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權研究會於4月9日發表《美國對外侵略戰爭造成嚴重人道主義災難》報告，指出美國一直自詡支持人權，並時常借此旗號對外動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在世界不同地方發起超過200多次大大小小的武裝戰爭，大多都是美國一意孤行的侵略行為，當中軍人及平民百姓死傷無數，造成各地嚴重財物損失、家破人亡，慘不忍睹。再者，美國除了大動干戈之外，亦發起過多不勝數的經濟侵略戰爭，其災難性與武裝戰爭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發展強勁引美國猜忌 自二戰之後，美國一直視中國崛起為隱憂，所以不斷地拉攏盟國，挑起地緣政治紛爭。據報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於2010年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然而，中國經濟發展非常迅速，近日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BR）指出，中國於2028年將會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當然心知不妙，所以在過去二十多年華府一直無所不用其極，透過不同戰略，企圖阻止中國後來居上，爬頭充當「經濟一哥」。因此，美國長期視中國為眼中釘，這是不爭的事實。 2003年美國帶頭與盟國以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為由，繞過聯合國安理會的反對決議，單方面對伊拉克實施軍事侵襲。然而，事件直至今天美國還未能找到任何證據，可是戰爭已導致超過10萬伊拉克人死亡。時任英國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更於2016年公開承認當年英國攻襲伊拉克是犯了大錯，並指出當時美國所謂的殺傷性武器是未經確實的。結果伊拉克戰事令美國被全世界人責罵，其「人權使者」的光環也大大褪色。前車可鑑，美國自此採用迂迴的戰術，聲東擊西，透過國際傳媒，大打「開口牌」，公然出手打擊中國政府及企業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筆者質疑美國的行為的成效，並且認為該等行為勞民傷財，損人不利己。 退出「氣候協議」推卸國際責任 2009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中美兩國在未來10年（即2010至2020年）的碳排放量的問題上各持己見，爭拗激烈。原因是碳排放是工業生產所造成的，因此限制碳排放量變相限制工業生產量，此建議對中國發展不利。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國只是想藉此機會，企圖拖垮中國經濟發展。最後，在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強力推動之下，美國、中國、巴西、印度及南非於會議最後發出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聲明。矛盾的是美國「只許自己放火，卻不准他人點燈」。2017年中國支持「巴黎氣候協議」，不過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卻以「阻礙美國經濟發展」為理由退出協議。 特朗普任美國總統時，中美貿易摩擦加劇。2018年，特朗普以中國進行「不公平貿易行為」，導致美、中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以及強迫技術轉移到中國為藉口，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徵收25%的額外關稅。中國商務部推行反制措施，對價值340億美元的美國輸華商品徵收25%的額外關稅，其中包括美國向中國出口最多的貨品──大豆。中美貿易戰已進入白熱化階段，關稅戰至今還未平息，實際上雙方兩敗俱傷，美國並無佔到太大便宜。自2019年起，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多番打擊中國通訊科技公司，包括對華為窮追猛打，指華為設備洩露用戶個人私隱，禁制美國晶片生產商向它提供先進晶片，強行打擊華為的產品生產線。 新冠肺炎全球肆虐，美國乘機造謠，誣衊中國為病毒的發源地，目的是製造仇恨，使世界各地針對中國，停止與中國合作。但美國反而因拒絕與中國在抗疫事宜上合作而自食其果，導致自己成為疫情重災區。2021年，拜登總統上台，中美摩擦並沒緩和。美國以中國在新疆出現人權問題，借口挑起爭議。多間歐美國際服裝品牌生產商宣布抵制新疆棉花，例如瑞典H&M、德國愛迪達（Adidas)、美國耐克（Nike）等，卻換來中國人民罷買的抵抗。美國的目的，是打壓中國的紡織業和出口業，進一步針對中國經濟急速發展。這一招表面看來是人權問題，其實是經濟問題；既看似是經濟問題，其實又是社會問題。如果美國能夠摧毀新疆的支柱產業，便能在當地製造大規模失業，如此這般便能達到美國搞亂新疆的目的。 