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黃鈺洁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我們會有許多領域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和產生有影響的經濟學理論的中心。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會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每個國家都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的信心。”

30年前，林毅夫提出“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曾被視為異想天開。今天，時光迎來2026年，當“十五五”的征程即將開啟，中國經濟不僅站在了自身發展的承上啟下關鍵時期，更處於引領全球新一輪工業革命與理論創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經濟將如何持續引領全球發展？香港如何憑藉“一國兩制”優勢，在國家新質生產力布局與大灣區深度融合中把握新機遇？在從“解釋中國”走向“中國解釋”的理論嬗變中，中國的發展實踐如何為世界經濟學提供新的視角？圍繞這些問題，本刊記者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

中國如何領跑第四次工業革命

時間撥回1994年，在由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經濟學著作《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中，他們曾作出大膽預測：到2015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2014年10月，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這一預言已提前實現。而對於書中的另一預測，林毅夫亦充滿信心：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經濟規模最快在2030年左右超過美國，中國亦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未來5年，尤其是“十五五”時期作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我們將迎來哪些變化發展？

在林毅夫看來，“十五五”期間，尤其是當前全球正處於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中國的發展機遇將體現在兩大方面：

一是傳統產業仍有追趕空間。林毅夫認為，中國未能抓住前三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因此在許多傳統產業仍有不少追趕空間，“在‘十五五’期間，通過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傳統產業的新質生產力，傳統產業的生產力水平將得到很快的提高。”

二是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具有獨特人才優勢。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已站在同一起跑線，甚至與其他國家相比具獨特優勢：“第四次工業革命最重要的是人才。中國每年在發展第四次工業革命所需領域（如STEM領域）的畢業生數量近600萬，超過G7國家的總和。”

此外，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統一市場，任何技術突破在國內可立即實現規模經濟，具備最多應用場景、而後形成最強競爭力。中國亦擁有全世界最齊全的產業部門，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的產業鏈可以用最短的時間，最低的成本把概念變成一件產品。他以特斯拉為例說明，特斯拉在美國發展十多年，最高產量僅2萬多輛，虧損嚴重，瀕臨破產。2019年到上海浦東投資設廠，一年建成，第二年整體產量就超過48萬輛。這使特斯拉從一個瀕臨破產的企業一舉蛻變成為市場估值最高的汽車企業，“這正是中國產業配套齊全優勢的體現”。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我們會有許多領域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林毅夫細數，尤其在人工智能、具身機器人、芯片製造、低空經濟、新能源、生物製藥等領域，都將在“十五五”期間快速發展。他特別提到：“中國的消費產業，尤其如Labubu等滿足情緒價值的創新模式，遊戲產業如‘黑神話：悟空’、動畫電影如《哪吒》、新茶飲如喜茶和霸王茶姬等新的消費方式與消費形態不僅已形成全球影響力，在‘十五五’期間也會有更大發展，並可依託中國大市場發展後繼續引領世界。”

香港可發揮人才資金兩大優勢

林毅夫為中國緊抓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發展經濟描繪出了一幅清晰圖紙。那麼，香港將在其中處於什麼位置？又可發揮哪些作用？

“香港擁有兩大獨特優勢：人才優勢與資金優勢”，林毅夫說。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人才是最重要的。香港不但有五所世界百強大學，更有眾多科學家打入最新公布的2025年‘全球首2%頂尖科學家’名單，這正充分體現香港在人才培養上的優勢。”他特別以大疆為例說明：“香港培養出來的人才，可以非常好地結合內地齊全的產業配套，以及（擁抱）龐大市場的優勢。大疆由香港科技大學培養的研究生創立，如今在無人機領域佔全世界70%的市場份額。”

林毅夫提到，香港作為集教育、科研、人才為一體的中心，若可在河套地區充分為人才提供早期發展所需的硬件、利用好大灣區的各種配套能力，相應產業就能在香港落地，不僅貢獻於香港經濟，也貢獻於大灣區和整個中國的經濟，“‘十五五’期間，我相信一定會有更多這樣來自香港的人才，依託中國市場、製造業優勢，抓住同樣的機遇、作出同樣的貢獻，培育出全世界領先的產業，這將是香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做的一個巨大貢獻”。

“人才發揮作用需要資金的支持，而後者正是香港更為明顯的優勢之一。”林毅夫指出，香港人均GDP已超過5萬美元，是中國所有城市中最高之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資本是最豐富的，不管是大型科創企業還是初創企業，在香港的融資都是最方便的。”

