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作為立法會主席，我期望立法會在未來一年能為香港的政局帶來喘息空間，讓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及社會各界商討如何應對經濟逆境、對抗疫情，重新團結社會。文｜香港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梁君彥過去一年多，香港面對政治動盪，及後新冠肺炎疫情來襲，持續至今已經超過大半年，經濟、市民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可謂元氣大傷。立法會原定9月舉行換屆選舉，但因應疫情的特殊情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原則性的決定，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直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簡單直接，不設門檻，令立法機關繼續履行其憲制職能，確保香港特區政府有效施政。回歸以來，立法會一直肩負獨特的憲制責任，發揮有效作用，為各階層的市民發聲，協作不同界別的力量，以最大力度監察特區政府施政。香港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作為立法會主席，我期望立法會在未來一年能為香港的政局帶來喘息空間，讓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及社會各界商討如何應對經濟逆境、對抗疫情，重新團結社會。立法會將會在10月中復會，按照慣例，行政長官將在首次會議發表施政報告，特區政府亦已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延長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並為受疫情重創的行業提供資助。在目前的經濟及社會情況下，我希望不同黨派的議員能聚焦處理經濟民生問題，一同帶領香港走出困境。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冀行政立法關係可改善。圖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答問會議會議政應重拾理性討論立法會是香港社會的縮影，社會和議會的氣氛彼此帶動著，我不會低估議會在未來一年的挑戰，議員仍會在議會內用不同方式表達意見，或許有議員會繼續利用立法會《議事規則》容許的空間表達政治訴求，甚至預期混亂場面將繼續出現。但議員在表達意見時，亦應堅守法律、立法會《議事規則》及相關規定，不能每每訴諸激進手段。議會應是理性議政的場地，激烈的行為無助解決問題。我身為立法會主席，一方面尊重議員表達意見的權利，另一方面亦有職責維持議會暢順和有效運作，兩者要取得平衡。我將會一如以往按同一宗旨辦事，就是根據基本法、《議事規則》及立法會的慣常做法處理議會事務，只有這樣，我所作的決定才是合情合理，亦能經得起挑戰。重建行政立法關係香港再出發關鍵一步我一直深信行政立法關係倘能維持互動——既互相合作，亦互相制衡，必定有助特區政府更緊貼民情，從而制定適當的惠民政策。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與其他議員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參與2019冠狀病毒檢測活動上任主席後，我已立即提出增設每月一次的行政長官“短問短答”環節，讓行政長官有更多機會來立法會，與各議員溝通；而不同黨派的議員亦能因應民情就不同政策範疇直接向行政長官提問。在行政長官的同意下，這個環節持續了一段時間，但其後因行政長官出席質詢及發表施政報告時，都受到部分議員行為的影響而令會議無法繼續；特區政府在去年年底去信立法會，表示由於多次受到嚴重干擾，需重新考慮這個每月舉行的“短問短答”安排，是否仍是合適的平台讓行政長官回應議員的質詢。出現這情況是十分可惜的。回想過去“短問短答”環節順利進行的時候，不同黨派的議員趁機直接向行政長官提出惠及民生的建議，特區政府都積極去跟進或落實，可見議會在商議經濟民生議題時，亦不乏理性務實的討論，不論是特區政府與議員，或是不同的議員陣營之間都曾經有商有量。行政立法關係重建互信是社會向前邁進的關鍵一步，但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不是朝夕之事，行政立法關係往往是雙向的，孤掌難鳴，特區政府推行政策時應審時度勢，縱觀時局，做好解說工作，而不同黨派的議員亦應摒棄對立，以事論事，減少紛爭，以大局為重。議會能否有效運作，有賴每一位議員，本著為市民服務的初心，理性表達意見，為香港謀求出路，而不應只為贏取少部分人的掌聲，須以香港社會整體及每一位市民的福祉為依歸。唯有雙方都伸出橄欖枝，行政立法關係才能破鏡重圓，香港才可踏上復元之路。本文發表於《紫荊》雜志2020年10月號編輯：賀子琪、莫潔瑩

儘管香港回歸已經23年，但有關香港政治體制的本質的爭議從未停息。反對派人士企圖借助“文字遊戲”去塑造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香港的政治體制的認知，他們的政治意圖其實很明顯，那就是要貶低中央和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和削弱其權力，讓中央、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受到比基本法規定的更大的政治掣肘和制約，更讓行政長官缺乏足夠的能力去履行對中央的責任，特別是在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全面和準確實踐“一國兩制”、切實貫徹基本法、果斷制定和推行重要的公共政策等事務上。因此，在香港社會明確和穩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乃“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體制的認識，消除反對派的“另類詮釋”在社會上的不良影響，乃當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文｜香港     劉兆佳儘管香港回歸已經23年，但有關香港政治體制的本質的爭議從未停息。這個現象反映了中央對“一國兩制”的權威詮釋和香港反對派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的交鋒從未間斷。近日關於香港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體制還是“三權分立”體制再一次引發爭論，反映了反對派迄今尚未願意接受中央對香港政治體制的本質的論斷。實際上，真正要認識香港政治體制的本質，只要認真看看中央在基本法內對行政機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之間在權力和職能上的配置，就已經再清楚不過了，根本無須在文字上糾纏。不過，反對派人士企圖借助“文字遊戲”去塑造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香港的政治體制的認知，尤其在中央與特區關係、行政與立法關係和行政與司法關係等重大問題上。他們的政治意圖其實很明顯，那就是要貶低中央和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和削弱其權力，同時要提升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的憲制地位和權力。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中央、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受到比基本法規定的更大的政治掣肘和制約，更讓行政長官缺乏足夠的能力去履行對中央的責任，特別是在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全面和準確實踐“一國兩制”、切實貫徹基本法、果斷制定和推行重要的公共政策等事務上。因此，釐清香港政治體制的本質，在香港形成對香港的政治體制的共識，毫無疑問關係到“一國兩制”能否在香港行穩致遠以及能否同時維護好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 香港的政治體制在回歸前和回歸後都可以描述為“行政主導”政治體制要準確和全面認識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的本質，我們不能簡單從抽象的政治理念或法律原則出發，更不能從一些簡單的政治詞語或口號去理解。我們必須充分考慮香港乃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客觀事實、中央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方針的主要目標、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力來自中央授予和香港的歷史背景等因素，並以之為依據來認識香港的政治體制背後的設計原意。從政治學的角度看，香港的政治體制無論是在殖民統治時期或是在回歸後都可以描述為“行政主導”政治體制，原因是行政長官和香港總督都擁有龐大的制定法律、制定和執行政策、人事任免和財政調配的權力。立法機關的權力相對少很多，而司法機關則只有在訴訟出現時才有機會發揮一些“制衡”行政機關的作用。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縱使三個權力（行政、立法和司法）在回歸前和回歸後都存在，但行政權力一直獨大則是不爭的事實。事實上，在“殖民地”時期乃至今天，從來沒有人把“殖民地”的總督專權制描繪為“三權分立”制度。行政長官不但要對香港特區負責，更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圖為2019年12月1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圖：新華社）雖然絕大部分現代國家的政治體制中都設有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但真正能實現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思想的則恐怕只有美國。參照美國的情況，要達到真正的“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三者不單要享有均等的憲制地位、權力和職能，而且各自行使一些其他機關的權力和職能。換句話說，這三個機關的權力既分離，又交叉重疊。比如說，美國總統除了擁有制定政策和任命官員的權力外，也擁有立法權力和提名法官的權力。美國國會除了立法權力外，也擁有權力自行提出政策和財政預算，以及確認法官任命的權力。美國的法院除了擁有獨立的審判權外，更可以通過違憲審查和司法覆核程序決定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內容與存廢。不過，即便在美國，如果一個政黨同時掌控總統和國會兩院，而大部分最高法院法官又是該黨的成員或認同其政治立場，則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也是名存實亡。在其他實行總統制的國家，雖然一般而言是行政獨大，也只能稱之為“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政體。至於英國和其他實行議會制的國家，由於政府由議會內的多數黨和多黨執政聯盟所領導，實際上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融為一體，立法機關不具備制衡行政機關的能力，因此雖然理論上三權並存，卻非“三權分立”。所以，儘管美國、英國和不少受英美政治傳統影響的國家都使用普通法（Common Law），都設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但只有美國的政治體制才符合政治學對“三權分立”的要求。所以，“三權分立”與普通法沒有必然的關係，而世界上其他實行議會制度的國家也難言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回歸前，在起草香港基本法的過程中，“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斷然反對香港特區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1987年4月16日，當基本法尚在起草之際，鄧小平先生對回歸後香港的政治體制作出這樣的指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從空中俯瞰香港特區政府總部（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鄧小平先生眼中的“三權分立”，肯定是美國那種行政機關受到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強大制衡的“三權分立”。鄧小平先生之所以反對“三權分立”，我認為有幾個重要原因。其一是中國的政治傳統和文化著重“中央集權”，認為權力分散不利政治穩定、強勢管治和行政效率。其二是香港的原有政治體制總體上對於香港的管治，對於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是行之有效的，而保持香港回歸後的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國重大戰略，因此設計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在相當程度上參考了當時港英政府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的政制，即以港督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這樣做也符合“一國兩制”方針要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基本原則。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全面和準確實施“一國兩制”的根本需要。在“一國兩制”下，雖然中央擁有對香港的主權和由此而來的“全面管治權”，但絕大部分管治香港的權力在“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政策下授予了香港人。然而，當中央主動“交出”了絕大部分管治香港的權力後，考慮到不少香港人仍然懷有反共反中情緒，而外部勢力也必然會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在回歸後能否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顯然是中央極為關注和擔憂的問題。畢竟，“一國兩制”的成敗不單關係到香港的利益，也關係到國家的安全和利益，而中央對“一國兩制”的成敗更負有最終的和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通過由中央任命並對中央負責的行政長官嚴格按照憲法、基本法以及香港本地法律對香港進行有效管治，便成為確保“一國兩制”按照中央的藍圖在香港落實的重要機制。 中央授予香港行政長官比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高得多的憲制地位和權力為了讓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能夠成為有效“機制”，中央在授權香港特區實行高度自治和設計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時，刻意授予行政長官比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高得多的憲制地位和權力。首先，行政長官由中央任命，其憲制地位比非由中央任命的立法和司法機關高得多。其次，行政長官除了是行政機關的首長外，更是香港特區的首長。基本法第4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其三，基本法第48條第（二）款規定行政長官“負責執行本法”，也就是說，行政長官相比於立法會和司法機關有根本和最終責任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全面和準確落實。如果行政長官認為立法會或司法機關做了一些違反基本法的事情，他/她有責任予以糾正，包括提出司法訴訟或通過中央政府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或作出決定。第四，行政長官不但要對香港特區負責，更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可以說，行政長官在兩制之間和在中央與特區之間的“樞紐”角色確定了其憲制和政治地位的優越性，而行政長官能否切實履職也關係到中央與特區之間能否建立良好和互信的關係，更關乎到“一國兩制”的成敗得失。同樣地，如前所述，在管治香港的過程中，行政長官的權力和職責比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大得多。行政長官享有龐大的制定政策、向中央提名主要官員和任命法官、廣泛的立法創議和壟斷性的財政調配等權力。當然，為了推進香港的民主發展、賦予和保障香港同胞享有港英殖民統治的一百多年中從未被給予的民主權利，香港基本法明確作出了香港發展民主的一系列重要規定，特別是行政長官由選舉產生，立法機關獲得實質的否決權力，而司法機關則被賦予獨立、不受干擾的審判權力以及終審權等。所以，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和權力雖然顯赫，但完全不同於港英殖民統治時期的港督（如港督為全權代表，兼任香港三軍司令，主持行政局和立法局，任命兩局議員，並對所有議案具有“最終否決權”，等等）。然而，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的“行政主導”本質沒有因為上述改動而出現根本性的變化。值得一提的是，在2015年，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形容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一個“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但又有著立法制衡與配合、及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張曉明的說法不但代表中央的立場，也與“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主旨相切合。不過，他形容行政長官的地位“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上，引起了一些反對派人士的攻擊，部分攻擊來自對香港的政治體制的不了解，部分則是為了挑起政治鬥爭的惡意扭曲。基本法既然已經對行政、立法和司法各自的權力有清楚規定，則那些認為“超然”指行政長官不受立法和司法制衡，甚至淩駕於法律之上，而立法和司法必須聽命於行政長官甚至中國共產黨的批評便是惡意的無的放矢。從“一國兩制”的目的和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看，“超然”實際上是指行政長官不能只從行政機關的角度和利益思考和辦事，必須懷有面向香港和國家的“全域觀”，而只有具備如此胸懷的行政長官才能夠不負國家和中央的重托，讓“一國兩制”好好地為國家和香港的福祉效勞。 抬高司法機關和立法會的地位和權力成為反對派奪取更大權力的“謀略”必須承認，香港有部分人特別是反對派人士和一些“法律翹楚”不接受中央對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的本質的理解，不承認香港的政治體制為“行政主導”，反而斷言其為由來已久的“三權分立”體制。他們希望行政長官與立法和司法機關“平起平坐”，地位均等，因此不斷企圖擴大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的權力，把行政機關置於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的強大制衡之下。儘管這些希望沒有在基本法中得到體現，這些人卻顯然企圖通過對基本法的一些條文的曲解來達到其限制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削弱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能力、貶低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和權力、提升司法機關和立法會的憲制地位和權力的意圖。這些反對派人士雖然得不到中央的信任，也不能掌控香港特區的政權，不過他們既然認為他們的訴求和立場會得到司法機關的同情和關顧，而他們在立法會內又擁有自己的代表，因此抬高司法機關和立法會的地位和權力，並同時壓低行政機關的地位和權力便成為他們奪取更大權力的“戰略”。在這種“戰略”下，他們長期在香港社會大力宣揚和推廣他們對基本法的扭曲解釋來制約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從而讓立法會和司法機關有更大的政治能量來掣肘行政機關。就立法會來說，反對派人士的具體的目的是要求行政機關“全面”對立法會負責，而非基本法第64條所講的有限負責。基本法第64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可是，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往往漠視基本法第64條的存在，要求特區政府官員好像西方國家的政府般向立法機關“負責”，不時提出要主要官員乃至行政長官引咎辭職的要求。另外一個旨在擴權的手段是蓄意曲解基本法第74條。第74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第74條的立法原意不但是要嚴格限制立法會議員提出“私人法案”的權力，也要嚴格限制立法會議員對政府法案提出修訂案的權力，目的是要保障行政機關的立法和財政權力，從而維護“行政主導”。可是，回歸以來，立法會內的反對派議員屢屢將對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法案和財政預算案提出大量的修訂案作為“拉布”的手段，目的在於阻撓政府施政，迫使政府對他們提出的要求讓步。香港法官及司法專業人士出席於香港大會堂舉行的法津年度開啟典禮（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就司法機關來說，反對派的策略是在“司法獨立”的幌子下侵蝕中央和香港特區行政機關的權力。他們在原則上反對人大釋法。雖然回歸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只作過五次釋法，但每次人大釋法都被反對派人士污稱為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司法獨立”。他們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央行使其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權力和履行其對“一國兩制”所擔負的責任。反對派人士又認為香港的法院享有“違憲審查權”，有權廢除那些法院裁定違反基本法的香港法律，從而無視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才享有“違憲審查權”的憲制規定。有關法官任命一事，基本法第88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第88條基本上要求行政長官在任命法官時需要慎重考慮獨立委員會的意見，但行政長官絕對不是“橡皮圖章”，不是必須聽命於這個委員會，而是可以自行作出對香港最有利的決定。可是，為了讓香港的法律界人士壟斷法官任命的權力，讓反對派得以在相當程度上左右法官任命，他們戮力要廢除行政長官在任命法官上的實質權力。反對派強烈要求行政長官充當“橡皮圖章”的角色，否則便是不尊重法律界的意見，是“大逆不道”之舉。另外，反對派人士也要求行政機關不得公開質疑法院作出的任何裁決，無論那些裁決和其背後的理據是如何的荒謬，否則便是藐視法院，破壞司法獨立。以上所舉的一些例子乃犖犖大端，旨在揭示反對派在“三權分立”的大纛下削弱中央和香港行政機關的地位與職權，並提升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的地位與職權的意圖。回歸以來，反對派這些行徑對“一國兩制”和對基本法的“另類詮釋”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和損害了中央與特區、行政與立法以及行政與司法之間的關係。總體結果是弱化了“行政主導”，令行政長官難以有足夠能力完全對中央負責，也讓行政長官難以全面和準確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因此，在香港社會明確和穩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乃“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體制的認識，消除反對派的“另類詮釋”在社會上的不良影響，乃當前刻不容緩的任務。（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文｜本刊評論員經歷“修例風波”和新冠病毒疫情雙重衝擊的香港，正面臨重回發展正軌的關鍵時刻。如何團結全港市民，凝心聚力共同抗疫，重振經濟、改善民生，破解深層次矛盾，實現香港再出發，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新老亂港派無視香港整體利益及市民疾苦，處處搞政治對抗，近期又老調重彈，挑起政治體制之爭，鼓吹“三權分立”，蒙蔽誤導市民，極力挑戰行政長官權威和行政主導體制，企圖阻止香港再出發的步伐，對此，建設力量自然應予堅決反駁。同時必須看到，由於亂港派長期顛倒是非，不僅一些市民在思想上積非為是，實踐中立法擴權、司法獨大現象也屢有發生，阻礙了基本法確定的行政主導體制有效運行，對香港的繁榮穩定也造成影響。當此之際，必須首先釐清政治體制，既講清道理、明辨是非，又完善制度、糾偏正誤，才能為香港再出發提供堅實的政治體制保證。“一國兩制”的構想者鄧小平1987年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就專門指出香港不適宜搞“三權分立”，這是基本法起草的重要指導原則，貫徹基本法起草的全過程。從基本法明文條款規定看，行政長官在特區政治體制中處於“雙首長”“雙負責”、超然於“三權”的核心地位，負責執行基本法，執行中央人民政府指令，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布法律，任免法官等。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分工負責，行政、立法機關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相互監督，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都通過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由此可見，香港的政治體制問題法有明文，早有定論，再也清楚不過。但反對派每隔三五年，總要跳出來，揮舞“三權分立”的旗子鼓噪一番，絕不是因為他們不清楚基本法的規定，而是他們認定，只要反復翻炒，總會有人糊塗受騙，也總能給香港攪局添亂，這樣才好向西方主子交差討賞。回過頭看，反對派長期在政治體制上絞盡腦汁鼓風起浪，也確實對香港造成不少傷害。從認識上看，不少市民對政治體制的看法被反對派嚴重誤導，習非成是、誤入歧途。反對派對基本法條文視而不見，提出種種錯漏百出的歪理邪說，操縱一些媒體進行轟炸式渲染，打著“大律師”“教授”的專業幌子搖唇鼓舌，甚至滲透霸佔學校教科書。不少市民包括青少年被洗腦，對“一國兩制”下香港憲制秩序產生錯誤認識，給“自決”乃至“港獨”等分離思潮氾濫埋下重大政治隱患。從實踐上看，香港政治體制運作出現偏差，立法擴權、司法獨大。在所謂“三權分立”幌子下，反對派議員假借權力制衡之名，濫用議事規則瘋狂“拉布”“流會”，進行“攬炒”，肆無忌憚騎劫議會，癱瘓施政；超越基本法和現行香港法律規定，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頻頻提出“不信任案”；一些議員還長期利用議事規則漏洞，提出違反基本法條文的提案，形成議事規則凌駕基本法的荒唐局面；部分激進派議員更濫用權力，抹黑中央，為挑戰“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違法暴力惡行撐腰。司法機關早在回歸初期處理“居留權案”中就出現擴權傾向，甚至宣稱對全國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行為有違憲審查權。近年一些法官判決缺乏量刑標準，個別法官政治凌駕法治，變相為黑暴犯罪張目。近日多宗涉及“修例風波”及反對派政治人物相關案件的量刑更是備受爭議，被認為是“警察拉人，法官放人”，違法暴徒從輕發落，判刑也多是服務令，動輒便予以保釋，以致大批嫌犯畏罪潛逃。從效果上看，特區政府施政嚴重受阻，經濟受損、法治不彰。在反對派“拉布”下，創科局耗時3年才成立，文化局因“拉布”胎死腹中，“明日大嶼”計劃被迫擱置，啟動遙遙無期。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阻撓施政，司法覆核許可的申請總數由1997年的112宗，大幅增加至2019年的3,889宗，給社會帶來重大經濟損失，更帶來嚴重惡劣的社會政治影響。遠的如公民黨支持的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引致工程延期最少造成65億港元額外工程費，近的如去年“修例風波”期間，法院一度裁定行政長官引用緊急法訂立的《禁止蒙面規例》違憲，引致全國人大法工委發出批駁聲明。當前，“修例風波”已漸平息，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給反中亂港分子帶來極大震懾，反對派敗相顯露，但不會善罷甘休。他們再次鼓吹“三權分立”，就是妄圖故伎重施，進一步削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必須看到，雖然實行行政主導已有明確定論，但過去反對派鼓吹“三權分立”屢屢得手、造成破壞，說明關於政治體制的法律制度還有反對派可以利用的漏洞，特區政治體制的實際運行還存在明顯偏差，行政主導的配套體制機制還不夠完善。當務之急，除了明辨是非、講清道理，必須下決心推動一系列結構性變革，使香港政治體制重回基本法規定的正軌。要強化中央在確定香港政治體制中的主導作用。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包括政治體制，是由憲法及基本法加以規定的，是國家事務、中央事權。中央需要發揮主導者角色，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對港全面管治權，對香港的政治體制進行制度性糾偏。要堅決維護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的核心地位。進一步完善中央對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制度，維護行政長官的“雙首長”地位，落實行政長官依據基本法執行權，處理與基本法相抵觸的立法會議事規則事宜、議員違反憲制誓言喪失出任資格事宜等，完善行政長官對法官的實質任命。要確保立法司法機關在憲制範圍內行使權力。落實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關於立法會議員參選資格、公平選舉、宣誓就職及喪失資格的規定，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立法會議事規則與基本法條文相抵觸的內容應儘快糾正。研究推動司法改革，回應市民設立監察司法及量刑委員會、設置專責處理司法覆核申請的法庭、加強法官憲法與基本法培訓等呼聲，從制度上避免司法政治化，保證真正的司法獨立，挽回司法信心。香港正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必須趁勢而上，從根本上為香港政治體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回歸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和行政主導，確保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唯有如此，香港才能突破困境，減少內耗，昂首闊步踏上再出發之路。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

