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鄢黎明

2026年初，一場代號“絕對決心”(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的軍事行動震驚世界。1月3日深夜，美軍特種部隊突襲委內瑞拉總統府，擄走了委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及其妻子，並將其帶往美國，接受美國的法律審判。在隨後的新聞發布會上，美國總統特朗普高調宣稱“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再也不會受到質疑”。美國此舉正式為其西半球政策貼上了新標籤——“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這一將特朗普（Donald）之名與美國曆史上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糅合而成的概念，迅速成為解讀美國對拉美戰略的關鍵詞。回溯歷史，從1823年門羅宣言的提出，到當下“唐羅主義”的實踐，跨越兩百年時空，美國對“後院”的掌控慾望一脈相承，從未消彌。然而，在特朗普美國優先旗幟下，結合強擄馬杜羅這一標誌性事件，不難發現，“唐羅主義”並非門羅主義的簡單翻版，而是美國在新世紀開啟的一種更具進攻性、更顯功利性、更依賴單邊武力的變異戰略。

一、戰略內核延續：維持美國對西半球的絕對控制

要理解”唐羅主義”，必先追溯門羅主義本質。1823年，時任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發表國情諮文，概括了美國對拉美的政策體系，其核心內容可概括為“美洲體系原則”“互不干涉原則”和“不準再殖民原則”，宣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更多地被理解為“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門羅主義將西半球定義為美國特殊利益區，為日後美國在該地區進行干預和擴張提供了理論基礎。門羅主義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美國國力增長不斷被重新解釋和強化：19世紀中後期的“天定命運”論為吞併德克薩斯、奪取美墨戰爭大片領土提供了合法性外衣；20世紀初的羅斯福推論成為美國主動干預拉美國家內政的政策依據，此後，美國對古巴、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國進行多次軍事入侵和干預；冷戰時期，門羅主義被賦予強烈的反共色彩，美國將蘇聯在美洲的影響力擴展視為對門羅主義的根本挑戰。不同時期的門羅主義內涵有所演變，但其戰略內核一直延續至今，即堅定不移地將西半球視為美國的絕對勢力範圍。

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曾對門羅主義大加褒揚。2018年9月，特朗普在第73屆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稱：“自門羅主義確立以來，美國的正式外交政策就是拒絕外國干涉西半球。” “唐羅主義”完全繼承了門羅主義的戰略內核。特朗普在馬杜羅被擄後的新聞發布會上直言不諱地表示“門羅主義曾經非常重要，但我們忘記了。不過，現在我們不會再忘記了”。這明確宣示了美國對西半球主導權的再確認和再強化，正如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所言，其目標是“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而強擄馬杜羅的行動正是特朗普政府新戰略的快速落地。值得注意的是，選擇在美軍抓捕巴拿馬前領導人諾列加36週年紀念日動手，其象徵意義不言自明，意在警告任何挑戰其權威的拉美國家。

這種延續性還體現在對域外勢力的排斥上。門羅主義旨在抵制歐洲，而“唐羅主義”則劍指中國、俄羅斯等新興大國。特朗普政府將中國在拉美的投資與合作，如巴拿馬運河、錢凱港、中阿貨幣互換，視為對美國核心利益的威脅；國務卿魯比奧渲染“巴拿馬運河已經落入中國手中”，並威脅採取強硬措施重新獲得控制權。凡此種種皆表明，“唐羅主義”維護的依然是美國獨大的單極秩序。

二、手段與風格變異：從“隱性霸權”到“顯性掠奪”，從“規則制衡”到“武力脅迫”

儘管戰略內核一致，但“唐羅主義”在實踐手段和行事風格上，與門羅主義發生了深刻變異，呈現出鮮明的特朗普個人色彩和時代特徵。

（一）從“制度性霸權”到“交易式掠奪”

傳統的門羅主義往往依靠一套相對隱性的“制度性霸權”維護。美國通過建立美洲國家組織等區域機構，以及提供經濟援助、扶持親美政權、進行文化滲透等方式構建了一個以美國為“霸主”的區域秩序。即使進行軍事幹預，如入侵巴拿馬，事後也傾向於建立國際認可的過渡政府，維持表面上的程序正義。而今，針對委內瑞拉，“唐羅主義”則毫無顧忌地採取了赤裸裸的“強擄”方式。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被描述為“彈性霸權主義”，其核心是“以國家利益為基準，以選擇性單邊主義為手段”。在委內瑞拉問題上，這種功利性暴露無遺。其核心目標直接指向委內瑞拉的石油財富。特朗普公開表示，將讓“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進入該國，投資數十億美元”，讓委內瑞拉“再次偉大”的本質是讓其石油資源為美國利益服務。這種將國家資源直接等同於戰利品的言論，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屆美國政府在對拉美政策上的僞裝。正如巴西瓦加斯基金會（Fundação Getúlio Vargas）學者馬蒂亞斯·斯佩克托爾（Matias Spektor）所指出的，這是一種“掠奪性路徑”，即放棄外交談判，通過單邊威脅迫使美洲國家屈服。

