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順潮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於2月25日公布，主題為“創科驅動、金融賦能；多元發展、關愛惠民”。在積極推動創科與金融、為經濟尋找新增長點的同時，財案並沒有忽略市民最關心的醫療與民生福祉。面對人口老齡化與慢性病個案持續上升的結構性挑戰，新一份預算案在醫療及福利措施上力求“精準惠民”，既回應當前的實際需要，亦兼顧公共財政的長遠承擔。

通覽整份預算案，與長者相關的篇幅相當可觀，顯示政府在財政規劃上，已不再只著眼於一年一度的短期紓困，而是開始以結構性視野去面對老齡化社會的長期挑戰。香港長者人口比例在未來十多年將持續攀升，長者對醫療服務及長期照護的需求只會有增無減。如果公共資源配置未及早調整，不但會進一步加重公營醫療系統的負荷，更可能擠壓教育、創科、基建等其他重要範疇的投資空間。今次財案在長者照護與醫療資源投放上的加碼安排，正是對這種中長期風險的一種前瞻性回應。

在關顧長者方面，政府提出明顯擴大長者照護服務券的規模。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名額，將在下年度起增加四千張，提升至一萬六千張，相關每年預算開支約十二億元。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的名額亦會增加一千張，達至總數七千張，每年預計開支約十九億七千萬元。

從名額增幅及財政承擔可以看出，政府已意識到，不論長者選擇留在社區安老，還是入住院舍，都需要更穩定和更具選擇性的支持。社區照顧服務券有助推動“居家安老”，讓更多長者可以在熟悉的社區環境中繼續生活，同時減輕公營及資助院舍的輪候壓力；院舍照顧服務券則為照護需要較高的長者提供更多元選擇，提升整體服務供應的彈性。兩種服務券同步擴展，顯示政策並非偏重單一安老模式，而是尊重長者的不同需要與家庭實際情況。

透過服務券制度，政府亦有條件引入更多非政府機構及合資格服務提供者，逐步建立一個由公共監管主導、但保留一定市場彈性的服務生態。在適當規管下，這種模式有利提升服務質素和覆蓋率，亦能更靈活地回應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需求增長。服務名額的明顯增加，可以清楚感受到政府對長者照護問題的及時回應。

在照護安排以外，針對長者醫療需求的政策同樣有明確加強。財案提出，將“長者醫療券獎賞先導計劃”延長兩年至2028年底。按照現行安排，當長者在同一年度內，以醫療券支付檢查或慢性疾病管理等指定基層醫療服務，累計金額達一千元者，便可獲額外五百元醫療券獎賞，涉及額外開支約十億元。

這項安排的重要性，首先在於協助長者由“被動求醫”轉向“主動預防”。透過這種具體獎賞機制，鼓勵長者重視使用基層醫療服務，特別是身體檢查與慢性病監察，從而將“有病才睇醫生”的模式，逐步轉為“定期監察健康”。當長者的糖尿病、高血壓、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能在社區層面及早發現並加以持續管理，急症入院及嚴重併發症的風險自然降低，公營醫院的壓力亦可相應減輕，醫療總體開支的增長也較易受控。

其次，這種有條件的獎賞設計，實際上提高了醫療券作為公共資源的政策效益。單純增加醫療券金額，未必能夠帶來健康狀況的實質改善；相反，以“達標後獲獎賞”的方式，引導長者將醫療券優先用於具預防和管理效益的服務，例如定期檢查和慢病護理，能讓每一元公共開支產生更大的社會回報。

在支援在職家庭方面，預算案提出增加獨立幼兒中心服務名額，目的是協助家庭照顧者在育兒與就業之間取得更大彈性，讓更多現時因照顧幼兒而退出職場或減少工作時數的人士，有機會重返職場。

這項措施同時針對兩大政策目標。其一，是紓緩勞動力短缺。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而勞動人口增長放緩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大制約。如果能透過擴充托兒服務，令更多有意願工作的幼兒照顧者得以返職，無論是對服務業、護理業等人手密集行業，還是對整體經濟活力，都具有正面意義。其二，是改善育兒環境，穩定甚至提升年輕家庭的生育意願。可靠而負擔得來的托兒服務，往往是年輕夫婦考慮是否生育、是否生育第二胎的重要因素。增加幼兒中心名額，等於在實務層面為家長“托一把”，有助逐步改善本港的育兒生態，為應對長遠人口結構挑戰創造條件。