文｜香港 張志剛對於“三權分立”的爭拗，是每三幾年就會出現一次，通常都是因為一些政治事件而引起。挑動這些爭拗，清一色是反對派的頭頭和他們的立法會議員。他們是對“三權分立”情有獨鍾的一群，他們口口聲聲都要誓死保護“三權分立”，但在他們的口中，卻從來沒有認認真真的討論，什麼是“三權分立”？其來源為何？其定義為何？其性質和運作為何？ “三權分立”是政治鬥爭口號他們不但沒有清楚、嚴謹地解釋什麼是“三權分立”，甚至提出種種錯漏百出、與事實不符的論說，例如郭榮鏗指：“香港行使普通法，明確列明香港有‘三權分立’的制度。”楊岳橋指：“行政長官司法覆核立法會主席的決定，是公然踐踏‘三權分立’，扭曲了香港源遠流長的制度。”首先，普通法根本沒有確立“三權分立”，如果有的話，就請清楚指出其法理關係。而楊岳橋所謂源遠流長的制度，就更加離譜，港英政府管治的年代，絕大部分時候，港督都兼任立法機構主席並且委任所有立法議員，也同時委任首席按察司（即今天的首席大法官）。當年有一位叫羅弼時的先生，他曾經先後擔任律政司、布政司（即今天的政務司司長），並在1979年轉任首席按察司，直至1988年。羅弼時退休離任距離回歸只有9年，距今也只有32年，行政和司法最高職位可以輪流調任，這叫做“源遠流長”的制度？像郭榮鏗和楊岳橋等反對派議員，已經是具法律背景，但仍然信口雌黃，隨口講些根本與事實不符的說話，再深入一點的政治理論，他們根本想也不去想，所謂“三權分立”，只是淪為他們用作政治鬥爭中的口號。 是“分置”而非“分立”在最近這次“三權分立”的爭拗開始時，我個人再度在報章撰文，駁斥反對派口中的“三權分立”，只是香港“山寨版”的貨色。所謂“三權分立”，並沒有一個相應的專業學術辭彙。例如國會，英語中會有Parliament，或者Congress；總統，英語會有President；內閣，英語會有Cabinet，但對於“三權分立”，卻沒有一個完全的對應的辭彙。而在討論“三權分立”時，往往是指Separation of Powers，但Separation of Powers本身，並不局限於一定指“三權”，更無“分立”之意。在文章見報後，一位讀者寄來一份資料，是商務印書館在2012年再度印行的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譯者許明龍所寫的“譯者附言”中有關“三權分立”的原文如下：“法文中的名詞séparation源自動詞séparer，其本意是‘使分開’‘使分離’，進而引申為‘區分’‘分隔’‘分割’等。séparation des pouvoirs這個語組中的pouvoirs是個複數，可以理解為‘二’‘三’或‘四’乃至更多。把séparation譯成‘分立’與其原意不盡脗合，尤其是這個‘立’字。一提到‘三權分立’，很容易令人想到‘三足鼎立’，分庭抗禮，然後或許又想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各霸一方，也就是說，或多或少把‘分立’絕對化了，這恐怕不是孟德斯鳩的原意。何況，孟德斯鳩在有關分權的論述中，有時也使用distribution這個詞，這個詞只有‘分配’的含義，完全沒有‘分立’的意思；第十一章第十二節和第十四節的標題中就含有‘分配’字樣；可見孟德斯鳩強調的是‘分’，而不是‘立’。其實，綜觀《論法的精神》全書，尤其是細品其中的第十一章第六節、第十二節、第十四節等節，我們不難發現，孟德斯鳩的séparation des pouvoirs的本意，並不是主張把三種權力截然分開，將一種權力完全交由一個機關執掌，三個機關各自為政，互不相干，而是主張合理配置權力。就此而言，將séparation譯作‘分立’並不十分貼切。再者，他的séparation des pouvoirs的重點不在於主張‘分’，而在於反對‘合’，也就是說，他認為，一個人或一個機構不應同時執掌多種權力，三種不行，兩種也不行，在任何情況下，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機關都不能獨攬兩種以上權力。就此而言，pouvoirs即可理解為三種權力，也可理解為兩種權力。所以將pouvoirs徑直譯作‘三權’似乎也顯得不甚妥當。我以為，最準確也是最妥帖的漢譯應該是‘分權’。”而在同日，港大的陳祖為教授也在其臉書上發表類似的意見：“好多人批評三權分立，是望文生義，誤以為三權分立等於三權鼎立、三權平立、三權獨立。若想避免誤解，可將‘separation of powers’譯為‘權力分置’。要注意的是，‘separation of powers’沒有‘權力要完全分離’的意思，反而是不同權力需要一定的重疊以互相制衡。權力分置不是目的，而是制衡權力的手段。權力分置可有不同具體安排，但最終離不開三點：不同權力機關的產生方法互不從屬，人員盡量不重疊，職權範圍有一定的重疊。”如果我們討論的“三權分立”，就是源自孟德斯鳩的“分權”，又或者“權力分置”，這是為求達到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目的，那就沒有什麼大的爭議。因為就算孟德斯鳩的論說精神，是把權力分置到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部門，但沒有完全對立、分庭抗禮的意思。三權可以分大小，可以分主次，而其間亦有一定的合作關係。如果我們的目的是為了制衡，其手段就是把權力分置在不同部門之間，這一種精神，完全體現在基本法對香港特區政府的組成及權力配置上，也就是“行政主導”的精神。基本法有關權力分置就是第四章政治體制以下的六節，分別是：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區域組織及公務人員，完完整整、詳詳細細地把以上六類權力分置寫得一清二楚。 行政主導是管治精神“行政主導”四字沒有出現在基本法條文之內，這並不構成任何問題，就等於我們耳熟能詳的“總統制”三字也沒有見諸美國憲法一樣。“行政主導”是一種管治方法的精神，這種精神，不是憑空想像出來，而是按照香港的客觀條件、歷史發展，以及實際經驗探索所得。香港是一個城市，是一個特別行政區，經濟發展是其命脈，而且施政的效率是關鍵因素。基本法在草擬時，也是參照了香港在過去發展以及政治運作的經驗。香港回歸之前，行政部門大權在握，其形勢不但處於一個主導地位，甚至是集中所有權力於行政部門，其實就是集於港督一身。在制訂基本法時，既參考了回歸之前那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也加進大量民主選舉的制度元素。目的是既重視行政效率，也在制度上作出制衡的安排。由“行政一權獨大”的模式，改進成為“行政主導”模式，發揮行政、立法和司法既合作，也監察的精神。“行政主導”的安排，是體現權力分置以及制衡，但不是把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起來，對立起來。基本法不必把“行政主導”寫進，而就算寫進去也沒有大用，因為“行政主導”必須體現在權力的分配和安排，把權力分多一些給行政部門，而且在施政程序上把行政機關放在主導的位置，例如財政預算的制訂、人事的任用，以及公共法案的提交，這都是把行政部門放在主導的位置，“行政主導”就是在這些基本法條文安排下體現出來。 根本沒有所謂“三權分立”反對派就是因為Separation of Powers的漢譯不理想，而只是從字面上去解釋“三權分立”，他們不依基本法的規定，去為立法部門，甚至司法部門的某些環節去擴權、去僭建，目的就是削弱行政部門的權力，以達至政治鬥爭，甚至奪權的目的。事實上，反對派口中的“三權分立”，根本沒有在世界上任何政體出現過，普通法是在英國衍生發展，英國採取“國會至上”制，哪個政黨控制國會，就組閣執政，立法行政兩權合一。司法部門必須按法律判案，國會雖不會干預司法運作，但對判案結果不滿意，可以馬上修例，法院以後必須遵從，所以國會是至高無上，不要說三權沒有分立，國會和法院的權力也絕不對稱。至於美國，表面上是把權力置於三個機構當中，但這三個機構背後有政黨操作，政黨可以全取三權，那三權又連成一氣，完全談不上分立！所謂“分權”與“制衡”，只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抽空來談，沒有人會反對，但實際如何分，就完全是歷史發展以及實際情況來決定，而最後運作，也是五花八門。香港的反對派只是以此為口號，對內裡的精神和運作完全沒有掌握。他們以美國為師，但對美國憲法和政治卻不大了了；他們講求司法獨立，卻無視美國聯邦大法官可以有政黨背景，也以政治，甚至政黨因素而任命；他們講求行政和立法分權，但美國副總統又同時兼任參議院議長，就算美式分權，也不是三權完全分立。（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香港新界有個北區，北區有個打鼓嶺鄉，打鼓嶺鄉有個坪洋村。坪洋村是個單姓村，家家戶戶都姓陳。村裡建有陳氏宗祠，供奉著陳氏列祖列宗。我作為胡公後裔，穎水一脉，曾兩次到宗祠祭拜。     北區作為一個地名，是很概念化的，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它通常指某個城市地理位置靠北的區域，香港、澳門都有北區，台灣則有四個北區。香港的北區位於深圳河南岸，是香港與深圳之間主要的陸上交界區域，設有文錦渡、羅湖、沙頭角、蓮塘等四個口岸。整個北區，分為上水、粉嶺、沙頭角和打鼓嶺四個部分（所謂“上粉沙打”地區），加上大鵬灣的吉澳、鴨洲等離島。作為香港十八區之一，北區面積大過港島和九龍半島總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從大埔區分拆而成的。文｜香港 木木打鼓嶺一帶遠眺。由於長年人迹罕至，這裡的自然生態環境保存完好（本刊記者 黎知明 攝）中英街店鋪林立，顧客却不多，新建了一些紀念性建築，看起來更像一個露天博物館初聽北區地名，想必你也會有聽到其他城市北區一樣的感覺，乾巴巴的，沒什麽文化韵味。但當你知道了北區下轄各鄉鎮的名字，不管是好意頭的上水，浪漫的粉嶺，還是古樸的沙頭角，特別是豪氣滿滿的打鼓嶺，一下子便覺得生動起來。如果你再深入一步，與某個鄉某個村發生了聯繫，從中領悟到深厚的歷史文化傳承，更會對那裡的人文社會變遷感慨不已。我第一次踏足香港，便是在北區。隱約記得是1996年前後，到深圳出差，慕名前往位於沙頭角的中英街。出乎我的意料，這條見證了百年歷史風雲的街道，本身實在太普通了。一條寬不過三四米、長不過二三百米的邊境小街，以購物為主，風光和建築都乏善可陳。由於逗留時間太短，除了扛著大包小包的商販，其他並沒給我留下多少印象。當時無論如何也沒想到，多年後我會長駐香港。待我駐港工作後數年重遊中英街，街面上已十分冷清了。店鋪林立，顧客却不多。新建了一些紀念性建築，如回歸廣場、濱海觀景道、中英街標誌塔和中英街雕塑墻等，看起來更像一個露天博物館。實際上，中英街的確被國家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授予“中國歷史文化名街”稱號，以展示“一國兩制”的歷史景觀和文化風情。中英街看起來更像一個露天博物館（本刊記者 李博揚 攝）相傳打鼓嶺之名，來源於清朝時期打鼓嶺村與黃貝嶺村的衝突我說與某個鄉某個村發生聯繫，當然不是指的與中英街這種露水關係。那是要深入到對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認知裡，進而對自己的人生際遇產生影響的關係。這樣的關係，是可遇不可求的。於我而言，便是打鼓嶺的坪洋村。十二年前，我在那裡結識了該村村代表（俗稱村長）陳月明小姐和她的夫君張然先生。那是2008年3月22日，農曆二月十五，春分月圓之夜。當天恰逢台灣大選，國民黨馬英九戰勝民進黨謝長廷，當選新一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開票時，我們正坐在月明家的庭院裡，品嘗著豐盛而有特色的晚宴，觀看新聞播報，在這皓月當空、春風如縷之夜，暢談歷史和現實，感受到台灣與香港的淵源，香港與內地的淵源。一輪明月下，月明小姐與先生張羅忙碌著，琴瑟合鳴。小兩口一年多前完成大婚，女兒剛出世不久，還隱約可見新婚的喜悅。我們把盞閑聊，天南地北，感觸良多。相傳打鼓嶺之名，來源於清朝時期打鼓嶺村與黃貝嶺村的衝突。黃貝嶺位於深圳河北岸，人口比打鼓嶺多。打鼓嶺人為了抵擋黃貝嶺人的攻擊，於村內設立了一個大皮鼓。當黃貝嶺有人來襲時，立即擊鼓通知村民合力抗敵。黃貝嶺，則得名於村頭一座形似貝殼的黃土丘。如今，低矮的土丘還在，旁邊建了一座賓館，名貝嶺居。我出差時常住貝嶺居，沒想到還有這麽一段故事。詹天佑設計建造的羅湖橋遺跡歷史上香港還有一個“三大中心”的說法：國際間諜中心、走私中心、黃賭毒中心張然先生在歷史和文化問題上頗有造詣，對新界百年變遷了如指掌，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幾乎每次去打鼓嶺，他都會帶我去看邊境禁區，去看縱橫交錯的鐵絲網和羅湖橋下水貨客往來的通道。沿途所見所談，有感而發，天馬行空，獲益良多。眾所周知，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航運中心。“三大中心”是香港的名片，無人不知。與此相伴，還有一個“三大中心”的說法也流傳甚廣：國際間諜中心、走私中心、黃賭毒中心。去年“修例風波”中外部勢力無處不在的影響，此次全國人大單就香港一個地區制定國安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香港間諜活動的猖獗。至於走私和黃賭毒，這世上但凡有海關，便會有走私。香港走私物品包羅萬象，大到軍火毒品，小到嬰兒奶粉。同樣，凡有海關，便有偷渡，偷渡不過是人口走私而已。回望歷史，毒品走私本就是香港的胎記，鴉片戰爭成了這座南國邊城的“催生婆”。想當年，在風靡全球華人娛樂圈的港台電影中，白粉、夜店和賭博幾乎是永恒主題。若論軍火走私，從官方到民間，自民國以來就沒有斷絕過。最近的案例是2016年底，一批新加坡裝甲車在香港被扣留，釀成多邊外交事件，轟動一時。而人口走私，最著名的當屬以“大逃港”載入史冊的幾次偷渡潮，對今日香港的人口構成和社會政治生態都構成了重大影響。香港走私，海陸空都有。而陸路走私，必經新界北區。但這裡的走私，包括偷渡，有著更豐富的內涵，正邪之間，遠不是某些抽象的道德律條所能定義的。據說，當年霍英東運送抗美援朝戰略物資，地頭上便得到了新界大佬張仁龍的配合。最讓人唏噓不已的，是持續幾十年的逃港潮。或因為戰亂，或因為政治運動，或因為饑荒，內地數以百萬計的人非法逃港，今日北區有一些不能享受新界原居民“丁權”的雜姓村（打鼓嶺轄下二十五個村落，有十八個是原居民村，兩個是居民村，還有五個是尚未獲安排村代表選舉的自然村），無異於逃港潮的社會標本，家家都有一部傷心的逃難史。然而，歷史的吊詭在於，恰恰是充滿傷痛的逃港事件，成了中國改革開放潮起珠江的直接動因。同時，改革開放初期跨過羅湖橋北上投資的弄潮兒，相當一部分正是早年的逃港者。而一波一波的水貨客，持續打開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商貿通道。在今天香港或深圳的社交場合，你時不時會碰到一個政經舞台上的活躍人物，向你講起他的逃港故事。如果往上追溯，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在內地找到他們的祖廟。往返深圳河的一代一代淘金者，書寫了拼博奮進的傳奇，也留下了血濃於水的記憶。他們成就了時代，時代也成就著他們。北區的山山水水，可以作證。機緣巧合，我還認識另一位張姓朋友。他叫張永康，土生土長的新界人，張仁龍正是他的大伯父。然而，這樣的出身背景，似乎跟他沒什麽關係。永康從小留學加拿大，英語講得比漢語流利，年輕時被公司派往上海工作，現在把家安在了北京，把生意做到了美國。當我向他了解張仁龍的事跡時，他說完全不清楚，還不如去問張然。而張然父母是北京高級知識分子，他與陳月明小姐相識於留學美國期間回國探親的途中。當時，他在倫敦機場轉機，而留學英國的月明小姐正準備從倫敦飛香港。千里姻緣，情牽一綫；百年人生，緣會一刻。張永康從新界走向北京，張然從北京扎根新界，整個世界成了他們人生軌跡的舞台和背景。“一國兩制”的巨大張力，由此可見一斑。香園圍村頭的風水林及祭拜台新界民風淳厚，向來注重傳承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重視鄉情、親情、宗族凝聚力我與月明相識十多年了，第一次見面就有親人的感覺。她如今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有兒有女，其樂融融。事業發展得也很好，家族生意紅紅火火，社會服務有聲有色，自己更在去年打鼓嶺鄉事委員會主席（俗稱鄉長）選舉中獲勝，成為開埠以來第一位女主席。在就職典禮上，月明主席由衷地說，自己生於斯，長於斯，服務於斯。幾十年來，見證了打鼓嶺由一個半封閉式的邊界區域，到分階段開放禁區，慢慢釋放土地活力，發展成為一片生機勃勃的熱土。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為新界帶來經濟騰飛的新機遇，打鼓嶺將充分發揮連接深圳市的地緣優勢所蘊含的競爭力，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據了解，打鼓嶺曾有約一半面積被劃為邊境禁區，當地居民必須持有禁區紙才可以出入。隨著香港回歸祖國後深港合作不斷推進，禁區自2010年起逐步開放，直至2013年6月第二階段縮減邊境禁區範圍後，打鼓嶺禁區基本上全面解除。現時市民已可以自由進出這個曾經令人覺得十分神秘的“邊境區域”，而由於長年人跡罕至，這裡的自然生態環境保存完好，為青山綠水平添了幾分魅力。回首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一國兩制”與改革開放這兩大國策幾乎是同時提出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深圳特區正是因應香港而設立。如今的粵港澳大灣區，如果以深圳和香港為龍頭，北區位於深港之間，恰恰是香港融入大灣區的前沿。所謂新界，過去指的是新納入港英管治的僻壤，今天已成為新區發展的濫觴。新界民風淳厚，向來注重傳承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重視鄉情、親情、宗族凝聚力，鄰里之間待人接物古風猶存。月明始終是一副嫻淑恬靜的樣子，當我們漫步在坪洋村街頭，她一路給我們介紹村裡的情況，一路與村民熱情地打著招呼。難以想像，村內村外有那麽多繁重的事務，需要她去協調和處理。坪洋村陳氏宗祠細雨迷蒙中，我再次來到陳氏宗祠。整個建築以灰色為主調，磚瓦經緯，翹檐欲飛，簡約疏朗，兩根深紅色的及檐圓柱則使沉穩感盡顯。兩旁楹聯是“胡公世澤，穎水家聲”八個燙金大字，與正上方黑字棕底的“陳氏宗祠”匾額渾然一體，構成一個厚重的門形圖案。寓意此門之中，乃陳氏列祖列宗，氏約族規，後輩子孫務必崇拜禮敬，謹守遵從。陳姓起緣於三千多年前，周武王滅商後分封諸侯，舜後裔胡公滿被列為十二諸侯之一，封於陳地。胡公滿子孫以國為姓，是為陳氏。陳氏族人奔波遷徙，繁衍於亂世，至秦朝初年陳軫重回陳國故地潁川，開枝散葉，為潁川陳氏始祖。漢末魏晋時期，傳至陳實一代，在盛行門閥制度的大背景下脫穎而出，成為名門望族。陳氏從潁川走向全國各地，其中較大的兩支，分赴閩南和江浙一帶。迄今陳姓在福建、江蘇、浙江、廣東都是第一大姓。素有“天下李，廣東陳”之說。廣東陳姓源流主要有四：一是潮汕地區，多從閩南遷來；二是珠三角地區，北宋時從江西德安義門陳分莊而來；三是粵北粵西地區，隨南宋末代王朝遷徙而來；四是水上陳姓疍民，源於陳友諒兵敗後，余部和家人為明王朝驅迫南遷。除了這四支主流，還有一些歷朝歷代零星遷入的，或由當地人因種種原因改姓而來。坪洋村陳姓是從何時何地遷來的，我沒作過考證。依我看，這已無關緊要了，氏族遷徒之路，亦是文化文明傳播之路，無休無止。從陳姓的繁衍，我依稀看到了新界五大姓鄧、文、廖、侯、彭家族的繁衍。其實，面對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變化，推陳出新，我們哪一個栖身之處，不是新界？撫今追昔，得絕句《新界坪洋村拜謁陳氏宗祠有感》：輕風細雨謁祠堂，遙想胡公繼世長。穎水綿綿三萬里，清波一脉澤坪洋。（作者係中央政府機構高級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編輯：李博揚

香港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作為立法會主席，我期望立法會在未來一年能為香港的政局帶來喘息空間，讓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及社會各界商討如何應對經濟逆境、對抗疫情，重新團結社會。文 ｜ 香港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梁君彥過去一年多，香港面對政治動盪，及後新冠肺炎疫情來襲，持續至今已經超過大半年，經濟、市民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可謂元氣大傷。立法會原定9月舉行換屆選舉，但因應疫情的特殊情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原則性的決定，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直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簡單直接，不設門檻，令立法機關繼續履行其憲制職能，確保香港特區政府有效施政。回歸以來，立法會一直肩負獨特的憲制責任，發揮有效作用，為各階層的市民發聲，協作不同界別的力量，以最大力度監察特區政府施政。香港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作為立法會主席，我期望立法會在未來一年能為香港的政局帶來喘息空間，讓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及社會各界商討如何應對經濟逆境、對抗疫情，重新團結社會。立法會將會在10月中復會，按照慣例，行政長官將在首次會議發表施政報告，特區政府亦已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延長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並為受疫情重創的行業提供資助。在目前的經濟及社會情況下，我希望不同黨派的議員能聚焦處理經濟民生問題，一同帶領香港走出困境。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冀行政立法關係可改善。圖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答問會議會議政應重拾理性討論立法會是香港社會的縮影，社會和議會的氣氛彼此帶動著，我不會低估議會在未來一年的挑戰，議員仍會在議會內用不同方式表達意見，或許有議員會繼續利用立法會《議事規則》容許的空間表達政治訴求，甚至預期混亂場面將繼續出現。但議員在表達意見時，亦應堅守法律、立法會《議事規則》及相關規定，不能每每訴諸激進手段。議會應是理性議政的場地，激烈的行為無助解決問題。我身為立法會主席，一方面尊重議員表達意見的權利，另一方面亦有職責維持議會暢順和有效運作，兩者要取得平衡。我將會一如以往按同一宗旨辦事，就是根據基本法、《議事規則》及立法會的慣常做法處理議會事務，只有這樣，我所作的決定才是合情合理，亦能經得起挑戰。重建行政立法關係香港再出發關鍵一步我一直深信行政立法關係倘能維持互動——既互相合作，亦互相制衡，必定有助特區政府更緊貼民情，從而制定適當的惠民政策。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與其他議員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參與2019冠狀病毒檢測活動上任主席後，我已立即提出增設每月一次的行政長官“短問短答”環節，讓行政長官有更多機會來立法會，與各議員溝通；而不同黨派的議員亦能因應民情就不同政策範疇直接向行政長官提問。在行政長官的同意下，這個環節持續了一段時間，但其後因行政長官出席質詢及發表施政報告時，都受到部分議員行為的影響而令會議無法繼續；特區政府在去年年底去信立法會，表示由於多次受到嚴重干擾，需重新考慮這個每月舉行的“短問短答”安排，是否仍是合適的平台讓行政長官回應議員的質詢。出現這情況是十分可惜的。回想過去“短問短答”環節順利進行的時候，不同黨派的議員趁機直接向行政長官提出惠及民生的建議，特區政府都積極去跟進或落實，可見議會在商議經濟民生議題時，亦不乏理性務實的討論，不論是特區政府與議員，或是不同的議員陣營之間都曾經有商有量。行政立法關係重建互信是社會向前邁進的關鍵一步，但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不是朝夕之事，行政立法關係往往是雙向的，孤掌難鳴，特區政府推行政策時應審時度勢，縱觀時局，做好解說工作，而不同黨派的議員亦應摒棄對立，以事論事，減少紛爭，以大局為重。議會能否有效運作，有賴每一位議員，本著為市民服務的初心，理性表達意見，為香港謀求出路，而不應只為贏取少部分人的掌聲，須以香港社會整體及每一位市民的福祉為依歸。唯有雙方都伸出橄欖枝，行政立法關係才能破鏡重圓，香港才可踏上復元之路。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紫荊專訪｜轉載請註明出處

