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的到來，香港正站在歷史基礎與未來大發展交匯的新十字路口。面對“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時代命題與全球搶奪人才的激烈競爭，香港的獨特優勢該如何轉化為國家發展的強大動能？近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接受《鏡報》獨家視頻專訪。他提出：香港不能只盯著國家十五五規劃裡的“港澳專章”，而應把規劃“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建設不能“只數集裝箱”，必須向價值鏈上游進發；在走向世界的征途中，香港更要與內地“同船出海”，以民間外交講好中國故事。

破除“信息壁壘”，打通高質量發展的“最後一公里”

“香港可以貢獻國家的，不僅是有關港澳的那幾段。我們要尋找香港可以積極主動站起來、舉手向國家報名請纓的地方。”訪談伊始，梁振英先生便拋出了一個極具格局的觀點。

他敏銳地指出，當前兩地融合的最大痛點在於“信息不對稱”。內地幅員遼闊，許多尖端科技（如安徽的量子科學）並非只集中在北上廣深；而內地許多省市對香港作為金融、航運、創科中心的具體內涵也缺乏深度了解。

為此，梁振英以“商業航天”為例，生動詮釋了何謂“精準對接”。儘管商業航天並未寫入港澳段落，但海南等地在打造商業航天基地、完成科研與生產後，必然面臨走向國際市場的需求。這時，香港的高校科研力量、強大的融資能力、國際市場推廣經驗以及完備的法律與保險服務，便能精準補位。“香港能做的，就是助力國家高質量發展做好‘最後一公里’。”

拒絕“只數集裝箱”，航運中心要向價值鏈上游攀升

在談及如何將香港優勢轉化為“新質生產力”時，梁振英直擊香港傳統產業升級的要害。

“很多人以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強弱，僅體現於一年處理多少個集裝箱。但倫敦是一個沒有集裝箱碼頭的航運中心，收益卻極高，且在某些能力上具有壟斷性。”梁振英表示，國家連續幾個五年規劃都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提升”的要義，就是要在現有碼頭基礎上，大力發展船舶買賣、租賃、保險、融資及海事法律服務。

他特別提到，香港法律界常感嘆“人滿為患”，但如果將目光投向國家急需的國際海商法、海事法領域，就會發現這是一片巨大的藍海。這不僅能讓國家在高端服務上不再依賴西方，更能為香港青年創造海量的發展機遇。

回顧高鐵“一地兩檢”，感嘆大灣區融合“事在人為”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已從“硬聯通”邁向規則機制的“軟聯通”。梁振英強調，未來的核心任務是進一步打通“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這四大要素。

他深情回顧了當年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推動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落實“一地兩檢”的幕後故事。當時面臨諸多法律與政治上的挑戰，若選擇退縮實行“兩地兩檢”，高鐵只能直達內地四個擁有海關空間的車站。但在中央的堅定支持與特區政府的努力下，最終排除了萬難。“現在從西九出發，可以直達內地110個車站。今年稍後還有幾百個理工大學的學生坐高鐵去雲南考察。”

梁振英藉此案例點明了一個深刻的道理：許多阻礙要素流通的限制，並非“一國兩制”本身造成的。“事在人為，只要我們想辦法鬆動一下，排除障礙，其實完全不牴觸‘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

倡導“同船出海”，以民間力量講好可愛中國故事

作為共享基金會主席，梁振英近年來帶領團隊深入全球12個國家開展醫療援助。在國際舞台上，他對“民間外交”有著獨到且深厚的體會。

“‘一帶一路’倡議有五個互聯互通，‘民心相通’排在最後，但我認為它是基礎性的。”梁振英提出了一個極具畫面感的概念——“同船出海”。他指出，中國企業家帶著高性價比的產品出海，但這艘船上不能只有商人，還必須有專門做公益慈善、促進國際人文交流的中國人。

他認為香港在社會組織管理、民間籌款、資金跨境調撥等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甚至提出了一個溫馨的建議：香港的中小學生出國考察時，不妨帶上簡單的中樂樂器或書法工具，在海外城市的噴水池旁席地而坐，為當地民眾表演。“這不怎麼費錢費勁，卻是講述中國可信、可愛、可敬形象的最好方式。”

首份五年規劃絕非“內地化”，而是更精準的融入

當下，香港特區政府正在編製首份五年規劃。梁振英特別澄清，根據全國人大通過的規劃法，香港制定五年規劃的前提是“堅持‘一國兩制’方針”，這絕不意味著香港會變成內地的一個城市。

相反，這是香港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的歷史性契機。他呼籲香港社會要認真研究廣東、深圳、廣州等地的五年規劃，特別是緊抓前海、南沙、橫琴、河套這四大粵港合作重大平台。

“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的宏大視野，“精準對接”的務實作風，“同船出海”的家國情懷，梁振英的訪談為“十五五”開局之年的香港，勾勒出了一幅主動出擊、大有可為的戰略新藍圖。香港的未來，正蘊藏在每一次“舉手請纓”的擔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