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賢 |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發展委員會主席 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要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特區政府重視投入資源大力推動藝術科技發展，藝發局配合政府發展策略，推出多項資金資助和人才培育計劃、開拓不同平台，積極推動藝術與科技相融合，培育藝術科技人才，為香港藝術發展注入新動力。 香港作為一個匯聚中西文化、擁有多元發展空間的國際都市，如何在Web 3.0互聯網快速發展的新時代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推動創科的廣泛應用，在不同產業上提升競爭力、促進多元發展，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在文化藝術方面，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投入大量資源，不僅提升文化藝術硬件條件建設，如香港藝術館、西九龍文化區等大量新設施，也增補許多資源培養藝術人才，加強軟實力。作為推動香港藝術發展的唯一法定機構，香港藝發局一直致力於配合政府發展文化藝術的策略，透過不同的資助項目、獎學金與人才培育計劃，為香港本地藝術工作者與藝團提供多元化的學習與發展機會，提升他們的創作力及競爭力。 此外，藝發局一直致力於開拓不同平台，鼓勵支持文化藝術與時俱進、追求創新，運用創新科技為藝術創作注入新的元素。疫情前，藝發局已經開始倡議在藝文界廣泛運用創新科技。疫情期間，我們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大力贊助，推出了「Arts Go Digital藝術數碼平台計劃」，資助了68個藝團和藝術家，運用創新科技進行創作，藉此培育香港本地藝術科技人才。如今我們的藝團、藝術家也廣泛利用網上平台和藝術科技資源來配合實體演出和展覽，擴大了藝術的影響範圍與層面，為香港文化藝術界帶來不少新發展。 疫情過後，藝發局立刻推出了一系列促進藝術與科技融合發展的活動。去年7月，我們舉辦了「藝術·科技」展覽系列活動，邀請三位香港藝術家在別具特色的場地舉行了藝術展覽。我們也將藝術科技帶進社區，拉近市民與藝術的距離，活動受到市民熱烈歡迎，超過3萬多人次參加了此次展覽和各項活動。今年10月，我們會再接再厲舉行第二屆「藝術·科技」展覽系列活動，屆時也會為廣大市民帶來更多大型的、更新的、更具特色的展覽體驗。 要迎接Web 3.0新時代，具備科技知識的藝術人才是不可缺少的，而培育藝術人才一直是藝發局的重點工作之一。藝發局非常感謝特區政府今年再度調撥資源、提供支持。此前，藝發局推出了全新的兩項培育藝術人才計劃，包括「新苗發展資助計劃」及 「藝術人才見習配對計劃」，預計在未來兩年提供200個新苗項目及210個實習機會，涵蓋香港大大小小的專業藝術機構和藝團，為剛畢業或已經投身社會的藝術人才提供更多的學習與實踐的機會。相信這些計劃能培養更多製作及表演藝術的藝術科技優秀人才，為香港藝術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展望未來，創新科技還會為不同產業帶來更多、更好的發展機遇，帶動香港社會發展。香港藝發局也會繼續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培育藝術人才，向海內外各界推廣香港的優秀藝術，落實國家「十四五」規劃，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藝發局自2018年起推行「學校與藝團伙伴計劃」，鼓勵學校開放校舍和設施供香港藝術團體或藝術家租用，滿足其空間及場地需求的同時，推動學校與藝團合作，為雙方提供藝術活動資助，將藝術帶入校園。圖為藝發局資助學校學生匯演劇目《滿江紅》（圖：香港藝發局）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邱達根 | 香港立法會議員 在香港不斷鞏固自身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過程中，Web 3.0將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區政府對Web 3.0的監管將會成為其有序發展並吸引投資的基礎。2022年10月31日發布的有關虛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策宣言，顯示了特區政府對Web 3.0的重視以及開放態度，隨著相關法規及標準的細化，必會有更多優質Web 3.0公司在香港落地生根。 Web 3.0在香港得到高度重視，特區政府也對其做出多方面探討。立法會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裡也討論過一些相關的法律。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香港被定位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此，我們必須要對基礎技術的發展進行置換以及開拓。最近幾年更多的討論是在人工智能以及Web 3.0這兩個領域，在這兩個領域的未來發展過程中，特區政府對其應採取什麼態度？社會對其應採取什麼態度？商界怎麼去推動？這對香港實現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定位將起到很重要的定位與指導作用。 從前我們認為科技其實不需要太多市場的干預和政府的干預，但是目前來說，在當今世界的發展環境之下，特別是關聯到人工智能以及區塊鏈技術，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人工智能開發層面會接觸到很多私人數據並對其進行應用，所以數據應用方面的法規法律以及一些標準的制定對發展人工智能非常重要。區塊鏈是Web 3.0的底層技術，同時也關係到相關方面的一些數據，甚至是與財富投資相關的應用。區塊鏈離不開「Tokenization」（即發行代幣），不管它對應的是像藝術品這樣的實體資產，還是一些將來會提供的服務，包括一些應用場景等，後續也需要有健全的監管制度幫助其有序發展，讓投資者安心。 所以在香港Web 3.0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法律方面，特區政府的一些取態對這個行業的有序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在科技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思考要如何達到一個平衡，讓法律不會走得太遠，偏離科技發展的框架，同時也不能框得太死，這個問題是值得探討的。過去這段時間，特區政府對此持非常開放的態度。在2022年10月31日特區政府發布的有關虛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策宣言中，表現出對科技領域發展的開放態度，並提出關於有序資產交易平台的一些立法，包括相關平台發牌等。香港各界對此有不同的諮詢，比如在零售投資者的參與中，什麼產品需要監管，什麼產品不需要，這些需要一一細化。 穩定幣（Stable Coin）現在也正處於諮詢過程中，希望有相關政策能儘快出台，讓穩定幣這種產品可以在香港被推廣。在交易平台規範出台以後，我們更希望看到產品類型方面的細化，什麼類型的產品需要去監管也是應該被探討的問題，包括圖蘭篩法（Selberg Sieve）的一些應用，以及NFT的一些交易等，再細化到誰可以買賣，專業投資者以及散戶的參與程度，這些也是我們要去討論的。把這些方面理清楚以後，才能推動相關行業在香港的落地生根和有序發展。 我們對像零知識證明（Zero-knowledge Proof）等所有技術層面的研發都是歡迎的，並持開放態度，特區政府也不會在這方面出現過度監管的情況，希望越來越多的技術人員在香港落地扎根。相信特區政府在日後會有更多的相關政策及法規出台，未來立法會也將進行更多這方面的討論。希望在法規的支持下，Web 3.0可以在香港更健康更有序地發展，把更多這方面的技術人才吸引到香港來，在這裡建立更多 Web 3.0領域的獨角獸公司。香港金融管理局於1月31日發布加密資產和穩定幣討論文件的諮詢總結，建議將與穩定幣相關的若干活動納入監管，並闡述預期的監管範圍和主要的監管要求。圖為香港金融管理局資訊中心（圖：香港金融管理局官網）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任景信 |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在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下，數碼港成為建設Web 3.0的一個重要基地。近年來，數碼港从人才培育、產業發展、推廣認知三個方面著手推動香港Web 3.0發展，取得了一系列階段性成果，吸引眾多與Web 3.0相關的風投基金入駐，為香港發展數字經濟贏得了先機。 香港數碼港（以下簡稱「數碼港」）作為香港特區政府的兩個主要科創平台之一，專注於數字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在數字經濟方面。所以Web 3.0的發展帶來一個很大的機遇，讓我們能夠更廣泛地將其應用於更多、更新的方面。今年2月，財政司司長在《2023年至2024年度香港政府財政預算案》中也支持把數碼港定位成香港Web 3.0的一個基地。 簡單來講，Web 3.0基地專注三個方面的發展：人才培育、產業發展，以及Web 3.0的科普教育與推廣，幫助大家正確認知Web 3.0。在大家的認知中，都一定程度上把虛擬貨幣與Web 3.0掛鉤。其實Web 3.0的應用領域非常廣闊，不單在虛擬貨幣方面，在藝術等領域方面也有很大賦能，助力更多產業發展。 在這三方面，數碼港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在人才培育方面，數碼港成立了Web 3.0學院，設置不同課程，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推出Web 3.0相關課程，讓香港有志參與Web 3.0發展與開發的人士可以得到更正規、更全面的知識。除此以外，我們正在與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其他學校商談相關合作，計劃推出Web 3.0課程，並進行網上分享，讓大家能夠獲得Web 3.0相關知識。我們還舉辦了不少分享會和工作坊。 在產業發展方面，數碼港於8月25日至27日主辦「2023數碼娛樂領袖論壇」，論壇設有AR遊戲體驗、智能運動牆和遊戲平台、模擬賽車體驗、樂器學習應用程式工作坊等，把關於Web 3.0的不同應用匯聚一堂，讓參與者可以實實在在地看到其應用場景，激發他們就如何利用Web 3.0技術進行新應用的思考，做一些在第二代互聯網中做不到的事情。 此外，我們還將會推出一些不同的計劃。比如「沙盒計劃」，這個計劃利用數碼港的一些設施，讓「沙盒」裡面的不同應用可以利用現有數據做測試驗證。比如「Proof of Concept計劃」，當大家在思考第二代互聯網Web 2.0中的應用如何轉化成為Web 3.0的時候，可以在這个計劃裡做概念上的體驗。 在推廣認知方面，數碼港辦了一些活動。參與和舉辦這些活動的重要目的，就是讓大家了解香港現在第三代互聯網不同應用的發展狀況。在《2023年至2024年度香港政府財政預算案》公布將數碼港作為香港Web 3.0基地之後，今年4月舉行的數字經濟峰會，將香港Web 3.0的發展成果以及特區政府的相關政策，與業界人士進行分享。同月，數碼港与有關方面在香港共同舉辦了「202香港Web 3.0嘉年華」，吸引3萬餘人參與，其中包括不少海外人士。明年4月，我們將再次舉辦該類活動。接下來，8月25日開啟的「2023數碼娛樂領袖論壇」，把藝術、文化、娛樂相融合並通過Web 3.0技術來體現，展示Web 3.0在金融以外的領域（如藝術、文化、娛樂）的應用。 自成立以來，數碼港Web 3.0基地已經取得一些不錯的成績。截至今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已經有大概170多家Web 3.0相關公司在數碼港落戶。2022年10月，特區政府發表有關虛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策宣言，引起社會各界的支持與迴響。在數碼港落戶的170多家公司只是一個開始，還有很多其他公司陸續入駐數碼港。 除了人才培育、產業發展、推廣認知這三個方面以外，還有一個推動Web 3.0發展的重要動力——資金。在過去這幾個月，已經有40家以上專門做Web 3.0的風投基金成立，這些基金的管理資產（Assets Under Management）、投入的資金和資本，總共大概400億港幣。由此可見，香港Web 3.0發展的動力十分強勁。圖為香港Web 3.0基地數碼港（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汪揚 |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 2022年10月31日，香港發布了虛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策宣言，重新定義了香港的數字資產和數字經濟監管框架，力圖打破Web 2.0的壟斷時代、抓住發展Web 3.0的黃金機遇。AI是Web 3.0發展的下一個風口，香港必須利用好自身獨特的技術、政策、地位優勢，主動引入和培養人才，發揮好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橋頭堡作用。 發展Web 3.0數字經濟，對香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為這項舉措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講話提到了三點：第一是香港必須大力推進技術創新，成為中國創新創造的標杆；第二是香港必須追求平衡之路，為年輕人的未來發展提供更多機會；第三點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即香港需要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大膽試驗，創造有利的創新環境。Web 3.0數字經濟的發展最能體現這三個目標。 Web 3.0這一概念最初由以太坊（Ethereum）的創始人之一蓋文·伍德（Gavin Wood）在2014年提出。與Web 3.0不同，Web 2.0最為明顯的特徵是壟斷，即無論誰創造了內容，平台都擁有所有內容的所有權，但用戶卻無法從中得到相應回報。所以在包括蓋文·伍德在內的很多人看來，Web 2.0的這種壟斷是一種不太公平的系統。因此他提出了Web 3.0，即內容所有權屬於創作者，平台應該協助創作者創造價值並獲得獎勵。 另外在我看來， Web 3.0是對價值的重新評估或重新認識，非常流行的例子有GameFi（Game Finance，即遊戲金融）和X2Earn（X to Earn，指「边做某種事情边賺錢」的項目模式）這兩種商業模式。例如過去有一個Web 3.0的項目叫StepN，當你跑步了、走路了，你就可以賺到代幣，從這一角度來看，人人都可以創造新的價值。因此Web 3.0跟我們現在講的共同富裕的概念非常吻合，這也是我為什麼說Web 3.0對香港是非常合適的。 當然，發展Web 3.0仍面臨許多挑戰。首先是可擴展性。當前區塊鏈公鏈的分布式系統容量有限，難以支持大規模的Web 3.0生態系統。其次是可持續性問題。流行的GameFi和X2Earn商業模式存在重大的可持續性問題，目前許多Web 3.0項目都有龐氏騙局的嫌疑，我們下一步要考慮的應該是如何開發出更具可持續性的商業模式。最近的一些RWA（Real World Assets，即真實世界資產）討論，給Web 3.0指出了一條非常重要的未來發展道路。 發展健康可持續的Web 3.0生態系統需要打破Web 2.0的壟斷和許多其他的傳統壁壘，否則 Web 3.0的商業模式將僅局限於少數專業領域。在過去，Web 3.0要挑戰Web 2.0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最近的AI技術如 Chat GPT的發展為打破這些壁壘、真正迎來Web 3.0時代提供了一個分水嶺，這就是為什麼說現在是發展Web 3.0的一個黃金時刻。 普遍認為，當前為AI 2.0時代，但我認為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AI 2.5的時代。AI技術大大降低了創作者的製作時間及製作成本，過去沒有畫畫、寫作能力的人，現在利用AI技術也可以畫畫、寫作。因此AI技術實際上是真正釋放了人的創造力，輔助我們做創作，而不是取代我們做創作。它們是Web 3.0的賦能者，並正像以協作和分布式為特徵的Web 3.0公司一樣運作，它們將打破多個以前阻礙Web 3.0生態系統真正發展的障礙。 Web 3.0今後很有可能以什麼形式出現呢？我認為就是在AI賽道上。AI的發展將會大大降低眾多行業的成本，從而賦能Web 3.0生態的建立。例如運用一個叫PDF GPT的垂直應用，通過分析上傳的文本，我們可以快速得到文本中的精華內容。利用這一工具，諸如金融評估等專業壁壘會被打破，這導致很多金融公司有危機感。在AI 2.5時代，Web 3.0甚至可能成為許多行業未來發展的常態，審計、諮詢、會計、法律、設計、寫作、精算、娛樂等很多行業也將受到類似的影響。隨著AI的蓬勃發展，今後Web 3.0整個領域都會被顛覆，並且給我們提供非常多的工具，因此香港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 我認為現在的AI能夠賦能藝術，為傳播中國文化做非常大的貢獻。過去很多遊戲在遊戲場景的設計上仍然以外國文化為背景，但中國不乏遊戲人才，今後可以通過AI創造出更多有中國特色、有中國文化背景的場景，或者加入到元宇宙場景中，從而利用AI創作傳播中國文化、提升軟實力。這不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必須大力推廣。 我建議在香港定期舉辦一個AI藝術大獎賽。雖然現在創作和技術的門檻低了，但是對創造力的要求一點都沒有低，通過設置大獎，把國際上各種各樣的人才吸引來香港，創作以香港為題材的、有創意的作品，讓全世界人民有機會了解香港。 最後，我們為什麼要大力發展Web 3.0數字經濟？ 在我看來，現在的國際形勢不容樂觀。近期拜登政府發布了行政命令，禁止美資投資中國的某些領域。儘管行政命令提及的禁止範圍非常狹窄，但影響非常廣泛，任何參與AI領域的人都要考慮這一行政命令，使投資者不敢投資。整個西方在圍堵遏制中國，而數字經濟是一個真正的全球化經濟，因為數字經濟是不受任何制裁的。有了這個方向，融資渠道等方面就可以變得容易很多，所以我們一定要大力發展Web 3.0。 目前中國內地禁止虛擬貨幣與公共區塊鏈。在最近的幾次「暴雷」事件中，內地百姓的資產基本沒有受到大的影響，展現了政策的正面影響。這種政策也大大减少了龐氏騙局和欺詐的案例。但是也不可否認，目前中國的數字經濟生態與世界主流是脫鈎的，而Web 3.0的眾多創新發展來自國際上去中心化的生態，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離不開這些創新。中國也做不到並且不應該與世界主流數字經濟生態脫鈎。 香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是中國數字經濟連接世界的橋樑。可以通過香港把中國和國際連接起來，發揮香港作為中介的重要作用。相信在未來，香港作為中國Web 3.0發展的橋頭堡地位將會越來越穩固。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吳志華 |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 現今，科技與藝術相互融合、共生共榮。科技不僅可以運用於藝術創作，還能夠傳承與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在這些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和探索，運用先進數字技術展示文物，更好地表達文物內涵、展現文物魅力，通過創新科技推動文物活化，吸引越來越多觀眾。 香港非常重視科技與文化。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當中，香港的定位包括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與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兩個定位既涵蓋香港現有新興產業，也給香港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機遇。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我全力支持科技與藝術融合、共生共榮。 首先，我們可以利用一些新興科技來從事表演、視覺藝術創作。現在大家看到用機器人、用AI等很多新生科技幫助藝術家創作。 除了藝術創作以外，科技應用的另一個很重要的範疇，在於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傳播。6月2日，習近平主席在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時強調，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科技可以幫助我們保存、傳播傳統優秀文化。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重要合作夥伴——北京故宮博物院，在5月18日舉辦了「『新』中有數，共『創』未來——5·18故宮博物院『數字故宮』建設成果發布會」，向社會最新公布2萬件數字文物影像。其實北京故宮博物院早在20年前開始推行「數字故宮」計劃，已經把186萬餘件藏品數字化了。在此基礎上，首批精選了5萬件文物高清數字影像，向社會無償公布。截至今年5月，「數字文物庫」瀏覽量超過3,300萬次。另外，北京故宮博物院与騰訊合作成立聯合創新實驗室，進行了很多嘗試，比如建立三維、乃至多維資料庫，舉辦「『紋』以載道——故宮騰訊沉浸式數字體驗展」。故宮的文物、建築、產品是取之不盡的文化資源，我們應該好好利用。 有一句話是「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這是比爾·蓋茨在1996年提出的，今天依然適用。內容非常重要，所有數字產品都要以內容為王，以內容為核心，技術是為內容服務的。我們要讓文物活起來，內容就是活用文物資源，展示、解讀、轉化文物的內涵，創作全新的IP，與現代生活結合起來。可是有時候，有一些文物數據、文化產品，沒有把它原來的文物內涵表達出來，忽略了解讀的過程，比如文物的真實性、科學性，以為文物能動了就好了，能在螢幕、網上看見就好了，這是不對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握好科技和藝術結合是以文物藝術為根基。香港過去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例如，2007年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之際，《清明上河圖》在香港藝術館展出，吸引逾10萬觀眾參觀。2010年11月，被譽為上海世博中國館「鎮館之寶」的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在香港亞洲博覽館展出21天，共有92萬觀眾觀看，觀賞時間一個小時，觀眾通過《清明上河圖》了解宋代社會生活。我們把科技與藝術、文化結合起來，讓文物動起來，有助於觀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於2022年開館，我們利用很多科技展示故宮文物，開館時有56個多媒體節目，現在還有很多仍在展出。一些內地博物館應用高科技來展示文物，水準很高。這引起了我的思考，如果要把科技與藝術結合起來，我們的眼光不能單放在香港，而要與內地密切聯繫，尤其在內地科技市場巨大的情況下。最近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人數破了一個記錄，達到單日8,000多人，其中超過六成的觀眾來自內地。現在內地觀眾對文化藝術非常熱愛，對藝術文化要求高，他們希望在博物館除了看到傳統文物陳列以外，也希望看到通過高科技展示的文物。 對產業方面的發展來說，藝術與科技是潛力無限的。有兩點我們要格外關注：一是數據整理。香港有很多藝術文化數據，應該建立一個大數據庫，希望各業界一起合作，將來把這些數據整理出來。文化IP現在是一個潮流，可以應用在各個範疇，尤其是NFT，可是現在文化IP產業缺乏一個很好的交易平台。二是相關法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館的時候，我們嘗試做了第一個NFT，但是不能使用北京故宮博物院文物。香港和內地的網上支付錢包也不一樣。所以我們以後在建立文化IP的時候，應從交易平台、法律方面入手，促進產業的發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位於西九文化區西陲，佔地13,000平方米，分為9個展覽館，於202年開放，展出900多件由北京故宮博物院借出的珍貴文物（圖：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吳傑莊 | 香港立法會議員 積極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發展，是我在立法會的一項重要工作。不久前香港立法會大會休會，在此期間我去了內地五個省區市以及兩個國家，收獲了許多關於Web 3.0的最新信息。 第一個是首都北京。我近期到北京的主要目的是跟進今年全國兩會提交的一份關於推進Web 3.0產業發展的提案，與工信部進行座談交流。總的來說，國家對香港發展Web 3.0非常重視，也非常看好，期待香港做得更好。此外，我去到北京朝陽區的一個社區，聽到區領導關於Web 3.0的介紹，讓我感觸非常深。北京已經把實體經濟跟Web 3.0結合了，正在打造一個新的工體中心，將其與元宇宙結合。觀眾經常在等候中花費一兩個小時，使用Web 3.0元宇宙可以利用這段時間提高他們的消費。北京大型商區「藍色港灣」裡也有很多很好的餐廳與元宇宙結合起來，建設元宇宙標桿應用場景。 第二個是韓國。我近期還去了韓國首都首爾，首爾在很早以前就推動Web 3.0和元宇宙了。兩年前，首爾已經利用元宇宙、虛擬人協助政客進行宣傳、推廣、拉票，一個虛擬人可以講十個、二十個國家的語言。 第三個是新加坡。我驚訝於新加坡与虛擬資產的結合已經體現在每一個生活環節。消費者甚至可以用虛擬幣直接買車，便捷程度很高。Web 3.0在香港的發展大有潛力，相信香港一定可以發展得更好。 藝術發展與創新科技至少有三個協同效應：第一個是市場。在數據產品交易方面，利用虛擬資產的平台去交易，可以讓藝術家更廣闊地創造他們的產品，沒有後顧之憂。通過更好地保護版權，可以更好地做有效的交易，我相信創新科技Web 3.0可以提供給藝術家最好的市場平台。第二是交流平台。一個去中心化的協調平台可以讓藝術家不分國界、不分語言更好地交往交流，提升大家創作的內容內涵。第三是教育。區塊鏈可以提供一個更好的認證機制，給教育、藝術行業的從業者提供一個更好的平台，記錄他們的教育水準，認定他們的教育程度。我相信這種科技與藝術教育的協同發展，可以為未來各領域協同發展提供一個參考。 我相信香港特區政府會繼續參與打造整個粵港澳大灣區Web 3.0以及不同領域協同發展的生態圈，打造一個穩定、公開、透明、可預見的法律政策和法律框架，這既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一個重要舉措，也是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期盼。 對於業界，無論是科技界還是藝術界，都要積極打造與實體經濟結合的應用案例，上述幾個案例都是Web 3.0與實際生活相結合的典型例子。香港Web 3.0的黃金起點在於香港要創造出更新、更有效率的應用。 Web 3.0發展的關鍵是人才。在Web 2.0、Web 1.0時代，創業者講「短板理論」，如果有些短板補不了，產業就很難成長發展。但在Web 3.0時代講「長板理論」，只要有一個很長的長板，就可以創造一個很大的企業。所以教育界要不斷把學生的長板發掘出來，讓人才可以在整個平台、整個產業發光發亮。圖為在第六屆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現場，一名觀眾展示用數字人民幣購買的咖啡（圖：新華社）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陳浩濂 | 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僅在監管制度、法律上與國際市場緊密銜接，更擁有蓬勃的虛擬資產生態圈，在發展Web 3.0方面具有獨特優勢。為加速推動Web 3.0在港發展，香港特區政府通過及時引入新的發牌制度、加強數字經濟及數碼基建、成立專責小組等措施，緊緊抓住發展Web 3.0的黃金機遇，致力促進虛擬資產行業可持續、負責任地發展。 我們認同Web 3.0和區塊鏈有成為金融和商貿未來發展趨勢的潛力，只要得到妥善監管，這些技術將有助於提升效率和透明度，從而減少甚或解決目前在結算和支付等方面出現的問題。香港擁有蓬勃的虛擬資產生態圈，這能透過我們市場中的非同質化代幣（NFT）發行、活躍的元宇宙開發者，以至貿易金融採用區塊鏈開展活動等現象體現。假如我們把目光放遠到虛擬資產的更多其他用途，例如藝術角度的藝術品和收藏品貿易、古董物件代幣化，金融創新角度的不同種類產品（如債務證券）代幣化，必定能夠迎來更大機遇。 在2023-2024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強調香港必須抓緊發展Web 3.0的黃金機遇。