儘管2020年尚未結束，但毫無疑問，它已經給人類歷史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發生在這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來全球大流行的最嚴重的傳染病，至今仍在全球肆虐。在抗擊疫情的全球阻擊戰中，中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其他國家守望相助、共克時艱，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並取得目前境內中高風險地區清零的巨大成績。中國在抗疫鬥爭中充分展現出的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擔當，在人類對抗傳染病的歷史上、在整個人類文明進程中寫下了輝煌篇章。文 ｜ 北京    孔世平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共同鑄就了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千百年來，中國人民就以生命力的頑強、凝聚力的深厚、忍耐力的堅韌、創造力的巨大而聞名於世，我們都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驕傲和自豪！”在人類不斷戰勝傳染病的漫長歷史中，醫學的不斷進步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時，胸懷大局、堅毅頑強、團結一心、守望相助、共赴疫難，這些偉大的精神力量，始終是對抗傳重大災難包括傳染病大流行的堅強盾牌。在同嚴重新冠肺炎疫情的殊死較量中，從黃髮小兒到耄耋老人，從白衣天使到患者病員，從共產黨員到普通群眾，全國上上下下，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共同鑄就了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這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精神品格。現在的武漢市，大街上車水馬龍，人員往來川流不息，呈現出一派生機和活力。但就在幾個月前，這裡還是一座商鋪關閉、人跡稀少的“空城”。從1月23日武漢宣布封閉離漢通道，按下“暫停鍵”起，中國人民就開始面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考驗。疫情面前，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價挽救每一個生命，這是從中共中央到廣大義務工作者到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習近平總書記鏗鏘有力、感天動地的聲音回蕩在中華上空：“為了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我們什麼都可以豁得出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這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據統計，全國確診患者人均醫療費用約2.3萬元（人民幣，下同），重症患者人均治療費用超過15萬元，一些危重症患者的治療費用達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這些全部由國家承擔。為滿足救治需要，國家有關部門協調調度，想盡一切辦法籌措昂貴而稀缺的ECMO，能買盡買，能調盡調。廣大白衣天使以生命赴使命，或在後方默默奉獻，或在前線與死神搏鬥，表現出舍生忘死的職業素養。那些響應國家號召居家隔離的人們，幾個月來以非凡的抗壓精神和高度的大局意識，同樣堅守在抗疫的崗位上。因長期戴防護面具而損傷但依然笑容燦爛的青春容顏，承受著與幼子近在咫尺不能相擁的錐心之痛而毅然上崗的年輕母親，父母們強忍眼淚目送子女奔赴抗疫前線，治愈出院的小童與護士深深鞠躬相互謝別……這一幕幕同心共情的畫面，將中國人的優秀品格與高尚素質定格在2020這個不平凡的歷史年份。9月8日，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共和國勛章”獲得者鍾南山（前排右二），“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張伯禮（前排左二）、張定宇（前排右一）、陳薇（前排左一）頒授勳章獎章（圖：新華社）中國成為世界上抗擊疫情最成功的國家，還得益於中國政府、醫務工作者、科研人員和廣大人民群眾把科學精神、科學態度貫穿到抗擊疫情的每個環節。從科學分析疫情變化後中共中央本著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果斷關閉離漢離鄂通道，實施史無前例的嚴格管控，到科研人員與醫務工作者開展技術攻關，推出八版治療方案，再到實施分級防控、防控和復工復產有序推進，再到普通民眾堅持不懈地做到科學防護，在整個抗擊疫情的鬥爭中，始終貫穿著科學理性、求真務實的精神。這和一些發達國家在抗疫過程中“跟著感覺走”，不斷出現反科學、反理性的決策和行為形成鮮明對照。中國在這次全球抗疫鬥爭中所展現出的理性的光輝，還體現在始終堅持肩並肩手挽手與其他國家一起抗擊疫情。傳染病無國籍，人類共居於命運與共的地球，合作抗疫是理性的選擇。這種科學理性，賦予中國積極開展的人道主義援助、重情重義為世界謀大同的天下情懷、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擔當以更強的說服力和感召力。抗疫鬥爭偉大實踐再次證明，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積累的堅實國力，是從容應對驚濤駭浪的深厚底氣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抗疫鬥爭偉大實踐再次證明，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積累的堅實國力，是從容應對驚濤駭浪的深厚底氣”。抗擊重大疫情，既是精神的對壘，也是物質的較量。中國在抗疫鬥爭中展現出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中國擁有完整的產業體系、強大的科技實力、豐富的醫療資源、發達的物流配送體系，這使得在整個抗疫鬥爭中中共中央的任何決策都能順暢貫徹下去，使得即使經濟社會不少方面臨時按下“暫停鍵”，人民群眾的生活依然得到很好保障。中共中央一聲令下，武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分別僅用10天、12天竣工，16座方艙醫院在短短10多天內相繼建成，覆蓋千萬人的全城核酸檢測、應檢盡檢迅速展開並完成。疫情暴發後很短時間，中國就解決了口罩、消毒酒精等日常防護用品短缺的問題，並且尚有餘力支援其他國家。中國沒有出現食品搶購、超市空架的情況，居民基本生活保障不停、物資供應不斷、社會秩序不亂，復工復產有序展開，二季度實現增長3.2%，增長機器迅速轟鳴起來。這對於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是不可想象的。不僅如此，中國發達的移動互聯網在這次抗疫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創始的手機“健康碼”成為防疫抗疫的有效手段。武漢火神山醫院10天落成。圖為2月2日無人機拍攝的武漢火神山醫院（圖：新華社）中國雄厚的物質資源以及對這種資源的順暢調度運用，使得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再次成為當下的熱話題。正是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曾經積貧積弱的中國才有了今天不懼任何重大考驗的雄厚家底。在一場突如其來的重大疫情考驗下，中國乃至世界人民對這一中國變化發展的歷史邏輯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在抗擊疫情中中國共產黨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決心不惜一切代價，既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宗旨，也說明我國的實力完全能承受起抗擊疫情的一切代價。同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還體現在組織調配各種物質力量、組織動員人民群眾方面所具有的強大力量。疫情期間，武漢以令人驚訝的速度解決了收治病員的困難，每天增加3,000張床位，一個月內建設完成相當於60家三級醫院的病床數。全國近400萬名城鄉社區工作者嚴防死守，形成65萬個嚴密的社區防控網。在抗擊疫情過程中，同世界上一些國家民眾抗議不斷、社會騷亂頻仍不同，中國人民表現出了令世界為之讚歎的聽指揮、守紀律、重大局、愛國家的意識。這一方面說明中國人的整體素質隨著國家的實力增強不斷提高，同時也說明中國人民與他們熱愛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協調性，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中國人民已經形成一個熔鑄在一起的生命體，這或許正是解開中國之治“為什麼能”的密鑰所在。抗疫鬥爭再一次證明，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人民的選擇，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獲得了尊嚴、幸福以及戰勝一切艱難困苦的力量，任何離間、挑撥的圖謀都是徒勞無益的。沒有人可以改變14億中國人民的意志！中國在抗疫鬥爭中所展現出的大國道義、天下情懷，將在人類發展史上寫下重要一筆在全球抗擊疫情的鬥爭中，中國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不僅扛起了中國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責任，而且為全球衛生公共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不僅組織動員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抗擊疫情國內行動，而且發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援助時間最集中、涉及範圍最廣的緊急人道主義行動，為全球疫情防控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不僅採取措施迅速有效遏制住疫情蔓延，同時為全球抗疫贏得了關鍵的窗口期。這次全球抗疫鬥爭，是中國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寫照，其展現出的世界意義，將在人類發展史上寫下重要一筆。中國的大國擔當是患難時刻顯出的真心。患難見真心。人類命運與共的意義，不僅在於共同發展進步，更在於共克時艱、共渡難關。中國在抗疫鬥爭中所展現出的大國道義、天下情懷，為世界各國如何在災難面前做出無愧於當代和歷史的選擇，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中國對抗疫初期受到國際社會的幫助心存感念，在國內疫情還未徹底緩解的情況下，就展開了對外援助。截至5月底，中國共向27個國家派出29支醫療專家組，向150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提供抗疫援助。中國的醫療機構還通過視頻連線面向東盟10國、中亞5國、中東歐17國以及非洲25國，還有拉丁美洲、歐盟、中東國家等無保留地介紹中國的抗疫經驗。這些抗疫經驗是中國人民做出巨大犧牲、中國的科研人員和醫務工作者付出艱巨勞動乃至生命獲得的。在幾個月的抗疫鬥爭中，世界真實地感到，中國的心是熱的。8月29日，在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的中幾友好醫院，中國抗疫醫療專家組成員為防疫工作提出建議（圖：新華社） 中國的大國擔當是在荊棘叢中盛開的鮮花。當中國在努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肩負大國應有的責任時，伴隨著疫情肆虐，全球化出現嚴重曲折，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開始甚囂塵上，中國成為一些國家攻擊的對象。《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聲明》的開篇，就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大流行深刻表明全球的緊密聯繫及脆弱性。”的確，一種在顯微鏡下才能看見的病毒，在短時間內就攪起波及全世界的巨大“海嘯”。事實上，掀起“海嘯”的不僅僅是病毒。一些國家將新冠病毒政治化、惡意造謠中傷中國，有的國家在最需要國際合作的時候退出了世界衛生組織，有的國家奢言脫鉤孤立，有的國家設置人為壁壘，阻撓全球合作抗疫，擾亂國際秩序。中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應對來自西方社會各種挑釁面前，始終選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持多邊主義和國際關係民主化，儘管前路多艱，仍然排除阻力堅定不移地走開放、合作、共贏這條人間正道。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將繼續推進疫情防控國際合作，支持世界衛生組織發揮全球抗疫領導作用，同各國分享防控和救治經驗，繼續向應對疫情能力薄弱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幫助，發揮全球抗疫物資最大供應國作用，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中國的大國擔當為解決後疫情時代的世界難題貢獻了智慧。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如此之久，實際上在國際上宣告了“單贏”、“零和理念”的失敗。後疫情時代，世界經濟復蘇的問題需要解決，全球衛生公共產品短缺的問題需要解決，全球治理問題需要解決。目前疫情仍在肆虐，但對國際社會修復創傷的真正考驗，是在疫情之後。世界接下來怎麼辦，中國提供了有益的方案。簡言之，就是“唯有相互支持、團結合作，才是戰勝危機的人間正道。”世界各國唯有加強互利互惠合作，繼續推進經濟全球化，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暢通運轉，才能實現世界經濟早日重現繁榮。新冠肺炎疫情這一頁終將翻過，但留在這一頁上的人類的抗爭和努力，中國在其中展現的精神、力量和擔當，則會永遠載入史冊，成為人類社會前行的歷史航標，成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持久力量。（作者係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紫荊專訪｜轉載請註明出處

“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地聚起座座金山……”《春天的故事》這首家喻戶曉的歌曲，說的就是深圳從改革開放初期一個小漁村蛻變為現代化國際化大城市的發展奇跡。深圳是改革開放後中國設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的故事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所創造的世界經濟奇跡的縮影。文 ｜ 北京     李建偉深圳市舉辦無人機秀，慶祝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圖：新華社）回顧過去的四十年，深圳創造了多個全國第一，成為一座充滿魅力、動力、活力、創新力的國際化創新型城市，成為全國城市發展的典範和標杆。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排頭兵。作為全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持續不斷的先行體制機制改革為深圳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持久的制度優勢，為深圳四十年的持續高速發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深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先行先試，在全國率先開展工資制度、勞動用工制度、基建體制、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價格體制、企業體制、勞動保險制度、幹部人事制度和政府機構等方面的改革創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之後，深圳以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率先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市場經濟法律法規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創新改革。2000年以後，針對加工貿易發展瓶頸和資源環境約束的不斷增強，深圳啟動以自主創新為主線的轉型發展改革，制定出台了全國首部國家創新型城市發展規劃，提出並實施了自主創新“33條”、創新驅動發展“1+10”系列政策措施，全面深化經濟、社會、行政、文化體制改革。2015年以後，遵照習近平總書記對深圳工作的批示指示精神，深圳以創建世界先進城市為標杆，著力打造“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全面深化商事登記制度、公務員分類管理、投融資體制、國資國企體制、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改革。2019年深圳被中央批准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全國對外開放的先行城市。深圳是我國第一個經濟特區，在對外開放中始終走在全國主要城市的前列。2008年之前，深圳進出口貿易額深圳位居全國36個大中城市之首，2008年以後僅次於上海，位居第二位，2018年進出口貿易總額4,539億美元，僅比上海（5,157億美元）低617億美元。深圳也是全國利用外資前列城市，2000年到2019年累計利用外資960億美元，位居上海（2,316億美元）、北京（1,575億美元）之後，列居全國36個大中城市第3位。全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城市。歷經四十年的持續高速發展，中國從一個1979年人均GDP只有184美元、經濟規模只有1,783億美元的貧窮發展中國家，發展為2019年人均GDP10,261.68美元、經濟規模143,429億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深圳的發展速度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經濟規模和人均GDP分別從1979年的0.85億美元和264美元發展到2019年的3,898億美元和29,455美元，分別增長了4,574倍和112倍，是全國平均增速的57倍和2倍。上圖為1995年在深圳市紅嶺路和深南路交叉路口，擔任紅嶺崗亭亭長的陳廷賢在指揮交通（圖：新華社）；下圖為2020年8月11日在深圳市紅嶺路和深南路交叉路口的陳廷賢（圖：新華社）全國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城市。在全國31個省會城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中，深圳的人均GDP水平從1984年開始就超過其他35個城市，始終佔據36個城市人均GDP首位，2019年人均GDP達到203,489元人民幣，比第二名南京市高出23%。全國率先跨越高收入國家收入門檻的城市。按世界銀行2008年確定的高收入國家收入低限11,905美元的標準，深圳在2008年人均GDP已達到12,007美元，在國內36個城市中率先跨過世界高收入門檻，隨後廣州市在2010年、上海、北京、杭州三城市在2011年相繼跨越高收入門檻。到2019年，深圳人均GDP已提高到29,455美元，相當於高收入國家人均GDP平均水平的66%，2008年深圳的人均GDP僅相當於當年高收入國家人均GDP的30%，深圳與發達國家收入差距已大幅度縮小。廣東自貿試驗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圖：新華社）全國科技創新領先城市。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2000年以前，深圳逐步形成了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外向型經濟，2000年以後深圳實施自主創新發展戰略轉型，以華為、騰訊為代表的大批自主創新企業拔地而起，深圳從開放初期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經濟特區發展為全國技術創新領先城市，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從2007年的1,736家增加到2018年的14,120家，高新技術企業總收入從2007年的9,673億元人民幣提高到2018年的26,912億元人民幣，在全國主要城市中僅次於北京列居全國第二位。深圳PCT專利受理量始終高居全國大中城市之首，2016年深圳PCT專利受理量19,467件，超過其他35個大中城市之和，佔全國PCT專利申請量的46%。深圳從一個1979年常住人口31.41萬人的寶安縣發展為2019年人口1,343.88萬人的現代化、國際化大城市，四十年的跨越式輝煌發展，是迄今世界城市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奇跡。創造這一奇跡的重要因素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央賦予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是深圳毗鄰香港、近水樓台先得月的特殊區位優勢，但深圳能夠在諸多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中脫穎而出，更重要的因素是深圳匯聚了國內外英才，新的深圳人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幹的特區拼搏創新精神。在新時代，中國經濟正在從過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型，從過去的粗放式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創新、協調、綠色、共享、開放發展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基本理念和根本路徑，已經華麗轉型成功的深圳發展模式為其他城市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面向未來，2019年深圳又被賦予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新的歷史使命，承擔起邁向全球標杆城市的重任。新的歷史使命要求深圳要率先建設體現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現代經濟體系，率先營造彰顯公平正義的民主法治環境，率先塑造展現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現代城市文明，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率先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中國典範。面對新時期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和轉型發展時期日漸突出的各種社會矛盾，完成這五大任務，實現將深圳建設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屹立於世界先進城市之林的全球標杆城市的發展目標，深圳需要繼續貫徹落實創新驅動戰略，繼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和提升法治水平以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更需要深入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和綠色發展理念。相信在深圳精神的滋潤下，到本世紀中葉，深圳人必定會創造一個萬紫千紅的全球城市標杆。（作者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所長）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紫荊專訪｜轉載請註明出處編輯：賀子琪、莫潔瑩

