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郭    樺 |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鄭宏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

香港始終在中華文化傳承與全球多元文化交融中扮演獨特角色。當香港步入由治及興新階段，如何將文化特色轉化為產業動能、讓文化軟實力成為城市發展的核心支撐？本文基於對香港文化特質的深度洞察，提出做強香港文化產業的三個層次，為香港在新時代踐行文化使命、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言獻策。

香港文化的特色

2025年2月中旬，德國巴伐利亞州首府慕尼黑乍春還寒，一年一度國際安全政策領域最重要和最具規模的「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正在進行。美國新任副總統萬斯對歐洲一通猛烈批評後，令在座的歐洲政要個個面紅耳赤，尷尬轉向緊接發言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引頸期待中國如何對美國威脅表態。王毅氣定神閒，輕鬆地用一句詩回應，「他強任他強，清風撫山崗；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

王毅引用的這首詩，出處即是香港武俠小說家金庸在《倚天屠龍記》中所創作的「九陽真經」口訣。在這個全球矚目的論壇，王毅部長引用香港作家筆下人物的口訣，傳神地表現了中國面對外強脅迫時輕鬆沉著的鎮定形象，也反映了中國看待中美關係的戰略定力。這不僅是中國外交形象的關鍵時刻，也是香港文學所創造的形象和內容在國際舞台的高光時刻。

兩個月後，4月初的夜晚，宏大的啟德體育園主場館，外牆數碼控制的霓虹閃爍，館內人聲鼎沸。這是香港首個可容納五萬人的體育場館，正在舉行「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這個在香港成功舉辦多屆的世界欖球盛會，首次移師全新的啟德主場館。「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不僅是全球欖球界最重要賽事之一，也是全球欖球迷的盛事，一連三日比賽觀眾接近滿座。七人欖球既如傳統欖球般緊張刺激，又有勝負分明的快節奏，現已經發展成為夏季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

鮮為人知的是，這項賽事是由一群常駐香港、熱愛運動的外籍商人於1976年首創，並經過近50年發展成為世界級體育盛會。在賽事影響之下，一大批來自中國內地和海外的頂尖欖球運動員在香港成長、訓練和比賽。無論欖球，或是「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都已經成為香港中西文化融合共處、包容創新的典範。

以上兩個小故事反映出香港文化兩個重要特徵：其一，香港文化具有深刻的中華文化印記，香港文化產品也有深入中華文化內心的滲透力。以金庸作品為例，他在多部武俠小說中創造的鮮活俠士形象，都具有中華文化所推崇的君子飄逸瀟灑、鎮定自若，不畏強權、靈活多變的氣質。這也是金庸作品廣受讀者歡迎，並能夠「破圈」成為一種文化現象的基礎。香港還保留了很多中華文化傳統，尤其是各種民間藝術、民俗、宗教信仰等。其二，香港文化具有包容各方、兼收並蓄的多元屬性。香港作為中西方文化交流互動之地，不同文化融合發展，成為香港有特色的創新之作，例如香港的奶茶，便兼具中國茶文化和英國茶文化的特色。

香港文化這兩個特徵也是特區政府在《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提到香港文化「一本多元」的關鍵特色，即以中國文化傳統為根源，同時具有放眼世界的多元視野。香港社會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別具包容性，香港還具有與海外華人的廣泛聯繫，這些都構成香港的「軟實力」，因此在「十四五」規劃中，香港定位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恰如其分的。
 

理解香港文化的「三個層次」

在對香港文化特徵有初步認識的基礎上，要對香港文化和文化產業進行深入探究，以及對香港文化發展的未來進行展望，則需要對文化在當代世界的重要性有更深一層的認知。我們提出「三個文化概念」，即對文化概念有三個層次的理解：第一是文化的身份觀，文化應被視為社群身份認同的符號基礎；第二是文化的權利觀，文化應被視為受到保護的基本人權，也是社會主流要掌握的政治權利；第三是文化的軟實力觀，即文化應被視為具有傳播力和影響力的一種「軟」性實力。 

