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分析《國家發展規劃法》架構下香港主動對接的路徑與破局

文｜耿國華

眾所周知，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向來以「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為「一國兩制」之根本所在。 2026年3月12日，隨著《國家發展規劃法》的正式施行，中國將「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戰略定力上升為法律意志。值得注意的是，這部法特別提及支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主動對接國家發展計畫。這無疑為這座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出了一道極具挑戰性的考題。

長久以來，香港將「積極不干預」奉為圭臬，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在許多人看來，香港政府的財政能力、市場管控手段與內地相比似乎「不在一個量級」。面對國家「十五五」規劃（2026-2030）這盤宏大棋局，一個習慣由市場「無形之手」主導的城市，究竟要如何「對接」？

答案或許令人意外：香港並非要複製內地的“舉國體制”，而是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治理變革——從“被動放任”轉向“主動作為”，以國家規劃為“導航儀”，在堅守“一國兩制”優勢的前提下，完成一次“超級聯繫人”的自我升級。

一、 破題：從「無字天書」到「首份藍圖」的治理跨越

要理解香港如何對接，首先要理解香港最大的「劣勢」正在轉化為「優勢」。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香港是全球已開發經濟體中罕見的「沒有產業政策」的城市。這種模式在全球化黃金時代成就了香港的效率與繁榮，但當全球產業鏈重建、科技創新成為主賽道時，「缺乏中長期規劃」就成了香港的軟肋。

《國家發展規劃法》的實施倒逼香港必須改變。 2026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明確宣布，香港將首次製定屬於自己的「五年規劃」 。這項舉動被外界視為香港治理模式的「成年禮」。

對接的具體路徑之一，便是「對錶」。
香港不再僅僅盯著國家規劃中直接提及香港的“字眼”，而是系統性研究國家“十五五”規劃中的“4+1+1”定位（鞏固金融、航運、貿易、航空四個中心，打造創科中心與人才高地）。特區政府成立了由特首親自領導的跨部門專班，並創新地建立了政府與立法會的專項協同機制，將過去碎片化的施政整合為系統性的頂層設計。

二、 錯位競爭：用「制度供給」彌補「財政供給」

如果香港試圖在「砸錢」上與內地城市比拼補貼力度，無疑是「以短搏長」。香港對接國家規劃的核心邏輯，並非簡單的“財政跟隨”，而是 “制度對接”與“平台對接” 。香港的「小政府」雖不擅長直接配置資源，卻掌握著內地城市短期內難以替代的武器——「一國兩制」下的普通法體系、資本自由流動以及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商務、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

以國家「十五五」規劃首次強調的 「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為例，香港並未簡單地向中央要項目，而是透過制度創新來「接單」：

1. 豐富產品池：香港正致力於擴大「點心債」發行，完善離岸人民幣殖利率曲線，讓海外持有人民幣的人有更多投資標的。
2. 打通數據流：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正在探討設立“數據沙盒”，探索數據跨境流動的規則松綁，這是解決科研瓶頸的關鍵一招。
3. 法律護航：針對內地企業出海面臨的法律風險，香港立法會正研究修訂《仲裁條例》，擴大內地對香港仲裁裁決的認可範圍，涵蓋智慧財產權等新興領域。這也是鞏固香港作為世界法律仲裁中心的另一個強力舉措。

香港的角色正在從「超級聯絡人」進化為「超級增值人」 。它不是直接給錢，而是給「規則」、給「通道」、給「安全感」。對於國家“十五五”規劃中的“高水平對外開放”目標，香港這種基於法治和自由的“軟對接”，其戰略價值不亞於任何一筆巨額財政撥款。

三、 民生向背：以“規劃”之力破解“市場失靈”

長期以來，香港的「小政府」理念在應對深層民生矛盾（如土地房屋、老齡化）時顯得力不從心。國家規劃的核心優勢在於「以人民為中心」的長期主義，這正是香港需要「對接」的精髓。在此次香港五年規劃的編制中，民生議題被提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行政立法協同機制下，議員們深入參與研究，將人口政策、青年向上流動、安老服務等「老大難」議題納入規劃約束性指標。

跟內地社會治理奉行長期主義一樣，這是一種治理哲學的轉變。在「對接」國家規劃的過程中，香港政府開始正視「市場失靈」的存在。例如，在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這項宏大工程時，單靠市場力量難以在短期內完成如此大規模的土地開發和產業導入，必須依靠政府的頂層設計和長期投入。香港的「五年規劃」正是為了給這種長期投資提供政治保障和財政紀律。久久為功，才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然理念。

四、 出海新局：從「引進」到「並肩走出去」

香港對接國家規劃的另一個關鍵落點，在於服務國家「雙循環」策略中的「外循環」。

面對全球地緣政治複雜化的“不確定性”，國家需要穩定的海外窗口，而香港則提供這種“確定性”。 《國家發展規劃法》的實施，讓香港貿發局等機構有了更明確的行動指南。香港貿發局已成立「十五五」規劃專責小組，並於2026年4月啟動「出海全球通」服務，目標直指協助內地企業拓展東歐、中亞及「全球南方」市場。

在這一層面，香港政府的角色變得清晰：做企業出海的「帶刀護衛」。
當內地企業面對陌生的越南、泰國或中東市場時，香港提供的不僅是低稅率，更是法律盡調、國際仲裁、跨境金融結算等一套完整的「解決方案」。香港正在利用國家規劃的東風，將自身的專業服務打包成一種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共產品。

總結起來，《國家發展規劃法》中關於香港的特別條款，並非要求香港放棄自由市場原則，而是要求其在「一國」的框架內，結束那種「五年一屆，最多應付兩屆」的短期行為，以及忙於做表面文章、迎合中央政府等「長不大」的治理幼稚病。

香港對接國家規劃的實質，是一場 “自由的升級” 。它不是用政府的“手”去取代市場的“手”，而是用法治化、系統化的中長期規劃，去對沖市場的短視和外部環境的風險。也就是説，香港完全可以在經濟全球化思維下，沿著「一帶一路」戰略，發揮香港朋友遍天下之所長，拓展中國製造業的業務市場，贏得訂單，以此夯實香港轉口貿易中心地位的同時，讓超級聯繫人變為了增值人角色的直接轉變。

馬年開新篇，現在來看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的「小政府」正在變得更聰明、更有遠見。事實也證明，國家幾十年來「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定力，值得香港深思與學習。當香港的普通法優勢、國際資本優勢，與國家規劃的頂層設計優勢形成共振時，香港才真正履行了其在新時代國家發展大局中的獨特使命。

（作者係港區山東省政協委員、香港淄博同鄉會會長、香港西貢將軍澳工商聯會長、香港山東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全港各區工商聯副會長兼港臺經貿委員會主席、魯港姊妹學校聯合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