文 ｜ 本刊記者    馮琳近年來，西藏全面推進“四好農村路”建設，5年來新改建農村公路4.34萬公里，解決了233個鄉鎮、2,276個建制村通硬化路。圖為川藏公路通麥路段上的迫龍溝特大橋（圖：新華社）“要致富，先修路”、“道路通，百業興”……這些老百姓口耳相傳的俗語既飽含著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又突顯了交通建設在脫貧攻堅中的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每年都到貧困地區考察調研，前幾年去，沿途山路顛顛簸簸，進了村坑坑窪窪，晴天塵土滿鞋，雨天道路泥濘”，習近平總書記今年3月6日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無不體現出他對改善交通情況的牽掛和重視。“這幾年，我再去一些貧困村，看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道路平坦通暢……”，這讓習近平總書記從心裡為之高興。自精準扶貧方略提出後，交通扶貧一直是脫貧攻堅的主要陣地。隨此工作的不斷開展，中國農村地區的交通情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條條“康莊大道路”、“幸福小康路”、“平安放心路”、“特色致富路”就像一條條金絲銀線，把貧困地區與全國大市場緊緊連在了一起。不僅老鄉們“出門水泥路，抬腳上客車”的出行夢想變成了現實，而且鄉村因路而興、因路更美，曾經“山裡山外兩重天”的局面被徹底改變。這些變化離不開一批批“路書記”、“路縣長”、“路支書”等交通扶貧幹部的艱苦付出與奮鬥，是他們用汗水和行動書寫著踏平坎坷成大道、脫貧攻堅“在路上”的奮鬥故事。西藏：在“世界第三極”建橋修路在整個扶貧工作中，西藏可謂是典型的“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難中之難、堅中之堅”。西藏平均海拔超4,000米，總人口356萬人中有240萬人生活在廣大的農村、農牧區。這裡的老百姓要出行，有的靠人背馬馱，有的靠溜索渡船，有的鄉村因雪山阻隔每年甚至有半年多的時間都與世隔絕。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著眼於西藏同全國一道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與西藏代表團的全國人大代表交流時曾關切地問道，“現在到墨脫的路通了沒有？”西藏的交通建設，始終是習近平總書記牽掛的一件事。修路難，在號稱“世界第三極”的雪域高原建橋修路更難。高原本就缺氧，正常活動都要喘一喘，更別提要在這裡修通一條條公路、架起一座座橋樑。可無論多難，徐文強和眾多援藏扶貧幹部也一起扛下來了！近年來，國家部委、中央企業和相關省份每年都會派出約2,000名幹部援藏扶貧。2016年7月，徐文強作為交通運輸部選派的中央國家機關第八批轉第九批援藏幹部，成為了這支隊伍中的一員。他說自己是“最普通的一個”。徐文強現任西藏自治區交通運輸廳廳長，4年多來，他一直奮戰在第一線。每年，徐文強在藏時間都在10個月以上。全西藏74個縣市區，他跑到了70個。4年間，徐文強前往施工現場里程超18萬公里，全西藏所有能開車的高山埡口他都穿越過，還曾經到過幾十個邊防連隊和哨所。正是在親身參與當地交通脫貧攻堅的過程中，徐文強見證了240萬農牧民擺脫貧困、走上富裕、與全國人民一道奔小康的喜悅。貴州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平均海拔2,200米，溜索曾一度是當地群眾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2013年以來，貴州省相關部門在當地實施的“溜索改橋”項目已全部完成建設並投入使用，讓牛欄江沿岸雲貴兩省群眾出行不再“溜”，成為山區群眾的“脫貧致富橋”。拼版圖片：上圖為貴州省威寧縣斗古鎮的村民行走在牛欄江新修的橋上；下圖為威寧縣牛棚鎮團山村村民利用溜索過牛欄江（圖：新華社）在今年召開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圍繞川藏鐵路建設等項目，推動建設一批重大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更多團結線、幸福路。徐文強告訴記者，根據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建設“四好農村路”的重要指示，4年間，西藏共投入941.6億元，實施了3,123個農村公路建設項目，改造、新建農村公路里程達到3.82萬公里，並且全部按照等級公路的標準實施建設。這些公路首尾相接，能夠繞赤道一周。預計到今年年底，西藏具備條件的所有鄉鎮、建制村將全部通上公路，其中95%的鄉鎮和75%的行政村將通上油路。同時，為了保證和方便老百姓出行，西藏 467個鄉鎮和2,014個行政村也都通上了客車，做到了“應通盡通”。由於與印度、不丹、尼泊爾、緬甸四個國家接壤的特殊區位環境，西藏4,000 公里的邊境線上，共分布著21個邊境縣以及大量的鄉鎮、村莊。“西藏和其他省份不一樣，西藏高寒辛苦、氣候比較惡劣、條件非常差，但是通過我們黨委和政府的努力，通過交通的傾斜，邊境地區老百姓出行、生產生活條件、交通條件都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我們邊境地區脫貧任務在去年底已全部完成，現在已經進入鞏固脫貧成果階段。”徐文強說。脫貧攻堅工作開展以來，西藏的交通事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交通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截至2019年底，全區公路通車里程達10.45萬公里，還同時創下了在惡劣地勢環境中修建了1,100公里高速公路的偉大奇跡，基本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公路交通運輸體系。徐文強深感，這是西藏交通發展最快最好的時期，也是交通發展的成果惠及廣大人民群眾最普遍的一個時期。原本在去年8月，徐文強就可以結束援藏任務回到北京了。“因為組織上希望我再延長三年時間，我非常高興地接受了組織的安排，因為我認為這是對一個援藏幹部的肯定，也是褒獎。”現在，徐文強又開始了他的第二個援藏任期。“帶著感情，撲下身子，踏踏實實為當地老百姓做一點事情。”捧著這份信念，徐文強在西藏扶貧了4年。接下來，他還將繼續堅守著這份信念和對這片土地的熱愛走下去。“再用幾年的時間，讓我們西藏的老百姓走上更寬闊和平坦的小康大道，我將為此付出我的全部力量。” 恩施：從絕壁造路走上幸福之路在脫貧攻堅工作中，習近平總書記對農村公路的建設始終高度重視。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建好、管好、護好、運營好農村公路，對農村公路助推廣大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寄予了殷切期望。“我來自於基層”，這是湖北省恩施州建始縣龍坪鄉店子坪村支部書記王光國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正因為來自於基層，長久以來大山深處百姓出行的艱辛和酸苦一直深深印存在他的腦海裡。王光國所任職的店子坪村海拔1,200多米，當地有許多古話樸素地講述著出山之苦——“左邊石柱河，前面梯子河，右邊洋芋河，後面大山坡。我們祖祖輩輩，背磨得像駱駝”“打杵子、背簍子，邁出去還要坐轎子”。村民到臨近鄉鎮趕集，需要沿著河兩岸的絕壁小道翻山越嶺，來回得花上兩三個小時。山路艱險、水流湍急，許多人曾摔下河谷，甚至被奪去生命……2002年9月，王光國當選了村支部書記，剛上任他便帶領村民拉響了修山第一炮！先是鑿毛路、修砂石路，後來是水泥路，最後是瀝青路。數十載開山鑿路的堅持，王光國憑著“石頭再硬，硬不過店子坪人骨頭”的頑強意志，成了大家口中的“愚公書記”。功夫不負有心人！2013年，在4.5萬餘村民勞力的多年奮戰下，終於在懸崖絕壁上打通了出山路。到如今，店子坪村的瀝青路實現了戶戶通、村村通，老百姓也跟著走上了致富快車道。由於交通便利了，村民們原來的土坯房改建起了休閑別墅。一些曾經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回村開起了農家樂，一年收入能比原來增加幾萬元。村裡原先主要種的是土豆、苞穀、黃豆，現在種上了水果，還建起了產品銷往國外的辣椒加工廠，同時帶動起周邊鄉鎮一齊致富。2016年，湖北省委在店子坪村成立了紅色教育基地，以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同娛樂的方式，讓教育基地培訓學校的學員吃住在農戶家裡，幫助村民增收致富。建始縣是中國千萬個通過發展交通找到脫貧致富路的貧困縣市的一個縮影。交通運輸部等部門和各級黨委政府扎實推進“四好農村路”建設並取得明顯成效。5年來，全國新建改建農村公路127.5萬公里，99.24%的鄉鎮和98.34%的建制村通上了瀝青路、水泥路，鄉鎮和建制村通客車率分別達到99.1%和96.5%以上，城鄉運輸一體化水平接近80%，農村“出行難”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交通扶貧精準化水平不斷提高，農村物流網絡不斷完善，廣大農民群眾得到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幸福感。“我來自於基層，和老百姓直接面對面，能看見老百姓內心發生的一些感動和變化。”王光國說，老百姓最高興的事就是路通了。路通了，老百姓的心從封閉的大山裡走到了大山外。路暢了，老百姓的思想也跟著解放了，從封閉自抑到現在能夠大膽活躍地上登上村子裡的百姓大舞台跳舞歌唱，其樂無窮。路好了，老百姓的生活從貧窮困苦實現了致富奔小康，大家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感和獲得感。店子坪村從絕壁造路走出大山，到發展特色產業，走上了幸福之路。王光國感慨，“我們這裡的變化是貧困山區得到交通支持發生的一個縮影。”店子坪村在致富路上還有許多說不完的故事，他歡迎大家到這個武陵山區遠近聞名的“桃花源”聽一聽、看一看，實地感受一下由交通扶貧創造的“美、富、活”。安遠：道路讓東江源頭“不遠”發源於江西省安遠縣與尋烏縣交界的三百山基隆嶂，是供港東江水的源頭。安遠縣位於江西省南部，地處閩、粵、贛三省交匯處，自然資源和旅遊資源都十分豐富，這裡還是知名水果贛南臍橙的核心產區。水從山川間流出，只需遵循大自然的力量。人要依水尋源，卻是一件很遙遠難及的事。安遠縣城距離贛州市只有不到200公里的距離，然而在2013年之前，從贛州尋訪安遠得起早摸黑、翻山越嶺，大概需要一天的時間。所以在那個時候，外地的朋友來不了安遠，安遠本地人也不願意出去。交通的阻塞，致使貧困也接踵而來。安遠縣是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也是羅霄山集中連片的特困縣。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從2016年起，大化瑤族自治縣在實現“鄉鄉通柏油路”“村村通水泥路”目標的基礎上，全面實施未通道路自然屯道路建設攻堅戰，建成屯級道路1,370條2,300多公里，打通了脫貧攻堅“最後一公里”，12萬名貧困山區群眾結束了肩挑背馱、翻山越嶺的歷史，為實現脫貧摘帽奠定了堅實基礎。拼版照片：左圖為大化瑤族自治縣板升鄉弄勇村弄頂屯通往學校的水泥路；右圖為在路通之前，孩子們扛著生活用具，爬懸梯去學校（圖：新華社）資源再多再好，路不通，怎麼能致富？2015月11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曾詳細地提出過一個扶貧思路。他談道：“我在福建寧德工作時就說過，弱鳥可望先飛，至貧可能先富，貧困地區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長處、優勢在特定領域先飛。許多貧困地區一說窮，就說窮在了山高溝深偏遠。其實，不妨換個角度看，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要通過改革創新，讓貧困地區的土地、勞動力、資產、自然風光等要素活起來，讓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讓綠水青山變金山銀山，帶動貧困人口增收。”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把看得見的綠水青山變成貧困百姓能夠摸得著的金山銀山”，這是交通運輸部法制司執法監督處處長羅洪波在扶貧工作中一直想要解決的問題。2016年3月至2018年3月，羅洪波赴安遠縣掛職，任縣委副書記、縣政府副縣長。對口支援工作實施以來，安遠縣高速公路實現了零的突破，目前已經形成了北上南昌、南下廣東、東出福建、西進湖南的高速公路大通道。從此，安遠告別了大山的阻隔，同時農村路得到飛速發展和完善，2017年被評為全國“四好農村路”示範縣。“修路本身不是目的，當然它能夠起到的直接作用就是便利百姓的出行，但是這還不夠。”在羅洪波看來，交通扶貧也會面臨方方面面的困難。“根據區域的特點，具體的情況可能不太一樣。我自己感覺，這些困難其實有一個核心，就是如何將有效的交通投資發揮最大的扶貧效能。”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四好農村路”建設是基礎和關鍵。2019年，交通運輸部等八部委印發《關於推動四好農村路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實施“脫貧攻堅補短板工程”“鄉村振興促發展工程”等八大工作重點，其中對推進“農村公路+產業”融合發展作了具體部署，提出農村公路建設要與旅遊、產業發展規劃有效銜接。安遠縣在這方面下足了功夫。高速公路通道打開後，現在從廈門、深圳、廣州的旅遊大巴能直達安遠，全程高速路程約5個小時，這是“交通+旅遊”的一個起點。可羅洪波並不滿足，他認為這些還不足以讓老百姓、讓貧困群眾在“交通+旅遊”的建設當中獲取直接收益。於是，安遠縣又進一步開啟了“快進慢遊”的工作模式。近幾年，安遠除了農村公路外，又重點建設了300多公里高品質的美麗生態文明示範路，構築起一個“兩天半”旅遊圈。通過這樣的方式，讓遊客走進來、住下來，使得安遠縣1/3以上的鄉鎮能夠直接參與旅遊，催生了近400家農家樂和採摘園。除此之外，隨著高速公路通道的打通和農村公路的建設，近幾年，安遠還建設了一批村級交通服務站。這些交通服務站不僅是農村客運站，也是農村公路養護工作站，還是電商物流的集散點。服務站的管理工作則由當地選派建檔立卡的貧困戶擔任，這樣能幫助貧困戶獲取一份收入。他們還可以經營一些小賣部，在進一步增加個體收益的同時又能為遊客和乘客提供便利。通過全力推動交通扶貧脫貧攻堅工作，老鄉們“出門水泥路，抬腳上客車”的出行夢想變成了現實，鄉村因路而興、因路而美。圖為浙江杭州桐廬陽山畈村的鄉村公路一景“通過這樣的措施，讓有限的交通投資、有限的交通項目發揮了綜合的優勢，多站合一，資源綜合利用。”羅洪波總結道，“交通扶貧不是單打獨鬥，要與扶貧的總體工作相結合。在地方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實現最終的脫貧目標。”安遠縣地域2,000多公里，共有152個行政村。在扶貧工作期間把每個村都走到了，這是羅洪波認為最值得自己驕傲的事。當看到村民們盼望的一條條美麗農村公路從規劃、建設到竣工通車，看到現場鑼鼓喧天、彩旗飄揚，羅洪波內心的激動溢於言表。在安遠縣鄉規民約中還有兩句話令羅洪波感動至深——“一句話是‘要想富，先修路；修好路，我來護’，體現了大家對農村公路、對交通事業的愛護。另一句話是‘門前路是我家，理雜物，清路渣’，這樣的一種主人翁精神，是對我們交通人最好的褒獎。”這三位交通扶貧幹部的故事只是交通扶貧工作中的星星點點。所謂“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正是這無數的星星點點奔湧而來、散落在祖國的四面八方，讓山海之間的距離不再遙遠，為貧困地區的百姓點亮了希望。中共十八大以來，交通運輸部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決策部署，全力推動交通扶貧脫貧攻堅工作，努力實現小康路上不讓任何一地因交通而掉隊的承諾。截至2019年底，交通扶貧取得了決定性成就。全國各省（區、市）交通扶貧建設任務累計完成率均達到80%以上，超過時間進度，完成了預期目標。全國實現了具備條件的鄉鎮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國省幹線和農村公路交通條件持續改善，客貨運輸服務水平明顯提高。貧困地區“外通內聯、通村暢鄉、客車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運輸網絡基本形成，為農村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脫貧致富奔小康提供了有力支撐。有了路就有了發展的基礎，有了路就有了脫貧的信心。如今，路已鋪好，只待幸福奔來！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轉載請註明出處編輯：賀子琪、莫潔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減貧扶貧工作。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減貧扶貧進入新的歷史階段。2020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目前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接近完成，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人減到2019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從減貧數量上看，中國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共減少貧困人口8.5億多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70%，書寫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文 ｜ 北京    柳道明在駐村幹部的帶領下，黑龍江省饒河縣西林子鄉小南河村2016年底脫貧出列，2018年所有貧困戶全部脫貧。2019年，小南河村入選第一批全國鄉村旅遊重點村名單。圖為小南河村民蒸大饅頭的場景（圖：新華社）史無前例的減貧成就“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小康”二字出自《詩經》，意為普通百姓過上寬裕殷實的生活，寄託了中華民族數千年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1979年12月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提出“小康”目標。上世紀80年代開始，扶貧工作在全國展開。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中國開始實施精準扶貧，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貧困人口建檔立卡工作，設立扶貧日，建立貧困退出機制，扶貧工作駛入快車道。從2012年底到2019年底，連續7年每年減貧1,000萬人以上。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後，中國將在歷史上首次徹底消除絕對貧困。截至2020年2月底，全國832個貧困縣中已有601個宣布摘帽，179個正在進行退出檢查，未摘帽縣還有52個，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全國具備條件的建制村已經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衛生室和村醫，10.8萬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的辦學條件得到改善，農網供電可靠率達到99%，深度貧困地區貧困村通寬帶比例達到98%，960多萬貧困人口通過易地扶貧搬遷擺脫了“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脫貧是有標準的。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國際極端貧困線為每人每天生活費1.90美元。中國的脫貧收入標準是2010年的不變價農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幣，下同﹚，按照物價等指數，到2019年底現價是3,218元，到2020年底是4,000元左右。按照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中國標準略高於國際標準。需要指出的是，2019年，全國建檔立卡貧困戶人均純收入已經達到9,808元。除了收入，中國脫貧標準還有更豐富的內涵——“兩不愁三保障”。“兩不愁”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全國已經實現。“三保障”，一是義務教育有保障，現在各地義務教育保障有力，這個階段失學輟學兒童已經很罕見；二是基本醫療有保障，通過縣級醫院、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的建設，保障貧困人口有地方看病、看得上病。加上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和醫療救助三項制度，基本解決看病難的問題；三是住房安全有保障，全國累計解決了800多萬貧困戶的住房安全問題，飲水安全也列入保障範圍。收入達標加上“兩不愁三保障”，使得中國的脫貧標準遠遠高於國際標準。也就是說，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中國的減貧成就在全世界都是史無前例的。 以“人”為尺度的小康貧困不僅是經濟層面的問題，還直接關係基本的公民權利能否實現。中國在減貧脫貧工作中始終遵循“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人權”的理念，為貧困人口的發展權提供了切實保障。中國的脫貧攻堅是以“人”為尺度的，每一個脫貧的人、脫貧的家庭過上了更高質量的生活，有了更多選擇的自由。2016年10月，中國發布《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指出，中國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用法治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在甘肅省東鄉縣拱北灣村，村民馬秀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說：“以前花錢只能管婆婆和老公要，現在自己掙錢了，底氣足了，不僅能補貼家用，還能買自己喜歡的東西。大家在一起，見識多了，笑聲也多了！”受益於政府部門幫扶建設的扶貧車間，廣大農村婦女在家門口實現了就業。從這位普通農村婦女的話中可以讀出，她們的就業不止是增加了家庭收入，而且提高了家庭地位，通過工作增加了見識，有了獨立的社交關係。脫貧帶給她們的是主體意識的解放和覺醒，人的自尊的提升。9月17日，在福建省平和縣，蜜柚營銷負責人曾坤龍（左）跟快手主播們一起通過直播銷售蜜柚。依靠蜜柚等產業，2019年，平和縣正式退出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圖：新華社）教育有保障是脫貧攻堅治本之策，只有貧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礎教育，才能具備就業創業能力，切斷貧困代際傳遞，徹底“斬窮根”。在中國最大的易地生態移民安置區——寧夏吳忠市紅寺堡區，國家層面、寧夏回族自治區層面的教育扶貧政策在這裡落地，高中、中職、高職、大學本科等階段的建檔立卡戶學生，以及非建檔立卡戶二本以上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每人每年可獲得1,000元至7,000元不等的資助。為了穩定這裡的師資，政府按照學校離城市遠近、艱苦程度，核定農村教師補貼，最近的人均每月可享受260元補貼，最遠的可享受860元；每年為45歲以上的教師免費體檢一次。孩子們在易地搬遷的過程中不僅擺脫了物質匱乏，還將開啟與父輩不同的人生。2018年6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明確，繼續實施社會服務兜底工程，加快建設為老年人、殘疾人、精神障礙患者等特殊群體提供服務的設施。在中國波瀾壯闊的脫貧攻堅進程中，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精神障礙患者等每一個弱勢群體，都不曾被忘記。他們的生存權、發展權得到更為優先的照顧和安排。以“人”為尺度的小康，源於“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在扶貧的路上，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這一思想正在全國各地得到切實貫徹和執行。 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中國經驗貧困是一種世界現象，眾多美西方學者對貧困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以“涓滴理論”為例，此理論認為貧困問題的解決主要依賴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持續提高，即使沒有社會政策的干預，經濟發展的“滴漏效應”也會影響到社會的貧困階層，從而使得社會貧困問題隨著經濟發展而自然得到解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則把貧困看成是個人的事，與政府無關。這些觀點都是消極看待貧困問題，任其發展而無所作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減貧之路，為發展中國家減貧提供了可供參考借鑒的中國經驗。一是責任團隊保障有力。近些年來，中國強化脫貧攻堅領導責任制，實行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形成了包括幫扶、動員、監督和考核等在內的扶貧工作制度體系，建立了“五級書記”一起抓扶貧的工作格局。2015年11月，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召開，22個中西部省（區、市）主要負責人，在脫貧攻堅責任書上鄭重簽名，立下了“軍令狀”。全國共派出25.5萬個駐村工作隊、累計選派290多萬名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到貧困村和軟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或駐村幹部，目前在崗91.8萬人。軍令狀的簽字，骨幹幹部的選派，增強了基層執行力，確保了中央各項脫貧惠農政策精準落地。二是精準施策到村到戶。2014年，扶貧系統在全國范圍開展貧困識別。建檔立卡使中國貧困數據第一次實現了到村到戶到人。在此基礎上，做到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駐幹部精準、脫貧成效精準，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麼扶、如何退等一系列問題。三是廣泛開展結對幫扶。中國在經濟建設中形成了對口支援的高效協作機制，這種機制在實踐中不斷成熟，廣泛應用於對口援藏、對口援疆、對口援助四川震後重建、對口援助湖北抗疫等重大國家戰略行動中。在脫貧攻堅過程中，中國形成了東西部扶貧協作機制，把人才支持、市場對接、勞務協作、資金支持等作為協作重點，推進攜手奔小康行動貧困縣全覆蓋。對口地域之間合作建設承接產業轉移的基地，引導企業精準結對幫扶；突出勞務協作，有組織地開展人崗對接，提高協作規模和質量。同時，實化細化縣之間、鄉鎮之間、行政村之間結對幫扶措施。這樣就形成了省份、縣域、鄉鎮、村莊四個層次的對口幫扶網絡。中央部門和軍隊也加入到定點扶貧中，中央企業開展“百縣萬村”幫扶行動，落實定點扶貧工作責任，把定點扶貧地區脫貧工作納入本單位工作重點，加強工作力量，出台具體幫扶措施。實踐證明，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定點扶貧機制、幫扶機制是行之有效的，先進地區和單位的發展觀念、管理經驗、科技成果也隨之在貧困地區傳播應用。四是扶貧先扶志，扶志又扶智。中國的脫貧攻堅注重著眼長遠，培育內生動力。各地創辦脫貧攻堅“農民夜校”、“講習所”等，加強思想、文化、道德、法律教育。全面落實教育扶貧政策，實施貧困學生台賬化精準控輟，確保貧困家庭適齡學生不因貧失學輟學。對沒有考上高中的初中生、沒有考上大學的高中生，每年可以給3,000元以上的補助，安排學習職業技能，畢業以後做新型工人。高等教育向貧困地區傾斜，全國向貧困地區每年安排十幾萬名專項招生名額。9月21日，甘肅省慶陽市鎮原縣新集鎮吳塬村村民張小花（右）和丈夫薛進張展示剛剛拿到的貧困戶脫貧光榮證（圖：新華社）通過扶志扶智，貧困人口的主觀能動性被調動起來，自主脫貧能力穩步提高。據國務院扶貧辦統計，截至2019年底，建檔立卡人員中，三分之二以上主要靠外出務工和產業脫貧，內生性“造血”收入——工資性收入和生產經營性收入佔比上升，外援式“輸血”收入——轉移性收入佔比逐年下降。在打好國內脫貧攻堅戰的同時，中國始終倡導並堅定推動形成以聯合國為核心、南北合作為主渠道、南南合作為補充的合作格局，加強減貧國際合作，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更多南南合作。中國和緬甸簽署協議，在緬甸推廣中國精準扶貧經驗，助力改善緬甸農村基礎設施條件、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和提高農戶自我發展能力。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和坦桑尼亞總統府計劃委員會合作，建起非洲大陸上第一個村級減貧學習中心。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的減貧經驗具有較強的可複製性。因為這種模式致力於貧困人口生活質量的全方位提升，而不僅是單純增加收入；致力於通過發展產業、幫助就業來調動貧困人口自身積極性和致富能力，而不僅是簡單的外部援助；致力於提升勞動技能、提高教育質量等長效舉措來防止返貧，而不僅是關注短期效果。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說，中國的精準扶貧方略是幫助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設定的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 （作者係國家部委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紫荊專訪｜轉載請註明出處編輯：賀子琪、莫潔瑩

2020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時指出，要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央做出這個新發展格局的部署，並不意味著放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實施的國際大循環戰略，也不會在參與全球分工格局上有絲毫後退，而是根據世界經濟和全球化新形勢，以及中國進入的新發展階段，旨在通過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拓展比較優勢戰略，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新版本和新格局。文 ｜ 北京     蔡昉一、改革開放與發揮比較優勢——通過改革開放，中國既引進了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等稀缺要素，也使自身勞動力豐富的資源比較優勢得以發揮，為中國的製造業產品贏得了國際市場，為經濟增長創造了重要的外需拉動力。40餘年前，中國的改革與開放是同時發生的。1979年4月，鄧小平首次提出開辦“出口特區”。同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和汕頭以及福建省的廈門建立出口特區（後來稱作經濟特區），標誌著對外開放的開始。隨後在20世紀80年代先後確定了14個沿海開放城市，按照開放體制的要求建立了海南省，進而又開放了長江沿線城市和沿邊以及內陸城市。從21世紀開始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等區域均衡發展戰略，意味著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中國於1986年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GATT）締約國地位的申請，20世紀90年代，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做出努力，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通過梯度式推進區域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對外貿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等一系列舉措，中國深度介入到世界分工體系中，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可見，中國的經濟改革是開放條件下的改革，對外開放也在改革過程中不斷推進，國內經濟發展與融入全球經濟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這個時期形成的國際大循環格局依據的是比較優勢原則，在這一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產品交換資本和技術要素密集型產品，從國際貿易以及對應的外商直接投資中獲益，及至開始全方位地擁抱經濟全球化。影響一個國家參與國際循環有諸種因素，既包括所實施的對外開放政策方向，也包括通過雙邊和多邊協議及待遇安排所形成的貿易環境、受全球經濟周期影響的世界貿易發展狀況、與宏觀經濟波動相關的國內經濟形勢，以及該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等等。由於全球化和世界貿易的發展不是波瀾不驚和一往無前的，因此，一個國家參與世界經濟分工的具體方式和格局也不會是一成不變的。中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的實踐始終與國內經濟循環密切結合、相互交融，但是，隨著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經濟循環的重點和方式也將與時俱進，這就需要進行戰略調整和格局轉換。通過梯度式推進區域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對外貿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等一系列舉措，中國深度介入到世界分工體系中，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圖為工人在一家新能源汽車工廠的全自動化生產線工作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經歷過幾個發展階段。1978-1986年期間是對外開放的起步階段。從貨物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來看，這個時期中國從僅相當於全球貿易依存度不到一半的水平，實現了對世界整體水平的趕超。1987-2001年外向型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穩定超過世界整體水平。2002-2008年期間，中國在加入WTO後形成了一個參與世界經濟分工的高潮，2006年中國的貿易依存度高達64%，比世界整體水平高出16.3個百分點。2009年以後，由於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同時中國的製造業比較優勢也發生了逆轉性的變化，中國進出口貿易下降的幅度和節奏都快於世界整體，近年來貿易依存度已經低於世界水平。不過，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的降低，並不意味著對外開放程度的式微，也不意味著中國在與全球分工體系脫鉤。在過去40餘年的時間裡，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取向的經濟改革，促進了資本、勞動、土地等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激發了要素供給的活力，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釋放了人口紅利，中國因此創造了全球所有經濟體中增長速度最快、世界經濟史上高速增長延續時間最長的發展奇跡。同一時期的對外開放，既引進了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等稀缺要素，也使自身勞動力豐富的資源比較優勢得以發揮，為中國的制造業產品贏得了國際市場，為經濟增長製造了重要的外需拉動力。與此同時，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促進了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增加了城鄉居民收入，使改革開放成果得以充分分享。 二、人口轉變與比較優勢變化——勞動年齡人口進入負增長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經濟超常態增長時代的結束，意味著低成本勞動力不再是中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的比較優勢依託，中國經濟進入健康、可持續的中低速增長“新常態”。在改革開放時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以及贏得國際競爭力所依託的資源比較優勢，是特定人口轉變階段和經濟發展階段的產物。一個國家的人口轉變過程，通常是遵循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生育水平下降的規律演進。中國的生育率下降首先推動人口轉變進入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於總人口增長的階段，形成了一個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特徵的生產型人口結構。這樣的人口結構通過勞動力充分供給、人力資本迅速改善、投資回報率提高和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改進等因素，推動了經濟高速增長，收獲了人口紅利，同時通過參與世界經濟分工把潛在的比較優勢轉化為中國製造業產品的競爭力。隨著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逐漸減慢，老齡化程度持續提高，人口結構的生產型特徵便會式微。具體來說，2010年，中國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達到數量峰值，隨後這個年齡組的人口便進入負增長。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20年，中國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將比2010年降低5.2個百分點。這個勞動年齡人口進入負增長的轉折點，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和比較優勢動態有著重要的影響，標誌著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變化。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産品交換資本和技術要素密集型産品，從國際貿易以及對應的外商直接投資中獲益，及至開始全方位地擁抱經濟全球化。圖為山東省棗莊市一家玩具公司工人在製作出口的玩具産品（圖：新華社）首先，這標誌著中國經濟超常態增長時代的結束。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改善、投資回報率和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等因素，都發生了不利於高速增長的變化，降低了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能力，因而也就使實際增長率形成向下的趨勢。例如，以2010年為基準，此前十年GDP的年均實際增長率為10.3%，之後十年（2009-2019年）GDP的年均實際增長率降低到7.7%，而且下行的趨勢仍將繼續。由於這個增長減速是符合經濟發展階段性規律的趨勢，並且在減速之後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能力也是相符的，因而這個較低的增長速度是新常態，也是健康、可持續的。其次，這意味著低成本勞動力不再是中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的比較優勢依託。在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滯的前後一段時間裡，產業和貿易領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都與比較優勢的變化有關。由於人口結構變化，2004年在沿海地區第一次出現“民工荒”現象，隨後各地和各行業便普遍面臨勞動力短缺。這預示著中國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開始喪失，依託這一比較優勢的製造業增長相應減慢。2006年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峰值，隨後該比重便開始下降，從高點的32.5%降低到2019年的27.2%。此外，還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觀察中國比較優勢的變化。一是貿易對象的變化。以豐富的勞動要素與稀缺的資本要素進行比較優勢互補，是勞動力豐富這一資源稟賦條件下中國的貿易特點，因此，過去中國進行貿易的對象主要是高收入國家。一旦比較優勢發生變化，以高收入國家為對象的出口比重就會下降。實際表現為，該比重從2006年的81.4%降低到2018年的69.6%。二是製造業比重下降對貿易下降的影響。中國的傳統比較優勢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在貿易結構中的體現是製造業產品出口比重大，例如，2018年中國製造業產品在全部貨物出口中的比重仍然高達93.4%。因此，一旦製造業的比較優勢下降，就會減慢貿易的增長速度，表現為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從2006年64.0%降低到2019年31.9%。 三、比較優勢戰略的拓展版——中國在新的發展階段上，通過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系統性政策調整，從擴大國內消費、挖掘投資潛力和保持全球價值鏈地位等方面全面施力，形成雙循環發展格局，才能如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並更好向前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循環，依託的是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理論依據是由李嘉圖最早提出並經許多現代經濟學家完善的比較優勢理論。在經過第一個人口轉折點之後，中國出現普遍性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工資成本持續大幅度提高。與此同時，農業勞動力大規模向非農產業、城市和沿海地區轉移，也改變了勞動力過剩的狀況，勞動力充裕的比較優勢必然相應喪失。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比較優勢理論錯了。按照一般的理論預期，比較優勢本來就是動態變化的，一種要素相對稀缺性提高和相對價格上升，終究會誘致出其他要素密集型的產業發展。這具體表現為中國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出口產品的資本密集度和技術密集度顯著提高。與此同時，依據比較優勢原則的發展模式既沒有失去有效性，也需要根據發展階段變化不斷拓展，形成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有賴於實施比較優勢發展模式的新版本。擴大投資需求的著力點在于企業自主投資和發展戰略引導的基礎設施建設兩個方面。圖為經歷最長停航度汛期後，三峽船閘正式恢復運行（圖：新華社）第一，從產品貿易到價值鏈貿易。以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廣泛應用為特徵的新科技革命，使每一種產品的生產都要依靠其他（國家）生產者提供的部件和成分，任何國家都不再能夠宣稱擁有獨立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傳統的產品貿易相應變成了價值鏈貿易。因此，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業產品生產國和出口國，實際上是在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中地位的表現。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以及貿易模式的相應轉變，增強了中國產業的穿透力，即便在失去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以後，仍可借助在諸多生產過程和技術環節中的價值鏈比較優勢，緊密鑲嵌在全球供應鏈之中，避免不必要的和有害的脫鉤。第二，從雁陣模型的國際版到國內版。以往的經驗是，當一個經濟體喪失勞動力豐富這一資源比較優勢之後，勞動密集型產業相應轉移到具有更豐富勞動力的其他經濟體。這表現為東亞地區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依次從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再到東南亞等國家，及至中國沿海省份，被經濟學家概括為“雁陣模型”。由於中國內地是一個資源稟賦和發展水平區域性差異較大的經濟體，具有典型的大國效應，傳統產業在向其他國家轉移之前，尚有較大的餘地在國內不同地區重新配置。這種實踐也可稱為“國內版雁陣模型”。產業在區域間轉移本身，以及派生的具有補短板性質的後發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都可以顯著地提升投資需求。由此來看，補齊發展短板與開啟新增長點，兩者既是一致的，也同樣擁有巨大的需求潛力。第三，從關注供給側到關注需求側。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關注的是國家之間在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上的差異，國際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依託的都是資源比較優勢帶來的生產端低成本。其實，對投資者和合作者來說，潛在的消費者群體和銷售市場，從來都在決策中佔有足夠大的權重。面對擁有世界最多人口和龐大且日益增長的中等收入群體的中國，貿易夥伴和投資者在進行這樣的決策時，需求側的考量必然具有格外大的權重。即便是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情況下，潛在的合作夥伴在對供應鏈進行“安全性”考量（脫鉤）與“盈利性”考量（不脫鉤）的權衡時，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無疑會顯著加大後一砝碼的分量；對中國經濟來說，越是充分發揮這個超大規模市場的潛力，就越是能夠穩定並提升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在實踐中真正拓展比較優勢戰略，並不是自然而然或水到渠成的，而是需要實施一系列改革開放新舉措和政策調整手段予以推動。國際經驗表明，許多國家在遭遇傳統比較優勢喪失帶來的發展挑戰之際，未能與時俱進地做出必要的戰略調整進而實現發展格局的轉換，因此進一步發展的供給側驅動力和需求側拉動力同時顯著減弱。結果便是這些國家在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前後陷入經濟增長停滯，進而長期徘徊於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來說，在新的發展階段上，通過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系統性政策調整，從擴大國內消費、挖掘投資潛力和保持全球價值鏈地位等方面全面施力，形成雙循環發展格局，才能如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並更好向前發展。 四、形成新格局的政策保障——中國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需進一步穩定和擴大出口、保持外部需求可持續性，加大企業自主投資和發展戰略引導的基礎設施建設，保持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續增長，實現經濟增長供給側動力、需求側拉力，以及外需與內需之間的均衡。中央提出雙循環戰略，不是簡單地意味著把對經濟增長的關注點從供給側轉向需求側，或者把需求因素的關注點從外需轉向內需，而是在辯證分析國際經濟環境和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基礎上，做出的更強調全面、協調和均衡發展的戰略部署。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根本要求是實現高質量發展，關鍵著力點是全面打造比較優勢戰略的拓展版，直接目標是實現經濟增長供給側動力、需求側拉力，以及外需與內需之間的均衡。為此，需要繼續深化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在相關領域推進制度建設和政策調整。最緊迫和最具有針對性的改革領域及議程，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穩定和擴大出口、保持外部需求可持續性的關鍵，在近期看，是充分利用中國經濟從新冠肺炎疫情中率先復蘇的先機，以及應對巨大衝擊中表現出的韌性，發揮中國經濟增長對疫情後世界經濟復蘇的貢獻作用；從長期看，需要把創新發展與拓展比較優勢有機結合起來，緊密嵌入到全球分工體系，在穩定全球供應鏈的同時，保持和增強自身的價值鏈地位。同時，順應世界經濟多極化的趨勢，依託“一帶一路”建設，在形成更加多元化對外開放格局的同時，也能夠獲得更加安全可靠的外部需求。其次，擴大投資需求的著力點在於企業自主投資和發展戰略引導的基礎設施建設兩個方面。推動企業投資的重點是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發育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維護充分和公平競爭，促進各種市場主體的創新和創業。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關鍵，一方面是補足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設施短板，另一方面是抓住新的經濟增長點。在中國所處的新發展階段上，新的經濟增長點通常也是制約發展的短板所在。因此，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可以大力挖掘投資需求的潛力。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以及在產業升級換代的過程中，部分傳統基礎設施已不足以發揮應有的支撐作用，因而產生諸多對新基礎設施的建設需求。實施一系列國家發展戰略，如新一輪區域均衡發展戰略，也將產生對交通、運輸、能源和城市建設的新需求。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既是區域內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及珠江三角洲九個城市之間的“強強聯合”，也是這一經濟發達地區與內地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互補。因此，這一國家戰略將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促進雙循環。最後，提升消費需求的關鍵是保持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續增長、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和擴大再分配。2020年，中國將以高於世界銀行絕對貧困線的脫貧標準，實現農村貧困人口的全部脫貧，轉向依靠長效機制解決相對貧困問題，是新的發展階段上增加收入和改善分配的良好起點。按照一般規律確定相對貧困標準，保持絕對貧困人口不復產生，持續解決相對貧困現象，就可以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一個以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有利於最大化挖掘居民消費潛力。提升消費需求的關鍵是保持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續增長、改善收入分配狀况和擴大再分配。圖為香港特區政府近期宣布進一步放寬若干社交距離措施後，市民在餐廳內用餐 增加居民收入是創造和擴大消費需求的根本源泉，是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手段。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居民消費需求具有最大的潛力，也是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關鍵，需要以居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為前提。改革開放以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與GDP增長的步伐總體上是一致的，但不同時期的同步性有所差異。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GDP增長領先於居民收入增長；本世紀以來，兩者的同步性顯著提高；中共十八大以來，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超過了GDP。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仍將保持在健康合理區間，只要保持這個同步關係，居民收入就可以實現期望的增長。增加居民收入是創造和擴大消費需求的根本源泉，是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手段。圖為湖北省武漢市一家水上樂園於8月舉行2020年電子音樂節的現場經濟社會發展對公平和效率都有要求，兩者之間並不必然具有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長的關係，踐行新發展理念和轉變發展方式將促進兩者的有機統一。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轉變既有共享發展的目標要求，也有經濟增長創新驅動的途徑要求。創新的核心是提高生產率，需要在一個市場主體充分競爭、優勝劣汰的環境中進行。只有社會政策充分托底，並保障職工的基本生活不因部分企業在競爭中失敗受影響，這個創造性破壞的機制才是積極有效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家的經驗表明，在社會支出與GDP比率（體現社會保護水平）和勞均GDP（體現勞動生產率）這兩個指標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係。也就是說，更大力度的再分配有利於消除優勝劣汰的後顧之憂，在提高社會保護水平的同時，提高企業效率和社會生產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紫荊專訪｜轉載請註明出處編輯：劉一行、李博揚