為此，特區政府撥款5,000萬港元加速推動Web 3.0生態圈的發展和跨界別業務合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世界級的金融基建、法律，以及與國際主要市場接軌的監管制度，Web 3.0應用於金融服務相關領域的發展尤其蓬勃。我們致力推動整個虛擬資產價值鏈上各項金融服務的可持續發展，當中涵蓋虛擬資產的發行、代幣化、交易和支付平台、金融和資產管理及其存管等。 Web 3.0在金融領域引發了很多創新和機遇，同時也帶來不少挑戰，當中引發最多討論的是如何促進虛擬資產行業可持續和負責任地發展。要推動Web 3.0在香港的發展，前提是要做好投資者保護，不能使其被利用作洗黑錢等非法用途，損害金融體系的穩定。我們會在「相同業務、相同風險、相同規則」的監管思路下，讓Web 3.0在適當的監管框架下，可持續和負責任地發展，讓金融創新服務實體經濟、服務市民。 去年10月，特區政府發表的虛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策宣言闡明了政府的願景和政策原則。業界對此反應正面，不少內地和海外企業表示有興趣來港發展，這有助於我們建設Web 3.0生態圈和培育相關人才。就虛擬資產監管方面，去年12月，立法會通過了為虛擬資產交易所引入的新發牌制度，當中規定該等交易所須受證監會監管。新制度已於今年6月生效，規定相關營運者須符合的監管要求應與傳統金融機構相若，包括遵守反洗黑錢、反恐融資及其他保障投資者的準則，例如穩妥地保管客户資產和避免利益衝突。 除了新的發牌制度，我們也重視將虛擬資產與傳統金融市場對接。去年12月至今，已經有三支虛擬資產期貨交易所買賣基金在港交所上市，這一方面反映了市場對有效監管的產品有信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科技和傳統金融的結合所帶來的機遇。特區政府還把虛擬資產技術應用於發行金融工具，今年2月，我們在「政府綠色債券計劃」下進行發行代幣化綠色債券的試點項目，測試以區塊鏈技術在香港的金融基建及法律和監管環境下處理整個發債周期，包括發行、結算、資產服務、二手市場買賣和贖回，為市場參與者日後發行同類債券提供指引。另外我們預期愈來愈多的傳統金融工具會走向代幣化，而由於此類代幣與傳統證券具有相近的條款、特徵和風險，證監會接下來會發布通函以更新關於證券型代幣發售的政策。在保障投資者的前提下，我們不斷檢視並推出新的措施，配合市場發展。香港金融管理局於今年1月公布了有關「穩定幣」規管工作的公眾諮詢結果和規管方向，現正進一步擬定規管框架，期望在2024年落實有關「穩定幣」規管。 政府政策在推動數字經濟及數碼基建的發展上，如協調和整合基建設施、支援和推廣等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中我們要處理的，是加快推動Web 3.0在香港的發展和應用。財政司司長今年成立了「第三代互聯網（Web 3.0）發展專責小組」，邀請成員包括相關行業專家、專業人士以及相關決策局和金融監管機構，就如何促進Web 3.0行業的可持續及負責任發展提供建議。事實上，特區政府的目標和政策方向十分明確，就是為市場提供適當監管的同時，釋放Web 3.0 以及相關技術的潛力，以提高金融和商貿在清算、結算和支付等環節的效率和透明度。 在結合金融科技與藝術發展上，NFT是一種近年新興的數碼資產擁有權。世界各地的藝術創作者和公司都藉NFT建立社群，並與擁有相同理念和目標的社群互相聯繫。特區政府為2022年香港金融科技周發行了NFT，以此NFT發行活動為一個概念驗證項目，藉此鼓勵金融科技界和Web 3.0社群參與，在結合金融科技與藝術發展上為業界發揮引領作用。 香港是亞洲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在資本市場、風險管理、資產及財富管理等各方面都在區內處於領先的地位。我們的監管框架和制度與國際標準緊密銜接，獲得全球的廣泛認同。我們熱切期待全球的Web 3.0社群和頂尖人才來香港發展，利用我們龐大的潛在客戶群、投資者和業務夥伴的網絡優勢，投身於創新金融科技產品和方案的研發。這將有助於給企業和公眾提供更快捷、更便利、更安全、且具有高成本效益的金融服務，進一步以金融創新服務於國家如藝術產業等實體經濟不同板塊的發展。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劉震 | 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 為推動藝術與科技的融合與發展，香港特區政府設立多項資助基金和計劃、不斷提升相關軟硬件配套設施、推動跨界合作，為其搭建平台、提供助力，從而提升香港在國際藝壇的地位，進一步鞏固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 藝術與科技的緊密關係由來已久。科技的突破與應用，往往會帶來藝術新領域的發展，豐富創作呈現的方式：造紙術的出現為書畫藝術發展提供了基礎；光學技術的進步引入了攝影、電影等藝術新門類；數碼科技的誕生，同樣為藝術發展帶來革命性的變化，藝術家從此可以透過虛擬與現實的交織、創作與觀賞的高度互動，豐富藝術表達的層次及觀賞的體驗，以致開拓全新的藝術領域。 為了推動藝術與科技融合，香港特區政府在不同的基金或計劃下（包括「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電影發展基金」「創意智優計劃」及「創新及科技基金」），共預留了一億港元（下同），供有意推動藝術科技的人士申請，藉此鼓勵在合適的文藝項目上應用科技。政策自2020年推出至今，已有超過300個團體和從業員受惠。 為了進一步推動藝術科技的發展，特區政府在2022年財政預算案預留3,000萬元推行「藝術科技資助先導計劃」，鼓勵主要演藝團體應用藝術科技，豐富它們的舞台創作。我們現正審批有關申請，預期獲支持的藝術科技項目將於2024年陸續舉行。此外，特區政府亦為「藝能發展資助計劃」額外注資1,000萬元，鼓勵計劃下的中小型藝團進行更多藝術科技的探索。 在提升硬件配套方面，特區政府也投放了不少資源，包括優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演藝場地的設備，讓演藝團體可以在表演項目中更多應用科技，提升觀眾的體驗。另外，即將分階段開放的東九文化中心將設有一個名為「創館」的藝術科技試驗場，透過各項先進設備營造猶如親歷其境的沉浸式多重感官效果，令藝術家可以將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融合在舞台表演中，提供更多的發揮空間。藝術家亦可利用網上直播系統，將現場表演實時呈現給更多表演場館以外的觀眾，有助於擴闊觀眾群，並增加藝術家與觀眾的即時互動。 隨著東九文化中心的啟用，特區政府會每年預留8,500萬元，開展有系統的培訓計劃，為本地藝術家提供孵化平台，支持他們完善創作概念，發展藝術科技實驗計劃。東九文化中心亦會積極推動社區參與藝術計劃，帶來多元化的藝術科技節目、裝置藝術、展覽、工作坊和互動教育活動，從而帶動公眾對藝術科技的興趣和認識。 作為香港的文化新地標，西九文化區亦積極推動香港藝術科技發展。M+博物館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一直將多媒體科技用於部分展覽，為訪客帶來新體驗。另外，西九文化區在2022/23年度亦推出了首個藝術科技節「藝創明天」，呈獻超過500場結合科技及各種創新元素的現場表演和線上節目，為大眾帶來別開生面的表演藝術體驗。其中在戲曲中心上演的粵劇《開心穿粵》便引入全港首個人工智能程式操作的機械人參與演出，充分展現創新科技與表演藝術融合所帶來的無限可能。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也積極和其他機構合作，探討如何將藝術科技應用到節目和表演上，包括在2021年與香港演藝學院合作建立為期四年的跨界實驗平台「TechBox」。平台匯聚的媒體藝術家、劇場設計師、學院教師和學生從研究和實驗的角度出發，思索科技與表演藝術的多樣可能，力求創新。 藝術科技亦為創意產業帶來更多機遇。獲創意香港「創意智優計劃」資助的「出版3.0 - 香港智能電子書庫」便是一個體現科技與創意產業融合的例子。項目利用「人工智能系統」和「文字翻譯語音技術」將中文實體書轉化為其他語言版本的電子書及「有聲書」，幫助出版業向外推廣他們的創作，拓展市場，及推動出版與文化交流。 此外，「創意智優計劃」亦資助了結合創作、製作以至元宇宙營銷的多維度虛擬時裝先導企劃《FabriX》，讓新晉本地設計師和設計單位與本地數碼精英專業製作團隊合作，共同創作虛擬時裝產品，並在國際級虛擬時裝或NFT交易平台推出，促成跨界別的製作和跨平台的宣傳與營銷協作。企劃更將在2023年9月舉行的倫敦時裝周和巴黎時裝周期間，以互動展示方式呈現虛擬時裝，推廣虛擬時尚。 希望透過各種途徑和方式，促使藝術科技的發展日益成熟，繼而提升香港在國際藝壇的地位，進一步鞏固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朱世海 |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奕漫 |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碩士生 2009年，澳門特區完成澳門基本法賦予的憲制任務，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法》，隨後在行政、經濟、網絡等領域進行相關立法。2023年，澳門特區修改《維護國家安全法》，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通過一系列立法工作，完善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制體系，為確保澳門「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制保障。 2023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基本法》）頒布30周年。該法第23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澳門特區在2009年就完成基本法賦予的憲制任務，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法》。澳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還包括行政、經濟、網絡等各個領域的相關立法。2023年，澳門特區修改《維護國家安全法》，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 作為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主幹的《維護國家安全法》 由《澳門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可知，條文中的「應」字表明了特區有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義務，故早在2002年4月10日，特區政府發布的《短、中期法規草擬及修改計劃》中就將落實上述第23條的計劃列入其中。然而，由於當時特區政府忙於調整經濟結構、完善行政管治等工作，亦存在民生問題與反對倉促立法的少數聲音，故有利於完成23條立法的條件尚未完全成熟。 2007年6月20日，特區政府發布《2007-2009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又將落實《澳門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提上日程，次年10月公布了《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2009年2月25日，《維護國家安全法》在立法會細則性高票通過。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全文共15條，其中第1-7條涵蓋了《澳門基本法》第23條禁止的7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亦是全文之重。該法內容限定於刑事法律範疇內，遵循澳門刑法基本原則；其中未能明確規定的內容，將以《澳門刑法典》和《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為補充適用：一方面與前者構成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係，另一方面與後者構成特別程序與一般程序的關係。 《維護國家安全法》第1條「叛國」、第2條「分裂國家」及第3條「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名下均設定了預備犯罪行為，與公開諮詢前的文本相比，政府採納了法律界、學術界、新聞界和其它專業人士所提出的大部分修訂意見，刪去了後文其他罪名下的預備行為規定。 關於第4條「煽動叛亂」，結合該法上下文可知其包含了煽動叛國、煽動分裂國家、煽動顛覆中央人民政府以及煽動解放軍駐澳門部隊放棄職責或叛變；其犯罪主體涵蓋了中國公民或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士），無論是澳門居民或非澳門居民，均可成為煽動叛亂罪的主體。針對「公然」和「直接」，前者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共見共聞下作出，現場或透過報章、電台、電視或互聯網等信息途徑作出，後者指行為人直言不諱地鼓動他人。有居民對此涉及的言論自由受限問題產生擔憂，然而在否定言論自由權絕對性的前提下，煽動叛亂罪，正是禁止濫用言論自由對國家安全構成侵犯和威脅的行為，而其他合理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的行為並不受影響。《澳門刑法典》第298條「煽動以暴力變更已確立之制度」、第300條「煽動集體違令」等多處法律均規定了煽動類犯罪，故該條文的設置亦未超出澳門既有法律中關於煽動類犯罪的規定。關於第5條「竊取國家機密」，不論是否為澳門特區以外的政府、組織、團體或其人員，只要竊取、刺探或收買國家機密並危及國家安全即構成該罪，懲罰幫助犯亦被該條文所強調；其中「國家機密」為事先確定的，而非行為人獲取後追認，且相較於澳葡時期《國家保密制度法》中「未經許可的人獲悉後會給國家獨立、團結、完整和內部保安、外部安全帶來危險或造成損失的文件和數據」的界定，《維護國家安全法》第5條中「涉及國防、外交或《澳門基本法》規定的其他屬於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有關事項而應予以保密的文件、信息和對象」的界定更加嚴格，而後果要件中是否危及或損害國家安全利益，則需要法官在司法程序中作出個案判斷，在被告是否獲得公開審訊方面，原則上以公開為原則，但涉及該條的刑事訴訟程序，如公開會對國家安全利益造成損害，法官可決定不公開進行某些訴訟行為。特區政府提出的草案中引入了「公共利益免責抗辯」，但在頒布文本中並未表現，澳門特區政府法律改革辦公室主任朱琳琳強調，即使《維護國家安全法》內沒有明文寫上海洋法或普通法系中「公眾利益」或（免責）「抗辯理由」之類的法律條文，澳門的任何人士日後如果幹犯「竊取國家機密罪」且被政府提起公訴時，被告亦可以據此請求主審法官判決被告免除任何法律責任。 關於第6、7條禁止相關主體「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相較於《澳門基本法》第23條禁止相關主體「進行政治活動」，前者法律限制的範圍明顯縮；對此，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解釋，假如空間太大，會造成社會很多猜測，亦會被利用危言聳聽，既不利於嚴謹立法，也不利於澳門為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國安法律體系的其他組成部分 （一）《澳門刑法典》第五編「妨害本地區罪」 相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中除規定了維護國家安全外，還規定保護香港特區制度及運作，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不包含類似規定，是因為《澳門刑法典》第五編第一章的第297-305條已有了相對完整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中國國家領土的一部分，亦負有維護本地區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安全以充分保障國家安全的責任。其中，第297-300條是針對試圖破壞、變更或顛覆澳門特區已設立之制度、公然煽動實施前述犯罪、為實施前述犯罪而破壞相關設施、為實施前述犯罪而煽動集體違令的行為而設立的刑罰；第301條是針對為實施前述犯罪而通謀外地政府、黨派、社團、機構或團體、又或其任一人員的行為設立的刑罰；第302條是針對公然侮辱本地區區旗、區徽、國旗、國徽等象徵的行為而設立的刑罰，第303-304條是針對妨礙本地區相關機關（指第336條第2款a項所指「總督及政務司、立法會議員、諮詢會委員、法院及檢察院之司法官、反貪污暨反行政違法性高級專員及巿政機關據位人」）運作與行使職能的行為而設立的刑罰；第305條是針對預備實施上述所有行為而設立的刑罰，此外第306條與第307條規定了刑罰減輕情形與附加刑的內容。至於刑法典是否必要修改犯罪手段中的「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以保持與《維護國家安全法》不局限於暴力手段同頻，則可能需要留待特區政府及立法會考察。（二）行政領域國安立法 第9/2002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綱要法》是行政領域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其法律規制的主體是軍事化管理部隊和治安部門，主要目的是加強澳門地區治安部門間的協調與配合，保護個人的生命及身體完整性、公眾安寧以及已建立的秩序免受暴力或有組織犯罪，包括助長跨境犯罪及國際恐怖主義的境內活動的侵害。《澳門基本法》第14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澳門特區的防務，澳門特區政府負責維持本地區的社會治安，而《內部保安綱要法》為落實此項責任而制定，該法規定行政長官是澳門特區內部保安的最高負責人，在內部治安受到嚴重擾亂威脅之時，為維持公共秩序及安寧，在遵守《澳門基本法》第40條規定下，行政長官可以頒布限制權利、自由、保障的合理、適當和適度措施，安全委員會是行政長官在內部保安事宜上的專責諮詢及提供輔助的機關，而澳門特區的內部保安體系一般情況下主要由警察總局、海關、治安警察局、消防局、司法警察局等十個公共機構組成。 （三）經濟安全領域國安立法 第2/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是結合聯合國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撰寫的《打擊清洗黑錢四十項建議》、依據《澳門基本法》第71條對立法會的授權而制定的，旨在維護澳門金融安全的刑事法律，其產生於澳門博彩業日益發達、跨國性及流動性極強的清洗黑錢犯罪活動亦日漸猖獗的背景下。 清洗黑錢所涉利益的定義在開篇第3條即進行了清晰界定，涵蓋了《澳門刑法典》《有組織犯罪法》《立法會選舉法》《行政長官選舉法》等法律規定中符合罪狀的不法事實的財產，若該犯罪主體由犯罪集團或黑社會實施，又或由參加或支持犯罪集團或黑社會的人實施，或產生利益的符合罪狀的不法事實為第3/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第6條、第6-A條及第7條，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第7-9條、第11條及第16條或《刑法典》第153-A條及第262條規定的任一事實，或屬於慣犯的，都屬於該罪刑罰的加重情形。 此外，經第7/2022號法律修改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引入了基於國家安全理由解除博彩經營批給的規定。（四）網絡安全領域國安立法 澳門第13/2019號法律《網絡安全法》同樣由立法會根據《澳門基本法》第71條授權制定，意在確保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所使用的資訊網絡及電腦系統正常運作，以及電腦數據的完整性、保密性及可用性而開展的長期性跨領域活動，尤其防止該等網絡、系統及數據因未經許可的行為而受到不利影響，同時適用於關鍵基礎設施的公共及私人運營者，網絡安全活動需按照該法第3條第1款所規定進行，設立由行政長官領導的網絡安全委員會、司法警察局統籌的網絡安全事故預警及應急中心、由行政公職局和其他法定公共實體組成的網絡安全監管實體。此外，相對於公共運營者，關鍵基礎設施私人營運者負有組織性義務，程序性、預防性及應變性義務，自行評估及報告義務，合作義務等。 （五）作為國家安全決策機制的第22/2018號行政法規 第22/2018號行政法規《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是行政長官根據《澳門基本法》第50條第（五）項，經徵詢行政會意見制定的，特區政府依此成立了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保安司司長擔任副主席，該委員會協助行政長官就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進行決策並負責執行統籌工作，有關澳門特區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也由委員會來推進；此外，中央人民政府在該委員會設立1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和3名國家安全技術顧問，前者監督、指導、協調、支持澳門特區開展維護國家安全工作，並列席會議，後者負責協助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開展相關工作。 依據該行政法規第7條規定，委員會平常會議至少每半年舉行一次，首次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全體會議於2018年10月舉行。期間，時任行政長官崔世安指出，應把握「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的核心理念，要主動應對新形勢，增強工作前瞻性，盡最大努力防控各類風險，履行好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的重大責任。在委員會設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和技術顧問是2021年第47號行政法規增訂內容，這兩個職位分別由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主任和一名副主任兼任。 2022年4月7日舉行的全體會議是相關人員任命後的首次出席，時任澳門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澳門中聯辦主任的傅自應指出，澳門在維護國家安全上還面臨著挑戰，外部勢力干預滲透持續，特區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意義重大，這關乎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保障澳門「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保障澳門社會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六）第4/2019號法律與第14/2020號法律 經第4/2019號法律修改，《司法組織綱要法》第19-A條規定，針對《維護國家安全法》所規定的罪行，審理法官應由法官委員會在依法確定委任且為中國籍法官中事先指定；參與訴訟的檢察官亦應由檢察長從確定委任的中國籍司法官中指定，如此以避免外籍司法官處理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案件中身份上的尷尬情況，更好地在司法程序方面維護國家安全。 第14/2020號法律通過修改《司法警察局》，該法第7條規定了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是司警局之專屬職權，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下新組建了「一廳六處」完善國家安全執行機制，即新設保安廳、國家安全情報工作處、國家安全罪案調查處、國家安全行動支持處、國家安全事務綜合處、恐怖主義罪案預警及調查處、網絡安全處。此外，第17/2020號法律《司法警察局特別職程制度》，及與之配套的第35/2020號行政法規《司法警察局的組織及運作》、第36/2020號行政法規《司法警察局特別職程人員的招聘、甄選及培訓》等相關法例的修訂，亦是澳門特區政府持續健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重要舉措。  修改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 （一）為什麼要修改？ 修改《維護國家安全法》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需要。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中國國家安全理論的最新成果，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涵蓋政治、軍事、國土、經濟、文化、社會等16個領域。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彰顯了中國特色國家安全理論體系的人本價值取向。維護國家安全工作需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制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需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 此外，2018年經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條第2款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這一規定對港澳特區同樣具有拘束力，2020年頒布施行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第22條便規定了「顛覆國家政權」罪，此處「國家政權」不僅包括憲法所規定的國家機關，亦包括前述憲法規定中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反觀早前制定實施的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3條「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則未將憲法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納為保護對象，而特區政府正是希望修訂後的《維護國家安全法》能夠克服現存問題與不足。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在2020年6月30日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表決通過。此次香港國安立法採用「全國人大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的雙重權威模式，針對和打擊的是極少數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及勾結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活動，保護的是絕大多數守法的香港市民，保障的是香港居民以及外國在港機構和人員的合法權益，維護的是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此法設立「顛覆國家政權」罪等罪名，與《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相比，擴大所保護法益的範圍，並加大打擊危害國安犯罪的力度。《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頒布促使澳門特區政府認識到必須通過修改《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與國家及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保持一致。（二）如何修改？ 體例上，修法建議設立「刑法規定」章節並完善罪名體系，設立「一般規定」章節以明確各項原則性規定，設立「刑事程序規定」章節以完善國家安全執法及相關司法活動制度，設立「預防性措施」以平衡風險防控與權利保障的需要等。 關於完善「分裂國家」罪，修訂前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只強調了「暴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但隨時代、社會和科技發展，維護國家安全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複雜，分裂國家的行為已不限於使用暴力手段，許多犯罪也藉由網絡實施，特區政府舉例利用法定程序發動違憲「公投」、僭越憲法所賦予的權力進行分裂活動等行為無須經由暴力，但其社會危害性不弱於暴力行為產生的後果，因此有必要將非暴力實施分裂國家的行為納入懲治範圍。