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煒光由董建華1997出任特首，歴經曾蔭權、梁振英到林鄭月娥初期，特首辦內都有一個職位叫“高級特別助理”，出任此職的人叫陳建平，他在內地出生，廣州唸新聞系，精通廣州話，普通話是其母語。更重要的是陳建平因為跑了多年北京新聞，很多今天部長級人馬，甚或更高的領導，或早已退休/離休（注意這兩字是有分別的）幹部，都和陳建平相識於微時，故陳能讀懂和他們交談時的弦外之音，看中共的公開文件時陳又能領略其微言大義。這對香港今天“要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極其重要。故筆者一向呼籲特首應重設這個職位及其團隊，找一批類似陳建平這樣的人才，年輕的、老成的，以他們對北京和內地各省市部委的政治觸覺和敏銳，讓特區政府在內交上如虎添翼。筆者在此舉兩個例子。先此聲明，這兩個例子，一個是筆者發掘的，一個是江蘇一位精研黨史的教授啟迪，和其他人無涉。筆者身邊迄今沒有任何朋友對出任內交顧問或重返政府，有任何興趣。筆者只是班門弄斧，賺點HKG稿費而已。先說第一個。大家可知道新華社2024年1月16日報導了習近平在黨校出席一個金融研習班的開班儀式並發表了重要講話。這是公開的資訊，大家上網可以看到。這個班是給黨員的，但從學員、出席和列席的人員，便可知這個金融研習班，規格之高。學員是各省區市的金融領導、出席的領導除了人在瑞士達沃斯的李強總理外，其他政治局常委及國家副主席都出席了，這當然包括負責香港事務的丁薛祥。還有就是全國人大、政協的黨員副委員長/主席等人。各民主黨派的中央領導則列席。更重要的是：習近平講話指出建設金融強國之路，多番提到“開放”、“強大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人才”，這裡沒有隻字提到香港，但字字珠璣。若特區政府今天設有內交顧問團隊，自能為特首及眾高官解讀其微言大義，作更好的部署。第二個事例是一位江蘇的黨史專家提醒筆者的：“和中共官員打交道尤其資深望重的，要多懂黨史，以至沒有在內地發表但在境外網站能隨時翻到的資料。有些典故不能用，否則很犯忌，勾起中共不愉快的回憶，而中共是非常重視歴史的。”這位專家著筆者找下面一封公開信看看。事緣1982年文革剛結束不久，廖承志（廖公）以和蔣經國有同輩情誼的身分，發表公開信，勸台灣和大陸作第三次國共合作。蔣經國當時主政台灣，不想直接回信，便搬出遠在美國的宋美齡（份屬蔣的母親）來回信。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以一封公開信回覆廖公。一開頭，便顯露其長輩之尊。“承志世侄：七月廿四日致經國函，已在報章閱及。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余閱及世侄電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屬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閡。”信的開首宋美齡便君臨其上，老氣橫秋。宋然後便憶述往事，由孫中山臨終，宋美齡和大姊宋靄齡（孔祥熙夫人）北上探視，主要是對胞姊/妹宋慶齡的奧援；再說到因而在北平和廖公母親（何香凝）見面詳談，驚覺廖母對三民主義的嫻熟。原文是“一位從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國女子而能瞭解西方傳來之民主意識，在五十餘年前實所罕見。余認其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義信徒也。”大家可看出其微言大義嗎？宋美齡是以長輩身分再搬出廖公直屬長輩（母親）對西方民主的意識來壓廖公，指責廖公不懂三民主義，不懂西方民主，不聽其母教誨。之後便是一路數落中共，尤其提到毛澤東，和當時剛過去的文革，更是極盡用詞貶斥。本段開頭更有教訓廖公不懂前輩往事之意，故原文用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屬稚年”，“真情肯綮，殊多隔閡。”、“本可一笑置之”等字句，其高高在上，教訓後輩的味道，躍然紙上，撲面而來。更令人如骨鯁在喉的一段是提到“黃臺之瓜”，原文是：“世侄在萬籟俱寂時，諒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戰前後，若非先總統懷仁念舊，則世侄何能脫囹圄之厄，生命之憂，致尚冀三次合作，豈非夢囈？又豈不明黃臺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這位黨史專家提醒筆者和中共高官打交道，有些典故不宜亂用，否則會觸碰人家敏感神經，勾起人家不快往事。如果是“不知者”，那是對中共黨史的無知。