人物檔案：曾慶存，男，1935年5月出生於廣東省陽江市。195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1961年在前蘇聯科學院應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獲副博士學位。先後在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大氣物理研究所工作。曾慶存是國際著名大氣科學家，國際數值天氣預報奠基人之一，為現代大氣科學和氣象事業的兩大標誌——數值天氣預報和氣象衛星遙感——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文 ｜ 本刊記者    魏東升    馮琳1月10日上午，著名大氣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慶存（左）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從習近平主席的手中接過了中國科學家的最高榮譽——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圖：新華社）什麼是科學家？上下求索以推動人類進步為己任為信念並有無畏精神勇敢拓荒者，是為科學家。2020年1月10日上午，85歲高齡的著名大氣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慶存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從習近平主席的手中接過了中國科學家的最高榮譽——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此後，我們多番尋求能夠採訪曾慶存，終於有幸在今年初秋見其真容。採訪前，我們懷揣著對一位科學大家的敬仰與好奇來到了曾慶存的辦公室。採訪後，我們對曾慶存的認知遠比“科學家”這個身份多了幾許親切和動容。他是科學家，更是一位始終藏著童真的長者、一位笑談酸甜苦辣的智士、一位歌以詠志的浪漫詩人……與曾慶存對話，你會情不自禁面露微笑，卻在心中肅然起敬、感動落淚。 開啟可實際應用的“數值天氣預報”的“密鑰”在1月10日當天舉行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曾慶存發表獲獎感言說，這份殊榮不單屬於個人，更屬於這個偉大時代所有愛國奉獻的廣大科技工作者，體現了黨和國家對科技工作者的親切關懷、深情鼓勵和熱切期望；從上世紀後半葉到現在，世界科學技術蓬勃發展，大氣科學和氣象事業也有了質的飛躍，他為參與這個偉大歷程而自豪。事實上，曾慶存在這一歷程中的研究成果突出，是中國對世界大氣科學和氣象事業的重大貢獻！“天上鯉魚斑，明日曬穀不用翻”、“八月十五雲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燈”、“久晴大霧必陰，久雨大霧必晴”……這些諺語源於中國人對氣象的古老認知和經驗之談。看雲識天，是幾千年來人類預測天氣的唯一手段。而如今，我們只需打開手機、電視、廣播等等就可以準確預知明天乃至幾天後的天氣。這巨大的進步，離不開“數值天氣預報”。曾慶存院士正在接受本刊採訪（本刊記者 馮琳 攝）早在20世紀早期，人類通過可測量大氣狀態的氣象儀器繪成“天氣圖”來預報天氣，但這還得憑預報員的經驗判斷，因此不夠客觀，容易出錯。怎樣讓預報準點、再準點？20世紀中期，大型電子計算機誕生了，科學家們逐漸想到可在一定條件下將大氣複雜的狀態數據，通過大型計算機用可計算的方程式做數值計算，這種客觀定量預測即是現今通稱的“數值天氣預報”。完整描述大氣運動的方程式被稱為“原始方程”，這是開啟可實際應用的“數值天氣預報”的“密鑰”。但含有太多的變量，包括溫度、氣壓、濕度、風向、風速等等，極其複雜，非線性強。如何讓數值的計算速度“追上”天氣變化速度，這一難題困住了當時的世界氣象學界。1961年，年僅26歲的曾慶存在蘇聯科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首創求解大氣運動原始方程組的“半隱式差分法”，給出了世界上第一張求解原始方程組作出的天氣預報圖。這項成果立即在莫斯科世界氣象中心應用於天氣業務，在當時將天氣預報的準確率提升到了60%以上。曾慶存的原始方程算法在氣象學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不僅讓數值天氣預報這項“20世紀最偉大的科技和社會成就之一”成為現實，而且奠定了當今數值天氣預報業務模式的動力構架基礎，一直沿用至今。目前，數值天氣預報越來越準確，3天預報準確度可達70%至80%。在我國華南地區，可提前3至4天對台風路徑作出較為準確的預報。1988年9月7 日，北京時間凌晨4時30分，中國第一顆氣象衛星“風雲一號”由“長征四號”運載火箭發射升空真理終究是可以認識的1957年，剛剛從北京大學畢業的曾慶存被國家選派到蘇聯學習氣象專業。在蘇聯科學院應用地球物理研究所，曾慶存師從國際著名氣象學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基別爾。當時，基別爾也在研究原始方程來作“數值天氣預報”，他的研究開了個好頭，但也碰到了很大困難，他就把這道難題交給了曾慶存。這引來了師兄們的極力反對，因為他們都覺得太難了，害怕曾慶存解不出來就沒法兒畢業。 “既然這麼難，為什麼導師覺得您行？”記者問。“我也奇怪呀，我導師他有這種相信的能力。”曾慶存回答說，“我剛到蘇聯的時候，我的水平比起蘇聯的同學是低一大截的。數值天氣預報和數學、力學的關係很大，但我在國內基本沒學，我就只能拼命趕了。那時候我在導師的指導之下悶頭苦讀了一年半。考試完了，他一看，覺得我還行，很滿意。特別是他研究的東西，我理解得比較透，甚至很有可能比我師兄們都清楚，這可能感動到他了。他說這個人行，所以就給了我一個最難的問題。”“那您當時覺得自己行嗎？”記者又問。“當時我經過一年半的悶頭學，好像那個東西我也通了。我覺得我可以試試來著，既然導師建議我做，我就做吧。”曾慶存答。經過苦思冥想，從理論上來說，大多數的方面都想到了，在電子機房也逐一作了試驗，但就是通不過考驗，真是晝夜不安。但他堅信真理終究是可以認識的，經過許多許多次的失敗，終於從漸悟到了頓悟。曾慶存猛然想到了採用不同的計算方法來分別計算不同的大氣運動過程，於是創造出了“半隱式差分法”，試驗成功的那一刻，曾慶存興奮極了！他深夜從燥熱的機房裡衝出來，在莫斯科極寒冷的大街上，敞開大衣直奔研究所，找導師去。他暈倒在地鐵裡，經工作人員救醒，繼續前行，告訴導師喜訊。後來就感冒發燒，重病一場。“這個過程非常艱苦，也非常快樂！”採訪到這裡，曾慶存的臉上煥發神采。他甚至是在手舞足蹈地講述這段經歷，洋溢著無與倫比的歡欣，恍如還是昨日那個意氣風發的青年。為國、為民、為科學初出茅廬即一鳴驚人，年少成名的曾慶存並未止步，反而開啟了他的科研“加速度”。在數值天氣預報的基礎上，曾慶存又在衛星大氣紅外遙感、跨季度氣候預測、氣象災害監測預報、地球系統模式等領域都相繼形成了開創性的理論研究成果，並得到了廣泛應用。1970年，中國決定研製自己的氣象衛星，曾慶存又一次服從國家需要，離開原來的研究領域，被緊急調任作為衛星氣象總體組技術負責人。1984年，曾慶存又挑起了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所長的大樑。從2007年起，曾慶存一直領導和親自參與研製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地球系統模式。2011年，中科院向國家提出以研製我國地球系統模式為首要任務並帶動地球科學數值模擬研究的“大科學裝置”，2016年獲國家批准，曾慶存是該項目的創導者和科學總指導。翻閱曾慶存的履歷：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94年當選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1995年當選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2014年當選美國氣象學會榮譽會員（該學會最高榮譽），2016年被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授予該組織的最高獎——國際氣象組織獎。此外，他還先後獲得全國科技大會獎、國家自然科學獎、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中科院自然科學獎和傑出成就獎。“溫室栽培二十年，雄心初立志驅前。男兒若個真英俊，攀上珠峰踏北邊。”這是1961年，曾慶存在蘇聯科學院獲副博士學位後、即將回國前寫下的詩——《自勵》。曾慶存對其中的“攀上珠峰踏北邊”一句似乎情有獨鍾，他後來又引之作為自己文集的書名。“攀峰”是曾慶存矢志不渝的科學追求。儘管事業上已踏過數座峰崖，但他還在奮力攀爬，似乎只有“再向上”才能縱覽世間風雲、盡觀萬千氣象。耄耋之年獲頒國家科技界至高榮譽，曾慶存卻稱自己還未“登頂”。他很坦誠地說，領獎時自己是又激動又淡定。“激動什麼？國家給你這麼高的榮譽，在那麼隆重的情況下，習近平主席親自發獎，你能夠不激動嗎？那肯定就會激動。更何況我出身又那麼苦，能有今天，當然會很激動是吧？我能為國家為人民做點事，是很值得的。淡定什麼？給你這麼多榮譽，你飄起來不行，你還是得沉下心來好好搞科研。所以領完獎回來，我還是一天到晚地如常工作。”曾慶存說。9月11日，習近平主席在科學家座談會上強調，要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曾慶存對於科學家精神也有其精闢見解，他曾對此總結過一句話和一首詩。一句話——“為國、為民、為科學”，意思是一個科學家如果不為國家、不為人民、不為科學，那他的科研一定搞不好。一首詩——“為人民服務，為真理獻身，憑黃牛風格，具塞馬精神”。曾慶存的解釋是，“你吃了人民的糧，你要為人民服務，為科學的真理獻身。但光是這兩條還不夠，你得積累學問，像老黃牛一樣吃多多的草，以後要反芻、多多消化，融通；又要有塞馬的精神，看準了目標，你要像駐守邊塞的壯馬一樣，勇敢地向前衝，攻取目標。”曾慶存認為，科學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對中國來說，關鍵問題是怎樣推動整個國家的科學事業向最先進水平邁進。“我還是那句話，我們要努力做到，想盡辦法做到，一時做不到你也要創造條件來做到。這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問題，是我們科學家任務的問題。而且你要有這個自信，我們國家能搞得上去，沒有自信不行，必須得有！”上世紀50年代，香港天文台人員在氣象站放出無線電探空儀，進行高空探測（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冷板凳”就“冷板凳”，你可以想辦法把板凳坐熱了“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這是“寒門士子”曾慶存人生的完美印照。1935年，曾慶存出生在廣東陽江一戶“家貧如洗，拍壁無塵”的貧苦農家。曾父曾明耀、曾母曾楊氏皆是憨厚樸實的農民，曾慶存自小便跟著雙親力耕壟畝，只能過著朝望晚米的生活。儘管困苦，但雙親從不怨天尤人，為人熱情好施，這在曾慶存的心中潛移默化地樹立了親善正直的道德規範。 在曾慶存所作《和淚而書的敬懷篇》一文中，可以看到父親對他的影響很深。曾父讀過點私塾，懂點詩聯、愛好學習，因此也非常注重子女教育，在學業上對他們十分嚴格。耕作了一天的曾父，每晚依然不知疲倦地和孩子們一起溫習功課。夜裡點不起油燈，他就手執火把為孩子們照亮。窮學生的酸辛不止於此，曾慶存用“做牛做馬”描繪之——“春耕時節，家貧無牛，哥哥就執行牛的任務，在前頭背荷並手拉著繩索，父親在後面扶犁傾鏵，我則隨後佝僂搬泥塊。冬天，作為全家主要生計來源的是在一塊旱地上種菜。放學回來，兄弟兩人的任務是從很遠的水塘一擔擔地挑水，再一勺勺地淋澆到一棵棵的菜根上。水冷衣單，就著黑夜星光照路，兄在前，弟在後，前呼後應，或者背書有聲，也不知經過幾十個來回，終於可以收工回家。”新中國成立後，曾慶存終於有機會參加高考。關於那天他赴廣州考學的情景，曾慶存記錄道——“清晨，大家在車站列隊，等候上車。突然間，我發現父親在遠遠的對面站立著，很久很久，他終於移步到我面前，說聲：‘這是你的墨硯，你忘帶了。’便把墨硯塞進我的衣袋中，然後低頭走開了。當時我竟然語塞，只是傻低著頭。”這個場景不禁讓人聯想起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大抵只在孩兒離開故土之時，父愛的深沉才有了一次最拘謹的流露。對於人生的珍貴情感，曾慶存細膩地珍藏之、緬懷之。除了雙親兄弟，他還始終感念著恩師的無私幫助。當年在被派往蘇聯前，曾慶存曾一度想過放棄。因為家貧，他極想趕緊工作以補貼家用。他的導師——世界著名氣象學家謝義炳院士得知此情況後，力勸曾慶存前去，並表示自己會按月資助曾家，消除他的後顧之憂。“這種精神要傳承……”採訪時，曾慶存只是眼泛淚光，克制地把對恩師的感激一句帶過。我們後來才從他的同事和學生那裡得知，曾慶存對一些科研素質優異卻不能繼續科研道路的學生亦十分痛心。對於家裡有困難的學生，他同樣自掏腰包，幫助他們。薪火相傳之下，曾慶存為我國氣象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研究生和學者。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已成為國家大氣科學研究和業務領域的骨幹和頂尖人才，其中包括三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兩位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一位中國氣象局副局長和多名學科帶頭人。對於這些晚輩後生，曾慶存總是教導他們，“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冷板凳’就‘冷板凳’，你可以想辦法把板凳坐熱了，就不冷了。然後你得耐住寂寞一心一意去做，絕對不能夠浮躁！”從“自我”到“超我”的升華，他已然是一位跳脫出命運轉盤的智士記者好奇地問：“在這樣貧窶的家境下苦讀，到赴國外艱難求索，直至在國內數十年如一日潛心科研，您是有一個信念在支撐嗎？”曾慶存沉默了片刻，轉而微笑地說：“是的。是什麼信念呢？能讀書你還不好好讀？就這麼簡單吧。”簡單純真，是這位飽經滄桑的長者始終保有的人性底色。讀書求索、科研攻關，他從來“只行好事，不問前程”。年少求學時，曾慶存沒有想過要出人頭地，只知雙親供讀不易，必須用功珍惜。他最初的心願是讀完高中即回鄉做一名小學老師，能教書育人，又可掙錢養家，也未曾想自己要考大學。1952年，國家為了恢復和發展經濟建設，急需培養大量人才，大大擴大了高考招生，於是他報考了北京大學，並在國家幫助下，赤腳從廣東北上進入北京大學。 “我自己真正開始懂得應該要怎麼樣——要攀登高峰，那是大學快畢業的時候。國家提出來向科學進軍，任務很明確。我受到的鼓舞很大，我就想我們要怎麼樣搞好氣象為農業服務。為此，要把理論學好、提高自己的科學素質。畢業了，又被選派去蘇聯留學，我覺得我就要學好，所以不管怎麼困難，都要想辦法去做。”曾慶存說，“這種精神，你說是自信嗎？是自信。我覺得我能夠學好，但能達到哪一步當時確實不好說。”其實整個採訪，曾慶存並不太愛述說個人經歷，而且他的講述中多用“你”來指代“我”。從第一人稱到第二人稱，我們被他的超然境界所震撼。從“自我”到“超我”的升華，他已然是一位跳脫出命運轉盤的智士，仿佛正因他一輩子與地球的風雲變幻論道往來，所以已能做到平靜無縠地冷眼觀讀自己的人生。在前蘇聯留學時的曾慶存（右）（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供圖）不懼風霜雨雪、淡看雲捲雲舒，曾慶存自有他的大氣從容。要想多體悟一點曾慶存的情感，不妨讀一讀他的詩。《華夏鍾情》、《風雨晴明》這兩本言而有物的詩集，足以讓曾慶存冠上“詩人院士”的美稱。這些詩是曾慶存發自內心深處的聲音，也是他生活的一種記錄。他的詩裡，有“科學鑽研心寂靜”的寧靜，有“華夏鍾情騰熱血”的激昂，有痛感國家落後、在國際上蒙受不公正對待的“異國銷魂難如夢”的悲憤，有發憤圖強“愚公有志壟山移”的決心。詩如人生，人生如詩。中國科學院文聯主席郭曰方為曾慶存詩集作序時寫道，他是“從江南水鄉那低矮茅棚走出來的一個貧苦農民的兒子，在坎坷跌宕的人生旅途經歷了太多太多的喜怒哀樂，嘗盡了人世間說不盡的苦辣酸甜。最終，成為成就卓著的科學家。”我們信手翻開曾慶存詩集，竊覺他1995年7月所作的《無題》一詩中有兩句甚能概括其人生智慧和哲學——“隨緣萬事等閑來”、“無意栽花數朵開”。廣州的衛星接收站把所有的衛星氣象資料可直接發送給港澳我們採訪那天見到曾慶存後，驚歎於這位耄耋老人散發出的精、氣、神！他背脊挺直、行動有力，精神矍鑠，談話思維清晰、語氣祥和，雖是德高望重，卻十分平易近人、低調自謙。他會和記者說“我們是互相學習”；會在合影的時候堅持站起來，並專門把外套的拉鏈合好；且在贈書時耐心工整地簽下“XX指正，曾慶存敬上”。我們採訪的地點是在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曾慶存的辦公室僅有十幾平米，陳列著兩張桌子、兩排書櫃、一把普通的靠背椅、一張茶几搭配一條待客的布沙發。有展示窗的書櫃裡，並未擺放曾慶存所獲得的那一摞榮譽獎章。整間屋子最顯眼的裝飾，是他書桌上的一個地球儀和牆上的一大張世界地圖。現在，曾慶存平均一天中有半天時間會在這裡保持緊張的工作。 閑暇之餘，除了寫詩，曾慶存還有許多其它興趣愛好。“我的興趣很廣泛，詩是從小混出來的。詩我能寫，字我能寫，畫畫卻不好，唱歌不會，跳舞一點都不會，但體育還可以，像打籃球呀……”愛鍛煉和保持運動或許是曾慶存永葆活力的秘訣之一，他秉持的養生理念是，“你能夠跑你就不要走，能夠走你就不要站，能夠站你就不要坐，能夠坐你就不要躺。”他如今每天堅持步行共一個半鐘頭，早上和晚上各走一次。可以說，曾慶存打破了我們對高深莫測“科學家”的刻板印象。科學與藝術、文學和體育，在他身上得到了全方位綜合發展。我們又和曾慶存提到了香港。曾慶存說，他曾多次到訪過香港天文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也去過。從學界和氣象業務角度，曾慶存介紹說，內地和香港的聯繫是很緊密的。比如廣東氣象局做數值天氣預報時要用到中國的氣象衛星，廣州的衛星接收站把所有的衛星氣象資料也可直接發送給香港和澳門。他估計，當有颱風登陸或氣象災害的時候，基本上每隔3小時到6小時，就會有一張氣象雲圖發往港澳。在雷達方面，香港也是廣東氣象雷達網中的一部分，廣東的省級雷達和香港、澳門的雷達都聯網了，天氣會商是廣州、香港和澳門三地相通的，大家合作得很好。我們在曾慶存的詩集中也找到了一首他為慶祝澳門回歸所作的詩，曾慶存感懷祖國統一、一洗前恥的家國民族情感是很深沉的。特此摘錄，以饗讀者——《慶祝澳門回歸》曾慶存（1999年5月）通商粵澳本來繁，一自歐船入便橫。濠鏡港灣遭蹂躪，屯門火海幸逃生。 貪官可恨成奸計，鴉片難堪割地忙。浴血中華終一統，金甌片片慶歸還。記者手記：本文成稿之前，我們曾久久苦思而不得下筆，因為記敘曾慶存事跡和精神的報道已有很多。最後索性決定，就把我們在與曾慶存一個小時的會面中對他最深的印象和最大的感觸記錄下來，希冀能從他的傳奇故事裡剖析出一個更鮮活通透的人物形象。所謂能成大家者，除了天賦和努力，必定還有他不凡的品格與氣度。我們為之折服，最終一氣呵成而定稿。同時在此致謝中山大學劉昕教授為本次採訪作出的貢獻。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 紫荊專稿｜轉載請註明出處