相較於原條文「將國家領土的一部分從國家主權分離出去或使之從屬於外國主權」的分裂行為，修訂文本擴展出了「改變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國家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的內容。 關於「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修訂文本將其修改為「顛覆國家政權」，亦同「分裂國家」罪將只限於「暴力」手段修改為「藉任何非法手段」。同時，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條第2款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第22條，將「推翻中央人民政府，或阻止、限制中央人民政府行使職能」修訂為「推翻、破壞國家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推翻、破壞國家中央政權機關」「嚴重干擾、阻撓、破壞國家中央政權機關行使職能」。 關於「煽動叛亂」罪，增訂了「公然和直接煽動他人參與旨在危及或損害國家內部或對外安全利益的騷亂」的罪狀。個別反對意見表示不宜將「危害澳門穩定的騷亂」納入該罪罪狀下，而應由《澳門刑法典》規制，但《澳門刑法典》第291、292條並未對參與騷亂或武裝騷亂的煽動性行為規定懲罰。 關於「竊取國家機密」罪，修訂罪名為「侵犯國家秘密」罪，「國家秘密」的具體定義在擬將通過的《保守國家秘密法》中進行了闡述，即指「關係國家安全及利益，經國家有權限實體根據國家法律確定或行政長官根據本法律確定，在一定時間內只限一定範圍的人員知悉的秘密事項」。此外，行為人的身份不再局限於利用職務、勞務身份或執行當局任務的情況，不具有與保有國家秘密相關的特定身份的人，故意非法公開或使不獲許可的人接觸到該秘密時無疑也要受到刑事制裁。修訂後的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關於「侵犯國家秘密」罪規定了「國家秘密」將由專門法例進行規範，因此澳門特區政府草擬了《保守國家秘密法》法案交由立法會審議，作為《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配套法，確保國家秘密獲得適切保護。 關於原第6、7條罪名中「政治性組織或團體」的表述調整為「組織或團體」，同時因應「保護管轄原則」的引入，「外國」調整為「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這是鑒於與境外勢力建立聯繫而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或團體不一定具有政治性，亦可以是無法律人格的實體，且其可能來自外國，亦可能來自境外其他地區。該罪涉及的《澳門基本法》對結社自由的保護問題引起意見相峙，同意意見中有認為必須防止有人借「聯繫」為名，實質性招攬澳門居民前往外地參加旨在損害國家安全及煽動叛亂的培訓；不同意者則擔憂此修訂將影響本地民間社團或傳媒機構與外地的正常交流。而「聯繫」的具體含義在原規定基礎上擴充了其內涵，包括向相關實體或個人提出請求、串通，接受指使、控制、資助或其他形式之支持，行使協助行為。特區政府認為該調整並不影響居民或團體與境外人士或組織團體建立任何合法關係，但特區政府表示將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適時檢視有關規定，例如約束社團之活動的《民法典》及第2/99/M號法律《結社權規範》。關於「一般規定」章節，修訂文本引入了有關《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目的及宗旨、「國家安全」的定義、該法的適用範圍、澳門特區的職責及活動領域、維護國家安全的組織規定、澳門居民及其他人的一般義務和特別義務，這些內容組成增訂的「一般規定」的內容。特區政府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不可局限於單行刑法，而需要一部能起到提綱挈領作用的法律。 關於增訂針對「叛國」「分裂國家」和顛覆活動的教唆或支持叛亂行為，獨立成罪，毋需取決於該罪是否實施，而《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第20、21、23條亦有對公然煽動、教唆的手段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作出規制。澳門特區政府則指，現行《澳門刑法典》第286條與第3/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已有正犯論處教唆或幫助犯罪行為的先例，故是次修訂為符合立法理論與立法實踐。 關於增訂「刑事程序」章節，修訂前《刑事訴訟法典》一般程序性規定未能完全適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嚴重性、隱蔽性和複雜性，因而在《維護國家安全法》中增訂與國家安全執法及相關司法活動相適應的專屬程序規則和特別訴訟措施等具有必要性，以有效實現公正和保障當事各方的合法權益，包括制定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羈押的特別規定，專門規定判決的通知條款，賦予執行《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相關刑事或行政程序具有緊急性質，增訂卷宗保密的規定，透過准用《有組織犯罪法》《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等法律中與豁免保密義務或作證特權等事宜有關的特別刑事程序規定，建立與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相適應的刑事訴訟制度。 關於設立「預防性措施」，首先，特區政府建議在第10/2022號法律《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基礎上，引入「情報通訊截取」措施，並受具有權限的法官預先許可和檢察院備案方可施行，所獲取之數據受有權限司法當局合法性監督。其次，政府還建議引入「臨時限制離境」措施，由具權限法官審批，准用《刑事訴訟法典》有關告知、上訴和損害賠償等制度，給予被限制之人適切的權利救濟途徑。再次，政府還建議引入「提供活動資料」措施，經保安司司長許可，有關實體或個人有義務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執法機構的要求，提供例如在澳門的成員身份數據、在澳門活動數據、在澳門的所有收支明細等。 總之，澳門特別行政區一直積極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在立法方面著力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制體系，為確保澳門「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制保障。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劉蜀永 |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研究員 日軍在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中，犯下了無數慘絕人寰的戰爭罪行。本文根據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戰爭罪行審判」電子資料庫（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等文獻，對日軍在港殘殺戰俘及醫護人員，進行大規模掃蕩並拘捕、拷打、殘殺新界村民等纍纍罪行進行深入研究，將鮮血淋漓的真實歷史畫面公諸於眾，幫助讀者了解戰爭帶來的深重災難。 香港軍事法庭的建立 1941年12月8日，日軍開始攻擊香港。經過18天的戰爭，英軍於25日無條件投降。香港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暗無天日的淪陷時期，日軍在香港犯下了無數嚴重的戰爭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同盟國決定在遠東設立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甲級戰爭罪犯，乙級和丙級戰犯則交各國軍事法庭自行審判。日本戰犯分為兩大類別：第一類甲級戰犯屬於策劃和指揮侵略戰爭的人，第二類乙、丙級戰犯屬於違反公認戰爭法規的人，此類戰犯佔戰犯中的大多數。 1946年1月1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東京設立，專門審判日本甲級戰犯。與東京審判同步進行的還有在各受害國（中國、菲律賓、新加坡、緬甸、越南、蘇聯等）組成的軍事法庭，對乙、丙級日本戰犯進行審判。 1946年7月，在約一萬名抗戰勝利後被拘留在港的日本人當中，239人被列為戰爭罪行疑犯，部分因證據不足而被遣返歸國，也有部分人被轉移到亞洲其他地方的軍事法庭。 英國駐港陸軍司令根據皇室授權，在香港設立了4個審理戰爭罪行的軍事法庭，審理香港島、九龍、新界，以及發生在台灣、上海、惠州、日本和公海的案件。 第一次審判涉及大嶼山銀礦灣慘案，開始於1946年3月28日。最後一次審判時間是1948年12月20日，涉及日軍在上海的大拘捕。香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延續了兩年零八個多月。 香港軍事法庭審理的46宗案件當中，30宗案件在香港發生，案發地點橫跨港九、新界和離島等地。在受審的122名嫌犯中，21人被判死刑，2人被判終生監禁，85人被判半年至20年徒刑，14人被判無罪。 2008年至2010年間，香港大學法律系外國學者林頓（Suzannah Linton）從英國國家檔案館的英國陸軍部檔案WO235中，整理出1946年至1948年間香港軍事法庭的法庭紀錄。香港大學圖書館將這一批檔案電子化，建立「香港戰爭罪行審判」電子資料庫（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以便公眾查閱。 香港地方誌辦公室看到有關資訊後，決定利用這批檔案資料對香港淪陷期間日軍的戰爭罪行進行深入的研究。研究計劃得到香港夢周文教基金會資助，用時兩年得以完成。 日軍在香港的戰爭罪行 （一）香港日本憲兵隊架構 1941年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宣布投降，次日，日軍第23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即授命野間賢之助，以150名憲兵組成香港憲兵隊。 1942年2月20日，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立，香港憲兵隊改由香港總督指揮。野間賢之助的部下除了150名憲兵之外，還包括250名輔助憲兵、2,500名華人憲查、500名印藉憲查和60至70名密偵。香港憲兵隊的大本營位於戰前的香港最高法院（日治時期被稱為香港憲兵隊本部），設有「庶務課」和「警務課」。庶務課下設「經理班」和「衞生班」，管理一般的行政事務。「警務課」則負責管理軍警、民警和各個地區憲兵隊「特高班」。香港憲兵隊轄下有五個地區憲兵隊，分別為香港島東地區憲兵隊、香港島西地區憲兵隊、九龍地區憲兵隊、新界地區憲兵隊和水上憲兵隊。各地區憲兵隊的架構與憲兵本部大致相同，均設有「庶務班」「警務班」及「特高班」等組織。在地區憲兵隊之下還有派駐不同地點的憲兵派遣隊和分駐所，管理香港不同地區。各地區憲兵隊均由一名隊長統領，他們都需要根據野間的指令執行任務，並要就管轄範圍內發生的事情定期向野間匯報。 新界地區憲兵隊在日軍佔領香港後隨即成立，總部設於粉嶺安樂村，負責管轄新界的多個憲兵派遣隊。1942年8月，香港憲兵隊第一次改組，新界地區憲兵隊被裁撤，原有的管轄範圍交由九龍地區憲兵隊接收。同月，日軍成立上水憲兵派遣隊，當時僅為一個細小的組織，部址設於上水圍一處名為「西江園」的民宅。由於部址不敷應用，憲兵隊後來同時徵用一街之隔的舊上水警署。1945年2月，香港憲兵隊推行了第二次改組，上水憲兵派遣隊升格為上水地區憲兵隊，成為新界北各個憲兵派遣隊的總部。上水地區憲兵隊下設沙頭角憲兵派遣隊和元朗憲兵派遣隊，以及大埔憲兵分駐所和青山憲兵分駐所。稍後成立於深圳南頭的寶安憲兵派遣隊同樣由上水地區憲兵隊管轄，可見該隊的管轄範圍已延伸至香港邊界以外的一部分地區。  日本的憲兵分為兩類，在國內的稱為「敕令憲兵」，主要的責任是維護軍紀，同時也有對平民進行思想控制的責任；在國外各作戰區的稱為「軍令憲兵」，直屬派遣軍總司令官，其職責是保障軍隊安全、防止反戰宣傳、對付遊擊作戰、檢舉可疑分子，亦潛入敵方收集情報、暗殺或從事恐怖活動。「軍令憲兵」的職權顯然要大得多。香港憲兵隊即屬於「軍令憲兵」。淪陷期間，日軍對香港實施的是軍事管制，主要靠憲兵隊進行。憲兵隊可以說是權傾一切。日軍在香港的戰爭罪行，大部分與憲兵有關。（二）日軍濫殺戰俘 1941年12月，日軍在進攻香港的過程中，在西灣山高射炮站、筲箕灣慈幼會修院、黃泥涌峽、淺水灣等地，使用殘酷的手段攻擊、殺害失去戰鬥能力的被捕戰俘和醫護人員，犯下嚴重的戰爭罪行。 1941年12月25日早上6時左右，日軍闖進當時英軍用作戰地醫院的聖士提反書院，隨即展開殘酷的大屠殺。聖士提反戰地醫院由軍醫伯南克上校（Col. Black）主理，他與另一名軍醫雲妮上尉（Capt. Whitney）以及7名護士，一同照顧被送到醫院的傷兵。在慘案發生前，超過200名傷兵被集中在書院的大禮堂接受治療。在臨時病床上的傷兵，大多都傷得臥床不起，他們手無寸鐵，有的只是綁在頭上的繃帶和用以固定斷骨的夾板。縱使學校的塔樓上高懸著鮮明的紅色十字旗，外牆又漆上碩大的紅色十字標誌，依然無法阻止日軍大開殺戒。 日軍闖進禮堂後，二話不說，每看見一張病床，都用刺刀狠狠地捅下去，大量躺臥在病床上的傷兵就這樣被刺死。伯南克上校和雲妮上尉嘗試跟日軍說明情況，指出聖士提反書院是一間戰地醫院，要求日軍停止屠殺，但兩人都被日軍冷血地殺害。     可以走動的傷兵和醫院職員被搜身之後，最初都被一同送到儲物室。伊莉沙伯·費度（Elizabeth A. Fidoe）是戰地醫院的一名護士長，與兩名護士和數個傷兵被帶到獨立的房間。不幸的事情在入夜時候發生，兩名日兵進入房間，命令她們站立起來，貫首徹尾地看著她們半個小時，隨即帶走其中一名護士。不久之後，日軍回來把她們帶到一間小書房。這一間書房內有5名華人婦女，地上有床鋪，書房外還有一間小浴室。日兵就這樣來來回回，逐一將書房內的女性帶到浴室強姦。後來，一名日兵藉口要替傷兵包紮，要帶走其中一名護士。護士們都知道此行凶多吉少，於是堅持要跟她走在一起。數人被帶到另一個房間之後，日軍隨即強姦她們。守在門外配有刺刀的日兵不斷呼喚其他士兵進來發洩獸欲。幾位護士後來被帶回書房，但日軍的獸行在這一個晚上重複發生。 其他被俘虜傷兵的遭遇也頗為淒慘。被困期間，他們再次被日軍搜身。日軍的目標顯然不是搜出武器或危險品，而是這些傷兵身上的財物──手錶、戒指和金錢等都被日軍搶走。每隔半個小時左右，都會有傷兵被抓到走廊處決。加拿大兵軒達臣（E. J. Henderson）和麥凱（Mackay）先後被日兵強行拉走，大家聽到他們發出的淒厲叫聲，但沒有看到他們回來。 史超域·伯格（Stewart D. Begg）是香港義勇防衛軍的士官長，伯格太太在聖士提反書院戰地醫院擔任護士。12月26日早上，他前來尋找妻子，看到的卻是伯格太太與另外兩位護士史密夫太太（Mrs. Smith）和畢斯頓太太（Mrs. Buxton）的屍體被擺放在一起，三人的屍體都是赤裸的，只以一張毛毯覆蓋。巴萊特上尉（Captain James Barnett）是加拿大軍的隨軍牧師，他在12月26日早上獲准察看戰地醫院劫難過後的慘況。原本充滿傷兵的大禮堂共有約70人被刺死在床上，向日軍抗議的伯南克上校和雲妮上尉的屍體殘缺不全、支離破碎。橫屍於走廊和樓梯的麥凱和軒達臣，雙眼、耳朵和舌頭均被切走，犯罪手法極為兇殘。（三）日軍的大規模掃蕩和拘捕行動 香港淪陷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港九獨立大隊為對抗日軍入侵，在新界展開了遊擊戰。亦有英軍在遊擊隊和香港居民的協助下，從日軍的集中營逃亡。為了清剿遊擊隊，日軍經常在新界進行大規模的掃蕩，拘捕大批村民，施用酷刑迫使他們供出有關遊擊隊的情報。許多村民寧願遭受皮肉之苦，也絕不出賣遊擊隊，更有不少村民因此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1944年9月，九龍地區憲兵隊台籍翻譯林台宜在西貢被遊擊隊俘虜。日本憲兵因此對西貢的黃毛應、大藍湖、界咸、蠔涌、大洞及南圍等村莊進行大規模的抓捕。憲兵認為西貢界咸村是遊擊隊的據點，因此9月26日該村有不少村民被捕。村民李業、尹新奇、劉牛、劉甯、謝佑芳等五人被憲兵虐打致死。村長謝恩亦被日軍抓捕，審問期間，他被打至口吐鮮血及白沫，左臂骨被打斷，斷骨更插穿皮膚，露出皮外。他難抵受傷帶來的痛楚，最終在2小時後死亡。 黃毛應村是港九獨立大隊的一個活動據點。1944年11月7日，黃毛應村民鄧戊奎、鄧福、鄧寅發、鄧安、鄧新奎、鄧三秀、鄧石水等被日軍逮捕，並被帶到村口的教堂進行審問。鄧戊奎回答黃毛應村附近沒有遊擊隊，隨即被日軍連番掌嘴，並用竹桿打至跌倒地上。日軍踩著鄧戊奎的四肢和腹部，又用竹桿猛插進他的口裡。之後他再被日軍懸掛在教堂的樑柱「吊飛機」。日軍還拿來一堆雜草，在鄧戊奎下方放火焚燒。他全力掙扎，令縛著他的繩子斷掉，人從高處跌落下來之後，日軍再次毆打他，並重新將他吊起來放火焚燒。前後重複5次，歷時半個小時。鄧戊奎的雙腿被燒傷，一度無法走動。與他一同被捕的村民同樣遭到憲兵縱火焚燒和施以酷刑。經歷一輪折磨後，鄧福的脊骨嚴重受傷，鄧安被嚴重燒傷，其後更因而死亡。1944年3月，大埔憲兵派遣隊的2名印籍憲查被遊擊隊抓走。5月，屬於該隊的元州哨站受到遊擊隊襲擊，而且被放火燒為灰燼。10月左右，該隊的一名傳譯員亦被人捉走。日軍因而在大埔周圍展開圍捕。 1944年12月28日，大埔南華莆村民鄭保、鄭貴、林華、林僑惠、林寵錫、林瑞祺、林僑章等被拘捕到大埔憲兵部審問，受到嚴刑拷問。鄭保是南華莆村村長，審問期間，他除了被施以灌水刑外，還被日軍用磚頭擊傷腿部，使他雙腳流血。日軍還用電線綁住他的腳拇趾，拖拉移動，百般折磨。返回囚室後，他告訴被捕的村民不能承認是遊擊隊員，否則整個村都會被日軍殺滅。翌日，鄭保再次被審訊折磨，並於十數天后去世，遺體被日軍丟棄在林村河旁。 1945年6月16日，九龍地區憲兵隊在元朗八鄉附近採取行動，拘捕遊擊隊隊員。日軍先拘捕了上村的村長杜月強，再到村民范國良家中，搜查他的住所，並把二人帶到蓮花地村。日軍指控范國良私藏槍支，並懷疑他窩藏共產黨軍人，而杜月強被指是遊擊隊隊員。日軍向杜月強灌水，並用秤砣錘擊他的雙手，強迫他認罪。日軍把他的雙手綁起，帶到屋外庭院準備處決。  此時范國良也被命令走到屋外，日軍用槍柄擊打他的背部，並放軍犬咬他的頸部及手臂，連衣服也被撕破。此時，一名日軍用刀指向他的喉嚨，另外兩名日軍分別用槍對準他，並用力踩他的腹部，迫使他認罪。他否認控罪，三名日軍再次跳到他的身上，踩踏他的身體。他最終暈倒。為了殺一儆百，日軍之後勒令在場村民排列成一行，觀看杜月強被斬首的過程。一名日軍用一把長刀，把杜月強的頭砍下,並向其屍體連開六、七槍，鮮血不斷流淌出來。約兩小時後，范國良才恢復意識。當時日軍已經離去。他已被折磨得無法站立，只見杜月強的屍體在其附近。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楊宜勇 |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市場與價格研究所所長、高級研究員 近期，民營經濟發展迎來重磅政策利好。《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發布，共提出8個方面31條具體舉措，回應了市場核心關切以及痛點難點。在當前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下，《意見》的出台對於推動破解民營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激發民營經濟發展活力、提振民營經濟發展信心具有重要意義。 2023年4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破除影響各類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共同發展的法律法規障礙和隱性壁壘，持續提振經營主體信心，幫助企業恢復元氣。7月14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出台。《意見》充分肯定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推動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重要力量，要求「促進民營經濟做大做優做強」，並提出多項措施。 中央高度關注民營經濟發展 中央始終高度重視民營經濟發展。十八大以來，中央出台一系列重大文件，持續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各方面圍繞中央精神的貫徹落實，也推出一系列政策舉措，取得了良好效果。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充分肯定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表明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堅定立場，提出有力舉措，為民營企業未來發展指明方向。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對民營經濟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過去十多年民營經濟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2012年至2022年期間，民營企業數量佔比從79.4%增長到93.3%，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吸納就業佔比從32.1%提高至48.3%，民營企業佔國家稅收比重從48%提升至59.6%，民營企業從2019年起成為第一大外貿主體，2022年佔比達50.9%。事實證明，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僅沒有陷國有經濟於絕境，反而為國有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創造了優越的外部條件，實現了不同所有制經濟的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發展。 六大舉措推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目前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發生了一些變化，不少民營企業面臨著一些問題和困難，迫切需要針對新情況，完善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體制機制，提振民營經濟預期信心，進一步激發民營經濟發展活力，這也是中央出台《意見》的初心。 一是堅持公平競爭，持續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公平競爭是市場的基本原則，也是市場效率的保證。要持續破除市場准入壁壘，清理規範行政審批、許可、備案等政務服務事項的前置條件和審批標準。全面落實公平競爭政策制度，強化制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反壟斷執法。完善社會信用激勵約束機制，健全失信行為糾正後的信用修復和政府誠信履約機制。 二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進一步加大對民營經濟政策支持力度。十八大報告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因此，要完善融資支持政策制度，健全多方共同參與的融資風險市場化分擔機制。完善拖欠賬款常態化預防和清理機制，依法依規加大對責任人的問責處罰力度。強化人才和用工需求保障，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完善支持政策直達快享機制，建立支持政策「免申即享」機制。三是堅持依法治國，有效強化民營經濟發展法治保障。全社會要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進一步規範涉產權強制性措施。構建民營企業源頭防範和治理腐敗的體制機制。持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加大對民營中小微企業原始創新保護力度。完善監管執法體系，杜絕選擇性執法。健全涉企收費長效監管機制，優化對各類所有制經濟平等保護的法治環境。 四是一視同仁，著力推動民營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要引導民營企業完善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鼓勵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鼓勵民營企業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加快推動數字化轉型和技術改造。鼓勵民營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加強品牌建設。支持民營企業參與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鄉村振興等國家重大戰略。依法規範和引導民營資本健康發展。引導民營企業踐行新發展理念，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堅守主業、做強實業，自覺走高質量發展之路。 五是坦誠相待，促進民營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培育和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強民營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建設。完善年輕一代民營經濟人士制度。全面構建親清政商關係，各級領導幹部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家接觸交往，主動作為、靠前服務。全面貫徹信任、團結、服務、引導、教育的方針，用務實舉措穩定人心、鼓舞人心、凝聚人心，引導民營經濟人士弘揚企業家精神。健全民營經濟人士教育培訓體系，重點做好年輕一代民營經濟人士傳幫帶以及培訓工作的規劃、指導，加快培養一支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有作為的年輕一代隊伍。 六是一以貫之，持續營造關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社會氛圍。要引導社會正確認識民營經濟的重大貢獻和重要作用，堅決抵制、及時批駁澄清質疑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否定和弱化民營經濟的錯誤言論與做法。培育尊重民營經濟創新創業的輿論環境，依法嚴厲打擊以負面輿情為要脅進行勒索等行為。支持民營企業更好履行社會責任，展現良好形象，更好與輿論互動，營造正確認識、充分尊重、積極關心民營經濟的良好社會氛圍。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是我國重要的製造業基地，聚集了一批民營高新技術企業、創新型中小企業等。圖為當地一家民營企業——蘇州太湖雪絲綢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車間內，工人在拉製蠶絲被（圖：新華社） 加強組織實施 確保《意見》見到時效 一要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更好地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黨中央對民營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工作全過程各方面。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建立完善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工作機制，明確和壓實部門責任，加強協同配合，強化央地聯動。支持工商聯圍繞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和民營經濟人士健康成長更好發揮作用。各級黨委、政府要做好解讀和宣傳，講好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故事，營造全社會關心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氛圍，提升民營企業謀發展、謀改革、謀創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讓民營經濟創新源泉充分湧流，讓民營經濟創造活力充分迸發。 二要完善落實激勵約束機制，進一步完善評估督導體系。強化已出台政策的督促落實，重點推動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產權保護、弘揚企業家精神等政策落實落細，完善評估督導體系。建立健全民營經濟投訴維權平台，完善投訴舉報保密制度、處理程式和督辦考核機制。