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樂士

江樂士（GRENVILLE CROSS，GBS，SC），英國人，資深大律師、法學教授，於1997-2009年擔任香港刑事檢控專員，也是香港回歸後首位刑事檢控專員。任內，他帶領刑事檢控科加入國際檢察官協會，提升香港形象。風波中，他為香港在國際社會發聲。居港47年來，他一直致力於為香港的法治事業發光發熱。2021年，他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布35周年之際，《紫荊》雜誌特別約請江樂士談一談基本法對香港社會的積極影響和重要意義。

基本法為“一國兩制”提供全面藍圖

1990年4月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之日，該法正式在香港生效。自頒布以來，香港已走過35年的歷程，基本法的影響充分顯現。

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努力消除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可能仍存的顧慮。他那句著名的話“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給撒切爾夫人吃了一顆定心丸。

基本法的起草著眼於21世紀。它不僅確保了香港回歸前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得以延續，並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地位得以鞏固。在香港回歸前7年頒布基本法是明智之舉，讓人們在1997年之前就可以安下心來。它不僅體現了中國主權下香港治理的基本原則，還為鄧小平“一國兩制”治理政策的實際實施提供了全面藍圖。

鄧小平的目標始終是中國的和平統一。這體現出中國政府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的主權及治理問題的決心和智慧。他知道，若要實現統一，“一國兩制”政策必須首先在香港證明其價值，中央政府也將會一直努力培育、完善這一政策。事實證明，“一國兩制”已確保上述三個地區中的兩個成功回歸祖國，希望第三個地區的回歸也指日可待。

2024年8月22日，在鄧小平誕辰120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向他的偉大功績致敬。習主席表示，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政策“開闢了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新路徑”。鄧小平的設想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它以國家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核心，確保了香港和澳門的自治與穩定。

基本法保護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

對比《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很有啟發性。看得出，基本法不僅充實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框架，還拓展了其範疇。例如，《中英聯合聲明》只是簡單提及，北京將根據“在當地進行的選舉或協商”的結果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並由香港當地人治理香港，而基本法的規定則更為廣泛和深入。它規定普選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的“最終目標”。這肯定讓參與《中英聯合聲明》談判的英國人感到欣喜，因為他們原本的預期要低得多。

此外，《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未來的國家安全安排只字未提，而基本法的補充和完善則讓人們放心。基本法規定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國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條），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對港人的信任。

在其他國家，這類法律都是由國家議會制定的，但中央政府相信香港特別行政區會作出正確的決策以確保國家安全。2019年的暴亂導致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頒布，但隨著立法會頒布《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基本法的授權最終在2024年得以真正落實。

無論從哪個標準來看，基本法都是一部非凡的憲制性文件。它雖然強調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也賦予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的自治權。香港有自己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機構。除國防和外交事務外，香港在很大程度上自主管理本地事務，香港居民享有一系列的權利和自由。例如，香港擁有自己的貨幣、發行自己的護照、管控自己的邊境、貨幣自由流通、是一個自由港、擁有普通法體系，並可以與外國政府保持聯繫。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鼓勵自由市場經濟。香港還有獨立的司法機構、檢察機關和立法機構，這些都是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的媒體也能自由表達觀點，常常對政府提出批評。

這種局面直接歸功於鄧小平的遠見卓識。他一直敏銳地感知到港人的期望，由於歷史原因，香港人的生活觀念是由不同傳統塑造的。他曾說：“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這一點無可爭議。因此，基本法所體現的政策旨在維護香港獨特的法治形式。

例如，基本法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內容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有效，並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第三十九條）。這讓包括法律界在內的許多人感到振奮。這意味著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本地化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繼續有效，並在司法程序中可以作為依據。

司法機構的角色對香港的生活方式至關重要，這就是為什麼它有時會成為反華勢力的攻擊目標。他們認為，如果能夠破壞香港的司法機構，就會使香港失去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從而損害中國的形象和利益。而基本法承認香港司法機構的地位，並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第八十五條）。

