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飛龍
2025年是二戰勝利80周年,二戰後國際秩序是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包容性、進步性秩序,確立了人類和平發展的基本價值和制度方案。但這一秩序如今已千瘡百孔,爲人類社會前途蒙上濃重的陰影。就人類社會對國際秩序的前沿性思考與表達而言,每年的俄羅斯瓦爾代俱樂部年會和歐洲慕尼黑安全會議都是非常重要的觀察口徑。比較而言,歐洲慕尼黑安全會議代表性、覆蓋面和影響力更大。2026年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主題是“正遭摧毀”(Under Destruction),聚焦的正是衰敗中的國際秩序。
國際秩序的巨大危機來自於對這一秩序本身的長期分歧性理解和衝突性實踐。這一秩序,從國際法的規範性而言,來自二戰勝利果實,是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多邊主義的、反法西斯和反專制極權的一種和平、發展與人權保障的文明秩序。這一秩序根植於世界大戰的災難淬鍊和多文明、多民族的交疊共識,是人類文明史上迄今為止最大尺度與規模的國際秩序。但這一秩序本身充滿矛盾因素和多重張力,決定了其規範內涵在制度化表達過程中的歧義性和多變性:
其一,二戰後平等秩序與冷戰霸權秩序的長期衝突排斥,造成了聯合國憲章之國際法理想規範與目標的長期空轉及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對盟友體系內部“新殖民秩序”的強力建構。歐洲對美國的精神性與制度性依賴源自冷戰中的美國體系性霸權及其內部整合。
其二,第三世界興起與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運動。這是對二戰後平等秩序及其規範性理想的積極回應,以及對冷戰霸權秩序的批判和超越。但囿於新殖民主義的滲透破壞、第三世界本身的力量侷限與脆弱團結以及泛民族主義的感染侵蝕,第三世界的集體鬥爭有一定國際法成果,但未能帶來真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其三,國際法秩序的二元性與聯合國體制功能的紊亂。二戰後國際秩序從規範性上以聯合國憲章及其附屬機構、公約與執行機制爲準,但霸權單邊主義、列強協調共治、國際政治的“秘密俱樂部”機制甚至“世界深層政府”(共濟會等)反覆對衝穿透這一規範秩序。同時聯合國系統本身也存在執行與制裁力不足、民主赤字、機構官僚主義、效率低下、人權工具化、選擇性制裁干預等種種治理性難題,時至今日,聯合國面臨內外挑戰和危機,日益呈現出“周天子化”的特徵。
其四,作為二戰主要戰勝國、冷戰主要勝利國與二戰後國際秩序主要締造者的美國自身的道德與政治蛻變,是國際秩序動盪不安的關鍵誘因。歐洲國家對美國的價值依從與安全信賴,根源於歐美的文明同源性和美國作為世界帝國的霸權能力。人類史上,所有可持續的霸權都內含一種“理”(王道)與“力”(霸道)的有機結合,都隱含着被支配一方對霸權主體一定程度的道德認同和力量認可。大西洋主義與北約體制,建立在共同面對蘇聯威脅基礎上,但更是建立在歐美的價值同源與制度優越性基礎上。特朗普美國打破了這一切,將歐洲置於不安全、依賴不連續的巨大恐懼之中。
現行國際秩序是西方國際法思想和制度長期演變的結果。國際法源自羅馬萬民法,淬鍊發展於歐洲中世紀後期的宗教戰爭與世俗主權秩序的構建過程中,是基督教世界在“神聖共同體”解體後殫精竭慮構建新文明秩序的重大制度成果,也是貢獻給全世界與全人類的重大文明結晶。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標誌着現代國際法的誕生,其主權平等與和平主義原則是價值內核,儘管未能終結列強爭霸和殖民主義擴張,但畢竟爲現代世界樹立了國際關係與國際秩序的價值準據和制度樣式。1945年《聯合國憲章》是現代國際法成熟的標誌,原則上否定了專制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凝聚了和平、發展、人權的基本共識,試圖塑造一個主權平等的民主新世界。美國扭曲了這一秩序,以冷戰開闢了新霸權規範空間和鬥爭秩序。特朗普政府以一系列違反國際法的實踐進一步摧毀了這一秩序的道德和政治基礎。
在世界劇變之下,中國成爲道德與政治的正義代表與行動力量。王毅外長在本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了題爲“攜手校準歷史巨輪的正確航向”的主旨講話,提出了中國主張和中國解決方案。中國是有着五千年多年文明史的東方大國,其文明的突出特性表現爲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是大一統的中華民族理想與天下大同的世界民族理想的有機結合。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帶來的不是西方式帝國的霸權重複,而是人類民族治理與和平發展的蓬勃生機和新樣式。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帶來的不是世界民族的新等級和國際秩序的新霸權,而是真正的命運與共,天下大同。
總之,1945秩序面臨重大挑戰,特朗普新霸權秩序煊赫一時,無以爲繼,歐洲陷入深度迷茫困頓,其戰略自主與主權重建之路道阻且長,一波三折。電視劇《太平年》的熱播表達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為“太平年”的大一統長期奮鬥的歷史和智慧,而國際秩序所指向的世界各民族的“天下太平年”何在?何時可與世界各民族共飲“天下太平年”的一杯熱酒?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終極理想。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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