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飛龍   

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兼具民族性與普遍性的思想運動和知識工程，是中華民族的當代“啟蒙運動”，這一啟蒙的根據不是西方思想與制度，不是西方式現代化，而是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傳統和實踐成就。以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為方法，以中國式現代化為場景與依託，以中國與世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互動為進取路徑，這一場自主知識體系運動標誌着中華民族的政治成熟與精神成熟。

在這場民族性、時代性知識運動進程中，法學與法治的自主性構建成為關鍵環節。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總體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與中國法治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的重大思想成果，是構建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法治思想指南與科學方法基礎。習近平法治思想自2020年中央首次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以來，內地各高校與科研院所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闡釋與宣傳工作，取得了積極成效，特別是具有了顯著的學科化、體系化發展並產生了一定的國際思想傳播和學術交流成果。

《習近平法治思想學習綱要（2025年版）》將“堅持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義的“第十二個堅持”，充分體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與時俱進、守正創新的理論品格。202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條例》。這是第一部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工作的基礎性、綜合性黨內法規，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的權威法規載體。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是全面依法治國深層次推進與全球治理體系結構性變革的關鍵時期，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體系化學理化闡釋、中國法學自主知識的體系化構建以及中國法治文明與制度經驗的全球化表達，構成中國之治與中國之理走向世界的標識性線索。

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闡釋宣傳是中國構建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礎性工程。對由治及興新階段的香港而言，“一國兩制”的內在文明基礎與國家制度理性需予以充分挖掘、闡發和實踐化，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學習與政治運用，無疑對於全面準備理解和實踐“一國兩制”有着重要的政治法律意義。綜合五年多以來的學術理論進展與制度建設情況，筆者認為需對這一分領域思想的內部建設與對外傳播進行經驗總結和路徑優化。這一分領域思想的評估分析基本結論及其政策建議對其他分領域思想亦有重要參考價值。對外講好中國文明故事、法治故事和中國式現代化故事，習近平法治思想是一個關鍵抓手。

第一、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內向築基”問題。打鐵還需自身硬，理論建設同樣如此。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立足中華文明、中華大地、中華民族與馬克思主義真理基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成果，必須統籌深化馬克思主義法治原理的“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根脈”，必須始終以“兩個結合”的哲學思想高度與科學方法論核對總和發展其概念、範疇、理論、方法與知識體系。筆者在參與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過程中深刻體會到“兩個結合”的思想意義，特別是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中的思想與方法論價值。學術自信來自歷史自信和實踐自信，來自對中國性的文明論理解與學術理論轉化。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體系化學理化，需要特別重視打基礎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法治原理特別是共同體思想及其法學理論內涵，將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理學根基與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法學思想更緊密扣合起來。同時還需要對中國古代法律思想與制度、中華法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制、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法制、春秋國際法與朝貢法律體系、絲綢之路比較法等進行專題化研究並將成熟成果納入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學理體系之中。此外，還需確定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當代時空座標，確定其既是民族復興的法治思想，也是人類和平發展的法治思想，既解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制度道路問題，也解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制度構建問題，從而貫通指導“兩個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法理與制度建設。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統籌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法治與德治辯證統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治理等，可在“兩個共同體”的時空法權秩序中進一步精準地位和理論化。

第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橫向關聯”問題。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一部分，既有其內在的思想發展規律和理論表達特色，又與總體思想體系及其他分領域思想、重要思想與重要論述之間存在緊密聯繫。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闡釋，必須放在整體思想體系脈絡與分領域思想橫向關聯的層面展開，力求避免分領域的自我封閉。我們可以今年通過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為例，這是中華民族的自我理性立法，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與治理經驗的法典化，立法指導思想和方法上體現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跨域融合”，從而為這一民族領域的標誌性立法提供了科學理性的內核支撐。同期通過的另一部法典《生態文明法典》同樣體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與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有機結合與互動。諸如涉外法治領域、經濟規制領域、“一國兩制”領域的國家重要立法無不體現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橫向關聯與交叉互動特徵。這些案例啟示我們，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體系化與學理化要特別重視分領域思想之間的橫向關聯，並始終立足整體思想脈絡和發展趨勢，形成思想理論研究闡釋的整體化與關聯性，進一步提升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體系化與學理化內涵。