新疆越亂，對美國來說就是個打倒中國的好機會。可是疫情下歐美服裝品牌無法在中國市場暢銷，另一方面歐美服裝產品不再採用價廉、高質的新疆棉，無疑大大提高成本，直接影響利潤。所以美國在新疆棉花爭議事件中可算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頗為失敗。 以上各種爭端，其實都是與美國以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為理由誣害伊拉克的陰謀詭計同出一轍，目的是置對方於死地，繼而獨攬全球大權。 美國又透個不同平台支持「佔中」、「五大訴求」、「港獨」等反中亂港活動，企圖利用香港特區存在的維護國家安全漏洞，製造動亂。所以，中央政府去年制定香港國安法，協助香港止暴制亂；今年再進一步推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理順香港行政立法關係、堵塞香港維護國安的漏洞之外，更把面臨脫軌的香港拉回正軌，重新出發。（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來源：文匯報

復活節五天假期中，很多市民都與家人和朋友外出歡度節日，小朋友當然特別開心，筆者也不例外，應朋友邀請參加了一個別開生面、非傳統的「彩蛋暗裏尋」活動。活動是由一家社企（「黑暗中對話」）舉辦，讓參與者在黑暗中尋找復活蛋，目的是讓他們體驗失明人士的日常生活模式，極具教育意義。 活動開始之前充滿神秘感，參加者在視障人士的引領下進入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密室，進行約一小時的尋蛋活動。筆者在進入密室之前戰戰兢兢，不知將會發生甚麽事情，會不會像樂園的「鬼屋」般，突然會跳「殭屍」，結果出乎意料，感覺良好，可以應節地尋找到多隻復活蛋之餘，亦能深深感受到失明人士每天所遇到的挑戰。  特別令筆者注意的，是活動背後採用了不少資訊科技。失明人士對聲音特別敏感，可以憑聲音洞悉四周環境，從而判斷其所在之地，以及如何反應。密室內設置了不同的模擬場景，每一景點都有不同聲音，例如公園內有雀鳥、遊人等聲音。這些模擬聲音透過三維度（3D）音響設備，很清晰地輸送到全黑密室中每個參與者的耳中。除此之外，設計師更加入了一個維度的訊息，利用「物聯網」（IoT )的技術，如自動操控花灑，以創造第四維的感覺，讓參加者了解到周圍出現的事與物，例如在大浪旁邊水花濺灑到參加者身上，使他們的感受如同親歷其境。  再者，在模擬觸覺方面，設計師利用一般用作編製凸字盲文的立體凸圖熱力打印機技術，來製造復活蛋，讓參與者在黑暗中可以很容易辨別，增加尋找彩蛋的滿足感。  隨着全球電腦和資訊科技急劇發展，「數碼鴻溝」問題變得愈來愈嚴重，當中失明及低視力人士的科技障礙，更是首當其衝。據了解，今天全球約有四千多萬失明人士及兩億多視障人士，因此，研發失明和低視力人士的支援科技，是不少國際跨國科技企業所十分關注的議題。有見及此，筆者建議除了上述活動中提及的資訊科技之外，「黑暗中對話」團體未來可以加入更多先進技術，進一步豐富大眾對視障的了解及體驗，也可將之推廣至全社會，助視障者克服障礙。例如：  一、「人工智能視覺」（Seeing in AI）應用程式。低視力人士只要把手機鏡頭對着物件，程式便可以透過語音向他描述情景；  二、聲音景觀(Soundscape) 系統。利用用戶所在地的環境信息，製造「語音地圖」（Audio Map），為用戶導航；  三、「凸字觸摸屏幕」（Braille Touch Screen）。讓低視力人士可直接在電腦上閱讀；  四、低視力人士透過「人工智能眼鏡」可以識別面前的物件，包括利用人臉辨識技術識別出現在眼前的人士；  五、室內場地（如商場）利用iBeacon通訊技術以分布式建設大規模的「物聯網」，提供「導盲」服務。  宏觀而言，「智慧城市」建設全球大行其道，目的是善用創新及科技去整合城市的設施和服務，提升資源運用的效率，從而優化城市管理，以及改善市民的生活品質。香港政府亦於二○二○年十二月十日公布《香港智慧城巿藍圖2.0》，在藍圖的規劃之下，筆者希望未來的香港智慧城市，能夠達至廣泛數碼多元化和包容性，創造一個無障礙的生活環境，好好照顧香港約十八萬的視障人士及其他弱勢社羣。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來源：星島日報

中央政府於2020年底發表《2019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顯示在「十三五規劃」期間，國家研發經費投入總量每年遞增，2019年達至22,143.6億元人民幣，比前一年增加了12.5%，投入為GDP的2.23%，接近歐盟平均水平。總體而言，盡管過去5年環球經濟充滿不穩定因素，「十三五規劃」科技篇基本上全面達標，令科技工作者鼓舞。 中國大型科學項目 獲突破性成果 中國在科學探索工作上一直默默耕耘，「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嫦娥五號」月球探測器、「奮鬥者」載人潛水器等大型科學項目取得突破性成果，全球矚目，而應用科學方面的成就也不遑多讓：在醫療方面，「方艙醫院」是新冠肺炎病毒爆發期間特別設計的臨時醫院，由一系列具有不同醫療或技術保障功能的方艙組合而成，在抗疫工作中大派用場，令國家能在很短時間內把疫情控制；在環保方面，完成污染防治的階段性任務；在保育方面，加大生態保護和建設的力度，包括長江、黃河、海岸帶等重要生態系統。 