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記者 莊蕾

在北京中軸線的北延長線上，建築外形似鼎如尊的中國歷史研究院巍然矗立。院內的中國考古博物館，是全國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國家級專業博物館，以考古發掘出土文物和珍貴古籍文獻為主要展示內容，致力於展示與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講好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和中華文化輝煌燦爛的中國故事，打造北京城市中軸線上的歷史文化客廳和展示中華文明的國家窗口。自2023年9月15日正式面向社會公眾開放以來，中國考古博物館迅速成為北京熱門博物館之一。中國考古博物館建立的意義有哪些？經歷了怎樣的建設過程？相較於其他博物館，有何特點？對此，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考古博物館館長劉國祥。

講好中華文明溯源故事

中國考古博物館是我國首家展示中華文明溯源年代序列最完整、展品內容最豐富、展陳手段最具科技感的國家級平台和窗口，所有展品均為考古發掘出土，以考古新發現實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在中國考古博物館前，拾級而上，映入眼簾的是鐫刻著《千里江山圖》的“歷史大門”，門後是以時間軸的形式展示中國歷史發展重要節點和重大事件的“歷史大道”，它以距今800萬年的臘瑪古猿祿豐種為起點，一直延續到黨的二十大召開，觀眾由此走進了中華文明的發展史。

劉國祥向記者介紹，中國考古博物館的基本陳列以“歷史中國 鼎鑄文明”為主題，擷取中國歷史研究院珍藏文物精品和文獻精華，以綿延5,000多年而不斷裂的中華文明和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歷程為展陳主線，分為“文明起源”“宅茲中國”“大國一統”“和融萬方”“民族覺醒”五個專題。從新石器時代陶寺遺址出土的彩繪龍紋陶盤，到商代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嵌綠松石象牙杯；從新疆北庭高昌回鶻佛寺遺址出土的絲路佛跡，到福建平潭“碗礁一號”清代沉船等水下考古發現的海上絲綢之路遺珍……匯集了幾代考古學工作者、歷史學工作者篳路藍縷多年學術研究的結晶，展現著中國歷史文化和中華文明的無窮魅力。

2024年5月，中國考古博物館對展陳進行了更新。在中國社科院黨組的統一部署和高翔院長的親自領導下，經過六個月的細心打磨，由中國歷史研究院、中國考古博物館聯合全國16家考古文博單位共同推出的“考古與中華文明溯源展”於2024年11月6日在北京開幕，迎來了出席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300餘位中外嘉賓，共同領略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

“本次展覽的整體規劃為觀眾進一步呈現出中國考古博物館的特色和風貌。”劉國祥說，博物館一層新建百萬年人類史展廳，使中華文明溯源序列更加完整。博物館二層系統勾勒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圖景，凸顯認定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博物館三層豐富完善夏商周王朝特質，有力揭示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徵。

回顧整個策展過程，劉國祥稱，策展團隊對於本次溯源展的初步構想，是在博物館基本陳列“歷史中國 鼎鑄文明”展覽內容的基礎上深化，注重提升展覽的全國視野、全球視野，重點從三方面講好中華文明溯源故事。一是完整構建“中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國文明體系化發展脈絡；二是極大擴充文物展品來源、種類和數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關鍵遺址、重點文物；三是通過完善文物序列、調整展陳、新增展廳等方式，系統闡釋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所指出的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凸顯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

“超級國寶”仍部分保持三千年來狀態

我國目前最早的馬車、最早的磨刃石器、北方地區發現最早的彩陶……中國考古博物館中展出的6,000餘件珍品讓人目不暇接。

在“宅茲中國”展區，一條藍色巨龍在LED燈瀑中騰空而起，其下方的展櫃內，正是被眾多專家學者稱為“超級國寶”的珍貴文物——綠松石龍形器。“這件綠松石龍出土於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3號宮殿南院的一座高等級貴族墓葬中，距今已有3,700餘年歷史。龍身長 64.5 釐米，由2,000餘片綠鬆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0.9釐米，厚度僅0.1釐米左右。龍的腰部有一個銅鈴，或能對應《詩經》中‘龍旂陽陽，和鈴央央’的記載。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非常罕見。”劉國祥詳細介紹道。有專家認為，這件綠松石龍形器是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與科學價值。