完善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工作協同推進機制，進一步加強部門協同、央地聯動。各地方各部門要充分結合實際制定細化方案，明確工作目標和時間進度安排，推動各項措施落地。 三要及時做好總結評估，持續優化政策落實方式。在與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中，對涉民營經濟政策開展專項評估審查。完善營商環境評價體系，健全政策實施效果第三方評價機制。加強民營經濟統計監測評估，必要時可研究編制統一規範的民營經濟發展指數。不斷創新和發展「晉江經驗」，及時總結、推廣、複製各地好經驗好做法。加強對文件落實情況的跟蹤督查，聽取地方政府、行業協會、民營企業、金融機構和其他相關單位的意見，不斷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解決新問題，完善配套措施，防止政策在實施中變形走樣。及時研究民營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苗頭性、傾向性和潛在性問題，組織力量開展研究，根據評估結果持續優化政策落實方式。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此次《意見》的出台，對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作出了新的重大部署，充分體現了中央對民營經濟的高度重視和對民營經濟人士的深切關懷。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民營經濟能夠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肩負起更大使命、承擔起更重責任、發揮出更大作用，必將迎來更加廣闊發展舞台和光明發展前景。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劉兆佳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美國專家對於台灣問題的態度可大致分為鴿、鷹兩派，前者通過「戰略模糊」使中國不敢輕舉妄動，留存美國自身實力、避免兩國正面衝突；後者則支持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態度強硬的「戰略清晰」策略，以威懾中國並維護美國霸權地位。雖然具體策略各有不同，但是兩派在本質上均以阻撓中國統一為目的，是美國一貫以台灣問題遏制中國發展立場的延續。兩派的主張和做法不僅無益於台灣問題的解決，更會讓美國自貽禍殃。 如今，幾乎所有的美國國際問題專家都認為台灣問題是當前中美之間最有可能引發嚴重衝突的問題。對於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美國的專家籠統可以分為鴿、鷹兩派。隨著美國國內的反華情緒不斷升溫，鷹派專家的立場不但代表主流立場，也是現今美國政府奉行的路綫。然而，由於無論是鴿派還是鷹派的專家其實都對中國認識有限、甚至存在嚴重誤解和無法改變的偏見，因此他們提出的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張實際上都無助於解決台灣問題，不但不能阻止最終中國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以非和平方式達至國家的統一，更會導致美國因為奉行此錯誤路綫而付出沉重代價。 鴿派：以「戰略模糊」避免正面衝突，「永續」台灣對美價值 對鴿派專家而言，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固然重要，但絕非不可或缺，而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台灣存亡的關係亦並非那麽密切，甚至可以說台灣越來越成為美國的戰略負纍。就算台灣「落到」中國手上，只要日本和韓國仍然是美國的可靠盟友，則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優勢不會受到過大影響，充其量是美國在其盟友中的可信度有一定程度的虧損。況且，美國與中國的國力差距正在不斷縮窄，美國有可能在中美戰爭中鎩羽而歸。對鴿派專家來說，中美大戰很容易演化為核戰爭，對雙方和全球都會帶來無法彌補的災難。所以，美國沒有理由為了台灣而與中國開戰。因此，最明智的做法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維持「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立場，讓中國猜不透美國會否在中國對台灣動武的時候出兵護台，從而在台灣問題上不敢輕舉妄動，中國的分裂狀態得以「永續」，而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亦得以「永久」保持。 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葛來儀（Bonnie S·Glaser）明言：「華盛頓不能無條件地表達保衛台灣的意願。相反，美國應該保留判斷台北政策是否符合美國利益以及該地區和平與安全的自主性。」蘭德公司高級政治學家邁克爾·J·馬扎爾 （Michael J. Mazarr）警告：「如果中國認為美國即將對台灣作出安全承諾，那麼這種前景本身就可能成為中國採取魯莽行動的動力。」「鑑於美國面臨許多國內問題，投入稀缺的美元來保衛台灣可以說不是讓國家更安全、更繁榮或提升美國對中國的競爭力的最佳途徑。」喬治·華盛頓大學外交事務教授查爾斯·L·格拉澤（Charles L. Glaser）說得更坦率：「對於衰落的大國來說，最好的選擇可能是削減其承諾。在東亞，這意味著在南中國海給予北京更大的迴旋餘地，放棄台灣，並接受美國不再是該地區的主導力量。」「台灣不是美國的重要利益。」「單純為了避免衝突，美國可以終止對台灣的承諾，並減少對中國獨裁政策的反對。」 最近，美國昆西治國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邁克爾·D·斯溫（Michael D. Swaine）和安德魯·巴塞維奇（Andrew Bacevich）發表的一份題為《美國–中國之間關係的一種克制策略：扭轉向危機和衝突的下滑》（A Restraint Approach to U.S. - China Relations: Reversing the Slide Toward Crisis and Conflict）的研究報告最能代表鴿派專家的觀點：「一種負責任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的克制策略（Restraint Strategy）與當前的其他方案相比最不危險、最有益處和對彼此都有建設性。其他策略包括當前對中國的「軟」遏制策略和那種明顯旨在削弱中國和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強硬策略。」「我們首選的亞洲克制策略的核心是用區域結構取代日益激烈的中美安全競爭，強調有界限的（Bounded）和明確界定的競爭領域和紅線、一體化和（最大程度）包容性的經濟和技術關係、正和（Positive Sum）的政治和外交交流，以及真正相互協調、高度優先的應對氣候變化和其他跨國威脅的努力。」「通過更清晰地了解紅線和重振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穩定台灣局勢和其他潛在的政治軍事衝突根源，並努力消除它們作為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激烈競爭的潛在根源的長期影響。」「這種新思維應該強調氣候變化、雙邊競爭的正和形式、平衡和包容而不是追求支配或霸業，以及放棄『大國競爭』作為戰略框架。」「在中美競爭加劇以及中國在台灣周邊地區佔有軍事主導地位的情況下，華盛頓應該制定一項多方面的戰略，旨在維持其『一個中國』政策，同時允許最終放棄任何直接軍事干預台灣與中國衝突的意圖，並盡一切努力安撫其他亞洲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干預幾乎肯定會導致一場大戰，而且很可能會導致美國的失敗。」「明確拒絕台灣必須被視為對整個第一島鏈防禦至關重要的關鍵戰略節點，並因此（台灣必須）與中國分離的觀念。」「美國對相較於台灣擁有幾乎壓倒性軍事能力的中國大陸進行如此直接的軍事干預，幾乎肯定會給所有有關方面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並可能升級到核衝突的程度。然而，美國決定不直接干預台灣衝突並不構成放棄台灣。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仍將對中國採取一系列強化威懾措施，包括加大對台灣的防務援助。但台灣還需要自己做更多的事情來加強自身的防禦。同樣重要的是，華盛頓還需要為結束直接使用美軍保衛台灣的可能性奠定基礎，同時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台灣。」 簡言之，對鴿派專家而言，既然出兵護台不是合理和明智的選擇，美國要做的是警告中國不要對台灣動武，不然便要面對美國及其盟友的摧毀性的金融和經濟制裁以及外交孤立。與此同時，美國需要通過軍售和培訓台灣軍隊來加強台灣的防衛能力。美國也需要加強與台灣在經貿和科技上的聯繫，讓台灣有更大的經濟能力和韌力應對中國的經濟「脅迫」。 鷹派：以「戰略清晰」脅迫中國讓步，維護美國霸權地位 相反，美國的鷹派專家認為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無與倫比，如果美國失去台灣，它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優勢、經濟利益、國家聲譽和對盟友的可信性將受重創，日本和韓國甚至會發展核武器來謀求自保或者索性倒向中國。鷹派專家篤信，美國的軍事實力仍然遠大於中國，如果中美爆發戰爭，則中國必敗無疑，繼而中國過去數十年取得的發展成就也將付諸東流。因此，中國不敢與美國開戰，而美國則需要放棄其「戰略模糊」立場，改為採取「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立場，明確向中國表明一旦中國對台動武，美國將會軍事介入並徹底打垮中國。 頗具影響力的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和該會的研究員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的觀點在鷹派專家中頗有代表性。他們聲稱：「華盛頓現在需要的是『戰略清晰』的政策。…… 減少戰爭風險的最佳方法是向中國明確表示，美國將全力回應針對台灣的攻擊。它可以使用的工具包括嚴厲的經濟制裁和軍事力量。」「最重要的是，華盛頓需要將應對台灣衝突的準備作為國防部的首要任務，並為其提供相應的資源。」「無論拜登政府是否奉行戰略清晰的政策，如果中國攻擊台灣，美國政府內部將毫無疑問作出強有力的回應。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很可能會導致美國在亞洲的聯盟網絡的瓦解，不可逆轉地損害華盛頓在世界上經濟最具活力地區的地位。」 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t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高級研究員喬爾·烏斯諾（Joel Wuthnow）甚至相信：「中國對台灣的侵略很可能會促使美國迅速介入，拜登已多次支持這一做法。」「（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向北京表明，對台灣的侵略不僅會帶來軍事風險，還會帶來美國主導的制裁，而且此舉會得到歐洲和亞洲工業民主國家的支持。」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和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甚至恐嚇中國說，為了保衛台灣，美國會不惜動用核武器。他們揚言：「圍繞台灣的戰爭可能是長期而不是短期的，是區域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而且開始比結束容易得多。」「如果中國癱瘓美國在東亞的常規力量，美國將不得不決定是否通過對中國港口、機場或入侵艦隊使用戰術核武器來拯救台灣。這不是幻想：美國軍方已經在開發可用於此類目的的核彈頭潛射巡航導彈。」 對鷹派專家而言，當前急務是迅速強化台灣的軍事實力，包括推行要「侵略者」付出難以承受代價的所謂「豪豬策略」（Porcupine Strategy）來威懾中國。專門研究國防問題的美國蘭德公司最近發表題為《拐點：如何扭轉美國及其盟軍軍事力量和影響力的削弱》（Inflection Point: How to Reverse the Erosion of U.S. and Allied Military Power and Influence）的報告。負責撰寫報告的大衛·A·奧赫馬內克（David A. Ochmanek）等專家指出：「台灣可以而且應該做更多的事情，部署有能力反擊中國大陸軍隊入侵的部隊。……台灣現在將太多的國防開支用於維護過時的艦艇、坦克和飛機，以及採購那些在戰時可能幾乎沒有作戰用途的（武器）系統的替代品。……台灣需要擁有更具生存力和殺傷力的（武器）系統，而且需要更大的數量。……美國政府可以通過技術轉讓、軍售和贈予，幫助台灣武裝部隊獲得此類（武器）系統。同樣重要的是，美國軍事人員應加快與台灣同行訓練和接觸的步伐和範圍，重點提高傳感和瞄準、精確火力和移動、戰場通信和城市戰方面的技能和互操作性。」 兩派共同立場：防止和阻嚇中國以任何方式收復台灣  明顯地，鴿派專家和鷹派專家的主要分別不在於他們所認為的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而是當中國以非和平手段、特別是軍事手段達至國家統一時，美國應否軍事介入台海局勢。不過，毫無疑問，無論是鷹派專家或者鴿派專家，他們都有意無意間把台灣當成是「獨立國家」或「獨立政治實體」，不願意接受和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實，因此執意不把中國統一的問題或台灣問題視為中國的內政，反而把中國推動國家統一的行為視作對台灣的「侵略」，甚至是悍然改變國家之間的邊界和破壞國際法的行為。美國的外交關係委員會最近發表題為《新時代的美國—台灣關係》（U.S.-Taiwan Relations in a New Era）的「獨立專案組」報告，宣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如果中國違背台灣人民的意願吞併台灣，將再次證明各國可以單方面重新劃定邊界，進一步破壞國際規則和規範的最基本宗旨。這種情況的發生可能會讓其他有復仇（Revanchist）目的的國家更加膽大妄為，並從而鞏固俄羅斯的地位。」由此以觀，鷹派和鴿派專家不欲中國以任何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立場昭然若揭，只不過為了避免被批評或被視為違反美國對台政策而不願意宣之於口而已。對他們來說，維持海峽兩岸的長期甚至永久分裂、讓台灣永遠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最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所以，他們提出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其實都是要防止和阻嚇中國以任何方式收復台灣。與此同時，他們主張美國應該致力於讓中國相信，美國會堅守「一國兩制」的「承諾」，從而不會因為擔心台灣會走向獨立而對台灣動武或採取其他極端行動。當然，他們認為美國不應該也沒有義務採取積極行動促成兩岸的統一。 美國一貫立場：阻撓兩岸統一，不斷掏空「一個中國」原則 事實上，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一貫的立場是阻撓兩岸的統一。即使在中美建交後，這個立場也沒有改變。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美國實質上是在不斷掏空「一個中國」原則。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遏制中國的決心和力度越來越大，這個阻撓中國統一的立場也就愈趨堅定。在法律上，美國的對台立場基本上以其國內法或政府決定為依託而非國際法或國際協議。比如，儘管1943年的《開羅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和同年日本簽署的《日本投降條款》等一系列具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文件已經確認了中國從法律和事實上收復了台灣，但時至今日美國仍根據1951年簽署的、排斥了中國參與的《舊金山和約》強調台灣的法律地位尚未確定。又比如，美國不時刻意把屬於美國國內法律的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和1982年美國向台灣發出的「六項保證」淩駕在中美簽訂的三份聯合公報之上，將台灣當作「獨立政治實體」或實際上的「獨立國家」。這些法律上的操作其實是為了阻撓中國的統一，也是為美國不斷向台灣作出防衛承諾、出售武器、提供軍事訓練、強化彼此的官方往來和不向台灣施加壓力以與中國進行談判的「法律」依據。雖然美國口口聲聲希望中國能夠以和平方式統一，但不斷設置新的障礙，其中最重要的障礙是兩岸統一與否要取決於台灣人民的意願和美國「承諾」會出兵保衛台灣。2001年4月，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表示，美國有義務保衛台灣。當被問及這是否需要「美國軍隊的全部力量」時，布什回答說，「不惜一切代價幫助台灣保衛自己。」2021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新聞採訪時，暗示美國有保衛台灣的條約承諾。2021年10月，拜登在市政廳表示，如果台灣受到中國攻擊，美國承諾將會保衛台灣。在接下來的 2022年9月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 分鐘」採訪時，拜登承諾「如果確實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襲擊」，「他將派遣美軍保衛台灣。」華盛頓長期以來聲稱支持和平解決兩岸問題，但多年來美國官員從未表示該決議必須「符合台灣人民的願望和最大利益」。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執政期間，對這一政策「鬼祟」進行了修改，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符合兩岸人民的意願。1998年8月，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獲授權在公開演講中更表示，兩岸分歧應以和平方式解決，但也要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決。2021年1月，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將繼續支持和平解決兩岸問題，這符合台灣人民的願望和最佳利益。」2021年11月，美國總統拜登對記者表示，台灣「自己做決定」，台灣是「獨立的」。這是迄今為止美國對台政策最「出位」的表述。拜登政府拋棄了美國過去一直沿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大陸人民利益」的謊言。事實上，美國和「台獨」勢力聯手不斷通過不同方法煽惑台灣民眾反對兩岸統一，包括連綿不斷的「去中國化」教育、鼓吹「台灣民族主義」、抹黑中國大陸和詆毀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政策。 美國的鷹派和鴿派專家以及主要受到鷹派專家影響的美國政府都以為中國會明白以非和平方式收復台灣將會為自己帶來滅頂之災，因此只要給中國足夠的威嚇、承諾不會改變「一個中國」政策、減少在台灣問題上挑釁中國和大幅強化台灣的防衛力量，就可以促使和迫使中國「無可奈何」地放棄國家統一的目標，讓國家分裂的狀態長期延續，並讓美國可以永遠利用台灣遏制中國的崛起和威脅中國的安全。事實將會證明，這些只會是美國的癡心妄想，也顯示美國低估了中國謀求國家統一的強烈訴求、熾熱感情、歷史使命感、決心和能力。中國對於國家統一的嚴正立場非常清晰，而且從未有過絲毫動搖。 2022年8月10日，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明確表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為此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同時指出：「必須堅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同一切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企圖阻擋祖國統一的勢力進行堅決鬥爭。」「美國的一些反華勢力以所謂『自由、民主、人權』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為幌子，刻意歪曲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的性質，企圖否定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這充分暴露了他們搞『以台制華』、阻撓中國統一的政治圖謀，必須予以徹底揭露和嚴正譴責。」「外部勢力打『台灣牌』，是把台灣當作遏制中國發展進步、阻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棋子，犧牲的是台灣同胞的利益福祉和光明前途，絕不是為了台灣同胞好。」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的報告中強調：「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這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廣大台灣同胞。」 今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統一已經進入了不可逆轉的進程。中國已經具備足夠的軍事、外交和經濟能力破除美國和「台獨」勢力的干擾和阻撓、有策略地在可預見的將來達至國家的完全統一。為了國家的統一和安全，中國人不會像美國專家所預期的那般把實際利益和代價作為最高的考量準則，而是會為了國家尊嚴、民族榮譽和歷史責任感而不懼犧牲、前赴後繼地去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絕對不會讓國家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由於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不斷背信棄義，中國也就沒有任何理由相信美國會信守「一個中國」的「承諾」。假如中國真的在別無選擇下以非和平方式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美國和它的盟友為了自身的核心利益和人民的福祉，絕對不會因為台灣對自身的「戰略價值」而與中國開戰，而美國和西方國家人民也不會同意與實力強大且為了祖國統一而不惜一切代價的中國發生戰爭。美國應該深切知道，無論最終誰勝誰負，美國必將受到重創，其他大國亦會因為美國國力下沉而乘勢而起，美國的全球霸權和大國地位亦將壽終正寢。所以，鷹派和鴿派專家的恫嚇都不能阻止中國人最終完成國家統一的歷史大業。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出發，最睿智的做法是拋棄「台獨」勢力，為中國的統一營造利好的氛圍和條件，從而贏取中國人民和全球華人的好感，開拓與海內外華人世世代代的友好關係，並藉此維護美國的大國地位，而不是費盡心思去分裂中國而自貽禍殃。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潘妍娜 | 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近代粵港兩地的城市經濟與文化交流孕育了粵劇及其流派唱腔藝術的成熟，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於兩地政治環境和演出生態走向不同，逐漸形成了粵劇文化的差異。廣州粵劇在「戲改」語境下形成人民性與思想性的追求，而香港粵劇則在商業市場的刺激下形成古典性與民族性的特點。正是在舊傳統被打破和新傳統被建立的過程中，粵劇流派唱腔藝術迎來了新的發展高峰。 「省港一家」到「粵港分化」：20世紀50至60年代粵港兩地粵劇文化關係變遷 20世紀20至30年代粵港澳城市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促進了粵劇市場前所未有的活躍，在商業需求的刺激下粵劇開始向城市化轉型，粵港兩地興建了大量的戲院，並出現了流動於廣東省與港澳地區的「省港大班」。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粵劇不斷突破舊的傳統，進行了很多新的變革與探索。在一批優秀演員的帶領下，粵劇表演藝術趨於個性化並形成流派，「薛腔」「馬腔」「廖腔」「桂腔」「白腔」五大流派的出現是粵劇流派藝術的第一個高峰期。 從「省港班」的興起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戲班在粵港澳三地各大劇院巡回演出是一種常態。在粵港澳地區中，又主要以香港和廣州兩大演出市場最為興盛，很多劇團不在廣州即在香港。以筆者對1946年《廣州日報》中粵劇廣告進行統計發現，即便在戰後民生剛剛恢復之時，很多劇團已經在兩地流動演出了。其中馬師曾、紅線女所在的「勝利劇團」，曾在三個多月時間裡在廣州演出了52場，場場爆滿。 新中國成立之後，原先流動於粵港兩地的戲班和藝人不得不選擇以哪一地區為主要演出場地，兩地在演出體制和市場方面逐漸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趨勢。香港學者黎鍵在《香港粵劇敘論》中談到，「內地戲曲進行改革，省港粵劇開始分途」「省港粵劇既已產生了社會與政治上的巨大歧異，兩地的藝人與戲班又不能相互往來，於是省港粵劇便只好走上各自發展的道路。」 事實上，粵港兩地的差異並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至少在50年代初期這種差異並不明顯，并且兩地的巡回演出也比較多。區文鳳在其研究中提到戰後到50年代初期，活躍於香港的劇團有澳門回港的「新聲劇團」，有李少芸主理的「光華劇團」，也有陳錦棠、新馬師曾、余麗珍合作的「龍鳳劇團」，「光華」和「覺先聲」聯合的「覺光劇團」和「覺華劇團」。此外，馬師曾、紅線女的「勝利」，譚蘭卿的「花錦繡」，廖俠懷的「大利年」，秦小梨的「綺羅香」，何非凡的「非凡響」等劇團，都有在香港演出，而且大多數劇團都是在省港兩地巡回。 值得注意的是，內地的戲改也對香港粵劇的發展產生了影響。羅琦認為，50年代香港粵劇很有可能從大陸「戲改」中受到啟發，反觀自身，做出有益的改革。1957年粵劇電影《搜書院》赴港演出，大獲成功，並引起了香港粵劇界的廣泛關注。此外，唐滌生、白雪仙等藝術家與內地粵劇界間的互動，可以看出在50年代，內地「戲改」的政策，以及劇目創作的經驗教訓，都能直接或間接地傳達到香港粵劇界，並產生影響。鄭寧恩在《香港摩登》一文中也提到，香港50年代的一批粵劇新劇對歷史古典題材的編寫如《清宮恨史》《萬世流芳張玉喬》，其宗旨與內地戲改精神不謀而合。 粵港兩地在粵劇上的藝術特色分化和形成，主要是在50年代中後期開始。隨著新中國成立之後戲改運動的不斷深入，兩地的粵劇逐漸形成所謂「大陸粵劇」和「香港粵劇」，兩者在劇本內容、藝術表演、音樂、舞台美術等方面有較大區別。 人民性與思想性：戲改語境下內地粵劇與流派唱腔的新發展 在五大流派的基礎之上，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是粵劇唱腔流派發展的新時期，內地的廣州粵劇界在經歷了數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過程之後，粵劇從創作制度、觀念到劇目都有了全新的變化。 （一）改制、改人與改戲 1951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發布《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人、改制、改戲」的號召，並逐漸在全國各劇種中推廣。這個過程也是地方戲劇被納入到國家話語意識形態實踐中的過程，行政上以國家主導的「戲改」使得粵劇演出市場與體制逐漸社會主義化。1956年8月，廣東省民間職業劇團登記工作完成後，八個廣州市的民間職業粵劇團轉為地方國營劇團，「伶人」的社會地位也大大提高，不再是「戲子」，而是光榮的「文藝工作者」。在官方數次對於粵劇「商業化」的批判之後，藝人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認識到「藝人負有娛樂與教育人民的責任，無條件服從黨的領導」，從此自覺投入到「戲改」工作中。與香港粵劇市場的商業化形成區別，內地粵劇在劇目主題上開始追求人民性和思想性。 同時，受到50年代內地「戲改」政策的吸引，一批有較高政治覺悟的名伶如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離港返穗，羅家寶和陳笑風也從國外返回中國，開始對粵劇傳統劇目進行整理、改編與創新工作，「中國戲劇家協會與廣東省文化局聯合成立了粵劇傳統藝術調查研究班，出版了《粵劇劇目綱要》《粵劇傳統劇目匯編》等一系列書籍」，也正是在「戲改」精神的推動下，一批具有時代精神的粵劇如《柳毅傳書》《搜書院》《關漢卿》和革命現代戲《山鄉風雲》等新劇目相繼誕生。