如果是“故意者”，那問題便大了！再說一句，宋美齡在本段提到“波刼重重”，其實是懟廖公在致蔣經國信中引用的魯迅名句：“歴盡刼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宋美齡的意思是：你的“波刼”你受便好了，和我們台灣無關。這封信內的有關典故，你是中共高官，聽到有人在其他場合重提，會作何感想？上述兩個案例，相信遠較筆者聰明的特區政府高層，都一定知道，且更能讀懂其中深意。但若能重設內交顧問團隊，應會如虎添翼，相得益彰。至於退休和離休的分別，特區政府高層深諳國情，一定遠較筆者懂。筆者便不在此班門弄斧了！有興趣的記者朋友，不妨直接問問他們。 （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株洲聯誼會名譽會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文｜馮煒光哈爾濱市今年的冬天和往常一樣寒冷，隨隨便便就是零下10攝氏度，然而今年的哈爾濱卻塞滿了南方來客，被哈爾濱人稱為“南方小土豆”。南方，如筆者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根本不下雪，港人遇上10攝氏度會大呼寒冷，大喊寒流襲港。為何內地同胞尤其南方的居民對哈爾濱趨之若鶩，除了可以見到雪，實際上這和哈爾濱市由政府到民間，上下一心歡迎南方遊客有關。在哈爾濱市最著名的中央大街，筆者因事造訪了在街角毗鄰松花江的工商銀行，赫然見到一個易拉架，上面寫着“工行驛站”。初看以為是給工行客戶的，細看原來下面有行字寫着“中央大街支行寵愛小土豆”，易拉架中部印有6個開懷大笑的漫畫小土豆，個個頭戴毛絨帽子，穿上厚衣服，背景則為哈爾濱市著名景點——冰雪大世界，同時下面亦橫排着6行字：“進屋暖和暖和”“來杯熱茶”“免費Wi-Fi，手機充電”“旅遊諮詢”“美食省錢攻略”“我在中央大街支行等您”注意是“您”，而不是“你”，異常親切暖心。筆者走進右手邊的營業大廳，除了寬敞明亮的大堂和服務櫃台外，在角落處真的有個驛站，除了熱茶、手機充電，還有感冒藥、創可貼和暖包。筆者特意拿起暖包去問不遠處的工行職員是否免費？答案是：免費的！筆者沒有全拿，只拿了一包，實在很暖心。這些東西其實成本不高，進來的旅客也不多，但若有如筆者這樣的南方小土豆進去避寒，見到這樣的設置，實在暖心。大堂的保安也很配合，看到筆者在大堂避寒兼等人，也不干涉，讓筆者暖個夠。今年的哈爾濱另一特色是：養白狐。由中央大街步行至索菲亞大教堂，便見到白狐狸，任由旅客付費拍照，旅客抱着白狐狸拍照拍視頻，每次盛惠30元人民幣。在小紅書和抖音上，也有哈爾濱白狐女孩的視頻，只見一名女孩穿戴白色絨帽，連耳朵也覆蓋了，在松花江邊抱着白狐，白狐咪着眼，像小狗一樣依偎在女孩懷中。和筆者遇到的白狐相比，小紅書上的白狐瘦一點；筆者遇上的則如筆者般肥胖。筆者是在索菲亞大教堂旁的天橋上遇上這隻胖白狐的，但在途中也見到一位男士抱着白狐狸迎面而來。哈爾濱中央大街有一家叫“小資太太”的餐廳，在粵菜方面做得一手好菜。筆者在2023年春節前夕曾光顧過一次，今年1月15日晚再度去賞味。筆者於1月16日下午出發去黑河的行程時，為免在長途車上內急，便直奔“小資太太”借厠所，該店門口的店員一聽到筆者要求，便立馬指示廁所位置。筆者1月15日在這裏晚飯時，服務員也不會跟筆者說要90分鐘買單離場。而在香港，筆者1月9日晚在港島大坑的一家餐廳便碰上“90分鐘交枱”要求，而當時那餐廳既不滿座，門口亦沒有人等位，而且1月9日是工作日，怎樣計也不可能像周五或周末般客人多。再者，香港近日不是大呼沒有足夠客人出街吃飯嗎，那提出90分鐘限制，不是徒令客人另覓地方，或索性去深圳消費嗎？在此說了哈爾濱這麼多的優點，對於我的家鄉——香港有什麼啟示？1.我們的銀行能像哈爾濱的工行一樣提供驛站嗎？提供免費充電、免費美食省錢攻略嗎？2.我們會容許有人抱着白狐狸在街上讓旅客抱抱嗎？3.我們的餐廳會取消限定食客只能坐90分鐘的限制嗎？4.我們的茶餐廳會要求員工不要以罵旅客為招徠嗎？5.我們的酒樓會容許旅客借廁所用嗎？筆者只是雲遊內地的窮書生，絕對不及特區政府的局長或資深AO般聰明，或許他們對上述5個問題都有很好的答案，也自有令香港較哈爾濱更火的催谷旅遊好辦法。 （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株洲聯誼會名譽會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文｜馮煒光2024年剛開局，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建設我國為金融強國有重要論述。