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飛龍

2026年5月13及14日，中美元首北京會晤順利舉行，從各方資訊、焦點、立場與互動來看，是中美關係史上“最為平等”與“最為震撼”的雙邊談判。與中美第一次貿易戰相比，中國更加有底氣，更加透徹理解自身的地位、實力及談判策略，以完全平等、平視和可持續競爭的態勢面對美方一切挑戰和壓力。這是中國走向民族復興與世界治理大國地位的成熟姿態。中國作為主場國，盡顯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與國際交往的平等從容。

從特朗普第二個任期開始，中美絕對實力差距逐步縮小，對華貿易戰、關稅戰效用遞減，多場地緣戰爭糾纏消耗甚大，無力逼迫中國就範，加之中期選舉壓力陡增，其內部催生出一種新的對華“接觸主義”。這一新接觸主義，不是尼克森式接觸主義的簡單回歸和翻版，而是美國對中國大國地位與全球治理協同資格的承認與尊重。為了這一份承認和尊重，中國等待了許久，付出了許多。

兩國元首確定的中美關係新範式是“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其規範內涵為：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這是中國對中美關係新範式的理性與建設性思考和倡議，是接續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探索與塑造。儘管美國不大可能完全認同這一新範式，對其規範性內涵的理解與執行也必然是各自表述與各行其是的，但至少雙方均認可了中美應當有一種新關係，應當維持戰略穩定並對世界事務共同承擔責任。

中國因其文明基礎、經濟體量、政治韌性和貿易戰對等資格，已經成為美國全球霸權的“例外”，成為與美國真正平等的國際法主體與主權行為體，成為與美國具有規則博弈資格與能力的負責任世界大國。但中國並不是一個數量上新增的“列強”，而是批判和超越“列強主義”的文明大國，是一切列強的道德批判者和政治終結者。中美的雙邊與全體系互動，不是美式霸權範式對中國的滲透誘導，而是中國自身文明與政治理想的“天下”式投射。中國所求者，天下王道，迥異於美國慣常的霸道。但王者與霸者並非不可共存，國際政治的叢林狀態與全球治理的規範缺陷決定了，中國的“新天下”理想（“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仍需長期面對、應對和化解來自美國之世界帝國霸權的體系性挑戰。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最敏感、最重要問題，歷來都是，今日尤甚。這一問題事關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東亞潰瘍面與地緣最敏感點，事關中國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最關鍵指標與民族共同體的最基本尊嚴，事關中美建交與全球合作的政治信任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會晤中特別提出了台灣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其一，“最大公約數論”，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中美雙方最大公約數，美方必須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其二，“極端衝突論”即台灣問題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這是中國外交傳統中“以柔可剛”、“先禮後兵”思想的體現。台灣是大陸主權領土一部分，在國際法與憲法上均確鑿無疑。無論是“大一統”的中華民族共同體長期憲制傳統，還是主權與領土完整的現代國際法傳統，均支持大陸對台灣完全行使主權、治權和管轄權。

美國利用二戰後冷戰格局與地緣衝突縫隙對台灣進行實質性的勢力範圍控制，甚至以“台灣牌”進一步損害中國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這種將自身霸權淩駕於中國主權與國際法原則之上的行為，中國一貫反對，此次更加旗幟鮮明。總書記的涉台論述，本身構成國際政治上的戰略警示，如美國不能做到“慎之又慎”，“處理不好”台灣問題，中美關係就會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什麼是“十分危險的境地”？那就是中國基於自身法律和國家利益判斷進行的一切自衛行動。從中美衝突的歷史經驗來看，美國是經歷過並理解什麼是“十分危險的境地”的。這種險境是美國現存霸權無法承受的。這種以戰略警示和底線思維邏輯對美直接宣示意志和力量，絕不是挑釁美國，而是對稱互動，消除資訊誤判和單邊盲動，是對“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建設性構建行為。

當然，我們需要客觀看到，這種戰略警示的效用可能是有限的：其一，美國對華鷹派與新冷戰勢力仍掌握相當強大的政治實力和決策影響力，“台灣牌”不可能輕易交易或放棄；其二，特朗普政府對華核心訴求是經貿互動與中期選舉成績單，不是中國國家統一議題，可以在台灣問題上給“面子”，但很難給“裡子”，解決台灣問題絕不能寄希望於美國讓步或成全；其三，日本因素從地緣政治結構上嚴重困擾兩岸統一進程，也牽制到中美全方位的全球治理互動和東亞新平衡格局塑造；其四，島內“台獨”分裂勢力極其頑固，且存在“棋子變旗手”的機會主義策略行為，鄭麗文登陸能量的轉化率不可高估。但無論如何，中國歷來戰略是“不可謂言之不預也”，我既言之在先，你若虛與委蛇，置若罔聞，我則正義決斷，果敢前行。解決台灣問題只有進行時和加速時，無論美國是否阻擋均無濟於事，但如美國順勢應天，中美關係的多領域合作與改善是完全可能的。

此次隨訪團包括了美國最有代表性的經貿精英集團，他們是美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關鍵塑造力量，也深刻影響了美國國家政治與外交路線。特朗普是交易型總統，與商業團體特別是新興科技企業關係非常密切。這些美國商界精英不只是關心中國市場，更在乎中國科技進步與產業鏈全球化帶來的全球市場變革。面對“中國衝擊”，任何以簡單冷戰式對抗、傳統霸權式歧視抑或陰謀抱團式圍堵，都是災難性的戰略選擇。

特朗普因其“交易的藝術”與商人本性，在硬碰硬受挫後能夠及時策略性調整，所受美國意識形態和全球主義霸權慣性思維影響相對較少，負擔較輕，且他本人對美國建制派精英和民主黨全球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是非常蔑視的，質疑後者的理性、正當性和有利性。這些構成了中美元首會晤的背景與基調，以及中國的主場主導性與美國的策略務實性。見者有份，參與特朗普隨訪的企業家多少都有禮包收穫，這不是一般的商業份額，而是中國市場和未來全球市場的“戰略投資”與“原始股份”。中美超級交易及其全球經濟治理與秩序塑造意義，遠超既往先例，是百年大變局深刻演變的重要節點。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理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