101頁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創新科技中心主任黃錦輝表示，香港和深圳可以在不同階段的創科生態鏈上緊密合作 中央政府去年（2019）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加強「產學研」深度融合，即透過建設粵港澳企業、高校及科研院的合作平台，把研究、學習及產業結合，讓大學研究有機會配合產業需求，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便能填補香港在科研產業化方面的不足。 倡集中應用研究領域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創新科技中心主任黃錦輝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本港大學有基礎科研優勢，惟受以往評估機制影響，教師缺乏誘因鑽研應用型項目。他建議政府應加強主導，研發投入上集中「偏斜」於應用研究領域；做粵港兩地共同關心的實用研究，積極參與到大灣區國際創科中心的建設中。 受限於市場和資本等方面的因素，融入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香港創科的機遇和選擇之一。黃錦輝強調，深圳和香港兩地在創科創業各具優勢，可以在建設「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的任務上各展所長。基於科研上「前研後產」的模型，他提出了「深港創科生態鏈」，認為無論是公司、高等院校或科研機構，香港和深圳可以在不同階段的創科生態鏈上緊密合作。 這個創科生態鏈包含上游、中游、下游及出海四個環節。黃錦輝認為，香港的優勢在於「一頭一尾」，即上游的基礎研究和出海將產品國際化以及融資，其中以八大資助院校為首的本港大學，有良好的基礎研究團隊，大多教授都有海歸背景，知識面更加廣闊，他們也擁有外國團隊的脈絡，加上香港生活環境西化，能夠吸引國際知名研究團隊來進行基礎研究。 然而近年在創科研發投入上，香港研發開支僅佔GDP的0.8%左右，而公營研究、即主要由大學主導的比例佔55%，私營比例只有45%。而深圳在私營研究、即以應用為主的研究佔比達90%以上。黃錦輝表示，推動科研成果產業化，構建健康的創科生態，研發開支及私營投入均應有所提高。 公營投入佔本地創科研發投入一半以上，且大學科研項目每年不在少數，為何轉化率低迷？黃錦輝分析，當中存在老師的誘因問題。他說：「本港大學的教師部門每三年左右要被評估一次，在過去十多二十年的評估指標中，我們的指標大都基於基礎研究，論文等，產業化或者說商業化非評估指標之一。」 黃錦輝說，大學研究的主要經費來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按照過往規定，每間大學的經費中，12.5%會被抽出，以鼓勵學校向其他機構，如研究資助局（RGC）申請更多資助。而RGC支持的項目大多數偏向基礎研究，因而促成大學為「搶回」12.5%的經費，聘請更多基礎研究實力強的教授，「所以過去十幾年請的學者，大多只會寫paper（論文），寫proposal。而教師的評估積分最後亦影響到大學未來獲得的研究經費，形成一個就目前而言的惡性循環，因而愈來愈少人從事產品化研究的工作。」 研究兩地共同關心問題 「慶幸的是，現時教師評估指標中，加入了對社會有影響的因素，如social impact和environmental impact等，不是純學術研究的指標，令老師和學生有做應用研究的誘因。」黃錦輝表示，不同於以往的大學定位，社會逐漸將「Entrepreneurship（商業化）」的使命加於大學，在充分延展大學學術自由、包容和支持教授的研究和教學自由基礎上，學校可以有策略性地聘請更多有應用型研究背景的學者。他續指，政府作為八大院校發展和研究支持者，「可以偏斜地投入更多資金到應用研究領域，就如當年向基礎研究偏斜一樣。」 談到粵港兩地科研合作的壁壘，黃錦輝認為，現時在資源、人才流通和合作領域上均略存在問題，比如數據過河、醫療樣本採集困難、學者互訪申請程序仍待簡化等。「要融合就要改變，現時合作研究的評估機制上，需要兩地專家各自評估，再進行合併。大家需求不同，對大環境的認識不一致，評估上亦耗時耗力。」黃錦輝建議兩地高校、科研機構均可研究雙方共同關心的實際問題，使研究在兩地都能發揮應用價值。來源：大公報

早前中共召開十九屆五中全會制定十四五規劃和中國未來30年方向，香港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教授認為，未來中國的會以自主創新作為科技強國的發展方向，香港要配合大灣區發展，與深圳可優勢互補前研後產。點擊這裏一起聽聽黃教授的分析。