雖然司法獨立在英國殖民管治時代就已存在，但那只是一種慣例，從未得到正式認可。如今，司法獨立已得到憲法保障，這無疑讓當今的司法人員深感安心。法官們在安全的基礎上行事，他們“無懼、無偏、無私、無欺”地執行正義（正如司法誓言所說）。

和世界各地的獨立司法機構一樣，香港的法官有時會作出有利於政府的裁決，有時則相反。人們常說“正義是盲目的”，司法機構正是這一理念的具體體現。例如，2025年3月6日，香港終審法院駁回了反對派人士譚得志的訴求，譚得志聲稱只有在意圖煽動暴力或擾亂公共秩序的情況下才能判定煽動叛亂罪成立（案件編號：FACC 12/2024）。而同一天，另一名反對派人士則成功說服終審法院撤銷了其因拒絕協助警方進行國家安全調查而被定罪的判決（FACC 11/2024）。此類判決是司法自由的標誌，致力於實現公正的結果，即便在此過程中會令一些人不滿。

此外，司法機關有權審查行政機關的行為，如其與基本法抵觸，則裁定其無效。在正義需要時，司法機關從不回避這一職責，即便可能引發爭議。在涉及反歧視和保護私有財產權等案件中，基本法的憲制性保護條款甚至被用於作出不利於政府的裁決。

由於基本法是一部全國性法律，其解釋權歸全國人大常委會所有（第一百五十八條），這並不足為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的權力（第六十七條），而基本法賦予的解釋權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不要忘記基本法開篇就宣布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一條）。

然而，儘管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解釋權，但基本法規定香港法院受權“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第一百五十八條）。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也可對基本法的“其他條款”進行解釋，但有一個附加條件。若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基本法中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領域或涉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領域的相關條款作出解釋，且該解釋會影響個別案件的判決，則應通過香港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

基本法為香港繁榮穩定保駕護航

儘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受到外國的批評，但其作用應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它本質上是預防性措施，並劃定了法院的管轄範圍。“一國兩制”政策的獨特性，確保了其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的順利實施。有些問題不可避免地超出了香港的高度自治範圍，必然需要國家層面來解決。

不過，解釋權的行使一直非常克制。香港回歸近28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僅行使過5次解釋權，大約每5年7個月行使一次。涉及的問題包括居港權、修改選舉安排、前任行政長官辭職後新行政長官的任期、國家豁免權，以及立法會議員合法宣誓和聲明的要求。

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次釋法是在2016年，距今已近10年。當時，梁頌恒和游蕙禎兩名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在宣誓儀式上公然惡搞。他們沒有以應有的莊嚴態度對待宣誓，而是在宣誓時插入褻瀆性言辭、故意讀錯詞語，對國家極不尊重。全國人大常委會明確表示這種行為不可容忍。今後再有任何人有此類行為，將立即被取消議員資格（此後再未發生此類事件）。這五次釋法各有裨益，確保了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穩步前進。

此外，正如香港上訴法庭所解釋的，基本法是一部與時俱進的文件，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和情況。維護“一國兩制”政策意味著展望未來，而非停滯不前。上訴法庭解釋稱，香港的制度“應在基本法的框架內繼續發展，以適應我們社會當前的需求和情況，其中一些情況可能是起草者當時未曾預料到的”（CACV 8, 10, 87 & 88/2019，2021年6月11日）。

至少自1990年以來，中央政府就大力支持“一國兩制”政策。他們和其他人一樣，無不希望香港取得成功。例如，2021年全國人大批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突出了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作用，這充分地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

隨著國家安全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法治的蓬勃發展，香港已經成為中國內地可靠的合作夥伴。事實證明，香港不僅在全球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也是地區發展的重要參與者。

2024年10月16日，菲沙研究所將香港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今年3月20日，《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將香港評為亞洲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2024年10月23日，《2024年全球法治指數》排名中，香港位列162個司法管轄區的第23位，這是香港的又一大榮譽。

香港在這些領域及其他方面取得的進步，正是鄧小平所期望的，也是基本法促成的。然而，香港人不應滿足於已取得的成就。每個人都應繼續志存高遠，因為更美好的未來還在前面。

（作者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前刑事檢控專員、資深大律師，原文為英文，經本刊記者王慧娟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