本人亦期望政府在支援在職育兒家庭方面，可以有更多元及具誘因的配套構思。例如，可考慮為商業性質的幼兒中心提供適度稅務優惠，吸引更多私人機構在幼兒照護市場投入資源。在確保服務質素和監管不被削弱的前提下，善用私人力量，加快擴展服務供應，避免單靠公共資源單向擴張，導致財政壓力過於集中。

作為一名醫生，本人特別關注財政預算案中與醫療體系有關的部分，尤其是基層醫療的具體部署。預算案提出，政府將進一步深化社區基層醫療，推出“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在這個框架下，政府計劃擴大疾病篩查範圍至乙型肝炎等病種，加強家庭醫生、專科醫生、護士、藥劑師及專職醫療人員之間的跨專業協作，同時完善醫務化驗和放射診斷等輔助服務，目標是在首五年內讓約七十萬人受惠。

早在2022年，政府已公布《基層醫療健康藍圖》，清楚指出要強化本港基層醫療系統，以應對人口老化和慢性疾病患病率上升帶來的挑戰。今次預算案延續並具體化了藍圖方向，關鍵在於把原本停留在政策文件層面的構想，真正推進至社區層面的實際運作，逐步建立一個覆蓋全港的基層醫療網絡。

這種“共同治理”模式的核心理念，是把醫療重心由醫院端有序地向社區前移。透過定期檢查、風險評估和及早轉介，把疾病控制在較早階段，醫療系統便可由過往以“治療為本”，逐步過渡到“預防為本”。當更多可於社區處理的健康問題，被及時攔截於家庭醫生和地區醫療網絡層面，公營醫院，特別是專科門診和急症室的壓力便有望得到紓緩。同時，跨專業團隊在資訊更暢順的前提下協同工作，亦有助患者獲得更連貫的照護，而非零散和重覆的診症服務。長遠而言，若“共同治理網絡”能持續優化並有效運作，將有助提升整個醫療系統的運作效率，亦有利於穩定醫療開支的增長。

今年財政預算案在“派糖”方面，同樣為不少市民帶來驚喜。有市民受訪時表示，透過提升子女免稅額及供養父母免稅額，加總後每年可節省約一萬元稅款。這類稅務寬免措施，表面上是為家庭提供短期的“減壓”，實際上還具有多重積極作用。

首先，這直接減輕了中產及所謂“夾心階層”的經濟負擔。這一群體往往同時承擔供養長輩和撫養子女的責任，生活和置業壓力均較沉重，適度的稅務寬減可以為他們釋放一定現金流，有助紓緩日常財政緊張。其次，稅款的節省實際上提升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部分金額很大機會回流至本地消費市場，對零售、飲食及服務行業產生正面拉動作用。再者，透過稅制向撫養子女及供養長輩的家庭提供較大支持，本身也是一種政策訊號，肯定家庭在維繫社會結構中的核心角色，對於價值導向與社會氣氛亦具有一定象徵意義。

在本地經濟仍處於調整與復常階段之際，適度的稅務寬減與民生支援，不僅是財政技術層面的操作，更關乎穩定社會預期與信心，為經濟活動提供一股正面心理推力。

整體而言，今次財政預算案在“創科驅動、金融賦能”的大方向之下，並沒有以犧牲民生作為代價，反而在長者醫療、社區照護及在職家庭支援等方面，呈現出相對鮮明而連貫的政策重心。在“敢為”投資未來的同時，財案亦透過擴大長者社區及院舍照顧服務券、延長與優化長者醫療券獎賞計劃、推展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增加幼兒中心名額以支援在職家庭，以及調整稅務安排以減輕家庭負擔等多項措施，回應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醫療與社會壓力。

當然，政策仍有一些有待優化的空間。例如如何更好地善用公私營協作，加強醫療與社福領域的數據共享與服務統籌；如何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誘因，鼓勵私人機構更積極參與幼兒及長者照護市場；以及如何持續提升基層醫療與專科醫療之間的轉介和銜接效率。然而，從整體方向來看，新預算案在醫療與福利方面，已展現出“精準惠民”與“積極有為”的基本格局，值得充分肯定。

（作者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