另外，政府大力推行數碼經濟，網上購物、在綫學習、居家辦公等數碼應用在去年疫情期間被市民廣泛地使用，國內外市民均獲益不淺。 在國際不明朗的大局下，中國近年在推行各項科技發展任務的過程中挑戰重重，不過中央政府並無半點鬆懈，堅持把任務做到最好，成效全國產、學、研各界有目共睹。與此同時，政府也不忘從過程中學習，找出工作不足之處，經分析後提出改善措施，為未來「十四五」科技工作鋪路，務求達至精益求精。 醫學界在疫苗研究工作上亦屢創佳績。疫苗除了能夠供給國民接種之外，中國更無條件地與其他國家分享，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新冠病毒全球肆虐，全球領悟到病毒可能與人類永遠共存，無法消滅，因此抗疫工作是持續不斷的，並且是全球性的問題，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可以獨善其身。中國一直倡議世界各國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疫苗研發工作上願意與國際合作，分享成果，共同抗疫，這也是「十四五規劃」的重點任務。 促數碼經濟發展 完善管理制度 促進數碼經濟發展同樣是「十四五規劃」的重點。然而，從傳統實體經濟轉化為創新數碼經濟，牽涉不少非常態的考慮，殊不容易。過去幾年社會環境因素對中國推行數碼經濟是有利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間，例如很多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為了維持社交距離，實施彈性上班、家居辦公等安排，充分體現「智慧辦公室」的便利。又例如，「點對點網絡借貸」（P2P Lending）以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及共享經濟（Shared Economy）模式，大大提升金融商務效率。 但數碼經濟引發顛覆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衝擊傳統市場體制。以數碼金融領域為例，不少金融服務是由科技公司主導。創新科技無疑可以加快交易效率，但加速之餘企業也不能罔顧既定的治理規則，可是這類錯配的情況經常發生，在操作上構成莫大風險，導致用戶無辜蒙受損失。「十四五規劃」期間，中央政府將「着力提升發展質量效益，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首當其衝就是完善數碼經濟管理環境及制度，觀乎去年底螞蟻集團上市被煞停，便反映出國家在這方面的決心。 美打壓不斷 令華更重科技自主 中美貿戰近年如火如荼，美國政府不停出招打壓中國，加徵關稅、斷供先進芯片、禁止提供前沿科技等，打壓手段層出不窮，中興、華為、中芯國際、數字跳動等華資跨國巨擘皆是受害者，被嚴重打擊。美國的霸凌行為，令中國更深刻地體會到科技自主的重要性，必須自己親手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絕對不可把「卡脖子」技術假手於人。因此，「十四五」提出「制定實施基礎研究10年行動方案，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方向。李克強總理在「兩會」所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重點要求國家科研人員「以『十年磨一劍』精神在關鍵核心領域實現重大突破」。 筆者認為，本文針對國家科技發展方向的分析，會對香港科技工作者有一定幫助。再者，在港區國安法的保障之下，完善選舉制度的工作即將落實，香港社會便會回復安寧，經濟逐步復甦，屆時香港產、學、研各界可以集中精力，朝着「十四五規劃」的目標，深化與內地科創合作關係，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中國在科學探索工作上一直默默耕耘，多個大型科學項目取得突破性成果。圖為「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新華社資料圖片）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文/黃錦輝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修訂，筆者對此表示支持，希望政府盡力向公眾進行解說工作，盡快啟動立法程序，讓接下來多個選舉可以有序進行。筆者特別留意到，新選舉制度反映了對科技創新的重視，也顯示創科對香港未來發展的作用會加強。  新制度之下，選舉委人數會由現時的一千二百人增加至一千五百人，由五個界別組成，其中之一是專業界。原本的專業界會改為由十個界別組成，包括新增的科技創新界，取代現有的資訊科技界。在組織結構方面，科技創新界別在選委會中佔有三十席，半數會在「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香港院士中提名產生。