香港在7月下旬暴發新冠病毒第三波疫情，經過香港社會各界接近兩個月的奮戰以及中央政府的支援，疫情開始有緩和跡象。確診個案一度跌至單位數，可見香港的抗疫工作已經奏效，疫情正開始被壓下去。第三波疫情來得既快且急，幸好特區政府和醫管局在3月第二波疫情稍緩時已開始做好準備，才能穩住整個公營醫療系統應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我們沒有水晶球，無法預測未來疫情的確切走向，但居安思危，“先天下之憂而憂”，為任何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做好準備，卻是醫管局可以做好的份內事。 文｜香港醫院管理局主席     范鴻齡總結第三波疫情第三波疫情下，香港的整體確診人數突破五千，超過一百名確診病人不幸離世。對我來說，每個數字背後都是生命、都連繫著家庭，是切切實實令人心痛的沉重。我要求局內相關部門整理過去三波疫情的數據，希望能總結出有用的經驗為下一波可能出現的疫情做好準備。數據顯示，第三波疫情的確診患者年齡普遍偏大，而且長期患病、病情複雜，三千多名病人中死亡率較高的是80至89歲的病人，以及90歲或以上年齡層的病人，分別達26.8%及34.1%。香港醫院管理局員工頂住了巨大的壓力，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使得亞洲博覽館一號館的“社區治療設施”和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社區隔離設施”順暢運作另外，第三波疫情暴發初期連續多天確診人數破百，顯示當時社區有一批為數不少的患者，爆發初期社區同時出現多條傳播鏈，當中更包括長者中心、護老院等高風險群組。“隱形患者”除了會引起社區大爆發外，對公立醫院亦構成極大的潛在風險；除了會對香港隔離設施的容量造成嚴重的挑戰、造成病床不足的困境，無病徵的“隱形患者”亦會增加醫護人員及其他病人的感染風險。總結經驗，在不同層面做好把關，儘快識別出確診病人，仍然是未來抗疫的重點。  加強檢測 堵截病源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在9月推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免費為市民提供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計劃共有超過170萬名市民參與，結果最少直接或間接找到42宗新症，當中包括十多位沒有任何病徵的“隱形患者”。檢測計劃成功堵截了多條社區傳播鏈，包括大圍交通城涉及十多人的群組。 另外，第三波疫情期間，醫管局亦協助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在普通科門診診所，於指定時段內派發樣本收集包及收集深喉唾液樣本，方便一些自覺、有較高感染風險及輕微不適的市民接受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服務。由7月27日至9月中旬，醫管局在22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派發了約50,000個樣本瓶，檢測了約32,000個樣本，其中64個樣本對2019冠狀病毒病呈陽性反應。連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42宗個案，兩個社區檢測計劃成功堵截了86個“隱形患者”在社區傳播的風險。持續檢測除了有助政府掌握社區的宏觀疫情，透過陽性比率掌握疫情走勢，亦可以及時識別出“隱形患者”，減低社區出現大暴發的風險。因此，醫管局9月18日開始將派發樣本收集包的普通門診診所數目由現時22間進一步增加至31間，然後再增加至46間。假如運作情況暢順，醫管局會再進一步增加派發樣本包的診所數目。長遠希望所有運作上合適的診所都可以配合安排，讓有需要的市民都能就近取得樣本收集包。另外，醫管局在9月開始全面開展“入院篩查計劃”，在公立醫院層面堵截沒有病徵的“隱形患者”，醫護人員會根據病人的臨床情況在入院時安排檢測，減低將病毒帶入醫院及引致院內感染的風險。擴展隔離設施 準備下一波疫情“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是應對傳染病的最佳策略，及早將確診患者隔離治療有助控制疫情。公立醫院高規格的一線隔離病床約有1,250多張，第三波疫情暴發初期每天過百宗確診個案曾對隔離病床造成一定的壓力。醫管局在特區政府的協助下利用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作為“社區隔離設施”，又於短時間內啟用亞洲國際博覽館一號館的“社區治療設施”，在疫情最嚴峻的日子裡，這兩個社區設施大大紓緩了公立醫院隔離病床的壓力，亦大大縮短了病人等候入院的時間。過去兩個月，總共有超過900名病人被送到這兩所社區設施，這種嶄新的治療和隔離模式加強了我們日後持續應對疫情的能力。9月16日早上，香港市民自發來到九龍維景酒店，歡送已順利完成任務的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員返回內地（本刊記者 邸倩）隨著第三波疫情漸漸減退，兩所社區設施亦已完成這階段的重任，鯉魚門“社區隔離設施”已交還給特區政府作其他用途，至於亞洲國際博覽館一號館的“社區治療設施”亦已轉為備用狀態。病人對兩個設施的意見正面，醫患關係不但融洽，更互相配合。在此感謝臨危受命被調派到兩個設施工作的醫管局員工，包括前線醫護、支援員工及資訊科技人員，他們頂住了巨大的壓力，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才能令兩個設施能暢順運作。第三波疫情來得快、來得急，凸顯了隔離設施的重要性，醫管局亦為下一波疫情做好了應變準備。萬一疫情反彈，醫管局隨時可以重開亞洲國際博覽館一號館，重開二號館亦已準備就緒的500張病床和公立醫院現有的隔離病床。另外，得到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的支持，正在亞洲國際博覽館毗鄰空地興建的臨時醫院完工後，將可提供大約800張隔離病床，而亞洲國際博覽館八至十一號館亦有1,000張病床，即使再次出現疫情大暴發亦可以有足夠隔離病床滿足短時間激增的病床需求。疫情期間為了集中資源應對疫情，公立醫院暫停了部分非緊急服務，隨著疫情暫緩公立醫院亦需要逐步回到正常運作模式。亞洲國際博覽館及臨時醫院兩項隔離設施大大提升了公立醫院接收確診病人的能力和空間，讓公立醫院有空間逐步恢復早前暫停了的非緊急服務，現時門診服務已經恢復了近九成以上，預約手術亦開始陸續恢復，亦會進一步研究各種公私營合作的可行性，務求讓公立醫院服務能儘快重回正軌。經歷了第三波疫情的香港正處於應對疫情的關鍵階段，我們要居安思危，為可能出現的任何情況做好準備。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及衛生專家的意見，2019冠狀病毒病在未有有效療法及疫苗之前，將不會消失。在有效疫苗成功研發並普及前，市民要習慣在新常態下生活，與病毒共存，學會保護自己，即使政策放寬也要時刻提高警惕，外出必須佩戴口罩，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我們預計，第四波疫情可能會在冬季出現，部分專家更認為，在最壞的情況下，疫情可能較第三波更為嚴竣。醫管局亦會汲取第三波疫情的經驗，在隔離設施、人手調配、服務規劃、檢測容量以及物資採購等各方面做好準備，提高公立醫院應對大型傳染病的能力。配合特區政府的策略，包括採購疫苗和有效的社交距離措施等，加上中央政府的強大後盾，我們戰勝疫情的日子必將來臨。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紫荊專稿｜轉載請註明出處編輯：趙  珊

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科創及文化發展，複雜多變，任何國家轄下的任何地方，面對早已“什麼也不確定”而價值觀又混淆不清的情勢，教育政策的設定與措施落實，既要回應世局不斷的“變”，亦要確保持守“常”情、常理，即善良、守法、尊重、盡責、仁愛、親國家、親民族等正面、正常的健康價值，以支撐“變”局，免得教育愈變愈壞，而是務必要愈變愈好。文｜香港     何漢權推動國民教育是未來教育施政重中之重。圖為教聯會黃楚標學校升旗隊香港身處國際社會已久，這裡東西文化薈萃，亦曾經歷一百五十多年英殖的管治，有完全靠攏西方的“國際觀”，一切要西化，美歐的制度及利益，以及支撐這些制度與理的價值觀，儼然已代表了一切的價值。香港的學校教育，在不知不覺之中，走入西方價值架設的樊籠困局中。香港回歸後，一切平穩過渡，包括金融、旅遊、航運等行業大步向前，連教育制度、課程、考評的規劃，都是往西直走，對東方祖國的一切，幾乎是不屑一顧。“通識教育金裝上陣，國史教育愴惶落馬”。這是筆者於2009年，通識科正式在中四（高中一年級）落實為獨立必修必考的核心科目前，於香港主流報章的專欄裡所起的題目，內容再引申的是，若將中國歷史科斬件放在通識科學習，同時又將初中中國歷史科的傳統必修必讀規定取消，以“元素”方式植入其他學科，成為“寄生”科目學習，“國之為國，必有國史”的國民教育的重大原則被破壞，香港學生的身份認同、國家觀念、民族情感的培育，將日益失落，後患無窮。另外，更危險的是，通識科強調以培養學生的批判能力（Critical Thinking）為教學實踐目標之一，於是，在知識基礎薄弱之下，在反中反共媒體不實的“教材”誘導下，師生互動，對國家的一切，長期採取左批右判的價值取態，難以回頭。這就是當今香港學校面對香港學生國族身份失落的最大難題。欠缺國家觀及民族身份的確定，向心乏力。本來，香港回歸，基本法落實，行的是“一國兩制”，創新政制，五十年不變。基本法的第一條及第十二條清楚指出，“一國”在前，“兩制”在後，相伴而行。但過去一段長時期，香港特區政府、社會各界，特別是教育界，“一國”的教育並不上心，“兩制”卻按己意演繹，搓圓按扁，與“一國”脫軌，積非成是。由2003年“反23條立法”，到2012年“反國民教育”，直至2019年“修例風波”，違法暴力，反中反共，是愈演愈烈。教師及學生的參與，竟然屬主要的群體，泥足步步加深。這使得香港教育的未來規劃，必須要先服膺“一國”的大局，以戰略性思維作考慮，半點不能鬆懈，防微杜漸，重拾給予香港極大發展空間的“兩制”，為學生謀最大的福祉。正值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23年，港區國安法落實，香港特區政府法治再生，社會得以重返正軌。瞻前亦顧後，“一國兩制”下的教育，應要有以下的規劃綱要。其一，重視國史、國學（中華文化）、國情三結合，“活化”國民教育今天香港中學的中文科考試內容，完全沒有將中華文化放於眼內。經典文章閱讀、考核所佔的比例甚少，中史科、中國文學科選修選考的人數亦連年下降。而中、小學普教中的政策，已忘初心，選用普教中的學校日益減少。說實在，沒有國語（普通話）的民族，何來民族的國家？另一方面，香港年輕一代對身份及國家認同又出現頗大危機。因此推動蘊含國史、國學、國情三合一的“國民教育”是未來教育施政重中之重，而國史、國學、國情綜合教育，要以4E（教育Education、參與Engagement、經歷Experience、激勵Exposition）推動，鼓勵全港中學生畢業前有一次從香港出發，再前赴內地與國外的三地連環遊學，以鞏固香港、國家、世界三者缺一不可的重要觀念。再者要補充的是國家憲法、基本法附件三所載的港區國家安全法，於學校、於社會進行的法治教育，必須讓受眾明瞭其重要性，知法守法，確保“一國兩制”的全面落地。其二，正視通識科衍生的問題自2012年第一屆新高中文憑試起，中學通識科正式通過考核，推行近十年。歷史驗證下，通識科內容繁雜、師生互動困難，“發展”成虛浮無根，乃至藉學科之名，偏執於時事。用政治立場覆蓋知識的追尋，強調批判性思維，由口頭批判到“違法達義”，以至身陷囹圄，不斷升溫，對學童成長殊為不利。因此，當前急務是落實刪減內容，修改評核方法，如取消專題探究、必考題等，並要逐步將通識科轉為選修科，從而釋放各科的學習時間與空間。其三，撥備獎勵“閱”“專”“德”“訊”推動閱讀、專題研習、德育及資訊應用四大範疇，全面更新、重新出發。從QEF（優質教育基金）撥備巨額獎勵基金以作支援專款專用（由政府主導，並要靈活使用，鼓勵具民族情感、國家觀念的民間有志團體承辦）。教育共同推動的目標，當以鼓勵、獎勵青少年建構活知識、培育家國情懷，以及處事做人核心價值為大方向。特別要提出的是，從知、情、意、行層層深入認識基本法，增強師生對“一國兩制”的熟悉，培養守法的觀念，當可透過“閱”“專”“德”“訊”四大範疇，作多元的推動。這是價值教育，亦是守護“一國兩制”之根本。其四，敢於處理專業失德個案教育局善用、敢用法定“獎懲權”，對每間學校面對失德狡辯老師，查明屬實的個案，不假顏色、限期處理妥當，並要公開向教育持份者交代，對犯上更嚴重的違法暴力事件的教師，證明屬實，必須開除，以樹立教學正風。近期，教育局斷然取消應屆歷史科“1900年至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歪情歪理的、完全違反教育專業操守的考題的要求，可視作成功案例，教育局將之可視為參照的範本。另外，檢視並修改香港教育條例，對披著教育專業外衣，卻事事政治先行並動員教師乃至學生作出反社會、反國家的“教育”團體，有必要作出法律的規限，以正視聽，讓香港學界重返和平、友愛、良善的正軌。其五，教師一年帶薪進修教師連續十年要有一年進修。特區政府應設置常規性撥款，推動“教師帶薪進修”，讓連續教滿十年，在教學事功上稱職達標的教師，能享有終身一次的一年帶薪進修。事實上，教育觀念推陳出新，教師對香港、國家及世界一體的教學思維，有必要調整及發展。因此，教師必須參與有系統的、相關的在職進修及專業培訓，了解國家、世界的轉變，亦可增加新入職教師的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讓社會各界乃至年輕一代，充分感受特區政府的尊師政風，以及發展優質教育的信心及決心；而內地教師專業發展的階梯，亦有不少值得融入參照的價值。其六，教學專業一體化以增效能教育局務必將行政、考評與課程，乃至師資培訓認證課程，在五年內規劃一體化，由教育局緊密諮詢專家及前線工作的意見，直接統領及辦理。學校的課堂（實體及網上）教學，是確保師生品與學成長最重要的關鍵所在，因此教育局與辦學團體需與學校合力，營建校本的觀課文化，促進教學質素。制定政策、投入資源，可參照過往姊妹校成功締結的經驗，鼓勵香港民間學校積極參與，取長補短，先試點，若產生成果，再全面推行，促成大灣區九市和兩個特區，組成“優質教學互動圈”分享獨特經驗，集思廣益，促成教育大共識、大進步。時至今天，香港的教育整體水平，仍能位居全國乃至世界各大城市中的前列，但全球的步速急劇變化，教育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教育既要應對世界政局，以及科學創新的“變”，同時，亦要保持人文核心價值的“常”，這有賴學校教育的各個持份者，毋忘初心，在以學生為本的大前提下，不懈努力。踏入新的年代，香港特區政府的全力投資及政策支持，不可或缺，唯有民間與特區政府的衷誠合作，賦以中央政府從旁予以的適時協助，如此香港教育可確保優勢，培育多元人才，為民族、國家作出長遠貢獻。所以，不欺“一國兩制”，香港教育方有前途。（作者係香港教育評議會主席）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紫荊專稿｜轉載請註明出處編輯：李博揚

以美國為代表的外部勢力或將通過經貿衝擊和信心衝擊兩個渠道同時影響香港經濟和金融市場，考慮到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戰略地位，後者的影響遠甚於前者。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複合衝擊下已有所下降，但底蘊猶在，信心猶存，未來可期。預計未來十年內，伴隨香港經濟的復甦，金融市場也將漸次恢復，香港從自身的經濟和金融方面將積極向服務國家的功能轉型，整體與內地的經濟、金融生態有機融合。文｜香港 程實香港金融管理局資料照片（圖：中新社）當前美國對港制裁絕大多數處於“口頭警告”階段當前的客觀情況是，美國對港的多項制裁絕大多數處於“口頭警告”階段，真正坐實落地的官方制裁很少。我們有三個重要判斷：第一，市場熱議的貿易制裁即便兌現，其對香港經濟的直接衝擊也較為有限，美國若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將對香港經濟造成1%左右的負面拖累；第二，真正的危險是美國推倒制裁“多米諾骨牌”，從貨物和資金流動、匯率機制、投資評級、市場擾動等方面施加一系列限制性措施；第三，香港經濟面臨的最大窘境在於美國制裁所引致的“雪上加霜”局面，美國制裁若與新冠肺炎疫情、社會動盪、全球衰退等一系列因素發生共振，將對香港經濟和金融穩定造成不容忽視的複合衝擊。總體而言，以美國為代表的外部勢力或將通過經貿衝擊和信心衝擊兩個渠道同時影響香港經濟和金融市場，考慮到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戰略地位，後者的影響遠甚於前者。美國制裁與其他負面因素叠加可能造成的影響更值得重視放眼長遠，美國制裁與其他負面因素叠加，可能造成的對香港經濟金融穩定的影響更加值得重視。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鵝”在全球範圍內擴散，實體經濟出現暫時停擺，金融體系顯現高度脆弱性，全球衰退和通縮風險明顯加大。尤其是金融領域伴生風險頻現造成多市場風險共振，金融風險與實體疲弱趨於相互強化，已形成“實體-金融-實體”危機傳導閉環，金融市場動盪加劇或將成為常態。受此影響，香港經濟將持續面臨來自外部和內部因素的雙重打擊，金融體系雖維持正常運作，但也存在較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韌性面臨嚴重挑戰。從經濟層面看，香港經濟在2019年負增長基礎上的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外貿、消費及投資料將進一步收縮。一方面，全球經濟面臨衰退進一步打擊香港外向型經濟基礎。在疫情全球蔓延衝擊下，全球生產、消費等經濟活動近乎阻斷。全球經濟活動减弱和全球產業鏈面臨崩潰，將直接導致全球總需求急劇收縮，與貿易、投資相關活動表現疲軟，成為香港對外貿易環境中最大的“變”數，對外貿、運輸、倉儲等行業及市場佔比較大的轉口貿易中小企業帶來衝擊，從而給香港經濟帶來較大衝擊。另一方面，多方面因素共振導致香港內生增長能力再次面臨威脅。香港消費、投資信心在去年基礎上進一步惡化。服務業佔絕對比重的香港經濟急劇惡化，私人消費增長將進一步萎縮，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已從零售、旅遊、餐飲、住宿、房地產等行業擴展到幾乎所有行業，企業對於資本投資也將更為審慎，進而有形成經濟下行的惡性循環的風險。勞動力市場也面臨更大壓力。此外，受美國制裁升級的影響，全球供應鏈體系面臨重塑，香港作為內地主要轉口貿易港的地位或將進一步被削弱，這將直接打擊香港的貿易、物流行業，市場對金融和保險等專業服務的需求也會降低。總的來看，香港經濟形勢不容樂觀，2020年衰退狀況將較2019年進一步惡化。從金融層面看，香港金融市場伴隨全球市場劇烈震盪並將面對多重風險因素。一是全球主要央行負利率政策給香港金融體系帶來難以預料的衝擊。當前，將基準利率調至零以下的“負利率”政策被全球主要央行廣泛採用以應對這一輪經濟衰退風險，負利率常態化導致債券市場流動性下降、銀行利潤空間收窄、金融市場分割和動盪加劇等更多的未知風險。同時，由於港元與美元匯率挂鈎，收益率曲綫平坦化趨勢將導致香港資金市場長短端利差收窄、收益率下沉，香港金融機構將面臨更大經營壓力。二是經濟環境普遍惡化導致銀行信貸資產質量面臨更大不確定性。經濟環境惡化造成香港經營環境急速轉壞，大型企業普遍通過裁員、收縮業務來降低營運成本，中小企業因收入大幅减少而出現資金不足或倒閉，信貸資產質量恐面臨惡化。同時，香港金融機構對內地的相關貸款已超過4萬5千億港元，相應對內地貸款的資產質量也面臨惡化風險和撥備壓力。三是金融市場加劇震盪引發資本無序跨境流動風險。由於國際資本流動的“順周期”特點容易在市場波動時期造成“羊群效應”，新興經濟市場再次面臨美元大量流出威脅，香港需要防範跨境資金流動造成金融市場震盪。跨資產、跨市場、跨行業的風險傳導壓力，可能影響香港資本市場投資氛圍和投資者信心，帶來資產價格大起大落，放大香港金融市場風險。四是房地產引發金融業“灰犀牛”的風險不容忽視。當前香港房地產價格高位運行，金融業對房地產的風險敝口正在上升。居民購房高負擔將成為香港經濟衰退中值得注意的“灰犀牛”，有可能觸發房價、實體經濟與金融業之間的惡性循環，對金融體系穩定構成一定風險。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所下降，但底蘊和信心猶存，未來可期面對中美博弈和全球疫情的複合衝擊，香港經濟金融的韌性體現在幾個維度：一是作為成熟開放經濟體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底蘊；二是中資金融機構在逆流中穩定市場功能的發揮；三是愛港愛國專業人士在穩預期中的重要作用；四是香港與內地經濟金融互聯互通、深度挂鉤的大勢所趨；五是中國元素日益彰顯所帶來的內在聚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複合衝擊下已經有所下降，但底蘊猶在，信心猶存，未來可期。作為全球主要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資本市場與全球經濟金融變化聯繫密切。從資金流向看，香港資本市場的資產方主要依托中國經濟，資金方主要依托海外市場。因此，2020年以來跨資產、跨市場、跨行業的風險傳導壓力，導致資產價格大起大落，香港資本市場受到較大衝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有下降，根據最新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較半年前下跌兩位至第六，被上海、新加坡迎頭趕上。儘管外圍及本地的不利因素給香港經濟前景帶來不明朗，但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底蘊猶存，並得到國際投資者和國際市場認可。回望過去，經過180年的演變和發展，香港的金融產品已從單一轉向多元和結構化、從低層次轉向高層次，金融服務產生和分配的管理趨於一體化、全球化，資金融通方式逐漸從國際借貸中心向國際資本中心側重，金融機構高度集聚並彼此合作緊密，投資者結構以本地、歐美為主逐漸擴展到中國內地、亞太等其他國家或地區，已成為全球金融格局中的重要一極。審視當下，香港金融市場整體運作還算順暢，港元匯率保持在兌換保證範圍內，銀行同業拆出利率較為穩定，金融市場雖有動盪卻並未發生金融危機。展望未來，憑藉資金和信息自由流動、簡單稅制、穩健監管制度、法治和優質專業服務優勢，香港穩健的政策框架以及充裕的緩衝空間，足以應對周期性及結構性挑戰。香港資本市場也依然面臨諸多利好：香港依然是全球最具競爭活力和便利營商環境的經濟體；香港在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建設中的“超級聯繫人”作用仍將進一步發揮；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也將繼續深入推進；中概股開啟回歸之路對香港資本市場發展也是重要支持。我們預計香港金融市場在未來十年或經歷三階段不同走勢。短期（半年到一年內）看，伴隨著社會不穩定因素與國外不利輿論加劇，各類風險集中釋放、內外因素相互叠加，市場維持動盪市，投資者將持觀望態度。中期（兩年到三年內）看，香港本地的社會動盪隨著香港國安法正式實施逐步被消化，但經濟衰退恐仍持續，市場從動盪市進入調整市。隨著全球政策推動經濟復甦，金融市場結構也相應轉變，大灣區、中概股概念崛起。長期（未來十年內）看，伴隨香港經濟的復甦，金融市場也將漸次恢復，香港從自身的經濟和金融方面將積極向服務國家的功能轉型，整體與內地的經濟、金融生態有機融合。（作者係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 紫荊專訪｜轉載請註明出處編輯：劉一行、李博揚