隨著新的民族國家意識的建立，通過數次全國劇種的匯演以及與中原地區劇種的交流，廣州粵劇在風格上逐漸受到北方戲曲劇種的影響，在舞台藝術上強調對傳統的推陳出新。 （二）粵劇流派唱腔的新發展 「戲改」強調的「新」是一個從內容到形式改革的過程，改制後的粵劇院團有了國家的保障後，曾經為了吸引票房「一天換一出戲」的情形已不再存在，打造富有思想性人民性的新劇目才是劇團的主要目標。藝人們不再被市場的商業化制約，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個人藝術的鑽研之中，隨著新劇目的編寫，新一代代表性的流派唱腔也得以產生。其中旦行的代表流派主要有紅線女的「紅腔」。紅線女的唱腔雖早在1951年《一代天驕》就有「女腔」之稱，但真正形成她「龍頭鳳尾、寓情於聲」的「紅腔」聲腔特點，則是在她回廣州之後的一系列新劇目。從《搜書院》和《焚香記》開始，紅線女的「紅腔」不再僅僅是前期抒情性的「嬌媚」，而是更追求戲劇性地展現與人物形象的塑造，正是她開創了粵劇中用聲音去塑造中下層女性的傳統，例如《搜書院》中的丫鬟翠蓮，《焚香記》中的焦桂英，到了60年代的現代戲《山鄉風雲》中她更是開創了用傳統粵劇唱腔塑造現代人物的典範，真正做到了將思想性、藝術性與粵劇傳統的結合。 這個時期廣州粵劇界生行的流派主要有羅家寶的「蝦腔」，陳笑風的「風腔」。1954年，羅家寶歸國，其在「太陽升」粵劇團與粵劇花旦林小群出演了神話劇《柳毅傳書》，劇中一段特色的「長句二黃」唱段正式確立了「蝦腔」的雛形。到了60年代，羅家寶在《紅梅記》《文天祥》《秀才外傳》等劇中的表演使得「蝦腔」的魅力逐漸顯現。陳笑風從海外返回內地，長期在「百花粵劇團」「東方紅粵劇團」「永光明粵劇團」「廣東粵劇院」「廣州粵劇團」等著名劇團工作。根據其成名時間來看，其唱腔形成於50年代的《寶玉哭晴雯》和60年代的《山伯臨終》之間，其多扮演儒雅倜儻的文士與公子等角色，形成了「風腔」的特點。 （三）劇本中心制對於流派唱腔藝術的挑戰 「戲改」為流派藝術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帶來了挑戰。流派藝術本身源於傳統的演員中心制，流派的出現代表了個人表演藝術的成熟。粵劇以唱腔立派，是因為傳統舞台上粵劇向來重唱輕戲，觀眾進劇場看戲很大程度是為了聽某一演員的戲。粵劇音樂梆黃板式的靈活性使得演員可以根據不同的劇情「問字攞（拿）腔」，因此「拉腔」是體現戲曲流派的精髓，也是展現個人風格的關鍵，每個唱腔流派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拉腔」，優秀演員的代表性唱腔往往具有強大的市場號召力。 「戲改」的藝術標準很大程度是參照西方戲劇的現實主義傳統對民族戲曲進行改造，這個標準之下戲劇呈現是第一位，一切的藝術表現都應該服從劇本。在這個意義上，曾經演員表演中心的劇場特質被認為是「沒有整體觀念」，而演員的唱則被批評為「為唱而唱，過分拉腔」。「演員中心」的創作模式也分離為專業化的導演、編劇、音樂設計、唱腔設計、舞美設計等多個工作崗位，而在這一組合中導演通常佔有絕對的主導權。這種新的創作模式對於傳統粵劇唱腔流派的影響是巨大的，以往粵劇劇目的創作是服務於「大佬倌」的，而各個「大佬倌」根據自己的音色、聲音條件，可以去創作適合自己的劇目，例如馬師曾的嗓音比較沙啞，比較適合表現市井小人物，於是他的劇目大多是這種類型。而薛覺先演一些比較大氣的人物，像範蠡，以才子佳人的戲為主，在此基礎上形成類型化的表演是唱腔流派的主要特色。新中國成立後，「大佬倌」一人挑一班的劇團被改革，眾多名家合併進了國有劇團。隨著專業編劇的介入，形成了以劇本為中心，進而以導演為中心的創作模式，為某一個人長期創作類型化劇目的做法已經不太可能。在「戲改」的要求下，表現時代、表現新生活才是劇目創作的主題。因此，把唱腔服務於劇本或服務於戲劇人物當成創作的最高目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類型化」為標誌的唱腔流派的發展。另一方面，為杜絕「無原則的變化」而進行的「定腔定譜」，將傳統粵劇曾經自由靈活的唱腔表演固定化，也限制了演員的主體性與靈活性。 古典性與民族性：商業環境中的香港粵劇與流派唱腔的新發展 香港粵劇市場則在同一時期進一步的商業化。1949年之後內地人口部分移往香港，人口的激增帶來大量內地遊資，演出競爭更為激烈。加上電影業的興旺，沖擊了粵劇市場，戲院少戲班多，促使香港粵劇「窮則思變」，也因此而絕處逢生，在變革中形成自己的特色。 （一）唐滌生與仙鳳鳴的粵劇改革 由於沒有經歷「戲改」，商業性一直是香港粵劇的主要演出生態，這意味著粵劇團體必須通過演出收入來維持，因此受市場的影響比較大。進入到50年代之後，聚集於香港的名角有新馬師曾、何非凡、芳豔芬、任劍輝、白雪仙等一代名伶，受到電影業的沖擊，很多粵劇演員開始投身於電影業，粵劇逐漸走向衰微。面對市場的頹勢，這一時期演員們意識到了劇本的重要性以及改革舞台的必要性，於是開始向明清傳奇和其他藝術中尋求靈感，以提升粵劇的藝術水平與文化內涵。 1956年任劍輝與白雪仙成立「仙鳳鳴粵劇團」，聘請唐滌生為編劇創作的一系列粵劇，奠定了香港粵劇「古典性」和「民族性」的特點。唐滌生「以才情的抒發，文辭的華美，音律的和諧作為戲曲創作的最高境界」，尋求「古典戲曲粵劇化，粵劇藝術古典化」將明清戲曲乃至元曲改編成粵劇，代表劇目如《紫釵記》《牡丹亭驚夢》（1956）改編自湯顯祖名劇，《蝶影紅梨記》（1959）改編自元雜劇《紅梨記》，《帝女花》（1957）改編自清人黃燮清的《帝女花》傳奇等，使粵劇走向更高層次的文化內涵。而「任白」對舞台的表演藝術也進行了改革，將京昆戲曲的身段、功架引入粵劇，同時改良傳統粵劇服裝、布景、音樂、燈光等效果，確立排練制度，設立字幕不得隨意即興發揮，形成嚴謹的表演制度，整體提升了粵劇的演藝水平，帶領觀眾走向更高的欣賞層次。（二）流派唱腔藝術的發展 與內地粵劇強調人民性、思想性不同，唐滌生與仙鳳鳴的一系列新編粵劇的出現代表了「香港粵劇」的形成。其實不僅是「任白」的「仙鳳鳴粵劇團」或受到內地「戲改」對於商業化的批判的影響，或對於傳統遺產整理的號召，亦或意識到「當『世俗化』的先機已被更廉價和更具敘事能量的電影佔盡[……]粵劇在激烈的競爭中需另闢蹊徑，體現出其他藝術形式難以取代的特質。」50年代的香港粵劇界普遍具有改革意識，藝人們在觀念上體現了集體對於傳統的回歸和文化意識。與「任白」同一時期的新馬師曾、何非凡、芳豔芬也在50年代推出一系列新劇目，如新馬師曾的《萬惡淫為首》《光緒帝夜祭珍妃》，何非凡的《碧海狂僧》《百花亭贈劍》，芳豔芬的《萬世流芳張玉喬》《梁祝恨史》等。這些劇本都具有較強的文學性，注重從歷史與經典文學中取材。音樂方面不同於早期粵劇隨意加入大量的時代曲和西方音樂，編劇在劇本撰寫上主要使用梆黃撰曲，梆黃板式特有的「問字攞（拿）腔」的特點也讓演員有更多可發揮的空間，也更能夠唱出自己流派的特色。即便使用小曲選用的都是「古調」曲牌，如《秋江哭別》《樁台秋思》等，這也讓劇本更加具有「歷史感」。 與廣州粵劇界普遍使用的專業分工創作的劇本中心制不同，香港延續了傳統演員中心制的創作模式，即便是「任白」的仙鳳鳴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編劇與演員的關係，但是唐滌生的創作依然是以「任白」的表演風格為中心。另外，當時香港的觀眾對於粵劇的接受主要還以「唱」為中心，觀眾要求演員要有好的唱功，而劇中唱曲也要有好的唱段，而好的演員加上好的唱段對於一出劇目的成功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受到電影都有主題曲的影響，每部劇不但有代表的唱段，還要寫作專門的主題曲，因此當時的編劇和演員都很重視曲調的選用與唱腔的鑽研，歌詞上也更為文雅。這些劇目的推出，吸引了一批高層次的觀眾、一系列著名的唱段，如《庵遇》《香夭》《乞食》《百花亭贈劍》深入人心，「任腔」「仙腔」「芳腔」「新馬腔」「凡腔」也為大眾熟知。（三）電影、唱片、電台對於流派唱腔的傳播 雖然50年代末的香港粵劇市場衰落，但是粵劇電影業與唱片業十分興旺。張紫伶關於香港粵劇流派的研究中提出「香港粵劇具有中西合璧、宜古宜今的藝術風格，與電影話劇『文明戲』的互動及高度『自由』的表演舞台有著密切的關聯。此外，香港商業化機制下的藝術生態與『老倌』成長的規律、觀眾影響、大眾娛樂也影響著其流派的傳承與發展。」這時期粵劇藝人幾乎都是影劇雙棲的，幾乎每一部粵劇都有拍攝電影版本。同一時期電台的流行與唱片業的繁榮也對唱腔流派藝術有所推動，或許是看到了唱片業的利潤，名伶新馬師曾於1960年創辦了永祥唱片公司，除了灌錄粵劇名曲，也曾灌錄京劇唱片。當時名伶們將代表曲目和主題曲錄製完成並倡導電台播放是常見的宣傳模式。據資料顯示，50年代香港流行的有線電台節目「麗的呼聲」，至 1959年初約有65,000聽戶，聽眾估計約100萬，無線廣播電台的聽眾人數則更多，估算多達200萬。但凡有新戲上演，必定要先錄製主題曲到電台去播放。電台廣播這種形式「只唱不做」，主要播放某一藝人的首本曲，極大地擴大了粵劇藝人與流派唱腔的影響面。例如1959年，鄧碧雲獲得香港電台「娛樂之音」選為「花旦王」。也正是得益於電台的傳播，任劍輝、新馬師曾、何非凡雖然40年代已經成名，但是他們的唱腔與首本曲到50年代中期之後傳唱度與社會認知度再次得到很大的提升。 結 語   總的來看，20世紀50至60年代對於粵港兩地的粵劇來說都是重要的變革時期，不同的是內地粵劇是在國家主導下由上而下的制度到觀念的變革，而香港粵劇是商業化刺激下文化主體由內而外的自發性變革。雖然出發點不同，但結果都促進了粵劇表演藝術的新發展，也為流派唱腔藝術帶來了繼20世紀20至30年代之後第二個重要的黃金時期。相對於大陸（內地）粵劇以劇本為中心的創演制度帶來的戲劇性對於音樂性的消弭，香港粵劇很大程度保留了演員中心制的創演模式和以「唱」為中心的舞台表演特點，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粵劇的傳統程式，兩地的唱腔藝術也由此產生了審美分化，有關大陸（內地）腔與香港腔的討論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些討論很大程度集中於內地粵劇唱腔「重聲」，其藝術強調以西方戲劇的寫實性與戲劇性為標準對於傳統的改造；而香港粵劇唱腔「重情」，其藝術始終注重回歸到傳統與歷史中對中國傳統美學精神的挖掘，戲劇問題的分歧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根源。隨著香港回歸後粵港澳三地合作申請「粵劇非遺」，以及當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話語之下，兩地粵劇的關係也重新發生了變化，有學者言「仿佛又走回重新融為一體的路程中」。但整體看，目前的粵港兩地的粵劇文化生態依然有著明顯的區別，或許這正是粵劇現代性流動、差異與融合並存的本質，關注文化主體對於時代與環境的回應才是理解文化變遷的關鍵。當然，變遷與現代性並不一定代表傳統的消亡，相反這其實是一個傳統重構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流派藝術所蘊含的傳統中國美學精神與活態表演理論，對於今天的文化創新永遠具有價值。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梁寶華 |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教授、戲曲及非遺傳承中心總監 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奮發有為，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共同努力創造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離不開對傳統文化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和討論。粵劇作為中國約400個戲曲劇種之一的傳統音樂形式，如何在今天現代化和正規化的音樂教育中繼續蓬勃生長，是每一個香港音樂教育者需要關注的問題。 背 景 全球傳統音樂一直面臨著一系列與傳承和可持續性相關的問題。筆者在回顧了有關傳統音樂傳承的十四個章節後指出，有四個趨勢影響著傳統音樂的可持續性。第一個趨勢是環境轉變中的正規化。傳統上，民間音樂通過非正式的學習環境傳播，而今天，正規學習環境已是普遍的趨勢，例如在學校和高等院校中教學。然而，教師可能不具備以典型傳統風格和教學方法傳授該種音樂的能力和技巧。 轉型背景下的政治化是第二個趨勢，它反映了一些國家可能會推廣其傳統音樂，以提升其軟實力和對旅遊業與經濟增長的吸引力。然而，為了迎合一般的觀眾和遊客的口味，傳統音樂可能會以不真實的方式來演出。 第三個趨勢是轉型背景下的西化。在大學課程中經常可以看到對傳統音樂的傳播，由於高等教育源於西方，這些音樂學院的教學方法已經西化。因此，教授傳統音樂的教師往往採用西化的教學法，而不是自己的原汁原味的教學法，這可能會阻礙傳統音樂和教學法的傳承。 第四個趨勢是變革背景下的現代化。這一趨勢與政治化和西方化有關，而傳統音樂可能被用於支援政治和經濟目標。在傳統音樂的教學和學習中使用現代科技是現代化的一種常見方式。然而，傳統音樂原有的音樂性可能會被數位化和錄音所扭曲。總之，傳統音樂面臨著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教師和研究人員很難在現代社會中教授、傳播和保護傳統音樂。如何通過傳承去保持傳統音樂和教學法的典型性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將以香港粵劇為例，探討如何加強傳統音樂的傳承和可持續發展。 粵劇在香港的曆史發展 粵劇係兩廣地區的中國戲劇，是中國約400個戲曲劇種之一。粵劇流行於廣東、廣西和港澳地區。2009年，粵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因此，粵港兩地政府一直重視該流派的保護和傳承，以確保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 粵劇歷史悠久。19世紀末，粵劇在廣東省農村地區作為祭祀活動演出。20世紀初，主要劇團在廣州、香港和澳門等大城市的劇院進行正式演出。此外，粵劇表演商業化，劇團和藝人之間競爭激烈。在競爭對手極少的情況下，粵劇成為許多城市主要的娛樂項目。20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粵劇發展的黃金時期。眾多粵劇名伶以個人風格登上粵劇舞台，而眾多劇院的建立也促進了粵劇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電影來到香港，以更低的票價與香港粵劇展開激烈競爭。因此，粵劇的現場表演大大減少，許多粵劇藝術家加入電影業，製作粵劇電影。20世紀70年代至本世紀初，粵劇不再像以前那樣流行。除了西方電影，西方和台灣地區的流行歌曲也被引進。1967年，香港電視廣播公司成立，提供民衆免費電視節目。此外，1967年發生的暴動使香港成為一個政治不穩定的地方。表演行業式微，許多藝術家無法謀生，因此他們移居海外或從事其他職業。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是香港粵劇的低迷時期，只有少數伶人和劇團維持有限度的演出。及至2005年，香港特區政府成立粵劇發展基金及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並與澳門和廣東聯合申報，於2009年成功將粵劇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粵劇在香港逐漸受到重視。影響所及，香港演藝學院亦於2013年開辦首個訓練專業粵劇演員和樂師的學士課程，香港教育局亦於中小學的音樂課程中鼓勵教師教授粵劇，並於2012年的中學教育文憑考試的音樂卷中加入必考的粵劇內容。2019年，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落成啟用，為粵劇界提供了一個世界級的演出場地，粵劇演出亦見蓬勃，每年演出場次有增無減。 然而，粵劇的可持續發展仍然面對巨大的挑戰，包括觀眾拓展（如何吸引年輕一代進入粵劇院）、專業傳承（如何鼓勵年輕人學習粵劇，成為專業粵劇演員）、普及教育（如何調動學校學生學習該流派的積極性）、政府政策（政府應如何幫助保護和推廣這種體裁）等，這些問題推動了以下研究項目的啟動，以尋求可能的解決方案。2006年，粵劇被列入中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9年，粵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圖為粵劇《牡丹亭驚夢》劇照（圖：香港八和會館Facebook賬號） 觀眾拓展：於學校教授粵劇 觀眾代表了粵劇的未來，欠缺觀眾將會導致粵劇的式微，因此如何拓展觀眾的質量是關鍵之一。要培養觀眾，一個可行的方法便是從小開始，讓新一代從小便接觸粵劇，這亦是年長觀眾的經驗。音樂是香港小學和初中的必修課，因此在音樂課上教授粵劇可確保所有學生從小接觸粵劇。然而，由於香港音樂教師的西方音樂背景，他們在粵劇方面的知識和技能非常有限。在筆者曾進行的一個研究中，邀請到粵劇表演藝術家和學校音樂教師協作教學，在前測和後測中，通過問卷對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行了測試。結果顯示，學生學習粵劇的積極性有所提高；小學生的學習動機明顯增強，而初中生則沒有顯著變化。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包括年齡差異、自我意識和社會文化影響。在教師和藝術家之間進行角色補充的情況下，合作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教學法。然而，教師對粵劇的態度仍然是關鍵：有些教師視粵劇藝人為代課老師，把主要的教學工作交予他們，認為自己則可以休息一下；當然也有老師非常珍惜這個學習機會，並提升了自己對粵劇的認識。音樂教師的個人歸因可能影響教師是否將粵劇納入校本課程。筆者的一項縱向研究調查了音樂教師如何及為何會改變想法，從偏好教授西方音樂轉為接受並開始教授粵劇。2008年，5名小學音樂教師和2名中學音樂教師參與了為期八周的藝術家與教師的協作教學。筆者分別於2008年及2011年同他們進行了兩輪半結構式訪問，探討他們對粵劇教學觀念的改變程度。部分音樂教師改變了他們的思維習慣，更喜歡粵劇。結果表明，教師參與非正式的粵劇學習、長時間浸淫於粵劇以及有充足時間進行自我反思，對重新詮釋他們的經驗和增強他們的信心非常重要，而與藝術家的合作是促使他們改變的另一個原因。 學校粵劇教學的現狀是另一個重要問題。雖然香港特區政府一直透過《音樂課程指引》鼓勵音樂教師在音樂課上教授粵劇，但並沒有研究表明香港音樂教師在多大程度上響應這個號召。2020年，筆者在香港和廣東進行了線上調查，共收集到1,974份有效問卷，並通過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和卡方檢定（Chi-Squared Test）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香港的粵劇教學時間分配有限（平均約6%至10%）。造成粵劇教學時間少的原因包括相關的師資培訓和教學資源不足，導致教師教學信心不足。此外，有中樂背景的音樂教師較有西樂背景的音樂教師更傾向教授粵劇。 總括而言，香港學校的粵劇教學仍然面對各種障礙，包括教師的西樂背景、學生的自我認同和學習動機、資源不足和需要政府的支援等。學習粵劇可能與培養學生的文化認同有關，但如何平衡課程，在香港仍是一個挑戰。 培養粵劇演員   培養專業藝人是保護粵劇傳統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傳承模式被視為傳承典型性的關鍵課題。筆者曾執行兩項研究，調查粵劇如何通過學徒制和音樂學院傳統傳承。學徒制是粵劇自20世紀初以來的傳統傳承方式。Finnegan將「口傳」定義為口頭的、非書面的、屬於民間的教學，教師通常未受過教育，並受社區重視。在筆者的研究中，訪談了五位以學徒制為學習方式的資深粵劇藝人。香港粵劇界採用學徒制的特點如下： 首先，師徒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準父母關係。徒弟與師傅同吃同住，為師傅工作，與師傅同台演出，潛移默化地接受師傅的藝術、思想和人格熏陶。師傅傳授技藝和人生哲學並視徒弟為兒女。師傅收徒弟不是為了金錢，而是為了傳承其個人藝術風格。 非正式學習是學徒制的主要學習方法。師傅可能不會經常教徒弟。相反，學徒通過觀察、自我練習、向師傅和其他資深表演者（師傅的朋友）提問等方式主動學習。因此，學習速度相當緩慢。學徒需要大量時間在實踐中學習。師傅負責向徒弟傳授隱性規章制度、慣例和習俗，因為徒弟需要適應劇團的生活和文化。師傅的另一個責任是帶徒弟入行。在過去，任何人都很難進入這個行業。在師傅收徒的同時，徒弟可以在劇團工作。 第二個研究以香港和廣東的兩所粵劇院校為案例。筆者調查了如何在正規學習情境中培養學生成為專業藝術家。香港的案例是一個四年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而廣東的案例是一個六年全日制中專課程。研究人員訪問了兩所院校的教師、學生和畢業生，並觀摩了課堂教學。研究結果顯示，由於粵劇被認為是不可靠的專業，發展有限，因此兩所院校的粵劇課程都面臨招生困難的問題。兩所院校的粵劇課程都有固定的課程表、課程設置、考核、教學和規範的學習過程。這可能會導致畢業標準化，但也會統一個人風格的發展。此外，兩所院校為學生提供的實習機會有限。許多畢業生表示，他們希望有更多的機會在專業領域內學習。 從學徒制到音樂學院傳統的過渡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在粵港經濟不發達的年代，下層民眾可能會把子女送到師傅那裡學藝，以謀求一份工作。隨著社會的發展，正規教育取代了學徒制，而家長則希望子女通過正規教育晉升到更高的社會階層，認為正規教育更可靠。這種情況導致該專業很難招生。 上述研究為今後培養專業藝術家提供了新的模式。筆者提出了在高等教育環境中培養專業藝術家的傳授模式。粵劇學院有四大要素，包括課程、教師、學生和實習。課程應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學習機會，使學生能與教師緊密聯繫，從中受益。其中一項建議是，教師可挑選特定學生作為「徒弟」，進行個別指導並傳承個人風格。除了在學院授課外，教師還應該參加專業演出，帶著「徒弟」到現場作實習演出，讓學生長期浸潤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學習和專業實踐中。學院亦應該與業界建立緊密的關係，好讓學生在畢業前已經與業界有聯繫，並了解業界的文化。在解決招生問題方面，學院應開設初級課程，讓中小學生儘早參與學習，有助於打好學習粵劇的基礎。另一方面，學院也應考慮開設高級學位課程，以培養未來的學院教師和高級表演者。 在學習粵劇中應用科技 現代科技已廣泛應用於教育。年輕一代可能認為粵劇是「老套」「過時」的玩意，在粵劇的教與學中採用現代科技，可能會讓年輕人覺得更有趣。當粵劇界提出了學習粵劇的具體問題，筆者便嘗試透過應用科技進行兩項有關粵劇教與學的計劃。對於利用課餘時間學習粵劇的年輕學生來說，有一個難題便是他們需要在每周上課後練習各種動作。不過，教師們反映，學生在練習時如果出錯，可能會養成不良習慣，難以糾正。因此，有必要開發一些設備，為學生提供即時回饋，作為形成性評價。基於這種情況，筆者開發了一套電腦系統，用於對學生的動作進行即時回饋。此外，筆者還調查了如何利用這套系統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該系統名為「粵劇動作遊戲化評估系統」，採用微軟的Kinect硬件作為人體動作檢測器。我們邀請了一位粵劇名伶掃描並記錄了30個粵劇的基本身段動作，作為學生模仿和自我練習的範本。學生在練習時，其動作將被掃描並與專家的動作進行比較，並對身體的特定部位提供即時回饋並進行評分。 筆者現正進行另一個項目，旨在協助學校音樂教師在課堂上教學生粵劇伴奏拍和。傳統上，粵劇是由一組旋律樂器和打擊樂器作伴奏，這些樂器在學校並不常見，因此學生很少參與學習粵劇伴奏。由於香港學校鼓勵學生在音樂課上製作音樂作品，如何讓學生參與伴奏一直是一項挑戰。作者開發了一款名為「粵曲拍和」的平板電腦應用程式。該程式提供現場伴奏的樂器音色。下圖顯示了該應用程式的界面，下方是一個工尺記譜法鍵盤，而播放機則顯示了一首以工尺記譜的樂曲。工尺記譜法採用一些漢字作為音階的音符。學生可通過該應用程式學習工尺記譜法，這符合教育局在學校教育中推廣中國文化的要求。該應用程式為教師和學生提供了一種新的伴奏設備，深受學生歡迎。目前，一項以評估該應用程式可以如何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的研究項目正在進行中。圖為「粵曲拍和」的界面，顯示了該應用程式的界面，下方是一個工尺記譜法鍵盤，而播放機則顯示了一首以工尺記譜的樂曲 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粵劇交流 粵劇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發展已超過一個世紀，在廣東、香港和澳門都有粵劇的蹤跡，亦出現了大量的粵劇名伶。新中國成立後，受到商業運作和自由競爭的影響，粵劇的發展集中在香港，大量的粵劇演出、電影和唱片等令粵劇頗為蓬勃，然而粵港澳的粵劇在演出、劇目、觀眾口味等方面開始分道揚鑣，如內地把粵劇專業化，由國家支持演員和劇團的開支；但香港和澳們仍然維持商業化的運作，完全依賴觀眾支持。隨著香港回歸祖國及國家提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戰略，香港粵劇亦應跟隨這個趨勢，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加強合作和交流。筆者於2018年在香港教育大學成立了粵劇傳承研究中心，並已經開展了不同的研究、教育和推廣項目；研究中心亦在2022年底成立了「大灣區粵劇發展聯盟」，參加的一共有十八個來自廣州、佛山、東莞、順德、澳門和香港的高等院校、粵劇學校、劇院和其他有關的機構，並在2022年和2023年舉辦了兩場研討會和展演交流活動。展望未來，聯盟將在演員培訓、觀眾拓展、學校及社區教育、文化交流和政府政策等五方面共同努力，希望把粵劇打造成一項具代表性的中華文化藝術項目，並以此與其他國家作國際交流，增強中國的軟實力。 由於社會文化的演變，傳統粵劇在當代面臨生存困境，而世界上所有傳統藝術形式都可能面臨這一挑戰。年輕人可能更喜歡流行音樂而不是粵劇；教師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和信心在課堂上教授粵劇；家長可能會反對子女接受專業培訓，而鼓勵他們攻讀大學學位；正規教育機構可能會忽視典型的教學法，而使用西化和現代化的方法；文化遺產可能因政治和經濟原因而被扭曲。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當前面臨的挑戰。 要成功傳承粵劇，我們需要考慮有關教育的課題。一方面，應在義務教育階段廣泛推行粵劇教育，所有低齡學生都應參加，低齡兒童可以毫無保留地吸收粵劇。為了促進學校的傳承，職前和在職教師教育計劃需要為教師提供相關培訓。教師還應學習現代技術並將其應用到粵劇教學中。另一方面，通過培養專業表演藝術家來保持專業的活力也至關重要。一個組織良好、包含學徒制元素的高等教育環境將對粵劇的可持續發展大有裨益。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陳蒨 |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潮人盂蘭勝會是香港一項歷史悠久的社區宗教文化活動，也是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每年農曆七月，不同社區的居民會在地區公共空間舉行數天活動，祈求風調雨順、合境平安，活動包括演出潮劇、誦經祭祀、派平安米等等。這一習俗由一代代聚居於港的潮州人風雨不改地延續了超過一個世紀。但同時，習俗的傳承亦面對眾多難題，包括日漸式微的潮劇演員難求、年輕人與傳統節慶的日漸疏離、接班人難尋等等。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保育潮人盂蘭勝會可以有新的方法嗎？傳統習俗與現代科技未必無法兼容，而是可以相互融合，使舊日節慶煥發全新的生機與可能性，讓中華傳統文化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得以傳承和延續。 近年，創新數碼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給世界帶來方方面面的衝擊。人文歷史、社會科學等學科應該如何應對和迎接數碼技術帶來的挑戰和機遇呢？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有著不少優秀的文史社科學者和尖端數碼技術人才，我們是否也應該認真思考，如何把文史社科的研究成果以科技手段轉化作應用知識，推動公眾歷史和文化教育？作為世界重要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應該如何加強以科技推廣文化藝術和如何開拓文化創意產業？學研成果可以如何豐富市民、尤其是年輕人的文化生活，深化他們的身份認同？ 在數碼時代的今天，推廣傳統文化是否可以有更新穎的方法呢？我們可以怎樣記錄、傳承和推廣「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吸引年輕人關注它們呢？香港樹仁大學作為一所在港擁有超過半個世紀歷史的、以人文社科為主的高等教育學府，近年來積極推廣數碼人文，致力於藉助數碼科技推廣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成果及其發展應用。作為推動數碼人文發展的一員，筆者作了一個新的嘗試，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的「社區主導項目」和「夥伴合作項目」以及特區政府教育局的「質素提升支援計劃」的支持之下，以香港潮人盂蘭勝會為案例，結合筆者自2015年以來出版的學術論文和專著成果，以跨學科的方法和數碼技術，於虛擬空間展示和傳承人文歷史知識，實踐數碼人文和知識轉移。結合文史社科的研究成果和數碼科技，以文字、圖像、漫畫、二維及三維影像和聲音，在虛擬空間和元宇宙，讓公眾以沉浸式的體驗方法，了解文史社科對傳統文化研究的結果，增進市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了解，從而加強公眾的文化教育和身份認同。 