這些院士都在科學或工程學界中成就顯赫，是備受國家及國際肯定的專家教授，例如香港大學前校長及微電子學專家鄭耀宗教授、中文大學前副校長及有機化學專家黃乃正教授、科技大學副校長及神經生物學專家葉玉如教授等，由他們擔當選委會委員之職，乃實至名歸。其餘十五席委員由科創界合資格團體選民選出。  在立法會議員選舉方面，議席會由現在的七十席增加至九十席，其組成亦被重新安排，在現時「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兩個分組中，加入「選舉委員會」，合共三個分組。而三組在九十個議席中的分配比例為「地區直選」二十席、「功能組別」三十席及「選委會」四十席。「功能組別」的三十席中，包括一位「科技創新界」議員。「科創界」議員將由合資格團體選民經選舉產生，各界別的合資格團體選民由法律規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機構、組織、團體或企業構成。  筆者認為「專業界」議員與「地區直選」議員的性質大大不同，他們必須是其所屬界別的專業人士，不然在議會中便很難起到其專業作用。由於合資格專業團體在自己界別的人脈網絡認識最深，而且充滿熱誠，這選舉安排必然會更有效地選賢任能，找出一位能為政府和科創界作出貢獻的專業議員。與此同時，此安排也可以堵塞以往立法會專業界別選舉出現政治凌駕專業的漏洞。  有業外人士也許以為「資訊科技界」改為「科技創新界」，只是更換名稱而已，換湯不換藥，改變不大，其實不然。首先，「科技創新」比「資訊科技」的應用範疇更廣泛，前者除了物理科學技術之外，也涵蓋生物科學的技術，以及兩者的合併技術，例如與醫療有關的科技，己是香港各大學的重點研究領域，特別在抗疫期間，這些科技更加大派用場。  再者，香港在未來科技策略方向要有所改變，會一反創新及科技常態，改為以科技推動創新。換言之，政府會更加着重科研，鼓勵發明，創造新經濟。這一點反映，無論在選委會或立法會，「科創界」委員和議員均舉足輕重，因此選拔他們的機制不能馬虎，不是單靠民選方法可以選出來的。  另外，從宏觀科技經濟發展角度看，筆者認為中央的修訂是深謀遠慮的，讓香港有更多機會發揮其科創專長，參與國家未來發展工作，為包括港澳大灣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一帶一路等大型計畫作出貢獻。  由此可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科技創新能力是絕對肯定的。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來源：星島日報

文/黃錦輝 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在新選舉制度實施之後，未來的立法會議員必然愛國愛港，他們的首要任務是要把立法會撥亂反正，讓議會運作回復正常，集中精力為市民服務。在「後疫情」期間，重建經濟民生是香港當務之急，需要行政立法互相配合。 因此，在新選舉制度下的立法會，需要更多專業人士為政府出謀獻策。立法會可擴充來自專業界別的議員數目。對此，筆者建議如下： （1）保留功能組別中的9席，包括法律、會計、醫學、衞生服務、社會福利、教育、工程；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以及資訊科技界。 （2）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提出擴大立法會議席，由現在的70席增加至90席，並重新安排其組成，由現在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兩組，加入選舉委員會變成三組。 三組在90個議席中的分配比例，正是近日城中熱話，建議方案包括30/30/30；20/30/40；20/20/50等地區直選/功能組別/選舉委員會比例，至今未有定案。 新制度決定把選委數目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由5個界別組成，包括（一）工商、金融界；（二）專業界；（三）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四）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五）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 假設均衡分配，那麽專業界便有300人，佔選委之20%。若以此比例，來自選舉委員會的議員，有20%也來自專業界的話，30/30/30、20/30/40、20/20/50組合便分別為立法會增加6、8、10席專業人士，總數為15、17、19席。 香港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城市，區內其他城市已陸續復工復產，再加上國家刺激內需之下，經濟已持續回復至疫前的狀況，香港的重建絕對不容怠慢，不然的話便會進一步被拋離。 新一屆立法會增加專業界議席，對香港發展百利而無一害。愛國愛港的專業界立法會議員有能力有承擔，協助香港盡快走出陰霾。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來源：文匯報