又到金秋，國慶來臨。每逢這個時候，我心中總會生出綿綿思緒，半是回顧祖國七十餘載的崢嶸歲月，也夾雜著我和祖國共同成長的無窮回憶。文｜香港 楊志紅國慶節，我第一次帶上紅領巾我出生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年，算得上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小的時候，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切從零開始，物質匱乏、條件艱苦，好在那會兒孩提心性並不在意，每天玩玩樂樂地度過，最盼著念著的節日就是過年，可以吃上平時吃不到的飯菜。至於國慶節，只在長輩嘴裡聽到過，並沒有特別的印象。我對國慶最初的深刻記憶起源於一條紅領巾。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成為班級裡最早一批加入少先隊的學生，被告知要在國慶節當日戴上紅領巾，這個消息讓年少的我激動了好一陣子，接連幾天都在期待十月一日的到來。國慶那天的早晨，學校在國歌聲中舉辦了升旗禮，隨後就是我們的入隊儀式。秋日的陽光灑下來，照得身上、心裡都格外暖洋洋，我們用稚嫩的聲音莊嚴宣誓，接著脖子被繫上象徵紅旗一角的紅領巾。那一刻，我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家國歷史和個人成長的激蕩共鳴，耳邊仿佛響起歷史的回音，槍炮聲、吶喊聲、口號聲交雜回響，頭頂飄揚的五星紅旗和脖頸間的紅領巾像施了魔法一樣，喚起了心底的熱情。等我回過神來，那種深沉的、渾厚的情感已經不知不覺浸濕了眼眶，這種體驗對於兒時的我，是全然不同的記憶和經歷，自此之後，國慶節就成為我另一個期待的節日。時間呼嘯前進，從小隊長到大隊長，再到上山下鄉的知青歲月，這之後，我趕上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在這個大時代中，我從廣東來到香港，又從香港把工廠開回內地。時代帶來的機遇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我見證著新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又積極地參與其中成就自己的事業。在拼搏事業的幾十年裡，幾乎每一個國慶節我都奔走在香港和內地之間，扎在工廠和車間裡，雖然極為忙碌，但我總會在路過五星紅旗的時候停下步伐，在心裡向祖國道一聲“生日快樂”，然後接著和無數中國人一樣，充滿激情地為未來繼續奮鬥，把自己個人的命運匯入國家富強的時代巨浪裡。親歷閱兵，我看見祖國日益強盛1999年的10月1日，我受邀參加建國50周年閱兵式的觀禮。至今，我依然記得那天凌晨三點左右，受邀觀禮的人士就開始前往天安門廣場集合，等待安檢入場。夜色中的北京下著小雨，長安街兩側燈火璀璨，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穿透黑暗，就像當初中國共產黨和英雄先烈為新中國帶來的光明。我擠在人群中，壓抑不住地興奮和激動，手指尖都不受控制地微顫，絲毫沒有因為早起和排隊而感到疲倦。3月8日，楊志紅女士和義工們來到香港大窩口，向社區居民和環衛工人派發口罩隨著太陽升起，烏雲漸漸散去，雨後的首都碧空如洗，陽光灑在整個廣場上。十點整，閱兵在禮炮聲中開始，海陸空三軍組成的多個方陣依次經過天安門城樓，整齊的腳步聲、轟隆的行車聲，以及頭頂飛機的呼嘯聲，震撼著我所在的觀禮台，也激蕩著我的心。看著眼前經過的隊列，我深深感受到祖國的日益強大，更從心裡油然而生出自豪和熱情——我有幸生於新中國，長在這個前所未見的盛世中。之後的幾十年，我有幸受邀參加了建國60周年、抗戰勝利日閱兵、建國70周年閱兵儀式，親眼見證種種變化，從閱兵武器全部實現國產化，到特種兵方隊首次亮相、再到抗戰老兵方隊的驚喜受閱，直至維和部隊和東風導彈的震撼登場，每一次的變化都讓我倍感欣喜。特別是在去年的天安門廣場上，我看到兩名女將軍英姿颯爽的領隊走過，作為一名女性，我與有榮焉。我知道，在武器、裝備現代化的背後，在方陣人文化的背後，是整個國家綜合國力、國際地位、文化自信以及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撐港抗疫，在香港獻上國慶祝福2020年的國慶節，對身在香港的我而言，必將是一個難忘的國慶。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世界面對著共同的病毒挑戰，當內地早已實現零確診的時候，香港的疫情仍在反復。好在，隨著中央政府派檢測隊來港支持，出資支持香港社區檢疫，以及在香港社會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疫情有趨緩之勢，新增確診個案得到有效控制。現在回想全球抗疫情況，內地的優異表現有目共睹，從地方政府的統籌調度能力，到醫護人員的盡職精神，再到普通市民的配合程度，內地抗疫做出了“教科書式”的示範，向全世界展現出社會主義國家在面對災難時的高效處理和動員能力。而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內地和歐美國家抗疫表現的對比，讓不少香港市民感到感激和驕傲，重新燃起了家國之情，大部分市民還是對內地投入人力物力幫助香港抗疫表示認同，也衷心希望香港能夠早日擺脫疫情、重振經濟。今年是全民抗疫特殊的一年，也是新中國發展進程中不平凡的一年，更是我和共和國共同成長的第七十個年頭。回首過往的歲月崢嶸，千言萬語化成那句最樸實的祝福——“祖國，祝您生日快樂！”（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 紫荊專訪｜轉載請註明出處編輯：劉一行、李博揚

文 ｜ 本刊記者    蘇藝    張思詩裕華國貨成立初期位於德輔道的店鋪“裕華國貨，服務大家”……這首許多香港人至今仍能哼唱的廣告歌，唱的正是裕華國貨“富裕中華”的美好願景。1957年，印尼華僑余連慶受到中國國務院僑辦的邀請，到內地參加國慶大典，祖國的地大物博令他心潮澎湃。1959年，余連慶、余慶兩兄弟一起在香港創辦了“裕華國貨”，一方面希望把內地物美價優的物品供應給香港的市民大眾，另一方面希望以此來服務華僑，把中國優質的產品通過香港銷往海外市場，同時開拓國家的外貿渠道和增加國家的外匯收入。初初位於德輔道中的裕華國貨店鋪只有400多平方米，主要售賣各類生活用品。經過三代人逾一甲子的打拼，裕華國貨把握祖國飛速發展和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機遇，現時在香港及新加坡已開設16間店鋪，售賣產品多達逾十萬種，不僅經營核心的零售國貨，還兼營中成藥專門店，讓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隨著高品質國貨走進海外千家萬戶。同時，集團業務不斷拓展和日益多元化，涉及物業投資、地產開發，以及在金融、創科、環保、醫療等多個領域的投資，為國貨事業的經營做好更長遠的規劃。佐敦總店“喜裕”Pop-up Store，開啟中式嫁喜新篇秉承“富裕中華”初心願景發揮中外人文交流橋樑作用秉承“富裕中華”的初心和願景，裕華國貨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已主辦各類商品文化展覽和推廣活動，例如1963年舉辦“中國抽紗及刺繡品展覽”，1980年舉辦“中國貝雕畫”展覽等，冀望通過多種類型的展覽，以香港為平台，介紹祖國各地的特色商品及其承載的文化底蘊，並邀請各地的手工藝人來到香港親臨示範，把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發揚光大。1989年，裕華國貨更開創全港先河，首次在香港舉辦“印尼節”，隨後多次舉辦泰國節、東南亞食品節等活動，特別是近些年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商貿交流，不遺餘力推動中國與世界多個地區的文化互動和人文交流。裕華國貨的人文交流活動常常吸引明星現身“打卡”。1988年春，裕華國貨在佐敦總店舉辦了“蘇州名店名食”及“糕點即製即銷”展，專程由蘇州邀請了幾位資深糕點師傅來港，為顧客即場製作糕點。活動開幕當天，歌手鄧麗君神秘現身參觀展覽、品嘗糕點，之後她特地向幾位糕點師傅握手致謝。2012年，韓國影星全智賢來港宣傳電影期間也曾低調現身裕華國貨工藝品部，參觀中國的雕刻藝術，並請店內師傅為她篆刻了圖章。2004年，裕華國貨舉辦“湖北名優商品展示月”，首次在香港的商場大規模集中展示和演奏編鐘、磬、塤等樂器近年來，裕華國貨更通過不斷探索更多互動式體驗，將中式生活美學元素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例如，連續多年在佐敦總店舉行的瓷畫班、傳統花紐工作坊、中式長衫製作工作坊、康樂棋比賽等豐富多彩的活動，讓市民在互動交流中感受中華文化，親力親為參與傳承中華文化之美。裕華國貨更開創了中式傳統婚嫁品牌“喜裕”，在為新人提供全套中式傳統婚嫁用品的同時，更可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婚嫁服務，讓中式嫁喜文化伴隨新人共同開啟幸福人生的新篇。除主辦人文交流活動外，裕華國貨還通過周到服務華僑，方便華僑來港遊覽或經香港返內地，為促進祖國與世界的交流貢獻微薄之力。上世紀七十年代，華僑們在香港或內地停留的時間往往比較倉促。在短時間內，他們要找酒店、辦理出入境手續、購買火車票、預定廣州的旅店，或訂購廣州至各省市的聯運票，還要買些手信饋贈親友等。裕華的創辦人和很多股東都是華僑，深知華僑所需。因此，裕華國貨成立華僑服務部，貼心為華僑提供專人接機、找訂酒店、接洽回內地手續等服務。當時該部門的接待人員懂得英、法、日、西班牙語、泰語、馬來語及印尼語，亦懂得各地方言，使華僑一到港就感受到家庭般的溫暖和關懷。裕華國貨將傳統文化和中華特色與自身品牌文化的生命力深度融合。上世紀六十年代便加入裕華國貨的前推廣及廣告部高級經理曾麗英，對裕華幾十年來在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方面的不懈努力尤其深有感觸。在她眼中，裕華這份兢兢業業的努力在促進中華文化與世界的互聯互通方面發揮著橋樑的作用。她親眼見證了在信息和物流並不算發達的年代，裕華就積極引入全國各地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物品，例如蘇州刺繡、客家鹽焗雞、貴州茅台酒、雲南普洱茶和米線等等，不僅致力為市民提供更豐富的生活用品選擇，更讓大家在購物體驗中親身感受祖國的地大物博。她說：“我在工作的過程中接待過無數外國賓客，印象最深刻的是改革開放初期，很多外國朋友不僅以裕華為窗口了解中華文化，更通過國貨了解中國的快速發展和開放的胸襟。作為裕華大家庭的一員，我很開心能夠見證和參與以國貨為紐帶促進文化交流的歷程。”乘風改革開放機遇積極拓展國際市場新加坡牛車水裕華總店（Owen Raggett 攝）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也為裕華的國貨事業開拓了新的跑道。1996年，裕華國貨在新加坡開業，冀以新加坡為據點，為中式生活百貨打開更廣闊的東南亞、印度及中東市場。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裕華在新加坡牛車水購入前身為南天大酒店的地標建築，對這幢建造於1936年的建築進行了維護和翻新，既極力保留歷史建築典雅的外貌，又於建築內部增設中庭和瀑布等設施，將兼容並濟的中國文化體現的淋漓盡致。1997年，該建築榮獲新加坡市區重建局頒發的“舊建築修復工程獎”。新加坡分店與香港的店鋪一脈相承，傳揚中國文化的精神和中式生活的理念始終貫穿於每間精心打理和設計的店鋪。隨著時代的發展，新加坡裕華國貨也一直與時俱進，不僅通過更新的豐富貨品向世界展現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更每年於總店舉辦各類活動，例如舉辦書法班、茗茶品鑒、各式展覽等，密切與當地社群的互動交流，全方位展示中國文化在傳承和創新的過程中所綿延出的無窮魅力和多重層次，無論是尋根溯源，亦或求新求變，都能在這裡找到滿意的答案。2019年，牛車水總店裝修一新，使建築內部融入了更多的自然光線，為這座地標性的歷史建築更添一抹天人合一的色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入職的業務總經理孫伯揚，與公司共同面臨國家改革開放的時代機遇，他全程參與和見證了裕華國貨走向國際的重要階段。90年代初，公司業務向海外拓展，他到新加坡負責籌辦裕華第一家在海外的百貨公司。初時雖面對不少挑戰和困難，但通過當地和香港同事的文化融合及共同努力，新加坡分店的業務得以穩步發展。進入新世紀，他隨業務部門的同事到大江南北及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採購，進一步開拓視野，累積新的工作經驗，與同事們一起探尋傳揚中華文化以及同外國文化交流的更多可能性。幾十年來，以孫伯揚為代表的裕華人和裕華一起見證國貨業務不斷轉型創新，積極參與公司的靈活管治，使公司的團隊能更敏銳地感知市場變化和發掘新的商機，與時代和社會共同進步。敢為人先 求新求變裕華國貨的事業發展歷程不僅凝聚了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和香港市民的集體記憶，更是見證祖國發展和時代進步的縮影。正是由於祖國一日千里的發展和國力的不斷強大，讓裕華國貨始終擁有敢為人先的底氣和求新求變的動力。早在1977年，裕華國貨成為亞洲第一間使用電腦連線收銀機的零售百貨公司，也是全港第一間在每個樓層都裝有滾動式扶手電梯的零售店；1981年，裕華國貨成為全港第一家採用條碼標籤（barcode）技術管理商品的公司，令商場服務更加便捷，公司的管理模式亦更趨現代化；改革開放初期，許多華僑回鄉探親，總會在香港選購大小家電和各種日用品返鄉，裕華國貨於是首創“香港買單，內地提貨”的服務，讓返鄉的華僑們免受大包小包、舟車勞頓之累，頗像現代“網購”方式的雛形，2013年，裕華國貨網店正式上線，讓中式生活百貨更便捷地進入千家萬戶；2019年，裕華國貨為位於尖沙咀的裕華國際大廈進行翻新工程，以改善大廈的能源效益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引入環保的綠色建築概念，致力達致綠建環評及能源和環境設計領先認證計劃（LEED）的認證，為環保節能盡心盡力。裕華國貨連續多年舉辦瓷畫班，圖為暑期學員的藝術作品展行政總經理羅健新在1981年加入裕華國貨，他說：“幾十年來，裕華的技術設備隨時代發展而更新換代，並隨之進行持續性的人才培訓，無論從硬件方面還是服務方面，都確保真正做到‘與時代並進、與社會同步、與顧客同心’。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們不僅引入安裝探熱鏡頭，還充分利用和發揮雲端技術、移動和電子支付技術的優勢，並進一步升級網店和各項服務，務求在疫情期間亦與大家心連心，做好各項防疫措施，與大家一起攜手並肩迎接新的挑戰。”注重創新、與時俱進，從不墨守成規，裕華的企業發展和個人發展理念滲透到每一個裕華人的腦海裡。推廣及廣告部主任余金燕介紹，進入新時代的今天，裕華國貨繼續勇於嘗試和挑戰新鮮事物，例如，策劃以“So Good Family”的可愛熊貓公仔重塑品牌形象；在線上開設資訊性欄目“知裕”，致力從全新角度發掘和演繹中華文化的睿智；於商場引入時下流行的Pop-Up Store概念，以更多潮品滿足不同顧客的需求和期待，務求把裕華國貨打造成全球最受歡迎的中式生活百貨公司，更好地服務大家。作為老員工代表之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便入職裕華國貨的業務部經理余錫齡說，隨著公司發展壯大自己也在不斷成長：“在我入職之後的幾十年中，在三代領導的帶領下，公司實力穩步發展，從80年代佐敦總店落成、拓展柏麗大道業務，到90年代開拓新加坡國貨事業、千禧年購入北京王府井物業，有幸全程參與公司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並為裕華國貨的壯大貢獻自己的力量。”捐資助學履行社會責任與人為善展現人為關懷1983年，裕華國貨創辦人余連慶先生（左四）帶領家人回到家鄉梅州，捐建梅縣連慶禮堂2010年，裕華國貨捐贈500萬元予香港浸會大學，董事長余國春（中）、董事總經理余鵬春（左二）、董事副總經理余在春（右二）、董事副總經理李潤基（右一）、董事經理余小春（左一）共同出席“裕華國貨”演講廳命名典禮2014年，裕華國貨捐贈1,000萬元予中山大學裕華集團心繫祖國，情繫桑梓，向來重視教育、關愛社群，熱心公益事業。改革開放初期，創辦人余連慶就帶領家人到家鄉梅縣捐資建成連慶禮堂。通過他的言傳身教，裕華第二代、第三代繼續傳承和發揚這種崇文重教的精神，關心關愛青少年的成長，冀望讓更多年輕一輩有機會實現夢想，擁抱未來。成立一甲子以來，裕華先後多次捐款給梅縣中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香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關愛青年成長，助力教育事業。同時，裕華每年舉行的多場文化活動都常常有來自香港大、中、小學校的學生參與，讓學生們在互動交流的體驗過程中深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裕華國貨董事總監余偉傑（右一）接待來訪的梅州中小學生多年來，裕華集團的管理層亦堅持團結各界，擔任多項社會公職，為促進商界共同進步、社會繁榮發展而凝心聚力，不遺餘力為時局發聲。同時，裕華國貨始終十分重視企業人文關懷。裕華國貨內部，有眾多與公司一起發展的員工，裕華像是一個大家長，照顧、包容並同樣見證為其付出的每位員工的成長。前業務部高級經理梁勇犇在裕華度過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幾十年，他說：“47年前，我初入裕華時是練習生，工作中一直得到前輩們的照顧，不斷給我機會學習，並在不同工作崗位得到歷練，得以逐步提升自己。1987年，我很榮幸獲得香港零售管理協會頒發的‘傑出服務獎’，這不僅是對我個人進步的肯定，也是對公司服務和競爭力的認可。裕華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同事之間似一家人，許多街坊也待我們如親友。我猶記得30多年前，有對夫婦很喜歡逛裕華，每次來都會和我聊上一陣。後來他們舉家移民，臨行之前特意來裕華留了新地址給我，大家逢年過節都會互寄卡片。前些年，這對夫婦的孩子來香港工作，還特意到裕華來找我。現在他們回港居住，我們還時常一起見面敘舊，聊聊近況。這份情誼我很珍惜，顧客的肯定是我最開心、最寶貴的回憶。”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紫荊專訪｜轉載請註明出處編輯：賀子琪、莫潔瑩

永遠銘記抗戰歲月的香港英烈——列入國家級紀念名錄的香港抗戰英烈和紀念設施繼2015年8月13日，國務院公布將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列入第二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以及2015年8月24日，民政部公布將港九大隊彭泰農，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之後，2020年9月1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之際，國務院公布將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列入第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9月2日，退役軍人事務部公布將港九大隊曾福、曾佛新、馮芝和劉春祥等十二名龍鼓洲戰鬥犧牲的英烈，列入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這次香港方面入選的數量比第二批更多，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抗戰的重視和關注，有利於在香港弘揚抗戰愛國精神，有利於對香港市民進行歷史教育、國民教育。文 ｜ 香港    劉智鵬    劉蜀永9月3日，香港特區政府舉行儀式，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港九大隊是香港唯一始終堅持抗戰的武裝力量香港入選這兩批紀念名錄的抗日英烈和紀念設施都與港九大隊有關。港九大隊與香港抗戰究竟有什麽關係？1941年12月香港戰役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即派出數支武工隊進入新界地區肅清土匪，開展抗日宣傳，號召村民保衛家鄉。1942年1月下旬，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改編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並將派進香港開展游擊戰爭的幾支武工隊統一組成港九大隊。2月3日，港九大隊在新界西貢黃毛應村成立，蔡國樑任大隊長，陳達明任政委，黃高陽任政訓室主任，負責統一指揮長槍連隊、短槍武工隊、海上武裝隊、城區地下武工隊和情報系統，以及後來陸續成立的六個中隊和各地區民兵常備隊、自衛隊，開展敵佔城市和近郊遊擊戰爭，配合反法西斯同盟軍作戰。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以英軍戰敗投降告終。在日軍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苦難歲月裡，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是香港唯一一支自始至終、成建制堅持抗戰的武裝力量。圖為“三三事件”時，彭泰農、曾福等英烈與日軍激戰的戰場——沙頭角老龍田（曾憲明 攝）作為港九大隊前身的數支武工隊及港九大隊參與過營救抗日文化人的秘密大營救。在三年零八個月的遊擊戰爭中，港九大隊各個中隊以游擊戰方式四處出擊，打擊和牽制日軍。據不完全統計，港九大隊斃傷日軍100餘名，斃傷漢奸、偽警及間諜等70餘名，俘虜、受降日偽軍600餘名，繳獲敵船30多艘，擊沉4艘，炸毀日軍飛機1架；繳獲長短槍支550餘支，機槍60餘挺（包括收繳英軍潰逃遺留槍支），炮6門，以及大批彈藥、物資。港九大隊還參與過營救盟軍飛行員，並在協助盟軍獲取日軍情報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抗戰英雄為國捐軀永垂不朽日佔期間，港九大隊至少有115名烈士為保衛香港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彭泰農、曾福、曾佛新、馮芝和劉春祥等十二名龍鼓洲戰鬥犧牲英烈是他們的傑出代表。彭泰農、曾福兩位烈士的犧牲與“三三事件”有關。1943年3月3日，日軍出動百多人到沙頭角突擊掃蕩，包圍港九大隊政訓室於老龍田宴台山的據點。當時政訓室的武裝人員已搬運相關物品物資轉移到橫山腳，據點內只有黃高陽等11位非武裝人員。由於事出突然，負責站崗的隊員未能及時發現悄然來犯的日軍，加上其他隊員又在用膳，未有防範，游擊隊陷入十分危急被動之境。儘管敵我力量極為懸殊，但無懼無畏的游擊隊隊員們仍奮起與兇惡的日軍搏鬥。曾福立即抓起手提機槍掃射日軍；炊事員鄭生拿起一支英式步槍迎擊日軍；年僅13歲的交通員溫觀友猛撲向前勇奪日軍槍械，身受重傷；黃高陽與日軍搏鬥、衝出重圍期間從山上滾下，沿著山坑向南涌方向突圍。事件中，多位戰士壯烈犧牲。曾福、邱國璋、符志光三人在激戰中以身殉國；彭泰農、陳冠時、陳坤賢等受傷被俘，後均被殘忍殺害，英勇就義。抗日英烈曾佛新墓地（資料圖）彭泰農（1915-1943）又名彭泰，曾用名振東，廣東惠陽人。1937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在《惠州日報》發表《告東江父老兄弟姐妹同胞書》，號召群眾團結抗日。及後，他在坪山組織抗敵後援會，發展中共組織，成立中共坪山區委，統一領導當地抗日鬥爭。1938年8月，中共惠（州）博（羅）中心縣委成立，他任縣委書記。1943年2月，他被調到港九獨立大隊政訓室工作。“三三事件”中，彭泰農組織突圍，並留在最後撤退，後負傷被捕，受盡嚴刑拷打，卻始終沒有洩露半點機密，最終於3月31日被日軍殺害，年僅28歲。2015年，他被民政部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曾福（1921-1943），香港新界沙頭角三椏村人。1942年1月，他參加中共領導的三椏村常備隊，並成為骨幹成員，協助維持社會治安，輸送物資、情報，積極配合游擊隊行動。1942年2月，曾福加入港九大隊，被派進日軍駐沙頭角的憲查隊。他藉憲查一職暗中調查，搜集情報，並掩護游擊隊員通過日軍崗哨。2月正式參加港九大隊，並被派往日本在沙頭角的憲查隊當隊員，搜集敵人情報。同年秋，他奉命撤離敵偽機關，返回港九大隊，被分派到沙頭角任港九大隊政訓室事務長。1943年3月3日下午，日軍包圍老龍田宴台山政訓室駐地時，他挑選幾個戰士，利用山腰大岩石的有利地形阻擊日軍，掩護其他隊員突圍。他端著手提機槍向敵人掃射，當場擊斃兩名日軍。最後自己身中數彈，壯烈犧牲，年僅22歲。2020年，他被退役軍人事務部列入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另一位列入第三批抗日英烈名錄的曾佛新（1921-1944），屬於港九大隊海上中隊，他是香港牛頭角鄉雞寮村人。1942年9月間，他與弟弟曾佛粦一同參加港九大隊。曾佛新作戰勇敢，表現出色。1944年6至7月間，在葵涌一役，曾佛新主動請纓，請求負責並順利完成高危險的爆破任務。入隊半年後，曾佛新便被提拔為副班長，後再升任班長，並獲“模範班長”稱號。1944年11月30日，曾佛新隨海上中隊在深圳黑岩角圍攻日軍的電扒船。接近敵船後，他奮不顧身一躍而起，抓住敵船的欄杆和繩索跳上船，不幸中彈，英勇犧牲，年僅23歲。他的弟弟曾佛粦目睹哥哥當場犧牲，萬分悲痛，勇猛地跳上敵船，用槍掃射敵人，迫使日軍全部投降。中隊成功俘虜七名日軍，並繳獲一艘電扒船及大批物資。曾佛新遺體被葬於寶安縣大鵬半島的南澳村和水頭沙村之間。該處立有一塊紀念石碑，碑上刻印“抗日烈士曾班長佛新之墓”幾個大字及其英雄事跡，“模範班長事跡：烈士新界人，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於三門海面戰鬥英勇突擊，壯烈殉國，是役繳獲電扒一艘，生擒日兵七名，物資大批。民國卅三年十二月一日立”。曾佛新生命雖然短暫，但勇敢地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不甘平生有負恩，青峯遙望自沉吟；此身只合戎馬志，報答港民養育心”。馮芝（1883-1944），廣東順德人，也是列入第三批紀念名錄的抗日英烈。她是港九大隊市區中隊中隊長方蘭的母親，堅定支持方蘭參加抗戰工作，並主動給游擊隊充當義務交通員。1944年3月17日上午，女交通員袁益奉命將一批宣傳品送往隊員伍慧珍的家，準備由伍慧珍分發給市區各個游擊小隊去散發或張貼。馮芝眼見袁益年紀尚輕、經驗不足，便主動請纓，陪同她執行任務。送交情報後，伍家讓她們幫忙帶回一些情報。馮芝遂偽裝成替人帶新衣的水客，將重要情報縫在自己的衣服裡，其他情報則藏於籃子、衣袋，帶同袁益一起渡海。二人下午途經亞公巌哨所時不幸被捕，被押到筲箕灣憲兵隊的囚室。日軍從馮芝的衣服裡搜出暗藏的情報，其中有替日本海軍修船、造船的日立造船廠銅鑼灣分廠（即原敬記船廠）的情報，從字跡和內容查到潛伏在該處工作的女游擊隊員張詠賢，隨即將其逮捕。幾天後，袁益和馮芝二人亦被押到日本憲兵總部。游擊隊員曾制定行動方案，準備以武力強行營救，但為避免造成更大的犧牲，方蘭強忍悲痛，制止了營救行動。馮芝在獄中多番遭酷刑折磨，卻始終守口如瓶。同年6月22日，馮芝和張詠賢在香港加路連山就義，馮芝犧牲時61歲。抗日英烈馮芝（資料圖）方蘭在回憶母親馮芝的文章中深情地寫道：“母親被關在獄中的日日夜夜，我是十分悲痛的，那時候工作任務繁重，精神很緊張，只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想著母親可能病倒或在受刑，心如刀割，又想到年老體弱的父親，如何面對失去朝夕相對的老伴的沉重打擊。唯一能寬慰自己的，是母親的愛國行為，完全出於自願，我要用行動報答母親的愛，眼淚往肚裡流，集中精神部署明天的戰鬥，狠狠地打擊敵人為母親報仇。”在退役軍人事務部公布的第三批六個抗日英雄群體中，有香港的劉春祥等12名龍鼓洲戰鬥犧牲英烈。那是1943年5月的一天夜晚，港九大隊大嶼山中隊中隊長劉春祥帶領10名班排骨幹，乘坐木船準備到大嶼山對岸的踏石角、龍鼓灘和深圳灣的流浮山一帶開展工作，打通同寶安遊擊區的聯繫。在沙洲、龍鼓洲一帶海域突然遭遇兩艘日軍炮艇伏擊。劉春祥等乘坐的木船“艇仔船”不論火力、航速皆處於劣勢。經過激烈的戰鬥，木船被擊沉，劉春祥、曾可送、林容、汪送、譚金火、溫發、劉佳等11位指戰員和船家梁克壯烈犧牲，僅有一位女舵工長途泅水，回到東涌報信。圖為抗日英雄群體劉春祥等英烈犧牲的地方——龍鼓洲、沙洲一帶海域（劉蜀永 攝）原大嶼山中隊指導員王江濤在《江濤詩文集》中寫道：戰略要地大嶼山，隊長抗倭海島間。為毀日軍海運線，率隊開闢對海灘。黑夜揚帆遭敵艦，殺敵激戰沉沒船。壯士英勇全犧牲，為國捐軀萬古傳。為了解出事情況，當時中隊派出小隊長何國良化裝成漁民前往偵察，但未找到任何戰士的遺體，還碰上了日軍檢查。日軍在審問過程中找不出任何端倪，何國良被驅趕到寶安南頭，扣押一星期後獲釋。1943年5月下旬一天，大嶼山中隊在東涌的曬穀場上舉辦了一場追悼會，由副中隊長蘇光主持，悼念為抗日而犧牲的烈士。指導員陳亮明、戰士代表邱求等發表講話，矢志為犧牲的戰友報仇，進一步激發隊員堅持抗戰的決心。陳亮明講話，強調必須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強敵情觀念，堅持抗戰，為死難烈士報仇。邱求發言，他同烈士曾可送一起參隊，他說：“曾可送勤奮好學，生活艱苦，具有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平時苦練殺敵本領，戰場上勇敢拼搏，在艱苦的生活中，吃不飽，行軍時仍然搶扛機關槍。”邱求表示誓為戰友們報仇。追悼會激發起全體指戰員克服困難，堅持抗戰的決心和信心。1998年重陽節，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親自將115位港九大隊陣亡戰士名冊，安放在政府紀念花園的紀念龕中。龍鼓洲戰鬥的12名烈士中，劉春祥、曾可送、林容、汪送、譚金火、溫發、劉佳和船工梁克共8位列入名冊，但有4位無法查到姓名，成為無名英雄。 紀念設施承載香港抗戰歷史記憶目前香港境內兩座大型抗戰紀念設施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和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先後列入國家級紀念名錄。這兩座紀念設施的選址都是當年港九大隊活躍的地區，承載著香港抗戰的歷史記憶。沙頭角烏蛟騰村是港九大隊的重要據點之一。在港九大隊的影響下，烏蛟騰村村民積極參與抗日救亡工作。當時全村共有約500多人，約百分之九十的村民都參與了抗日群眾組織。他們不單肩負起宣傳發動群眾抗日、增加生產、維持治安等任務，更不顧個人安危，為部隊提供情報、送信及運輸。村內有39位青年更直接投身於游擊隊，英勇殺敵；留守村內的健壯青年亦組成民兵自衛隊，維護地區治安，緊密配合游擊隊的工作。香港淪陷期間，日本曾對烏蛟騰及鄰近的村莊發動十餘次掃蕩，不少村民為保障游擊隊的安全，遭受嚴刑，甚至犧牲寶貴的生命。1942年9月25日，日軍包圍烏蛟騰村，強迫村民交出自衛武器及供出游擊隊員。村長李世藩、村民李源培二人挺身而出，在日軍的威迫利誘、嚴刑拷打下都不為所動，最終李世藩壯烈犧牲，李源培被拷問至休克。犧牲的村民還有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偉文、王官保、王志英及李憲新等。1943年春，日軍再次包圍烏蛟騰，村長李憲新被拘禁在大埔憲兵部，從此下落不明。為紀念這些抗日志士，烏蛟騰村村民於1951年10月，在村外一處山坡下，出資建造一座小型的烈士紀念碑，每年舉行謁碑儀式，紀念抗戰犧牲的烈士。2009年香港特區政府出資於新娘潭路與烏蛟騰交匯處重建一座大型的紀念碑，距離烏蛟騰村村口只有幾分鐘步程。2015年8月，國務院將該紀念碑列入第二批100處國家級抗日紀念設施遺址名錄。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劉蜀永 攝）整個設施名為“烏蛟騰烈士紀念園”。入口處有一座牌坊，刻有對聯“紀昔賢滿腔熱血，念先烈瀰世功勞”。紀念園內有紀念碑立於高台之上，基座刻有“浩然正氣”四字，碑上有原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題字：“抗日英烈紀念碑”。紀念碑旁另有中英文石碑各一塊，記述烏蛟騰村長李世藩及多位村民為抗日英勇犧牲的事跡，以及紀念碑修建及重修概況。西貢是港九大隊的重要活動地區之一。大隊成立於西貢的黃毛應村，大隊部曾設在西貢的赤徑、嶂上等村莊，大隊軍需處曾設在西貢的昂窩、北潭村。西貢中隊也曾轉戰在這裡。抗戰結束後，為紀念犧牲於西貢的抗戰烈士，港九大隊老戰士劉錦文在1983年的一次聚會上提出建碑建議，到會者均表贊同。1984年9月3日，港九大隊老戰士梁超、鄧振南、張興、劉錦文、張婉華等人聯合發出建碑倡議書，各界反應熱烈。1984年9月中旬，原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前往西貢訪問期間，獲悉西貢籌建紀念碑，亦表示大力支持，並為紀念碑題寫碑名。同年12月30日，抗日英烈紀念碑籌建委員會成立，並籌得110萬港元作為經費。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劉蜀永 何觀順 攝）抗日英烈紀念碑選址於西貢斬竹灣西北岸一山崗上，毗鄰大網仔路，面向大海。建碑工程於1988年3月29日開始動工，至1989年1月23日正式落成，紀念建築還有牌樓、英烈紀念亭、石碑等。紀念碑高約20公尺，主體形似一支步槍，以象徵抗日武裝力量。該紀念碑被一排弧形石欄環繞，石欄由13塊用火炬圖案構成的石雕欄杆組合而成，欄上有形態各異的小石獅14隻，氣勢雄渾。紀念碑的正立面鑲有一塊用青石雕刻的碑文，碑文由港九大隊老戰士張子燮起草，記載了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港九大隊抗擊日軍侵略的英勇事跡：“三年八閱月之艱辛歲月中，游擊戰士活躍在崇山峻嶺，海港河灣，出沒於田疇村舍，郊野叢林，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如魚得水，肅匪鋤奸，克敵制勝，營救文化精英，支援盟軍作戰，豐功偉績，舉世稱頌……”香港各界愛國團體每年都會舉行謁碑典禮，以紀念當年為抗日捐軀的游擊隊烈士。眾多香港抗日英烈和紀念設施入選國家級紀念名錄，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抗戰的重視和關注，有利於在香港弘揚抗戰愛國精神，有利於對香港市民進行歷史教育、國民教育。為了將國家對香港抗戰的重視和關注轉化為香港社會推動歷史教育和國民教育的動力，筆者在聽取和收集多方意見後，鄭重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建議特區政府民政局和新界鄉議局在與紀念名錄有關的幾個地方立碑。一是在烏蛟騰和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立碑，說明是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二是在“三三事件”發生地沙頭角老龍田立碑，介紹事件經過，以及彭泰農、曾福等抗日英烈的事跡；三是在劉春祥等12名英烈犧牲地點附近的龍鼓灘和龍鼓洲立碑。第二，建議特區政府對民間籌建紀念抗戰場館、遺址等項目和計劃給予大力支持、資助。近年，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新界鄉議局、香港廣州社團總會和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等團體合作，籌建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策劃沙頭角、西貢和大嶼山三條抗戰文物徑，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建議特區政府給予實際支持，儘快落實這些計劃，讓更多香港市民了解這段可歌可泣的抗戰歷史。（作者劉智鵬係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及歷史系教授劉蜀永係嶺南大學高級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紫荊專訪｜轉載請註明出處編輯：賀子琪、莫潔瑩

