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澳大利亞 勞里·皮爾西

譯｜本刊記者 孫藝寧

在世界目光慣於聚焦經濟數字與技術變革的當下，粵港澳大灣區的敘事卻指向一個更為深刻的命題：這片土地能否在人口結構轉型與全球知識競爭並存的時代，持續擔當中國發展的“龍頭”？這裡既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窗口，亦是當代“中國速度”的發軔之地。“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與“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這為大灣區指明了以高等教育驅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路徑：大灣區若要在未來繼續發揮引領作用，就必須在高等教育這一根本課題上，完成從“規模擴張”到“質量引領”的深層跨越。

文化隱喻與歷史使命：作為“龍頭”的大灣區

西方媒體與文化評論中涉及中國的敘述，往往陷入某種刻板印象。人們不難發現，在西方主要機構編纂的書單中，常出現以“龍之崛起”一類主題來界定中國發展的框架；抑或在政治漫畫中，中國被描繪為威嚇他國、令人屈從的惡龍形象，以此詮釋地緣政治格局。然而，正如這一神話生物在中國文化中的真正地位，我所要談論的“龍”，象徵著一種更為深厚、積極的力量。

中文裡，我們常提及“龍頭”，這是一個寓意深刻、蘊含多層意義的象徵符號，深深植根於社會價值觀、神話與民間傳說之中。在中國古代，龍頭常與皇權相連，裝飾於宮殿、寶座與龍袍之上，象徵著皇帝君權神授及其與宇宙的聯結。在近現代語境中，它則代表著強勁的開端、卓越與勢頭。在政治經濟學範疇，它指的是產業領軍者或旗艦項目，象徵著創新、驅動力或行動的核心——例如，稱比亞迪為“新能源汽車的龍頭”，即彰顯其全球市場份額與作為技術領先開發者的角色。

當我思考粵港澳大灣區時，我想到的正是這樣一個“龍頭”。這不僅因為大灣區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更因為這一區域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從廣州的千年商埠，到鴉片戰爭的國殤硝煙；從孫中山於此點燃革命火種，黃埔軍校的建立、廣交會的創辦，再到該區域在改革開放時代的關鍵作用——當然，還有其當前作為全球科技與創新強地的地位——大灣區的歷史，本就是一部微縮的中國現代化史。

能見度落差：經濟實力與教育形象的錯位

這些歷史脈絡，生活於此的人或許熟悉，但在全國乃至全球範圍內，大灣區的整體形象尤其是其教育實力，尚未獲得與其經濟規模相匹配的認知。我在訪問中亞地區的中學時曾提問：“有誰聽說過深圳？”舉手者寥寥。但隨後我換個問題，問是否有人聽說過華為、大疆或比亞迪，教室裡幾乎所有人的手都高高舉起。當我接著告訴他們，這一區域的經濟總量超越了紐約和舊金山兩個世界級灣區，與東京灣區並列全球經濟規模第一梯隊，擁有全球人均百強大學密度最高的特別行政區，並正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這一雄心勃勃的區域發展戰略時，人們的眼睛亮了起來。我繼而會說，自晚清以來，這個區域一直處於現代中國發展的最前沿，並持續為中國參與全球事務設定“黃金標準”，接下來的故事便不言自明了。

大灣區具備在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獨特的價值主張：通過匯聚世界一流大學、非凡的創新科技生態、踐行“一國兩制”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廣東在中國全球貿易與投資中的核心地位，足以吸引全球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才，將大灣區打造成蓬勃發展的全球教育樞紐。儘管如此，這一潛力的實現遠不止於吸引國際學生與研究者。像深圳這樣的城市能夠維持逆人口老齡化趨勢，平均居民年齡保持在32.5歲左右，是有其原因的。歷史上（或至少自改革開放以來），這得益於龐大的外來務工人口，也源於不斷湧入高科技產業的青年人才。

一個具備全球競爭力的高等教育生態系統的崛起，為我們帶來了百年一遇的歷史機遇，得以吸引來自全國乃至全球的精英學者與學生。這種人力資本將使大灣區屹立於中國發展的前沿，而同期中國國內其他區域正日益面臨人口快速老齡化的壓力。

結構性挑戰：“生源拐點”與人才自主培養的緊迫性

“十五五”規劃建議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和人的全面發展投資”列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對大灣區而言，這一問題尤為緊迫。2024年第六期《中國高教研究》指出，預計至2038年前後，中國高等教育將面臨歷史性的“生源拐點”。在人口少子化趨勢持續深化的背景下，大學適齡入學人口規模逐步縮減，生源供需關係將由當前的供大於求轉變為供小於求，整體供給缺口逐漸顯現。這一結構性變化，意味著中國全國範圍內對優質生源與高層次人才的競爭將日趨激烈。