一、文化是社群身份認同的符號基礎。文化是一套與特定社群身份認同有長期綁定關係的符號體系。這些符號體系與身份認同的關係主要是社群內部共識的結果，而共識既可自發產生，也可經由過程賦予。這些過程包括社群內部的模仿、代際之間口頭或文字傳承、制度化教育和宣傳等等。可以說，社會共同體得以形成，需要一定的心理基礎，文化就是符號化的心理基礎。

雖然物質文化是文化的重要一環，但能更廣泛地聚集人氣、深入人心的，往往是非物質文化形式。原因不僅僅在於非物質文化與民眾關係更為緊密，對於社群形成自我身份意識具有獨特作用，更在於非物質文化相較於物質文化更強調文化創造和傳承中人的主體地位。非物質文化處在不斷變動之中，在不同的時代會被更新和重構，因此非物質文化變得鮮活起來。除了透過技術手段去保留其外形和記憶，文化傳承更依靠社群對其意義的解讀，文化本身嵌入社群的社會關係中。

文化的符號觀有兩個方面意義：第一，要保護好物質文化，更要著力發掘非物質文化。應當說，政府的文化管理者，對文化的理解更多聚焦於物質文化層面，注重器物、遺址保護等。但是非物質文化，尤其是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更豐富內涵。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組織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如下五大類型：語言在內的口頭傳統或表現形式；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和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這些非物質文化的內容有廣闊的覆蓋面，而且極具生命力，隨時代而不斷變化。

第二，文化作為一種社群認同的符號基礎，嵌入社會關係之中不斷發展、形構，不能用靜止觀念看待。要認識文化總是不斷變動的，在不同時代會更新和重構。這就要特別注意群體文化身份如何被構建和不斷型塑。

香港的文化身份顯然具有孕育於中西雜處社會的特點。在歷史上，香港雖然以華人為主，但多數人因其移民身份，來自不同族群，並沒有產生強烈的香港身份認同感。只到1970年代後期，港英政府逐漸改善社會治理和提供社會福利，才開始促成了「香港人」的身份意識，而這個過程又有特殊性和複雜性。

毋庸置疑的事實是，很多港人將「香港人」身份自然而然地視為「中國人」身份的一部分，視香港文化為與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地方次文化，但亦有一些別有用心者將「香港人」身份與中華民族身份對立起來，刻意誇大香港與內地的文化差異。正因如此，在香港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進程中，更應同時強化香港乃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建香港人乃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尤其須清晰地認識到香港文化的特點，並從研究香港文化形成的過程中尋找哪些有助重構香港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要素。

二、文化是社會主流要掌握的政治權利。文化處於不斷重構衍化和再創造之中，其本身可被視為一種場域而存在。在這個場域中，有不同的力量在不斷角力，角力關鍵在於文化定義權利、文化解讀權利和文化選擇性繼承權利。社會的主流應該對文化有主導權力，文化如何構建和型塑要反映社會主流的意願。但如果社會主流忽視或者輕視文化場域的重要性，非主流、邊緣、甚至是極端的聲音就有可能鳩佔鵲巢，帶來偏頗甚至混亂。

尤其是在香港的文化藝術史上，很多藝術形式甚至文化藝術產業本身都曾經以一種偏頗的視角，來看待中華文化和中國內地的發展，甚至被別有用心地用於撕裂內地和香港的關係，淪為反對政府的工具。例如，在非法「佔中」和「修例風波」時期，反對派便曾不斷利用音樂、繪畫、文學等，通過各種媒體反對政府，造成非常負面影響。此種輿論局面是香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放縱文化領域不管，任由極端聲音掌握文化和輿論傳播高地而造成的。

香港要引以為戒，樹立香港市民中華民族意識讓文化基礎「重生」，就需要重新建立主流文化藝術觀和文化藝術的主流價值。從政府角度看，要強調政府作為社會主流代表，對文化藝術領域具有治理的責任。基於此，政府在文化藝術領域和文化產業上不應該缺位，也不應該放棄在文化藝術領域中樹立主流價值觀的權力和角色。政府設有藝術發展局，有發展文化藝術的資助計劃、設立了文化藝術盛事基金等，也是很多藝術團體最主要的贊助方，正因如此，政府應該透過這些渠道把握文藝創作走向，鼓勵文藝創作體現和弘揚香港市民的中華民族意識。

