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雜誌（記者彭彥）7月3日東莞報道：耕讀傳家出貴子，一門五傑振家聲。在東莞橋頭，有一個遠近聞名的“院士村”—鄧屋村，近百年來，鄧屋走出一批風雲人物。最耀眼的當屬“一門五傑”：著名土壤學家、農業教育家、近代廣東高等農業教育拓荒者鄧植儀，愛國企業家鄧盛儀，化學工程專家鄧鴻儀，中國科學院院士、光學、激光專家鄧錫銘，郵票設計師鄧錫清。

在“5·18國際博物館日”，橋頭鄧屋被選作東莞主會場，發佈“莞邑名賢傳承計劃”，啓動“院士村百千萬工程”，舉辦系列主題活動，讓各界將目光再次投向這裡。同步啓動的“一方山水一方人—莞邑名賢文化展”巡展，透過一群人解讀一座城，作為這群人的重要代表—鄧屋“一門五傑”身上，找到他們的東莞DNA。

耕讀傳家 崇文重教

教育興則人才興。千百年來，代代相傳的耕讀傳家、崇文重教之風，如同細雨滋潤莞邑大地，讓東莞這座城市充滿生機與活力，人才興盛，熠熠生輝，且不乏人才濟濟的名門望族。以科教聞名的橋頭鄧氏家族，堪稱其中代表。

橋頭鄧屋，立村於明洪武四年（1371年），是一個轄域面積約2.66平方公里、有著650多年歷史的鄧姓聚居古村落，現今仍較好地保存著200余間傳統民居建築，麻石古巷道、南北門樓、文廟、宗祠、善寶堂等古建築，見證和訴說著鄧屋人遵循“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儒家思想傳統。

宗祠，作為家族的象徵，承載著家族的榮耀與傳承。“大小行事執快心，東平雲為善最樂；古今義禮歸何處，朱子曰讀書更高。”橋頭鄧屋鄧氏宗祠這副勸誡族中子孫為善、讀書的對聯，寓意深刻，濃縮了鄧氏家族治家教子的行事准則，生動反映出鄧氏家族對教育的重視程度。

在“為善最樂，讀書更高”的家風家訓熏陶下，近百年來，奉行“耕讀傳家”的鄧屋村滋養孕育出一批活躍在科學教育文化領域的名人專家，成為人才之淵藪。鄧屋村最為矚目的鄧氏族人當為鄧植儀家族，“一門五傑”在各自專業領域貢獻突出。鄧植儀家族祖輩務農，並非書香世家，命運的齒輪在鄧植儀的父親鄧慶雲這發生改變。入伍從軍後，鄧慶雲屢立軍功，後擢升為順德縣都司（清代武官職位，正四品）。少年時的貧苦生活，讓鄧慶雲深知讀書的重要性，不僅自己讀書，努力做到識文斷字，通曉文墨，而且還不斷鼓勵子女發奮讀書。良好的家風傳承，使得百餘年來，鄧慶雲一脈人才輩出，成為鄧屋人的榜樣和驕傲。

“我國自鼎革以還，有志之士，方慶政體革新，國運可以從此復興。不謂二十年來，政治仍未見如何清明，社會事業仍舊滯而不進，原有黑暗弱點，日益暴露，民族美德，日以頹喪，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勢岌岌，幾不可終日。飽學自愛之士，進不易得相當之地位以展其懷抱，而有所建樹於國家，惟有投身大學服務，從事發揚文化，謀將來根本改造社會。倘大學能善為保養，使得相當機會以發展其專長，則國運將有復興之日。”從鄧植儀的這段話可以看出，他很早就認識到“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因而留美學成歸國後，一直潛心農業教育和土壤調研，將一生奉獻給了教育事業，培養了一批現代農業專門人才。

