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未沫

近日，視頻平台與影視公司紛紛簽約AI演員，有些數字面孔因與多位真人演員“撞臉”引發爭議。憂慮情緒也在行業內蔓延。有觀察者預測，AI深度介入後，演員的表演經驗、情感表達、身體記憶就會被提取為訓練數據，製片方可無限複製而無需重複支付費用。這一現象看似是影視行業數字化轉型中關於肖像權歸屬與勞動報酬的版權博弈，但我們將其置於更大的時代座標下審視，就會發現這反映了一個哲學問題，即如果表演脫離了人的身體，身體這一人類認知世界、表達自我、建立共情的原初媒介是否會被技術時代所放逐？在AI表演中，我們究竟是獲得了降本增效的技術便利，還是喪失了人類某種根本性的存在方式？

表演的根扎在身體裡

西方哲學自柏拉圖以來，身體長期被視為靈魂的從屬之物。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更是將人的本質釘在純粹思維上，認為身體不過是一具“廣延之物”。這種身心二元論，為今天用AI替代身體的想象打下地基：如果人的本質在於理性，身體只是可替換的載體，用技術手段模擬人的外貌、聲音、動作，似乎順理成章。

二戰後，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對這一傳統發起挑戰，提出“我就是我的身體”，拒絕將身體理解為意識的容器或工具。在他看來，活的身體不只是生理性的物質堆砌，同時是能感知、能表達、能朝向世界投射意義的“現象身體”。這一洞見恰好揭示了表演藝術的本質。演員的身體不僅是物質性的血肉（可以被測量、掃描、建模），也是承載其全部生命經驗與感知能力的存在媒介（不可被數據化）。我們觀看演員的表演，看見的也是其整個存在，包括童年記憶、情感創傷、他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通過身體直接在場於此時此地。梅洛-龐蒂把這種先於理性反思的、身體對世界和他者身體的原初理解稱為“身體意向性”。表演的要義正在於此，演員用不可替代的身體“親知”角色，而非用符號“描述”角色。

這種身體哲學在美國哲學家德雷福斯對人工智能的批判中獲得迴響。他在《計算機不能做什麼》中指出，人類智能從根本上依賴於擁有一個活的身體及其在世間的具體生存經驗。人的理解在“熟練應對”中展開，而非在無情境的規則運算中發生。就像老木匠揮動錘子，靠的是肌肉與骨骼在長年勞作中形成的身體記憶，而非腦海中的力學公式。經典AI的根本困境在於：它試圖在沒有任何身體經驗的情況下，僅憑符號運算來模擬人類智能。但人類的感知、情感與日常理解都是“具身化”的。它植根於一個會生老病死、飢餓疲憊的身體之中。沒有真實的身體，就沒有真正的感知；沒有感知，所謂的“智能”不過是符號的空轉。

將這一批判用在AI演員的表演上，會讓問題變得更清楚。AI可以掃描演員面部每一條肌肉的運動軌跡，深度學習動作的力學結構，但它沒有屬於自己的身體。這意味着，AI在生成符合人類期待的情感視覺符號，而非“感知”表演本身；在處理關於表演的參數，而非“表達”情感。AI數字分身所缺失的，是存在論上的前提條件，而非算力尚未覆蓋的技術盲區。表演的本質恰恰要求演員作為“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一聲嘆息、一次脈搏的加速、一種對眼神何時落下的微妙直覺，都不是可以被切片提取的數字資產，而是生命在時間之流中即時展開的存在狀態。

表演是身體真實性的藝術見證

如果說哲學家揭示了身體在認知中的根本地位，那麼在藝術實踐領域，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與德國現代舞大師皮娜·鮑什，則以各自的方式捍衛了身體真實性的不可逾越。

巴贊在《攝影影像的本體論》一文中所奠定的理論，被後來學者總結為理解電影的基石概念，即索引性。電影的索引性，指影像與被攝物之間存在直接的、物理的因果關聯。光線從被拍攝的身體上反射而來，穿過鏡頭，在膠片上烙下痕跡。這種非人力所能完全乾預的物理過程，構成了電影影像的深層魔力。銀幕上的表演之所以震撼我們，不僅因為演員技巧精湛，更因為我們潛意識裏深信，那具充滿溫度的血肉之軀確實曾在特定的時空裡存在過。一張對焦不準的童年老照片讓我們潸然淚下，也是因為它的模糊與粗糲證明了那個孩子真的站在那裏，午後的陽光真的落在他肩上。