從文藝創作者角度看，則要擺正對文化與政府關係的認識。文藝創作者應當認識到，政府是文化保育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保護小眾和高雅藝術不會因為商業價值不足而消亡，設立必要審查制度防止文化產品淪落為爭相博眼球的低質產品，等等。

文化藝術創作者亦要承認和理解政府與文化之間的共生關係：政府需要文化藝術活動來樹立社會價值觀，形成榮譽感以整合社會，而文化藝術活動也需要透過政府的幫助來獲得更多資源與觀眾，實現可持續發展。文化以及文化產業需要強調政府的治理角色，治理的關鍵就是要引導和鼓勵文藝創作反映社會主流價值觀。

三、文化既是基本人權也是軟實力。如前所述，文化是社群身份認同的符號基礎。消滅和同化一個族群的方式，就是消滅其文化認同，一些歷史上對華敵對的國家，便曾採取限制華語、要求華人改姓名、改衣飾等等。雖然這些強迫同化的政策現已不為時代所接受，但全球化時期，弱勢社群文化更加受到強勢文化衝擊，文化傳統面臨單一化威脅。因此國際社會也將保育文化特別是非物質文化傳統視為文化權利保護的重要部分。

2005年聯合國發布《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成為一部重要的國際法。文化多樣性和文化傳統作為文化權利，已經成為一項重要人權。香港社會雖以華人為主，但也有多元的族群文化，強調社會主流的文化和價值觀，並不否認小眾文化和非主流的表達。保護和尊重多元的文化，也是香港在文化上建設「軟實力」的重要一環。

首先，文化的「軟實力」表現在對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上。文化會隨著人口流動和社群影響力增強而得以越來越廣泛地傳播。例如，文化的軟實力和影響力更多建立在民間敘事基礎上，透過歷史連接和媒體傳播得以實現。傳播力和影響力建構自下而上，自邊緣而中心，自小眾而流行。例如，英國文化在大眾心目中的想象就與文化藝術分不開，各種關於英國歷史建築和人物的故事，如哈利波特的奇幻想象等，這些英國文化的符號從民間小眾興趣中逐漸「出圈」。香港的電影、音樂、文學等也曾經對中國內地、台灣和東南亞、東北亞社會乃至部分西方社會都產生過影響，這些香港文化產品源自於香港文化與眾不同的獨特個性，也是源自於香港文化來自於商業和民間社會的活力。

很多大火的文化現象源於小眾文化。例如，九龍寨城曾是一個無政府管治、公共衞生和治安都構成極大問題的「三不管」地帶，但此種圖景隨著香港的電影、漫畫和其他文化作品廣泛傳播，在日本和西方的電影中引起廣泛迴響，其神秘感便成為了「賽博朋克」美學的代表之一。雖然這些衍生的文化作品已經在其本源意象上進行了戲仿、改造、甚至重構，但仍不斷有後人「尋根溯源」。

社會需要樹立主流的文化審美觀念，在現時的條件下，就是樹立中華民族文化根本，以愛國愛港為社會主流文化價值，但同樣要給非主流的小眾留有文化創作和發展的空間。社會給予這些文化創作的空間也是在培育香港的文化「軟實力」。民間的力量在推動和傳播這些文化方面的作用要大過官方。香港的民間團體和機構，可以在增進香港的文化影響力方面做更多工作。香港在海外華人中的影響力仍然非常大，香港文化產品仍然受到很多海外華人追捧，因此，應鼓勵民間團體多利用與海外的各種聯繫，推廣香港的文化「軟實力」。
 

