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藍天碧海、人群熙攘的旅遊勝地長洲島，曾經也有過一段驚心動魄的抗戰往事。東江縱隊戰士陳亮明、巢湘鈴之女陳凱倫告訴我們：“在保家衛國的抗日戰爭中，香港人從來沒有缺席。”

“七七事變”後，全民抗日戰爭開始，各地學生罷課遊行，號召社會各界參與抗日救國，香港學生亦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1937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成立香港學生賑濟會（學賑會），以“一分錢運動”、募寒衣、戲劇義演等方式為援助內地抗戰募集資金。陳亮明與巢湘鈴都廣泛參與抗日救國學生運動，他們都是香港學賑會成員。出生於長洲的陳亮明組織長洲青年開展抗日宣傳活動，1937年，巢湘鈴在香港巴士工會向工友宣傳抗日救亡，教唱抗日救亡歌曲。1938年末至1939年初，香港學賑會先後組織了四個青年回國服務團，到廣東各地服務，訪貧救急、宣傳抗日。據陳凱倫口述，當時她的父母陳亮明與巢湘鈴被分配在回國服務團第一團，奔赴廣東南路（今湛江地區）。1939年，2人於5月、10月相繼加入共產黨。“香港學生們紛紛覺醒，深知‘有根才有樹，有國才有家’的道理，他們對國家局勢敏感，深知國家的千瘡百孔，萌生了濃厚的愛國情懷，許多人都選擇投身於抗日愛國運動中。”

當時的長洲島僅幾千人，就有黨員十幾名。陳凱倫的父親陳亮明擔任中共香港長洲工委書記。巢湘鈴則返回香港島，協助二哥巢永森做地下黨工作。“我的舅舅在港督府擔任秘書，是英文很好的高材生，兄妹二人的感情也很好。”這期間巢湘鈴的主要工作是交通員和情報員，陳凱倫告訴我們，曾經發生過一件非常驚險的事情，足以顯現巢湘鈴的機智。當時巢湘鈴參與的地下黨中的一部分人即將撤回內地，在屋內籌備返程路費的時候，日本人突然闖進來。裝著路費的箱子一經發現，後果不堪設想。“當時一屋子人都傻了，不知道怎麼辦時，地下黨的一位領導叫了她一聲‘小妹’，然後把裝著路費的箱子一腳踢給她。”巢湘鈴反應極快，接過箱子，隨即將裙子撒下，把箱子當凳子坐下，一下子把箱子遮蔽得嚴嚴實實，假裝在看書，裝著路費的箱子才沒有被日軍發現，既保護了經費也保護了地下黨全部同志。驚險過後，地下黨的領導激動地緊緊抱住“小妹”，一切盡在不言中。巢湘鈴的機靈和勇敢也為地下黨在秘密大營救中選擇她護送大導演蔡楚生奠定了基礎。

1941年12月25日起，香港淪陷，日軍大肆搜捕抗日志士、文化名人，東江縱隊的前身——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展開“秘密大營救”，共有三條線路，長洲島是“海上西線”（由香港島至澳門，再轉至內地）的關鍵中轉站，按周恩來的指示，重要的文化人、年紀大的、身體虛弱的就走這一條海路，部分容易被認出的電影界、戲劇界人士也經由此路線轉移。陳亮明於長洲參與營救夏衍、梁漱溟、范長江、金山、金仲華、王瑩、蔡楚生、司徒慧敏、李少時、廖夢醒夫婦等，巢湘鈴亦假扮“外甥女”協助陳曼雲（黨內同志）掩護著名導演蔡楚生撤出香港。在無數位戰士們的守護下，“秘密大營救”裡，共800餘位愛國文化名人、民主人士成功撤出香港。

據陳凱倫口述，香港淪陷後，擔任地下黨書記的父親陳亮明派地下黨員利用與當地富商的關係，打入富商組建的保安團，並與地下黨的力量一同控制其中一個小隊，繼而建立地下黨的武裝力量。長洲島之所以能夠成為大營救的中轉站，就是因為這裡有一個堅強的地下黨組織和武裝，能保證被營救人士撤退的絕對安全。陳凱倫介紹道，香港淪陷後，陳亮明一度與上級失去聯繫。在這種情況下，長洲地下黨必須自己行動，於是作出第一個決議：收集武器彈藥，為武裝鬥爭作準備。

地下黨通過情報了解到該富商購入了一批新的武器裝備，有一門大炮，長槍、短槍各六七十條，輕重機槍各兩挺，及武器修理設備。地下黨決定將其偷獲，輸送到游擊區，於是密謀將沿線崗哨請到酒樓吃飯然後灌醉，酒樓配合，拖延上菜時間，第二小隊的成員伺機偷出裝備，藏在長洲醫院海邊的草叢中，再將武器裝備送到大嶼山大浪村，再伺機從大浪村運到元朗交到游擊隊手裡。後來，陳亮明又從長洲動員了六、七十個青年人到元朗參加游擊隊。

1942年，陳亮明奉命前往大嶼山開闢革命根據地，並與巢湘鈴在那裡結婚。陳亮明組建港九大隊大嶼山中隊並擔任指導員。在大嶼山中隊時，陳亮明以軍事行動擾亂駐港日軍，突襲偽警察所、日偽軍駐地，主持學習班增強軍隊素養，並於1945年奉命籌建麒麟大隊，參與迫降駐梅窩日軍。

巢湘鈴負責南區情報工作，並在長洲建立情報站。“大嶼山的山路特別難走，環境艱難。我的媽媽是在城裡長大的，家境相對富裕，作為一個‘香港小姐’，能夠自發地做這樣的事情，相當不容易。”1944年的時候，巢湘鈴母女、陳亮明母親等人被日軍捉住。“我的媽媽是被一個漢奸出賣的，日本人只知道她是陳亮明的老婆，但因為‘陳亮明’是化名，我父親的原名是叫‘梁惠章’。她一口咬定自己是‘梁惠章’的妻子，日本人只好表示先把她放了，她有高度的警惕，害怕日軍佯裝放她，實際會跟蹤她，騙日軍說要回長洲，在碼頭上船關閘那一刻，突然從船上跳回碼頭，在艙門關閉前跳下船逃脫了。”陳凱倫告訴我們，即使父親為避免家人受害而改名字為陳亮明，但最終家裡一共有三口人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爺爺和姑姑被日本鬼子在海上槍殺，連屍首都找不到，剛出生的姐姐隨母親入獄死在監獄。”

“我的父親為人很豪爽，與和他一起戰鬥的戰士們關係很好，在撤退以後，他也常常想念留在大嶼山的那群戰士們，惦記他們的情況。”她的母親巢湘鈴愛唱歌，許多抗日救亡歌曲和蘇聯歌曲她都會唱，其中最愛的是那一首哥哥教她唱的《送別》。當年地下黨成員們撤回內地時，巢湘鈴就唱起這首歌為戰友們餞行。許多年後，當和平年代到來，曾經的東江縱隊戰友們來探望她時，病榻上的她也為他們再次唱起這首歌。

陳凱倫表示，香港國安法落地、23條立法通過以後，自己感到社會對於東江縱隊的歷史更為關注，提到東江縱隊時，人們對這些抗日英雄愈發敬重與懷念。她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故事是香港人身邊的故事。”她說：“我們香港人本身就是中國人，我們的前輩就是保家衛國的。香港人心中的愛國情懷，根深葉茂、從未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