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傅健慈

2026年5月13日至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進行的國事訪問，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外交事件。這不僅是特朗普時隔9年再次訪華，更是在全球地緣政治動盪、經濟復蘇乏力、多邊機制面臨嚴峻挑戰的背景下，中美兩國最高領導人直面“歷史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的一次戰略對話。從會談成果與後續效應來看，此次訪問為中美關係確立了新的定位框架，並在經貿、安全、全球治理等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戰略定位：從“競爭對抗”轉向“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

會談的核心成果，在於兩國元首共同將“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確立為雙邊關係的新定位。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法律與政治內涵。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戰略穩定”通常用於描述核大國之間避免直接衝突的狀態，而習近平主席在此基礎上賦予其四個層面的積極定義：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

這一定位本質上是一種“框架性共識”，雖不具備條約的法律約束力，但為未來三年乃至更長時間，中美關係提供了具有規範指引作用的戰略文本。它明確否定了“冷戰式對抗”或“脫鈎式競爭”的路徑依賴，嘗試在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與自由主義制度合作之間，開創一種基於相互脆弱性認知的新型大國關係範式。特朗普總統在會談中稱“開啟有史以來最好的中美關係”，雖帶有修辭色彩，但反映出美方對這一框架的政治接受度。

二、經貿成果：互利共贏的短期突破與長期挑戰

經貿議題歷來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與“風向標”。此次隨特朗普訪華的企業家名單極具象徵意義——特斯拉的馬斯克、蘋果的庫克、波音的奧特伯格，英偉達CEO黃仁勳，以及高盛、黑石、花旗、Meta等十餘家美國頂尖企業高層隨行，顯示出美國商界對中國市場的戰略重視。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並確認兩國經貿團隊已達成“總體平衡積極的成果”。

雖然具體協議文本尚未全面公布，但從公開信息推斷，成果可能涵蓋中國擴大自美進口（尤其是農產品、能源及波音飛機）、美國放寬對華高科技出口限制、雙方在氣候變化與醫療健康領域放寬投資准入等。值得注意的是，“總體平衡”一詞表明雙方在縮小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問題上達成了某種動態妥協，而非美方單方面追求的“絕對削減”。然而，結構性問題如知識產權保護、產業補貼規則、數據跨境流動等，仍將是未來雙邊經貿談判的難點。

三、台灣問題：風險管控的關鍵共識

在最具敏感性的台灣問題上，習近平主席的表述極為清晰且強硬：“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中美雙方最大公約數。他警告，處理不好台灣問題，兩國關係將“碰撞甚至衝突”，被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特朗普在回應中未直接提及台灣，但強調“妥善解決分歧”，並表示中美合作“可以為兩國、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

美方此次未公開重申所謂“與台灣關係法”或對台軍售承諾，而是將重點置於“開啟有史以來最好的中美關係”，這可被視為一種戰術性克制。然而，美國國內政治中存在強大的親台勢力，且2026年正值美國中期選舉前夕，特朗普政府能否將此次共識轉化為持續性的行政行動（如限制對台軍售、不支持台灣拓展所謂“國際空間”），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總體而言，台灣問題的風險被暫時“管控”而非“解決”，雙方在此議題上的底線博弈將長期存在。

四、全球治理與多邊協調：從“各自為政”到“有限協作”

兩國元首就中東局勢、烏克蘭危機、朝鮮半島等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並一致同意相互支持辦好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二十國集團峰會。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提前表示“讚賞中美保持對話溝通”，反映出國際社會對中美協作的高度期待。

在全球治理層面，此次訪問釋放出一個積極信號：即便在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中美仍能在氣候變化、公共衞生、防擴散等領域維持功能性合作。朝鮮半島問題可能成為下一個測試案例——若雙方能在對朝制裁與對話之間找到新平衡點，將驗證“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實際效用。

特朗普此次訪華在短期內取得了三項實質成果：第一，為中美關係提供了新的戰略敘事框架，降低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話語緊迫性；第二，推動經貿團隊達成階段性平衡協議，穩定了市場預期；第三，在台灣等敏感議題上進行了風險管控，避免危機升級。

然而，深層次挑戰依然存在。這一定位缺乏制度化機制支撐，高度依賴兩國元首的個人互動與政治意願。一旦美國政局更迭或出現突發危機（如台海軍事摩擦、科技領域“黑天鵝”事件），這一框架的韌性將面臨考驗。未來中美若能在“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基礎上，推動建立常態化的危機溝通機制、雙邊投資協定升級版以及第三方爭端解決程序，方能將政治共識轉化為可執行的規則體系。

2026年5月的北京會晤，無疑為中美關係打開了一扇機會之窗。能否將這一視角轉化為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現實，取決於兩國政治家的智慧、制度設計的嚴謹，以及兩國社會對彼此複雜性的真正理解。

（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治・教育科技促進會會長、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