第三、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縱向穿透”問題。習近平法治思想在我國法學學科體系與知識體系中承擔着總體法哲學與總體法理論的基礎性角色，既是對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有機結合與當代運用，又是與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論及其制度模式的思想競爭和理論鬥爭，是構建中華民族精神主權與自主知識體系的關鍵環節。從習近平法治思想目前的學術研究和課程教學來看，主要集中在法理學和憲法學範疇，對主要部門法的滲透與影響非常有限。儘管教育部和各高校都在“課程思政”意義上推動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入法學各類課程，並號召將習近平法治思想廣泛運用到部門法研究中，但實際成效和進展並不顯著。如何真正從法學理論上溝通、打通、穿透“部門法壁壘”呢？我們既要尊重部門法內在的學術傳統和發展規律，又有效滲透體現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與科學方法，積極推動各部門法的思想自覺與方法自覺，增強各部門法研究的中國問題意識和中國理論主體性。對部門法的“縱向穿透”問題，需要習近平法治思想更加準確深入地面向中國當代法治實踐和國際法律制度變遷，對部門法理論背後的共同價值基礎、法律原則、風險機制、治理規律、制度技術等進行“通論”性研究和主動的理論供給。習近平法治思想體系化學理化要過“部門法”這一關，要與法學分領域、分部門及交叉方向緊密對接，可以有計劃、持續性地組織開展“習近平法治思想與部門法”系列學科對話與理論研討，推動各部門法自主知識體系構建與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闡釋運用更加緊密、具體、有機、可持續地結合起來，從法學內部學科體系化意義上增強習近平法治思想的解釋力、穿透力、整合力與建構力。       

第四、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外向傳播”問題。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原創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思想，具有貫通古今中外的系統集成特徵，不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某一門派或某一支系的法學思想。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解、認同與對外傳播，必須具備中華文明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知識背景和學術基礎。從當前全球法學知識生產機制、法治思想生態與法律制度體系來看，仍是以西方的法治理論、法律制度、法學期刊與法律文化為主導的，西方法學知識霸權與制度霸權雖有鬆動但仍具有較強的支配性和影響力。特別是西方法治思想和法律制度在過去幾百年的殖民化、現代化與全球化歷史進程中客觀上取得了較高的知識與制度地位，我國晚清以來甚至改革開放以來的法學教育和法律制度建設深度西方影響。習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在反思西方法學與法治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對內需要進一步鞏固深化構建學理體系和知識體系，對外需要宣傳好習近平法治思想的要義和貢獻，特別是對人類法治文明與人類和平發展的規範性理解與制度性貢獻。目前來看，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對外傳播還存在一定的阻力和空間，需要認真評估總結與改進：其一，西方法學與法治的霸權體系和意識形態影響力構成習近平法治思想國際傳播的主要阻力，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主要競爭對手；其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法學學術期刊發表、國際有影響力媒體深度報導與評述、國際學術出版社專著出版、國際法律學者與交叉學科學者研究回應等尚未形成規模化、代表性與可持續效應；其三，習近平法治思想國際傳播中對法治文明互鑒、法律制度比較、法治故事分享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法學共思方面還需要更大力度、更為系統的謀劃推進，且需要特別注意定向積累國際傳播中的經驗心得和學術思想成果，可更多借助不同文明背景、不同民族和不同語種的學術平台及期刊、媒體持續深入地研討和產出，必須注意要精準針對交流物件國的法律傳統和法治實踐需要，共同探討設定學術研討議題和議程，將國際宣傳與傳播轉化為法治文明互鑒和法律制度比較的學術互動，並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載體引導聚焦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基礎和法治經驗。

總之，習近平法治思想根植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深厚基礎之上，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思想成果，已經並將長期指導我國全面依法治國的理論建設和制度建設。同時，伴隨着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特別是“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進程的深層次展開，習近平法治思想在文明互鑒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將更加凸顯。我們要積極做好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內向築基”、“橫向關聯”、“縱向穿透”與“外向傳播”的統籌構建工作，在全面依法治國、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與“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中做出獨特的中國法學理論貢獻。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副院長、教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