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張紫晶 |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台灣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光復80周年。台灣光復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正義戰爭的重要成果。當今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與挑戰，使得80年前的這場偉大勝利也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意義，為我們重新思考戰後國際秩序演變與台灣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契機。台灣問題的解決、祖國完全統一的實現，不僅事關中國的核心利益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與亞太地區乃至國際秩序的再平衡密切相關。

戰後國際秩序新起點與台灣問題的法理奠基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以聯合國憲章宗旨為基礎的國際法秩序，確立了主權平等、領土完整、不干預內政等基本原則，為二戰後至今的國際基本秩序奠定了基礎。台灣回歸中國，是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偉大勝利的直接成果。

（一）二戰勝利與台灣問題的解決路徑

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的五十年歷史，肇始於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戰敗，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及澎湖群島割讓給日本。日本在台灣實施軍事高壓與文化同化政策，企圖切斷台灣民眾與中華文化母體和中華民族認同之間的深層連結。然而，中國政府和人民從未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主張，台灣人民也持續通過武裝鬥爭等方式表達不屈意志，堅決捍衛國家統一與民族尊嚴。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從世界範圍看，隨著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39年全面爆發。1941年底，日本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標誌著以美國、英國、蘇聯、中國等國家為核心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最終形成。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之一，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與物力代價。

在1943年召開的開羅會議上，中、美、英三國首腦聯合發表《開羅宣言》，鄭重聲明戰後應將日本竊取的台灣和澎湖群島等在內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進一步重申《開羅宣言》的基本原則。這一系列歷史事實與國際檔案，共同確立了台灣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國際法理地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隨後，中國政府於10月派遣部隊赴台執行受降任務，並於10月25日在台北公署舉行日本投降受降典禮，標誌著台灣結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正式回歸祖國懷抱。1946年，台灣省政府頒布命令，將10月25日定為「台灣光復節」。這一紀念日不僅是對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的莊嚴緬懷，更是對國際正義與民族主權原則的堅定捍衛。

（二）冷戰格局下的統一延宕

然而，戰後世界格局的演變遠遠超出了同盟國對戰後秩序的最初構想。不到兩年時間，以1947年正式提出的「杜魯門主義」為重要標誌，世界迅速陷入以美蘇對抗為主軸的冷戰格局。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雙重驅動下，本源於兩岸政治對立的台灣問題被捲入冷戰陣營的戰略布局之中，其歷史軌跡亦隨之發生重大改變。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中國國民黨政權則敗退台灣。美國基於其全球範圍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略考慮，拒絕承認新中國的合法地位，繼續承認和扶持蔣介石政權，並將台灣納入其亞太戰略防線。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使台灣問題被迫從中國的內政事務迅速演化為國際冷戰格局中的地緣戰略問題。

儘管分治於海峽兩岸的國共雙方處於長期的敵對狀態，然而事實上雙方在國家主權和國家認同上保持著一種微妙的「默契」。儘管美國力圖將台灣塑造為反共前沿堡壘甚至試圖推動「劃分而治」，但無論是北京的新政權，還是退守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均堅守不放棄統一的共同訴求，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對將台灣問題「國際化」的企圖基本上採取抗拒立場，也絕不接受「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所謂「國際方案」。

（三）國際社會「一個中國」基本原則的法理確認

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正式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台灣由此完全退出聯合國體系。第2758號決議的通過，標誌著國際社會明確否定了「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圖謀。此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陸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在建交公報中明確承認「一個中國」，這為台灣問題的國際法地位和外交現實建構了系統性的共識網絡。

美國雖然在1979年與中國正式建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為維繫其在台海地區的影響力，轉向以國內立法與「准外交」等方式強化對台支持。在與「中華民國」斷交之後，美國國會兩院通過《與台灣關係法》，以國內法形式為對台軍事援助和軍售提供法律依據。與此同時，島內政治的變化也在不斷增加台灣問題的複雜性。長期以來，台灣政局處於威權體制之下，國民黨政權依靠高壓的反共政策維繫統治，台灣逐漸在制度認同方面與祖國大陸產生隔閡。台灣問題又逐漸衍生出制度差異與身份分歧交織的複合難題。

冷戰終結後國際秩序轉型與台灣問題的模糊演進

冷戰終結後，國際秩序經歷了深刻震盪。原本基於二戰勝利成果的台灣歸屬國際共識逐漸偏離清晰軌道，陷入現實政治操作、身份認同重構與大國博弈交織的複雜局面。尤其是在外部勢力和「台獨」勢力持續操弄、挑戰「一個中國」基本原則的背景下，台灣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與不確定性顯著上升，成為牽動地區安全和全球格局的重要因素。

（一）美國單極霸權下的台灣政策轉向

隨著蘇聯解體與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美國迅速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憑藉其在政治、經濟、軍事及意識形態領域的綜合優勢，全面推進以自由主義價值為核心的單極秩序，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擴張空間。在中美關係和台灣問題上，美國一方面在外交上延續既往的「一中政策」，維持與北京政府的「三個聯合公報」框架不變；另一方面則在立法、軍售、情報、准外交等多領域系統性強化對台關係，實質上推動台灣問題從「模糊承認」走向「結構性介入」。