在講述這件綠松石龍的發掘過程時，劉國祥特別提到，由於綠鬆石片極為細小，清理起來極為困難，為確保文物不受損壞，考古工作者運用實驗室考古的理念，採用整體套箱的方式，將綠松石龍和石頭下的泥土全部帶回實驗室，小心翼翼地提取出來。現在展現在考古博物館裡的綠松石龍，下半部分仍埋在土裡，部分地保持著三千多年來的保存狀態。

中國考古博物館展廳中專門開闢了一片區域，該區域中的展品都來自殷墟婦好墓，成為整個展館中最完整的一個出土物系列。婦好墓中出土的陪葬物多達千餘件，“司母辛”銅方鼎、銅鉞及玉象、玉人等大量玉器，每一件都十分珍貴。被列為我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嵌綠松石象牙杯就在其中。在商代，嵌綠松石象牙杯是王室專用飲酒器。杯身用象牙根段製成，整件器物上刻滿精細的花紋，花紋中鑲嵌著華麗的綠松石，它綜合了立體、線刻、浮雕、鑲嵌等多種工藝，表現了巧妙的藝術構思，為商代象牙雕刻中最為名貴的精品。

劉國祥說，考古博物館中還有另一件“鎮館之寶”，那就是1984年出土於長安張家坡西周井叔家族墓地的銅犧尊。這件盛酒器整體看起來像一隻站立的神獸，它的獨特之處在於器身上附著的四隻動物。它背部的蓋紐上，站立著一隻鳳鳥，項背上附著一隻捲尾虎，作行走狀，胸前和臀部則各有一隻回首捲尾龍。器身上裝飾著夔紋、饕餮紋、虎紋等，體現了西周青銅器鑄造的高超水平，令人歎為觀止。蓋內底部和器體腹內各有兩行六字銘文“鄧仲作寶尊彝”，反映了西周社會血緣組織的廣泛存在。

倉儲式陳列帶來沉浸體驗

在中國考古博物館的展廳中，記者看到部分展品被放置在如倉庫般的小格子內，考古出土物則以遺址、遺跡為單位進行密集陳列，古籍、檔案則呈陣列式展出。劉國祥告訴記者，這種“倉儲式陳列”體現了考古學鮮明的學科特色。

劉國祥繼續解釋道，考古學研究往往是整體地考察一定時間內分佈於一定區域並且具有共同特徵的一群遺跡、遺物，即按照考古學文化來研究，著重於遺跡和遺物的系列和類型，而不是孤立地、鑒賞式地研究單個器物。這樣的學科特點從根本上要求中國考古博物館的陳列不以展示精美的孤立文物為追求，而是要充分考慮考古學文化和考古學遺跡單位，以精品文物與成組器物的有機融合、線圖描繪與圖版說明的輔助鋪陳，來完成對整個社會生產技術水平、審美情趣、宗教信仰，以及社會組織、價值觀、文化傳統等形成與發展的考古學解讀。展廳中倉儲式展櫃展架密集式陳列與獨立櫃的多角度展示正是基於此考慮。

為了給觀眾營造視覺、聽覺、觸覺等全方位體驗，中國考古博物館結合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的特點多維布局，通過視頻呈現、多媒體互動、場景模擬、OLED透明顯示屏、裸眼3D等手段的運用，努力讓文物“活起來”，增強遊客“沉浸式體驗”。

在互動智慧屏前，觀眾可通過手指輕點觸碰，放大或旋轉陶塑人頭像、牙雕蠶、立鳥異形陶器、象牙權杖等文物，全方位無死角近距離觀賞文物的細節，感受文物魅力；通過裸眼3D技術，觀眾可以看到屏幕上的文物彷彿飛奔而來，使觀眾立體、多維感受古老厚重的文明。此外，展廳內還開展多感官設計，增加觀眾全方位體驗感。觀眾既可聆聽賈湖骨笛演奏的《梁祝》《小白菜》《沂蒙山小調》樂曲，也可親手觸摸遺址典型陶片，更能敲響青銅編鐘。這些互動式觀展、沉浸式體驗讓參觀者彷彿置身於歷史現場，引起情感共鳴。