香港的文化使命

一是樹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一本多元」香港特色。香港文化藝術過去主要反映社會大眾對於身份政治的各種理解，政府和各個政治派別在歷史上也將文化作為一種身份認同和政治定位的工具。香港回歸前，港英政府早期透過政務官管理官辦的藝術團體，既供養也審查文化藝術活動。臨近回歸之時，才將文化行政權轉交給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管理。回歸後，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被撤銷，文化行政權收歸政府，但分散到民政局、發展局和商經局等各個政府部門，直到2022年才正式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文體旅局）。

可以說，從回歸到成立文體旅局之前，特區政府對於文化的管理並未真正起到主導作用，尤其是在透過文化樹立香港市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做得不夠，這也導致這一時期很多香港文化藝術作品或明或暗地流為政治表態。《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之後，香港過去由反對派所主導身份政治的現象，已經從文化藝術中退潮。當前，香港的文化藝術和文化產業最大的問題是如何重新樹立和鞏固香港市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及政府如何在發展文化藝術中發揮主導角色。

香港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社會，同時也具有多元族群和多樣文化，香港與海外的聯繫更是十分深厚。在強調「一本」前提下，如何保護好「多元」，是文化藝術治理問題的「一體兩面」。政府在管理文化藝術領域要多想辦法，既要保證文化藝術作品樹立主流價值觀念，又要尊重多元表達。例如，建議設立「信任夥伴計劃」，實現與文化藝術界共同管理和協調產業發展；建議多發掘和展現「一本多元」文化特質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大坑舞火龍、太平清醮等；建議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多開發香港特色旅遊項目，既發展旅遊經濟，也傳播社會主流價值觀。

二是發掘香港的軟實力，維護海外華人文化權利。香港不僅是國際金融中心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也是很多華人華僑「出海」和歸國的第一站。華人華僑與香港有文化、語言和親情的聯繫。香港教育是廣為人知的品牌之一，特區政府也在打造「留學香港」的品牌，希望多吸納世界各地學子來香港學習。

除了招徠留學生，香港教育也可以走出去。例如，香港可以繼續發揮民間社會的聯繫，為華文華語教育、中華文化推廣出力，構建傳播中華文化平台和渠道。愈來愈多中國人赴海外經商和務工，隨居子女在國外面臨入學難的問題。香港的私人教育機構可以協助在海外建設中國國際學校，為當地華人華僑提供中文及中華文化等課程。

在亞洲和歐洲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阿拉伯國家、非洲、南美洲和太平洋島國也有大量華人華僑。華人社群對華文教育需求殷切，協助當地中文教育標準化、規範化，便利不同國家語言教育政策借鑒採納，制訂在地化的中文教育政策，這也是支持華人社群維護自身文化人權的重要途徑。香港民間社會一向十分有活力，在推廣中華文化的工作上，應當多鼓勵民間渠道發揮中流砥柱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教育品牌不應只限於學位教育，也應該重視職業教育。鮮為人知的是香港服務業職業教育極具特色。在2024年9月舉行的法國里昂世界技能大賽上，香港代表隊獲得1金、1銀、2銅及10項優異獎章，是自1997年參賽以來的最佳成績。香港至今已累計獲得4金、2銀、7銅及81個優異獎章，反映香港職業技能教育和培訓受到世界肯定。基於此，香港可以效仿內地職業教育的品牌「魯班工坊」，在海外建立職業培訓平台。例如，由職業訓練局（VTC）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港商合作，與當地職業學校合作設立培訓機構，輸出培訓師資，幫助培訓當地勞動力，節省港商在當地投資設廠的人力資源培訓成本，同時也嘗試「出海」推廣香港職業教育。

總而言之，香港的文化藝術和文化產業具有中華文化的底蘊和多元包容的特色。當前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特區政府、文藝創作者、民間文化和教育機構等，一方面需重新確立自身的定位，亦須與不同持份者在文化場域中重新建立關係；另一方面則既要認識文化對社群的深刻意義，也可以文化藝術和創意產業作為新經濟增長引擎。只有認識到文化在社群、政治和影響力三個層次上的內涵，發掘和發揮香港特色文化，建設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空間才會越來越寬廣。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10-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