抗戰時期，在中山大學遷至粵北坪石辦學的烽火歲月里，期間曾擔任中大農學院院長、教務長等職務的鄧植儀，為保留中大教育火種作出重要貢獻，是“坪石先生”代表人物。

留學回國後致力以實業興國的鄧盛儀，也曾在抗戰時期奔赴粵北坪石，任教於中山大學工學院土木工程系，成為“坪石先生”一員。鄧盛儀對子女教育非常重視，其子女多從名校畢業，頗有建樹，包括鄧錫銘、鄧錫清等。“激光先驅”鄧錫銘是我國恢復研究生培養制度後的首批博士生導師。擔任導師期間，在學術上造詣精深的鄧錫銘，無私付出，傾力培養青年才俊，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血傳授給學生，培養了近40名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許多學生學有所成，有些已經晉升為教授、博士生導師，成為我國光電信息領域的中堅力量，如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原所長、激光、光學專家朱健強，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量子信息技術研究中心主任、量子電子學研究所所長郭弘。

鄧錫銘嚴謹的治學理念，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學生。“我的導師鄧錫銘院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最大的特點是言簡意賅。他反復跟我們強調‘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看似什麼都懂，但其實他什麼也不懂。要真正弄懂一樣東西，就得乾脆把那一個東西搞透搞扎實，這比你像萬金油一樣要好得多。”郭弘說。

師夷長技 愛國愛鄉

東莞，自古便是“英雄之地”“忠義之鄉”。從“血濺單于邊草濕，魂隨少帝海天飛”（屈大均《榴花村吊宋義士熊將軍飛》）的抗元義士熊飛，到“死後不愁無勇將，忠魂依舊守遼東”的“大明長城”袁崇煥，再到“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民族英雄林則徐，每當國家有難時，總有東莞人挺身而出，捨生取義。這份濃濃的愛國愛鄉之情，在橋頭鄧屋“一門五傑”身上有著生動體現。

鄧屋“一門五傑”中，鄧植儀、鄧鴻儀、鄧盛儀三兄弟均有著美國留學經歷，分別畢業於威斯康星大學（土壤學碩士）、密歇根大學（化學工程）和密歇根大學（土木工程系碩士），學成之後，三兄弟無一例外地選擇回國報效。其實，鄧植儀當年在美國畢業後，原本有機會留校工作，但面對導師的好意，他婉言謝絕，毅然踏上報效祖國之路。從選擇攻讀土壤學這件事情上，亦可見鄧植儀的殷殷報國志。身逢社會變革、國家動蕩時期，又目睹農民生活困苦、農村經濟落後等諸多社會現實，“自耕不能自食，自織不能自衣”，鄧植儀逐漸萌生和形成“科技興農、科技興國”的理想抱負，因而衝破當時不屑學農的陳腐觀念，堅定選擇農學。

回國後，鄧植儀發揮所長，全身心投入農業教育事業，為改變我國農業落後面貌，積極探索適合國情的農業科學研究路徑，教學、科研與實踐相結合的理念貫穿於他整個工作生涯中，直至1957年病逝於工作崗位上。“他獻身中國農業科學的忘我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中國科學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盧永根如是評價鄧植儀。同樣有著拳拳愛國心的鄧盛儀，在美國畢業後並沒有急著回國，而是懷著遠大報國志在歐洲進行了為期6年的公路橋梁建築考察，收集到大量的可靠數據和一手資料後，才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曾擔任廣三鐵路工程師等職。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鄧盛儀移居香港，創辦工廠，生產鋼釘和鋼窗，開啓實業興國之路。抗戰時期，鄧盛儀曾利用工廠作掩護，把廠裡的小飯堂作為香港地下黨秘密聯絡點，收集重要情報，與內地黨組織聯絡。1941年底，香港淪陷，日軍在香港暴力徵用中國技術人員，鄧盛儀斷然拒絕為日軍效力，於是放棄香港的事業，返回家鄉橋頭鄧屋。

抗戰勝利後，鄧盛儀再次返回香港，創辦工廠。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彼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國家百廢待興。為了支援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鄧盛儀積極發動香港愛國企業家捐款捐物，並號召企業家購買大陸發行的公債，支援國家建設。

1955年，為做好錢學森轉道香港回歸祖國的接應工作，在中央有關部門的精心安排下，鄧盛儀通過香港商界社團組織積極溝通協作，讓錢學森一家平安順利地回到祖國的懷抱。

1984年4月13日，鄧盛儀在香港逝世，享年92歲。鄧盛儀先生不僅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更是一位愛國企業家，為祖國統一、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發揮了重要的橋梁紐帶作用。