1月16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開班，習主席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習主席在講話中指經多年積累寶貴經驗，我國逐步走出一條具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之路，這就是：1）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2）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3）堅持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4）堅持把防控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5）堅持在市場化法治化軌道上推進金融創新發展；6）堅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7）堅持統籌金融開放和安全；8）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這幾條明確了新時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麼看、怎麼幹，是體現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的有機整體。習主席在上述8條中，其中第7條強調——堅持統籌金融開放和安全。若論開放，全國最開放的金融中心一定是香港。最具豐富安全經驗的也一定是香港。由回歸伊始的金融風暴、港元拆息急升以至樓股震盪、1998年港府入市打“大鱷”、2008年9月雷曼突然倒閉而引發的金融海嘯、到近日股票市場的跌宕，可以說回歸廿多年來，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仿如國際金融巨浪中的一葉扁舟，在國家的支持下，在港人堅毅不屈的努力下，歷盡風雨，其經驗教訓，可以讓內地各省市借鏡。習主席說：“金融強國應當基於強大的經濟基礎，具有領先世界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同時具備一系列關鍵核心金融要素，即：擁有強大的貨幣、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機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這6個強大中，香港可以在其中3個佔重要席位，即“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和“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香港的國際化監管模式，非其他內地城市能比擬，香港多年積累的人才，也是八方滙集。更重要的是香港是全國唯一實施普通法的城市，這和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在法制上接軌，這是香港的獨特優勢。習主席繼續指出：“建設金融強國需要長期努力，久久為功。必須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建立健全科學穩健的金融調控體系、結構合理的金融市場體系、分工協作的金融機構體系、完備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多樣化專業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事實證明，金融安全是一個國家非常重要的安全環節。1980年代末日元因《廣場協議》而被迫升值，日本陷入資產泡沫狂飆，最後泡沫爆破而迷失逾30年、90年代初國際大鱷賭英鎊脫鈎，一夜間捲走10億美元、1997年國際大鱷發動亞洲金融風暴等。殷鑒不遠，我國必須慎之又慎。香港作為我國國際金融中心，既是排頭兵，也是前哨兵，這方面的貢獻，非其他內地的金融中心，可以比擬。因此，香港絕不應妄自菲薄，以為國際金融中心光環不再。從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可以看到香港可發揮的位置，希望特區政府高官能細心研讀。筆者一直建議應重建特首辦內特別助理團隊，這個團隊應是特區的內交顧問，這樣“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才不會流為一句空話。 （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株洲聯誼會名譽會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東方日報》於5月24日頭版頭條報道《爆眼女無爆眼，笑住去台灣》，以《東方日報》的盛譽，願意把爆眼女已於去年9月30日的這條消息放頭版頭條，相信此事應不假。