（二）從“規則制衡”到“武力優先”

門羅主義時代，美國雖不乏武力使用，但通常會尋求一定的法律和道義外衣，而“唐羅主義”則體現出對國際法和多邊機制的極度蔑視與對武力的極度推崇。此次抓捕馬杜羅的行動未經聯合國授權，甚至也未事先獲得美國國會完全批准，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將武力威脅常態化、工具化。美軍在加勒比海顯著增加軍事部署，多次襲擊委內瑞拉船隻，並組建“聯合特遣部隊”，特朗普本人威脅對墨西哥販毒集團進行跨境軍事打擊。上述這些“基於實力的和平”邏輯，在“唐羅主義”框架下被簡化為武力威懾和先發制人的行動。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研究員瑞安·伯格（Ryan Berg）指出，特朗普對西半球的看法截然不同，他將其視為“美國優先”的延伸。這種對武力的依賴，使得“唐羅主義”比其前身更具壓迫性和不可預測性。

（三）意識形態的變色與民粹的喧囂

門羅主義在歷史上常與推廣“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敘事相結合。而“唐羅主義”則幾乎完全褪去了這層理想主義面紗，代之以赤裸的民粹主義。特朗普的演講中很少提及在委內瑞拉恢復民主，更多的是強調“切斷毒品流入”“阻止移民”等直接關乎其國內選情的議題。美國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教授布麗塔·H·克蘭達爾（Britta H· Crandall）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特朗普政府並不把拉美地區的長期穩定作為目標，其拉美政策高度服務於國內政治議程，移民潮和芬太尼問題何時成為頭條，拉美就何時成為焦點。這種內政驅動外交的模式，使得“唐羅主義”缺乏穩定的戰略規劃，更像是一系列為迎合國內民粹情緒而採取的表演性行動。其對右翼盟友，如阿根廷米萊政府的支持，也更多是基於意識形態和短期交易，而非穩固的聯盟體系建設。這種風格與門羅主義時期具有戰略耐心的霸權建構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

三、強擄馬杜羅：“唐羅主義”的實踐樣本與內在困境

抓捕馬杜羅的行動，是“唐羅主義”最集中的體現，也暴露了其內在矛盾與困境。此次行動展示了“唐羅主義”下美國策略的“精明”。與阿富汗、伊拉克式的全面佔領不同，特朗普政府似乎傾向於先直接介入再間接“治理”，避免陷入直接佔領的泥潭。特朗普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不打永無止境的戰爭，不搞傳統意義上的政權更替，更加不會在委內瑞拉搞國家建設。這體現了其“彈性霸權主義”中策略性收縮的一面，旨在以最小成本實現最大的利益控制。美軍能如此迅速把委領導人馬杜羅抓到美國國內，或暗示委內瑞拉政權高層存在內應，這可能是一場經過協商的政治過渡，背後是美國的情報運作和利益交換，展現了“唐羅主義”務實操作的一面。

然而，此舉也凸顯了“唐羅主義”的戰略短視與合法性危機。無論直接接管還是尋求傀儡式的政權來管理後馬杜羅時代的委內瑞拉，是美國行動“非正義性”的明證。特朗普政府對委國內各派政治力量的模糊態度和可能的控制，將使未來委內瑞拉政治重建充滿動盪。特朗普對拉美國家主權尊嚴的極度蔑視，如威脅各國“必須與美國合作，否則將面臨後果”，甚至直接指責哥倫比亞總統“製造可卡因”，可能在短期內對拉美各國政府造成威懾，但長期會激起拉美社會更廣泛的反美情緒。

綜上，“唐羅主義”仿效門羅主義，但它並非復刻，而是一次充滿危險氣息的升級。它繼承了門羅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戰略基因，卻在其基礎上發展出了更具進攻性、更功利、更依賴武力的形態，標誌着美國西半球政策從具備一定規則和意識形態包裝的“隱性霸權”，蛻變為以單邊武力和經濟脅迫為表徵的“顯性強權”。

未來，“唐羅主義”將對國際秩序構成嚴峻挑戰：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法基本準則被公然踐踏， “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內政”原則形同虛設。對拉美國家而言，一個更加咄咄逼人、更難預測的北方強鄰正在擠壓其戰略自主空間。

門羅主義曾歷經百年，期間遭遇拉美國家數度反抗，從大棒政策到睦鄰外交，其內涵和實現方式也進行過多次調整，但當今“唐羅主義”儼然已經變異。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唐羅主義”本質上是美國在面對自身相對實力下降和全球格局多極化趨勢時，為維繫西半球霸權而進行的一場焦慮性掙扎。它試圖用19世紀的霸權邏輯應對21世紀的複雜現實，其結果很可能與預期相反：不僅無法實現長期控制，反而會進一步喚醒和強化拉美地區的戰略自主意識，加速推動一個美國無法單邊主導的、更加平等的西半球新秩序的形成。殖民時代和帝國時代的邏輯早已過時，任何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政策都難以逃脫失敗的命運。

（作者係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研究實習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