香港潮人盂蘭勝會的傳承和推廣 香港潮人盂蘭勝會在2009年被香港特區政府認定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2011年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盂蘭勝會是在盂蘭節舉辦的活動。盂蘭節最早傳承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國以「盂蘭盆」和「目連救母」的故事聞名。目連是佛祖釋迦牟尼的弟子，目連的母親由於生前做了惡事，過世後在地獄飽受煎熬，目連於是請示佛祖如何能夠解救母親，使其擺脫痛苦。佛祖遂吩咐他在農曆七月，用盂蘭盆盛百味五果，供養十方大德僧侶，最終讓母親離開惡道，脫離苦海。「目連救母」的故事傳入中國後，有了提倡孝敬先人、傳播孝道的意義。公元538年，南北朝梁武帝以佛法舉辦盂蘭盆會，報答父母及祖先恩德。歷代帝皇加以追隨，佛教的故事得以結合儒學的孝義發揚光大。唐宋以後，「目連救母」的故事也在民間以戲曲的方式廣泛流傳，盂蘭節被納入道教的中元節之中，其後在民間更加普及，並且由本來只拜祭先人，擴展至「超幽」，即超度其他非親非故、不幸過世的亡靈。在民間，有以佛教法會形式舉行的活動，稱為盂蘭法會；也有以道教儀式進行的儀典，稱為中元慶典；盂蘭節紀念活動也不乏以佛道混雜的模式出現。總而言之，盂蘭節有著紀念祖先、弘揚孝道、超度孤魂和普度眾生的意義，彰顯孝義和仁愛的精神。時至今日，每逢農曆七月，全球許多華人社區都有慶典活動，包括潮州、香港、台灣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 在早期的香港，市民流行在農曆七月十四和十五兩日在街邊馬路攤出祭品、焚燒金銀衣，意在紀念先人、安撫孤魂。除街坊自發燒街衣、廟宇舉行宗教儀式外，不同的社區組織、行業組織和社團也會在社區籌辦盂蘭勝會，或以道教儀式舉辦中元法會，超渡因意外不幸離世的人，祈求闔家平安。據舊報紙的報道，在上世紀有很多社區和社團在盂蘭節都有大型的宗教活動。例如，在五十年代，港九鮮魚行及域多利電車工會在盂蘭節設壇念誦、超度幽魂。歷史悠久的慈善團體東華三院在1949年還曾請內地數十位法師來港主持盂蘭勝會宗教儀式。此外，有些社團所籌辦的盂蘭勝會有著跨越本地的仁愛關懷。例如，抗日戰爭時期的抗日救華團體、英國籌賑中國難民會香港分會等也在1939年舉辦盂蘭勝會，籌辦者不僅超度在臨近地區遭遇天災的同胞，也將仁愛施及在戰爭中不幸離世的、世界各地的無辜平民。時至今日，每逢農曆七月，香港有超過100個於公共空間舉辦的盂蘭勝會或中元慶典，規模大小不一，持續三至五天。潮人盂蘭勝會多數是由上世紀從潮州而來的移民發起，他們在農曆七月期間於社區內的公共空間搭建臨時棚架用作祭神、祭孤魂、唱戲等活動。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範圍包括口頭傳統、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有關自然界及宇宙的知識和實踐以及傳統手工藝。潮人盂蘭勝會屬於節慶民俗，在中國文化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在香港也廣泛流傳，既有公眾支持度，也有其獨特性。在舊時的香港，盂蘭勝會是社區重要的宗教活動，可以慰藉人們應對突如奇來的意外和現世生活所產生的不安。社會世俗化下，大眾價值觀轉變，加上社區人口遷移，移民後代於香港土生土長，過去潮人盂蘭勝會的宗教、社區、族群基礎日趨淡薄，盂蘭勝會也日漸式微，其瀕危的狀況引人關注。在潮人盂蘭勝會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後，潮籍社群、非政府民間組織和特區政府已開展了一系列保護此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動，包括以文字和影像記錄、演講和導覽，以做公眾教育，還創立了盂蘭文化節作宣傳和推廣之用。 藉助數碼科技記錄香港潮人盂蘭勝會 數碼時代下，我們除了運用以上傳統的方法記錄和推廣非物質文化和中華文化，可以如何以其他嶄新的方法傳承傳統文化呢？筆者和團隊採用數碼科技記錄盂蘭勝會景況，並利用元宇宙網絡化的虛擬現實傳承傳統文化和民間宗教生活藝術，製作了以下三個數字作品： （一）開放於2021年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虛擬實景的疫情下的三角碼頭盂蘭勝會（參見：https://www.spatial.io/s/National-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Virtual-Museum-Hong-Kongs-Hungry-Ghosts-Yulan-Festival-63f72779e9a9ddcfc69ff0c0?share=5186502517065286167）； （二）開放於2022年的虛擬實景360度盂蘭勝會導覽（參見：2022年香港佛教三角碼頭街坊盂蘭勝會虛擬導覽（hksyu.edu））； （三）建立於2021、2022年的兩個盂蘭勝會祭神用的神棚模型（參見：三角碼頭盂蘭勝會神棚（2022）- Download Free 3D model by QESS @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HongKongShueYanUniversityQESS）[7499c49]（sketchfab.com）https://sketchfab.com/3d-models/2022-7499c49fa6fe4f4bb42ab11cdf1fe238）。 以上三樣成果都是由筆者和團隊在2021年和2022年根據西區西營盤佛教三角碼頭盂蘭勝會的活動進行拍攝而製作的。其中兩個神棚的三維模型使用攝影測量法拍攝了幾百張相片，然後以1:1的比例建立模型，並附上文字介紹其內容細節，公眾可以用手機或電腦近距離、全方位觀察竹子搭建的棚架外觀、細節和內部的設置，從而了解與潮人盂蘭勝會相關的物質文化。至於虛擬博物館和虛擬360度盂蘭勝會導覽，公眾可以使用電腦、手機或是VR頭盔進入瀏覽。其優勢在於可以讓公眾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進入虛擬空間體驗一年僅持續幾天的盂蘭勝會活動。 虛擬盂蘭勝會博物館為公眾提供嶄新體驗   虛擬的盂蘭勝會博物館是香港第一個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題的純虛擬博物館，博物館本身並沒有實體的場館或展覽，只是應用元宇宙的程式讓公眾在虛擬空間中以自己設計的虛擬化身行走、瀏覽、探索、拍照，甚至是與館內其他參觀者互動討論，提供給公眾結合現實和虛擬的嶄新體驗。參觀者可以欣賞歷史圖片、報道、漫畫、動畫、神棚三維模型和超高清8K解像度的360度全景盂蘭勝會影片，以視覺檔案資料展示盂蘭節的歷史和發展，解釋舊時香港人在盂蘭節的活動，以及盂蘭勝會申遺的經歷。通過三維模型向社區居民展示如何在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限制社交的環境下，人們努力在街頭小巷創造一個個小規模的節日慶祝活動，突出了節日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韌性，展示了社區的籌辦者如何根據有限的資源和條件採取的各種巧妙替代方案。最後一段五秒鐘的360度全景視頻則記錄了這個社區舉辦的節日活動的獨特性，說明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香港日常繁忙街頭生活的一部分。公眾可以看到社區居民在狹窄的街上臨時搭建的神棚，原來的街道因此只剩下一條狹窄的小通道，不時有人匆忙走過神棚，或張望神棚內的情況。在臨時搭建的神壇內，數位佛教經師在祭壇前誦經，居民在進行拜祭活動，有些人在觀看儀式，也有些人在拍照或互相交談。這段360度的全景視頻傳達了社區精神，呈現不同參與者如何帶著各自不同的心聲，在疫情下相互融合，共赴盂蘭活動。 360度虛擬盂蘭勝會導覽讓參觀者感受節慶氛圍 虛擬360度盂蘭勝會導覽利用了虛擬實景技術和多媒體的優點，以過百條360度全景影片，重塑了2022年佛教三角碼頭在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籃球場內舉行的盂蘭勝會的場景，給參觀者提供了一個沉浸式的體驗環境。參與者全貌式感受節慶氣氛，360度全景探索歷時三天的盂蘭勝會會場內不同時段不同地方的設置和活動。事實上，用360度全景影片來重塑節日場景、製作導覽平台在香港是一項創舉，在記錄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也是別具一格，其優點在於能夠有效地捕捉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節日項目的特點，凸顯其動態和流動性，呈現活態的文化，以及不同的個人和集體如何經營這一場勝會，表達人們的情感和節日的氛圍。導覽中360度的視頻全方位展示了場內臨時搭建的棚架，計有神棚、經師棚、戲棚、孤魂台、大士台、馬棚、米棚等；另外，視頻也展示了各種別具特色的紙紮祭品、不同時期的宗教儀式、誦經的片段、潮州大戲的精彩影片、準備演出的情況以及公眾在不同時間不同形式的參與。360度全景導覽以人為本，特別關注場內不同參與者的行為和場內節慶活動的各樣聲音，包括宗教儀式的聲音、大戲的音樂、人聲等，凸顯華人宗教節慶的喧鬧氣氛。 進入導覽的訪客彷彿法語中所說的閒逛者「flâneur」，或是英文中所說的「spectator」，是一個在大城市中悠閒遊蕩的人，很自由地以一個閒逛者的心態到訪於虛擬之處的盂蘭勝會。訪客可以按照自身興趣，自由選擇參觀哪一天的活動，這個體驗與傳統的導覽很不一樣，它沒有設定好的路線，只在地上顯示出指示牌，說明去到某一個時間和空間會看到什麼，任由參觀者選擇。訪客可以主動去發掘知識和亮點，而非被動地接受導覽內的信息，這也與現有的大多數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方式有顯著的不同。參觀者進入虛擬的盂蘭勝會場內，看到任何引人入勝之處，便駐足觀看，聽到任何神秘獨特的聲音，就可以探索其源頭，去聆聽節日不同的聲音，查探閱讀更加詳細的解說。更為重要的是，參與者沉浸在節日會場內，會見到不同的人在虛擬空間中走動，包括籌辦者、參拜者、經師、唱戲的表演者、文化愛好者、街坊等，也可以觀察場內眾人在張羅什麼或有什麼舉動，觀察他們的身體語言、聆聽他們的話語聲音、感受他們的情感，了解個人的感情和社區的集體意識以及盂蘭勝會所蘊含的多重意義。 運用數碼技術製作的虛擬導覽展示了大眾如何籌辦、傳承、參與和創造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目前我們一般常見的記錄非遺文化和大師技藝的方式著重權威的傳承是很不一樣的，它展示的是社區以及普通市民如何抱著各自不同的想法和目的來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儀典，為這個節慶賦予意義，其意義除宗教外，也包含著孝思、仁愛，以及社區文化的融合交流。此外，參觀者也可以穿梭於不同的時空之間，了解當代各日不同的宗教儀式和文化活動，解讀和對比上世紀老照片，感受非遺文化的流動性變化，理解香港故事的變遷和中國文化的多樣性，感受到節日習俗豐富的內涵。虛擬盂蘭勝會導覽虛擬博物館地圖虛擬博物館內的360度全景影片疫情下（2021年）佛教三角碼頭小神壇2022年佛教三角碼頭盂蘭勝會神棚（圖片均為作者提供） 數碼科技在推廣中華傳統文化中發揮獨特作用 創科和歷史藝術文化的結合，最具前瞻性的優秀案例莫過於清明上河圖和敦煌壁畫數碼化。這兩項經典文化遺跡的數碼化都說明了創新數碼科技是吸引公眾關注傳統藝術的有效手段，它能夠成功推廣中華傳統文化。潮人盂蘭勝會作為香港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僅是民間的宗教活動，也蘊含著孝義、仁愛和社區精神等深厚的歷史文化價值。然而，它在世俗化的香港日漸式微，大眾和年輕人對它也不甚了解和關心。虛擬博物館和虛擬360度全景導覽分別運用新穎的數碼技術和元宇宙空間，吸引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的關注，讓大眾有機會以創新的手段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中蘊含的複雜意義，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了解個人和社區精神的聯繫，品味社區文化以及中國文化的多樣色彩。虛擬博物館和360度全景盂蘭勝會導覽作為數碼人文歷史的成品，也實現了文化、教育和娛樂的結合。未來筆者也期待有更多類似的數碼人文歷史成品，期望未來不同地區如潮州、台灣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也能夠在虛擬空間展示盂蘭節的不同活動，讓身處不同社區的華人都可以進一步了解中華文化所展現出的多元性，甚至開發出遊戲程式，推廣傳統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提升大眾對中華文化的興趣，發展科技文創娛樂經濟。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施仲謀 |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 中華文明在歷史長河中飽經洗禮與考驗，沉澱出今日的熠熠光輝。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求新一代的香港青年人堅定中華文化自信，懂其內涵、愛其精神——中國語文教學自然是其中的關鍵一環。 香港的中國語文教學，一向較為強調語文能力訓練而忽視中華文化傳承。直至1990年的《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始正式要求「學生對中國文化有所認識」。2002年的課程指引，將語文學習分為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及語文自學等九個範疇，目標才算較為完整。 2002年，中國語文新課程頒布後，怎樣系統地把繁富的中華文化結合「中文教學」「品德情意」和「從生活中去體現」的教學目標是大家關心的問題。至於如何制訂各個學習階段的學習大綱，編訂合適教材，以培養青少年的國家民族感情，建立文化自信，這是我們關心的重要議題。 編定適用於青少年不同成長階段的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教學教材 2003年，為落實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關於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教學的宗旨，本人開始在香港大學組建研究團隊，以全面建構漸進式和系統化的文化學習模式為目標，為各學習階段制訂學習大綱，然後依此編訂合適教材，並組織學校進行教學實驗。 中華文化的範圍非常廣闊，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各階段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發展亦各異，我們需制訂一套配合不同學習階段的教學大綱。中華文化教學在中、小學不獨立設科，而是作為中文科的一個學習範疇，因此教學大綱可配合中文課程的實施。 （一）初小階段 《中華經典啟蒙》的選材經過廣泛諮詢，最終選定82篇代表性篇章。研究人員選取《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孝經》《治家格言》等啟蒙書籍以及一些千古傳誦的詩文，並配備名家的朗誦示範。從教學角度而言，小學的基礎教育，影響學生最為深遠。從小培養學生的誦讀興趣，對提高文化感悟和語文能力，至為重要。生動的誦讀，可以提高口頭和書面表達能力，發展形象思維，還有陶冶品德的作用。 （二）高小階段 本階段採用「誦讀經典原文」的模式，依據文化內涵豐富、思想內容健康、語言精煉優美、易讀易誦易記、聯繫生活實踐等五項原則，摘錄經典原文中的片段和選取詩詞名篇，並配合朗誦示範。我們選材時，儘量涵蓋經、史、子、集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然後分門別類，加入注釋、語譯，提取文化要點。教材通過深入淺出的評析及點撥式的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和分析；圖文並茂，以增强學生自學興趣；並以選擇、判斷、填充、配對等命題方式，進行階段性的評估。 《中華經典導讀》的選材經過詳細討論，最終選定100篇代表性篇章，各按作者或作品時序排列。經典及散文多為節錄，詩詞亦以簡短為主。入選的篇章，力求語言精煉生動，聲調鏗鏘優美，宜於誦讀。所有資料全部上載於網站。 （三）初中階段 初中中華文化教學大綱參照初中中文科課程綱要，並參考其他有關文獻，《中華文化承傳》訂定24個範疇，共222篇文章。現表列如下： 1. 神話故事2. 民間傳說3. 社會習俗4. 傳統節日5. 河山風貌6. 名勝古蹟7. 情操禮儀8. 康樂文娛9. 飲食文化10. 工藝服飾11. 語言文字12. 修辭語匯13. 倫理道德14. 經濟貿易15. 交通傳訊16. 科學技術17. 文學作家18. 名篇佳作19. 藝術欣賞20. 人文教化21. 治亂興衰22. 歷史人物23. 學術思想24. 宗教信仰我們採用「知識小品文」的模式，透過輕鬆活潑的敘述筆調介紹文化知識，力求做到趣味性、知識性、文學性與現實性兼具。「趣味性」旨在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知識性」用以引導學生了解中華文化，並掌握其精華；「文學性」是指善用詩詞韻文、警語名句貫穿文章，以富有文學色彩的筆墨感染學生，引起共鳴；「現實性」則用來拉近學生的學習與日常生活，將「知」與「行」結合起來，在生活中體現、踐行優秀的中華文化。 （四）高中階段 參照香港新高中中國語文科與通識科課程大綱，並參考其他相關文獻，《中華文化擷英》訂定8個研習專題共154篇文章。茲表列如下：1. 政治與發展2. 經濟與生活3. 文學與人生4. 藝術與審美5. 科技與文明6. 倫理與教化7. 思想與社會8. 傳承與交流文章體式採用「評論式小品文」，透過具思辨性的、深入淺出的筆觸評介文化知識，學術性與可讀性兼具。網站教材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這些學術觀點都是在經過編者一定的理解和消化後，將文化知識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帶給讀者，它沒有學術論文的晦澀和繁冗，儘量避免注腳和徵引原文，偶然引用原典，都儘可能清晰交代。此外，我們對各種材料都嘗試在歸納整理後，力求以淺白的語言帶出，與讀者建立溝通的橋樑，而不會使人望而生畏。 多年來，研究團隊得到優質教育基金的支持，在相關研究領域積累了扎實的基礎，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得到教育界和社會廣泛的認同。研究人員成功舉辦了系列大型文化講座及工作坊，吸引了近萬名師生參加，在香港、內地、台灣等地的研討會上作了多次學術報告，收到熱烈迴響。研究成果《中華文化承傳》《中華文化擷英》《中華經典導讀》《中華經典啟蒙》四套叢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香港傳統文化》一書，則由中華書局出版，深獲各界肯定。北京大學出版社在內地陸續出版簡體版叢書，風行全國，並遠播歐美。其中《中華文化承傳》更被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選為「全國青少年百種優秀圖書」之一。同時，「中華文化教與學」網站亦已成功構建（參見：https://www.eduhk.hk/chineseculture/），以期為莘莘學子及熱心中華文化人士提供網上學習資源。  關於各中華傳統文化典籍在現代社會教學中的應用 在此基礎上，研究團隊在優質教育基金的支持下，移師香港教育大學，進行了以下三項研究計劃： （一）《論語》與現代社會教學實驗計劃 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在國學，國學的精華在經典。《論語》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典籍，為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語錄結集。《論語》成書距今雖然已經兩千多年，但書中蘊含了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是中學生的理想德育教材。本計劃擷取《論語》的精髓，按內容主題編成共12個單元的教材。教材內容廣泛，由淺入深，並於香港17所中學進行教學實驗。 研究人員編著《論語與現代社會》一書，由中華書局印行；並建立網站（參見：https://www.eduhk.hk/analects），配備有聲書，目的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其多接觸經典文言，以便認識、反思、認同優秀的傳統文化。「『學論語·做君子』生活營」於2016年復活節期間，假大埔的生活書院舉行。生活營的對象為香港初中學生，主題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活動包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團隊活動「挑戰自我」 「不知其人可乎？」：趣談文化──孔子知多少 「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誦讀《論語》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歌曲唱詠 「游於藝」：手工線裝書工作坊 「人之初」：「我的蛻變」──團隊活動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衣冠文物之「華服篇」 「聖之時者」：《論語》在現代社會 「再遇孔子」：參觀香港教育大學博物館 「吾日三省吾身」：總結分享 「生活營」藉系列多元活動、講座，提升參加者對《論語》和國學的興趣及認知，培養學生成為有中華文化底蘊、品格良好的謙謙君子。 （二）《三字經》與現代社會教學實驗計劃 早在宋朝，《三字經》已作為兒童的啟蒙教材，相當於現在的小學教科書。《三字經》以「人之初，性本善」起篇，依次三綱五常十義，五穀六畜七情，四書六經諸子，歷史朝代更迭，最後以奮發勤學、顯親揚名的事例作結，可說是最淺顯易懂的國學入門讀本。對小學生而言，誦讀《三字經》等於熟記了許多常識、掌故及歷史故事，還可將學到的內容作為立身處世的典範，領會做人的道理，因此《三字經》一直以來都是兒童啟蒙教材的首選。研究團隊把《三字經》內容分成八大單元，每單元設若干課，共45課，供香港28所小學的老師在課堂施教。 香港教育大學作為教師搖籃，一貫重視學生的專業技能發展。為增進師生交流協作及豐富學生實踐體驗，靈活運用資源，同學參與了插圖及錄製有聲書。我們編訂《三字經與現代社會》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並設置教學網站（參見：https://www.eduhk.hk/analects）可方便同學全天候學習。 計劃配套活動多元化，當中以「三字經親子營」最具特色。親子營於2019年復活節，假沙田慈航學校舉行，參加對象為香港高小的學生和家長。主題為「孝道、文化與教育」，活動包括孝道（親子課堂）、文化與教育（家教、師教）、禮儀工作坊、歌曲欣賞（說唱藝術工作坊）、《三字經》定靜練習、德育故事分享（孔子、顏淵）、手語帶動《孝順不能等》、親子關係文化講座、夫婦關係文化講座、《三字經》知識大賽、扇面製作工作坊（孩子製作禮物送給家長）以及心得分享（反思和感想）等環節。親子營藉多元活動，增進學生與家長對《三字經》的認識，強化參與家庭的親子關係，並推廣中華傳統家庭倫理。 （三）從詩詞欣賞到品德情意教育實驗計劃為落實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初中階段中文學習領域的教學目標，教研團隊聚焦研究中華古典詩詞欣賞，結合學生生活，探討文學作品的品德情意教育功用，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我們在28所中學進行實驗教學，編寫《詩詞欣賞與品德情意》一書，送贈全港中小學及公共圖書館。研究人員建立網站（參見：https://www.eduhk.hk/poetry/），研發手機流動應用程式「詩賞品德」，深受社會各界歡迎。 基礎教育影響學生一生最為深遠。培養學生從小的朗誦興趣，是提高學生文化感悟和語文能力的一項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徑。至於朗誦的內容，優秀的古典詩詞正是最佳的學習材料。所謂「聲入心通」「口誦心惟」，通過生動而有感情的朗誦，不但可以加深學生對文化的感悟，還可以提高他們的閱讀興趣和能力。而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傳統美德，如尊重、誠實、勤奮、堅毅、謙厚、禮讓，更是重中之重，是教學上最難處理的問題。應該從小培養，以達至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和積極的人生態度。我們根據中華詩詞的常見主題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品德情意條目，把教材分作八大單元，內容如下： 單元一：家庭倫理。本單元選材以家庭倫理為主，展現親子之情、夫妻之情、手足之情，作品包括《詩經·小雅·蓼莪》《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曹植《七步詩》、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木蘭詩》、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單元二：待人交友。本單元選材以友誼為主，展現待人之道、友儕之情，作品包括陶潛《移居》（其二）、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維《渭城曲》、杜甫《客至》、歐陽修《浪淘沙·把酒祝東風》。單元三：端正品德。本單元選材以道德品格為主，展現詩人高尚的品德情操，作品包括張孝祥《念奴嬌》、文天祥《過零丁洋》、王冕《墨梅》、于謙《石灰吟》、鄭燮《竹石》、林則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二）。 單元四：擁抱自然。本單元選材以山川風物為主，展現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之意趣，作品包括王維《山居秋暝》、李白《望廬山瀑布》、杜甫《望岳》、楊巨源《城東早春》、白居易《錢塘湖春行》、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 單元五：知識學習。本單元選材以學習為主，展現好學精神、學習之道，並勸勉讀者愛惜時光，作品包括杜秋娘《金縷衣》、顏真卿《勸學》、蘇軾《題西林壁》、陸游《冬夜讀書示子聿》（其三）、陸九淵《讀書》、朱熹《觀書有感》、錢福《明日歌》。 單元六：人生態度。本單元選材以各種人生觀為主，展現詩人悲天憫人、關愛眾生之情，胸襟豁達、逍遙自在之意，作品包括王維《終南別業》、李白《將進酒》、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辛棄疾《青玉案·元夕》。 單元七：家國情懷。本單元選材以愛國精神為主，展現詩人忠心為國、胸懷天下之情，作品包括陳子昂《登幽州台歌》、王翰《涼州詞》（其一）、陳陶《隴西行》（其二）、王昌齡《從軍行》（其四）、（其五）、杜甫《春望》、李煜《虞美人》。 單元八：生活情趣。本單元選材以琴、棋、書、畫、酒為主，展現詩人陶冶性情、遊心於藝的雅趣，作品包括韓愈《聽穎師彈琴》、黃庭堅《弈棋二首呈任公漸》（其二）、蘇軾《石蒼舒醉墨堂》、杜甫《畫鷹》、李白《月下獨酌四首》（其一）。 結 語   研究人員編寫專書，建立網站，設置應用程式，目的是引起學生學習興趣，幫助大家提升語文水平，加強文化素養。除了以制訂文化教學大綱、編寫教材和進行教學實驗作為重點項目外，我們還舉辦了教師工作坊、文化講座、微電影創作比賽、演講比賽等活動，以鼓勵老師、學生與家長主動參與，從活動中學習優秀的中華文化，並著重啟導和反思。 研究團隊期望能引起海內外文化教育界先進者的注意，進一步就每個階段的文化教學做深入探討，以促進21世紀中華文化教學的全面推進，並為中華文化的復興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高峰 | 紫荊雜誌社主任編輯 香港，位於中國南部、珠江口以東的繁榮國際大都市。在摩天大樓、車水馬龍之間，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曾在這片土地上融合生長，形成了香港文化如今交錯多元的氣質。中華文化是香港建阜的根基，外來文化是香港歷史的烙印。於世紀之交重回祖國懷抱的香港，將在新的歷史階段，繼續吸收煥然一新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香港文化輸入鮮活血液與旺盛活力。 香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領土，其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特別與嶺南文化天然相親。但因居於邊陲之地，地遠人稀，幾千年來香港幾乎都在被動接受中華文化影響，其文化難以開創自身氣候。這一狀況自1841年開埠後發生改變。隨著內地戰亂頻仍人口南來，西方列強窺伺中國盤踞於此，東西文化一時間因緣際會交流碰撞，蔚然形成有別於中華文化的獨特風貌，並一度為內地民眾所熱捧，香港獨特而重要的文化地位逐步確立。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正是對香港文化獨特地位的現實肯定及未來期許。 