倘若一切屬實，這位爆眼女真的是給全香港開了一個「破壞力極大的玩笑」。不妨簡單回顧爆眼女事件： 2019年8月11日黑暴狂飈時，爆眼女右眼被異物擊中受傷。有人指是被警方的布袋彈擊傷。 2019年8月12日，黑暴藉詞發難，以「警察還眼」為由，癱瘓機場3日，影響逾80 萬人生計，逾千航班取消，香港的國際聲譽大受影響。 2019年8月底，爆眼女透過視像出席黑暴記者會，並「指控警隊變成以『意圖謀殺、殘害及虐打香港市民為己任的組織』。她以受害者名義，對香港政府和警隊予以『最強烈的譴責』」 2019年9月醫管局應警方手令，將醫療紀錄交予警方。及後爆眼女入禀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阻止警方使用其醫療報告。 2021年4月21日，高等法院駁回爆眼女上訴，兼下令她要支付警方訟費。 爆眼女事件更吸引了一些不知就裡的韓國明星參與，以手掩眼拍照來揶揄港府和香港警察。 2019年11月23日即香港區議會選舉前一天，爆眼女以手掩右眼照片還登上《紐約時報》頭版，且佔了逾半篇幅。 簡單回顧了事件後，以下問題是關心港局人士會問的： 爆眼女究竟有沒有爆眼？眼睛因何受傷？是否和警方布袋彈有關？縱使真的有關，爆眼女身處暴動現場，究竟是否有責任？爆眼女是否有按法庭指令支付警方訟費？若沒有，爆眼女日後回港時，警方會否採取行動？這些都是大家關心問題。當然，最具震撼性的是：公開醫療報告。 對於曾經幫助過爆眼女的黃人或「黃基金」，若爆眼女從沒爆眼，他們是否知情？又要負什麼責任？警方會否依法追究他們？ 爆眼女事件以這樣的方式落幕，再一次印證：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其實是一場充滿謊言和荒謬的躁動，除了破壞，毫無建設性，更和「民主」或「普世價值」，完全無關。我們也宜經一事，長一智，明白在政治狂飈下，謊言是可以如何無限制地傳播，又如何可以造成極大的破壞，甚至颷至國際。港府也不宜再把2019的事件說成中性的「社會事件」，應明確事件定性，這是一場暴動，一場以謊言推動的「顏色革命」，爆眼女事件便是明證。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前新聞統籌專員、公關顧問來源：橙新聞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演講說：「『十四五』是香港的最後機會」，一語中的！要抓緊「最後機會」，便必須有如臂使指的公務員團隊。否則，特區政府高層做了決策，具體執行的公務員卻大耍貓膩，更好的政策都無法落實。適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撰文指《需強化特區行政機關管治效能》，筆者十分讚成。謹在此狗尾續貂，提出管見。 筆者一向認為公務員的升遷必須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裏，故筆者十分讚成劉教授提出的「如果有合適人選，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也不一定要由有公務員背景的人出任」。現時不成文的慣例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位置一定要由資深AO（政務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來出任，形成「AO自己來管AO的升遷和委任」的局面，令非AO出身的特首、司、局長，無法染指，實際上是架空他們，令他們成為「孤家寡人，無兵司令」。 此外，一眾處、署長等，很多時也是由資深AO出任，例如近一年也不清洗黑暴街頭文宣的是食環署，其前署長便是資深AO劉利群。又例如公開反對時任特首但卻照樣獲署任更高職位的顏武周，便是來自勞工處，而其處長也是資深AO。這些擁有極重要執行權的處和署長位置，是否一定要由AO壟斷？為確保時任特首的指令能得以貫徹，這些處、署長是否可以由時任特首委任具能力的愛國者出任？ 除了局、處和署長，「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的主席及其成員，也必須由愛國者牢牢掌握。現時這個委員會負責所有「公務員紀律個案」，可以是政府辭退不愛國公務員時的「攔路虎」。委員會主席是退休的資深AO，更重要的是這委員會就「頂薪點達政府總薪級表第26點(50,825元)或以上的人員的聘用和晉升事宜，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而AO起薪點剛好是總薪級表第27點，這等同所有AO的聘用和晉升都在這委員會的權力範圍內，也等同「由退休AO來掌控現職AO的晉升」，而退休AO深受英國人薰陶，對任何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年輕AO，都會視之為異類。