他又以自己在香港科技大學的工作經歷為例，闡述資金支持對於聚集人才的重要作用，“香港科技大學從建校到成為世界領先大學只用了很短的時間，這正是因為香港為海外教授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基礎設施、科研條件和生活環境，因此能夠短時間吸引大量海外教授來港”。香港是世界上一個主要的交流中心，在吸引國際人才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將成為世界各地人才的聚集中心”。他指出，“尤其是當前世界受到地緣政治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影響，我相信會有更多人才回到祖國來”。

林毅夫補充，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仲裁中心與知識產權交易中心，其傳統優勢仍將持續發揮作用，“當前，新發展格局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以國內大循環撬動國際大循環。香港不僅可以融入國內大循環，也是撬動國際大循環的一個重要節點。如果將以上優勢都發展好，香港的未來發展前景可以上到很高的台階”。

香港要把有效市場與 有為政府“兩隻手”用好

那麼，香港具體應如何將人才、資金兩優勢充分發揮好呢？

林毅夫並沒有急著回答，而是尖銳地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大疆為什麼落地在深圳，而不是香港？”

答案正在於政府對企業支持力度、引導產業升級上的差異。“深圳政府在幫助企業家解決問題上做得更好，香港在這方面，不僅可以參考內地發展較快城市的經驗，也可以參考新加坡的經驗。”

他直言，香港在產業政策上仍有不足：“香港過去是頂級的自由經濟，營商環境優越，設立公司簡便——這些都是充分發揮有效市場作用的已有優勢。但政府在幫助企業家抓住機遇、解決企業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上，香港仍然比較欠缺。”這種“政府不干預”的傳統理念，在當今全球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可能需要重新審視。

“現在連美國都在推行產業政策，我們更應積極有為。”他坦言，儘管產業政策存在失敗案例，但完全依賴市場而缺乏政策引導，很難實現成功的產業升級，“過去有人認為政府不應干預經濟，但現實是，沒有產業政策，就很難推動結構性升級”。

新加坡的產業發展與升級成功經驗，便是很好的借鑒案例。“1997年前，香港的發展水平高於新加坡，人均GDP比新加坡高10-20%，而如今新加坡人均GDP超過9萬美元，比香港高出約80%。這一轉變的關鍵在於新加坡政府在產業升級中扮演了更積極的角色。”上世紀60年代，新加坡確立發展石化產業戰略。儘管缺乏相關人才和企業基礎，政府仍填海造地建成裕廊工業區，並規劃產業鏈布局，使上下游就近配套。憑藉前瞻規劃與全球招商，裕廊工業區迅速成為全球重要石化基地。更值得借鑑的是其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上世紀80年代，新加坡本無任何生物醫藥人才與產業基礎，但憑藉著在本地大學設立藥學院培養人才、以優厚條件吸引人才，新加坡逐漸成為人才基地，並吸引全球知名藥廠設立研發中心。如今，新加坡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生物醫藥中心之一。林毅夫概括道，“新加坡能夠發展成功，就是先充分認識到自己擁有的優勢。但是如何將優勢做大做強呢？一方面，這需要企業家、資本等有效市場的力量。但當市場自身無法克服人才教育、基礎设施、產業集聚的瓶頸時，就需要有為的政府來幫助解決”。這正是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

不過，林毅夫對於香港的期待，遠高於此。他認為，香港在推動產業升級方面實際也具備獨特優勢：“我們的腹地比新加坡更大，我們的人才和可動用的資源更豐富。如果香港能把有效市場、有為政府這‘兩隻手’都用好，加之香港的已有優勢，相信從‘十五五’開始到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香港會繼續領先全國，變成全球最有競爭力城市、全球收入水平最高城市。”

此外，若我們將目光再放遠一些，投向大灣區，香港如何發揮自身優勢、推動產業升級的路徑或將更加清晰。

林毅夫指出，中國當前正致力於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並在內地多個城市設立了自由貿易試驗區作為重要試點。他認為，要實現真正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不能僅停留在減少制度障礙的層面，還必須深入思考如何通過產業政策引導區域協同發展，尤其是針對大灣區各城市的協同定位，可以進行更細緻的政策研究。

“我們要深入思考，灣區的內地城市能相互提供哪些支持？例如佛山、珠海、深圳各自能補什麼位？發展一個產業，必須清楚我們現有的優勢是什麼，不足又在哪裡。如果某些條件是產業發展過程中自身無法提供的，政府就應主動補位，彌補缺口。”