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十四五”即將開啟。“十四五”規劃會有哪些重大舉措？如何春江知暖早著先機？最近，習近平總書記深入調研，開門問策，從地方考察到主持召開系列座談會，發表系列重要講話，為編制“十四五”規劃指明方向，提出遵循。認真學習總書記重要講話，“十四五”規劃的脈絡重點已呼之欲出。文｜本刊記者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十四五”即將開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我們要著眼長遠、把握大勢，開門問策、集思廣益，研究新情況、作出新規劃。習近平對“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五年規劃編制涉及經濟和社會發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要開門問策、集思廣益，把加強頂層設計和堅持問計於民統一起來，鼓勵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以各種方式為“十四五”規劃建言獻策，切實把社會期盼、群眾智慧、專家意見、基層經驗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規劃編制中來，齊心協力把“十四五”規劃編制好。為此，有關方面近期通過多種形式徵求幹部群眾、專家學者等對“十四五”規劃的意見建議。各部委已在開展“十四五”規劃調研活動，多地召開“十四五”規劃研討會。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深入調研，開門問策，從地方考察到主持召開系列座談會，發表系列重要講話，為編制“十四五”規劃指明方向，提出遵循。9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京主持召開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就“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聽取意見和建議（圖：新華社） 企業家座談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發市場主體活力7月21日下午，習近平在京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聽取了企業家代表就“十四五”規劃建設等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體系不斷發展，各類市場主體蓬勃成長。市場主體是經濟的力量載體，保市場主體就是保社會生產力。黨中央明確提出要扎實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各地區各部門出台了一系列保護支持市場主體的政策措施，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使廣大市場主體不僅能夠正常生存，而且能夠實現更大發展。一要落實好紓困惠企政策。實施好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更加穩健靈活的貨幣政策，增強宏觀政策的針對性和時效性，繼續減稅降費、減租降息，確保各項紓困措施直達基層、直接惠及市場主體，強化對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發展普惠金融，支持適銷對路出口商品開拓國內市場。二要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實施好民法典和相關法律法規，依法平等保護國有、民營、外資等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和自主經營權，全面實施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實施好外商投資法，放寬市場准入，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三要構建親清政商關係。各級領導幹部要光明磊落同企業交往，了解企業家所思所想、所困所惑，涉企政策制定要多聽企業家意見和建議，同時要堅決防止權錢交易、商業賄賂等問題損害政商關係和營商環境。要更多提供優質公共服務，支持企業家以恒心辦恒業，扎根中國市場，深耕中國市場。四要高度重視支持個體工商戶發展。積極幫助個體工商戶解決租金、稅費、社保、融資等方面難題，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幫扶。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有膽識、勇創新的企業家茁壯成長，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徵、民族特色、世界水準的中國企業家隊伍。企業家要帶領企業戰勝當前的困難，走向更輝煌的未來，就要弘揚企業家精神，在愛國、創新、誠信、社會責任和國際視野等方面不斷提升自己，努力成為新時代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生力軍。他表示，相信通過共同努力，廣大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一定能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實現更大發展。 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8月24日下午，習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聽取了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從各自專業領域出發，對“十四五”時期發展環境、思路、任務、舉措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強調，要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今年以來，習近平多次提到，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個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7月21日下午，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時曾表示，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蘇。習近平表示，我們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戰略方向，扭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託國內市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習近平同時強調，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他指出，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將持續上升，同世界經濟的聯繫會更加緊密，為其他國家提供的市場機會將更加廣闊，成為吸引國際商品和要素資源的巨大引力場。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習近平多次表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我們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強科技領域開放合作，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習近平還強調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會發展新局面。“事實證明，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我國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互聯網深刻改變人類交往方式，社會觀念、社會心理、社會行為發生深刻變化。”習近平指出，“十四五”時期如何適應社會結構、社會關係、社會行為方式、社會心理等深刻變化，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健全全覆蓋、可持續的社保體系，強化公共衛生和疾控體系，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加強社會治理，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都需要認真研究並作出工作部署。他強調，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應該既充滿活力又擁有良好秩序，呈現出活力和秩序有機統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實現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要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使每個社會細胞都健康活躍，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將和諧穩定創建在基層。要更加注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科學家座談會：加快解決制約科技創新發展的六個關鍵問題9月11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科學家座談會，就“十四五”時期我國科技事業發展聽取意見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國“十四五”時期以及更長時期的發展對加快科技創新提出了更為迫切的要求。加快科技創新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需要，是實現人民高品質生活的需要，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需要，是順利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需要。在座談會上，習近平著重提出加快解決制約科技創新發展的六個關鍵問題。第一，堅持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習近平多次講到，研究方向的選擇要堅持需求導向，從國家急迫需要和長遠需求出發，真正解決實際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民生改善、國防建設面臨許多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習近平指出，對能夠快速突破、及時解決問題的技術，要抓緊推進；對屬於戰略性、需要久久為功的技術，要提前部署。第二，整合優化科技資源配置。習近平表示，我們有大批科學家、院士，有世界級規模的科研人員和工程師隊伍，要狠抓創新體系建設，進行優化組合，克服分散、低效、重複的弊端。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整合優化科技資源配置，狠抓創新體系建設，進行優化組合，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形成我國實驗室體系，發揮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推動重要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第三，持之以恒加強基礎研究。習近平指出，我國面臨的很多“卡脖子”技術問題，根子是基礎理論研究跟不上，源頭和底層的東西沒有搞清楚。要明確我國基礎研究領域方向和發展目標，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在財政、金融、稅收等方面給予必要政策支持，創造有利於基礎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態，建立健全科學評價體系、激勵機制，持續不斷堅持下去。第四，加強創新人才教育培養。習近平強調，國家科技創新力的根本源泉在於人。要把教育擺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加強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基礎學科建設，鼓勵具備條件的高校積極設置基礎研究、交叉學科相關學科專業，加強基礎學科本科生培養，注重培養學生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第五，依靠改革激發科技創新活力。習近平表示，轉變政府職能是科技改革的重要任務，要依靠改革激發科技創新活力，通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把巨大創新潛能有效釋放出來。要加快推進科研院所改革，賦予高校、科研機構更大自主權，堅決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第六，加強國際科技合作。習近平強調，要加強國際科技合作，更加主動地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在開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創新能力。在當前形勢下，要務實推進全球疫情防控和公共衛生領域國際科技合作，加強同各國科研人員在氣候變化、人類健康等領域開展聯合研發。 基層代表座談會：更加聚焦人民群眾普遍關心關注的民生問題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湖南考察。這是17日下午，習近平在湖南大學考察時，同師生們親切交流（圖：新華社）9月17日上午，習近平在湖南省長沙市主持召開基層代表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聽取基層幹部群眾代表對“十四五”規劃編制的意見和建議。參會的基層幹部群眾代表，既有來自農村、社區、企業等方面的，也有來自教育、科技、衛生、政法等戰線的；既有各級黨代會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勞動模範、扶貧幹部，也有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農民工、快遞小哥、網店店主等。習近平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五年規劃編制涉及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需要把加強頂層設計和堅持問計於民統一起來，鼓勵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以各種方式建言獻策，推動“十四五”規劃編制順應人民意願、符合人民所思所盼。習近平表示，謀劃“十四五”時期發展，要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在推動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辦好各項民生事業、補齊民生領域短板。要更加聚焦人民群眾普遍關心關注的民生問題，採取更有針對性的措施，一件一件抓落實，一年接著一年幹，讓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習近平指出，“十四五”時期，要在加強基層基礎工作、提高基層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要加強和改進黨對農村基層工作的全面領導，提高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質量，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堅強政治和組織保證。要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堅持和完善新時代“楓橋經驗”，加強城鄉社區建設，強化網格化管理和服務，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切實把矛盾化解在基層，維護好社會穩定。 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全面推進教育文化衛生體育事業發展9月22日下午，習近平在京主持召開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就“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聽取意見和建議。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習近平強調，“十四五”時期，我們要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堅守為黨育人、為國育才，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在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的新征程中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要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優化同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教育結構、學科專業結構、人才培養結構，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全面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增強教育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偉大事業，沒有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習近平指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人民健康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礎，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誌，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追求。習近平強調，要站位全局、著眼長遠，聚焦面臨的老難題和新挑戰，拿出實招硬招，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戰略地位，堅持防治結合、聯防聯控、群防群控，加快實施健康中國行動，深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大力弘揚偉大抗疫精神，認真總結疫情防控中經過實踐檢驗的經驗和模式，用制度形式予以固化。體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徑，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嚮往、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手段。習近平指出，“十四五”時期，要科學研判體育發展面臨的新形勢，堅持問題導向，聚焦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深化改革創新，不斷開創體育事業發展新局面。要構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建立體育和衛生健康等部門協同、全社會共同參與的運動促進健康新模式，加強學校體育工作，加快推進體育改革創新步伐，高質量籌辦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實現辦賽精彩、參賽出彩的目標。納稅信用修復促市場良性發展。圖為7月21日，在國家稅務總局福州市台江區稅務局辦稅服務廳，工作人員受理企業提交的納稅信用修復申請（圖：新華社）群策群力，集思廣益。人民群眾中蘊含著豐富的智慧和無限的創造力。從頂層設計到問計於民，“十四五”規劃將凝聚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也必將為中國的未來發展錨定發展方向、找到發展之路。正如習近平所說，社會主義中國發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別人恩賜施舍的，而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用勤勞、智慧、勇氣幹出來的！在我們這麼一個有著14億人口的國家，每個人出一份力就能匯聚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每個人做成一件事、幹好一件工作，黨和國家事業就能向前推進一步。（根據《人民日報》、新華社相關報道整理）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編輯：劉一行、趙  珊

近日，香港是否有“三權分立”的問題再一次引起香港社會的關注。其實，這個話題早已是老生常談。早在1987年，鄧小平先生就已經明確指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所有權力均來自中央；行政長官是特區的首長，處於特區政治體制的核心領導位置，行政及立法機關的關係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而司法機關則獨立審判案件。無論是從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還是實際條文規定去看，香港實行的是一個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不是有一些人所稱的“三權分立”。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譚耀宗鼓吹“三權分立”實要司法獨大但是為什麼仍然有人鼓吹香港政治體制是“三權分立”呢？其實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士是想利用“三權分立”的概念，宣揚權力制衡的絕對性，並以此鉗制行政機關的權力，甚至企圖癱瘓政府。這也提醒了我們目前香港政治體制中存在的一些司法運作問題，例如法院以司法覆核的形式不斷自我擴權，以至於某程度上擔當起社會政策的制定者角色，另外，一些法官在涉及“修例風波”的刑事案件中作出的判決和言論也引起公眾極大關注，令人覺得他們脫離現實，漠視社會面對的危機，無法彰顯法律公義。這些情況嚴重影響到了公眾對香港司法系統的信心。近年香港法院接納大量的司法覆核申請，很多都對社會帶來重大影響，例如涉及大型基建、重要規劃、外傭居港權或同性婚姻等議題。實際上這些都是公共政策的問題，法院並非適合的處理場所，也未必有足夠相關的知識與經驗處理，但現在法院卻採取進取態度，取代行政或立法機關的角色，積極通過司法覆核方式審查有關立法或行政決定，實質上是自行作出公共政策的判斷。例如法院經常採用一個所謂“合乎比例”的原則去介入有關立法或行政決定，審查有關決定是否超越合理必要的範圍，但何為合理必要、如何平衡社會整體利益和個人權益，往往是一個公共政策的判斷，法院的介入篡奪了行政和立法機關的職能。司法機關聲稱已經提高司法覆核申請的批准門檻，但實際上司法覆核的案件持續大幅增加。法院審批申請的處理方式也愈見繁複，猶如正審一樣，法院聽取複雜陳詞，作出連篇累牘的裁定。有的時候，法院雖然最後判決司法覆核敗訴，但官司經年累月，牽涉的發展項目停滯不前，最後由社會承擔巨大的代價，就像港珠澳大橋工程。不僅如此，很多時候司法覆核已經敗訴，法院卻以申請人“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法律議題”為由而免其承擔訟費。這些情況無疑都在鼓勵濫用司法覆核程序，讓法院成為政策和政治問題的角力平台。法院最近一次較大爭議裁決是判決《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在“危害公安”的情況下使用屬於違反基本法；而特首透過《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制定《禁止蒙面條例》，其中對基本權利的限制超乎合理需要，所以也屬違憲。這個判決完全忽視了任何社會都必要有應對緊急狀態的法律機制，也昧於香港社會面對的嚴重暴力破壞及巨大危機，因此連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也嚴厲批評，蒙面法案的這些法官是把“自己抬高到全國人大的位置，由此自我賦權擊倒一項至關重要的主要立法”。司法缺乏監督機制容易出現個人意志凌駕公共利益的情況除了司法獨大影響社會發展外，近年來法院處理部分“修例風波”相關的刑事案件手法也讓公眾看到有明顯的個人政治傾向，因此引起了極大的社會關注。如一名技工將國旗丟入沙田城門河內構成了侮辱國旗罪，但是初期只輕判了200小時社會服務令；又有一名15歲少年在街頭扔汽油彈，裁判官在判刑時竟稱讚被告是“優秀嘅細路”，並“欣賞”他年紀小小已“主動及樂意幫助香港”，而且是“滿腔熱誠”，因此初期只是判處了感化令。與此同時，一名內地司機由於不滿“修例”期間美國對香港事務的黑手干預，用黑油淋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門口，結果卻被以“刑事毀壞”的罪名囚禁4個星期。難道這個行為就不是“主動及樂意幫助香港”嗎？難道該內地司機就不算“滿腔熱誠”嗎？如此不相匹配的判刑固然令社會嘩然，同時間也為社會帶來了無可挽回的惡劣效果。參與“政治抗爭”似乎已經成為犯罪者標配的護身符，可以成為求情減刑的理由，即使他們毫無悔意，因為他們聲稱“不是為私利”，而是“是為了公義、為了理想”等等，這無疑是誤導更多入世未深的年輕人沉溺於虛幻的政治光環，並以實際行動衝擊我們的法律和社會秩序。有些法官不但輕判參與“政治抗爭”的違法者，更對他們表現出明顯的政治同情，例如揚言“要留有用之軀，因為你們未來必定是社會棟樑”。到底法官是否應該在審案過程表達個人的政治立場？甚至司法機構是否應該容許他們表達某一種特定個人的政治立場呢？我們強調司法獨立運作不受干預，但不受干預並不等於司法機關可以脫離社會基本價值觀，每一個個案成為案例之後又會規範著日後的審判活動，法院判決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著引導的作用，因此法官更要負起社會責任。其實，世界上任何一個法律體系的設計和運作都必須反映社會制度的價值取向，包括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和繁榮穩定等。司法運作不能以“獨立”為擋箭牌，司法人員不能躲在象牙塔裡，不能生活在“平行時空”，不能以專業的傲慢去看待社會的價值質疑、市民的合理投訴，不能漠視司法作為社會公器所應當負有的社會職責。司法獨立運作的目的是維繫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但公眾信心不能只靠司法獨立來維繫，還有賴司法的社會問責性。海外一些普通法國家或地區過去就有很多制度性改革的做法，目的是提高司法的社會問責性，回應社會對於司法工作的關注。例如英國通過立法成立“量刑委員會”，成員包括八名司法人員及六名非司法人員，職責是制定量刑指引，並監察其應用，法庭判刑時必須遵從指引，除非在個案中這樣做明顯是有違公正。另外，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更設立司法委員會(Judicial Commission)，專責處理公眾對司法人員行為作出的投訴，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六名法官、一名法律執業者及三名業外人士。這些制度改革的特點是引入社會人士參與，確保對司法量刑以至司法人員行為規範符合社會期望，提高司法運作的社會問責性，最終鞏固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司法體制需要聆聽社會的聲音、感受社會的脈搏，共同推動“一國兩制”的發展對於前文提到的各種司法工作中的問題，香港社會各界表達關注是正常合理的。在開放社會中，類似的關注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深，而不是相反。如果司法制度不能積極回應和解答這些關注，它將難以維繫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最後也難以維護司法獨立。因此，香港的司法人員在履行職責時應有維護現有社會制度價值觀的全局意識，司法機構應正視公眾關注，積極參考海內外經驗，努力探索司法制度改革方向，引入公眾參與和監督機制，為社會與司法機構之間的良性互動提供更多更好的渠道，提高司法運作的透明度和社會問責性，這樣才能推動普通法以至整個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健康發展。（文章標題由編者所加）紫荊專稿 轉載請標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