這樣的氛圍下，年輕AO縱使有愛國心，也不敢表露出來，更絕不會主動報讀在內地舉辦的為期兩周以上的國情班，以免表現得太愛國，不符合AO的norms（行為規範），令自己的仕途蒙上陰影。 誠如劉教授所言：「這個班子能否有效領導公務員隊伍非常重要。為此，領導班子對高層公務員的升遷要有一定的發言權。」可惜現時AO晉升，由個人檔案到委員會審閱，基本上不在領導班子手中。除非你是AO出身，同聲同氣，遵守AO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英國人留下的「禮」和「樂」，否則連檔案也不讓你看呢﹗筆者當年身為新聞統籌專員（屬首長第4級，D4），也算是較高級的職位，名義上麾下有約10位由政府新聞處借調到特首辦公室的新聞官；但在資深AO的操弄下，筆者連麾下員工的檔案也沒法看到，遑論對其「升遷有一定的發言權」。 最後是財權。現時各政策局的財權牢牢掌握在AO出任的常任秘書長（「常秘」）手中。局長貴為一局之長，卻是「無財司令」。由副局長到政治助理（「政助」）便更「可憐」，他們連以官方身份出席一些國際或內地重要會議，也必須得到常秘首肯，否則沒有公帑支持，可以說，連局長說了也不算。平日工作時，常秘也不大搭理副局長和政助，因為AO視香港管治權為他們的禁臠，不想任何人（注意：是任何人，即包括中央官員）染指。AO有個異常堅定的信念：只有他們才能管好香港；因為他們深信他們是由英國人一手調教出來的「天子門生」，而英式文官制有數百年歷史，遠早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所以任何人要染指都是瞎攪。2002年設計「問責制」時，AO便耍了個小手段，把所有政策局財權都指定在他們手中，美其名是分擔局長工作，實際上是牢牢掌握該局的權力。 在現時的制度下，如出現局長和其麾下常秘不咬弦時，常秘根本可以不搭理局長，或天天像「頂心杉」一樣把局長所有提議懟回去。因為該局常秘不是由局長挑選的，而是由公務員事務局來安排的，非AO出身的局長可說是「無兵司令」。特區政府高層人事根本是資深AO說了算，除非特首本人也是AO出身，否則在現制度下根本沒法染指，遑論是司、局長。 AO們一向堅信，沒有他們，連中央官員也攪不了「港人治港」、「一國兩制」；故中央絕對要「信任」他們，讓他們「永續」對香港的管治權。這也是為何筆者曾建議由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兩辦」）來副署AO升遷的原因。AO尤其是資深的、奉英國人為圭臬的一群，回歸以來是一直在掌控著香港特區政府重要公務員的升遷，令「愛國」這精神不能植根成為AO的行為規範。倘若一時間不能實行由兩辦「副署」，至少應作制度改革，該局的財權應由局長授權副局長來掌控，而該局及其麾下的各處或署的人事權則由局長直接掌控。這樣由資深AO出任的常秘才不敢像今天一樣，視非AO出身的局長、副局長及政助為外人，阻礙AO們永續「優雅」的「英式管治文化」。 總而言之，香港要抓緊最後機會，特區政府的執行力必須大力改善，要改善執行力，則必須改革重要職位的升遷、委聘和改變現時局長是「無財司令」和「無兵司令」的窘境。有評論說香港現時正處於「蘇州過後無艇搭」的關鍵時刻，而阻礙香港上這「艇」的正正是奉英式管治文化為圭臬的資深AO。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來源：點新聞

已潛逃海外的許智峯，曾就西灣河開槍警員等兩宗案件提出私人檢控，律政司介入並撤銷檢控，許離港前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推翻律政司的決定。李運騰法官日前頒布判詞，斥責許智峯有計劃地違反保釋條件而潛逃海外，有違公眾良知，完全沒有重視法庭與司法的權威及莊嚴，而且許亦自認在兩案沒有任何私人利益，故拒絕其司法覆核申請許可，下令許應以彌償基準支付對方訟費。 許智峯在社交媒體回應，指結果「非常符合國情」，又批評法院「對爭取公義的市民嚴苛，對打壓自由的暴政寬容，對政權的歪理照單全收」，「幾乎已淪為『共產黨的法庭』」。 李官是捍衛司法正義，許智峯這善於投機又怕坐牢的逃犯，惡言詆毀本港法庭，滿口歪理，沒有任何說服力。他若相信自己是正義的，為何要和丹麥政客編造一個假的國際會議邀請，向法庭取回護照，以便堂而皇之登機離港？ 許智峯去年12 月初剛到英國時，還對港媒堅持說自己是去開國際會議，之後會回來香港的。最後，當他確保家人順利離港後，他才承認是「逃亡」，而丹麥政客也承認所謂國際氣候會議是子虛烏有。 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誠信，連誠信都沒有，也就沒有了在政壇的立足之處。