AI演員恰恰從根部切斷了這種索引性。數字分身的“表演”不再與任何曾在的身體、任何真實的物理時空發生關聯。這些視覺符號可能從未在真實時間裏發生過，卻可以被嵌入任何歷史背景，也可能從未承受過切膚之痛，卻可以模擬痛苦痙攣。它們在視覺上或許令人驚歎，在存在論意義上卻如同無根之木。巴贊當年深深憂慮的影像淪為假造的真實，正在AIGC時代變成批量生產的現實。

而皮娜·鮑什，這位被譽為“德國現代舞第一夫人”的編舞家，用一生見證了另一種身體真實，即被生命內在驅動的身體。她那句反覆被引用的名言直擊要害：“我在乎的是人為何而動，而不是如何動。”她的舞蹈劇場不要求舞者執行標準化的優美動作，而是用真實的身體去回應“什麼是愛”“什麼是恐懼”。身體在這裏不是為了展現“完美”而存在，而是為了“真”而存在。皮娜曾邀請六十多歲的舞者登台，讓觀眾直面鬆弛的皮膚、遲緩的步伐、不再柔韌的關節等歲月在肉體上留下的刻痕。這些在傳統甚至算法美學中被視為必須優化的“瑕疵”，卻構成了震撼人心的藝術張力。因為這些粗糲的痕跡是從生命內部流淌出來的。

沒有身體，何來共情

將上述思考匯到一處，AI演員帶來的真正危機便清晰可見。

這場危機首先落在表演者身上。身體不可隨意拆卸，它是我們存在於世的根本方式。演員的肖像、聲音、動作被掃描、分割、編碼成數據單元，不只是版權被侵犯，更是存在論的暴力，使演員從“在世存在的身體主體”降格為“可被技術處理的物質材料”，數十年積累的生活經驗、感知能力和精神修養被壓縮為一行行可供調用的參數。技術試圖剝離身體來模擬智能，但它所剝離掉的恰恰是人最根本的東西。

危機也同樣落在觀眾身上。人與世界、與他人的聯繫，依靠的是“身體間交互”，也就是一個身體與另一個身體之間直接的、前反思的感知與共鳴。在影院或劇場觀看真人表演時，我們不只用眼睛“看”劇情，更用自己的身體“體驗”對方的身體。演員在銀幕上聲嘶力竭或屏息凝神時，我們肌肉的微弱收縮、呼吸的節奏同頻、神經末梢的戰慄，都在與演員發生一場隱秘而深刻的“共情性在場”。我們能被感動，是因為那種生命的掙扎與悸動同樣存在於自己的身體之中。面對AI生成的“完美表演”，這種身體共振被徹底切斷。數字分身不具備真實的內在痛感與身體厚度，觀眾面對的只是一個被剝離了生命經驗的視覺符號外殼。長此以往，我們將逐漸喪失對真實身體表達的感知能力，自身的身體也淪為精美絕倫卻空無一物的視覺符號的被動接收者。AI在製造視覺奇觀的同時，也在製造一場隱秘的美學麻醉，讓我們遭遇“存在的貧乏”。

仿真花永遠不是花，並非因為它不夠像，而在於它從來沒有生長過。AI表演的極致追求是“像”，像人的表情、像人的語調、像人的情感表達；真人表演的本質是“是”——它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在世界中的真切經歷與言說，就是存在本身。

回應這場危機，不能簡單地拒斥技術，而需要守住一條人文底線。在思想層面，應當堅持一種不被算法裹挾的清醒：承認並珍視人類的脆弱、粗糲與不完美，這些正是藝術得以動人的土壤。表演不可被替代，它的根基在於“身體在世存在”的原初表達，不能被還原為信息的編碼與解碼，這與技術參數是否被攻克無關。在制度層面，我們不只需要建立AI生成內容的標記和追溯機制，而且需要對“數字人格權”進行明確法律保護——確保任何人的生物特徵數據不被未經同意地提取、儲存和使用，確保演員有權決定自己的數字分身是否被生成、在何種範圍內被使用。此外，在藝術教育層面，各層級的教育工作者有義務讓觀眾理解真人與AI表演之間的根本區別：真正的表演追求“是”的真實，而非“像”的藝術。這意味着未來藝術教育需要更加註重“具身感知”的訓練，培養對真實身體表達的敏銳感知力。

AI演員的風波或許很快會被新的技術熱點掩蓋，但它留下的存在論問題不會消散。在一個可以無限生成虛擬分身的時代，我們最終需要守護的，正是算法無法窮盡的微光：那些生命在時間中輾轉的真實痕跡，那種身體與世界相遇時的原初震顫，以及一個人對他者不可替代的、身體性的共情與理解。守住這具身體，或許就是守住我們在這個日益虛擬化的世界裏，確認自己仍然真實地活着的那道底線。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