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修澤

現在《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已進入二審階段。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了內部審議會議，預計後續在“兩會”期間及以後會有更深入的討論。在此背景下，探討民營經濟發展的一些深層戰略問題，十分重要。這裡我提幾點自己的思考與建議，題目為《民營經濟“六維度”探究可否再進一步？》，供討論參考。

一、“戰略立意”：可否再“高”一點？——不僅從中國國內“軟肋”切入，而且從應對國際新變局高度思考與把握

研究民營經濟發展，首先要立足於國內現實，特別是從“問題”出發。前一段，我們對國內存在的幾個“軟肋”，例如，預期不穩、 信心不足 、經濟放緩、 失業較重 、部分資本外流等，作了論述，不再重複。

今天，我要補充的是，我們的“立意”，是否再“高”一點？——不僅從中國國內“軟肋”切入，而且從應對“國際新變局”高度思考和把握。研究在當前國際形勢動盪、特別是大國戰略利益“移向亞太”的新局勢下，我們怎麼辦？

應對1 ：“保”，即保障國家的平安發展。這是第一位的問題。正是基於“保平安”的底層邏輯，昨日高層開會討論“平安中國”，值得重視。

在新的國際條件下，國家平安發展的基點在哪裡？我認為，最根本的“偉力之基礎在民眾之中”。無論未來面臨何種情況（包括機遇或風險），都應“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

基於此，我建議明確提出：“人，不分體制；企，不分公、私”，應從全民族凝聚應對挑戰這一層面思考民營經濟的發展戰略，將其作為國家保平安的重要基礎之一。

應對2：進，在國際層面，中國不僅要堅守既有成果，還需積極進取，特別是在新的國際變局下，中國應學習做一個“新秩序制定的參與者”。昨晚電視播放的“2.28白宮爭吵”事件，引發了我對未來國際秩序的思慮。

當前，正處於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調整之中，中國作為“國際新秩序的參與者”之一，如何積極融入並發揮作用？是亟待謀劃的問題。民營經濟作為人類共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新秩序的“題中應有之義”。既然中國致力於成為新秩序的參與者，我建議，將民營經濟問題與世界新秩序的構建“掛鉤”，這可能具有現實意義。

應對3：創：即創新並彰顯民營經濟的威力。

去年我四下杭州，了解到那裡有“六小龍”，包括“宇樹科技”、“遊戲科學”、“強腦科技”、“雲深處”、“群核科技”，特別是Deepseek（“深度求索”)。這些創新探索給我深刻啓迪。今年1月上旬，應《浙江日報》訪談，基於調研我提出“創新三建議”，其中第一條，就是“建議全省推廣‘求索模式’”（1月13日《浙江日報》公開發表，下圖）。

未想到，春節（1月29日）期間，民營企業Deepseek（“深度求索”）火爆全球。這不僅是中國科技界的“技術創新”事件，而且，也是中國民營經濟界“制度創新”的光榮與驕傲，它為我們確立民營經濟戰略提供了新的啓示。

總之，以“保”、“進”、“創”應對全球變局，可否再從這一高度，來確立民營經濟發展的戰略意義？

二、“歷程總結”：是否再“長”一點？不僅總結改革開放以來，而且反思建政以來

關於民營經濟發展歷程的規律總結，我建議將“時間跨度”拉得更長一些，不限於1978改革開放以來的階段，還應反思自1949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整個歷史進程，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

近年（例如2021、2022年），社會上出現了某些貶斥民營經濟的言論和侵害民企產權的行為，引起人們憂慮。2022年5月，我在北京一報告中，對社會講了一句：“不要吃着民營經濟的飯，還要砸民營經濟的鍋”，後被摘出傳到網上（見下圖）。

此後，我進山區繼續靜悟，什麼時候強調“吃民營經濟的飯”？什麼時候又“砸民營經濟的鍋”？試圖挖掘其中某些規律性的東西。

強調“吃民營經濟的飯”：一是，建政初期：《共同綱領》提出“五種經濟成分”，其中，三個半是民營經濟。二是60年代“三年困難、經濟調整”時期。三是，因“文革”導致“國民經濟崩潰邊緣”後的改革開放初期，都是“餓”的時候，講“吃飯”。

什麼時候又“砸民營經濟的鍋”？1958年，搞所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不但砸了民營經濟體制的鍋，而且砸了老百姓的鐵鍋；更嚴重的，十年“文革”時期，大家都知道的。這種遭遇，是否與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說的“左傾的城鄉經濟政策”時期有關？

理一理頭緒：是否“餓”的時候講“吃飯”；吃飽“撐”得頭腦發脹的時候，就去“砸鍋”？從路線看，是否正確的時候講“吃飯”；錯誤（特別是左傾）的時候，就去“砸鍋”？民營經濟實際是一塊“試金石”，“見一斑而窺全豹”，歷史與現實都表明這一點。

三、關於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定位”：是否再“深”一點？不僅講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素”，既然是“制度的內在要素”，與執政的“經濟基礎”有什麼內在聯系?