許智峯曾貴為立法會議員，擁有公權力，但為了逃避罪責，連法庭也敢欺騙，這是對法治的踐踏。如今，許智峯有何顏面批評本港法官？攬炒派經常自詡「尊重法治誠信」，實際上卻毫無法治誠信可言，為了政治利益隨時天天欺騙公眾，許智峯的所作所為，正是攬炒派的寫照。　 許智峯本來作為尊貴的立法會議員，每年拿着逾400萬港元的年薪加津貼，但他有正道不行，偏要衝擊香港法治和管治，甚至離譜到在立法會會議廳扔臭彈，簡直連小學生都不如。 港人喜歡旅遊，或許疫情結束、恢復對外交往的時候，有一天可能會在澳洲遇見一位懂說廣東話的乞丐，細看之下，原來是當年尊貴的「許議員」。一個沒有誠信、不講法治的人，除了行乞，還如何在異鄉混下去？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來源：文匯報

民主黨創黨成員、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在接受《堅雜誌》專訪時表示：「我清晰收到，共產黨用了很多不同渠道，不單只給我，是給我們不同的人，表示希望民主黨去選，甚至民主黨誰去選，他們都提出了意見。」此事引起政圈關注。然而由於疫情關係，「北面來客」很難如以往般隨意到香港來，故政圈有人懷疑「這是否自導自演，把國家的執政黨搬出來以便消弭黨內及同路人對民主黨參選的攻擊？」由於沒法證實，筆者只能對李華明及上述懷疑，都姑妄聽之。 民主黨是否參選是該黨的存亡大事。司徒華生前曾親口說過「選舉是政黨的生命線」，筆者十分贊同。除非民主黨想走上公民黨瀕臨滅黨之路，否則理應參選，而且不應只是12月的立法會，還應參選9月的選舉委員會。 對今次李華明把他收到的「消息」曝光，筆者從政治公關的角度看，不敢苟同。 1.除非是有很明確的官職在身，否則自2003年開始絡繹於途的所謂「北方來客」，其實有多少是真的能代表中央的意思？筆者存疑。倘若「北方消息」真的這麼靈通，為何去年5月中央決定訂立香港國安法及今年3月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時，事前政圈一點風聲也沒有？ 2.政治尤其相互博弈時，講求「事以密成」。把一些外界沒法證實的消息曝光，而且又是民主黨面對黨內及同路人極大壓力之時，很容易予人是「政治炒作」的感覺。 3.為何又是要中央釋出善意？據報道，李華明坦言，如要民主黨參選，中央高層應先釋出善意。他現時正爭取，希望中央同意讓所有非建制派參選，而非點名某個政黨，而新任選委亦應公開表達，他們並非只支持「藍營」︰「『如果只有民主黨取得提名，別人會怎樣看民主黨？這對民主黨是災難。』他說如果中央不釋出善意，就等同叫民主黨『去死』，他絕不會建議該黨去參選。」回歸以來，筆者不知聽了反對派多少遍要求「中央先釋出善意」的論調。但當中央真的釋出善意時，反對派很快便忘乎所以。2010年時的政改方案，中央兼聽了民主黨的提議，把「超級區議員」這類直選視作功能團體，中央當時肯定是釋出了善意。但反對派採取「鋪鋪清」的態度。3年後的2013年，當戴耀廷提出以「非法佔中」來「倒逼中央」（戴在筆者主辦的論壇上的原話）時，反對派立時趨之若鶩。當時反對派堅持「公民提名」，完全忘記了3年前和中央政府代表可以坦誠交流，而不需用到「倒逼」這麼決絕和冒犯的手法。 說回今次李華明收到的「清晰訊息」，倘若屬實，這又何嘗不是中央首先提出的善意？為何又要再加碼，變成要「中央同意讓所有非建制派參選」？民主黨作為一個在香港的政黨，應自行想辦法如何面對同路人，而不是一切都要中央鋪排好，然後民主黨人來享受成果？民主黨和其同路人既不屬建制/愛國陣營，甚至在2019年時視中央為「敵人」，今天卻要中央做這做那，這合乎政治倫理嗎？中央官員治理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絕不可能是時時刻刻都圍着港人轉的。這種一切都要中央為香港反對派「打掃好門庭，準備好一切」的思維，是否把香港的作用，尤其反對派的作用過分誇大了？ 總而言之，選舉制度完善之後，香港各個政團都要在新「遊戲規則」下各自想辦法去應對。從來政黨和政治人物的成長，都是在困難中砥礪奮進，而不是要求執政當局處處俯順，事事包容。這樣處理問題，在世界政黨史上，確實聞所未聞！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來源：點新聞