而大灣區實現更深層次融合的核心，正在於推動高水平的制度創新與要素流動。在這一基礎上，河套地區有條件建設成為最高水平的自貿區，實現“資金、人才、產業基本無障礙流動”，從而最大化發揮香港、深圳乃至整個大灣區的綜合優勢。“一旦自貿區成功探索出可行路徑，相關經驗便可逐步推廣至整個粵港澳大灣區。”

從“解釋中國”到“中國解釋”

1995年10月，林毅夫在《經濟研究》發表《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一文，倡導採用規範的方法研究中國本土的問題，其成果將是國際性的。他在文中指出，任何學術都是本土化的，現在國際上流行的理論都是研究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現象得出的。正因發達國家的影響力，研究這些國家的理論才被視作“國際主流”。他亦在文中作出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是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的論斷。採訪時，恰逢他提出這一論斷30周年。

在當時，這一論斷被許多人視為“天方夜譚”，“從國際上來看，全世界有影響的華裔經濟學家不超過5位”，從國內來看，除了剛成立一年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6位教師之外，全國其他各大學尚未有受過完整現代經濟學教育的歸國教師，中國的經濟學界尚處於引進學習西方經濟學的階段。然而，站在今天回望，這一預言正隨著中國的崛起與世界格局的重構，一步步照進現實。這不僅是一個關於學術中心轉移的預測，更是一場從“解釋中國”到“中國解釋”的深刻轉變。

林毅夫的判斷，根植於對經濟學發展史的深刻洞察。他指出，回顧歷史，經濟學理論研究中心的轉移始終跟隨世界經濟中心的變遷。亞當．斯密《國富論》的誕生背後是英國藉工業革命崛起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二戰後，世界經濟學的研究重心則隨著全球經濟重心轉移至美國。為什麼大師級經濟學家在歷史上會出現時間與空間的相對集中？是什麼決定了經濟學理論的重要性？“重要的理論是解釋重要現象的理論，而重要現象是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

依此規律，根據林毅夫的預測，“到2049年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中國會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經濟體”，這時，理解中國經濟現象便擁有了“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和產生有影響的經濟學理論的中心，中國的發展成就也為經濟學理論創新提供了豐富素材。

然而，“現有理論在理解中國發展上存在欠缺”。西方經濟學理論在解讀中國時往往只看到問題，“只要中國經濟稍緩，就會出現‘中國經濟崩潰論’”。林毅夫直言，“但實際上，中國是過去四五十年中唯一未出現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他認為，中國的發展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在短短幾十年間壓縮了西方國家兩三百年的發展歷程，亦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發展至當前人均GDP約1.3萬美元，對全球減貧貢獻顯著。他進一步指出，即使有理論試圖解釋中國成功，也僅觸及表面。

“二戰後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非常少，基本只有亞洲四小龍等少數案例。根據發達國家理論制定政策的發展中經濟體大多未能成功，而少數成功經濟體的政策在主流理論看來反而是‘錯誤’的。”這是因為當前主流理論往往從發達國家的條件出發，去審視發展中國家所缺乏的，並建議後者複製前者的做法，或是從發達國家認為重要的事情出發，認為這件事對發展中國家同樣重要。

“這樣的理論出發點雖好，但實際上，少數能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按照我這些年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來看——之所以能夠發展好，基本上不是看發達國家有什麼、能做得好什麼，而是根據自己有什麼、來看自己能做得好什麼，並判斷什麼（對自己的發展）才是重要的，而後將能做好的做大做強。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東亞四小龍崛起的主要原因。”林毅夫展望道，“從這個角度來看，每個國家都會有發展機會。所以我想，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會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每個國家都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的信心。”

林毅夫創立的新結構經濟學正是這種自主創新的探索。“過去世界經濟學理論主要研究英美經濟現象。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研究中國經濟現象、中國發展背後道理的理論，這些理論在世界上的影響將越來越大——這也是我們提出社會科學自主理論創新、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的原因，我們需要根據中國自身發展，探究成功的原因、問題的根源，提出自己的理論創新，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過去的成功、現在的問題及未來的發展。這是對世界經濟學理論的重要貢獻。”

30年彈指一揮間，當初僅有6位教師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如今已發展成為擁有40餘位全職教師的國家發展研究院。採訪時，他前來香港，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以表彰其在經濟學和教育領域的貢獻。在教大的圖書館，林毅夫談起中國經濟的發展，眼神熠熠。回首“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量預計超過35萬億元人民幣，超過世界排名第三國家的經濟總量，中國亦已穩居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成為第一大網絡零售市場。林毅夫當年那句被視為異想天開的預言，今天听來已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這個目標正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深刻重構，一步步變為現實。

而下一個30年，近在眼前。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6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