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佛教中國化，對豐富和繁榮中華文化影響深遠。近期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進一步實證並展示了自漢至唐，佛教傳入中國並逐漸汲取中華文化營養、實現佛教中國化的發展脈絡。

這座古代佛寺歷經千年歲月何以重煥光彩？重見天日的出土文物又講述了古絲路上的哪些故事？

雙塔見證千年佛寺變遷

莫爾寺遺址，位於新疆喀什市東北30多公里處莫爾村附近一處洪積臺地上。最顯眼的是兩座土坯佛塔，一圓一方，遙遙望去，如兩枚巨大印章蓋在蒼茫荒原上。

“莫爾”，在當地少數民族語言裡是“煙囪”的意思，當地老鄉把聳立的佛塔當作煙囪，莫爾寺遺址由此得名。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莫爾寺遺址考古發掘領隊肖小勇介紹，千年來雖飽受風雨侵蝕，但莫爾寺遺址諸多建築坍塌後被衝下的泥土持續包覆，得以保存至今。

自2019年開啟考古項目以來，考古人員持續不斷收穫驚喜。“第一次去現場勘察，從地面上看感覺幾乎沒有多少工作的餘地。”肖小勇回憶說，當時除了一圓一方兩座佛塔，地表僅能見到幾處殘牆痕跡和零星散佈的陶片。但發掘不到半個月，第一座僧房出現，讓考古團隊看到希望，“地下埋藏的東西遠比我們想象的豐富。”

6年間，在考古人員手鏟下，僧舍、迴廊式佛殿、長方形大佛殿、講經堂、廚房、儲物間、餐廳等建築紛紛浮出地面。共發掘4600平方米麪積，發現遺蹟包括18座單體建築共計62個房間、2條階梯式踏道，出土上萬件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

“莫爾寺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介紹。

新疆喀什，古稱疏勒，地處絲綢之路南、北兩道交匯處，各色文化藝術在此地融合薈萃。

肖小勇介紹，莫爾佛塔（圓塔）是高覆鉢式土坯塔，採用犍陀羅傳統的窣堵波樣式，作為莫爾寺遺址的標誌性建築，已經屹立了1800餘年。相隔約60米，由5層塔身和大型臺基構成的方形實心土坯塔（方塔），臺基邊長39.36米，僅比位於河北的、東魏北齊時期鄴城趙彭城佛寺遺址的佛塔臺基邊長小5米，規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級。

一圓一方，風格迥異，兩座佛塔在漫長歲月中並肩依存千餘年。

“公元1-3世紀，以圓塔為中心，附近和旁側非對稱分佈僧房，公元4世紀以後，遺址的禮拜中心變為塔、殿並重，最後向以具有中原建築布局特徵的長方形大佛殿為中心轉變，這一時期增修了佛殿、講堂、廚房和方塔等。10世紀上半葉，寺院建築被毀後廢棄至今。”肖小勇介紹，從這一寺院由漢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變，可看出中華文化顯著的包容性與佛教中國化進程，為研究絲綢之路多元文化交融與互動提供重要考古學證據。

探索地面佛寺起源的實證

作為迄今發現我國最西部地區年代最早、延續時間長且發展演變清楚、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築佛寺遺址，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填補了古疏勒佛教歷史與考古研究的空白，實證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並存的和諧格局，為追溯我國地面佛寺源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佛教誕生於印度，傳入新疆的時間說法不一，主流觀點是公元前1世紀左右，從於闐或疏勒傳入。文獻記載，西去求法的高僧，無論是法顯、還是玄奘，都曾對疏勒萬僧千佛的禮佛盛況發出讚歎，但受古今人類活動區域重合等因素影響，疏勒保存下來的漢唐遺蹟並不多，殘存於遊記、史書中的隻言片語留給今人無盡遐想和遺憾。

因此，這座地處於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由佛塔、佛殿和僧房等遺蹟構成的大型、高等級佛教寺院遺址尤顯珍貴。

一百多年前，該遺址因被掠奪等原因，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圖片記錄。此後，在我國第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遺址有了初步測繪等信息，但遺址範圍、布局、建築結構等關鍵問題仍不明確。

自2018年新疆考古納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以來，莫爾寺遺址考古項目被列入“新疆多元宗教發展與中國化的考古研究”課題，由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開展發掘。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鏟下，湮沒史海千餘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遺存，再次迴歸人們的視野。

動物骨骼鑑定顯示主要為羊、黃牛和馬骨，印證疏勒僧侶吃肉的記載；孢粉分析發現遺址有40餘種植物種屬；運用地球物理勘探技術探測地下遺蹟……多學科技術深度介入，讓考古發掘提取的信息更豐富，文獻裡乾癟的文字變得有血有肉。

“以往佛教何時傳入西域，大家都是從文獻記載得出的認識，而莫爾寺考古系列碳14數據結合遺蹟遺物，提供了考古證據：在公元1世紀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李文瑛介紹。

古剎探源續寫交融故事

對考古專家而言，以海量文物為線索，完成歷史拼圖，挖掘文化遺產背後的故事仍在繼續。

在已出土的上萬件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中，有大量石膏佛像殘塊，專家根據部分殘塊分析，莫爾寺最高佛像可達4米；結合古籍記載，以及出土佛像特點、開元通寶錢幣、泥瓦、貼金佛像手指等綜合分析，莫爾寺遺址長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與武則天時期在疏勒鎮修建的大雲寺有關聯。

文獻記載，武則天曾令天下諸州各建大雲寺，西域地區的安西四鎮也都興建，“疏勒亦有漢大雲寺，有一漢僧住持，即是㟭州人士”。李文瑛介紹，莫爾寺遺址考古發現表明，唐朝時中央政權通過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有效管轄天山南北，為保障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當然也包括宗教穩定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肖小勇認為，佛教公元前1世紀左右傳入新疆後，在喀什地區形成一個佛教傳播中心，並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繼而向中原地區傳播，與當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動格局。

隨着研究不斷深入，專家有了更多發現。

肖小勇認為，莫爾寺遺址附近在漢唐時期應為重要農耕區。此外，莫爾寺遺址南面有直線距離約5.2公里的汗諾依古城遺址，東面直線距離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遺址，西面約30公里還有三仙洞石窟等，進一步說明莫爾寺遺址一帶曾是當地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2024年10月,《莫爾寺遺址文物保護規劃（2024-2035年）》獲國家文物局批覆，莫爾寺遺址面向公眾開放已提上日程。

成功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後，莫爾寺知名度日漸響亮，搭乘南疆火車的旅客，得知途經莫爾村附近時，總不忘透過車窗搜尋莫爾寺的身影。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黨組書記、局長李軍說，下一步將對莫爾寺遺址歷史信息進行完整展示，全面、準確闡釋其歷史文化價值，並整合周邊文化資源，讓遺址擁有集文物保護、研究、展示等為一體的功能，成為深入推進文化潤疆重要載體，有形有感有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