文/黃錦輝 隨着流動電話全球普及化，電話騙案亦愈來愈猖獗，香港也是重災區。近年本地電話騙案的犯案手法普遍使用「猜猜我是誰」及「假冒官員」，騙徒要求接電話者猜測他的身分，一旦受害人作出回應，騙徒隨即冒充受害人的親友進行詐騙。利用「假冒官員」手法的騙徒會冒充政府、物流公司或其他公私營機構的職員，訛稱受害人牽涉內地刑事案件，然後再轉駁至冒認內地官員的同黨進行詐騙。  筆者也曾經間接遇過「假冒官員」騙案。近來因為疫情關係，不少非本地大學生被迫留在香港，有一位內地博士學生在宿舍收到內地疑似「公安」來電（顯示號碼86110)，說他在北京的銀行帳戶被盜用，要求他立即轉錢到內地某戶口。由於對方知道他的電話、內地身分證及銀行戶口等號碼，該學生差點信以為真，幸好學生即時找到筆者並及時報案，事件才沒有進一步發展。  香港電話騙案與日俱增，警方於去年一月至十一月共錄得一千多宗電話騙案，較前年同期升。當中有高達九成案件涉及金錢損失，金額超過五億元，比同期增長約四倍之多。錄得的大部分電話騙案多涉及香港境外來電，當中亦有一些個案是由本地預先付款的流動電話儲值卡打出。  政府因此建議推行「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計畫，並於一月二十九日為計畫中的「實名登記制度」進行公眾諮詢。這制度直接影響資訊及通訊科技商業運作，不少業界及專業團體提出了建議。  在電話詐騙中，電話儲值卡主要提供「人對人」（P2P）服務，詐騙是透過通話或短訊操作。然而，儲值卡在「智慧城市」中不只是「人對人」的應用，今時今日「人對機」（P2M）及「機對機」（M2M）應用滿布全球。在「人對機」應用中，儲值卡常被用作WiFi設施，例如在港鐵為乘客提供大流量免費通訊服務，這類應用實際上毋須實名登記。另外「物聯網」是典型的「機對機」應用。在「智能家居」中萬物互聯，大廳中的冷氣機會因應室內氣温而自動調校，這操作牽涉到冷氣機和温度計透過各自內置的儲值卡互通信息。  與「人對人」通訊相比，這兩種應用所用的儲值卡並不需要電話和短訊功能，它只需要純數據功能便可。因此，業界建議把純數據卡豁免實名登記，避免窒礙本地「人對機」及「機對機」商務的發展。  據政府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資料，截至去年三月本港公共流動服務用戶數量多達二千三百萬，滲透率達人口的百分之二百七十五，即平均每名市民有兩至三個流動電話號碼。基於此，新制度建議每名客戶擁有三張儲值卡的限制，但業界認為這上限不適合工商業界。  在今天數碼經濟時代，手機應用程式五花八門，軟件工程師開發程式需要利用不同型號的手機測試軟件，他們會擁有多張電話卡。因此，業界建議新制度不設上限，彈性處理以公司名義作登記的電話儲值卡數量。  新制度以兩階段推行，持牌者於首階段需在規例生效後一百二十天內建立實名登記系統及相關數據庫；於次階段，在之後的三百六十天內，為現有儲值卡用戶進行實名登記。業界認為由於實名登記系統涉及個人私隱，開發不宜輕率，必須經過反覆測試，盡量減低風險，所以首階段時間太迫切，建議延長為二百七十天。  總言之，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普遍同意「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認為實名制有助打擊電話騙案，提升通訊安全，然而政府在落實新制度時 必須加倍小心，應從數碼化時代的實際運作作考慮，避免窒礙業界發展。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來源：星島日報

文/黃錦輝 科技創新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重要主題和重點發展方向。香港需要發揮其獨特地位與優勢，推動與世界頂級的科研機構和人員的合作，瞄準科技和產業前沿進行研發，力爭取得世界級的研發成果，並促進後續的科技成果轉化。這對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支持國家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為充分發揮香港優勢，攻克「卡脖子」技術，推動大灣區科技成果轉化及產業發展，筆者認為有幾件事必須努力做好：  首先，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的大型科研機構。目前，建立大型科研機構已經成為了全球趨勢，為長期和大規模的前沿科研合作提供一個穩定的平台，以及充足的資金支持，這不僅有利於吸引國際頂尖的科技人才，還可以為博士後研究員提供職業發展路徑。除了美國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成立的布羅德研究所、英國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成立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外，清華大學與中國科學院也在去年共同建立了北京雁棲湖應用數學研究院，並由著名科學家丘成桐院士出任院長。  