進入1990年代，美國向台灣出售F-16戰機、愛國者導彈等先進武器，雖然在表面上仍然維持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實質上卻構建起對台的「安全承諾」體系。隨著時間進入21世紀，美國政府與國會更加頻繁地推動涉台法案，強化與台灣高層的互動，協助台灣拓展國際參與空間。在「戰略模糊」路線下，美國事實上已將台灣作為牽制中國崛起的前沿工具，導致台海局勢的緊張程度不斷上升。美國的操弄是台灣問題不確定性與爭議性加劇的根本原因。

（二）「台灣地位未定論」的系統化操作

在美國對台政策戰略調整的同時，在以西方話語為主導的國際社會中，「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敘事結構不斷被建構和擴散，企圖削弱戰後國際法秩序中台灣歸屬中國的堅實法理基礎，歪曲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的權威性和合法性。

「台灣地位未定論」試圖通過分離「主權」與「代表權」，強化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盟伴體系，擴散「各國有權根據自身利益決定是否與台灣發展非官方關係」或「支持台灣國際參與」等話語。美國、歐洲、日本等在涉台表述中頻繁使用「重視交流」「參與國際」等非主權性表述，並在諸如全球衞生、安全合作等特定議題上推動台灣「有意義參與」。這並非源於二戰後國際法的事實，而是「台獨」勢力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製造話語模糊，為外部干涉和島內「台獨」提供話語支撐。

（三）兩岸經貿合作開啟和平發展新契機

20世紀90年代後，全球化浪潮疊加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為兩岸關係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窗口與發展機遇。大量台資企業赴大陸設廠，兩岸貿易額持續上升，直航航線不斷開通，旅遊探親人次屢創新高，兩岸關係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代」。

這一時期，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兩岸官方溝通機制順暢運作，「和平發展」是兩岸關係的主旋律。這種密切的經濟關係基礎也在客觀上削弱了「台獨」勢力的社會動員空間。然而，經濟融合雖帶來結構性相互依賴，卻未能構建出兩岸在制度層面的政治共識。台灣島內認同結構的潛在分化與外部勢力的持續干預，始終是埋藏在和平發展表象下的深層不穩定因素。

（四）島內政治變化與「漸進台獨」推進

2016年民進黨再度上台後，公開否定「九二共識」，拒絕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導致兩岸官方溝通機制全面中斷。更為宏觀的背景是，隨著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中美戰略競爭全面升溫，美國藉「印太戰略」之名加強對台軍事協助與政治支持，台灣問題又一次成為美國對華政策中的一枚關鍵棋子。

台灣內部的政治生態也發生根本轉變。自20世紀90年代民主化開啟以來，島內逐漸形成圍繞「本土化」與「國家認同」展開的政治角力。相關政治勢力通過推動教育改革在島內系統性重構歷史敘事，試圖從文化、制度、象徵等層面切斷與祖國大陸的連結，淡化「中華民族」身份，強化「台灣主體」意識。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中華文化」相關內容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台灣史」「本土認同」等論述，造成新一代台灣青年的認同斷層與對國家的疏離感。
 

中美戰略格局重塑下台灣問題的定位躍升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秩序正在加速重構，全球性風險因素疊加交織，地緣格局正不斷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趨勢。在這一宏觀背景下，中美戰略競爭正從傳統領域延伸至氣候安全、科技規則、網絡安全等非傳統維度。台灣問題不僅成為中美全方位對峙的關鍵交匯點，也更加深刻地被嵌入大國戰略博弈的前沿地帶，其戰略敏感性和國際溢出效應空前上升。

（一）多極化趨勢與單極霸權的結構碰撞

後冷戰時代，美國為維繫其全球主導地位，持續構建「以美為中心」的同盟體系與話語體系，一方面強化意識形態敘事框架，將「民主對抗專制」作為國際事務中的主軸邏輯之一；一另方面通過北約東擴、四方安全對話（Quad）、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等機制，試圖在全球範圍內構建戰略封鎖鏈條。中國則堅定推進多邊主義，依託「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機制、上海合作組織等平台，提倡共同發展，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制度性合作的堅實基礎。兩種全球治理觀的差異性構成兩大體系的巨大張力。在這一結構性對抗格局中，台灣被美國進一步塑造為對抗「中國威脅」的「民主典範」，成為美國對華戰略部署的關鍵棋子。而對中國而言，國家統一事關民族復興大業，是絕不妥協的核心利益。

（二）「印太戰略」與台灣問題的地緣再定位

近年來，美國將台灣納入「印太戰略」的核心布局，視台灣為第一島鏈的關鍵環節，不斷強化與台在軍事、政治領域的交流，頻繁推動對台軍售並接待台灣高層訪美，以提升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存在感」。日本、菲律賓等國也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對台灣的「支持」。2018年，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旅行法」。2022年，美國眾議院議長竄訪台灣。這一系列事件加劇了台海緊張局勢。