在剛過去的周三（4月28日），立法會以39票贊成、2票反對，大比數三讀通過《2020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8月1日生效。修例賦權特區政府可要求航空公司在航班抵港前，向入境處提供乘客資料，以及禁止運載個別人等來港。這項修訂引起大律師公會和民間團體的質疑，聲稱損害港人出入境自由，更有政界人士污蔑修例為「8月鎖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則在立法會會議上說明，修例通過後政府需另定附屬法例，將訂明授權入境處可要求航機不准運載個別的人是指「前來香港」。從政府的解說看，修訂目的是堵截「假難民」。 那個一直沒有註冊但又在過去十多年攪風攪雨的「民間人權陣綫」（「民陣」）當然呱呱叫。據媒體報道，「民陣」召集人陳皓桓批評保安局解說含糊，促政府正視修訂《逃犯條例》解說不清的教訓。這令筆者感慨萬千。同樣是「修例」，今年的修例和2019年的修例，立法會以至香港的局面，可謂天壤之別。原因是：今年有了香港國安法！ 大家試想一下，倘若2020年6月30日沒有香港國安法生效，政府要修改《入境條例》來堵截「假難民」這個良好意願，會如何被攬炒派和黃媒如《蘋果日報》等歪曲。攬炒派一直把今年的修訂污蔑為「鎖港」，這和2019年時把修訂《逃犯條例》污蔑為「送中」，如出一轍。2019年時，攬炒派以香港大律師公會來叫陣，然後攬炒派立法會議員則在議會極盡「拖延拉布」之能事，爭取時間讓「民陣」來組織多次遊行，動員其支持者上街，製造「鏡頭」給外國媒體，又可以「覆核王」有時間大攪司法覆核，議會內外裏應外合，令特區政府的良好意願無法落實。2019年7月1日，黑暴更籍口說要「反修例」便攻入立法會，大肆破壞，嚴重衝擊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及其形象。 由於今年會有選舉委員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明年有特首選舉。攬炒派所謂這樣駭人聽聞的「鎖港」修例，更可以劍指這兩個選舉，為攬炒派候選人製造聲勢，醜化建制派/愛國候選人，以期在選委會選舉中大勝，染指特首寶座。2019年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及之前半年發生的事件，便是很好的例子。 然而今年有了香港國安法，這個套路不靈了。先不說其金主黎智英和一眾攬炒派旗手正身陷囹圄，縱使仍然留在立法會內的攬炒派人士，也只能就事論事，再也不敢攪什麼「倒插國旗」、扔臭彈、包圍主席台或侮辱特首為「八婆」等搗亂議會的動作。因為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以及第四款「攻擊、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致使其無法正常履行職能」，皆屬「顛覆國家政權罪」，最高刑罰是無期徒刑。 這便是今天《入境條例》能在就事論事的氛圍下，成功通過修訂的主要原因。試想如果沒有香港國安法，縱使因為有疫情而沒有大規模上街，但議會內外的干擾，肯定出現。 黃媒如《蘋果日報》最無恥的便是，回歸至今不斷放大特區政府的小失誤，以誅心之論來摧毀政府的公信力，令不明就裏的市民對政府的施政抱有極大的懷疑，一切都從陰謀論來看待政府的舉措。在這樣的氛圍下，政府舉步維艱，遑論做大建設。最後受益的便是地產豪門，因為政府什麼都做不了，房屋供應永遠追不上需求，他們手中的土地儲備便不停升值。這也解釋了為何「地產界一男子」竟會為黑暴說項，提出「網開一面」的訴求，也解釋了為何黑暴幾乎任何機構都攻擊，唯獨不會攻擊「一男子」旗下的多家零售店面。 往者已矣，香港要由亂入治，要切實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讓港人尤其年青人有獲得感、滿足感、幸福感、安全感、成就感這「五感俱全」，香港國安法是重要的第一步。因為沒有一個安寧和安全的社會，諸事做不了，只有那些地產豪門才可以繼續坐享其成，安享每天醒來其財富又自然增值的好處，但全社會卻因「土地問題」而停滯不前，年青人則充滿挫敗感、失敗感和失落感。這又豈是「一國兩制」的原意？又豈是100年前成立，銳意為窮苦人民謀幸福的中國共產黨的初心？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來源：點新聞

報載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成員日前出席了在香港高等法院舉行的國家憲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專題講座，該講座是香港司法學院未來一至兩年舉辦有關內地最新司法及法律發展一系列講座的首課。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香港法律界尤其出任法官的，經常有以下盲點： 1）未能深刻了解憲法和基本法的法理邏輯，認清中央與香港存在「授權」與「被授權」的基本關係，搞清楚「一國」是「兩制」的前提，這是對本港法官、律師和大律師的基本要求。   2）由於上述盲點，故往往會視基本法內本已清楚列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為「干預香港司法獨立」，甚至曾多次搞所謂法律界黑衣靜默遊行；這完全是不可理喻的，是對基本法條文的蔑視。