文/黃錦輝 政府早在8月已開始為《2020年施政報告》進行諮詢，聽取市民建議，集思廣益，並原定於10月14日公布，但特首林鄭月娥在原定日期前幾天突然宣布延期，令市民感到莫名其妙。之後她率領多位局長北上，拜訪中央、廣東省、深圳市等政府要員。適逢《國家十四五規劃》剛出台，當中「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未來5年發展的重要目標，因此筆者曾預測，特首之行是向內地政府推銷香港所長，並爭取香港與廣州、深圳及澳門「四大中心城市」協同合作，攜手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創中心。  大灣區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發展重點，香港作為其中重點城市之一，必須抓緊機遇，特別是在創新及科技產業領域。 創科園當「二房東」 為港企引路 果然不出筆者所料，本周三（25日）新鮮出爐的《施政報告》，在促進香港與大灣區融合的政策上落墨不少，包括多項與創新及科技產業發展息息相關之建議。 香港政府一直銳意發展落馬洲河套區，計劃開設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據悉，河套區總樓面面積高達120萬平方米，約是香港科學園的3倍，區內將聚焦發展6個優先科研領域：醫療科技、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機械人、新材料、微電子及金融科技。政府預計首批發展的3座樓宇及設施建造工程，最快6年內完工。但「創科不留人」，為紓緩這問題，《施政報告》建議「由香港科技園公司承租及管理深圳福田科創園區的部分地方，讓有興趣開展大灣區業務的機構和企業先落戶深圳科創園區」（見第54段）。 筆者認為「打鐵要趁熱」，透過這政策，香港機構和企業可以盡早在大灣區推銷其創科產品，開展商機。事實上，深圳市近年曾推出多項面向香港創科企業及人才的優惠計劃，可是「大門開了，小門還未開」，使有意申請者摸不着頭腦。是次政策委任香港科技園公司當「二房東」的角色，可以為香港創科機構及企業引路，更可以主動推薦香港科學園內的公司進駐，達至「一區兩園」的無縫連接效果，有利公司拓展大灣區市場。 人才是推動創科的重要資源，因此香港要發展成為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骨幹城市，無疑是需要大量人才的。因此，《施政報告》針對性地推出「傑出創科學人計劃」（見第55段），預撥20億港元支持計劃，為期5年。過去一年由於中美貿戰，歐美多國對中國科技人才都有所避忌，多國政府更不惜對華人工作或學生簽證之申請諸多刁難，令不少傑出人才被拒諸門外，可說是無用武之地。有見及此，筆者認為「傑出創科學人計劃」來得合時，可吸引全球傑出創科學人（包括曾被拒簽證的華人學者）來港發展，有助增強香港創新及科技團隊的能力。 吸全球傑出創科學人 增強港團隊 另外，《施政報告》亦提出，政府會資助在香港和大灣區內其他城市有業務的企業，鼓勵它們創造400個科技職位，以提升青年就業機會（見第56段）。這政策要求受惠的青年在18個月內必須有一半時間在大灣區工作，讓他們親身體驗大灣區創科工作環境，從中發掘發展機遇。有傳媒報道指，不少香港年輕人對內地的認識膚淺，抗拒到大灣區工作，因此筆者認為，《施政報告》中所建議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可派用場。 人才赴灣區 港為他人作嫁衣裳？ 大灣區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發展重點，香港作為其中重點城市之一，必須抓緊這機遇，特別是在創新及科技產業領域。《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方便香港企業及人才到大灣區發展的建議，有傳媒擔心一旦落實，受惠者可能一去不返，香港便會為他人作嫁衣裳，大大吃虧。 筆者認為他們是杞人憂天，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是個充滿活力的國際城市，居於香港的人經常出出入入，不少港人在外國逗留多年後，選擇回港定居，也有不少港人在香港居住多年後選擇移民外地，筆者亦曾在歐洲居住過16年，才回港發展。 因此，年輕人到大灣區工作後決定留低，正常不已；同樣地，大灣區傑出創科學人留在香港也不足為奇。總而言之，只要香港欣欣向榮，社會及經濟持續發展，盡管香港人口結構有轉變，大家也毋須太介懷。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編輯：潘麗麗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隨着美國將會換總統，中美緊張關係會否稍有緩和。香港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教授認為，中美關係錯綜複雜換總統後仍會明爭暗鬥，而針對中國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政策會改變，一起聽聽黃教授分析。 詳情請點擊 編輯：潘麗麗来源:《灼見財經》(20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