館長親歷玉玦出土的難忘時刻

在公元前6200年至公元前5200年的新石器時代興隆窪文化展示區，記者看到了三對六件環狀的玉玦。劉國祥告訴記者，其中有一對就是當年他在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現的。

1992—1993年，劉國祥跟隨著名考古學家楊虎先生參加興隆窪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工作。1994年和2000年，他兩次主持了興隆窪遺址的補充性發掘工作，親歷了玉玦剝離出土的難忘時刻，也使他和玉器研究從此結下不解之緣。

劉國祥向記者詳細講述了玉玦的發掘過程。1992年深秋，興隆窪工地上的考古隊員在挖掘117號居室墓時，發現墓主人右耳部有一件黃綠色玉玦，在場的所有考古隊員為之一振，用竹簽輕輕剝離墓主人左耳部位的泥土，另一件玉玦神奇地出現了，這是興隆窪遺址有明確出土位置的第一對玉玦。

118號人豬合葬墓的發現，是1992年興隆窪考古的重要收獲之一。在清理骨架時，墓主人右臂內側出土了一件短管狀玉玦。為了保證此墓的完整性，楊虎先生特意返回北京，請考古所技術室兩位專家到現場進行整取。1993年春季，在北京周口店（內蒙古工作隊租借的駐地）對118號墓進行加固處理，在雄豬腹部下側深20釐米的鼠洞填土內發現了另外一件短管狀玉玦，這件玉玦來之不易。考古隊員將整座墓葬打箱整取，從偏遠的小山村運到北京，僱不到吊車，裝車靠的是考古隊員的臂膀。最終“功夫”不負有心人，興隆窪人講究雙耳佩戴玦飾的結論得到徹底肯定。

由於掌握了墓主人耳部周圍可能出土玉玦的埋藏信息，1993年再次大規模發掘興隆窪遺址時，考古隊員對待每一座居室墓葬都格外細心，甚至清理墓主人頭部填土時有意安排運氣好的考古隊員，但結果並不如意。初冬漸至，歷時五個月的發掘工作接近尾聲，130號居室墓是最後清理的一座，依劉國祥當時的心情，對於此墓能否出土玉玦已失去了足夠的信心。但清理墓主人頭部時，還是放下了其它的工作，仔細注意，這一次終於又發現了玉玦。

兩次大規模發掘過後，考古隊員將興隆窪一期聚落完整揭露出來，按常規做法可對該遺址的發掘工作劃上圓滿的句號，進入室內整理、編寫報告階段。可當考古隊員重新審視1983—1986年的發掘資料時，發現存在疏漏居室墓葬的可能性。根據1992年和1993年的發掘經驗，絕大多數墓葬埋入房址後，該房址被繼續居住，墓口上部形成一層較硬的踩踏面，與周圍的居住面連在一起，由於墓葬填土年久下沉，墓口踩踏面亦相應下凹。如果不掌握居室墓葬的分佈和埋藏規律，將房址居住面上的遺物清理出來後，不會冒然下挖。考古隊員逐一核對了前四次發掘過的房址，將可能存在居室墓的房址挑出來。

1994年秋季，劉國祥率隊到興隆窪遺址進行補充性發掘。前後歷時一個月的時間，考古隊員將已回填的房址重新清理至居住面，發掘出十二座居室墓葬。在142號居室墓內出土了一對短管狀玉玦，在135號居室墓內出土了一對外徑最大的環狀玉玦。“後者的準確出土時間為1994年10月1日上午11時，這是一個令所有考古隊員激動而又難忘的時刻，是國慶節收到的最好禮物。”劉國祥說。這次補充性發掘取得的成果，對興隆窪遺址的整體研究是至關重要的。這對興隆窪文化最大的玉玦是中國玉文化寶庫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是中國8,000年雕琢和使用玉器史的有力見證。（文中圖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訪者提供）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5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