其潛台詞是：不尊重「一國」，不承認基本法源自《憲法》，不承認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 3）把香港視為「民主自由」烏托邦，幾乎凡是涉及示威人士（其中也包括黑暴）權利的，法官裁決便會向這些人士傾斜，對執法中的警察的人權、私隱和家人安全，一概不顧。這其實有違普通法「合符比例」及「平衡各方權益」的傳統。以下事例更好說明香港法官那種視「廣大社會安寧」遠低於「個別示威者權利」的心態。2019 年11月香港法官竟然裁定特首使用《緊急法》來立《禁蒙面法》違憲，這種置社會安寧於不顧的裁決，充分反映司法界那種「人權無限大」的錯誤觀念。 4）對「國家安全」不屑一顧。英美被視實行普通法的圭臬，但英美的法官對「國家安全」是十分重視的。以踐行美國憲法的「人民通訊權利不受侵犯」的斯諾登為例，他被美國行政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作全球通緝，但美國司法界從來不置一詞，不會把「民主自由」、「憲法賦與權利」放至無限大來同情斯諾登。倘若此事出現香港，大律師公會還不鬧翻天？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早前大力呼籲司法改革，直指本港法院向來沒有引領普通法適應「一國兩制」原則，甚至允許香港律師固守浮誇繁文縟節，變相侵蝕香港法治。烈官更出了多本精彩的書籍，向公眾講述香港個別法官及律師的行為如何侵蝕普通法，值得一讀。  說了這麼多，但大家可知道香港的法官一般都是大律師出身的。故此，筆者不禁要問：「香港律師會理事會上課了，大律師公會理事會呢？」當然在那位英國「反華政客」夏博義的帶領下，要大律師公會理事會來上《憲法》和基本法的課程，並服膺其「『授權』與『被授權』的基本關係」，應會令這群「黃上腦」的大狀們感到十分別扭呢！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前新聞統籌專員、公關顧問來源：橙新聞

香港電影有句名言：「出得來行，遲早要還！」對每年元旦和七一都呼籲香港市民行出來上街的「民間人權陣綫」（「民陣」），這句話真的十分應景！ 據傳媒報道，「民陣」被指涉嫌違反社團條例，需書面向社團事務主任提供資料，包括收入來源、開支及接收資金的銀行戶口，及解釋去年同其他團體向聯合國聯署要求中國及香港改善人權的目的。 筆者認為，「民陣」有下列五筆「欠賬」需要向國家、公眾及監管機構交代。 1）「民陣」原來一直沒有註冊，一直以非法形式存在。這個問題，筆者當年在政黨時從沒有深究。因為在筆者管理下，所有事情都必須按香港法律來嚴格執行。筆者的理念是：我們在香港爭取民主，並希望香港的經驗能有對內地適用之處，這樣便可以間接報效國家，推動國家的民主化。這是光明正大之舉，故此必須守法，其他團體亦理應如此。令筆者感震驚的是：「民陣」原來一直沒有合法註冊。這是「民陣」欠的「法律賬」。 2）「民陣」一直借用旗下組織銀行戶口，這是有違香港銀行監管的法例的。作為囊括香港相當一部分民選議員的「民陣」，不應知法犯法。這是「民陣」欠的「銀行監管賬」。 3）「民陣」一直要求各政團在遊行沿途街站所籌得款項，必須和「民陣」分成。記憶中「民陣」要抽走各政團籌款約30%。但原來「民陣」有可能收受外國所謂非政府組織（NGO）的捐款（其實是政治黑金），但「民陣」從來沒有交代過。這是「民陣」欠全港市民和各政團的「道德賬」。 4）筆者在政黨時曾提出以下疑問： 為何每年元旦和七一都要搞遊行？是否可以歇一下，隔一年再搞？ 為何把「民主人權」視為「普世價值」，但卻從來不罵美國？ 筆者說完這番話後，黨內的「大佬大姐」們都以驚異的目光看着筆者；所以筆者在黨內「冇運行」，是有原因的！ 然而「民陣」每年都找個題目出來搞至少兩次遊行，尤其是在市民普天同慶慶回歸時搞，但卻從不交代其與美國的關係，這是「民陣」欠國家的「國家安全賬」。 5）最後但也是十分重要的是，據傳媒報道，自2019年6月至2020年10月初以來，「民陣」領頭發起共15次「集會遊行」，黑暴及「港獨」分子每每藉機衝擊行政、立法、司法、執法機關。可以說「民陣」屢屢以「合法遊行」掩護「非法黑暴」，故「民陣」從來沒有譴責黑暴，也沒有和黑暴劃清界線。黑暴肆虐令多位市民和警察受傷，至今未愈，或猶有餘悸。這是「民陣」欠全港市民的「人身安全賬」。 「民陣」欠下的「賬」，罄竹難書，劣績斑斑，是「還」的時候了。據說社團事務主任要求「民陣」在5月5日或之前書面交代，究竟「民陣」會如何交代，警方會否依法取締「民陣」？筆者拭目以待。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前新聞統籌專員、公關顧問來源：點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