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鄒明蓁

長安街上，鐵流滾滾，雄師列陣。一場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和平禮讚，一次展示國防建設成就的神聖儀式，卻在某些西方媒體、政客口中，被貼上“窮兵黷武”的挑釁標籤。和平的儀仗，為何會刺痛某些人的眼睛？問題的根源，不在北京，而在那些固守冷戰舊夢與霸權思維的決策室裏。

一、戴着“有色眼鏡”，怎能看清事實？

根本的問題，出在思想的“總開關”上。當今一些西方政客和媒體，仍然抱着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和“文明優越論”不放，戴着這副“有色眼鏡”，自然看不到也容不得一個獨立自主的東方大國走上覆興之路。

在此認知框架下，他們將“零和博弈”奉為圭臬，認定中國的任何發展都是對西方霸權的削弱，中國的每一次實力增長都被預設為對現有秩序的“威脅”。歐盟高官將閱兵嘉賓陣容定性為“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直接挑戰”，便是這種非贏即輸的二元對立觀的典型體現。在他們的視野中，世界無法“百花齊放”，只能是“一主多僕”。這暴露的恰是其制度在時代變局中的脆弱與不自信。

他們甚至刻意曲解語言，因“鬥爭”一詞便推斷中國“為衝突做準備”，卻無視其在中國政治語彙中為民族復興而奮鬥的崇高內涵。這種基於意識形態預設的“惡意解碼”，旨在話語上剝奪中國發展壯大的合法權利，將我們的每一次進步，都描繪成對世界的“威脅”。

更深層次的，是“歐洲中心論”史觀下的敘事霸權。西方輿論所謂閱兵意在“塑造二戰東方戰場的勝利核心”的指責，恰恰暴露了其長期邊緣化中國人民在東方戰場做出的巨大犧牲與貢獻，刻意貶低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戰中流砥柱的意圖。中國隆重紀念抗戰勝利，是對不公正歷史敘事的必要糾偏，是對民族犧牲的鄭重告慰，這隻關乎“還原真相”。

二、“自由”的媒體，到底為誰說話？

所謂的“新聞自由”，在“中國議題”上早已淪為服務特定政治議程的工具。當媒體被資本和政治深度捆綁，其首要任務便不再是報道事實，而是根據“指揮棒”建構敘事。

最典型的手段便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當美國、法國展示其“鐵甲雄風”時，西方輿論將之譽為崇高的“愛國慶典”;而同樣的閱兵場景在中國上演時，卻被英國《衛報》等媒體曲解為“精心設計的威嚇”。這種差異化敘事的背後，是對國際話語權的濫用和對非西方國家的系統性污名化。

其次是標籤化的“認知作戰”。本次閱兵邀請多國代表觀禮，本屬正常的外交活動，卻被路透社、美聯社等媒體刻意曲解，拼湊成所謂“威權聯盟”或“動盪軸心”的敘事。這種手法企圖借“軸心國”的歷史幽靈，在21世紀煽動陣營對立，將複雜多維的國際關係簡化為二元對抗敘事，實則是為維繫自身霸權、拼湊排他性“小圈子”製造合法性藉口。此類論述不僅漠視各國自主作出的外交選擇，更刻意忽視地區國家追求戰略平衡的務實考量。衆多東南亞國家領導人的出席，恰恰反映出他們堅持獨立自主、拒絕選邊站隊的清醒立場。

三、霸權的“黃昏”，治不好的“心病”

一切抹黑的背後，都源於一種治不好的“心病”——霸權衰落的戰略焦慮。面對中國綜合國力的穩步提升和世界多極化不可逆轉的浪潮，他們的焦慮感與日俱增，並轉化為一系列的應激反應。

這種焦慮最直接地體現在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矛盾心態上。一方面，以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為代表的智庫，對閱兵展示的東風系列、鷹擊系列等先進“硬件”高度關注，承認其技術優勢。另一方面，以蘭德公司為代表的機構，則反覆強調解放軍“缺乏現代戰爭實戰檢驗”，系統性地質疑其指揮體系、訓練水平等“軟件”能力，拋出“硬件優越、軟件堪憂”的論調。

這種看似客觀的“二元論”，實質是西方軍事界一種脆弱的自我安慰。面對自身技術優勢被不斷追趕甚至反超的現實，他們需要通過放大解放軍的所謂“短板”，來維持心理優越感，緩解內部焦慮。這種選擇性的“近視”，可能使其嚴重低估中國“智能化作戰系統”背後所依託的深刻軍事思想與體系變革。這不僅是戰術上的傲慢，更是戰略上的無知。而將正常交往污衊為“新軸心”，將國防建設曲解為“準備衝突”，正是這種“霸權心病”的集中體現。

人間正道是滄桑，走好我們自己的路

對於這些根植於制度缺陷、媒體操縱與霸權焦慮的雜音，過多的辯白並無必要。中國發展的現實，本身就是對一切不實指責最有力的迴應。

我們隆重紀念勝利，意在銘記歷史、珍愛和平，而非炫耀武力；我們莊嚴展示軍隊，旨在捍衛主權、維護穩定，絕非對外擴張。中國軍隊從無侵略擴張的基因，中國的發展道路始終堅持以合作共贏促進共同繁榮。

歸根結底，打鐵必須自身硬。我們應將閱兵所展現的威武雄壯，轉化為紮實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持續動力；將所展示的先進裝備，切實提升爲能打仗、打勝仗的實戰能力。堅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建設一個繁榮穩定、熱愛和平的現代中國，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纔是對外部一切噪音最從容、最堅定、最有力的回答。

（作者係海國圖智研究院研究助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