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文化優勢 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文化優勢來自其中西交融的特質。長期以來，這一特質已經成為一種普遍觀念被廣受認可，以致其如何形成逐漸不再被深入探究。但這一問題卻是關乎香港文化發展命脈的關鍵所在，也是香港能否發揮中外文化交流作用的關鍵所在。 具有中西融合特質的香港文化，是中國近代歷史的產物。自1842年脫離文化母體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可選擇地走上了形塑這一特質的道路。 1841年開埠之前，位處中國東南邊陲的香港島只有數千人居住，彼時的香港雖歷來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但文化氛圍依舊稀薄。開埠之後，內地人口陸續來港，第一次人口大增長始於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大量士紳商人為躲避戰亂紛紛湧港。在太平天國由興而衰的十幾年間，香港人口增長了5倍之多，增至十幾萬人。內陸人口的大量遷移，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的傳播逐漸變得廣泛而深入。此後，伴隨著中國社會近代以來的一次次動蕩，這一人口和文化「南來」的模式一再上演，香港文化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色越加厚重。 與此同時，英國管治者也開始在此推行西方文化，並以管治階層的身份優勢將西方文化塑造成為「高等文化」，培植西方文化模式下的當地精英，形成極具現實實利的示範效應，深刻影響了香港社會的文化認知和文化選擇。 由此，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在這一小小的空間裡碰撞、滲透、交融。居住其間的香港人多是為逃離動蕩尋求安穩而移居於此，生存是最緊迫的現實，也因此在面對中西文化衝突時，往往選擇一種退讓調和的姿態以便安身立命。這種生存的權宜之計客觀上帶來了中西文化的某種融合，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範式，奠定了香港文化的特質。 進入上世紀六十年代，隨著香港經濟的騰飛，社會各領域均獲得發展，其中也包括文化。从七八十年代至今，香港中樂團、香港話劇團、香港芭蕾舞團等文化藝術團體仍是香港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隨著藝術機構陸續成立，香港影視產業也步入黃金期。一時間，香港文化傳播所及，不僅覆蓋了中國內地、台灣、澳門，還輻射至周邊國家和地區，一些領域甚至產生了國際影響。 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在中國傳統武俠故事的基礎上吸收了西方現代小說元素，開創出「新派武俠小說」的新路向；李小龍的功夫電影，以西方電影的敘事模式展現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不僅為香港打造「東方好萊塢」奠定了基礎，更令以「功夫」為載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獲得了世界性的傳播；呂壽琨、王無邪引領的「香港新水墨運動」，以「水墨」這一中國傳統繪畫為媒介，結合西方藝術精神，塑造了中國畫的新面貌……凡此種種，無不帶有鮮明的中西融合的印記。 正因為這一特質，香港成為東西方矚目的文化交匯地與天然的中外文化交流地。香港特區政府也積極作為，發布一系列文化政策，舉辦多種文化活動，致力於把香港發展為世界各地文化藝術組織和機構交流及合作的中心，至今已經與20個國家簽署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不斷加強文化聯繫、促進文化合作。特區政府近年最為人所關注的文化發展舉措，當屬興建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集表演與展覽、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於一體，志在打造一張最突出的香港文化名片。這些努力，立足於香港中西交融這一文化優勢，順應了國家政策與時代潮流，令人們對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充滿期待。 香港保持文化優勢的現實困境與出路 然而，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香港當前的文化影響力與其歷史上一度輝煌的階段難以比肩。每年備受世界矚目的各大展覽和拍賣，香港只不過是一個熱鬧的賣場——這是展覽業的成功，卻不盡是香港文化的成功。西九文化區直至今日的表現仍然未能達至人們對它期許。究其根源，在於當前香港文化自身的發展後繼乏力，它似乎逐漸失去了融匯中西的能力，變得單薄蒼白，缺乏生氣。在這個熱鬧的文化賣場中，香港文化不是主人，而是一個落寞的看客。文化優勢的消退，令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一願景，變得艱難被動，處處掣肘，缺乏主動的戰略和堅實的基礎。 這一困境是如何出現的，要從歷史中去找根源。香港文化在歷史上盛極一時，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勝利。但所謂融合的成功範例，其內核根本上仍是「南來」的中國傳統文化。這種以中國文化為內核、吸收西方文化的方式，無論最終所達至的形態如何，其質地還是中國式的。形式上脫離母體，不能改變其實質仍然是母體文化的衍生。然而，必須看到的是，彼時「南來」的中國傳統文化，畢竟只是中華文化在過去時代的結晶。被迫脫離母體後，香港文化與中國持續發展的文化割裂開來，失去了供血的臍帶。在一段時間的消耗之後，漸漸顯示出成長的乏力，難以繼續發展。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文化便已難維持之前的盛況。香港作家西西將香港命名為「浮城」，表達的正是香港文化界普遍存在的身份焦慮和斷根之感。隨著香港一代文化大師的逝去，香港文化驟然黯淡，香港文化的現實困境愈發明顯。文化大師的逝去似乎也是一種象徵，是香港文化尋找新出路的開端。只有尋找新出路，才能突破自身困局。 面對這一情形，一些香港文化人試圖在本土尋找擺脫困境的力量，製造某種進一步脫離中華文化母體的所謂「本土文化」的幻象，這種建立在虛妄之上的努力必然難以成功；還有一些人試圖在西方文化中尋找出路，這一錯搭血脈的做法，也必然歸於失敗。 香港文化如何解困？回顧香港文化發展歷史可以看到，能否在母體文化中獲取滋養，才是它興衰的關鍵。香港文化只有再一次從母體文化中獲取滋養，才能走出困境。只不過，這一母體文化不僅是香港曾經熟悉的、蘊含深厚傳統的中國文化，更是具有時代生命力的、鮮活的當代中國文化。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習近平主席所說的這三種文化是具有生命力的當代中國文化，她在傳統積累的基礎上，經過當代變革的淘洗和浸染，既具有歷史傳承又飽含現實關懷，雖仍在繼續成長完善，卻因貼合中國實際而最具活力與前途。香港文化所需要的滋養，正蘊含其中。如果說曾經的香港文化，其形成有賴於陸續「南來」的中國傳統文化，那麼今後的香港文化，其進一步發展則需要深入「北上」，去親近、理解和吸收當代中國文化，這是大勢所趨。香港文化只有整體逐漸向「北」，才能擺脫其局限於狹小空間、經營孤島文化的困境，慢慢融入文化母體，成為文化母體的一個獨特組成，持續不斷從中汲取力量。9月30日晚，由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指導、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的「月來越好·歡樂灣區」大型無人機表演在香港維港上演。2,400架無人機變換組成「嫦娥奔月」等各種造型，展現中秋節日習俗、國慶祝福等內容，為歡度中秋、國慶佳節的香港市民帶來一場美輪美奐的視覺盛宴 香港重建文化優勢的未來路徑與展望 一個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建立，首先需要這一地區有堅實而富於創造力的文化依託，否則這一中心難以建立，或僥倖一時建立，但脆弱易逝，難以長久。香港要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目標尤其宏大艱巨，更加需要自身文化優勢的重建與復興。這種重建與復興，正如前述所言，要回歸融合於中華文化，回歸融合於富有生命力的包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當代中國文化。這並非是一個能夠輕易達成的目標。文化的回歸融合需要經歷漫長曲折的過程，在現實推進中更需循序漸進，從情感共鳴點著手、從文化相通處突破、從潛移默化中培育，久久為功，才能獲得整體性的進展與飛躍。 （一）在情感共鳴中尋求文化回歸融合的基礎。兩地民眾血脈相連，情感相通，尤其民間往來共鳴處甚多，其中尤以民俗為甚。民俗不僅統一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方式，更重要的是維繫著群體或民族的文化心理，承載著人們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嚮往與追求，是連接民族共同體的情感紐帶。香港對中國民俗有良好的傳承，雖歷經百餘年的港英管治依然完好留存，這是香港文化與內地文化融合的重要基礎和天然橋樑。通過兩地共慶節日，舉辦民俗活動，不僅令香港文化可以更深入地回歸傳統文化，而且借由與內地的交流互動，認識、接納、吸收富含當代中國文化內涵的民俗文化，從而令香港文化向中華文化的回歸融合由傳統連接到當代，成為香港文化向當代中國文化回歸的重要接口。 （二）在文化相通處探索文化回歸融合的路徑。《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粵港澳三地要發揮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的優勢，彰顯獨特文化魅力，增強大灣區文化軟實力，共同塑造和豐富灣區人文精神內涵。嶺南文化與香港文化有著天然的親緣關係，借助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特別是建設人文灣區的契機，充分調動香港民眾對嶺南文化的深切記憶與歷史紐帶，進一步增強香港文化與嶺南文化融合，循此路徑進而上升為向當代中國文化的回歸融合——將香港文化納入到新中國偉大建設的歷史格局，納入到現代中國爭取自由解放的歷史進程，納入到幾千年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文明譜系，從而全方位、整體性地納入當代中國文化之中。 （三）在潛移默化中培育文化回歸融合的土壤。文化回歸融合需要文化認同的土壤。長期以來，受複雜因素影響，香港學校教育淡化中國歷史，尤其是香港同胞與內地人民共同抗擊外來侵略的近現代史，部分學校甚至取消了獨立的中國歷史科，使得一些香港青年缺乏家國情懷意識與文化認同觀念，這成為香港社會推動文化回歸融合的巨大障礙與潛在隱患。在經歷了由亂到治的轉變後，香港特區政府著力推動改變香港青少年歷史教育，多所學校開始推行國安教育，新增國安必修課程，同時以促進學生交流為契機，組織學生到內地參觀訪問、鼓勵香港青年到內地創業就業，加深香港青年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增強民族自豪感與文化認同感。在這一轉變中，尤其要注重近現代以至當代的國情教育，不僅要增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更要特別增強對當代中國文化的認同。在香港社會逐漸培養文化回歸融合的土壤，通過對一代新人潛移默化的薰陶培育，推動香港文化的回歸融合，已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大勢所趨。 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意義重大，不僅事關香港自身發展，更事關中華文化的國際交流與傳播。在這一進程中，香港不應甘於做一個單純的文化交流場地，這難以支撐起持久而穩固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之地位。香港需要在新時代再次回歸融合到當代中國文化中，汲取營養和力量，以更平等、更從容的姿態與西方文化對話交流，創造出中西融合的新境界，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凝結出新的文化結晶，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建設提供堅實的支撐與不竭的力量。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宋小莊 | 華南師範大學港澳台教材綜合研究基地客座教授 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中國有延續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孕育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和智慧，對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此後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美蘇冷戰結束。西方世界發表了很多分析文章，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大膽推測，世界歷史「終結」了，世界將是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天下，前蘇聯和新中國意識形態和文明將從此結束。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提出「文明衝突論」，發現了所謂蘇東解體和中亞地區的斷裂帶，推斷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將激烈發生。從某種意義上說，亨廷頓猜對了。南斯拉夫後來分解為七個國家，前蘇聯也解體了。如俄羅斯加入歐盟，前蘇聯文明也就會消失了，但美歐偏偏不讓，怕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北約不但不解散，還要沿斷裂帶分批東擴到黑海，俄羅斯豈能善罷。美國和北約企圖迫使中國走西式道路，想讓具有五千年中華文明的中國在這樣那樣的衝突中消失。 在美蘇冷戰結束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面臨新的挑戰：美國發動了貿易戰、科技戰和金融戰等「新冷戰」，這應當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另一個新起點。經過4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科技和民生等已有長足進步，到了《史記·管晏列傳》所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階段，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如何做好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也都是新起點。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 堅定文化自信 2012年，十八大報告提出「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2014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明確提出過「文化自信」的要求。2016年，他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的重要講話中，在「三個自信」的基礎上，增加了「文化自信」，從而形成了「四個自信」。此後，十九大、二十大報告都分別提到「四個自信」。 建立文化自信，在什麼國家都不容易，中國尤難。原因有三：一是中國有上下五千年、文明不中斷的治國理政歷史，其文化傳承任何國家無法比擬，簡直是恒河沙數、浩如煙海、衡石量書、汗牛充棟。任何人皓首窮經，也難通讀。二是歷經社會時代變遷，所保留的傳統既有精華，也有糟粕，需要辨別。三是受歷朝政局影響，相激相蕩，相互詆毀，形枉影曲，並不少見。鑒往知來，借鏡觀形，進德修業，古為今用，談何容易。了解中國經史子集的學問，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文化自信，超凡入聖，才能做到。但通過簡易速成之法，掌握中西文化特徵異同，做出選擇，就不會太難。以選舉為例。西方選舉文明形成較早，加之話語權優勢，常有高人一等之感。中國政治文明雖開端早，但選舉文明起步較晚。中國曾經長期實行「賢人政治」制度，不論是協商、推舉、九品中正、科舉考試，大致都如此，其歷史淵源來自《尚書》。其實《尚書》也有「民主」一詞，但「民主」不是指選舉。《尚書·多方》：「天惟時求民主」「代夏作民主」，此處的「民主」，都是「為民作主」之意。中國人才選拔制度，強調治國的賢德和能力。《禮記》有《大學》篇，後被列入四書，提供了人選的修煉之法。 對西方的選舉與中國的「賢人政治」不妨做出以下比較區分：（一）西式選舉實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相對多數當選制不足半數，但絕對多數當選制必然過半。古代中國「賢人政治」雖無選舉，但有「內聖外王」的人選，如再選舉一下，應是大多數當選。 （二）西方選舉的選民基礎可根據社會經濟情況逐步擴大，體現直接選舉的優勢，但沒有解決被選舉人的「賢能」問題。中國古代卻先解決「賢能」人選產生難題，然後才解決較容易解決的選舉問題。 （三）西式投票簡單明了，可以表達民意，投票結果被賦予正當性。這對當今中國，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四）西式民主選出來的人一旦發生偏差，可在任期屆滿時糾錯替換，就等下一任再選，但任前、任內考察監督不足。根據「賢人政治」產生的人選，事先經過考察監督，減少任內出現偏差的可能性，任內仍可監督。如要替換，用舉薦或選舉制度替換，也都可以解決。 （五）西式民主對個別重大事項臧否，可採用「選民投票」方式，行使直接民主，也可避免當政者的專斷。這對當今中國，局部地區、局部行業、企事業單位舉行選民投票決定，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也就是說，中國選舉制度如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可產生更佳人選，對治國理政有更積極的效果，萌生更堅定的文化自信。 秉持開放包容 對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國持開放包容態度。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中提到，「世界上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並列舉了諸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等多個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觀點。 其他人文方面之例還有不少：中國經籍西傳在清代就很盛行，《論語·顏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成為聯合國的信條，老子思想在德國很受歡迎，《孫子兵法》在美國有很多粉絲，英國學者用心收集中國科技史材料，世界不少漢學家花大力氣研究中國學問，等等。 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我們從來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應該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科學對待世界各國文化，用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裝自己。」對外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作品，中國是歡迎引進的。許多內地出版社有計劃地、系統地、高質量地翻譯了世界各國不同學科的名著和名篇，積極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有益成果。隨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中國國力的強大，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興趣會更大，對中國的研究可能會進一步加強。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們積極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歡迎一切有益的建議和善意的批評，但我們絕不接受『教師爺』般頤指氣使的說教。」《論語·季氏篇》說：「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這說明中國樂意聽取世界各國朋友的意見，有互相平等交流的傳統。 堅持守正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我們從事的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6月2日，他在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時，對守正和創新作了進一步深入闡釋。他說：「守正，守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創新，創的是新思路、新話語、新機制、新形式，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捨、推陳出新，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 宋代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治國基礎教本《大學》在其中，「內聖外王」就是特定問題上的守正和創新。朱熹說：「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可見《大學》是有助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守正做人、創新做事的教材。 （一）《大學》的綱領 程子章句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在明明德」和「在止於至善」，就是「守正」。「在親民」，就是創新。對「在明明德」，章句說：「《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朱熹對《康誥》《大甲》《帝典》作注說：「康誥，周書」「大甲，商書」「帝典，堯書，虞書」。這就等於要把《尚書》通讀一次。《尚書》是中國夏商周政治學，《荀子·勸學篇》說「政事之紀也」；《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但該書「詰屈聱牙」。《康誥》是指周成王討伐管叔、蔡叔後，把殷商遺民封給康叔，周公根據成王的告誡命令，寫成《康誥》，要求康叔尚德慎刑，善於用人，接受殷民，訪求殷地保民之法，施行德政，安定殷民，繼承文王基業，善良、安定、革新殷民。實際上要求康叔守正，有所創新。 《大甲》是大甲繼承帝位後兇惡殘暴，不守先祖成湯法典。由伊尹代大甲處理國政，放逐大甲守喪，教導大甲講求忠信，以桀為戒，勤於政事，注意品德容止，不要辱沒祖先的訓詞。歷三年，大甲幡然醒悟，伊尹勉勵大甲以成湯為榜樣，告誡天下百姓只歸附仁德之人，修善積德，永不懈怠。君臣合作，鬼神才能庇佑。這說明大甲如不守正，就只能守喪反思，醒悟後才能執政守正、創新。 《堯典》是指帝堯將遜位於舜，史官作了堯典，頌揚堯的功德。處理政務，敬慎節儉，明察四方，善治天下，思慮通達，寬容溫和。上下發揚才智美德，家族親密和睦，辨明百官善惡，諸侯協調和順，天下友好和睦。堯讓舜嗣位無非也是相信他可以守正和創新。 上述《尚書》的不同篇章說明，儘管古今情況不同，守正和創新都一樣要明白國家治理的德行、德政和指導思想。就這三篇而言，守正不等於守舊，也包含了革新。 對「親（新）民」，章句說：「親，當做新。」，就是把「親民」解釋為「新民」。朱熹注認為：「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程子章句中還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照朱熹注的說法，就是「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程子把「親」解作「新」、朱熹認為是革其舊、盤銘要求三新、《康誥》要求作新民、《詩·大雅·文王》要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有強烈創新意味。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但非不擇手段，總有一天可能「內聖外王」。對「止於至善」，程子分別引述《詩·商頌·玄鳥》、《詩·小雅·綿蠻》、《詩·大雅·文王》、《詩·衛風·淇澳》、《詩·周頌·烈文》等五首詩。章句解釋說，「詩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解釋說，「『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以上引詩五篇，都說明止於至善，達到仁、敬、孝、慈、信的境界，通過傳道、自修、威儀，要求民不能忘，才符合德治要求。 （二）自身修養與辨明本末的關係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後，程子章句強調修身的重要性：「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說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修身是能益智的。儒、道、佛、醫、武都有修身的不同要求，但儒家經典大都不說，道家、佛家經典則有討論。先秦諸子很注意這方面的修為。 程子章句認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熹注還說：「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對「本末」「始終」「先後」做了解釋。「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章句又說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對此，朱熹注還說：「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詞。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也。」這是說，做事的本末、始終、先後，都有顯著而細緻的區別。 （三）內聖外王的回望與前行的八段路徑 程子章句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是倒序說。如順序說，則是「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他們之間也有一定的邏輯關係。1.格物與知至的關係。程子章句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為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換句話說，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實際工作中，要注重調查研究，這就是格物致知，找到規律性，發現新的知識，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學科的分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對觀察理解、掌握分析事物方法不同，都不能忘記對「明明德」的守正和創新。 2.意誠、心正與身修的關係。程子章句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對守正和創新，也要誠意。即使一人獨處，亦應如此。 章句說：「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對守正和創新，也要正心，在誠意和正心的基礎上，就可以修身了。 3.身修與家齊的關係。程子章句說：「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這說明個人身修之後帶動各家的道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也要這樣做。 4.家齊與國治的關係。為此，程子分別引述了《尚書·康誥》、《詩·周南·桃夭》、《詩·小雅·蓼蕭》、《詩·曹風·鳲鳩》等。章句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人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齊家和治國很有關係，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需要從各家庭推廣，擴散到全國去。 