依此模式，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可共同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的大型科研機構，理想地點是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這有助匯聚國內外頂尖人才，集合高水平科技創新資源，為攻克技術難關、掌握核心前沿技術積聚力量，也有助進一步強化產、學、研合作，憑藉與深圳接壤的地利優勢，園內可完成產品研發、產品設計及測試等，深圳再進行原型製作和大量生產，加速進入龐大的內地市場。  第二是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科技成果轉化合作機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創新機制、完善環境，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成果轉化基地」。去年出台的《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內容也正包括了建立科技成果決策盡職免責機制等政策創新。香港可借鑒深圳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創新，提高專利權和授權許可政策的靈活性和自主性，先從獲得中央財政科技經費（即「資金過河」）的項目開始，授予研究人員購買專利所有權的優先權，並增加研究人員獲得專利使用收益的作比，從而推動國家級成果能更順利轉化。同時，放寬校外執業的相關規定，允許研究人員有更多時間從事校外專業活動，例如臨牀服務和顧問工作等，賦予研究人員更大的空間進行科研成果轉化。  第三是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建立香港研發中心的分支，充分發揮兩地的協同效應。位於大灣區東部的深圳、東莞和惠州，在電子信息、通訊設備、石油化工方面有優勢；中部的廣州、中山和珠海，在生物醫藥、智能製造、高端裝備方面有優勢；西部的佛山、肇慶和江門則在家電製造、汽車製造、海洋工程方面有優勢，而香港的研發中心可以與內地各城市的優勢產業對接，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規模量產。香港的研發中心可以通過在大灣區內城市，建立上述研究業務的分部或實驗室，加強與內地龍頭企業的合作，連接香港的大學和內地企業，推動產、學、研三方合作，善用大灣區內部的製造技術、人才儲備、政府政策等各項支持。  香港如能研發一些國家急需的顛覆性技術、核心技術（例如第三代半導體）作為突破口，發揮基礎研究的優勢，與內地城市各展所長，努力形成若干主打產業，不僅能有效帶動本地的高端就業，形成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對國家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把握機遇及科技自立自強，更是十分重要。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來源：星島日報

文/黃錦輝 每年的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簡稱兩會）全球觸目。今年十三屆第四次會議於3月4日至11日在北京舉辦，各國傳媒尤其關注中國在過去和未來一年中央政府的工作，都爭相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3月5日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 過去兩年新冠肺炎病毒全球肆虐，中美貿戰不斷升溫，造成世界經濟動盪，各國政府都遇上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也不能獨善其身。中央政府自2019年底新冠肺炎爆發以來面對各種突然其來的難題，憑着緊韌的毅力迎難而上，一方面要盡快控制疫情，另一方面要穩定國家經濟及社會民生，工作殊不容易。因此，於2019年底及2020年初期間，政府的重點工作是防疫抗疫，政府不計成本，抱着「一個都不能少」的信念，挽救國內每一條寶貴的性命。 中央政府於2018年推出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等「六穩」的經濟方針，但2020年因應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確性，再推出「六保」的任務，政府把2020年工作的定位調整為「以保促穩」，旨在維護國家市場的基本面，設法復工復產。踏入2021年，疫情開始受控，今年政府工作的目標集中在「穩中求進」，包括創造內需，刺激本土經濟，利用國內經濟循環為主體，推動國外經濟循環的「雙偱環經濟戰略」。 李克強總理回顧去年中央政府的工作。在極度不尋常和不穩定的情況之下，政府仍然可以達到預期的目標，值得全國人民鼓舞。去年中國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2.3%。概括而言，《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重點如下： •政府投放超過2.6萬億元人民幣為市場減負，幫助中小微型企業舒困，包括透過降低稅收及減輕行政費用等手段。