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踏足中國內地，是小六升中一的暑假。當時所見的景象——城市破舊、經濟呆滯，最令我難忘的竟是一碗灰白鬆散的米飯，它承載着那個年代的艱難回憶。多年後回望，那不僅是一段旅行記憶，更是一段成長歷程，也是一個提醒：國家曾在一窮二白中起步，而今天的繁榮並非偶然，是全國人民長期努力的成果。

2003年開始，我帶學生到廣西賀州參與扶貧，協助修建山區希望學校。當年山路崎嶇、資源有限，當地學生人窮志不窮，每天步行一兩小時到簡陋的泥磚學校上課，依然專心學習。那一刻，我更真切理解“教育”之於國家的意義：它不是短期工程，而是把希望一點一滴灌注入下一代身上。也正因如此，我差不多每年都帶學生到內地交流，隨着公路網不斷的擴展，車程由12小時縮短為5小時，沿途目睹各地的躍進，我內心總是既驚喜也感動。

這正是內地遊學的價值，它並不止於“看見變化”，更是一種有系統的學習方式，把課本知識轉化為學生可感受、可思考、甚至可內化成價值觀的經驗。

一、從“抽象的國家”到“具體的中國”：遊學的認知功能

有人問我：“很多學生來自內地，他們對內地比我們還熟悉，為何仍要組織內地遊學團認？”我的回答是：中國幅員遼闊，南北緯度差近50度，東西經度跨達60度，南北氣候迥異、東西地貌多變，人口14億，民族56個；23個省、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及2個特別行政區，歷史文化層層沉澱，構成了豐富多元的中國。若只停留在課本章節，“祖國”容易淪為抽象名詞；唯有親身走進不同地域，理解各地經濟、文化、歷史與人文特色的差異，學生才能真正體會中國的多樣與厚度。

因此，內地遊學的首要意義，是把“國情教育”從背誦式理解，提升為建基於經驗的理解。當學生把所見所聞與課堂知識互相印證，學習就不再停留在“記得”，而是走向“明白”。

二、從“視野”到“品格”：遊學的情意與價值教育

錦繡中華，花花江山。內地山河壯麗，往往帶來超越語言的震撼。蒼茫大漠、雄偉群山、奔流江河、無邊草原，讓學生在壯闊景觀中重新定位自我：懂得敬畏自然、理解自身渺小，繼而學會謙卑、沉穩與包容。這些不是“說教”能替代的成長，而是親身站在天地之中，震撼心靈而自然生成的領悟。

帶學生往內地遊學，他們往往最喜愛的是觀看各地特色的大型文化表演，如《再見平遙》、《印象劉三姐》、《印象西湖》等，光影麗聲襯托宏大場景，把地域文化、集體記憶與價值情感濃縮成動人心絃的故事。走進河南大大小小的博物館，感受中原文化脈絡；從雲南認識“再窮無非討口，不死便要出頭”的抗日名將周保中，到長沙憑弔“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國家主席毛澤東；在騰衝體會滇緬公路的艱險與抗日戰爭的慘烈。學生會逐漸明白：今天我們的安逸生活，是以昔日先輩的捨身捐軀換來的；和平需要珍惜，責任必須承傳。這正是內地遊學最深層的力量：它把“正確而正面的價值觀”放進可感、可思和可回味的情境中。家國情懷，民族認同，這絕非其他海外遊學團所能達到的。

三、制度化支援令學校更能聚焦教育：教育局交流計劃的優勢

近年教育局為不同年級與課程需要，預先組織及安排多項內地交流與考察計劃，如“同根同心”、“同行萬里”、“赤子情.中國心”等，為學校提供了更方便及更完備的支援。其好處至少有三：第一，主題與學習目標配合，行程設計對接課程，讓學生學習更聚焦。第二，學校可大大減省繁複的採購及行政程序，把有限的人手與時間轉投到其他的學習活動上。第三，政府的津貼及資助能顯著降低遊學團的費用（一般約為原價三成左右），大大提升參與的公平性，讓更多學生不因家庭經濟而失去拓闊視野的機會。

四、安全不是口號，而是專業與流程：對疑慮的回應

社會偶爾會關注學生在內地出現違規及安全問題。我認為必須釐清：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犯錯，不論在校學習或離校活動，錯：總會發生，但錯而能改才是教育的本質。遊學團若出現違規，核心在於教導與隨團管理，而非活動本身，不能本末倒置，因噎廢食。學校規劃交流團時，學生安全永遠是第一位，因此從路線選擇、風險評估、活動取捨，到緊急應變與醫療安排，學校都需周密策劃及部署。

我一向主張聘用合資格、具口碑及富經驗的旅行社與專業導遊協辦遊學團，因為老師是教育者而非導遊；一旦遇上突發情況，如遺失證件、入院治療，以及因天氣變化引致的交通住宿變動，專業團隊更能迅速應對。學校切忌讓老師自行組織遠程或難度高的遊學團，萬一發生意外，學生的安全便難有保障。“禁之未發之為豫(預防)”，安全的本質，不是依靠運氣，而是依靠制度、專業與預備。

五、打開世界，讓學生走得更穩更遠

我從年少時看見的灰白米飯，到今天見證的繁華風貌，我最深的感受是：國家一直在向前，而青年更需要在真實的土地與歷史中，建立對國家的認同、對世界的理解、對人生的方向。內地遊學不是額外負擔，而是學生成長的必修課，它拓闊視野、連結知識與現實、涵養品格、建立正面價值，讓愛國教育從“口號”走向“真實感受”。

“萬卷書行萬里路”，走出去，學生的視野更大，世界更廣，未來也就更寬濶了。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會長何沛勝校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