大灣區雖已形成高技術產業的顯著集聚——例如深圳擁有超過2.3萬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已位列全球第一創新集群——但倘若缺乏一個同樣充滿活力、與國際緊密連通的高等教育體系，當前產業優勢的可持續性將面臨質疑。簡言之，若沒有持續、優質的人力資本輸送，大灣區將難以維持其在高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亦無法孕育未來產業。在這個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參與度逐步下降的背景下，唯有該區域能夠吸引合適的人才——或者更好的是，能夠自主培養人才——科技與創新才能繁榮發展。

然而，縱觀歷史，至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區域的高等教育體系未能跟上其經濟發展的步伐。儘管廣東長期位居中國最大省級經濟體，但在培育頂尖百強大學方面仍面臨挑戰，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亦曾長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且落後於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主要可比地區。

面對這一結構性落差，廣東省政府持續推進制度創新與資源投入，致力提升高等教育質量與規模。該省不僅擁有全國數量最多的中外合作辦學單位，如南方科技大學倫敦國王學院醫學院，亦積極設立大灣區大學等新型研究型大學，嘗試突破傳統辦學模式，強化科教融合與國際協作。

在此基礎上，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發展藍圖，更為高等教育躍升提供了戰略性機遇。通過跨境協作、資源整合與體制創新，大灣區有望逐步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等教育體系，不僅回應過去發展不足的歷史課題，更將為區域經濟在未來數十年提供持續動力。

跨境共育：構建大灣區高教融合型生態

由文獻計量與出版巨頭愛思唯爾（Elsevier）為香港中文大學編製的一份報告顯示，香港7.5%的科研論文發表於全球頂尖1%的期刊，其引用率顯著高於廣東同行。報告還發現，香港研究人員具有更高的科研產出效率，且其中43%的合著論文係與國際作者合作完成，較大灣區內地城市30%的比例更具國際連通性，這反映出香港在融入全球知識網絡方面的顯著優勢。這並非否定廣東高等教育體系近年來取得的顯著進展——例如該報告顯示廣東論文數量近五年複合年增長率達18%，遠高於香港的10%——但結合香港在全球大學排名中的表現，可見兩地互補空間廣闊。

香港擁有的世界百強大學數量超過全球任何城市，而隨著更多粵港合作項目在深圳河北岸落地生根，兩地教育協作正成為推動區域發展與全球連接的重要抓手。新增的四所粵港合作辦學機構——北師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及香港城市大學（東莞）——正為區域高等教育體系注入國際標準、全球網絡與高質量研究資源。這些合辦院校不僅引入了香港及國際通行的課程體系、學術標準與治理模式，更在招生選拔、師資聘任、科研組織等方面進行了創新探索。

廣東為這些院校提供了香港所不具備的一系列優勢：其一，能夠接觸內地龐大的適齡學生群體（2025年有1,335萬學生參加高考，同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僅有5.5萬人報考）；其二，可直接對接領先高科技產業的成熟項目；其三，擁有相對充裕的物理發展空間。香港高校在廣東的布局亦促進了良性競爭。不少合作辦學機構的錄取分數線已比肩甚至超越部分傳統名校，成為頂尖高中畢業生的優先選擇；同時，這些校園對國際學生的吸引力日益增強，例如我院的本科國際學生比例已達15%，便是例證之一。

尤為關鍵的是，在中央政府倡導“高質量對外開放”的當下，這些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擁有國際化師資隊伍的合作校園，正致力於培養大灣區新一代人才與世界進行深度對話的能力。隨著廣東本土高水平大學的快速發展，並與香港高校的專業知識及國際網絡相融合，大灣區正站在構建具有變革性教育生態的歷史門檻之上。

從“經濟龍頭”向“智慧龍頭”躍升

大灣區的高等教育發展，不僅關乎“九市二區”的局部振興，更關係到國家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全球站位。從歷史維度看，大灣區始終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探路者；從現實維度看，其高等教育或仍面臨能見度不足、發展不均衡、協同不充分等挑戰；從未來維度看，唯有通過制度創新、資源整合與生態重構，大灣區才能真正實現從“經濟龍頭”向“智慧龍頭”的躍升。

“十五五”規劃的實施為大灣區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寶貴的政策窗口與戰略導向。通過深化粵港協作、促進中外模式互鑒、推動產學研用貫通，大灣區有望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等教育體系，這不僅能為區域高質量發展提供持久動力，亦可為世界提供一種跨越區位、融合多元文化的教育創新範式。倘若此路徑得以穩步實現，大灣區的高校將真正立於“龍頭”之巔，引領中國乃至全球的知識進步與文明對話。

（作者係澳大利亞知名中國問題專家，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顧問、逸夫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