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李金強

“我於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我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

——孫中山：《在香港大學的演說》（1923）

孫中山一生之功業，實皆源起於香港，目睹香港城市“建築閎美”，官員亦能“潔己奉公”。而清廷禦外無能，喪權辱國，孫中山逐漸產生改良清廷“惡政府”之理念。及至中法越南戰爭（1883-1885）及甲午戰爭（1894-1895）之發生，遂起而聯合志士，謀求“興中”，繼而革命，救國救民於水火。及至革命成功，創立民國，然而內亂外患，仍不絕如縷，遂又起而撰著，是為《建國方略》、《三民主義》之面世。孫中山一生倡導革命，關心國家建設，其言行足以為國人楷模。他在香港所受的教育孕育了其革命及建國之理念，故孫中山的香港故事，深值香港年輕一代的關注。

革命思想孕育於香港上環

1883年孫中山南下香港，先後於拔萃書室（今拔萃男書院）、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完成中學教育。1886年至廣州博濟醫院接受醫科教育，在區鳳墀（1847-1914）建議下，翌年轉學至香港開埠後第一間為華人而設之專上學院——香港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習醫，前後五年（1887-1892），完成其大學教育，並以“極優成績”（High Distinction）榮譽，取得畢業文憑而具內外科專業醫師的資格。香港西醫書院即為日後香港大學醫學院之前身。然而孫氏只在澳門、廣州短暫行醫而最終成立興中會，走上推翻滿清王朝的革命險途。

南下香港就學的孫中山，其中學、大學時期的寓居、學習與生活，不離上環東西走向的荷李活道、必列啫士街、士丹頓街、歌賦街及南北走向的鴨巴甸街之華人社區。此區為中國文化之文武廟、東華醫院及其所辦之義學所在，而來港的基督教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則為西方文化之東來，於此建立教堂——愉寧堂、道濟會堂；辦學——英華書院及香港西醫書院；並開設印刷所，出版西學及宗教書刊，促成華人於此區從事印刷業及辦報，最著名者為王韜（1828-1897）創辦的《循環日報》。而更值得注意者為，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建議港府開辦中央書院（Government Central College），此一設於歌賦街之首間官立英文中學，招收華人子弟入學，此區遂醞釀出一批認識世局之中英雙語華人精英，使香港得以中西文化結合而有所創新，上環華人社區遂成19世紀下半葉香港中西文化交流之核心地帶，而孫中山即在此一中西文化結合的“新文化”環境中完成其中學、大學教育而具備革新思想。面對十九世紀下半葉，列強侵華，清政府屢戰屢敗而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孫中山遂生愛國義憤之心，與同輩好友同生反清之言行。進而得識清季首倡改革的輔仁文社社長楊衢雲（1861-1901）及社員謝纘泰（1872-1938），共同組織興中會總會於史丹頓街，策動反清起義，此孫中山反清革命之所由起。

學醫五年踏上革命征途

1883年孫中山南下香港，於拔萃書室短暫走讀後，翌年入學中央書院，該校乃中英雙語教學的官立英文中學，而以英文研習西方史地、格致之科目，並需學習香港及中國現況，由是該校畢業生如胡禮垣、何啟（1859-1914）、謝纘泰、黃詠商（1856-1897）等，均關注朝局，呼籲清廷改革，且最後多有投身革命，孫氏在此學習，耳濡目染。此外，孫中山就讀期間，寄宿必列啫士街之公理會布道所，得識傳教士喜嘉理牧師（Charles Hager, 1851-1917），表示慕道而最終於1884年受洗成為信徒。孫中山亦因此於中央書院畢業後，由喜牧推薦至廣州博濟醫院習醫，並結識時倫敦傳道會廣州傳道區鳳墀（1847-1914），情同師友，得悉香港將辦一所英語教學的醫學院，告知“彼新設者，強勝廣州”之博濟醫院。孫氏遂決定轉投新校，並由其介紹，於1887年10月3日轉學至位於荷李活道與鴨巴甸街交界的香港西醫書院習醫，而在其接受醫科教育見識日廣之際，漸生革新思想。

位於荷李活道的雅麗氏紀念醫院之源起，乃由倫敦傳道會第一位香港華人教牧何進善（字福堂，1817-1871）之子何啟，為紀念亡妻雅麗氏（Alice Walkden, 1852-1883），遂於1887年2月，捐資成立雅麗氏紀念醫院（今那打素醫院）。開院後，求診者眾，遂計劃興辦醫學院，培訓華人青年學習西醫。何啟早年至英國習醫，畢業於鴨巴甸大學（Aberdeen University），至此，與其同校校友並在香港行醫之孟遜（Patrick Marison, 1844-1922）、康德黎（James Cantlie, 1851-1926）等合作，創辦一所以英國醫學院課程為藍本的五年制醫校，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內。

孫中山在西醫書院接受五年制英語醫科教學，其學習成績由第二學年起至畢業時皆名列前茅，並先後獲頒屈臣氏獎學金、植物學獎、化學獎及臨床診療等獎項。畢業時由港督羅便臣手中取得“極優成績”榮銜的畢業證書。由於其學習成績優異，深得師長如康德黎及孟遜之賞識，日後1896年孫中山奔走革命於倫敦蒙難，即由二人營救得以脫身，繼續其革命征途。

在港師友亦成其革命夥伴

在西醫學院期間，孫中山與同年入學之關景良（1869-1945）同住二樓宿舍，稍後由區鳳墀介紹認識了陳少白（1869-1934）亦入學西醫書院，三人同居一室，情同手足。其間孫氏學習勤奮，日間上課，夜間研習，尤好中文文史，愛讀《法國革命史》及達爾文進化論，同窗互相學習而友情漸見深厚，日後陳少白成為其革命事業之親密戰友。其時又與同鄉楊鶴齡、博濟醫院舊識尢列及陳少白，常聚於歌賦街楊耀記商號，此乃鶴齡父親所開之商店，四人於此高談闊論，四人均仰慕洪秀全（1814-1864）之反清，而以“成王敗寇”之“寇”稱自況，故被時人稱之為“四大寇”。繼而由尢列推介，認識楊衢雲，亦時相聚首，孫、楊二人一見如故，相處甚歡，此交友志同道合之樂也。眾人氣味相投，而互相砥礪，日後共同成立興中會總會，而同為反清之革命夥伴。

孫氏於習醫期間，受該校化學教師古路（W.Edward Crow）及植物學教師福爾德（Charles Ford）之教導，二人啟迪孫氏對此二科之學習興趣，並先後因成績優異而獲獎。期間孫氏對農學尤感興趣，即由此二科知識之啟導，並因其農家子弟之出身，又目睹清季農村經濟面臨破產，激發其思考如何改良農業，為民謀食。先後撰寫《致鄭藻如書》（1890）、《農功》（1891）等，提出我國農業改良，需要吸收西方農業技術、農產品商業化及講求西方農學新知，藉此振興農業，此其學有所成而得以立言，由是成為近代中國農業改良的先驅。

與此同時，亦受教於何啟，時何啟心懷祖國，目睹滿清頹敗，與其中學校友胡禮垣（1847-1916）合撰《新政真詮》一書，主張清廷應學效以英日二國為首之西方政治、經濟及教育，孫氏自受影響，日後曾明言何啟乃其革新思想啟迪之導師。孫氏改革中國之思想，日見成形。至1894年所撰《上李鴻章書》，提出“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即源自乃師之改革思想。

（作者係孫中山博物館名譽顧問，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