與此同時，民進黨當局還積極推動對外「拓展空間」政策，頻繁與美日等國政要互動，積極推動以「中華台北」或「台灣」名義參與國際組織，試圖突破「非主權地區」的現實定位。儘管此類「外宣路線」在國際法層面收效有限，但在島內塑造出一種「類國家化」的集體認知，挑戰「一個中國」的主權底線。

（三）中國戰略重塑與統一議程的全面強化

面對「台獨」勢力的不斷升級挑釁，中國大陸在國家安全戰略層面開展系統性調整，從多維度重塑國家統一策略。在軍事層面，解放軍常態化開展繞島演訓，戰略空軍、遠程火箭軍和海上力量協同出動，形成對「台獨」勢力的強大威懾態勢。在法律層面，中國大陸通過出台《國家安全法》《反分裂國家法》，確立國家統一的行動邊界與正當性，為未來的統一戰略提供堅實法理依據。在外交層面，中國大陸持續強化「一個中國原則」的全球表達，堅決遏制「台獨」分裂勢力的國際空間。

20225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新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白皮書，更加明確提出「堅定不移推進國家完全統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以貫徹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和對台大政方針為核心指導，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拉緊兩岸情感紐帶和利益聯結，厚植國家和平統一的基礎。這表明中國大陸對國家統一的推進已全面進入戰略整合期。

（四）台灣問題在國際空間的話語對抗

隨著國際局勢與利益格局的劇烈變化，在國際層面，當前西方在台灣問題上的話語呈現顯著的意識形態化和安全化趨勢。西方媒體與政策話語還通過學術與輿論等方式，通過台灣問題向中國大陸持續施加「道義壓力」，試圖塑造中國大陸為「威脅者」，台灣為「受害者」。這些會對國際社會和民眾的認知產生深刻的影響，也對中國大陸在國際上關於兩岸關係、台灣問題和國家統一的話語體系造成嚴峻的挑戰。

與之相對的是，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提升，國際話語格局也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去西方中心化」的多元趨勢。中國大陸依託「一帶一路」、金磚國家、全球發展倡議等多邊平台，塑造「主權平等、互利共贏」的國際輿論氛圍，推動發展中國家理解並支持中國的國家統一立場。近年來，東盟和中亞等國家政要在多種場合明確表示反對「台獨」與外部干預、支持中國的統一事業。中國大陸通過多種方式全方位闡釋「一個中國原則」的法理、歷史與現實邏輯，對長期以來被西方壟斷的台灣問題認知正本清源。越來越多的國家與民眾也開始意識到台灣問題被「美式民主話語」壟斷的風險，呼籲以更真實和多元的視角理解中國的統一訴求。這一系列國際認知環境的鬆動與轉化趨勢，為推進統一進程營造了更為有利的國際政治與輿論氛圍。機遇與挑戰並存，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緊將台灣嵌入其「民主戰略」之際，中國大陸必須持續提升對台工作的戰略主動。
 

國際秩序變遷中的中國戰略機遇

2025年10月25日，是台灣光復80周年紀念日。回望這一歷史節點，台灣從日本殖民統治下回歸祖國懷抱，既是中華民族抗戰勝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後國際秩序重建的制度性體現。台灣問題是中國實現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核心議題，也是影響亞太格局、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

當前的國際環境正在孕育著有利於中國統一的歷史與現實條件。其一，美式霸權體系的系統性衰退。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經濟結構性問題加劇、國際信譽持續下滑，其全球「規則輸出」能力顯著弱化，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正面臨著合法性與有效性雙重危機。其二，多極力量崛起與全球南方的結構性重組。金磚國家擴容、全球南方國家崛起、「一帶一路」向深層互聯互通推進，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制度性協作平台與互惠共贏的發展路徑。其三，西方價值話語體系面臨信任危機。「民主—專制」二元敘事失去往日的號召力，西方國家的對外干預給許多後發展國家留下了長期難以癒合的深層創傷，與之對比，中國式現代化強調互惠、平等與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制度參照。其四，新興技術革命為中國提供戰略支點。當前技術地緣政治正在成為大國博弈的前沿陣地，科技優勢正在轉化為制度優勢和規則優勢，隨著數字化、智能化與綠色化轉型的加速推進，中國在未來的全球標準制定和制度規則重構中掌握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

隨著戰後國際秩序的不斷變遷，中國的國家統一客觀上已然成為中國國家治理效能、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和全球治理議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放眼未來，台灣問題仍將是全球權力博弈與秩序建構的重要交匯點，中國應進一步在法理堅守、輿論反制、制度重塑、戰略謀劃上形成系統合力，將國家統一置於全球秩序重塑和發展權公平分配的宏大邏輯中，凝聚中國統一的國際共識和支持，牢牢掌握戰略主動，全面推進國家統一進程。80年，二戰後國際秩序已然滄海桑田，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全體中國人民必將在新的征程中，再一次贏得屬於中華民族的未來。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7-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