與此同時支持銀行推出低息貸款，並接受商企延期還本。措施令市場主體在困境之中仍然保持一定的活躍程度。 •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創造就業崗位，效果顯著，城鎮新增就業1186萬人，失業率降低至5.2%。同時，廣泛開展在線辦公、綱上購物、電子支付、無接觸配送等商務。 •打好三大攻堅戰。在扶貧方面，去年5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包括最後一批551萬農村貧困人口。在環保方面，完成污染防治的階段性目標。在保育方面，加大生態保護和建設的力度，包括長江、黃河、海岸帶等重要生態系統。 •深度改革開放。推進「放管服」改革，促簡政放權，加強監管，優化服務，提升管商環境條例。為開放市場作好準備，政府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及完成了《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促進科技創新。中央政府於2020年底發布《2019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報告顯示在十三五期間國家研發經費投入總量每年遞增，2019年達至2.2萬多億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2.5%，投入為GDP的2.23%，接近歐盟平均水平。例如，「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嫦娥五號」月球採測器、「奮鬥者」載人潛水器等大型項目取得突破性成果。 •保持社會穩定。強化社會治安，掃黑除惡。積極推行數碼化政府，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院（簡稱「兩高」）所發表的工作報告中有關完善數碼政務的效率。 中央政府過去5年的工作基本達到「十三五」所定的目標。面對「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總理在兩會發表《政府工作報告》時，列出2021年的政府重點工作。在政治體制發展上，總理特別指出，「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過去兩年香港社會動盪，本地市場一落千丈，經濟陷入谷底，筆者希望讓所有政治問題平息之後，香港能盡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積極參與國內經濟偱環重中獲力之餘，亦利用自己國際金融和創科中心的優勢協助國家拓展國外經濟。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榮譽會長來源：信報

文/黃錦輝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意義重大，是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具體措施，充分體現「一國兩制」的初心，切合香港長遠發展的核心需求，越快落實越好。 「政通則人和，家和則萬事興」，過去幾年，因為一些反對派議員無所顧忌地擾亂立法會秩序，用盡各種方法「拉布」，導致很多重要的議程無法確定、工程無法撥款，香港經濟發展幾乎癱瘓，甚至危害到國家安全。在當前香港發展的重要轉捩點，完善選舉制度、堅持「愛國者治港」，才能讓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長期穩定。 中央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實行「愛國者治港」，並非一朝一夕的決定，是全面考察周密部署的。早在港澳辦改組升格時，就體現了政府堅定不移的維護香港安全穩定的決心；針對當年的「黑暴」事件，2020年通過的香港國安法，打造了一張「護身符」，遏制了破壞分子的囂張氣焰和惡劣行徑，香港隨之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 中央以「三步曲」推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工作。首先是「定調」，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夏寶龍主任在2月22日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辦的研討會中，已清晰說明「愛國者」的定義。他指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一論述為保持香港長治久安指明了方向。同時夏主任也詳細闡述了「愛國者治港」的定義和重要性，以及為了選擇有責任、有擔當的「愛國者」，需要設立一個規則來選擇合適的人。第二步是「定原則」，是次人大會議作出九項原則的決定。