鄧盛儀的兒子鄧錫銘，為祖國激光事業嘔心瀝血，奉獻一生。1997年，鄧錫銘因病去世。中國工程院院士範滇元說：“鄧錫銘同志的內心世界最重要有兩個字——祖國。”

鄧屋“一門五傑”對家鄉亦有著濃厚的情感。鄧植儀曾多次為家鄉農業發展出謀劃策，如主持東莞土壤調查，撰寫《東莞縣土壤調查報告書》；參與東莞縣立農業職業學校籌建工作，這也是東莞有史以來的第一所農業職業學校。

鄧錫銘院士雖長年漂泊在外，但對家鄉一往情深。1995年6月，他曾受東莞市科委邀請，向全市幹部、科技工作者作了一場題為“信息產業前景”的科技報告，反響熱烈。此外，他還積極幫助橋頭鎮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少小離家的鄧錫清，一生鄉音未改，心系故鄉，曾多次在東莞及橋頭舉辦個人專題展，曾在2017年的郵票專題展上捐贈部分展品供觀眾認購，並將所得部分善款作為教育獎勵基金捐給橋頭鎮和鄧屋村。藝術生涯中，鄧錫清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創作信念，將國家重大紀念活動、時代人物風貌和優秀傳統文化等精心描繪於方寸之中，流露出濃厚的人文情懷和藝術智巧，體現了不同時代的審美情感，更是凝聚了他對祖國的深厚感情。

開拓創新 敢為人先

敢為人先、敢闖敢試、務實包容，是刻在東莞人骨子裡的基因。回首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發展歷程，敢為人先、敢闖敢試、務實包容，始終是東莞不變的氣質，也是東莞不斷創造發展奇跡、勇立時代潮頭的核心密碼。千年莞邑，精神賡續，一脈相承。鄧屋“一門五傑”自然也不例外，各自的奮鬥歷程深刻詮釋著這種敢為人先的東莞精神。

作為中國近代土壤學的奠基人，鄧植儀對土壤學作出了開拓性貢獻。他在1930年創辦了廣東土壤調查所，主持全省各縣的土壤調查，並於1934年寫成《廣東土壤提要初集》，成為廣東各縣土壤調查的參考文獻；和彭家元合作編著中國國第一部土壤學教材《土壤學》，中國近代土壤學學科體系就此建立；主持中山大學土壤研究所和土壤學部，培育眾多土壤學人才，對發展廣東糧食、蔗糖、蠶桑生產等也有專門論述。為了將廣東農業教育推向更高層次，鄧植儀發動“農專改大”，於1923年籌備成立廣東農科大學。1924年初，孫中山倡議創辦國立廣東大學，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改組為國立廣東大學農科學院，鄧植儀任院長。1926年，國立廣東大學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後，鄧植儀長期任教於中山大學農學院，擔任農學院院長、中大教務長等職務，是廣東高等農業教育的開拓者，為中山大學農學院的建設乃至新中國成立後華南農業大學的建設發展打下基礎。曾獲“中國土壤肥料業60年最具影響力人物”。時至今日，鄧植儀的研究成果仍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東莞，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靠著一個個敢為人先的創舉，締造了舉世矚目的“東莞奇跡”。這種敢為人先的東莞精神，在走實業興國道路的鄧盛儀身上展現得淋灕盡致。他曾於改革開放初期，牽線引進港資鋼窗廠落戶瀋陽，並引進第一家港資餐館落戶廣州，開啓合資企業先河。正是憑借著這股敢為人先的“弄潮兒”精神，鄧盛儀在實業方面闖出了一番事業，並源源不斷地支援國家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鄧盛儀曾當選為廣東省政協委員，擔任香港中華工商總會副會長、會長等職。

光學、激光學家鄧錫銘院士很好地繼承了父輩敢闖敢試的精神，在激光研究領域卓有建樹：組織研發出我國第一台紅寶石激光器和第一台氦氖氣體激光器；建成以“神光”系列為代表的高功率激光裝置，達到國際同類裝置的先進水平，使我國在世界激光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作為中國激光領域的開拓者、奠基人，鄧錫銘以其孜孜不倦的探索創新精神，為科學獻身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青史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