5.國治與天下平的關係。程子章句說：「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謂「絜矩之道」，就是講究分寸，不能失偏，方能傳揚世界。 對「絜矩之道」在治國平天下的運用，程子章句認為要點有三：一是先慎乎德。程子分別引《詩·小雅·南山有台》《詩·小雅·節南山》《詩·大雅·文王》等三首。章句說：「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巌巌，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強調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先慎乎德，民之所好，就是守德之人，在上者尤要謹慎、與民同欲。 二是處理好內外、德才的本末關係。章句分別引《尚書·康誥》《國語·楚語》《尚書·秦誓》等三篇。章句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這些對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傳揚世界的內德外財本末關係具有借鑒意義。三是以義為利，謙卑舉賢。章句說：「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魯國賢大夫仲孫蔑）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傳揚世界也要講求謙卑舉賢、以義為利。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前景從美蘇冷戰結束後30多年的歷史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並非處於順境。西方國家鼓吹所謂「歷史終結論」和「文明衝突論」。前者是指煽動有違西方所謂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文明的消失，包括前蘇聯文明和中華文明；後者則蠱惑世界不同文明之間衝突，包括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兩者共同目標都是讓所謂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主導世界。他們聲稱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遠比非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少，美國經常打著此旗號與非自由民主國家打仗，鼓吹所謂「戰爭（顏色革命）正義論」，以戰爭名義企圖讓其他文明終結。 美國為了維護世界霸主的地位，在中國GDP接近美國的三分之二時，開始對中國實行一系列圍堵遏制政策。由於自顧不暇，該等政策啟動比原來慢。到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才啟動對中國的貿易戰、科技戰，並制裁中國企業和個人。拜登上台後，似有變本加厲之勢。 但另一方面，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也有有利的條件。一是中華文明歷經五千年沒有中斷，體現了其自身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中華文明還有包容性和和平性等特徵，雖不主動挑起事端，但得到人民的支持，可從容接受挑戰。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具有與之相適應的憲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可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做到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三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已被中國革命的成功實踐所證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也必將經歷國家建設成果的檢驗。四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儒家經典思想分不開，將《大學》「內聖外王」之道貫穿到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中並得到傳承發展，必將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劉敏華 | 馬來西亞港澳商會副主席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共建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加強海上合作，攜手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 - 東盟命運共同體」成為新的時代目標。2023年，馬來西亞作為東盟重要成員國，已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達成了全領域、多方位的開放發展新模式，收穫了一系列共建成果。 十年間馬來西亞同中國深入共建「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倡議或許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地緣 - 經濟舉措。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啟動以來，東南亞國家聯盟（以下簡稱東盟）已成為該倡議的重要參與者。事實上，東盟的十個成員國全部都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共建國，這使其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完全參與了「一帶一路」倡議的政府間組織之一。東盟是繼印度和中國之後第三大人口密集地區，預計到2030年將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與此同時，東盟正經歷著一場大規模的城市化和以互聯互通加速發展為標誌的數字革命。 然而，有一個東盟國家在真正體現「一帶一路」倡議的五大核心原則方面，以及對中國、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獨特價值方面非同尋常。這個國家就是馬來西亞——它位於該地區的中心，是東盟國家中與鄰國接壤最多的國家。從本質上講，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文化大熔爐，是全球第二大華人華僑群體的家園。這不僅使它成為世界跨文化交流和學習的典範，也有利於國際商務和交易，特別是與中國的往來。儘管英語是馬來西亞的非官方商務語言，但在馬來西亞3,200萬的人口中，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華人，其數量相當於香港的總人口數。最重要的是，許多人不僅會講普通話，還擁有讀寫能力。香港是約兩萬名馬來西亞人的家園，他們在東盟與粵港澳大灣區的聯結互通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馬來西亞港澳商會也非常積極地參與其中。「一帶一路」倡議促進馬中全領域、多方位協同發展 只要速掠一眼地圖，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特徵也就變得更加易於理解了。連通印度洋與太平洋，馬六甲海峽使馬來西亞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貿易航線之一的守護者。在15世紀，傳奇的中國探險家鄭和在他的七次遠航中，五次途經並停靠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港口，甚至在港口發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如今，每年40%的全球貿易和80%的中國原油進口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因為它仍然比次一級最佳路線快33%。由於海上運輸仍佔全球貿易量的95%，這一趨勢不太可能很快改變，在可預見的未來，馬來西亞仍將繼續作為東西方之間的重要海上通道。在外交領域，馬來西亞與中國長期保持著良好關係。1974年，馬來西亞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東盟國家，兩國即將慶祝50年的友誼。冷戰結束後，中國應邀參加了1991年在吉隆坡舉行的東盟峰會，並於1996年成為東盟的全面對話夥伴。2013年，習近平主席訪問了兩個東盟國家，分別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後在2022年，中國和馬來西亞共同批准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馬來西亞是中國2022年第九大貿易夥伴。在經濟領域，馬來西亞與中國的合作已經取得了許多實質性的進展。其中兩個最重要的基礎設施項目是東海岸鐵路和沙巴天然氣管道。東海岸鐵路是一項總投資655億令吉（約合人民幣1,000億元）的鐵路基礎設施項目，連接馬來西亞半島的東西海岸。這不僅將縮短海岸之間的旅行和運輸時間，還將提高馬來西亞的總體連通性，促進經濟的公平發展。沙巴天然氣管道是東部沙巴州一個總投資為38億令吉（約合人民幣60億元）的石化管道建設項目，旨在解決該地區長期存在的電力短缺問題，並增加就業機會。在新經濟領域，阿里巴巴及其子公司菜鳥正在利用馬來西亞強大的現有基礎設施網絡改善其在東盟內部的連接性。阿里巴巴正在計劃吉隆坡設立一個區域配送中心，擴大馬來西亞與中國之間的航空貨運網絡，並與當地公司合作，實現互利共贏。例如，菜鳥一直與馬來西亞國有郵政快遞公司（Pos Malaysia）合作，開展末端投遞服務；螞蟻金服一直與馬來西亞的一家數字支付公司（Touch N’Go）合作，發展電子錢包解決方案。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創建一個數字自由貿易區，消除准入門檻，鼓勵馬來西亞中小企業發展。該項目是同類型項目中的開山之作，標誌著面向未來的數字化經濟轉變。在金融領域，馬來西亞一直處於全球伊斯蘭金融行業發展和成長的前沿。例如，馬來西亞是全球伊斯蘭債券發行中心，國際標準制定機構伊斯蘭金融服務理事會會 (Islamic Financial Services Board)的總部也設在馬來西亞。由於許多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是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和香港都可以在這個新行業的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前者在伊斯蘭事務方面擁有專業知識與經驗，而後者則作為一個成熟的全球金融中心扮演著重要角色。最後在教育領域，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於2013年正式邀請廈門大學在吉隆坡開設分校。該校區於2015年正式開放，成為中國公立大學首個在海外設立的分校區，對馬、中兩國來說都是一個里程碑。總結而言，通過「一帶一路」倡議，馬來西亞與中國達成了全領域、多方位的發展與協作。展望未來，相信馬來西亞、香港及中國定能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下一個十年共同創造又一個光明的未來。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王冰玲 | 集友銀行業務總監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來，廣大華僑華人和僑企踴躍參與，既是「一帶一路」共建者，也是「一帶一路」共享者。從誕生起就烙下「華僑基因」的集友銀行，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發揮與僑商僑企聯繫緊密的獨特優勢，持續推動華僑金融創新發展，全方位布局華僑金融服務，打造特色鮮明的華僑華人專屬銀行，為「一帶一路」建設凝聚僑心、匯聚僑力。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的需要，通過強化與沿線各國的合作，挖掘沿線區域的市場潛力，帶動國內外市場「雙循環」發展，進而可以極大地增進與沿線各國的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來，通過合作共贏，中國為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內生動力、工業進程等都奠定了良好基礎，也深化了中國和沿線各國的合作關係。在此十年間，海外華僑和僑企既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集友銀行華僑金融為之應運而生。 華僑華人是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特殊力量 首先，我們身處的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的開放前沿和產業高地，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產業基礎最扎實，通過立足於「一帶一路」的大平台，大灣區的發展紅利、技術經驗和產業需求將向中國經濟腹地加速延伸，通過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可與更廣闊的海外市場深度聯接，更好地帶動內地及沿線各國的經濟發展。其次，在粵港澳大灣區這片熱土中孕育了中國最大的華僑群體，廣東與福建兩省作為中國最大的僑鄉，粵閩籍華僑華人廣泛地分布於「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而華僑華人正是中國大發展的獨特機遇，是「一帶一路」建設中可資倚重的力量。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僑華人。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約有6,000多萬華僑華人，廣泛分布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其超過3,000萬的僑商僑企是「一帶一路」的重要資源，積極挖掘海外僑胞所蘊藏的能量，有利於助力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再者，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面推動過程中，華僑華人有著極為重要和特殊的作用，華僑華人是推動建立政治互信的橋樑，也是暢通經貿合作的紐帶。他們既能為中國經濟建設帶來資金、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也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國外，深度融入當地社會，了解所在國的營商環境和商業規則，擁有著極強的雙向推動能力，能有效推動「一帶一路」貿易暢通。所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的華僑華人既是「一帶一路」共建者，也是「一帶一路」共享者，發揮好華僑華人的作用將会有力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實施。 在6月7日「一帶一路」十年成果和願景——紫荊文化論壇上，集友銀行舉行「跨境業務與華僑金融部」揭牌儀式發展華僑金融是集友銀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路徑 集友銀行以華僑金融為自身使命和責任擔當。回溯集友銀行與華僑金融的淵源，創行80年來一直是集友銀行的責任和擔當。集友銀行由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於1943年倡辦，在東南亞華僑華人中有極高影響力。長期以來，集友銀行踐行嘉庚精神，堅持「以行養校」的創行初心，先後投入集美學校股息及紅利超過28億港元，長期支持祖國的教育事業和經濟建設。目前集友銀行華僑華人資本佔比近三分之一，可以說從誕生起集友銀行就烙下了深刻的「華僑基因」。隨著「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推進，國家陸續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和惠僑措施，吸引越來越多華僑華人加入。集友銀行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以僑為橋，助力僑企僑人的發展，凝聚僑心，匯聚僑力，為這個與祖國骨肉相聯的海外群體提供專屬金融服務，期望賦能華僑華人經濟圈高質量發展，而這也是集友銀行當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弘揚集友銀行嘉庚精神的最有效的路徑之一。 集友銀行開展華僑金融的願景与布局 集友銀行新成立了「跨境業務與華僑金融部」，立足香港，聯繫內地和海外，開啟華僑金融服務的新篇章，以專業化、廣泛化、特色化、精細化服務的「專廣特精」的更高要求，開啟新的國際化布局，扎根香港並服務「一帶一路」沿線的優勢和特色，廣泛團結海內外僑胞僑眷，持續推動華僑金融創新發展，打造特色鮮明的華僑華人專屬銀行，致力成為華僑金融優選銀行。一是構建服務網絡。經過多年發展，集友銀行及母行廈門國際銀行形成了「以內地為主體、以港澳為兩翼」的戰略布局。未來集友銀行將積極依托戰略布局優勢，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將金融服務從內地沿海省份、香港、澳門向東南亞輻射，為「一帶一路」沿線的中資企業、華僑華人、港澳同胞提供全方位、國際多元的金融服務。二是創建服務標桿。2022年12月，母行廈門國際銀行已參照國家、金融行業相關標準，結合多年服務實踐經驗，研究制定並發布了中國境內業界首個華僑金融服務標準。該標準將全面打造華僑金融企事業客戶、個人客戶和同業客戶金融服務體系，促進線上、線下、合作金融服務渠道建設，對推動華僑金融服務的標準化建設、專業化發展和同業實踐具有參考意義。集友銀行將在此基礎上，立足於香港，聯接中國內地和海外，進一步推動特色化華僑金融服務標準建設。三是打造專屬服務。根據當地客戶具體僑情，從資本來源、企業規模和產業分布等多個方面對客戶進行分群，根據華僑華人企業的特色需求作出快速響應，通過融合線上和線下，打通資產端和負債端，為華僑華人客戶群量身定制華僑金融跨境一站式服務，內容涵蓋跨境結算、跨境外幣交易以及跨境融資、財務顧問服務等，切實滿足華僑華人企業跨境金融的個性化需求。四是三地協同聯動。充分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借助集友銀行及母行廈門國際銀行在中國內地、香港、澳門的境內外布局以及多牌照優勢，搭好金融服務「橋樑」，支持「一帶一路」企業對外發展，通過三地機構聯動開展跨境結算、跨境融資、基金債券以及商投聯動等，延伸海外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以三地機構資源最優組合服務僑企僑人。五是建立生態聯盟。緊密聯動具有華僑華人背景的海內外金融機構、政府機構及僑商協會等，通過經驗交流、信息共享、業務合作等形式，逐步建立特色化的華僑金融生態聯盟，共同開闢服務華僑金融客戶的渠道，加大對僑資企業及僑胞眷屬的金融支持。廈門國際銀行和集友銀行以全方位的跨境金融助力華僑金融服務，全力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僑企僑人。這不僅是賦能華僑華人經濟圈高質量發展、促進金融機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舉措，也是集友銀行弘揚嘉庚精神，秉承初心，致力於成長為華僑金融優選銀行的必由之路。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何濼生 | 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 「一帶一路」倡議致力於推動全球化發展，為國際社會提供可靠的公共產品。美國以貨幣霸權謀取單邊利益而未能履行財政紀律，導致危機產生。世界範圍需要一種國際貨幣，香港在後美元時代亦應重新審視聯繫匯率制度。 「一帶一路」倡議是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化力量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並在此後分別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簡而言之，這些都反映了中國致力於推動全球化發展，即認為我們都生活在地球太空船上，不論喜歡與否，我們都屬於一個命運共同體。這種開明的觀點並非所謂「中國外交政策目標的政治口號」，而是對事實的陳述。聯合國於2015年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為「呼籲所有國家採取行動，消除貧困、保護地球，確保到2030年人人享有和平與繁榮」，這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不謀而合。可持續發展意味著生存，不可持續發展意味著滅亡。生活在21世紀，我們應當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如果世界各國採取單方面行動，以蠻力、技術影響力和剝削他國為手段，尋求實現「利益最大化」，那麼世界將無法生存。我們需要科學、務實及負責任地管理「地球（全球）事務」。美國的赤字財政釀造危機 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美國正面臨一場危機，這是由於其未能履行財政紀律所致。該國毫無節制的軍費開支令人震驚，超過排名其後的10個國家軍費開支的總和。由於聯邦債務已高達31.4萬億美元並且還在上升，美國只能通過發行更多的國債才能維持收支平衡。正如預期，美國提高了債務上限，因此可通過借入更多的錢以避免違約。至今為止，美國一直能夠這樣做的原因是，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國際結算貨幣，因此美國能夠以極低的利率借款。美國國債被認為是世界流動性最高的資產及經濟危機期間的首選資產。許多評論家認為，目前世界上沒有其他貨幣能夠取代美元。他們說得沒錯，但這是因為沒有其他國家像美國一樣發行如此多的債務。全球國家的央行都需要美國國債作為關鍵的儲備資產。矛盾的是，美國不斷增加的財政赤字促成了美元的特殊地位。這種「國際貨幣架構」既不公平，亦不能持續發展。不公平的原因是這種架構允許美聯儲印鈔，而美國可以在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保持巨額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因為美國向其他國家所需支付的欠款利息遠低於其他國家需要向美國支付的借款利息。美國每年的國際收入賬戶均有盈餘。然而，當今的地緣政治及美國對美元的濫用正導致人們紛紛逃離美元。毫無疑問，美國今後將不得不為其借款支付更高的利率。此外，世界需要更多的公平和包容性。最重要的是，以美元霸權為象徵的單極世界是無法持續發展的。所有國家都需要採取負責任的行動，美國也不能例外。國際貨幣架構改革的建議 為了建立一個體現平等、負責，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的更加公平的世界，人們不會期待出現另一種具有特殊地位的貨幣，無論這種貨幣是什麼。筆者提議引入一種基於世界上主要貨幣及主要商品生產國貨幣組成的一籃子貨幣的國際記賬單位。在擬議的貨幣籃子下，籃子中每種貨幣都經過GDP加權。如籃子中的每種貨幣按通貨膨脹指數進行調整，我們將得到一個代表穩定的全球購買力單位的指數化國際記賬單位，將其稱為世界貨幣單位，並將未進行指數化的貨幣籃子稱為標準貨幣籃子。儘管除美國以外，任何國家都未曾發行如此多以主權貨幣計價的債務，但所有政府和私人借款人都可以發行以世界貨幣單位計價的債券。全球以世界貨幣單位計價的債務池子將足夠大，可以成為替代美國國債的儲備資產，並建議允許世界貨幣單位計價的債券持有人有權按照以首選貨幣計價的世界貨幣單位的現行價格，以其期望的任何貨幣贖回其所持債券。「一帶一路」倡議有助於全球實現和平與繁榮，是中國為世界貢獻的全球公共產品。打造更加公平的國際貨幣架構是全球公共產品的應有之義。作為一個創新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可以通過推行國際記賬單位的理念，引領國際貨幣架構的改革。在這種新的國際貨幣架構下，人民幣和任何其他貨幣都不會成為另一種「超級貨幣」。不僅債券可採用世界貨幣單位計價，商品價格也可以世界貨幣單位進行報價。由於世界貨幣單位已按通貨膨脹指數進行調整，有關交易商品實際價格的信息將立即透明化，效率將得到提升。這將有助於遏制投機活動，促進全球經濟更加穩定。在大規模去美元化之後，香港有理由重新考慮其目前釘住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度，我們可以重新選擇釘住標準貨幣籃子，而非釘住美元。甚至可以在市場毫無察覺的情況下順利過渡到新的釘住匯率制。此外，由於釘住相同錨定物的貨幣之間的匯率將非常穩定，因此隨著越來越多的貨幣釘住標準貨幣籃子，某種貨幣集團或將會形成。正如國外專家所證實的，這將會有助於促進貿易和投資。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

趙雨樂 | 一帶一路文化鑒識專業協會主席、香港文博教育資源集團主席 「一帶一路」沿綫國家除了彼此進行互利共贏的貿易外，更是充滿了地域互動的文化故事。歷史、文化與人文教育之間息息相關，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一帶一路」故事需要重視「以實証史」的文物作用。香港應利用好博物館和公眾收藏的資源加強人文教育，發揮自身在「一帶一路」文化交流方面的獨特作用。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十年來，在各國的共同協力下，取得了驕人的成續。除重視亞非歐等地區的交通、港口等基建項目，以營造彼此互利共贏的貿易環境外，中國亦重視文化交流，更多從歷史角度探討地緣文化合作的基因。「一帶一路」涉及錯綜複雜的時代變遷，從漢代以來努力拓通「陸上絲綢之路」，以至唐宋以降，經中國南海、馬六甲海峽、印度洋、阿拉伯海而進入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沿綫充滿了地域互動的文化故事，值得各國的尊重和學習。如何從過去的歷史文物中，掌握更真實的「一帶一路」聯繫，更應該是今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思考保育「有形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課題。 講好「一帶一路」故事需要重視「以實証史」的文物作用 中國需要利用文博教育資源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講好 「一帶一路」故事。地域間的文化交流通常有一些文化隔閡，例如當中國人去到阿拉伯地區，由於不同地區的文化背景差異，雙方往往缺乏一種打開交流的工具。但如果在文化交流中以共同的「以實証史」的文物為介，則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找到雙方的共通點，從而促進交流。當提到唐代的文物，如果這個文物與阿拉伯的宗教信仰有關，對方馬上會有一種文化認同感。所以重視在文物上尋找共同的情感共鳴點，對講好中國故事具有重要意義。「一帶一路」沿綫地區能找到很多「以實証史」的文物。長沙窯中繪畫的魚龍「摩羯」(Makara)，正是保護阿拉伯商船出入平安的神明，並成為當時中亞、南亞、中國的共同文化信仰，其形象廣泛流行於唐代的金銀器上。千禧年前後，陸續在中國南海至印尼水域打撈出來沉船，例如阿拉伯商船「黑石號」，以及中國南宋商船「南海一號」，船上各種珍貴器物，都是古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的實證。這些活生生的教材，大可以融為東亞、東南亞歷史的一部分，是「一帶一路」交流的個案典範。由此可見，歷史、文化与「一帶一路」息息相關。 圖為陝西歷史博物館展出的唐代「三彩載樂駱駝俑」。這件唐三彩駱駝載樂俑既是唐代文化藝術、製作工藝發達昌盛的重要物證，也見證了絲綢之路上藝術的交流與融合（圖：陝西歷史博物館）香港應利用好文博教育資源加強人文教育 香港過去忽視了文化對其他社會因素的促進和聯繫作用，缺乏把貿易、金融等社會活動與文化串聯起來的環節。香港擁有豐富的文博教育資源，但是當學生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時，學生反而會對館中的文物產生距離感。這是因為香港的學生並不了解這些文物當中所蘊含的中華文化和歷史。香港作為一個東西文化交流的平台，利用好文化這個途徑講好中國故事、講好香港故事，將會有助於擴大「一帶一路」的影響範圍和經貿文化交流網絡。香港應充分利用好公立博物館和公眾收藏的文化資源，這將有助於建立整全的國民身份認同。尤其在外力不斷挑戰下，文博培育將是中國堅固不移的堡壘，並成為世代存留給子孫的寶貴資源。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