第三步是「定法律」，人大決定規定香港應當依照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後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香港有關法律，以及依法組織、規管相關選舉活動。 全國人大會議的決定中，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選舉委員會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有關資格審查制度機制是需要盡快建立和健全的，參選者資格審查的規則要讓所有候選人和資格審查委員清晰明確，保證選舉公開透明。決定中還規定香港立法會議員由70人增至90人，這一點我非常贊同。我建議在選舉立法會議員時，在愛國的大前提下，讓更多具備專業背景的人士參與進來，同時增加年輕人在議會中的佔比。這樣既可避免立法會開會討論專業議題時，無法獲取專業意見和建議，也可以解決議員年齡斷層、青黃不接的問題。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榮譽會長來源：文匯報

文/黃錦輝透過「車聯網」，「城市大腦」可實時了解自動車與城中萬物的位置及動態，以致能完全自動駕駛，以及優化其出行效率。（中新社資料圖片） 「無人駕駛汽車」是「智慧出行」的願景。顧名思義，它的目標是提供自動駕駛服務。「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把自動駕駛分級：等級0（L0）是「人工駕駛」；等級1（L1）是「輔助駕駛」；等級2（L2）是「部分自動駕駛」；等級3（L3）是「有條件自動駕駛」；等級4（L4）是「高度自動駕駛」；等級5（L5）是「完全自動駕駛」。 分類條件是基於人與車在（一）「駕駛操作」、（二）「周邊監控」、（三）「接管」等功能上的分工，以及（四）「應用場景」的需求，例如L3類別的汽車在頭兩個條件中是車輛控制，而第三條件是駕駛者控制，而自動駕駛是在限定場景中進行。 以L3自動車為例，駕駛者（人）在適當場景及條件允許下，可以讓車輛自動駕駛，例如在車流暢順、路標及提示綫明顯的高速公路上。在該場景中，駕駛者啟動了汽車自動駕駛模式後，一般便不需介入控制，車輛能夠自行轉彎、換車道與加速等，但駕駛者的注意力卻不能完全鬆懈，因為當車輛遇上道路模糊不清、突發意外，或自動駕駛的路段（場景）已經結束等情況，車輛便會把駕駛控制轉交駕駛者。所以駕駛L3自動車時必須經常保持注意力，切忌途中打瞌睡。 城市大腦 大數據分析實時交通 現實中，L3及L4混合的自動駕駛在美國特定高速公路上已出現，駕駛者把車駛至專用車道便可啟動自動駕駛（進入L4），當離開專用車道時便回復至L3。再者，汽車一般設有裝置，在自動駕駛模式時，定時提醒駕駛者切勿分心或打瞌睡。 完全自動汽車不涉人手，車輛在路面上行走是透過網絡由中央控制，操作類似遙控玩具車，但背後控制的是先進的中央數據中心，業界稱之為「城市大腦」。在智慧出行應用上，「城市大腦」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了解實時交通情況，例如找出塞車地點，然後調動資源疏解。杭州的「阿里ET城市大腦」是個好例子，它可以即時修正城市交通運行的缺陷，從而提高市內交通管理效率。 除了「城市大腦」外，支持完全自動駕駛的另一科技，是建基於5G通訊技術的「車聯網」（Vehicle to Everything，V2X）。 「車聯網」是自動車與其他車輛、任何會影響它或被它影響的實體之間的通訊網絡。透過「車聯網」，「城市大腦」可實時了解自動車與城中萬物的位置及動態，例如車的所在地、車與車、地點和人之間的距離、車速等資訊，然後進行分析，以致能完全自動駕駛（L5），以及優化其出行效率。 5G 3大特性 自動駕駛大派用場 5G在L5應用上大派用場，其3大特性在汽車導航、操作及控制上發揮得淋漓盡致：（1）多連結（Large Connections）--自動車在路上行走由網絡操控，因此網絡在中途不可失聯，所以城中必須大量設置感測器（即通訊設備）；（2）低延遲（Low Latency）--若然自動車面臨發生意外的瞬間，在千鈞一髮之際，中央所發送的煞掣信息必須無半點延誤，才能化險為夷；（3）高速度（High Speed）--未來智慧城市裏布滿自動車，而且車速亦很快，因此「車聯網」的帶寬要求很高。實際上，這些情境完全非4G技術所能及。 筆者認為，香港也需要仿效其他國際「智慧城市」，構建港版「城市大腦」及「車聯網」，逐步邁向L5全自動駕駛。 不過，這兩項「智慧出行」的基礎建設，並非《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的關注點。《藍圖》雖然認定「車聯網」和自動駕駛為香港智慧城市建設的未來展望，但觀乎《藍圖》當前130多個發展項目，恐怕香港開發這兩項基建，以及落實完全自動駕駛，將會遙遙無期。退而求其次，香港可以率先實踐「有條件自動駕駛」的L3自動車。《2020年施政報告》提出「香港科技園公司承租及管理深圳福田科創園區的部分地方」，筆者建議政府藉此機會與深圳合作，開發L3自動車試驗台（testbed），然後待5年後港區深港科技合作區落成，L3自動車便可以在兩地園區來回穿梭。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榮譽會長來源：香港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