2018年時領導人就講民營經濟“五、六、七、八、九”，即貢獻超過50%的稅收、創造了60%的GDP、貢獻70%的創新成果以及提供80%的城鎮勞動就業、90%的企業數量佔比。七年過去，比重數據是多少了 ？2024年未找全對應的數據，但從有關部門數據看，比重明顯上升，特別是在高技術製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中，民營企業佔比超過93%，尤其是數字經濟核心產業中更超過94% 。

面對民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素”如此增長的格局，我們是否研究一下“內在要素”與執政的“經濟基礎”之間的內在聯系問題。

我在《包容性改革論》（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書中，曾嘗試提出“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是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它們都應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第220頁）

十二年過去了，現在需要討論：我們的執政經濟基礎，是寬一點好，還是窄一點好？是厚一些好，還是薄一些好？希望進一步廣泛討論。

四、“產權內涵”把握:是否再更“廣”一點，不僅把握企業產權（股權、債權等），而且把握“廣義產權”，其內涵與外延是否可以進一步拓展？

我在《廣義產權論》（2009）一書中，提出“廣義產權”要義有三：

一是“廣領域”：不僅包括企業內部的產權，還應涵蓋企業外部的各類產權，特別是人類社會的七大要素：土地、資本、知識、技術、勞動力、管理、數據等。我的觀點：有產權的不都是要素（如消費品），但”所有要素都有產權“。

二是“多權能”：把產權等同於所有權是狹義的，產權不僅包括所有權，還涵蓋佔有權、支配權、使用權等“一整套權利體系”。例如，與農村民營企業相關的的耕地，就有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農民的宅基地也有所有權、資格權和使用權三權；農房更有所有權與使用權。現在，農房和宅基地的所有權不得轉讓或出售，農地的承包權也不允許流轉，但農房的使用權和宅基地資格權的使用權是否可以流轉呢？這些都是民眾極為關心的問題。

三是“四制度聯動”。產權制度的保護，不應僅侷限於最終的產權保護環節，而應實把產權界定、產權配置、產權交易和產權保護四個制度整合一起聯動。

與“廣義產權”相聯繫，在把握現代產權制度與中國經濟體制的關係時，是否可以進一步拓展其”關係“內涵？我認為，現代產權制度不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石”，而且是中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大基石”。鄧小平同志曾強調”各方面體制更加成熟“，其所指並非僅限於經濟體制，而是涵蓋更廣泛的“五位一體”的體制範疇。“各方面”的“各”不是“小各”，而是“大各”，應從更宏觀的層面進行把握。

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保障人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和人格權”，包括對民營企業家而言，必須落到實處。

五、對企業家群體：是否再給力一點?不僅講“弘揚企業家精神”，而且要建立中國的管理要素（企業家）市場，建議改變至今迴避企業家市場的做法。

對於“企業家精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已有專門論述（它涵蓋國有和民營企業）。如何將這種精神落實到具體的市場中。目前，相關文件材料有意迴避“管理要素市場“（即企業家市場），這需要進一步研究。針對此，去年出版的新著《中國要素市場化配置大綱》一書，本人專門寫了第十一章《不可或缺的管理要素市場》，強調“不可或缺”。中國需要一個健全的管理要素市場來支持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希望相關文件能夠補充和明確“管理要素”的內容。

六、“法度”：是否再”明確”一點,不僅在當前，而且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 如何“立法”，去掉人們頭上的那把“懸劍”？

我在地方和企業調研中發現，一些企業家“定心丸”雖然吃了七八顆，但現在還是有些不太定神，關鍵在於對“消滅私有制”有誤解，以至於頭上懸着這把“劍”。

對《共產黨宣言》“消滅私有制”必須要澄清三點：

第一點，《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問題是，馬恩是“從什麼意義上說”的？這個前提十分重要，現在不少人只引後半句，不引前半句，斷章取義。建議相關方面和理論研究者講清“從這個意義上說”的真正含義。

第二《宣言》要消滅的是什麼私有制？原話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講的是很清楚的，不是現代的“人民的私有制”，這兩者不應混為一談。

第三，什麼社會？它指的是未來（多少年後）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一種設想），不是相當長的社會主義社會，更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基於此：呼喚法治。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於少數惡意宣揚並踐行“消滅私有制”的，怎麼辦？要不要在“立法”上做出明確規定？希望能考慮。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